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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贸专业;课程体系;教学方法
近年来，我国经济已经迅速、全面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这样就急需一大批熟悉进出口业务的外贸专业人才。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这一要求，作为高职院校培养外经外贸人才的国际贸易专业，必须进行改革，以培养出既有坚实的外贸理论基础知识，又有扎实的外贸实践经验功底的实用型人才。
一、培养目标和规格
1.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外贸应用型人才，使学生即具有必备的外贸理论基础知识和专门知识，又掌握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职业技能，熟悉外经外贸行业管理并且具备一定综合能力和敬业精神的高素质外贸人才。
2.培养规格。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健康的个性心理品质、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锐意进取求实创新的精神，能够适应外经外贸岗位工作，并且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掌握国际贸易专业必备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进行国际商务谈判能力，草拟和翻译国际商务函电的能力，起草和签订国际贸易合同的能力，熟练掌握和运用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法律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能力，具有企业经营管理的能力等。
二、课程设置
依据上述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课程设置要按照“宽基础、活模块”模式。形成以职业素质和职业综合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1.随着培养目标的改变,专业课程的设置也要随之而变。应在原来的“老三门”：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的基础上，增设以下课程：国际融资与结算实务、报关实务、报验实务、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实务、进出口单证操作实务等。通过以上课程的设置，使学生能看懂并分析各类英文进出口合同和信用证；根据合同和信用证能独立办理报验、报关、托运、投保手续等；根据合同、信用证及装运资料，制作所需结汇单据并送交银行，其中以报送、缮制单据这两方面的能力为重点，真正作到“宽基础、活模块”。
2.传统国际贸易方式是一种以纸面贸易单据流转为基础的贸易方式。在传统贸易方式下，平均每做成一笔生意需要大约30份纸面单证，全世界每年因贸易活动而产生的纸面文件数额巨大，并且每次重复输入数据都可能产生错漏等方面的问题。快速发展的国际贸易迫切要求实现全球运作的信息化、电子化，改革以往以贸易单据流转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流程和交易方式，实现国际贸易流程和交易方式创新。为了实现这一创新，还应开设计算机类课程，如：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网络应用，以及电子商务类课程。
3.为了培养国际上通用的国际贸易实用型人才,还应开设大学英语、英语听力、英语口语、英语泛读以及外贸英语函电和外贸英语谈判等课程,培养出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懂WTO规则的外贸专业人才。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
在高等职业教育中，为了更好地贯彻课程设置原则，形成以职业素质和职业综合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必须改革以往普通高等教育中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方法，把“活模块”落到实处，在教学中可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可采用案例教学法、模拟公司教学法和研究性学习方法等。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利用案例引起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去思考，并组织学生进行学习和研讨，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教学的好方法。案例教学法也是一种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启发性、研究性和实效性的教学方法，能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提高学生素质。通过外贸案例教学，将学生引进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中，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案例教学能够巩固所学外贸理论知识、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2.模拟公司教学法。所谓模拟公司教学法，就是在人为创造的仿真商务环境中，由学生自主地组建公司并作为公司成员开展工作。公司的业务，如：商品、单价、经营方式等，可以模拟一家真实的企业来进行。在模拟公司的运作过程中，学生可以进行营销、财务、金融、贸易、储运、税务、海关、商检、保险等业务过程的模拟活动。这种教学方法体现学生是教学的主体，符“合行为导向“”，能力本位”的教学思想。
3.研究性学习法。研究性学习法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实际生活中自主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它是一种仿照科学研究过程来学习科学内容的同时，体验、理解和应用科学研究方法，形成科学研究的一种学习方式。研究性学习的核心是改变学生单存、被动地接受教师知识传授的学习方式，构建开放、民主的学习环境，倡导积极主动的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学生们毕业后能很快适应外贸岗位的需求。
这几种方法，都能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抽象的外贸理论加以演化、通俗化，使枯燥的理论浅显易懂，有利于培养既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又有比较强的实践技能的综合型人才。
四、教材建设
构建一套适应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特点的教材体系。在教材建设方面，首先应根据职业岗位的需求，选用或编写具有高职特色，体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材。要优先选用规范的高职教材，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其次，要不断更新教材，使教学内容始终瞄准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最新动态和本专业学科的前沿知识。再次，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把书本中没有涉及的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本学科、本专业上最前沿的经贸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及时传授给学生。如：随着信息技术在国际商贸领域的广泛运用和发展，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逐步实现国际贸易活动的信息化和无纸化，已成为现代国际贸易发展的一大趋势。因此，在选择外贸英语函电教材时，内容要包括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电子数据交换几大部分。在教材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从网络、电视、报纸和期刊杂志等传媒获取最新信息和资料，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跟踪和瞄准专业学术的前沿问题。我国加入WTO已有好几年了，可以结合外贸教学的有关内容，举行WTO知识讲座，讲解WTO最新游戏规则，使学生获得最新经贸知识，并能了解国际经贸专业学术的最新动态。配合教学内容改革，有些教材要进行整合、归类，突出重点，理论上以“必需、够用”为度，技能上强调“实际、实用、实践”的原则。与此同时，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在教学活动中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组织教师开发、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和教学音像制品。
五、改革考试办法
考核办法以能力考核为主导思想，每门主干课程都建立科学合理、便于实施的考核大纲和细则。考试改革要实现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实际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有利于推动教师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要有利于学生学习方法的改变，从而使我们教学工作的重点真正落实到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上来，使学生毕业后很快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在理论课程中可采用笔试、口试、面试等，开卷、闭卷均可：在实践性课程中，以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以结果考核为主，特别应注重实践性考试，允许学生多次参加考试，直至达到目标要求。
六、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要围绕适应培养外贸应用型技术管理人才的要求进行。构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培养模式，主体是专业教师队伍。在师资建设方面，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师除应具备各类教育教师都要具有的素质外，还应具备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各种素质。与普通高校相比，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的知识储备要更为全面，并且有较高的专业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因此，要尽量吸收具有丰富外贸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充实教师队伍，作专职或兼职教师，并鼓励外贸专业教师到实际外贸工作部门锻炼或兼职，坚持“内培外引、专兼结合”的原则，培养“双师型”教师，逐步优化“双师”结构，形成符合人才培养模式的1：1的专兼结合的外贸教师队伍。只有这样，师资队伍的整体教学水平才会不断提高。
七、依靠行业、企业,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办出特色,提高质量。
1.成立专业指导与合作委员会。聘请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各行业、企业负责人、学者和专家担任客座教授组成专业指导与合作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请他们来校，对专业改革与建设、课程改革与建设、产教结合、实习基地建设等献计献策，参与制定指导性教学计划，修订和完善实施性教学计划。
2.建立稳固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加强学生的技能训练。技能应用型人才应具备的知识与能力，其中有相当部分只能在实际工作中才能获得，所以，高职院校应发挥行业（企业）优势，拓展教学空间，与外贸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建立互利互惠机制，共同建设与国际贸易专业相匹配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签订共建协议，确保校外实训基地的相对稳定，培养外贸实用型人才。在实训中，使学生直接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熟悉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函电和外贸谈判等方面知识，掌握企业商务流程，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与能力，实现由“知识型”向“技能型”转变。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一定的货币政策手段，通过经济体制内的各种经济变量，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使企业和居民不断得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达到国民经济新的平衡的作用过程。
