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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学；“新”新贸易理论；企业异质性；空间格局；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1.5；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这一特征，是我们研究现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年猛 等，2012）。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这种研究不仅“在上一代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Krugman，1991a），而且难入主流。目前，已经声名鹊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规律，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安虎森，2009）。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论的引入，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完善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方向。
二、 空间、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1.缺失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在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排斥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热衷于讲述没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安虎森，2010）。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Blaug，1997）在《经济理论回顾》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先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论述过关于区域与距离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经济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关乎‘空间’的经济研究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当中几乎不见踪影；尽管古典区位论在19世纪兴起、成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间维度的”。
虽然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空间维度，但诸如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一直研究并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空间分析范式。然而这些学科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常常假设经济活动的集聚体（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把这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视作“黑箱”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块状”特征非常普遍且无法回避，于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从“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构成；另一方面是指技术外部性，也称为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 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现象。但是，主流经济学这种外部性对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关键是缺乏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间问题的；同时，区位论等非主流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为力和非主流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足，“空间”这一经济学“最后的前沿”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立足点。
2.新贸易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实际上是脱胎于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与这两个领域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创了新贸易理论和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框架（Krugman，1979）。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是导致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贸易理论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区位。1980年，Krugman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来描述由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Krugman将其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以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即一单位商品在到达目的地时会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这部分就是运输成本。这种假设显然有利于Krugman数理模型的构建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种“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批评。 假设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在进一步完善新贸易理论的同时，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Krugman，1980）。尽管新贸易理论蕴涵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但没有实现立足于消费者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才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贸易理论被经济学界誉为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奠定了诸多基础。Krugman创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费者多样化、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运输成本等特征的农I部门以及工业企业和工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无成本迁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创立新经济地理学之后，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通过新的理论视角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即在给定生产要素国际分布的情况下，同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国际贸易理论）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位运行（经济地理学）的共同驱动力。
3.“新”新贸易理论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贸易对产业内的再分配和产业总生产率的影响》（Melitz，2003）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掀起了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更加强调企业而不是行业的重要性，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比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来解释产业间贸易以及新贸易理论中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来解释行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更加微观角度――企业来解释国际贸易活动。NNTT模型揭示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同一产业内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也会促使效率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会提升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得益于微观企业统计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
因此，引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只研究产业层面而缺少企业层面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贸易理论对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解释力。随着新贸易理论稳步发展到“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也逐渐发展到“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经济地理学仍然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但更强调企业、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和企业的集聚行为。更关注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对关注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补充，在整个新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中搭起了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而理论与实际的不符正是新经济地理学饱受批评的原因。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1.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1）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7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创立的DS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家们提供了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从而新经济地理学得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DS模型设计精巧，涉及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Dixit和Stiglitz（1977）通过假设商品效用函数的拟凹性和不变替代弹性以及差异化产品，保留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假定，构建了消费者消费多样化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据原假设，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异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特征。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种类越少，市场竞争就越不激烈，厂商就越能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多样化消费能促进效用的增加，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就产生了厂商偏向商品种类少样化而消费者偏好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在市场规模不变情况下，新厂商的自由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均衡，厂商利润为零；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产品的种类的增加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即生产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贸易促使市场规模扩大、规模经济有效利用以及消费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吸纳和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
