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0 09: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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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绩效评估；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5-0209-04
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评价研究在国外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最初基于收益率的指标，经过学者们的研究改进，出现了更多适用性更强的指标与模型，随着理论的不断完善，也催生了一批专业的业绩评价机构。西方学者在现资理论的基础上衍生出的考虑风险的业绩评价指标和体系，主要代表是特雷诺指数、夏普比率和詹森指数。
1965年，Treynor提出特雷诺指数――假设共同基金资产组合的非系统风险被组合完全分散化解，表示基金单位风险的收益。特雷诺指数的结果越大，说明共同基金在非系统性风险分散的情况下业绩越好。1966年，William F・Sharpe对美国开放式共同基金进行了研究。Sharpe提出将基金的收益率和无风险收益率的差与基金总风险的比值作为衡量基金业绩的指标，即Sharpe比率。相比特雷诺指数，Sharpe比率考虑了基金的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Michael C・Jensen在1968年提出Jensen指数，假设基金的系统风险与市场基准的系统性风险基本一样，以基金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收益率的差值作为衡量基金业绩的指标，即Jensen指数。当Jensen指数大于零，说明基金取得超过市场基准的收益率，反之则表明没有跑赢市场基准。Jensen指数在研究基金绩效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我国基金诞生较晚，国内学者对基金业绩的关注也不是很多，基本上是在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国内的基金进行研究。目前来说，基金业绩评价的主流方法也就是国外三大比较成熟指标。
一、一般收益指标和风险指标
在最开始衡量基金绩效的时候，一般采用的是基金的净值收益率。基金净值收益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基金资产净值的收益与原来资产净值的比率，基金净值收益率越高，基金的业绩越好。基金净值收益率为：
R=×100% 公式说明：R，基金净值增长率；NAVt，NAVt-1，期末期初基金单位净值；D，单位基金分红。
在考查风险的指标中，一般常用的就是标准差，β系数。
标准差是衡量基金业绩收益率相对于基金业绩平均收益率偏差的指标。基金的收益率波动越大，说明基金的业绩越不稳定。标准差越大，基金净值可能变动的幅度就越大，投资风险就越高。样本基金的标准差计算公式为：
σp=，n为样本总数，Rp为样本基金的区间增长率，为样本基金在整个区间段内增长率的均值。
β系数，衡量基金收益相对于基准收益的总体波动性，是一个相对指标。β系数越高，基金相对于业绩基准的波动性越大，风险就越大。β系数大于1，则基金的收益波动性大于基准收益的波动性。如果β系数等于1，基金波动性就与基准相同，相当于基准组合的复制。β系数小于1，基金收益波动比基准小。β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β= Cov（RR）=
σ2=
Cov（RR）为Rp和Rm的协方差；σ2为Rm的方差；n为样本总数；Rp为样本基金的区间增长率；R为样本基金在整个区间段内增长率的均值；Rm为基准收益率；Rm为基准收益率均值。
二、风险调整绩效指标
一般收益和风险指标是单独的衡量基金的业绩和风险，并不能合二为一直观的反应基金的基于风险的收益情况。在现资组合理论以及CAPM模型的基础上，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三大风险调整指标，为以后基金业绩的评价开创了道路。
第一个风险调整收益指标是由特雷诺在1965年提出的，表示基金份额系统风险的超额收益率。特雷诺指数越大，基金的绩效表现越好。用公式可表示为：
T= T，样本基金的特雷诺指数；R，样本基金的平均收益率；Rf为平均无风险利率；β为样本基金的系统风险。
夏普指数是由威廉・夏普在1966 年提出的。夏普指数以标准差作为基金风险的衡量指标，给出了基金份额标准差的超额收益率。夏普指数越大，基金的绩效表现越好。用公式可表示为：
S= S为样本基金的夏普比率；，样本基金的平均收益率；Rf为平均无风险利率；σ为样本基金的标准差。
詹森指数是詹森在 CAPM 模型基础上衍生的一个风险调整收益衡量指标。詹森指数表示基金业绩中超过市场基准组合所获得的超额收益。詹森指数大于 0，表明基金的业绩表现优于市场基准组合，大得越多，业绩越好；詹森指数小于 0，则表明基金的绩效不好。用公式可为：