凯恩斯（1936）提出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传导理论，斯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代表了一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既定的流动性偏好下，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市场利率下降，在既定的资本边际条件下，更低的利率刺激投资支出的增加；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导致产出增加。在凯恩斯的利率传导机制中，利率是核心环节，而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发挥作用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货币与利率的关系，即流动性偏好；二是利率与投资的关系，即投资利率弹性。该传导机制的核心是流动性效应，即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投资的利率弹性。凯恩斯认为，前者大，后者少，故货币政策对投资的作用不大。
二、我国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一）现状。在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最重要的部分。虽然从1995年开始我国开始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当处于经济转轨特殊时期的历史背景，使我国的利率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被管制状态。由此原因引出了我国利率传导中的诸多问题：
1.扭曲了利率的形成体系。在我国，基准利率更大意义上是居民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这样我国就出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倒挂机制，即存款利率充当了基准利率，并且决定了货币的市场利率。
2.制约了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对企业来说，我国公布的贷款利率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投资成本，直接造成了投资利率弹性偏低。对居民来说，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且波动幅度小频率低，这样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利率变化对财富价值的影响。
3.制约了商业银行的信贷提供。利率处于管制状态下。在经济扩张时期，银行的信贷扩张并不能推动利率的下行，从而必然造成通胀的压力增大和信贷的过度扩张。同样，在经济紧缩时期，信贷紧缩也不能推动利率的上升，从而形成过度的信贷紧缩。
（二）原因。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取消和放宽了多种利率管理工具。但我国利率体制仍然处于人民银行利率管制制度下。事实上，我国面对各种经济形势做出利率调整时是被动的且决策时间很长。另外，中国人民银行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进行利率调整，这制约了利率发挥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调节资金供求的作用，从而使利率水平不能完全反映资金的价格和供求状况。这样就不能发挥利率工具的信贷资金供需调节作用，还会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通。并且我国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企业和居民的消费价格预期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如果企业和居民的价格预期下降，那么即使利率下降了，增加即期投资也是不划算的，因为将来的投资和消费价格会更低。所以，在我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尽管多次上调存贷款利率，但物价会继续上涨，企业和居民己经形成了物价上涨的价格预期，通货膨胀会相应的抵消企业和居民的消费。当人民银行下调利率时，也会面临相同的状况。
三、对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几点建议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出，利率管制制度是我国的利率政策不能对实体经济进行有效调控的重要原因。被管制的利率误导了人们对利率水平的预期，这使得各方面对利率的判断变的不敏感，也就导致消费利率弹性和投资利率弹性非常低。又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之间利率的渠道不通畅，使得货币市场利率与这三方面的利率不能有效联动，严重降低了利率传导的效果。为此，我们应该：
（一）要努力营造实施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完善同业拆借的市场业务是当前应该首先完成的。再者要加强货币市场各部分之间的联系，逐步开放短期利率以及国债利率.最后，为真正反映货币资金的供求状况，在上述基础上还要达成市场基准利率。
（二）适当放大商业银行各种利率的增减幅度。采取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小行，后大行；先调整幅度，后彻底放开的方式，由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经济情况和外部经济环境，在中央银行确定的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加以浮动。
（三）完善资本市场。首先要规范证券市场，发展多元化的金融资产，以促进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其次，为增强利率的引导作用，应扩大市场的交易主体，且疏通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资金流动。
（四）在实施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银行的监管。从现实情况来看，还要提高中央银行监管人员的素质，加强业务培训，建立健全各种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各项程序操作，以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
四、总结
为使我国的货币传导机制更加有效，对调节我国的经济状况起到更明显的作用。我国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并坚定不移地推行利率市场化。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就具有一种内在的平衡机制。就宏观经济处于扩张的时期来讲，总需求扩张，大多数企业的产出和利润上升，贷款的风险相应降低，于是商业银行将原来安排在其它资产的资金转而用于增加贷款投放，信贷资金供给增加。在利率由市场决定的条件下，贷款发放的扩张会导致利率的降低，利率的降低增大了信贷资金的需求并抑制资金的供给，促使信贷资金市场达到新的均衡。在经济收缩时期同理。
参考文献：
[1]方显仓.我国货币政策信用渠道传导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23-45
[2]博昭.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分析.经济论坛,2007,2
摘要：近年来，利率在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居于越来越核心的地位。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又是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故利率直接关系到我国货币政策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研究利率传导机制又助于我们认清阻碍货币政策传导的主
关键词：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监管宏观调控
一、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演变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主要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理论界对政府经济职能的不同概括方面。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理论界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
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职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发挥政府经济职能作用的问题，理论界认为政府具有分配职能和监督职能，其中分配职能是主要职能。
2.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职能。党的以后，我国进行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改革。改革的前一时期可以称为转轨经济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的本质还表现为计划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成分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政府经济职能的代表性观点是“三职能论”。即认为政府具有分配、调节、监督三大职能，其中分配职能是基本职能，调节和监督职能是派生职能。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我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二、现阶段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主要内容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九项：一是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运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二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方针和政策，并据此制定和实施资源开发、智力开发、科技进步、控制人口、保护环境等全局性方案，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其它必须由国家统一决策的重大事项；三是汇集和传播经济信息，掌握和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调节手段，引导市场并通过市场调节，协调地区、部门、企业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以保证国家重要经济决策及发展计划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四是对垄断产业加以必要的管制，使市场价格体系能够有效发挥配置资源与收入分配的功能；五是对有成本溢出或具有外部负效应的经济行为如环境污染加以必要的管制，对有效益溢出或具有外部正效应的经济活动如教育、科学研究等予以必要的资助，以减少妨碍市场正常运转的外部性问题；六是向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避免因公共产品短缺而引起市场运转失灵；七是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收入分配公平公正；八是制定市场交易规则，推动市场体系发育，发展市场中介组织，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九是组织和管理国家重点建设、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重大项目，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顺利进行。
三、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及实现途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上述各项政府经济职能，概括起来就是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市场监管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市场监管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又可以概括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