（2）CP模型的创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批判性发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译为“中心―模型”或“核心―边缘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完全内生化。Krugman（1995）指出，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指运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呈空间分散格局；随着贸易自由度开始提升（即运输成本开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径依赖”现象。 ，经济活动的区位不会很快发生改变；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会产生“突发性集聚”，经济活动会突然向某个区域集中并不断发生累积，并最终形成“中心―”（中心是工业区，是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空间结构。
CP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断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学者改善和补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等人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进行了总结（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边缘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资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简称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赖“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为基础，并采用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Iceberg transport cost）。 为基本特征。为摆脱“DCI框架”，尤其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说”与F实的不符，经济学家奇安马可・奥塔维亚诺（G. Ottaviano）等建立了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尝试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需求函数、线性运输成本和差别定价的框架来解析“中心―”现象。以“DCI框架”和线性函数为基本特征的两种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关联（ELinkage）方面的理论体系，而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建立的关于知识关联（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兴起的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向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这种趋势也代表着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3）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挑战、微观异质性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是其饱受批评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为新经济地理学解决微观基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梅里兹（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杨开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将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2011）借鉴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学者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贸易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Ottaviano（2011）将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引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当不同的企业面临区位选择时，效率低的企业为避免激烈的竞争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远离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额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况，贸易成本越大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过NNEG模型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企业供应产品的数量差异及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位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以阐释横向产品差异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差异可以阐释垂直产品差异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译为产品特异性）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同质性或差异较小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相信这些产品具有差异并产生偏好的不同。如果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扩大使得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个消费者效用的下降，这种产品差异就是横向的；若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的扩大使得所有消费者的效用都增加，这种产品差异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纵向的。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在区位类比分析中，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的相对数量，某一特定产品被认为定位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进而可以根据差异产品空间分布的特征来分析企业之间的区位差异。 。在“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横向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企业空间集中，垂直产品差异化则促进企业空间分散。从这方面来看，不同企业在效率上的异质性程度成为决定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一个微观因素。同时，对人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与劳动者异质性导致经济集聚的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相比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而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竞争会离开核心区而定位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边缘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存在“质”的差别的“核心―边缘”结构。很显然，这种空间结构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同质化的空间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激发了国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业或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三大效应：集聚效应，指由于企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知识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规模经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空间选择效应，指在竞争的作用下，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集聚在核心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布局在边缘区；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会主动选择在核心区（大市场区）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探讨了微观异质性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结论的影响，并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微观基础（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从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出发重新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微观机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探讨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的影响（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力求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综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如前所述，无论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还是“新”新贸易理论，DS框架都是其理论模型的基础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认为整个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冰山贸易成本理论、特别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初创立者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区位定位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贝伦斯等也在DS框架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与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业产品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缺陷，使得企业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随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用准线性效用函数替代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使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以线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经推出，就在贸易领域与新经济地理领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学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仅仅关注Frenchet分布，而无法反映随机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该分析框架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新经济地理领域使用得都比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启示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杨开忠等，2016），国外学者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已关注近十年，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微观层面稻菘苫竦眯越喜睿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李福柱，2011；颜银根，2013；陈光，2015；杨开忠 等，2016），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刘海洋 等，2015）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时，相关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实践应用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最新理论进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孙久文 等，2015）。