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4 20:03:1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国际金融研究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
关键词：双语教学；国际金融；教学方法
Abstract
Bilingualteachingininternationalfinancehasbeenintroducedbymoreandmoreuniversitiesandcolleges.Variousobstaclestothebilingualteachingininternationalfinanceshouldnotbeignored.Inordertoeliminatetheseobstaclesandimprovetheteachingquality,wehavetochooserightcontents,booksandteachingmethodsandmodesforstudentswhomajoreddifferentsubjects.
Keywords：BilingualTeaching；InternationalFinance；TeachingMethods
1.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学的课程建设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不少高校鼓励老师采用双语教学讲授国际金融。可是，和其它学科一样，国际金融双语教学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在一些高校学生害怕甚至抵制双语教学，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对于每门课程双语教学存在的共同难点，许多学者已经发表论著阐明自己的观点，不需要笔者在此文中赘述。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国际金融学的课程内容、课程特点出发，找出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有的障碍和难题，供同行借鉴。
2.实施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的意义
国际金融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是很多年以来，国际金融学只是国际贸易学的一部分，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出版了几本以国际金融为题的专著，国际金融学才开始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大学的课堂上讲授[1]。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开设国际金融学，虽然历史不长，但不少学者积极撰写国际金融学教材，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开设的国际金融学更成熟，通过引进原版教材，西方的国际金融体系让国内的任课老师耳目一新，学生可以直接学习原汁原味的国际金融理论。同时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课程内容要求师生都具有扎实的英语基础，这样才能学到最新的国际金融理论，分析不断出现的国际金融新问题。没有较强的英语语言能力，只能学习别人翻译的作品，翻译的作品除了存在时间滞后问题外，还可能因作者的表达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文的含义。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亦有助于纠正人们对英语学习目的的认识，中国学生从中学开始学习英语，可是到了大学，许多学生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英语这门工具，这是因为学生们一直是为学英语而学英语，或者是为了英语考试而学英语，十年寒窗学英语，结果没有任何用武之地，真是太可惜。其实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通过掌握英文这一交流工具学习西方先进的专业理论和知识，在网络、传媒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英语水平高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学习最新的专业知识，所以开展国际金融双语教学能够提高学生英语语言应用能力，促使他们重新认识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
3.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存在的特有问题
同其它学科双语教学一样，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存在不少共同问题和障碍，这些障碍分别来自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方法，不少学者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2]。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本文只针对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有的问题和障碍，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教材的选择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
3.1教学内容方面
关于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国内外的看法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也就是国际金融学具有宏观性、微观性和综合性，研究的问题错综复杂。其内容既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在货币与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各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矛盾与协调及其对国民收入、国际收支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种种影响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学主要分析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各种形式，如外汇汇率、外汇市场、国际储备、国际借贷、国际债务、国际金融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3]。同时国际金融学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性学科，学好国际金融学，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学、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学、货币银行学基础。正是因为国际金融学内容丰富复杂，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管理学院或商学院与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住注重微观部分的讲授和国际金融实务，主要从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出发，讲授如何在国外筹资和投资，如何进行风险管理等内容。而在经济学院，则注重国际金融理论的讲授，不少高校开设国际经济学，内容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和国际贸易。我国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颇具自己的特色和优点，既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又包含国际金融实务，理论联系实际，但因为受到课时和教材篇幅的限制，所以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老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学生深入讲解。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讲授中采用双语教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国外的教材引入中国课堂。同一门课程，中外不同的教学内容，使教师在讲授时不知该如何取舍。
3.2双语教材的选择
如前文所述，在西方，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到的国际金融学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同的国际金融教材内容存在较大差别，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教材主要来之英美,主要代表作有Obstfeld,M.和K.Rogoff合著:FoundationsofInternationalMacroeconomics,MITPress,2006"；Grossman,G.和K,Rogoff合编:Handbook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1,NorthHolland,2005"；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
andPolicy,AddisonWesleyLongman公司；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
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出版；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
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EphriaimClark著internationalfinance，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中，Obstfeld和M.Grossman,G为第一作者（或编者）
出版的教材主要针对国外的研究生[4]，其难度略高于中国金融本科专业的要求。
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主要讲解
国际金融理论。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注重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分析。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强调国际金融管理。北京大学影印的internationalfinance（由EphriaimClark著）在西方是MBA教材，体系上却与我国的教材比较相似，区别在于该教材更注重对金融衍生品和金融风险管理的写作。国外原版教材语言纯正，体现了西方的逻辑、文化，尤其是其推理过程、思维方式的不同能很直观地显现出来，并且往往体现了新的教学原则和教法。面对这些优秀教材，任课老师感到耳目一新甚至赏心悦目，但是只能选择一本作为教材，如何取舍无疑是一大难题。
3.1教学内容方面
关于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国内外的看法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也就是国际金融学具有宏观性、微观性和综合性，研究的问题错综复杂。其内容既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在货币与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各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矛盾与协调及其对国民收入、国际收支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种种影响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学主要分析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各种形式，如外汇汇率、外汇市场、国际储备、国际借贷、国际债务、国际金融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3]。同时国际金融学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性学科，学好国际金融学，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学、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学、货币银行学基础。正是因为国际金融学内容丰富复杂，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管理学院或商学院与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住注重微观部分的讲授和国际金融实务，主要从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出发，讲授如何在国外筹资和投资，如何进行风险管理等内容。而在经济学院，则注重国际金融理论的讲授，不少高校开设国际经济学，内容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和国际贸易。我国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颇具自己的特色和优点，既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又包含国际金融实务，理论联系实际，但因为受到课时和教材篇幅的限制，所以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老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学生深入讲解。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讲授中采用双语教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国外的教材引入中国课堂。同一门课程，中外不同的教学内容，使教师在讲授时不知该如何取舍。