1.国有资产管理及其实现途径
国有资产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的首要经济职能，是指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即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限划分，运营状况评估，收益分配享有和资产的处分归属等行为所进行的控制和监督。国有资产管理主要有五种实现途径：一是国有资产登记，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为确认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以及各种组织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权利，而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进行登记确认；二是国有资产投资，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部门依法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对经济组织进行参股、控股；三是国有资产收益分配，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部门依法对国有资产所产生的收益进行分配；四是国有资产稽核，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核实或评估经济组织占有国有资产的实际数额；五是国有资产处分，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依法对国有资产进行最终处分。
2.市场监管及其实现途径
市场监管是国家为控制市场失灵，而对市场进行的微观介入。就我国目前的市场监管而言，要实现有效监管需从两种路径人手：一是从不需要监管的领域退出；二是对需要监管的领域综合运用各种监管手段，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有效竞争。要从根本上改变由政府统一计划、配置人财物的权力模式，将这种职能切实交还给市场。对于政府在微观经济中的一些审批权、管理权、制约权也应取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监管的加强是指对市场应当介入的领域，政府应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实现有效监管，弥补市场失灵。
3.宏观调控及其实现途径
由于目前我国要素市场的培育还不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工具还比较单一，对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测、监控和预警体系还不完善，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以确保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体途径可选择：一是制定经济计划。就长期经济计划而言，加强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任务和途径。就中期计划而言，主要是指项目规划，项目规划应依中期规划制定。二是调控的方式应转向间接调控。直接调控方式严重地挫伤了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了改革。整个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式仍是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但是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三是调控手段应由实行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相结合，逐步地转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
4.公共产品的提供及其实现途径
提供公共物品组织和实施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享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应该按照物品本身的性质，合理确定政府供应公共物品的范围，恢复私人部门对纯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应。同时，按照效率原则，将相当部分的准公共物品交给私人部门生产和供应。
四、结束语
总之，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经济职能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与整个改革进程相比，政府经济职能转换明显滞后。我们必须继续借鉴国外经验，总结历史上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寻求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为辅的最优组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职能模式。
参考文献：
[1]杨欣．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目标及实现路径[J]．辽宁警专学报，2007，(3).
内容摘要：鉴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自身的缺陷，许多国家都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所得税优惠政策来扶持和引导中小企业的发展。
本文对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世界各主要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梳理，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现行的所得税政策，提出了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小企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截至2008年底，全国实有企业971.46万户，其中99%以上为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提供了近70%的进出口贸易额，生产的商品占社会销售额的60%，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50%以上的国有企业下岗人员、70%以上新增就业人员、70%以上农村转移劳动力，拥有66%的发明专利、74%的技术创新和72%的新产品开发。①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领域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目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1.面临国际市场需求骤减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双重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市场需求萎缩，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小企业的订单锐减，利润严重下滑。同时，受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城市化成本较高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市场需求受到制约，中小企业的国内市场环境急剧恶化。
2.面临自有资金不足和外部融资成本较高的双重困境。
中小企业规模小，底子薄，抗风险能力较弱，融资渠道单一，难以采取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等融资手段，因此，融资难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瓶颈问题。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企业经营更是难以为继，一些资金链断裂、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3.面临没有产品定价权和成本转嫁能力弱的双重压力。
我国中小企业大都集中在传统的第三产业和加工制造业，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阶段，没有产品定价权，企业成本受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
近年来，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给企业经营造成了很大压力。尤其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整体上升5%～10%，在一些低端行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甚至达20%以上。①4.中小企业自身的一些不足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小企业的公司财务管理制度普遍不健全，信用和法制观念淡薄，缺乏可供抵押的担保财产，抵御风险能力较差。此外，我国中小企业大都以家族化管理为主，靠血缘关系维持经营，如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完成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其发展方向与核心竞争力将难以提升。
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所得税政策的国际比较
在公司所得税方面，各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覆盖中小企业的建立、成长、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主要采取了降低税率、税收减免、投资抵免、研发扣除、加速折旧、亏损弥补等政策手段，以鼓励中小企业的创立、投资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
（一）鼓励中小企业创建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了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中小企业实行低税政策，并对中小企业的所得税实施一定期间的税收减免，以减轻企业在创立初期的税收负担，引导纳税人投资和创办中小企业。在OCED成员国中，美国、加拿大、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都对中小企业所得税实施不同程度的税率优惠。
美国对年应税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小企业，按15%的低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小型企业投入股本所获的资本收益，实行为期至少5年豁免5%的所得税优惠；对小型企业风险投资额的60%免税，其余的40%只以50%征收所得税。
英国专门对那些利润较少的小公司实行一种救济制度，降低其所得税税率。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困难，英国政府决定推迟提高对小公司适用的优惠税率，将提高税率的期限延长到2010年4月1日。对年利润不足1万英镑的小公司实行10%的优惠税率。
法国规定：中小企业年利润低于38120欧元的部分按15%的所得税税率征收，并对新建小企业免征3年的所得税。为促进失业人员创业，法国规定创办工商企业可以享受2年免征所得税，以后3年对企业盈利分别减少75%、50%和25%的所得税优惠。
日本也对中小企业实施低所得税政策。日本税法规定:自2006年起，对资本额在1亿日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年应税所得额在800万日元以下的部分，法人所得税税率降为22%；年应税所得额超过800万日元的部分，法人所得税税率为30%。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自2009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年应税所得额不超过800万日元的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由22%降至18%。
（二）鼓励中小企业投资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在鼓励中小企业投资方面，各国主要采取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盈亏相抵等税收优惠措施，以鼓励中小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发展。