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引进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首先，“新”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观思路。目前，中国存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以及产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差异、劳动者素质差异等微观异质性角度，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路径。
其次，“新”新经济地理学为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引入了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为学者研究政府实施区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预测性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新规划”，深入探讨其原因、机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素材。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学者应扎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实践，从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促进其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讲，目前的研究应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模型更大程度地与中国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市场的“空间选择效应”、区域政策的“分类效应”，并注重实证检验方法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方法的创新，让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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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JY019）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两大基本分支学科之一，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人文地理学是三个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中国科协从2009年开始开展学科发展研究，在地理学学科发展研究中，地理学家指出“明确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科学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和巩固，这既体现了地理学学科结构的客观要求，也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别是高师院校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实践环节、教学观念等方面并未真正凸显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地位。因此，高师地理科学（师范）专业面对中学新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现实，加强高师人文地理学课程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一、高校地理学类专业人文地理教学存在的问题
1.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与中学地理课程体系脱节
目前高校特别是高师地理科学专业课程体系中，重自然轻人文―经济，与中学课程内容脱节严重。（1）自然地理课程，所占课时偏多，人文地理课程比重偏低；（2）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课程截然分开，忽视了地理学的统一性、区域性特征，如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等；（3）部分自然地理过于专业化，如地质、水文、土壤、植物以及气象等教材的内容过多过深，许多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关联度很低；（4）在中学地理新课程内容体系中，人文地理所占比重已超过60%，除传统的农业、工业、交通、贸易等内容外，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城乡规划、文化地理、休闲地理等内容增加，而目前高校人文地理课程开设过少，明显薄弱，如重庆两所有地理科学专业的高校，西南大学专业必修课程801课时中人文地理类占22%，专业选修课程设计692课时，人文地理类占13%；重庆师范大学专业课程中自然地理类课程课时占专业课总课时的70%以上。
2.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及内容体系不适应基础地理教学改革的需要
当前，高师人文地理类课程内容在时代性、实践应用性与基础地理教学内容的契合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教学内容的“陈旧、混杂、空洞、盲从”比较突出，导致与中学教学内容脱节，不能很好满足中学地理教学改革的需要。（1）内容、资料相对陈旧，反映当今科学发展和实践的最新成果不足，缺乏时代感，这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密切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极不适应；（2）大学教材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分裂，如经济地理学内容与区域经济学无异，而中学新课程改革涉及的必修内容主要是产业活动与地域联系、地理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3）教材内容盲目追逐国际热点，机械照搬国外课程内容，抽象深奥理论的翻译与缺乏实际应用价值的内容太多，而轻视我国数十年人文―经济地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这必然削弱其实践性；（4）人文地理学研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应贯彻始终，但一些大学教材内容多是诸多内容的混合杂糅而不是有机综合，或“分支拼盘”，或人地关系中心论题不显，以致于学科特色尽失，从而导致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无所适从”，出现“人文地理学到底是不是地理学”的疑问也就很自然了，同时还导致人文地理学与其后续区域地理内容体系脱节，其理论基础课程的作用也被削弱。
3.人文―经济地理实践课偏少，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人文―经济地理类课程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均较强的特点，实践性课程理应成为高校地理科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在人才培养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高师院校的现行课程体系，基本上仍然属于重理论知识传授，轻能力的培养；重必修课，轻选修课；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程设置，表现为理论课程偏多而实践课程薄弱，缺乏能力训练。部分学校由于多种原因，不开设野外实习课，大部分高师院校更没有设置独立的人文地理实习课程，致使学生学到的知识仅是一些死教条、死知识；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没有学深、学透，很难适应中学常规教学以及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需要。如西南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新培养方案中仅有自然地理类课程和综合实习而没有人文地理实习。
4.人文地理课程实施观念和教学方法改革滞后
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系列课程设置中，培养实际需要的理论知识和能力训练的课程太少，甚至某些培养中学教师必备能力的课程根本没有。有些课程设置，如选修课不是从学生需要或培养目标考虑，而是从教师的研究方向或研究成果来设置课程，整个课程缺乏务实的内容，学生缺乏足够的能力训练。人文地理学教学中，重接受学习轻发现学习，即重视教师向学生传授系统知识，重视学生存储知识和积累信息的能力，教学方法则过多地采用单一传递、讲授、灌输的方式，多元启发式教学应用缺乏，因而，导致学生探究与发现能力以及实践与创新能力不足。
二、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优化
1.修订地理科学专业培养方案，科学架构人文地理学课程体系
修订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真正确立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首先，将人文地理学通论、经济地理学作为主干专业必修课程；其次，为了增强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围绕中学新课程标准对应开设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课程；同时，应将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分为理论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以突出课程的实践教学地位，鉴于课时及经费等实际情况，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可以联合进行实习，并在培养方案中体现“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实习”课程设置。
2.改革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人文地理学通论内容体系
针对目前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应坚持经典与现代结合、基础与前沿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结合、教学效果与学习收益兼顾、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对接等原则进行课程理论教学内容体系的改革。人文地理学研究以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为主线已成共识，因此，人文地理学课程内容改革应该围绕以下主题：人地关系概述（理论、内涵、地理学研究重心）、各种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经济、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从四个方面展开：①地理环境对各种人类活动的作用规律分析，突出地理环境的基础性作用，②地理环境作用下的各种人类活动空间分异规律，③各类具体人类活动区位规律，④各种人类活动空间变化趋势等，各种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冲突与协调。