3.2双语教材的选择
如前文所述，在西方，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到的国际金融学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同的国际金融教材内容存在较大差别，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教材主要来之英美,主要代表作有Obstfeld,M.和K.Rogoff合著:FoundationsofInternationalMacroeconomics,MITPress,2006"；Grossman,G.和K,Rogoff合编:Handbook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1,NorthHolland,2005"；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
andPolicy,AddisonWesleyLongman公司；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
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出版；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
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EphriaimClark著internationalfinance，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中，Obstfeld和M.Grossman,G为第一作者（或编者）
出版的教材主要针对国外的研究生[4]，其难度略高于中国金融本科专业的要求。
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主要讲解
国际金融理论。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注重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分析。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强调国际金融管理。北京大学影印的internationalfinance（由EphriaimClark著）在西方是MBA教材，体系上却与我国的教材比较相似，区别在于该教材更注重对金融衍生品和金融风险管理的写作。国外原版教材语言纯正，体现了西方的逻辑、文化，尤其是其推理过程、思维方式的不同能很直观地显现出来，并且往往体现了新的教学原则和教法。面对这些优秀教材，任课老师感到耳目一新甚至赏心悦目，但是只能选择一本作为教材，如何取舍无疑是一大难题。
3.3教学方法方面
双语教学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母语教学方法其实本身并没有太大差异，然而双语教学增加了教师表达和讲授的难度，同时对学生的要求也更高。在实践中，一些学生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达不到双语教学的要求，畏惧甚至反感双语教学，由此产生厌学的情绪，他们在课堂上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这不仅会冲淡教师上课的热情，也进一步增加了教师管理课堂的难度，讲授的难度也更高。从双语教学的模式来看，主要有沉浸型、过渡型、翻译式、保持型、和双重语言教学等模式[5]，在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该选择哪一种模式，也是任课教师困惑的难
题。
4.对策
提高国际金融双语教学的质量，关键在于因材施教，不同专业的学生传授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另外，教材的选择也十分重要。
4.1根据不同的专业，选择教学内容
因为国际金融学的内容很多，在课时有限的条件下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应传授不同的教学内容，同时要注意教学内容本土化，联系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国际收支状况、中国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等实际，因为这些内容，一般不会在外国学者的著作中出现。笔者认为，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特别是国际金融方向的学生，讲授内容应该最深也最全面，不仅是理论还是实务部分，要求都应该比其它专业高得多。对于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与调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金融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金融监管、金融衍生品、金融风险管理等难点，应深入讲授。对于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可以将讲授的内容与国际贸易专业的特点和要求结合起来，比如说为学生深入讲解外汇风险管理、国际结算等方面的内容。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可以将国际金融理论作为讲授的重点。而管理学、会计学、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同学往往金融学基础比较薄弱，教学计划中的国际金融课时又比较少，在教学内容选择上应首先保证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的传授，然后再选择比较容易又具趣味性的国际金融实务，比如外汇交易、套期保值等内容。
4.2参照国内优秀教材，选择合适的外文教材
外文教材有不少优点，但是外文教材缺乏对国内国际金融热点问题的阐述，同时外文教材也缺乏丰富的教辅资料，学生在学习时往往要参照国内的中文教材。笔者认为，对学生推荐国内优秀教材是非常有必要的，姜波克、陈雨露老师以及老一辈的国际金融专家陈彪如和钱荣堃编写的教材都是非常严谨和漂亮的，符合我国国情，选择外文教材开展双语教学时，不仅不能忘记这些教材，而且应该向学生推荐强调这些教材的优点。根据这些教材的体系，选择合适的外文教材，这样即便是英语水平不太好的同学，也能够从中文教材得到启发，有助于自己理解外文的含义。笔者认为，对于国际贸易和经济学的学生，可以为他们选择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因为这本教材注重国际金融理论的讲解，同时包含的国际贸易的内容。而对于金融专业的同学，可以选择北京大学影印的internationalfinance（由EphriaimClark著），这本教材既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又有丰富的国际金融实务内容全面、语言表述深入浅出。但是这本教材在国外主要
为MBA学生准备，所以国际收支理论和汇率理论方面的内容相对简单，教师在讲解时可以适当补充教学内容，增加教学难度。
4.3因材施教，注意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教学需要教方（教师）和学方（学生）的默契配合，再富有激情老师面对冷漠无互动的学生也会变得沮丧。高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省市，英语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见表1），有些学生对双语教学充满热情，有些学生认为双语教学误人子弟，各有各的理由。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笔者认为对于不同专业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应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表1的数据显示，金融一班和金融三班英语四、六级的通过率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显然在这两个班采用相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收效和学生的反馈也同样会存在差异。在实践中，我们采用的办法是打乱学生原有自然班的安排，按学生的意愿和四、六级的通过率对学生进行分班，分层次授课。学生们被重新分为五个小班，将英语成绩最好的同学和喜欢英语的同学划分到相同的班级，对他们采用过渡型教学模式，老师在讲授中英语表达可以达到80%以上。国际金融案例层出不穷，所以在方法上，尽量给这些英语好的学生安排课后案例阅读与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对于英语最差的学生，应耐心鼓励他们，其实笔者始终认为，高校学生不能通过四、六级考试，并不代表英语水平低，只要持之以恒，他们也一样能够运用好英语。在教学模式的选择上，应采用双重语言教学模式，同时采用两门语言，英语表达可减少到30%左右，逐步将学生引入双语教学中来。对于外语水平居中的学生，可以采用保持型模式，英语的表达在5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认为沉浸型和翻译式这两种模式在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都不可取，前者对学生的要求太高，后者会让学生感到十分枯燥。
以上观点，只是作者的粗浅认识，供同行借鉴，希望我国的双语教学质量不管提高，也希望得到更多师生的认可。
参考文献
[1]陈彪如.国际金融[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陈晶瑛．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经济师,2005,(1）
[3]钱荣堃.国际金融[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4]邹宏元;何泽荣.中美两国大学本科《国际金融》课程教材和教学内容的比较[J],财经科学,2002增刊
[5]邹艳.关于高等学校双语教学模式的研究[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04,08
[6]姜波克,国际金融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7]申沛;冯永平．推进双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05,(2)
关键词：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
1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紧迫性
1.1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是金融形势所迫
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潮流，金融全球化也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货币及其它金融工具失去了国界的屏障，使得一国的金融安全和稳定与其他国家金融的安全和稳定息息相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金融秩序仿佛进入了“无制度”时代，便捷的电子化交易系统使得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形同“幽灵”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游荡”，国际金融市场面临较大的投机空间，且投机的“传染效应”越来越明显，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破坏性急剧攀升。世界政治也向多极化格局的方向发展，使世界货币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美元、欧元和日元处于既相互抗衡又联合妥协的局面，使各主要国际性货币的汇率经常出现巨幅波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金融领域的竞争和利益冲突日渐明显。
当今国际金融领域还越来越气象万千：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与金融业务广泛融合，以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业务所取代，多头化的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使得金融的涵盖面越来越广，货币、信用、票据、证券、保险等金融要素，交叉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统一而广泛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以银行信用为核心的间接融资方式在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受到迅速发展的票据、基金、证券等市场型直接融资工具的挑战，使得银行与种类繁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及工商企业等，均成为金融市场上地位平等的交易主体。
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这些创新变化和鲜明特色，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它们决定着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金融规制和各国金融政策必须在原有基础上需要不断得到改革和升级，特别由政府调制金融发展战略，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定运行，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而急迫的任务。面对这样的国际金融形势，我们应该认识到,归根到底金融竞争需要人才来参与，金融改革需要人才来操控，金融风险需要人才来提防。培养既懂得国际业务规范和管理法规，又能够把国情特点与国际惯例有机结合起来，并能够从全球视角把握中国金融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和迫切。为此，中国必须在加快融入国际金融步伐的同时，也加紧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力资源的开发。