美国出台了许多鼓励中小企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优惠形式颇为广泛：1.美国允许中小企业对购入新设备进行所得税投资抵免。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法规定：凡公司购买新的设备，若法定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其购入价格的10%可直接抵扣当年的应付税款；若法定使用年限为3年的，抵免额为购入价格的6%。小型企业的应纳税款如果少于2500美元，这部分应纳税款可全额用于投资抵免;对于超过2500美元的部分，最高抵免额限于超过部分的85%。如果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不足以抵免时，可比照亏损处理的办法，不足部分可向前结转3年、向后结转7年，即可以将前后11年的应缴税额用于投资抵免。2.美国还规定了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长期投资税收减免政策。美国税法规定：对年收入不足5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实行长期投资所得税减免，对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下的小企业永久性减免投资所得税（前两年减免7%，以后年度减免5%）。3.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加速折旧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相继出台政策缩短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允许小型企业在投资后的1～2年内对新购置使用的固定资产提取高比例的折旧，对某些设备在其使用年限初期实行一次性折旧。
英国在1983年提出企业扩充计划，通过对投资者大幅度的减税鼓励人们投资创办中小企业。该计划规定：凡投资创办中小企业者，其投资额的60%可以免税，每年免税的最高投资限额为4万英镑。为了吸引私人投资，政府允许非挂牌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在保持5年股权的条件下，可以申请免税优惠。
法国为了鼓励中小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自2005年7月起，对中小企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税前资本扣除比例从25%提高到40%。在风险投资方面，法国规定：风险投资公司从持股中获得的资本收益可免除部分所得税，免税金额最高可达收益的1/3。中小企业在创办当年及随后4年，可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其50%的费用，或者在创办当年及随后2年，对再用于经营的利润全部或部分免税。
日本允许对中小企业购置或租赁的提高技术能力的机器、设备给予特别折旧，对工业用自动机械、数控制造机械等，可就购置成本的7%抵免所得税（但抵免金额最高不得超过当年应纳税额的20%），或给予相当于购置价30%的首次特别折旧。2009年2月1日起，日本重新实行对中小企业的亏损退税政策。
在亏损弥补方面，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出发，各国的政策有所差异。在OECD成员国中，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德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新西兰、瑞典、法国、丹麦、匈牙利和英国对企业利用以后年度利润弥补亏损不作时间限制，不同之处在于是否允许企业利用以前年度利润弥补当年亏损。意大利、韩国和挪威等国虽然对亏损弥补的时间进行了限制，但对小企业实行了特殊的照顾政策。例如，意大利税法规定：小企业开办前3年的亏损可以无限期地用以后年度的利润弥补;韩国税法允许小企业利用前1年的利润弥补本年度的亏损；挪威税法则规定：如果小企业在关闭时有亏损，可以用前2年的利润弥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允许公司在2008年和2009年发生的经营亏损向前结转5年，英国允许所得额不超过30万英镑的小公司将2008～2009年度产生的经营亏损向前结转3年，但结转额最多不超过5万英镑。
（三）鼓励中小企业科技投入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了鼓励中小企业进行科技开发，大部分国家都规定了对企业研究开发支出扣除的优惠政策。
美国规定：小企业可将与贸易或商业活动有关的研究、试验支出，直接作为费用扣除，而不必作为计提折旧的资本性支出。
企业一般性的研发费用如果在课税年度超过过去3年平均发生额，其超过部分的25%予以减免。企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研发费用的65%作为非课税对象，该项抵免可以向前结转3年，向后结转15年。
英国政府的企业投资者计划旨在通过运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投资者向未上市的中小企业投资，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从2000年开始，英国政府开始实行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务信贷，将研究与开发税务津贴从100%提高到150%，中小企业可将研发投入中符合要求的经常性支出按照150%的折扣率抵扣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研发费用中的资本性支出实行全额抵扣政策，并将抵扣对象扩大到尚未盈利的企业。
法国税法规定：企业经过有关部门审核确认的研究费用，可以从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研究费用扣除标准为当年研究费用额减去前两年该项费用平均额的50%，但是每年的最高扣除额不得超过200万欧元。对中小企业实施“研究开发投资税收优惠待遇”制度，中小企业研发投资比上一年增加的可以免缴相当于研发投资增加额50%的公司所得税，同时也要受到最高抵免额的限制。对中小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新设备、新工具，允许有条件地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方式。
日本政府特别重视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主要采取税收抵免的方式，鼓励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日本税务当局对那些会计制度健全、账目清晰正确、长期按时申报的小企业采用“蓝色申报制度”。采用“蓝色申报制度”的纳税人可以享受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适用“蓝色申报制度”的纳税人的研究开发费用，日本税法规定：当该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支出超过以前任何年度时，可将超过金额的20%（不超过法人税总额的10%）从法人税额中抵免。另外，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对新技术的投资，日本给予中小企业相当于购置设备价7%的法人税特别税额扣除，此外，还有强化中小企业技术基础的法人税税额扣除。所有小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研究开发支出都可以享受6%的税收抵扣。
加拿大税法规定：所有公司和个人的研究开发费用都可以享受20%的联邦投资税收抵免，当年未抵扣完的部分，可以向前抵免3年或向后抵免7年。但对于上年度应税收入少于40万加元、应税资产少于1500万加元的小企业，对其支出的第一个200万加元，可以享受35%的联邦投资税收抵免。
三、对我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所得税政策的启示
（一）降低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与对中小企业实行优惠税率的OCED成员国相比，我国20%的税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高于美国、法国、加拿大、韩国、葡萄牙和匈牙利的税率。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形势，应该降低小型微利企业的税率水平，建议将我国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调低到15%左右。
（二）调整中小企业亏损弥补的政策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
税法中没有规定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亏损弥补政策。我国5年的向后结转亏损弥补期限与OECD成员国相比是短的，并且我国目前不允许企业用以前年度的所得弥补亏损。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建议对中小企业的亏损弥补政策做如下调整：一是允许中小企业的亏损向后结转10年；二是允许中小企业用以前年度的所得弥补亏损。
（三）增加中小企业投资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了降低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鼓励中小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应给予中小企业适当的免税、退税优惠。
一是给予国家鼓励的新设立的中小企业一定的免税优惠期，比如开业前2年免税，或者实行分期按比例给予免税优惠，第1年免税，对以后3年的企业盈利分别减征75%、50%和25%的所得税；二是对中小企业从被投资公司分摊的损失，不超过投资账面价值的部分允许扣除，从而降低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三是对中小企业用税后利润转增资本的投资行为，对再投资部分缴纳的税款给予全部或部分退还，以鼓励企业将所获利润用于再投资。
（四）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融资难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结合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给予中小企业以下所得税优惠政策：一是可以适当提高对中小企业从非金融机构借款利息的扣除标准，比如，对借款利息不超过按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150%的部分，允许在税前全额扣除；二是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取得的担保和再担保业务收入(不包括信用评级、咨询培训等收入)，给予一定的企业所得税减税优惠，比如按15%的税率征税。
参考文献：
（1）朱青《运用税收政策大力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税务研究》2004年第11期。
（2）刘北辰《法意两国扶持中小企业的财税政策与启示》，《价格与市场》2007年第8期。
（3）张瑛、韩霖《部分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税收政策》，《涉外税务》2009年第4期。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主体对受教育者提出的思想要求、观念要求、道德水平要求、人格品质要求，通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和人格品质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体负责组织调动各种教育要素与教育资源，设计教育计划与目标，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沿着既定方向运行。客体作为受教育者在本身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会在受教育过程中产生主体性，一定条件下具备主体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在各种要素关系动态变化过程中展现的，其实质是促进受教育者形成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人格品质的教育实践过程。
1 正确认识教育过程的基本机制
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基本机制，对于丰富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自身素质和能力，对于更深刻认识和更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灵活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之有效方法去逐步实现教育目标任十分有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基本机制是指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各种要素在教育目标引领下发生必要的有效的联系。基本机制不是教育方法，而是方法之原理，机制受教育规律制约。方法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运用必须要通过教育机制的桥梁作用来体现教育过程中存在的规律，而规律也要通过机制的作用对方法进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基本机制以其自身的有效性在教育实践的具体过程中用自身的有效性推动思想教育向新境界发展。