其中，人文地理学中的经济地理学内容体系可架构为：（1）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布局体系或经济活动的区位与空间组织是其研究对象；（2）经济活动区位因素分析（自然、技术、社会条件、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3）企业区位规律；（4）经济部门区位规律：经济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变化的交互作用分析，包括农业区位、工业区位、服务业区位；（5）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差异及其动态演变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包括区域空间结构模式、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等；（6）经济区域与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活动区域的分异必然导致区域分工及经济区域形成发展，包括经济区域划分、区域分工，区域协调发展等内容；（7）经济活动全球化发展：全球化使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空间扩大，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及其区域影响是地理学的关注点；（8）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
3.构建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人文地理实践能力培养
人文地理学的实践应用性非常强，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是课程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基于人文地理实践教学薄弱与经费紧缺的客观现实，从专业培养目标需求出发进行人文地理学实践教学体系重建，遵循课内与课外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需要与可能结合等思路设计形成验证性与综合性、研究性相结合的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其内涵是：（1）课堂内实践性问题-探究等；（2）实践性作业，包括人类生活活动区位评价、论文写作、数据分析处理等；（3）短程野外实习，包含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或人文地理综合短程野外实习；（4）综合野外实习，与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等课程联合组织综合实习（沿线开展经济、旅游、聚落、人口、文化、民族、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的实习）；（5）参与各种课外科技活动；（6）围绕人文地理内容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4.注重课程教材选择与建设，提高人文地理学教学效率
目前人文地理学通论教材主要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人文地理学》、“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人文地理学》和高等学校教材《人文地理学》（陆琳主编）。主要教材各有特点，地理科学专业可以选择一种主教材，但同时应依据人才培养目标，经典与现代结合、国际与国内人文地理研究实践结合，与基础教育衔接的要求优化更新教学内容。分支学科教材发展参差不齐，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工业地理等教材建设较好，其他分支学科的教材急需建设，同时已有的经济地理、人口地理等教材也应不断完善优化内容体系，如经济地理学目前没有针对师范专业的教材，高教社《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导论》（修订四版）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师范专业教学需要，《人口地理学》内容和资料也需更新，因此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类教材建设尚显急迫。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唯教材是从，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充分突出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利用和开发教材，教师力求人文地理学教学内容体系实现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国际与国内相结合，从而发挥教材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中的科学高效的引领作用。
三、高师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1.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作用有机融合
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重点、难点内容上，采取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如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但同时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以利于培养学生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创造性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我们对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将启发式、讨论式、问题―探究式、角色参与、实践性作业、课程论文等方法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这些方法有利于“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发挥。如经济地理学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经济区位的现实或热点，将课程内容与经济区位实际相联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探讨现实问题、寻求理论解释，从而使其掌握原理知识，再应用于实践。这么做能增加教学的广度与深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地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充分利用多种教学资源与加强实践教学相结合
丰富的现代信息网络资源为丰富人文地理教学提供了平台。受课时限制，人文地理课堂教学应精细化，但其综合性、交叉性要求学生吸收广博知识和多种人文社科研究方法。教师利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及精品课程网等，可开发多种教学资源，实现教学过程的全程网络化，方便学生学习研究。人文地理的实践应用性决定了教学中重视知识原理与经济发展实践结合的必然性，一方面，教师精选国家、地方以及教师科研实践中有关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或者围绕某人文地理问题让学生收集多种地理信息资源并提供案例，师生共同分析，这有利于学生应用知识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提高；另一方面，完善人文地理实践教学环节，将实践教学融入整个教学过程（包括课堂内），设计形成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以此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
3.完善学习管理制度与课程考核多元化相结合
加强课堂管理，同时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实行结构成绩制：（1）课程考核成绩结构化。如，作业、问题-探究问答、课程论文写作与交流、网络学习、期末考试等。（2）考核方法多样化。平时考评考核包括作业、课堂讨论、课堂问答等，课程论文评价包括选题价值、写作水平、团队合作精神、工作开展情况等，期末考试包括题型、内容、难易、综合程度全面考虑。（3）考核内容的多元化。既考核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综合运用能力，也重视学生学习态度与学习主动性、创新性考核，一般通过笔试、口试主要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通过作业、讨论交流、课程论文写作考核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通过课程论文写作及交流、课堂问答、出勤、科研成果等情况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学风与学习的主动性、创新性。
4.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信息容量大（特别是地图）、清晰性强、交互方便、信息获取快捷等优势，人文地理教学应在继承与创新传统教学手段的同时，积极探索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其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并使用内容和案例丰富的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课件内容精炼准确、重点突出。交互性好，黑板效果和挂图效果优秀的课件，更利于人文地理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其二，通过网络与学生实现互动交流，及时为学生提供学习服务，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改进。其三，课程建设的基本过程、内容、所有教学文档上网，给学习者提供较好的平台。
教学方法多元化，一方面，推动教师钻研教学，提高教师“主导”能力。多元化教学法要求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有机结合，教师“主导”能力直接影响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多元教学法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要有很强的实际观察分析能力，必须多方面多角度地深入研究教材与学生、理论与实际等诸多问题，因此，多元化教学法有利于促进教师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多元化教学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多元化教学法要求学生自己或教师与学生共同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利于学生把握知识的内在联系，理论与实践结合，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维活跃、积极参与，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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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进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解和研究，近年来，杨开忠教授连续几年邀请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学面向全国举办新经济地理学研讨讲座，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的许多青年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密切跟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前沿。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力求通过讨论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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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不过，我们注意到，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和扩散是一个时断时续、时快时慢且时间跨度相当长的过程。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数学模型本身的严密逻辑自然毋庸置疑，其中的每一个参数都可以设置得恰到好处，演算和模拟结果在理论上也许无懈可击。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模型中的不变参数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可变的，如果研究的时间跨度有10年、20年、50年乃至1个世纪的话，有关参数的变化可能会相当大。比方说，“核心—周边”模型中的制造业工人的份额，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制成品在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和中间投入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所占的份额，区域专业化模型涉及的投入产出矩阵中的相关参数以及消费者对制成品的偏好强度(或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在长期之内并非固定不变，而由模型计算出的对称结构的破坏点和集聚状态的支持点的临界值对这些参数的变化极为敏感。因此，如何实现数学模型的严密逻辑与现实世界的演变路径之间的和谐，的确是新经济地理学必须正视的一项挑战。