a=--β×（Rm-） a为样本基金的詹森指数；R，样本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平均无风险利率；Rm为基准的平均收益率；β为样本基金的系统风险。
三、实证分析基金业绩指标
（一）样本基金和时间区间的选取
论文的样本是以2013年12月31日为时间截点，在此时点存续4年的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作为数据的初始来源。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将指数基金和QDII基金排除在外，最终选择剩余184只基金里业绩最好和最差的各五只基金。选择2010年至2013年作为时间区间，这样可以摈弃08年大跌和09年大涨的非正常市场行情。
（二）市场基准和无风险收益率
本文选取的样本基金都是主动管理型的，投资者在日常的投资生活中评价基金业绩的时候也往往说有没有跑赢大盘，如果没有跑赢大盘，那还不如买指数型基金。此处的大盘就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在职业投资者做交易时，主要看上证指数的表现，本文出于贴近实际投资层面考虑，就以上证综指为市场基准。
无风险收益率，国外一般以短期国债收益率为准。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规模较大的债券市场，但债券市场还是不够发达，品种也不太多，国债收益率不适合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因此论文将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经加权计算得，数据期间的一年期无风险收益率为2.96%，按每年52周平均计算，周收益率为0.0569%。
（三）基本收益和风险指标分析
基金收益率是评价基金最基本的业绩指标。一般投资者在买基金的时候会先看基金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净值和净值增长如何。样本基金期初和期末净值以及收益率和排名情况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排名前五的基金的收益率明显要比最后的五只高很多。前五只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53%，排名最后的五只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38%。从收益率来看，主动管理型基金的管理能力分化比较明显。
在2010年到2013年期间，上证综合指数的点位由2010年1月1日的3277.14下跌到2013年12月31日的2115.98，四年期间下跌幅度高达35.43%。按照上证综合指数作为基准收益率，绝大部分的样本基金跑赢了基准。作为公募基金来说，不会像私募基金一样追求的是绝对收益，跑赢了基准就算是对得起投资者。四年期间，上证指数从三千多点到两千多点，大环境向下，但是绝大多数主动型管理基金发挥了基金经理的主动管理能力，从这点上来说，选入样本的基金的管理能力都还勉强可以。但是相对其他投资产品来说，总体而言，股票型基金最近几年的业绩是没有达到投资人和社会预期的，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不如信托、债券基金以及理财产品的收益率。
在基金公司，评估基金风险一般用净值的回撤、换手率和标准差等，因为本文无法拿到基金的交易数据，所以无法对基金的换手率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做研究。一般而言，基金收益率的β系数可以反映基金的系统风险，收益率的标准差反映基金收益的波动情况，把基金组合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都反映了，因此这两个指标是反映基金风险的最重要的两个指标。本文采用的数据，除了收益率是四年的累计结果，其他的指标都是以周为周期，包括标准差、β系数以及后文的风险调整指标。
从收益率标准差来看，并不能看出样本基金有什么明显的规律。这可能解释为主动型基金的基金经理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可以忍受基金的高波动性，但是高波动性并不能保证高的收益率，最后同样都是相对高的波动性，但是收益却相差很大。从基金的波动性可以看出基本上主动型的基金的波动性都比较高，收益和排名跟波动的相关性不大。但是如果高波动性并不能带来高的收益，只能说明基金经理的主动管理能力很差。排名最后的基金――东吴行业轮动，收益率最差，而且波动性也奇高，只能说明这只基金在寻求每次调仓换股跟随市场中各个行业行情切换的时候，并不能很好的控制好净值的回撤，结果就是波动最高，业绩也最差。
从标准差的角度来看，基本上在2010年前成立的基金的收益率的波动基本类似，并没有之后成立的专门投资创业板的一些基金的波动大。标准差基本类似，但是最好和最差的基金的收益率相差却比较大，这就说明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能力相差高低了。