存在于思想教育中的基本机制主要有宣讲机制、学习机制、说服机制、激励机制、调节机制、沟通机制、管理机制。宣讲机制是指通过向社会成员讲解和阐述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机制。学习机制是指组织社会成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国家时政政策的教育机制。说服机制是指用新的理论观点教育和影响受教育者的教育机制。激励机制是指教育主体遵循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特点和规律，以社会要求为依据，运用利益方式、荣誉方式、奖励方式去激发和鼓励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的教育机制。调节机制是指教育主体运用调节方式对受教育者进行心理调节、关系调节、行为调节，为受教育者创造一个和谐愉悦身心状态的教育实践活动。沟通机制是指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在认识观点上互相交流的实践活动。管理机制是指运用管理手段约束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促进受教育者达到社会要求的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机制的实际运用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必须面对受教育者实际状况，必须遵循机制在解决受教育者思想实际问题上的有效性原则。
2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由许多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复杂运动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存在基本的矛盾和一般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是发展需要所具有的要求与受教育者现有的思想品德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要求之间的矛盾。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成员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平同社会对思想品德要求有差距。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水平，用教育的力量推动社会成员以实际行动缩小这一距离。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存在和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运行和向前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解决这个基本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贯穿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分析这个基本矛盾，弄清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在哪些方面还不符合社会要求，还存在多大差距，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加以解决。要从现实出发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水平逐步达到社会要求的水平。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不停顿不间断进行的，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水平是需要不断提高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不间断不停顿进行。社会发展变化必然带来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人的思想品德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总是表现为一个具体的教育过程的完结之后，下一个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又重新开始，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决定的。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规定和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其他具体矛盾。除了基本矛盾之外，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其他矛盾，比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教育者与教育介体之间的矛盾、教育介体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都服从服务于基本矛盾的解决，实质是为了使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品德规范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转化为受教育者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意识和实践行为方式。
3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本质联系及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对于这一规律认识，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尽管有些学者从学理意义上作出比较严谨的界定，但如果脱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教育实践，任何纯理论上的界定都是有缺失的。笔者认为，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观念发展的要求以及人格状态，运用一定的教育机制、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以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规范去教育感化受教育者，不断缩小其思想品德水平与社会品德规范要求之间的距离，使其思想品德朝着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并不断提高，与社会发展相向前行。 这个规律才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这个基本规律是由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社会适应规律、要素协同规律、观念接受规律来支撑而存在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活动要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受国家政策的制约，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状况的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应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实际状况相适应，如果无视这些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就有可能脱离实际，就不可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还存在着具体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具体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这些具体规律的存在客观的可认识的。具体规律主要有：互动规律、变化规律、内化外化规律等规律。互动规律是指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活动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是双向的受益的，教育者的主导作用的实现，离不开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的体现，也离不开教育者的主导作用的发挥。 变化规律是指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处在变化过程之中，是可以教育和引导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是可以改变其思想观念的。内化外化规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际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和引导受教育者实现内化和外化，从而形成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水平的过程。内化就是引导受教育者将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品德的过程。外化就是引导受教育者将自己已经形成的思想品德转化为自己的行为，并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的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新问题性情况和解决性问题新情况的开放的过程，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并且与社会环境不断地发生着相互作用和影响。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消除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教育主体的教育功能，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朝着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当我国在 20 世纪末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下简称“普九”）的战略目标后，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义务教育发展中的差距问题。在理论研究和媒体舆论相结合并对国家政策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从理论上科学地分析义务教育发展中的差距问题，对国家制定正确、可行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具体政策十分重要，对引导义务教育健康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也十分重要。
一、关于分析义务教育发展差距的方法论
在调查和论证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差距时，既可以应用整体数据的基本统计方法，也可以应用抽样或个案等调查方法，还可以援用国际上通行的反映人们生活水平及其差距的分析方法如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等。不可否认，这些方法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但是，方法不等于方法论。当所应用的研究方法忽略了科学方法论的支撑时，即使方法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其研究结果或结论仍有可能存在偏差甚至严重的错误。
研究与分析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差距的科学方法论，最根本的就是唯物辩证法。
（一）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差距的现象及其本质
在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中，目前存在着区域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学校之间的差距。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能够直接观察到并切身感受到此现象。对上述差距进行研究，仅仅较为细致、精确地描述存在差距的现象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还必须分析此现象的本质。