关键词 新经济地理；城市体系；整合模型
AbstractReviewe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enderson urban system models,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was good to underst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Economics model,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on policy.
KeywordsNEG； urban system； integrated model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两大发展来自于阿隆索-米尔-莫斯（Alonso-Mills-Muth）和亨德森（Henderson）--前者讨论了单一城市的均衡问题，后者则讨论了多城市（城市体系）的问题。阿隆索-米尔-和莫斯将中央商务区和通勤者分别替代了杜能模型中的城市与农民，将杜能区位地租的概念引入城市空间结构均衡分析，是对杜能理论的直接延伸。Henderson（1974）则基于Alonso-Muth的城市内部结构模型框架，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把Alonso-Muth的模型扩展到具有有限产业部门的城市体系上，建立了城市体系形成的静态模型。
在Dixit-Stiglitz（1977）的工作以前，将报酬递增的技术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进行模型化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难题。Dixit-Stiglitz（1977）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性》一文，提出了D-S模型，将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纳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在20世纪80年代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加入运输成本，Paul Krugman（1991）发表了《递增收益和经济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开辟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研究领域。“中心-”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石（Neary，2001），继克鲁格曼的工作后，众多的学者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延伸。总体上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NEG models)包括三类（Fujita，Mori， 2005）：中心-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s），城市体系模型（urban system models）和国际（贸易）模型(international models)。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但是这两个领域却是几乎不兼容的。前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后者则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前者充分考虑了土地、通勤等要素，长于区域内部结构的考察，后者则充分考虑运输成本等要素，长于区域间结构的考察；从机理上看也存在巨大差别，比如前者的经济活动分散力量来自于本地的人员拥挤带来的生活费用上升，后者则来源于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和运输成本等因素通过市场形成的竞争效应。这种不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述两种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事实上，近年来，力求整合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为了一个前沿研究领域（Fujita，2005）。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等在两区域的框架下，加入了城市住房的地租作为分散力量，模型得到了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即当运输成本足够低的时候，制造业会分散。陈良文（2008）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整合到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之中，结论显示，作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内部通勤成本和作为重要集聚力量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都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响。邓永新（2008）则基于新增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整合模型，提出了一个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概念模型，认为基于动态要素的比较优势和基于积聚经济的竞争优势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
另一个方面，新经济地理学的数理模型是比较复杂的，限制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力和可应用性（Duranton，2005）。为此，Duranton等（2005）提出了一个图形分析框架，整合了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和几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该分析框架具有简洁易懂的特点，并且极其有利于进行情景分析（Scenarios analysis），方便政策上的应用。为此，本文主要介绍这个分析框架。不同的是原文讨论了凸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情形，本文讨论凹的情形，并相对规范的对该分析框架略做扩展，以求促进数理上比较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及其在政策上的应用。
二、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模型中，引起经济集聚的微观机制各种各样，主要包括内部规模经济1 、中间投入品、基础设施共享、劳动力池匹配效应和知识外溢等。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则直接假定生产的外部性，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由于考虑的集聚机制不同，各种模型有所差异，但结果都是造成经济集聚，从而使人均产出为总就业人口的增函数。如果假定资本完全流动，土地完全不能流动，那么只需要将重点放在劳动力的讨论上，通过让劳动力供需均衡进而确定产业规模等2 ，然后讨论作为外生变量的经济因素（如环境、基础设施等）对劳动供给与需求的影响，进而理解区域如何对经济冲击做出响应。为此，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的分析框架围绕劳动力的工资展开。我们将这一分析工具称为C-D-O分析框架。
（一）劳动力需求
假定区域总产出为Y，总就业人口为N，人均产出为y，劳动力名义工资为w，那么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有（1）式：
有理由承认规模经济的存在，但是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随着规模的提升可能逐渐导致更高的管理成本，由于这里要讨论规模经济所以避免讨论这种成本会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但是将这一因素给与力所能及的考虑是必要的。为此，有理由相信尽管人均产出是总人口的增函数，但是递增的速率是下降的。采用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中的生产函数（2式）考察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凹凸性：
（3）式即给出了（1）式关于人均产出递增的证明，也表明人均产出关于总人口N的曲线是凹的。这表示，劳动力需求曲线、劳动力反需求曲线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3。所以用反需求曲线反映劳动力需求，得到（4）式。
但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由于运输成本存在“阀值”现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达到某个点，经济将完全集聚，否则按照原始的农民的分布状态分散），所以在用这个框架讨论新经济地理学时，必须区分不同运输成本条件下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并且由于“阀值”的原因，劳动力需求曲线可能是负的斜率。可以推论，在运输成本低的情形下，上述命题合适；在运输成本高的情形下，劳动力需求曲线斜率、凹凸性正好相反。
（二）区域拥（成本）挤效应
区域的拥挤效应反应了当地生活的成本，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的外部性。随着当地人口的上升，住房成本，通勤成本都可能增加。由于地租增加，本地制造业的消费品价格也可能增加。但是如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所指出的更大的市场（人口），也意味着更多供应多样化产品的产商，若消费者是多样化偏好的，在给定贸易成本的条件下，这会导致一个较低的价格指数。
1．城市经济学的考虑重点。在城市经济模型中，通勤费用、土地是重要要素，是经济参与者面临的成本因素。“房价随收入增加而增加”是城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上述基于劳动力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名义工资是人口数量增函数的结论。所以，我们假定拥挤成本是人口数量的增函数，并假定递增的速率递增 1。设成本为C，则这一命题由（5）式表示。
2．新经济地理学的考虑重点。新经济地理学不考虑地理上个体消费者的拥挤效应2 ，或者说这种个体的拥挤（集中）3 ，不仅没有坏处，反而将获得更多的多样化产品，降低价格指数，使个体获利。因此，这里的成本是随着总人口数的增加而下降的。但在低运输费用存在的条件下，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进一步假定，对于恒定的运输成本，成本的下降速率是人口总量的减函数。这一命题由（6）式表示。
（三）劳动力供给
假定劳动力供给是实际工资的增函数。沿用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反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则反劳动需求曲线为凸。这一命题由（7）式表示。
（四）均衡
简单起见，这里采用城市经济学框架内的方程来讨论均衡，用来说明该分析框架的应用。
（4）-（5）得到净工资曲线方程：
W（N）=w（N）-c（N）,W'（N）=w'（N）-c'（N）,W"（N）=w"（N）-c"（N）＜0 （8）
将（4）（5）（7）（8）的曲线描绘如图所示。
如图1所示，供给曲线与净工资曲线相交于F，E两点，其中F点是不稳定的均衡，E点是稳定均衡。通过E点，可以求得（城市）人口规模、名义工资、成本。
三、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应用
（一）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
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假定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资本与劳动总量固定且可以完美流动。初级土地要素使用的机会成本为0；经济中生产贸易品、住房和区位（site）三种产品。模型的结论是：①均衡时，所有的城市都是专业化的；②同样专业化的城市拥有同样的城市规模；③存在多产业类型时，均衡时每一专业化类型的城市规模都大于城市最优规模，但引入城市开发商后，所有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规模。
这里不妨假定存在两种类型的产业A、B，假定产业B有比产业A更高的规模经济，那么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某个城市必定只从事一个行业，因为假定它从事两个行业，人口的完美流动使均衡点必定在产业A与产业B名义工资曲线相交的k点1 ，但是此时劳动力从二者中的任一行业流向另一行业，都可以获得更高的名义工资，因此均衡是不稳定的,如图所示。
进一步假定，如果经济中只存在两类区域A，B，那么他们分别从事什么行业？亨德森的模型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人口流动将使得劳动在两类行业分布直到净工资相等2 ，均衡点为A1,B1,在这种情况下，分别专业化从事产业A，B的两类城市规模都相对净工资曲线上的最大工资点3来说过大了，如图所示。