1.2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是对外开放急需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迈开了市场化的步伐，逐步培养出了大批“懂专业，会操作”的金融人才。但由于金融业国际化步伐比较慎重，因而，金融体系还没有彻底摆脱垄断经营、粗放经营和封闭经营状态。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偏低，国际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不强。与此相应，人才的培养也比较注重国内金融人才培养，忽略国际金融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内向型的特征，导致国际金融人才短缺，这是中国金融业人才资源的基本状况。虽然我国金融机构也与国外金融机构存在种种业务联系，但直接竞争的机会不多；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也有国际金融专业及课程，但中国学生对国际金融知识的运用和外国金融机构的运作都缺乏短兵相接的认识，所学知识大都还只局限于纸上谈兵。
这种国际金融人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已经开始履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承诺：一方面允许外资银行业进入中国市场开展业务，并与国内银行业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从而使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呈现出激烈的竞争格局。另一方面是中资银行在海外扩大服务范围、拓展新业务，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我国银行业现在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就不仅指在世界范围内、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而是还要在国内与进入本国市场的外国银行竞争。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金融业要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竞争，首要的问题不再是国外金融机构如何适应中国国情，更不是中国政府如何为本国金融业提供保护，而是中国金融业如何以积极的态度适应国际竞争规则，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问题。
如何才能在这样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中国金融业平稳、健康、可持续地运行和发展，关键是保持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人才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是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证。谁拥有顶尖的人才，谁就拥有一流的竞争力，谁就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实质上还是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实质上又是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因此，回应新的时代呼唤，必须加紧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还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
2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标准和举措
2.1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标准
要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必须明确其标准。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总体而言是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广阔的全球经济视野、充分的国际交道能力、深厚的国际金融功底、积极的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具体表现如下：
（1）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首先必须爱祖国、爱人民，具有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觉悟。因为金融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媒介和枢纽，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国家金融的安全与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安全与发展。国际金融人才应该在以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的风云变幻中，以对祖国和人民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切实维护好、发展好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2）具有广阔的全球开放视野，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立足本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洞察全球经济动态的目光。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今，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经济优势需要贡献于国际市场，经济劣势也需要求助于国际市场。这些都必须依赖于国际金融人才把握时代金融脉动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不断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寻找获利机会和发展空间。
（3）具有充分的国际交道能力，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既敢于参与国际竞争，又善于进行国际合作，具有与对手周旋和共舞的能力。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主要特点都是国际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如何做到该竞争时就竞争取胜，该合作时就合作双赢，需要国际金融人才具备高超的国际应变和交道能力，既能够熟练地应用外语进行国际交流，又能够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平台上自由转换，还能够精通国际游戏规则。
（4）具有深厚的国际金融功底，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既要能言善管，又要能写会算，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和实践功底。没有深厚理论基础的人必然盲目短视，没有深厚实践基础的人必然夸夸其谈，这都难以胜任国际金融业务的高要求。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应该在理论上既要熟悉传统的金融理论，又要熟悉现代金融理论；在实践中既要掌握金融财务技术和计算机技能，又要熟练掌握数理分析和网络信息处理等现代实践技能。
（5）具有积极的开拓创新精神，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能够参与金融政策和金融制度创新，具有敏锐洞察力和开拓创新的勇气。开拓金融创新能力是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最重要的能力和最本质的属性，决定了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地竞争力。不仅是微观金融的创新主体，争当在金融实践前沿活动的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观察家和实践者；对宏观金融政策操作和金融制度创新，也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推进作用。
2.2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举措
目前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如期而至，中国急需造就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采取既积极快速又切实可行的举措。
（1）要进一步改革金融专业高等教育。扩大对国际金融专业的资金投入，扩大国际金融专业招生计划，并将学历教育、专业资格认证和在职培训有机结合起来。打通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的快速培养通道，逐步扩大本科直接连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规模和渠道。
（2）大力发展国际金融博士后科研队伍。凡是负责培养当前急需的国际金融高层次人才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条件具备、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没有设站的应加快设站进程，已经建站的应适当扩大招收名额。
（3）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一方面要增加国际金融的公派留学生，和大力支持国际金融的自费留学生；另一方面抓住当前海外留学人员趋向回国创业的有利时机，注重鼓励和吸引海外国际金融学子和人才回国效力；还可积极主动地吸纳国内外资金融机构的人才。
（4）加强国际金融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根据世界金融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高校为主，动员社会力量，丰富培训形式，充实培训内容，建立起“四结合”的培训体系。即业余学习和脱产学习相结合；长期班和短期班相结合；实践锻炼和组织考察相结合；继续教育与学历教育相结合。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珠三角;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蝴蝶效应”进一步显现。珠江三角洲（即珠三角）地区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蝴蝶效应”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如何摆脱金融危机对珠三角经济的影响，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珠三角共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1.珠三角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
(1)珠三角、环珠三角、泛珠三角的概念界定。“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是1994年10月8日，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本文中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13个市、县(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市区、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四会市；而泛珠三角即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
2009年1月8，国务院《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纲要提出：到2012年，由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9个城市组成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0000元；到2020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5000元。
(2)珠三角的自然地理条件。珠江三角洲是热带性三角洲，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小三角洲计），地貌发育上也有此特色，植被景观更受其影响，发育为热带季风雨林植被。并且由于三角洲北面为粤北山区，对北来寒流起屏障作用，使热带植被能沿谷地侵入北回归线以北山区。
全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23.4%，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1.4%(1994年)，近年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70%左右。珠江三角洲是全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
2.珠三角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
(1)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2007年珠三角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415.45亿元，比2006年同比增长了16.2%。
(2)外向型经济总体水平较高。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一半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的，外贸出口总额占全国的10%以上。不少企业的绝大部分产品供应国际市场。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本途径是从境外引进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