如果将 20 世纪末我国基本实现“普九”作为一个临界点，那么我国义务教育在质上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 20 世纪后期，我国的义务教育就存在着差距，但那时的差距在质上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失学人口，尤其是初中阶段失学人口，也就是“普及”与“未普及”的矛盾。进入 21 世纪，我国的义务教育仍存在着差距，如占全国总人口约 10 ％的地区至今尚未实现基本“普九”的目标。如果将此类尚未“普九”的地区与全国大多数已实现“普九”目标及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进行比较，可以说目前少数地区的义务教育状况与全国大多数地区存在很大差距，但这决不是全国的普遍状态。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和绝大多数人口的角度看，目前的差距在质上已经不是“普及”与“未普及”的矛盾，而是如何巩固“普九”成果与提高“普九”水平的矛盾，是其发展水平高与低、快与慢的矛盾。因此，尽管在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义务教育都存在差距，但它们是完全不同质的差距。不同质的差距根本不存在可比性，所以仅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义务教育不同质的差距进行比较，是不能断言目前的差距比以往更大的。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一点，在研究中就不能公正评价我国在实施义务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就不能公正评价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之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并会无意或故意地混淆义务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差距在质上的根本区别，误导理论研究与舆论，甚至误导公众对我国义务教育形势的判断。
也许人们关注的主要是现阶段义务教育发展水平高与低、快与慢的差距是否在扩大，即同质的差距问题。但是，既然是同质的差距，那么此类差距的产生一定存在特定的、与以往不同的原因，因而只能采取与以往不同的对策。
（二）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差距的因果关系分析
在理论研究中，仅仅指出差距是不够的，还应当追溯其原因，而且需要对其原因进行正确的判断。造成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差距的原因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
1. 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延续关系
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在现实上的差距，是其在历史上的差距的延续，其中的影响因素也部分地由历史延续到现实之中。从历史角度看，尽管我国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教育发展在古代就存在着差距。在古代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重视教育的理念较为浓厚、稳定，文化繁荣，各级教育设施较多。从清末开始，近代教育发展的重心开始向沿海地区和城镇转移。在中华民国阶段，虽然大力推进国民教育体系的建设，但教育发展较好、较快的仍多集中在经济富庶的地区和城镇。这种非均衡状态在建国以后虽然得到很大改变，但仍不同程度地延续下来，因而使一些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缺少历史基础，客观上造成义务教育目前的非均衡状态。
因此，在分析义务教育目前的差距时，不应忽略其历史因素所起的作用，不能割断历史因素的延续。正如任何对现实与未来不利的历史积淀都需要在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进程中逐步改变、祛除一样，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利的历史因素也需要在其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进程中逐步改变和祛除，同时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利因素也需要逐步形成。于是，尽管我们必须“只争朝夕”，但也必须认真地意识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
2. 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辩证关系
从客观角度看，造成我国义务教育目前差距的现实原因主要有： (1) 自然地理因素。在山区、牧区以及广袤的高寒地区，人类生存环境恶劣，人口密度小，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居住地极为分散，使义务教育学校难以形成适度规模，增加了教育成本。 (2) 人口迁移因素。上述地区的居住人口多为少数民族，其民族文化、生活习俗以及人权因素等使他们难以集体迁移到其他地区，也难以根据劳动力的市场调节而实现个人的区域流动。此外，庞大的农业人口携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城镇间流动，一方面使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的规模缩小或生源不稳定、布局调整困难，并由此严重影响教育成本，另一方面造成城镇义务教育学校的诸多困难。同时，农村留驻人口和流动农业人口的“超生”又加剧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共财政压力。 (3) 经济及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因素。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虽然可以避免“平调”的平均主义，但它在客观上造成各行政区划之间公共财政资源的很大差距。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制又建立在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基础之上，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各行政区划之间义务教育公共财政资源的很大差距。
从主观角度看，造成我国义务教育目前差距的现实原因，主要是许多地方政府未能真正认识到义务教育及其“均衡化”的战略重要性，未能将其放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高度，未能切实落实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战略地位，政府不能依法执行义务教育公共财政预决算制度，学校经费严重短缺。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人员挪用义务教育公共财政资金，非法占用、转移、拍卖公立义务教育学校资产等。此外，政府某些教育政策的失误如集中巨额公共教育财政资金用于少数“窗口学校”、“示范性高中”等建设，也导致了义务教育发展中的差距。
在承认上述两者都是影响因素的前提下，需要确定的是：究竟是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在根本上造成了义务教育的差距？如果用“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哲学思想来解释，那么答案应当是清楚的：一方面，主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客观因素、最大限度地利用客观因素中的积极方面并限制消极方面。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经济困难地区，主观因素使有些地方的义务教育发展得好些，而有些地方的义务教育发展得就很差；为什么同样是经济发达地区，一江之隔的两片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却存在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客观因素是造成义务教育差距的根本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有些经济困难地区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其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及均衡状态仍然落后于不甚努力、根本不努力甚至主观上反向而行的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因此，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政策制定中都不能夸大人的主观因素在义务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3. 经济上的差距与义务教育上的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般情况下，当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在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基础之上时，经济上的差距导致了义务教育上的差距。而义务教育上的差距又导致了弱势群体发展起点的不公平，进而维系并扩展了人们在经济上的差距。从逻辑学角度看，两种差距互为因果关系，但从哲学角度看，经济上的差距是义务教育上的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发达国家，当它们实行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时，经济的区域差距也使其义务教育存在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公立学校之间的差距。虽然它们也实行中央财政的补贴，但那只能保障弱势地区的义务教育不低于最低标准或基本标准，却不能保证弱势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都接近或达到发达地区的同等水平。如果忽略经济差距对义务教育差距的决定性作用，而过分强调义务教育差距对经济差距的作用，那么在研究中就会违反哲学的基本原理，在政策制定中就会产生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
二、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相对性
（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心在于“发展”
经过 20 世纪后期的奋斗，我国已基本实现了“普九”目标，形成了由近百万所各种水平的学校组成的义务教育体系。随后，尚未基本完成“普九”目标的地区如西部地区，在中央政府及发达地区的支援下，继续为实现“普九”目标而实施“攻坚”工程。迄今为止，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至少可以划分为以下层次：其一，尚未基本完成“普九”的地区要基本实现“普九”目标；其二，“普九”水平出现下滑的地区要巩固“普九”成果；其三，“普九”水平原先较低的地区要提高“普九”水平；其四，原先水平较高的地区要提高教育质量，并逐步提高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其中，处于前两个层次的多为农村地区。此外，无论处于上述哪一个层次的地区，都面对着义务教育城乡差距的挑战，面对着一定数量的农村学龄人口以一定的规模和速率向城镇转移的挑战，从而面对着义务教育“属地化”的挑战。因此，我国义务教育在 21 世纪前二十年的发展，不是全局性的“有或无”的问题，也不是在同一层次上的“同速发展”问题，而必然且必须是根据“分层、分类、分区、分段发展”的原则提高发展水平、质量和效益的问题。
（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核心在于“均衡”
“均衡”是发展的指导原则与价值标准。但“均衡”的目的必须是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其结果必须是实现义务教育的发展。这就是“均衡”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应根据上述逻辑关系，来研究与确定“均衡”的含义、指标和标准。
1. “均衡”至少有以下两种含义： (1) 在全国各地的城乡地区，义务教育都得到发展，而不是有的地区发展，有的地区停滞甚至倒退；也不是仅仅城市的义务教育发展，农村的则停滞或倒退。 (2) 在全国各地的城乡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或义务教育发展达到相近水平。如果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需要“分层、分类、分区、分段”的话，那么在今后数年中对“均衡”的规定应取上述第一种含义，然后到 21 世纪前叶结束时，对“均衡”的规定应当体现上述第二种含义。无论对“均衡”做出上述哪一种规定，都意味着“均衡”的相对性，意味着在“均衡”状态下某种差距的存在。
2. “均衡”的关键性指标必须包括：教育资源（其中必须包括生均教育财政资源、物力资源、教师资源和信息资源等）、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上述指标既涉及“均衡”的外在形式，即通过学校外部各方的努力所形成的教育资源状态，又涉及“均衡”的内在本质，即受教育者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教育资源的合理、有效使用。这意味着尽管教育资源的供给与配置是“均衡”的关键性指标之一，但不是唯一指标。如果没有义务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或没有质量的“均衡”，资源供给与配置的均衡就仅仅是表面的，并反而可能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当教育资源相对均衡时，义务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教师和学生们的主观努力，难以通过外部的强制性力量来实现。人们在主观努力方面的差距是绝对的，这就决定了义务教育质量的“均衡”是相对的，进而决定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相对的。