现在引入大者（政府，开发商）来创造城市。对于者来说最优的策略是创造一个能达到净工资曲线最高点的新城，然后征收该点与市场工资点之间的差额。这样，在人口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人口从旧的城市流向新的城市，旧的城市规模下降，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城市规模。同时，者优先选择能产生相对更高净工资点的产业（产业2）创建新城，这意味着该类产业的产品供给增加，从而使得产品价格相对拥有较低最高净工资点产业（产业1）的产品价格更低，使得两类产业的净工资曲线发生相对移动，直到最后净工资都处于最高点且在产业间相等，均衡为A2,B2点，如图2所示。
（二）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
中心模型假定存在东部（本地，home）和西部(其他，foreign)两个区域，劳动力可以完全流动，存在多样化偏好，存在产商层次的规模经济，制成品有冰山运输成本，农业人口均匀分布且不能流动。给定这些假定，克鲁格曼模型得出较低的运输成本、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占支出的份额或较大的规模经济（三者的某种组合）将产生中心-结构，反之则出现对称的均衡。
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存在集聚和分散两种作用过程。可以直观的理解，对于代表性区域，当处于集聚情形时，名义工资随总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处于分散过程时，名义工资必定随总人口的增加而下降。从模型中的机理看，这两种作用分别对应本地市场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哪种效应处于主导地位。给定消费者的替代弹性和工业制品占支出的份额，这两种效应力量的对比取决于运输成本的大小。随着运输成本下降，这两种效应都减弱。但是Baldwin等（2003）证明了市场拥挤效应减弱程度更大(杨海余等，2004)。这表示，运输费用较低时，本地市场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相比，处于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增函数。反过来，当运输费用较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增加的程度更大，市场拥挤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减函数。进一步考虑名义工资与运输费用的关系，当本地人口较少时（这表示制造业人口较少，因为农民均匀分布）意味着本地厂商较少，同时由于运输费用高使得本地产商面临的外部竞争小，企业索要一个更高的价格，促使本地名义工资高；而当运输成本低的时候，本地就面临外部大量的产品竞争压力，促使本地名义工资下降。因此，本地人口少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增函数。同理，可以证明本地人口多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减函数。在C-D-O分析框架中的区域拥挤效应部分已经指出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生活成本是总人口数的减函数，但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
图3反应了上述结论。其中E点是均衡点，此时制造业均匀分布；K点不是稳定均衡点，制造业将或者全部集中到E1点，或者全部集中到E2点，达到均衡。
（三）资源环境指向、技术冲击与新城开发、城市规模调整
在亨德城市体系模型中，城市在哪里出现是不确定的。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为模型未考虑空间差异。在现实的经济中，地区的自然地理、资源禀赋条件是有差异的，从产业层次看存在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这也是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不同城市区域存在的原因。由于有限的自然景观资源、矿产资源等在区域上的不连续分布，或者即使是连续分布，也由于开发时序与强度的不一致而导致了实际上的不连续，进而使得特定的产业在空间上进行不连续的调整。假定现实世界分为已开发区域与未开发区域，空间特性能够带来产业的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那么经济会如何调整？
考虑某个地区，不妨设为沿海未开发地区，该地区由于未开发和沿海区位两个因素与已开发地区相比具有更好的自然景观和资源条件（由于运输优势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利用全球资源）。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假定，进一步设B产业（如重工业）对上述的资源环境因素高度敏感。由于开发政策的实行，经济中新增加了该地区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设为Bn），并与大量的所有其他地区相比更高，如图4（a）所示。但是，现在该地区并不能必然被开发，因为在人口到达No之前，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低于其他地区。若人口达到No，则大量的其他地区的人口将自发的流入该地区，该地区将具有内生的增长能力，直到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与所有其他地区相等，实现短期的均衡1 ,如图4（c）所示。长期而言，由于该地区的差异性，不能被新的城市开发商创造，最终该地区的城市规模将大于最优的城市规模，但所有其他地区能实现最优的城市规模，并且所有地区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长期均衡，如下图4（d）所示。
从上述经济调整的分析中，能够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一个新区即使是从事自己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必须有一个最小的投资（补贴）规模；在完成最小投资（补贴）规模后，新区的规模经济效益才能足够使城市实现内生发展。最小投资（补贴）规模由（1）式给出，同时满足（2）式。其中Wc为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为常数；W(N)-c(N)为新区拥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产业的实际工资。
上面讨论的是地区差异的情形，是一个城市群内城市间的调整问题。那里由于假定了城市区域无限大量，所以现有的城市面对这种冲击做出的调整很少。放松这个假定，一个直观的结论就是由于资源环境要素在地理上的变动导致了城市产业人口向新区的迁移。但是，对于一个既定的城市群内的某个城市区域，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会如何做出调整呢？下面考虑技术冲击的情形。
假定在现有的城市框架下，B产业经历了一个正的技术冲击，从而使得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上移。现在可将图4中“新地区B产业名义工资曲线”看成是“技术冲击条件下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其他对应曲线做类似处理。由于经济的总人口不变，所以从事A产业的城市产业人口流向从事B产业的城市，直到两类城市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短期均衡，最终走向长期均衡，皆能达到最优的城市规模。与技术冲击前相比，技术冲击后，从事A产业的城市变小，从事B产业的城市变大，但是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都上升了。这表示，哪怕是不是从事经历正向技术冲击产业的城市，也能从该产业技术冲击中获得一定的好处，即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而成本是城市人口的下降。
进一步放松上述关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假定，假设劳动力不完全流动，从而劳动力供给曲线就变成了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此时城市的规模与标准的亨德森模型相比可能偏小，外部正向的技术冲击不仅提高整体人口的实际工资水平，而且有可能使城市规模更大而趋向于更为合理，如图4（e）所示。若实行城市规模管制政策，如控制人口规模为图4（e）中的L点，此时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造成福利损失D由（3）式给出，无证人口的流入有利于城市整体福利的改进。
（四）交易成本、价值链分工与城市功能演化
不管是城市经济学中的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还是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模型，企业是一个完整的单元。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总部经济、制造基地等事实表明，企业的组织在空间上可能是分化的。Duranton和Puga(2005)建立了一个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这实质是一个中间投入品为特征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Krugman等（1995），Venables（1996）较早的研究了这类模型。
假定企业的价值链分为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两个环节之间的产品互为投入品，皆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假定从行业层次讲商业服务比生产制造的规模经济性更强），那么企业就面临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还是集中布局的决策。若布局在一起，好处是节省了交易成本，坏处是布局在一起共同拉高了生活成本（比如造成拥挤，即两个环节之间存在负的外部性）；若分散布局，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规模经济，坏处是存在高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能是基础设施、通讯技术等参数的函数。考虑极端的情况，在极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对各环节而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布局比布局在一起显然会有更高的名义工资曲线；反之，有更低的名义工资曲线。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字符假定，并对各情形下的名义工资曲线编号，在考虑了拥挤的成本效应后，得到了对应的实际工资曲线。短期均衡如图5所示。
三个结论如下：①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城市规模不断扩大。②在高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小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在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大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③同等交易成本条件下，由于规模经济的假定，商业服务型（或称总部经济型）的城市规模大于生产制造型的城市规模。
现在考虑另一情况，假定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的产品并不是互为投入的，而只是生产制造环节需要商业服务环节的投入，那么交易成本只计入生产制造环节。设想初始经济的状况，由于高的交易成本，那么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与商业服务环节布局在一起形成一体化型的城市。长期而言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直到下降到某一程度，专业化建设城市就构成了城市管理者最优选择，将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迁到新生的专业化的城市（或郊区）就是有利可图的，则原有的城市逐渐转向提供商业服务的城市。这个过程可能表现为城市的郊区化、去工业化和更多新的工业城市的创建。
（五）贸易开放与城市群内部差异和规模调整
3.4节交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贸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但是，那里是一种投入产出层次上的贸易成本，而不是最终商品贸易成本，采用的模型是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下面采用新经济地理模型探讨商品贸易成本变化时城市结构的调整问题，首先讨论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再考虑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沿用3.2节“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讨论中的基本假设，进一步加入城市经济学别关注的不可流动并且有限供给的土地因素，可以将土地作为投入要素也可以作为生活的成本要素。为了讨论方便不妨假定土地为生活成本的影响要素，且其贡献的成本为人口的增函数，从而该因素构成了经济的又一个分散力量，用曲线c(N)表示，如图6（b）。此时，经济的总成本因素就由图6（b）中的两类曲线合成为钟型曲线，如图6（c）所示。