珠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侨胞遍及世界各地的有利条件，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国内市场为依托，推动外向型经济高水平、快速度发展。2007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口贸易总额高达3540.85亿美元，比2006年同比增长了22%；实际利用外资151.88亿美元，对外依赖程度较高。
（3)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珠江三角洲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承接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较大比重的机械电子项目中，约半数以上为劳动密集型。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难以消化日益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相关的生产要素成本，导致珠三角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渐消弱。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珠三角经济的影响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广东省近日宣布，全省08年1-9月企业关闭总数为7148家，关闭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关闭企业数包括关闭、停业、歇业和搬迁。其中关闭数量较多的地市分别是东莞市1464家、中山市956家、珠海市709家、深圳市704家、汕尾市587家、佛山市526家以及潮州市432家。
金融危机对珠三角经济的影响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出口增速明显回落并影响到珠三角整体经济的增长
金融危机恶化了全球经济，作为拉动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进出口方面增长明显放缓,2007年进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2.3%,2008年前三季度却只有1.2%。珠三角地区对出口的严重依赖使得出口下滑必将带动整体经济下滑，2008年上半年广东地区GDP增速只有10.70%，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基本持平，较2007年低约4个百分点，这是广东省多年来的最低增长，不再继续多年来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历史趋势。
2.大量企业倒闭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就业压力凸显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出口导向型中小企业面临着破产倒闭的压力。一方面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大部分属于加工贸易型企业，靠贴牌生产赚取加工费来获取微薄利润，但缺乏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产品附加值较低。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些加工贸易企业依靠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空间有限，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又在不断上升，再加上人民币的升值以及海外企业给予加工贸易企业的代工费用的降低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企业利润微薄难以为继。很多外向型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而破产倒闭，而这些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企业的破产无疑将伴随大量劳动力的失业。
受国内外严峻经济形势影响，关闭的企业绝大多数因规模不大、技术不高和经济实力不强，没办法适应形势的变化，导致企业停产关闭。此外，还有部分中小企业因提升产业档次的需要，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有意识地将原有企业进行转移升级。三、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必要性
在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种资源匮乏和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已经严重制约了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这个时期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从比较优势理论、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中心—理论等出发分析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原因如下：
第一，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珠三角地区具有市场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其他省区拥有资源优势但工业化进程相对较低。那么优势互补的原理是以珠三角的市场优势再结合其他省区的资源优势，以珠三角的经济带动能力促进其他省区的发展，实现泛珠三角区域内部的资源合理配置，在促进珠三角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其他省区的工业化进程。
第二，从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布局出发，泛珠三角区域要进行区域分工和合作。而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主线。目前珠三角地区要加强核心层的整合和提升，就必须进行产业梯度转移。因此要以产业发展较为成熟且合作水平较高的珠三角经济为基础，加大其他省区与珠三角产业的对接力度，主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实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目的。
第三，根据“中心—”理论，由于“珠三角”缺少天然的内陆腹地，建立中心区域与内陆腹地的经济联系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所谓固定的“中心－”的关系，就是以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澳门组成的大“珠三角”地区为中心地域，以广东其他地区和加入（9＋2）合作的八个省区为地区，在社会发展、产业合作、环境治理、人员流动、能源供应等多个方面形成固定的联系，实现共赢，缩小差距，树立合作典范。
而根据国务院《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珠江三角洲地区九市要打破行政体制障碍，遵循政府推动、市场主导，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要制定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规划。探索建立有利于促进一体化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考核奖惩机制。到2012年，基本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初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到2020年，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以上的理论分析和政府的政策导向中，我们也看到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看到了政府在推动珠三角经济的发展中所给出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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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外资的大量流入使得外商投资的技术投入通过多种渠道溢出到我国经济中，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
资本作为国际要素流动的重要方式，将对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产生长远影响。从中国经济的实现背景来看，经济开放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外商投资作用举足轻重，而技术进步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广义而言，技术进步既可以依赖于自身研究、开发，也可以借助于对外界的模仿、吸收、消化和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外资在东道国的经济促进力。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外溢金融业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最大受益者，利用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
随着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时代的到来，跨国银行的进入和发展这一趋势将会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强化。面对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完全采用限制、抵制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它不仅违背了市场竞争规律，同时也必将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加剧国际摩擦。为实现既减少摩擦，充分发挥跨国银行进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又保护本国银行业这一看似矛盾的目标，政策组合和互补已成为重中之重，而只有充分掌握跨国银行进入我国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才能对症下药，寻得良方。
二、FDI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
国内外的理论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潜在经济发展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指出，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从哈罗德、索洛的外生技术进步、熊彼特与库兹涅兹的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到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进步，这些增长理论都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FDI影响技术进步的渠道分析
我们知道，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渠道：作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通过“外溢效应”影响技术效率，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在这里，对于分析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渠道，我们可以分为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影响技术进步以及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从而间接影响技术进步这三个渠道。若FDI仅仅是“投资”或者仅仅影响“国内资本积累”，从本质上说，它与国内资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们不再认为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是外生的，在这个新的增长框架里，FDI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投资”，其影响也不再局限于“资本积累”，它还通过该过程影响我国的技术效率。
三、FDI进入我国金融业的背景与现状分析
FDI作为私人投资的一部分，会直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根据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这种作用是短期的，吸收FDI的我国最终会向该经济体的长期稳态收敛，FDI对我国产出增长不会有持久影响。
（一）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的背景
1.金融全球化对银行业的影响
金融全球化是指全球金融活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个过程，其内容包括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流动、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金融市场的全球联动等，其主要表现有货币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全球化等。