3. “均衡”的标准可以从多种角度予以研制，但无论有多少种角度，关键是要从学生及其家庭受益和公共教育资源的承受能力与需求的适当性的角度来确定。 (1) 就教育机会而言，“均衡”的标准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适龄人口都能够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第二个层次是逐步使尽可能多的适龄人口都能够享有充分、良好甚至优质的义务教育公共资源；第三个层次是使尽可能多的适龄人口能够接受更长年限的优质义务教育。 (2) 就教育结果而言，“均衡”的标准也至少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适龄人口都能够合格地完成义务教育；第二个层次是使尽可能多的适龄人口能够得到更多、更高水平的发展。
关键词：国家形象；综合实力；软实力
随着国际政治研究的日趋成熟和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国内学术界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逐渐发生了转变：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从以往对国家、政府间组织的研究扩展到非政府组织间的研究，以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不断增多；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学者从以往对传统政治、军事的关注逐渐扩展为对环境、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研究；学界对外交领域的研究也进一步扩展，由以往只关注政府间外交即官方外交，逐渐扩大到关注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等领域。
基于这些国际政治研究方面的变化，对“国家形象”一词的研究开始不断受到学界的关注。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被认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①因此，国家形象的研究对我国“软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研究成果综述
一般而言，国外学术界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被看成是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国家以及军队形象是西方国家研究的一个角度，但分析较为简单，主要体现为政治军事著作中的零星思想和只言片语。工业革命后，国家形象的研究开始凸显，但其目的主要为国家政治和军事的合法，其研究重点是如何通过国家形象的塑造为战争做宣传，但尚未形成体系。信息技术革命悄然兴起后，国家形象作为开始被学者广泛关注，并且随着国际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国际政治学角度研究国家形象。②在国际政治方面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了4种研究路径③：
其一，现实主义“软实力”研究路径。西方大量政治哲学家认为，威望、声誉（reputation）即指“国家形象”，声望因素往往是产生冲突的动机之一。二战后，声望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领域，麦尔瑟在《声望与国际政治》一书中试图解决威慑论的核心问题――即在危机关头，坚定的声誉是否真正奏效。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声誉的关注逐渐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学者们试图运用声誉这一工具，分析国际合作、国际组织、地区一体化等问题。
其二，建构主义研究路径。肯尼斯・布尔丁（K.E.Boulding）在此方面首开先河。他认为，人们是在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价值观念下塑造国家形象，即使同一个国家，在持不同价值观念的媒体的“刻刀”下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他强调了价值体系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重要性，拓宽了国家形象问题的研究视角。
其三，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路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国家形象形成的根源和不同国家形象对决策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认为，在两国关系中，目标的一致性、相对实力（能力）和相对的文化地位是形象形成的三个结构性因素。根据三者的不同组合，两国关系中存在着敌人形象、盟友形象、依赖形象、屠夫形象和帝国形象等五种相互认知。不同的形象认知影响一国对另一国的政策取向。
其四，公共关系的研究路径。在国际公共关系框架内研究国家形象，其中涉及国际公关活动、国际媒体探讨等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迈克尔・昆兹克（MichaelKuncz-ik）1997年编著出版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公共关系》是该领域的第一本权威著作。
二、国内研究成果综述
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基本处于无意识的自发阶段，除了个别研究和著作中提到国家形象的观点外，基本查找不到相关理论研究。90年代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西方大量“中国”、“中国崩溃论”等理论的引进以及为了回应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中国学术界开始对“国家形象”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在中国知网中，关于国家形象研究论文共920篇，实际有用论文809篇。通过统计，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包括6个领域：即，从文化的角度、哲学视角、传播学的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政治视角、经济角度以及从符号学、解释学等其他角度研究国家形象。
从数量对比上不难看出，国内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学视角、政治视角和文化视角，其他方面的研究视角略有涉及，但并非学者研究主流。
由于本论文主要涉及传媒和国际政治领域研究，故对这两个领域中以往学者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公共外交和媒体传播策略三个角度。
（一）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在对国家形象的界定上，学术界基本具有一致意见，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综合实力的表现。具体而言，管文虎等一批学者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④孙有中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⑤
从国家形象定位及构建角度，管文虎（1999）是国内最早比较详细论述国家形象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中国的国家形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⑥刘明对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做出了一般性概括，探讨了如何准确定位、构建精致化的国家形象。陈生洛（2007）指出中国大学生心中韩国正面的国家形象，反映了其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留恋，以及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在自己的国土上不断流失的无奈和伤感。
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王红英运用“博弈理论”，提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和外交政策的相关机制――外部的社会回报和社会惩罚。邓超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提出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际传播、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内部情况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⑦从现实主义“软实力”的角度，张锰（2008）提出国家形象可以从本源、表象、途径三个方面来理解，本源性是国家形象的基础，表象性是国家形象的推动力，传媒是国家形象的表现途径。⑧陈正良（2008）在分析国家形象内涵及国家形象塑造的意义、中国国家形象的现状的基础上对塑造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增强中国魅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二）公共外交角度。从这一角度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多从公共外交政策制定的角度，为政府决策提供意见参考，政治化倾向较为明显。王义桅、唐小松等致力于美国公共外交对国家形象影响的研究，从提升国家形象的策略角度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提出了对策和方式。赵玉霞（2007），冷战后中国对外宣传积极向公共外交转变，并初步建立起公共外交体系，中国公共外交已在多领域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只有不断完善公共外交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才能树立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服务中国崛起。⑨
（三）媒体传播策略角度。国内学者从传媒角度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形象传播现状、传媒理论和报纸研究三个方面。徐小鸽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⑩刘继南、何辉等把国家形象界定为：“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人们经由各种媒介，对一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从传媒理论角度，程曼丽（2008）从议程设置角度提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即外部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所设置的，其中充满了“固定的成见”，中国要想突破西方国家既有的认知、评价藩篱，就必须参与到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中去。⑾从以具体媒体对国家形象塑造角度，张玉（2007）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例，运用内容分析和定量研究的方法，指出日本媒体关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形象。
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家形象相关论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学者对国家形象的关注涉及多个角度，程度正在不断加深，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形象的研究上仍然存在问题：国内外研究涉及的角度并不全面，例如对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体中的国家形象塑造研究非常有限，且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为定性研究，这就造成研究方法单一，多是零散的、缺乏理论的简单归纳，无法向读者呈现一个完整、系统的国家形象图谱。
[注释]
①BouldingK.E：NationalImagesandInternationalSystems[J]，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1959（3）：P119-131.