加入土地等拥挤因素后，城市间的调整与经典的中心理论相比表现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在城市间贸易成本极高的时候，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的均衡；随着贸易成本一定程度的下降，对称的均衡不再稳定，在K1或者K2达到非对称的稳定均衡，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的制造业，但其中一个占有的份额更大；最后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均衡,如图6（d）。总结这个结论是：随着城市群内城市间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间经济差异先增加后下降，显示出一个倒U型的过程。这与Krugman，Venables（1995）建立的模型结论类似。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不妨考虑三区域的情形：东部、西部、国外。假定东部与西部的贸易为城市群区域内的贸易，劳动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商品贸易成本为固定为T；东部、西部与国外的贸易成本分别为T1,T2。
先考虑T1= T2时的情形。显然，相比T1,T2低的情形，在T1,T2较高时，企业的主要市场是国内，劳动力在东西部间的流动有更强的后向关联效应。此时。企业必定在东西部间非对称的积聚，类似于上图中K1或者K2均衡点时的情形。因为如果对外贸易成本高时显对称积聚，那么就不能得出在对外贸易成本低时更加均衡分布的结论，这与不同对外贸易成本条件下后向关联效应不同的前提相抵触。现在，让T1,T2足够降低，此时东西部就是外向型的地区，东西部间劳动力流动所能带来的后向关联效应很弱，等价于积聚力量减弱。此时，巨大的人口带来的土地拥挤成本使得非均衡分布的城市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变化。对这种情形一个直观的理解是：当T1,T2降低时，东西部的产品出口国外，对东西部而言如果分别将彼此看成国外，则相当于东西部互相之间的贸易成本T降低，东（西）部出口产品到西（东）部，类似于上图中E＇均衡点时的情形。这个过程的结论是：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之间的差异缩小。
再考虑T1与T2不相等的情形，不妨假设T1逐渐下降。此时，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可以将更多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西部地区劳动流向东部地区带来的竞争效应减弱，并且由于进口产品也更加便宜，制成品价格指数降低，两方面的影响使得东部地区的实际工资曲线上移。均衡的结果是，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城市规模增大，如图6(e)所示。这个过程的结论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与外部贸易成本更低的地区规模更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介绍了整合新经济地理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C-D-O分析框架。该框架由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提出，以劳动供给与需求为核心，是一个简单的供需分析，但是能够重现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结论，并且可以延伸到诸如贸易成本、资源环境等变量的考察上，显示出了很强的理论兼容性和解释力，有利于相关理论的传播和在政策上的应用。
然而，尽管C-D-O分析框架是一个易于应用的分析工具，但是从理论的严谨性讲，却是不足的。因此，建立规范的数理模型，整合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仍然十分必要。如果有一系列这样规范的数理模型，那么使用C-D-O分析框架将更加令人信服。这是以后的一个研究方向。当然，本文的C-D-O分析框架对相关数理模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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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1.1.1传统教学方法存在问题
目前，物流经济地理课程采用的教学方法一般分为讨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和演示教学法。这里主要分析讨论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在物流经济地理课程教学中的现状。讨论教学法是广大课堂教学中广泛采用的一种常用教学方法。一般来说，教师在课程授课过程中，提出一个或几个问题，让学生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要做适当的引导和启发帮助学生得到较好的答案，最后教师要对讨论结果进行讲解和评价。案例教学法是行动导向教学法具体实施方法之一，也是目前课堂教学普遍采用的一种教学方法。一般认为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达到固定所学知识点，学会思考，学会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当中去，从而达到在既掌握知识要求也掌握技能要求的基础上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提高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有的老师也会使用小案例或者小故事进行本章节教学的导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集中学生注意力，也是一种很好的安排方式。但是，这种教学方法对于老师教学水平的要求和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要求都更高。物流经济地理对于案例的选择和应用相对于其他物流类专业课程来说难度更大一些。该课程案例的特点是对学生来说比较“空”，不像采购实务课程，案例很实际，不管是角色扮演还是案例使用设计本身内容都很丰富。让刚接触该课程的高职学生分析一个地区物流布局的成败，难度相当大。此情况下，这些广泛采用的教学方法在物流经济地理课程实际教学中往往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出现课堂上学生对于老师提出的讨论问题或者案例不能积极响应，最后学生讨论沦为教师自问自答或者完全是教师一个人把案例分析讲解一遍的尴尬局面。
1.1.2形成原因分析
（1）学生对课程学习兴趣不高。
首先，学生对该课程存在错误理解。很多学生心里对学习这门课程有疑问，他们觉得学物流，就是学习仓储与配送、学习采购、学习供应链、学习运输管理等等，学经济地理，以后出去干什么工作都用不到。而且作者所教授的该课程实际课程教学只有2学分，在学生看来就是来混混日子，混混学分的。其次，学生学习基础的缺失。目前，许多高职院校物流专业的学生是文理兼收的，有部分学生在高中后期的学习中根本就不接触到地理课程，前面学过的相关知识也早就记忆不清。相对应的，我们的物流经济地理专业理论的体系还为完全形成，前置的课程几乎没有，使得学生学习该课程的时候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对于老师提出的一些讨论问题不知道怎么讨论，也没有任何想法和见解，于是不如不讨论，听老师讲。第三，是物流经济地理课程本身的特点与教师教法不当造成的。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该课程教材乍一看觉得绝大部分只是识记性的知识点，因此学生拿到书翻翻，觉得只要死记硬背就可以考试过关，还有的学生看到农产品产地，各种公路路线这么复杂一张地图，就觉得这课程没法学习，再加上教师念经式教学，学生当然没兴趣。当然，还有少部分学生出于众心理，看别人不发言，虽然自己有想法也不好意思站出来表达，这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区别对待。
（2）所学知识陈旧，严重滞后于行业发展。
现有的专业课程普遍存在内容陈旧，与社会实际脱节严重的现象。物流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不断有新生的事物出现，供应链金融（电商供应链金融）、冷链物流、港口物流等课程在很多高职院校都没有开设。有的学校没有很好地把握课程开设的时机，使得学生的学习难度与教师的教学难度进一步加大。就教材本身而言，许多知识和方法是已经淘汰了的，有的区域划分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在教材中还在继续使用，学生觉得学得再好也没用，都是过时的知识，使得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难度加大，对学生培养极为不利。
1.2实践教学存在问题分析
物流经济地理课程实践教学的效果是很差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该课程本身的校内实践性不像其他物流专业课程那么强，校外实践教学难度极大。例如，现代物流基础课程，该课程为我系所有专业必修课程，学生学习人数多，学分大，投入实训设施设备利用率也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也较好。再如，仓储与配送管理课程，不管是3D仿真还是仓储设备实训室，基本都是高职院校必备的实训实验室，对学生的实践教学起到一定的效果。在后续的毕业实践环节，许多学生在企业实践的过程中，都要在仓储或配送部门进行轮岗，进一步加深了对该课程的学习和掌握。反观物流经济地理课程，仅仅是物流专业开设，并且是小学分课程，有限的课时中实践环节的安排就更少，投入后的设备使用率很低，因此，有的学校并不愿意进行本课程的实践教学设备的投入。再者，就算学校愿意投入，物流经济地理课程的实验实训设备极少也是存在的问题。在毕业实践的环节中同样面临该问题，给本课程的实践教学带来很大困难。
2物流经济地理教学模式改革实例
如何在有限的教学课时和教学资源条件下上好物流经济地理课，作者在多年教学摸索中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革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先总结如下：
2.1课堂教学的改革
鉴于物流经理地理课程的如上特点，作者最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课堂上如果学生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到教学中来，这节课就成功了一半。要想做到这一点，作者进行了一些教学尝试，举例说明如下：
2.1.1上好第一节课
有的老师认为第一节课有什么难的，无非就是概述部分，一些简单的理论与知识点，照本宣科就可以，作者认为不然。如上文所述，学生对于本课程存在错误的认识，因此，上好第一节课对于后续的课程教学至关重要。第一节课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学生心里的疑惑，所以第一节课应该安排物流经济地理课程的认知内容，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学本课程，可以做什么，将来有什么用处，本课程应该怎么学，考核要注意的要点等。
2.1.2教师“教中学”，学生“学中教”教学实例
与传统的讨论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不同，在考虑物流经济地理课堂教学的时候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学学时很重要。因此，不要在上新课的时候提出案例让学生现场讨论，一是可能出现上述教师唱独角戏的情况，二是学生从看案例到思考再到得出结论所花的时间不短。一般作者是采取在上节课结束之前，按照第一次课进行的分组发放讨论计划或者下次课要用的案例，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式自主学习，在课堂上请各小组代表给出本组的结论，然后小组互评，有不同意见的当然也可以辩论，在这个过程中，老师起引导和控制作用，并且做最后的点评，这样可大大节约课时，比当堂现场出题现场讨论达成的最终效果要好得多，当然一些引导小案例不在此列。充分备课，做好教材的整合工作对于上好这门课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做到上好第一节课后，作者将所用教材一共12章节打碎融合成8个模块进行授课，除去第一次课和一些最最基础的识记性知识外，前置课程学过的知识点，不要浪费时间多次重复，例如：运输的公、铁、水、航空、管道五种方式的优缺点之类的知识点，都可以直接点出请学生自主学习和复习，把有限的课时放到课程的重点上来。在这8个模块的学习中，安排一次“课堂小老师”，不要认为只有小学生才喜欢当“小老师”，事实证明大学生也是一样的。近三年来，作者都是在讲到国际物流经济地理模块的时候，请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可以参考教材与老师平时讲课的内容，自己选取一个最感兴趣的国家，向同学们传授该国的物流经济地理知识，这也是作为一个课程项目布置给学生的形成性考核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证明，该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对自己的同学站在讲台上讲课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听课的同学要给演讲的同学评分因此注意力集中程度大大提高，台上讲的同学不但准备的时候要参阅教材，回忆老师授课内容，还要对自己选取国家做非常详细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在讲的过程中，对自己又是从知识点到综合能力的一大提高，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平时没有发现的闪光点，学习从学生的角度看同一事物，是一个“多赢”的教学过程，老师教得高兴，学生评得认真。因为课时有限，没有能够上台讲的同学，课后把PPT和讲稿交上来，也作为考核依据。当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有很多正在摸索的方法，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总之，本课程要想教好，老师就要想办法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动力。