从β系数来看，业绩居前的基金的β系数要比业绩排名靠后的基金小一点，说明了收益率较高的基金组合相对大盘的变动没有业绩差的基金那么大，系统性风险比较小。如果跟反应基金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的标准差做对照的话，可以看出基金业绩较好的非系统风险的分散效果没有业绩差的那么好。一般来说，业绩比较好的基金的整体收益是由其几个主要的重仓股所带动的，并不是持仓越分散基金收益就越好。基金经理在对上市公司的研究和个人的喜好以及过往的投资经验之上作出重仓持股的决定，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前十大持仓占基金总体的资产比重比较高，这样就导致非系统风险比较大。
如在2013年，一些成长股，海康威视、杰瑞股份等，在2013年股价涨幅非常可观，业绩也非常好，是典型的白马股，但是在2014年跌幅就高居市场前列，尽管这些公司的业绩依旧是高增长的。又如在反腐刚开始的时候，酒类上市公司明显受到了市场的怀疑，股价也大幅下跌，但是在过去的熊市行情中，喝酒吃药（买酒类和医药板块）一直是熊市保持收益的好方法，一些基金经理也是这样认为并这样持股的，尤其是以但斌为代表的“价值投资”派系，长期持有贵州茅台、云南白药等。在市场风向不变以及市场追捧的情况下，白马股的估值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市场风格变换的情况下，白马股的业绩增长可能依旧，但是市场不认可的时候就会导致估值下降，股价下跌，一些观念没有转变的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就可能在这种市场风格转变中业绩欠佳。
β系数反映基金的系统风险情况，R2则直接反映基金组合的业绩与大盘的相关性。作为主动管理型基金，其主动管理能力越强，R2应该越小，相反主动管理能力越弱，R2越大，R2等于1的时候就是被动的指数投资。排名前十的基金的R2的均值为0.3574，比居中的十只基金的均值0.5660小，居中的均值比排名最后的十只基金的均值0.7090小，跟基金的业绩符合，说明主动型管理基金的业绩越好，主动管理能力就越强，跟基准上证指数的相关度就越小。
本文采用的风险调整指标是Sharpe比率，Treynor指数，Jenson指数。样本基金各指标如下
Sharpe比率反映的是基金收益率在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之上的情况，比率的大小反应的是基金单位风险获得的超额收益。Sharpe比率越高，就表明基金单位风险的超额收益越高，基金的绩效就越好。因为前文已经得出样本基金的标准差相差不大，所以Sharpe比率的排名情况基本跟净值增长率类似，相差不大。
Treynor指数假定基金组合的非系统风险已经被组合所分散，反映的是基金单位系统风险的超额收益。从表中的排名情况来看，基本上与Sharpe比率类似，相差不大。Treynor指数所反映的样本基金绩效最好和最差的五只基金与Sharpe比率所反映的只有轻微的区别。
从Jensen指标上来看，大部分基金相对于基准实现了超额收益，与前面分析的大部分基金跑赢上证综指基本相符。
综合来看，风险调整指标较好的反应了基金的超额收益情况，各个指标的值越大，说明基金的风险调整收益越好，绩效就越好。
考虑到A股市场上类似重庆啤酒、獐子岛等黑天鹅事件频发，一旦重仓的股票发生了黑天鹅事件，基金的净值和规模波动就特别大，基金组合并不是很好的分散非系统风险。如2011年年末重庆啤酒疫苗门事件爆发直接导致重庆啤酒连续十个跌停，大成基金所有基金持仓超过重庆啤酒10%的总股本，旗下基金资产净值在这次黑天鹅事件中下跌幅度非常大。由于基金公司在黑天鹅事件中并不能准确评估黑天鹅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黑天鹅事件本身不仅导致投资者对基金专业管理能力质疑而导致赎回基金，还可能导致基金公司估值不准而导致套利赎回，最终导致基金规模缩减。所以就风险调整指标的效果来看，Sharpe比率反映基金的绩效要比Treynor指数好。
本文经对比和研究认为，在基金的几大风险调整绩效指标中，Sharpe比率最能反映基金业绩经过风险调整后的绩效情况，优先推荐投资者在选择基金时采用Sharpe比率。
四、结语
开放式股票型主动型管理基金整体上可以跑赢市场，基金公司显示出了良好的投资管理能力。大部分开放式股票型主动管理基金能够跑赢大盘，但是从收益率上可以看出，各个基金的管理水平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在开放式股票型主动型管理基金中，高风险与高收益不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各基金的风险是由各个基金公司的投资风格和策略来决定的，本文实证显示，基金的收益率标准差相差不大，说明在主动型管理基金中，风险越大，并不一定能取得更高的收益。
衡量基金绩效的风险调整指标中，Sharpe比率比较全面的反应了基金单位风险的超额收益，投资者在选择基金时，可以考虑采用Sharpe比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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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 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绩效归因的实证研究[J].新金融，2014（2）：22-26.