②袁赛男：《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11月第12卷第6期.
③杜雁芸：《国家形象的内涵及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71期.
④管文虎：《国家形象论》，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⑤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国际论坛》2002年第16期.
⑥管文虎：《国家形象论》，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⑦邓超：《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国家形象塑造》，《中国传媒大学》2006年第1期.
⑧张锰：《软实力理论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大视野》2008年第7期.
⑨赵玉霞：《论中国公共外交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学》2007年第1期.
⑩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2版.
⑩程曼丽：《论“议程设置”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舆论导向作用》，《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P45.
[参考文献]
[1]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刘继南、何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版.
用层次分析
构建判断表进行比较为适当降低区分难度，将常用的Saaty九级评分表修改成了七级，即两两指标比较时相对重要程度的最大值为7，最小值为1。参与高校科研产出效益评价指标权重调查的理工类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10所高校七个学科的杰出青年、长江学者。回收有效问卷16份，专家的专业背景包括了化学、数学、物理、生物、计算机、矿业工程、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家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人民大学等11所高校的学术带头人、教授。回收有效问卷15份，专家的专业背景包括了经济学、历史学、马列政治学、教育学、管理学、法学、新闻、中文、英语和心理学等。层次单排序结果及一致性检验对专家的打分结果进行几何加权平均后得到各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相对于评价目标而言，各一级指标间相对重要性比较的矩阵）及各指标的相应权重。由于受诸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判断矩阵很难出现严格一致性的情况。因此，还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需要通过计算一致性比例来检验[11]。检验结果表明，专家对四个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二级指标间的判断矩阵的计算方法与一级指标类似，也均通过了单层一致性检验。限于篇幅，计算结果文中不再赘述。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专家们对二级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结果参见表3和表4。为避免专家们综合评价出现不一致，同样也要对总排序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检验方法是计算总排序随机一致性比例指标，同样判定条件是当时此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反之则表明层次总排序的结果没有通过检验，还需要修改层次结构模型或者再一次构造比较判断矩阵。本研究计算结果为理工类和人文社科类的总排序的一致性比例分别为.，表明层次总排序的结果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专家们对两类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结果一致，各级指标权重评价结果合理。
评价结果讨论
理工农医类权重结果讨论对理工农医类科研产出效益的评价中，权重最高的一级指标是知识产权转化。这表明专家们认为研究成果能否转化成生产力是高校科研产出效益最重要的方面，而这也恰恰符合了中国目前高校发展政策的导向——高校要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因此，该评价体系将知识产权转化作为最重要的产出效益指标可以促使高校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增强其社会服务能力。论文影响力的权重仅次于知识产权转化，专家们普遍重视论文对其学术领域的贡献，特别是其国际影响力。一级指标中权重最低的是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对各位参与问卷调查的专家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专家普遍认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二级指标中除了国际会议的特邀报告能够反映研究者具有较高国际水平外，其他指标特别是国际会议提交论文数、合作派出人次等很难反映出该校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另外，成果获奖的权重相对较低，在咨询专家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部分专家认为目前奖项的评定并不是完全公开透明的，另外有些专家则认为特别是国家级奖项少有高校能够获得，每年设立的国家级奖项数太少，在评价中不应该过分看重成果是否获奖。在对二级指标权重的比较分析中发现，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与专利出售当年实际收入赋予的权重基本一致，但国际交流与合作下属的四个指标权重评价得分差异较大。权重最高的是特邀报告篇数，专家们普遍认为该指标能很好地反映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通常能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特邀报告者，表明其具有较重要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已经做出诸多原创性成果。而且，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特邀报告也是传播与交流科研成果的佳径之一。SCI论文被引频次的权重是CSCD论文被引频次权重的4倍，可见专家学者们如今更看重论文的国际影响力，重视高水平论文对学科领域做出的贡献。人文社科类权重结果讨论人文社科类各一级指标权重顺序由高到低依次是论文影响力、社会服务、成果获奖及国际交流与合作。人文社科领域对论文影响力最为看重，在该领域专家们认为论文的国内外被引频次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论文的质量，而其他指标如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很难判断其水平和质量，比如难以衡量一个咨询报告对政府决策与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小。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权重仍然最低，这可能与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学者参与机会也增多，使得该类会议的学术水平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有所下降有关。与理工类SCI、CSCD论文被引频次指标权重不同的是，人文社科类SSCI论文被引频次的权重仅是CSSCI论文被引频次的2倍。许多人文类专家表示，在一些学科领域如政治、中文、历史等，他们更关注国内核心期刊的论文，因为这些文章更多是解决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体现科研为本国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而且其受众面更广。因此，他们认为在这些领域内能够被国内期刊引用次数较高的论文就是高质量和高学术影响力的论文。另一值得关注的二级指标权重是部级奖项的权重是省级奖项权重的3.15倍，反映专家们更看重部级奖项，省级奖项由于更易获得而使其分量相对较轻。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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