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广泛扩展，不断改变着全球银行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从而对全球银行业的经营发展产生强烈影响。金融全球化掀起了全球金融业大规模跨国并购浪潮，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争夺市场，各国跨国银行都希望通过扩大规模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单个银行的规模效益毕竟是有极限的，“超级寡头”之间的跨国并购成为了扩大银行规模的一条捷径。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创新速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力的刺激了金融创新。新兴市场的迅速崛起，也为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所以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达到了空前规模。
2.经济开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就已经依次开放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和先驱。
⑴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经济越开放，就有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进入投资。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更能受到投资者得青睐，因为它能给投资者带去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及自由度。
⑵第二，一个开放的经济往往也是一个更加有效率的经济，快速的生产，迅速的物流以及快速的消费给外商带来极大利益，投资企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才更有利可图。这样，一个国家越开放的地区接受的外资以及由此产生的溢出就越大。
⑶经济开放的中东部地区，人民的思想和观念更接近全球化，更容易接受且愿意学习新鲜事物，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文化理念等等，并学以致用，用于自主创业以及创新之上，他们这无疑是一个新技术的良好孵化地。
⑷经济开放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人们的消费观念颇具全球化，更热衷于购买外商企业的产品。
⑸经济开放的地区政策比较明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商政关联比较紧密的国家，选择经济开放的东部和中部能够让外资企业更好的经营，安心透明的经营。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经营现状分析
1.外资银行重点发展高技术产品
诸如开展高技术含量的网上银行、现金管理、银团贷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等产品，这样既可以规避物理网点较少的劣势，又可发挥自身的优势。外资银行的长处不仅体现在能够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而且具有强大的为客户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也即发挥核心产品的优势为不同客户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最终产品，这是赢得客户、扩大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
2.从竞争到强调合作
在大举扩张的上世纪90年代，无论是在经营指导思想还是实际市场运作上，外资银行都强调同国内银行进行市场竞争。然而，入世至今，外资银行同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的中资银行进行市场竞争时，在营业网点、客户资源和人文环境方面均存在劣势，因此现阶段外资银行的经营策略主要是强调同中资银行合作，以弥补其自身的劣势。
虽然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时间不短，但是他们对于本地客户的了解有限，相比之下中资银行却拥有多年的客户交往关系和完备的客户信息。中国企业在与中资银行的长期合作中，已经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银企关系。同中资银行合作，外资银行一方面可以分享中资银行的客户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发挥自身在金融创新方面的优势为客户打造“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
3.充分发挥技术优势
外资银行的进入引入了新的技术和专业技能，从而增加了当地客户可获得的金融产品数量，因此外资银行的存在提高了效率并促进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外资银行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和优良的资产，还拥有发达的全球分支和客户网络，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内部风险控制能力以及成熟的金融产品等。中间业务需要先进的网络硬件和软件系统作为技术保障，在技术支撑方面和全球覆盖面程度上，中资银行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在经营外汇业务方面，外资银行具备灵活的风险控制方式、便捷快速的服务程序和较为宽松的担保条件。进入中国市场后，外资银行除了开展传统的优质服务外，还会大力推广和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服务。
（三）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影响分析
1.对中资银行客户营销模式的影响
尽管中资银行不断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并不断改进客户营销及服务水平，但与外资银行仍存在较大差距。从目前来看，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对“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的贯彻程度不够。
外资银行成熟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客户定位机制与中资银行粗放的客户分类方式形成对比。无论是在进入中国市场前还是在中国市场的经营过程中，外资银行均十分重视通过市场调查来了解客户需求，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锁定相应的目标客户，对特点不同、需求不同的客户往往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对于不属于其目标客户的群体则设置相应的服务门槛。中资银行在长期经营过程中虽然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客户基础，也开始着手搜集客户数据，但还缺乏一整套有效的客户细分和定位机制，导致对客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远没有到位。
目前中资银行客户经理制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客户经理培育阶段，致力于提高客户经理素质、改善与客户的沟通及加强对产品的熟悉程度等问题，而外资银行已经形成了客户经理培育的有效机制和运作体系，转而强调为客户经理提供强有力支撑的内部支持系统。
2.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约束机制
对国内企业来说，的确有些事情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有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大家也许都习以为常了。但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们就更容易看清楚。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够促使我们加强管理，加快改进不足之处。他举例讲，建行的许多机构和网点，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购置的，当时并不要求有完备的产权手续。但是，要股改，首先产权就必须明晰，就要求必须完全按法律制度办事，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并且经过中介机构的确认。特别是在外资战略投资者详尽严格的尽职调查面前，有任何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迫使你必须尽快完善手续，改进管理，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对我们工作的标准提高了很多，对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这正好促使我们朝国际水准的商业银行方向去努力。
3.国际性金融风险
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就意味着金融资本项目的开放，那么中国原有的在1997年用以应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就要被动摇，金融发展中不稳定的因素就会增加。二十多年来的金融改革，由于中国没有融入全球经济，我们的脚基本上还是踩在地上，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促使中国的银行彻底要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中国的银行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更强烈的影响，如果中国商业银行不能及时地提高应付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在未来一定时间，很可能会触到金融危机的“地雷”。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南美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本国政府缺少应付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外国金融投资者也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四、提升外资银行对华技术溢出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溢出效应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外资也加快了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步伐。本章以对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实证和政策分析为基础，提出新时期促进外资银行技术溢出的政策选择。
(一)政府方面
1.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力的素质，增强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FDI在我国技术溢出的渠道有多种，但无论通过哪种渠道，人力资本的积累都能间接地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弱。人力资本以劳动者为载体，体现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源泉。一般来讲，劳动力素质越高，其学习和模仿能力越强。一部分接受过跨国公司培训的员工后来为当地企业雇用或者自办企业时，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更有可能把由此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成为推动当地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根据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的外溢性，非竞争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本国的科技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吸收贸易溢出的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分享发达国家的R＆D成果，间接地提升了本国的全要素生长率。忽略人力资本会高估进口贸易溢出的R＆D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鼓励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增加企业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这是我国R&D活动结构能否得到改善的关键。政府应增加对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持和资助，注重提高和增强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能力，鼓励和促进科研机构及高等学校与企业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的合作。
2.完善金融服务
由于研发机构都是资金密集型的运作模式，因此良好的金融服务也是吸引外资研发机构落户的条件。第一，可由政府操作建立有关金融机构，以国有投资或股份制投资形式，直接对外资企业的经济运作提供金融支持;第二，尽快设立各科技园区科技研发基金，制定基金管理条理，以扶持各园区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对外资项目的核心技术创新，可以在贷款利息、期限和还款方式上做一些优惠。第三，鼓励外资企业带动与其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外资金融机构落户湖北，一方面可提高湖北金融产业的外资利用水平，促进金融机构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为外资项目的增加了融资渠道。
3.改善招商投资软环境，增强外国投资者信心
在政府职能人员的任命上，要严格把好关，减少和杜绝人情关系的操作，任命真正具有公仆意识、市场观念和开拓进取思想的人员;另一方面，要特别强化监督机制，规范行为，尽快从制度建设上把干部的局部利益引入全局利益中，从源头上转变观念，从机制上保证服务的到位，促其依法行政。