论文摘要:结构性理财产品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国内理财市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灵活的产品设计机制和与金融市场高度的相关关系使其成为理财产品中最具活力的一支力量。文章首先解释了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定义，并简要分析对该产品需求产生的动因，之后着重探讨产品特征和投资风险，为投资者了解结构性理财产品提供框架。
一、前言
通常意义上对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定义，是按照对理财基金的特殊的投资运作方式为标准的，它是一种根据需要定制的金融投资，既投资于债券、股票等基础资产，又要投资于以相应基础资产为标的的期货、期权、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通过复杂多样的投资模式，以保证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获得超过居民定期存款的到期收益率。总而言之，它是将固定收益证券特征与衍生交易特征融为一体的新型金融产品。
目前我国市场上最火热的理财产品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固定收益类、浮动收益类、保本浮动收益类。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是最早出现也是相对发展最为成熟的理财产品，按投资标的和产品设计不同分为信用联结型、票据债券类、信贷资产转让类和信托贷款类四种类型。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在股市活跃时应市场呼声而出，可以投资于信托贷款、新股申购、货币市场、股票基金等等方向。构成保本浮动类理财产品最庞大的队伍就是结构性理财产品，它与上述两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通过投资于以基础及产为标的的衍生金融工具规避了相应的系统性风险，也因此成为最复杂多变的理财产品。
二、结构性理财成品的诞生动因
(一)银行规避资本金管制的要求
商业银行在经营自有业务时需要按监管当局规定的风险权重计算资产对应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常常会出现因为资本金约束而无法满足客户信贷需求或经营高盈利项目的情况，结构性理财产品和其他理财型产品一样同属于银行的中间业务，能够使银行在不增加或减少自有资产负债的条件下，即不占用或极少占有资本金条件下，满足客户的特别投资理财需求并获得手续费等收益，避免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二)规模化运作降低成本，便于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市场
结构性理财产品将众多投资者闲散资金聚集到一起，聘请专家进行专业化投资，由于规模巨大对投资方向和产品就有选择性，能够以批发价格进行交易，获取规模化收益。同时，结构性理财产品能够进入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市场的自有特点，使其区别于其他理财产品，能够同时满足投资者和银行在自有资信不足或自有经营项目方向受限制的情况下涉足金融衍生市场的要求。
(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
无论是投资债券、股票等基础资产，还是投资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都会在买卖过程中承担相应的印花税和手续费，这是实际发生的成本。投资前所做的信息搜集、数据处理、形势分析都会造成相应的决策成本，这是隐性的成本。万一信息掌握不充分或决策失误，也会带来选择其他资产获得收益的机会成本。而这些成本，在结构性理财产品专业化运作、规模化运作的情况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降低。
三、结构性理财产品特点分析
(一)原理上近似于购买一个零息票债券的同时持有一个看涨期权多头