2.2课程考核的改革
在课程考核方面同样也是以如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主要考量。我首先把学生粗略地划分为“会学习”和“不会学习”两种。“会学习”指的是背书功夫一流的学生，这种学生其实很认真，但是他们认为到期末把书背背就可以得高分，平时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就受到了影响。另一种是“不会学习”的，这类学生，一背书就头疼，但实际动手能力非常强，在其他操作课程上表现非常好，他们认为即便再认真也记不住，反正考不好，所以学习积极性也不高。于是，在课程考核方面我采取了课堂讨论发言、课程小论文、课堂小老师以及课后大作业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每种占据形成性考核的一部分，最后形成该同学的课程成绩。这样一来，“会学习”的同学知道，不是死读书就可以得高分，“不会学习”的同学也认识到背书不是强项不一定得低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2.3课程实践的改革
在课程实践的改革上，其实笔者还有很多困惑。物流经济地理课程究竟该如何进行课内和课外的课程实践是我们一直在学习摸索的问题。笔者也学习了一些这方面专家的文章，一些专家提到建立一体化教室引进相关软件，这一点目前我们暂时不具备条件。因此，在课程内部我采取的是课程大作业与课堂小老师相结合的方法，对学生既进行了理论教学，又提高了他们对这门课程的实践能力，还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外实践方面，该课程我们是安排在每年下半年，目前只能采用在国庆放假期间，布置学生用物流经济地理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并写成体会，促进他们把课堂所学知识用到实践中去。当然，现在正在与企业进行对接，争取在毕业实践和课内企业实践的环节能插入物流经济地理课程的实践内容，以后还将继续探索其他的途径，给学生提供较好的实践学习环境。
3结束语
英文名称：Economic Geography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主办单位：中国地理学会;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湖南省长沙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8462
国内刊号：43-1126/K
邮发代号：42-47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1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经济地理》（月刊）创刊于1981年，是由中国地理学会、湖南省经济地理所联合主办的专业学术性刊物。办刊宗旨：服务于广大地理科研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地理教学。重点反映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前沿理论、区域经济开发以及与国民经济相关的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最新科研成果和研究动态。主要栏目：理论探讨、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城市与交通、土地与农业、交通地理、旅游研究、西部大开发、问题讨论、新书交流与介绍等。读者对象：地理工作者、经济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及中学地理教师。
本章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论文参考文献多篇写作及规范格式，与文献撰写案例；以《中国旅游地理教学改革目标取向及实现路径研究》例题参考文献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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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1331)
附3：高职《中国旅游地理》教学中的人文素养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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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核心边缘模型 消费业 福州
1 引言
空间经济学(也称新经济地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克鲁格曼等人借助D―S模型创立的新的区域经济学派。其理论的主体和核心部分是核心边缘模型的构建,实现了对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空间集聚的研究,其除了依赖一系列假设条件外,该理论还严重依赖D―S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以农业和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对服务业很少触及。但是并非服务业的空间集聚被故意漠视,Krugman、Fujita等人在研究制造等行业集聚的同时,都注意到了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高度集聚。而是目前的模型运用在生产业上存在无法简单套用道格拉斯函数和CES效用函数等一系列工具的困难。而消费业与制造业在生产和消费上较为相似,可以加以应用。
福州市消费业的空间集聚有其自身特点,目前已形成几大城市商业圈,东街口、中亭街、万宝商圈三大消费购物商圈呈“三足鼎立”之势,而三坊七巷被打造成福州市的旅游品牌。福州市消费业的集聚有其内在机制,这就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商业的前后向关联的内在机制,这一内在动力使得福州市的消费业在三大商圈的集聚趋势变得越来越强大。
2 理论分析
2.1 新经济地理学采用的分析工具
2.1.1道格拉斯函数和CES效用函数
新经济地理学的原始工具是D-S模型,而D-S模型首先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和不变替代弹性函数,分别为:
其中,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中指的是第i种工业品的消费数量,对于工业品,这是一个较易量化的指标。
2.1.2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成本函数
核心边缘模型采用的成本函数 使空间经济学能够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分析企业的空间聚集。其中,x对于工业产品来说,是一个较易量化的量。
2.2 核心―边缘模型在消费业分析上实现的可能性
消费业与生产业不同,在生产和消费的性质上类似于制造业,可以运用核心边缘模型在消费者服务业上进行初步的探索。
首先,消费者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是消费者,所以能够借助CES效用函数形式和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对消费者的效用进行分析。与生产业不同,消费业的服务对象仍然是消费者,这与制造业相类似,同样我们可以假设消费者具有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而恰恰是CES效用函数指的是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而使得生产业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上的应用受到了阻碍。而消费者服务业面对的服务对象仍然是消费者,在将其产品进行量化的基础上,仍可以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和CES效用函数的分析工具进行分析。
所以在函数 和 中,U表示消费者获得的总效用,可表示为消费者对消费业产品的消费。
其次,针对于消费者服务业的服务产品进行量化的困难,暂时可以采用抽象的一个统一标准对该产品进行量化。
再次,针对消费业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同步性这一特征,消费业的核心边缘模型在处理运输成本之时,需采用FOB的定价方法。制造业的核心边缘模型中采用萨缪尔森的冰山运输成本的形式,运用CIF的定价方法将运输费用内化到产品价格中去,由于消费者服务业产品的消费和生产的同步性,消费者要自费到服务企业所在地进行消费,采用FOB的定价方法更为合理,比如对旅游业产品的消费,消费者必须自行到旅游地。
2.3 消费业的核心――边缘模型
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对消费产品的效用函数为不变替代弹性函数形式,分别为:
其中,U表示消费者的总效用, 表示消费者对消费产品的消费,A表示消费者对其他部门产品的消费, 是对第i种消费产品的消费,n表示有n种消费产品,ρ表示消费的多样性偏好。
生产x单位的第i种消费产品所需劳动L为: 。在交换消费业的产品在区域间交换用冰山交易成本的方式处理,其他部门的产品交易无成本。
在垄断竞争下,j地区企业i的定价为 ,企业的规模为 。
在短期内,消费工人在两个地区不能自由流动,从而有短期均衡,在短期均衡下有消费业工人的名义工资方程为:
其中, 、 分别为南北两地消费者服务业工人的名义工资, 为两地的总收入, 为两地消费者服务业的总人力资本。而
而 、 则满足公式:
其中,φ是两地的交易自由度,其在0、1之间变化, 是消费者服务业在北部的分布比例。
在长期中,消费业的工人在区域间流动,工人往往流向更高名义工资的地方。而实际工资是名义工资与价格指数的比值: 。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可以得出经济的集聚水平与自由度的关系描述为下图:
从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与制造业的核心边缘模型类似,消费业的集聚有着类似的集聚特点。首先消费者服业的集聚也是有两种力作用的结果,集聚力和分散力,两种力是由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三种内在机制导致。其次消费者服务业也有突发性聚集的特点,即只要自由度达到 的大小之后,消费者服务业就发生突发性的聚集。再次,消费者服务业的空间发展也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即在自由度位于 和 之间时,长期均衡有着三种方向,至于是哪一个方向,则取决于路径依赖,即经济的初始状态。
3 实证分析
3.1 福州市消费业的空间布局
目前,福州市的消费业主要集聚在三大服务圈,分别是东街口、中亭街、万宝商圈,而且三大商圈各有特点,其中东街口是市民购物的首选场所,特别是服饰销售,东街口是福州市服饰销售业的主要聚集地。而万宝商圈的餐饮娱乐较为发达,集中一些高档消费的消费行业,如KTV场所、餐馆、影院等。而中亭街在家电销售上有较大优势,国美等家电卖场的“店王”都在这一商圈。
3.2 福州市消费业的模型分析
首先集聚力是导致福州市消费业集聚的内在动力。福州市消费业的集聚由两种作用共同造成,分别为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
本地市场放大效应是消费业集聚力中较强的作用,福州市三大商业圈最初在自然优势的主导下开始形成小规模的商业地带,据传,东街口、中亭街属于滨水地带,后来由于交通的发达,其优势逐渐得到开发。由于三大商圈小规模集聚经济,再加上交通技术的发展,福州市内的自由度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业企业开始驻扎在具有大的本地市场放大效应的地区。在解放前,中亭街附近的解放大桥是带动中亭街商业发展的载体,该要道甚至使得中亭街的商业繁荣超过东街口。
价格指数效应也是集聚的重要作用之一。由于存在小规模的集聚经济,集聚经济导致了本地商品价格指数下降,进一步加强集聚的形成。福州市三大商圈由于存在众多的企业,企业之间竞争的结果是使得商品价格下降,对该地的商品的需求扩大,进而又导致本地市场效应的扩大,从而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两种之间的循环效应使得消费业越来越集中于三大商圈。
其次,自由度改变两种效应的作用强度,从而改变集聚力。自由度的改变载体是交通条件,交通设施的便捷刺激客流数量和商业流通速度,目前三大商圈都处于福州市的要道所在地,特别是万宝商圈,其日均客流量约5万人次,周末及节假日的客流量超过10万人次。
4 结论
在运用核心边缘模型进行服务业空间结构分析的时候,由于存在本文指出的困难(可能还有其他困难),其中主要还在于服务业的模型工具还能否应用道格拉斯函数、CES效用函数和成本函数上,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的一般均衡规律一直是产业集聚及区位经济理论的荒漠地带,但是分析消费者服务业的特性时,却发现,可以从消费者服务业上进行简单应用。在实证分析上,本文发现交通的逐渐改善是使得福州市消费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交通条件的改善即是区域产业的自由度的改善,历史上福州市的三大商圈的繁荣都是交通条件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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