应尽快对外界树立投资环境有钱可赚、有章可循的新形象。可以建立专业化的招商网站，宣传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行业规划和发展战略，介绍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推介各地招商项目资源和招商重要活动，宣传成功的投资典型。
4.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
加强R&D投入，要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改善原有的资金来源渠道，在现有的科技投入基础上拓宽渠道，逐步加大R&D投入。我国财政科技拨款不仅支持既D活动，而且也支持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科技服务等非R&D性质的科技活动。显然，财政科技拨款的数量，尤其是用于R&D活动的比例，是影响R&D/GDP比值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应保持稳定、持续增长。政府应加强对重点科技项目转化为生产技术所需资金的支持，并通过资金的引导，推动企业在联合攻关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自身研究开发的实力，从而使企业成长为加速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真正主体。企业科技投入也是影响R&D/GDP比值大小的关键性因素，而这又是由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决定的。
(二)金融业层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以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是,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是一项不确定性极强、商业风险极大的活动,创新型企业又普遍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缺乏信用积累和担保资产，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中筹措到大量资金。在此,唯有资本市场才能与创新活动结成互动关系。资本市场在筹集生产资金、改善企业经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提供税收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发展资本市场应该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策略。
1.加强企业对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
人才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也是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金融业必须高度重视和尊重人才，要制定发现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人才培养体制。要加强对技术人才的引进，从金融业层面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创造吸引人才的各种条件，比如从薪资、福利方面，金融业可以制定一套有自己特色的灵活的薪酬制度，一般可以采取“低薪＋奖金”的模式，“奖金”的设定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和人才层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计量标准和评价方式；从职位方面，金融业可以在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竞争机制，使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二是引进人才的方式可以在与科研部门或高校联系合作中，发现和挖掘人才，也可以积极的从大企业挖掘人才。三是要加强对科技人员的在岗培训和继续教育，只有整体的人力资本素质提高，金融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人才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培养人才是基础，吸引人才是重点，用好人才是关键。要坚持把能力建设作为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主题。加大对人才工作的投入，优先发展科学和各类教育事业，为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和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坚实基础。要合理引进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科技人才，加快推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科技人才一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一能的选人用人机制。
2.拓展各大银行在中西部地区的脚步
可以对资金实力雄厚的，重点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信誉良好、具有发展潜力的跨国企业提供低息大额贷款，以满足资金流动的需要。银行还应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及特点，创新产品，整合产品组合，增强产品的适用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以适应市场需求。要积极开展各种表内外授信和融资业务，引导企业由单纯贷款需求向综合金融服务需求转变，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矛盾，实现与中小企业共存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安排有潜力的跨国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或者债券进行筹集资金，扩大企业的资金来源。
3.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发展金融创新。大力推广和发展基础产业债券，可转债，产业投资基金等等各种金融创新工具，作为企业融资的有效手段，解决企业从成立到生产，重研发投入到运用到生产过程，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以及面临巨大的风险的大难题。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提升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建立以金融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机制。对我国金融业来说，来自FDI的技术溢出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这一性质决定了FDI技术溢出的有限性。我国金融业要充分利用这些有限的技术溢出，必须有足够好的学习意识和技术能力，这通常来自自主研发和革新的经验积累。因此，增加自主研发投入、加强自主创新意识，是内资企业提高技术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根本。
4.拓展业务领域，挖掘潜在市场和客户。
中小企业信贷和农村金融是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市场。由于信息披露、资产规模等因素达不到要求，中小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筹得资金，也不能发行债券，因此比大企业更需要银行信贷.而农村金融具有贷款额度较小，当地信用文化、社会关系等对贷款的安全性更重要等特点。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业务区域集中，对本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能够更方便地了解中小企业和当地农村的情况，为其提供童身定做金融服务，因而具有显著优势。
5.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机会改善银行经营。
国际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国际资本流入有利于我国引进先进的技术经验，这点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等形式的长期资本流动，因此我们应鼓励、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等中长期资本的流动。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限制，既是对WTO有关协定的遵守，也是基于外国直接投资与其它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较低，也有助于扩大资本输入国的就业机会和带来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即具有一定的正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资企业的境外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首先对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适当放松境外投资的限制然后再循序渐进的扩大开放范围。而对投机，套利等短期资本流动则应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就金融市场而言，国际资本流动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使得各国银行间的资金往来、信息交往更为密切，对促进银行创新、完善自身经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引导下，银行金融资本的流动还将推进银行的重组，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我们在选择引入外资方式时，必须慎重。
在保证不丧失控股权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国际战略投资者。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战略引资都是以现金购买普通的股票股权方式实现的。但在国际上，大部分投资并不是普通股票，更多是债券，甚至是可转债等等。中国应增加投资工具种类，完善投资市场。另外，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服务对象以及国际化程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定位也需要区别对待，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6.利用监控功能对国家重点产业的进行融资支持
对某些产业实施适当的融资限制，避免重复建设。运用资本市场股票价格，各类分析报告等形式的信息披露则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公平交易和竞争，起到资源优化的作用，同时又极大的促进了企业的进步与自我鞭策。此外，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尽完善和规范。有必要对其进行规范和发展。扩大市场规模，增加供给，加快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增加信息透明度，构筑金融信用等级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展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和规范各类金融中介。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六、小结
对FDI技术转移动因的研究表明，技术差距的存在是引起技术从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原始动力，而且在技术差距的作用下，FDI的技术转移会引发我国国内技术转移的连续进行。但技术转移的顺利进行要求主体之间的技术差距必须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否则将会制约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发挥。从技术转移的主体来看，跨国公司利用FDI实行技术转移主要是基于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我国利用FDI获取技术主要源于FDI所具有的一揽子性质。
由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与我国人力资本在跨国公司质量优化的程度以及企业间人力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前者主要受跨国公司经营阶段和研发战略的影响，后者主要与跨国公司和我国企业在薪酬福利、培训、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差别以及人力资本偏好有关。
由竞争所引发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通过“战略跟随”行为以及优于当地竞争对手的有利因素影响我国市场结构而产生的，FDI通过竞争对我国技术的影响最终取决于技术示范、技术竞争和技术锁定效应的综合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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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政策实施不当
从越南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在应对高通胀时,货币政策的实施不当,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是期望通过快速的本币升值来冲抵高通胀的压力。事实表明,在越南当前的经济实力下,企图以“浮动区间扩大促本币升值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高通胀是错误的,因为在国际热钱已大举进入并获得本币升值的巨大利益前提下,利用本币加速升值的办法抑制通胀,其结果必然会促使国际资本的套利投机,并最终导致本币贬值。二是在危机发生之初,在本国银行系统中采取大幅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即运用大幅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巨额发行票据等货币工具来对冲抑制通货膨胀,造成本土金融系统资金链的极度紧张和加速对本国货币的预期性恐慌。
2.过多过快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多年来,越南实行比较宽松的金融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贷款形成部分呆坏账,金融体系本身并不健全;同时,也缺乏抗御金融风险的稳健实力。如,越南的外汇储备总量偏低,不到国家外债的50%,但为了促成经济的快速发展,制定了比较激进的吸引外资政策。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虽然可以直接拉动GDP总量的快速增长,但也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一旦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层面的巨大波动和经济层面的较大动荡。
3.货币流动性泛滥,资本投资过度
由于越南的政府投资过多,前期贷款过度,导致国内长期处于货币流动性过多甚至泛滥,加之去年以来的国际粮食、成品油等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过度的进口等,两种效应叠加在一起,输入性通胀压力剧增。同时,银行业的快速扩张是流动性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越南上市银行,为争抢市场份额,甚至放弃应有的风险原则,实施大规模放贷,如,2006年M2增长34%,2007年又增长46%,而同期国内发放贷款余额则从2006年上升29%到2007年的上升54%。这些高企的数字均表明越南国内流动性已呈泛滥之势。另外,为了防止越南盾对美元的贬值,越南央行在公开市场上大量购买美元,卖出越南盾,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货币流动性问题。
4.过早放开资本项目
2006年加入世贸组织后,越南就开始放开资本项目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也放宽到49%。外资的大量涌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直接推高了越南国内的资产价格,形成了经济泡沫。当美联储释放停止降息甚至加息的信号时,国际资本开始回流,从而使得国际游资不断卖出越南资产,撤出越南市场,导致了股市和房价的暴跌,资产价格泡沫的快速破灭,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5.基础经济结构失衡
越南原本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规模较小,工业和服务业基础相当薄弱,近10年来,急于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一直推行较激进的经济改革,在金融市场化和自由化方面改革力度加大,大力引入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工业项目,以直接投资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些工业项目的国内零部件等配套能力又较弱,实体基础经济薄弱,经济结构存在失衡的问题。因此,需要大量从国外引进和进口,造成了连年的外贸逆差,相对减少了外汇储备。
二、越南与我国金融环境的异同点
相同点在于:
1.均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困扰。次贷危机后,美元不断贬值,一方面,促进国际游资转向石油、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投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国际游资重点进入经济高增长国家进行投机。这些外来资本在越南和我国国内不断寻找各种机会,收购骨干产业以及其他各类资产,致使国内资产价格以及基本生活资料价格呈全面上涨态势。
2.国际热钱不断流入,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威胁。越南和我国都是国际热钱首选的投机地。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仅今年3月份的热钱规模就为123.6亿美元,4月份更高达501.6亿美元,说明热钱在4月份有加速流入的趋势。这些热钱投机于股市、楼市和汇市中,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同样,越南近期股市和楼市的异常暴涨暴跌,也是国际热钱投机引起的,对金融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
3.股市持续暴跌,楼价大幅缩水,使民众对市场经济信心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随着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关注,美元降息周期的即将结束,美元贬值有望见底,很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全球性投机资本可能撤回。全球性资本的非正常流动必然带来金融的较大波动。这些波动呈现给民众的可能是股市持续暴跌和楼价大幅缩水等,可能会导致民众对市场经济信心不足。这也是越南和我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不同点是:
1.我国外汇储备充足,而越南外汇储备较少。我国对外贸易多年顺差,外汇储备充足,外汇储备相当于GDP的50%还多;同时,外债很少,为3736亿美元,仅占GDP总量的11.1%,即使外国投资者全部撤走,人民币汇率稳定还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保证。而越南多年存在贸易逆差,外汇储备较少,仅150亿美元,而外债多达305亿美元;同时,越南中央银行人为地把汇率规定在比较高的范围。外国投资者一旦把热钱撤走,越南货币贬值就在所难免。
2.经济规模不同。我国人口达13.3亿,越南为8440万;越南GDP年增长7%,已被认为超高速增长;而我国近年来GDP年增9%~10%是常态,最高时达到13%。我国的GDP总量在2007年为3.36万亿美元,而越南仅为712亿美元,我国的GDP是越南的46.5倍。我国对其出口119.01亿美元,仅占2007年出口总额的0.98%。由于经济规模的差异,越南的金融风险比较容易被放大,但越南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投资联系,直接传递给我国并造成较大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3.我国资本项目实行稳健的开放,而越南资本项目实行快速的开放。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外资还无法自由直接进出我国市场;同时,外汇进入渠道受到较严格监控。因此,热钱操控我国股市和楼市的潜在风险不大,热钱的撤出,对我国总体经济的冲击不会造成金融危机。越南由于资本项目的快速开放,外资能自由进出,一旦有大量的热钱涌入和进出,就会虚抬或打击其股市和楼市价格,给金融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
三、越南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适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当前,我国股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明显,石油、原材料、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增大,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方面,可以挤压经济泡沫,缓解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对国内企业的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运行来考虑,应在坚持既定货币调控方针的同时,适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应对金融市场潜在的各种风险与危机。对于国内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可通过发行定向债券和特别国债等扶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如,农业、能源等领域里的大型企业。人民币汇率改革应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减缓升值速度,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对热钱要采取措施进行严格监控,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和潜在风险,积极地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2.继续坚持资本项目的稳步适度开放
继续坚持资本项目开放的慎重性和适时性。采取分阶段、有步聚的方式,有选择地逐步开放我国资本项目,并采取各种措施对国际热钱进行监控,有效地防范热钱投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利冲击。
3.加快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世界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双重挑战。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也是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因此,要进一步采取完善外汇管理、调整外贸政策、强化节能降耗、促进扩大消费等综合措施调整结构。
4.完善金融波动与危机的预
警机制及应急管理体系在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过程中,我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更加密切,国际金融领域的任何微小变化与波动都可能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导致巨大波动。因此,要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风险应对能力,特别是在当前高油价、高通货膨胀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有必要建立健全我国金融波动与危机的预警机制及应急管理体系。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与此同时，西方的行为经济学家把心理学纳入以证券投资为代表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中。通过对理论研究与观察实践进行对比，他们对主流金融学的投资者“理性”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例如其代表性的“期望理论”：通过坐标轴内建立的s线，将投资者在面对风险与收益时的实际行动所表现出的凹函数与凸函数进行分析，把投资者的“感受”与“情绪”纳入到投资者的行为分析中，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基础。
因此，虚拟经济中的“观念”与行为金融学中的“感受与情绪”都是经济行为人“心理”要素的反映。虚拟资本的发散价格波动体系与行为金融学对金融产品的研究中引入“从众心理”等命题所得出的定价结果有相通之处，所以，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行为金融学的与之结合是有空间的，二者有共同作用的平台。
一、虚拟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简介
遵循虚拟经济的研究线索，其内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主要是指以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作为突破重点，沿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虚拟资本”的概念进行研究；广义地看，利用虚拟资本，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进行交易活动（如信贷、股票、债券、商业票据、房地产市场、邮票、收藏品市场无形资产等）所引起的各种经济形态，以及经济中的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差距（如货币）等内容均可被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中。可以这样讲，整个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发展沿着“资本化定价”的经济范式。凡具有这一特点的经济活动均可视为虚拟经济的具体表现。我们将经济发展中这些虚拟的部分统称为“虚拟经济”而将虚拟经济的膨胀速度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的现象称为“经济的虚拟化”。主要体现在货币的虚拟化与价值增殖的虚拟化。
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既对立又密切联系的，虚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形态，而各种形态都有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从二者的关系上看，虚拟经济脱生于实体经济，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虚拟经济可以为实体经济动员储蓄，提供融资支持；虚拟经济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揭示和传递实体经济的信息，提高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有利于促进资源的优化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益；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实体经济的增长。同时，虚拟经济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减少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出现经济泡沫，增加实体经济的运行不稳定性和投机风险等。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评述
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为传统金融学在解释现实的经济世界中所遇到的难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行为金融学基于心理学的原则，把金融投资过程视为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他的研究对象集中体现在对资本市场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中，这与虚拟经济的研究领域有重合之处。众所周知，主流金融学建立在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套利定价理论、夏普一林特纳一布莱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一斯科尔斯一默顿期权定价理论(opt)的理论基石之上的。主流金融学之所以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以最少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似乎能够解决所有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只关心投资回报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二者的均衡便导出结论。行为金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变capm的假设，使其更接近现实。和主流金融学一样，行为金融学也由许多有用的工具构成。这些工具有些为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共有，有些则是行为金融学独有，如人类行为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认知缺陷(cognitiveerrors)、风险偏好的变动(varyingattitudestowardrisk)、遗憾厌恶(aversiontoregret)、自控缺陷(imperfectself-control)以及同时将理性趋利特性和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等等。一些人认为：行为金融学不过是将心理学引入了金融学。但是，心理学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学。尽管行为模型不一样,但所有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心理学。主流金融学又何尝不对投资者的行为(指导行为的是心理)做出假设呢?只不过主流金融投资者的行为被理性(rational)所模型化,行为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则被置于正常(normal)的模型之中。
行为金融学基于心理学的原则，把金融投资过程视为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可能会导致系统性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可能既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又可能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上可能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可能导致投资或投资组合中的决策偏差。投资决策偏差就会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而资产定价偏差往往会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进一步产生认知偏差与情绪偏差，这就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如果这种反馈机制受到市场其他因素的激励或强化，就会形成一种不断放大的效应，形成泡沫或者破裂。下图描述了这一过程：（图略）
在相应的金融理论中，典型的投资者应被称为“行为投资者”——而非“理性投资者”：理性投资者的效用依赖于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行为投资者的“效用”则反映在预期理论的价值函数中，是一条中间有一拐点的s形曲线（横轴的正半轴表示盈利，负半轴表示损失）——在盈利范围内通常是凹的、在损失范围内通常是凸的，且曲线的斜度在损失范围内比在盈利范围内要陡。
均方差组合投资者将资产组合看成一个整体,他们在构建资产组合时只考虑不同证券之间的协方差,并且他们都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变的风险厌恶者。由于风险投资者的个性差异，经历的不同等原因。行为金融组合者则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金字塔的每一层都对应着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风险特性(方差)。一些资金投资于最底层防止变得不名一文,一些资金则被投资于更高层次用来争取变得更富有。
作为主流金融学中capm的对应物。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声交易者(noise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在行为金融学的分析中，由于证券市场中噪音交易者，因此bapm的证券预期收益中存在行为β，即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的贝塔。这与市场组合是有区别的，因为存在着噪音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行为β比传统的β值估计更为困难。原因是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就好比虚拟经济研究中的“观念”变化一样，这一期还在起重要作用的行为因素到了下一期可能微乎其微，在精确进行定量分析方面具有相当的难度。bapm涵盖了包括理性价值特性在内的价值特性的诸多因素，例如，人们的观念中对具有较好声誉的公司有明显的偏好，在进行投资选择中，他们的这种观念中的“偏爱”已经明显超越了理性预期回报的解释能力。所以，经过事实证明：受“观念”支撑的价值感受理应成为与理性趋利的假设一样，应该成为决定预期收益的参数。
三、虚拟经济的理念与行为金融学研究的互动效应分析
虚拟经济的研究与行为金融学一样，都对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重新地审视。二者都对传统的模型中的“资产价格由供需双方决定”、“信息的充分性”、“理性的经济人”等前提假设发起了挑战。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观念”定价被视为资本化定价的基础；在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中，假定了投资者对资产有不同的“期望”，存在信息交易者与噪音交易者，因此在确定资产的定价时存在差异。“观念”与“期望”是同一出发点的不同表述。“观念”的差异导致了投资者不同的“行为规范”，即投资者意向的“规则”，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的投资行为。行为金融学研究中投资者的“避害心理”、“从众心理”、“减少后悔”等心理因素都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心理特征都被虚拟经济研究中的“观念”二字所涵化。
在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虚拟资本市场中，旧有的“理性价格”是指风险与收益对称时的价格，主要由预期收益模型确定。但是，一直以来的各种预期收益模型均无法验证其完全的有效性。在资本化定价中，不是仅对投资者所耗成本进行定价，关键是对所有者的投入的赢利能力定价，这种赢利能力的定价是资本化定价的关键。在虚拟资产的定价过程中，这种赢利能力体现在虚拟资产带来的预期收益，这种预期收益集中了各种影响要素，直接内化于人的“观念”与“心理”之中，影响着经济主体对可选择项目的主观评价，从而进一步影响资产的价格与收益。但是，在目前对虚拟资本的各相关领域，定价模型还缺乏行为金融学所提出的“偏好”、“认知偏差”、等有限理性的解释变量。所以在行为金融学中认为不存在纯粹的“理性”价格。
以股票市场为例，传统的金融理论认为股票的价格取决于公司的账面价值，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关学者对股市的暴跌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股票的价格会由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偏离价值。”给予经验的观察，凯恩斯更是提出了投资的需求受“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影响；“股票的价格是代表证券市场的平均预期”，而这种“预期”就由人们的“心理”因素的所决定。在他看来：股票价格=资本的边际效率+风险补偿。随后的各种资产定价模型都试图对影响资产价格的各种因素作出准确预测，从而正确定价啊，以减少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但事实证明，这些将现时条件进行简化的模型所得出的结果仅仅是理论上的结果，而以股票为代表的虚拟资产的价格变动往往是非线形的，实际的虚拟资产市场受多种因素的影。这些“不确定性”集中反映在人的“心理”上，促使投资者以“观念”要素对投资品进行定价，这使虚拟资产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方式，这种定价关系充分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关系”的本质。
再看货币。在传统的经济学中，货币只是为了简化交易，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是至关重要，货币作为一种信用关系，与资本构成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核心。这在实体经济的研究中是重点，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更是重中之重。在经济虚拟化的过程中，货币的虚拟化伴随着黄金的非货币化与货币的非金属化过程，货币的符号化最终实现。货币的出现主要解决了资源的跨期配置的问题，导致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离。由于货币的供应与货币的需求经常性地不相一致，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经常性地发生。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人们的心理因素就会对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凯恩斯将人们对货币持有的需求分为“消费性需求”与“投资性需求”，从而使货币的需求直接受货币持有者“投资需求”的影响，而投资需求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而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的需求直接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对股票、期货等虚拟资产投资的研究中，人们“观念”中的预期利率至关重要，由于以货币供应量为重点的货币政策密切关注货币需求，所以投资者的“心理”因素也会通过“集群”效应影响对资产的“投资性需求”进而影响货币需求。从现实看，许多政府中的专家已经意识到货币的供应量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央行都将稳定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市场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以持币者手中的货币流向为基础，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其关注的目标不仅有实际资本，而且必须关注虚拟资产，例如将股票价格等作为重要参数引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这首先要考虑股票等虚拟资产价格的评估，虚拟资产的价格受“观念”定价的影响，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中考虑虚拟资产对货币流的吸收效应时，必须注意对投资主体“心理”因素的关注，正如格林斯潘的观点：货币政策必须迎接大量的“观念资产”的挑战。行为金融学发展为我们研究这一实际问题提供了思路。
四、总结
经济的发展，呈现斑驳的繁荣。在每一个经济转型的时代，习惯性因袭的力量需要破坏与重建，新生的未加控制的力量需要质疑与纠正。通过对虚拟经济与行为金融学研究的共生性进行的一系列分析中，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而言，其理念的提出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扫清了理论的障碍。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其“价值系统”的特性越来越明显。以资产“观念”定价为研究范式的虚拟资产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作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加大。在这一大背景下，一些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已经不适应新形式的需要，许多固有的经济问题需要重新进行定义与解释。在具体的研究中，行为金融学研究资产定价过程中对人的“心理因素”的重视无疑与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其理论框架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不仅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突破口，也对我们相应的微观投资行为，中观生产计划，以及宏观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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