以保本型股票挂钩结构性理财产品为例，它是这样一类理财产品，其收益率可能与某只股票或某股票组合或股票指数相挂钩，挂钩标的资产的市场表现决定该产品的到期收益率。一般情况下，标的资产的市值越高，产品可以获得的收益也越高，当然这也要受到产品收益率设计的影响，有的产品就是观测期内标的资产表现越平常波动越小，收益越高。而同时，其本金得到全部或部分保护。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种理财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与同时购买一个零息票债券和持有一个看涨期权的多头近似。零息票债券保证投资成本和无风险收益，看涨期权保证在支付相应期权费(理财费)条件下获得未来的一个权利，该权利帮助投资者实现价格上涨时获取收益价格下跌时成本为0的投资模式。对保本型股票挂钩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定价亦是按照这一原理，产品价值等于零息票债券价值与看涨期权价值之和(V=B+S)，产品收益率等于1+min(k，max〔(ST/St-1)θ，λ〕，其中，k表示保本型产品的最高收益率，ST/St-1表示股票收益率，θ表示参与率，即挂钩股票价格上升时，投资者可从股票收益率上涨中获得的分享比例。(ST/St-1)θ就表示投资者从股票收益率上涨中获得的实际收益率。λ表示保本型产品的最低收益率，即保本率。λ等于0意味着完全保本，λ小于0意味着部分保本。
(二)一般挂钩的标的资产都要求有某种金融衍生工具相对应
结构性理财产品的设计就是一种满足特定需求的金融投资，这种投资的特征就是投资挂钩的基础资产的同时投资以相应基础资产为标的衍生金融工具，依据复杂的计算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杠杆性原理，对全部或部分本金套期保值，最终暴露的风险头寸仅局限于运用市场资金成本与产品设计的最低收益之间的利息差异。这就要求，在挂钩的基础资产选择上，需要以是否存在对应的金融衍生工具为标准。目前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发达，无法为发售产品的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该类避险工具，现有的结构性理财产品的主要标的资产依然局限于国外金融市场上的基础资产。 转贴于
(三)投资收益率结构制定以大数法则为标准
结构性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率计算都只保证投资者获得市场在正常状态下的收益，是以大数法则为依据的，当市场由于遭受利好或利空信息冲击价格大幅震荡时，银行不对其收益进行保证。还是以花旗1年期人民币结构性投资帐户挂钩新华富时A50中国指数基金为例，其投资收益率计算方法如下: (1)5% + (50%×挂钩基金期末绝对表现):于产品期间，只要挂钩基金绝对表现从未大于20%，到期就可获得此投资收益率。 (2)5%:于产品期间，若曾有一个交易日挂钩基金绝对表现高于20%，但从未大于40%，则到期就可获得5%的到期投资收益率。 (3)0%:于产品期间，只要有过一个交易日挂钩基金绝对表现大于40%，则到期投资收益率为0%。 * 挂钩基金绝对表现:即挂钩基金表现的绝对值 = 绝对值 ((挂钩基金观测值/挂钩基金初始水平-1) x 100%) 。可见只有在产品期间，挂钩基金的绝对表现，无论上涨还是下跌都不超过40%的情况下，投资者才能获得对应的收益，该产品是适应对象为熟悉香港股票市场并且认为挂钩基金绝对表现在产品观测期内不会大于40%的投资者。
(四)封闭式操作，赎回条款向多样性发展
由于投资期限一般为一年以上，结构性理财产品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不可赎回的，即使设有投资者赎回条款也会规定特定的时间，同时需要支付赎回费用。如如东亚银行推出的“股票篮子挂钩保本投资产品”，其中就规定投资者可在交收日后每年的3月、6月、9月和12月的第三个营业日向银行申请提前赎回投资金额，但银行要扣除相关手续费用和损失。但是，由于结构性理财产品市场的扩大，产品差异性的要求迫在眉睫，一些银行开始尝试改革某些产品设计条款，如赎回条款，以获得自身优势。
四、投资结构性理财产品需谨防的风险
(一)市场风险
目前结构性理财产品的挂钩标的资产种类十分丰富，包括债券、股票、基金、股指、利率、汇率、大宗商品价格等等，而结构性理财产品的收益又是与这些标的资产的市场表现相挂钩的，当市场萎靡不振或遭遇危机时，标的资产的走势就相应步入盘整或下跌区间，此时很难保证相应的预期到期收益。即当市场向不利的方向变动时，投资者将面临由于标的资产价格波动导致到期收益很小或为零的市场风险。
(二)流动性风险
一般来说，由于结构性理财产品操作复杂，都会选择封闭式运作，对投资者设定赎回限制。虽然这能够保证在封闭期内理财基金全仓位运作，但是不存在结构性理财产品二级流通市场的限制，又会使投资者不能像投资固定收益类债券、股票、交易型基金等其他投资工具时主动地买卖套现，进行主动性管理。因此，当投资者面临资金缺乏时，会遭遇到无法赎回或卖出手中结构性理财产品的流动性风险。
五、总结
我国第一款结构性理财产品是中国工商银行2003年7月发行的挂钩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价幅累积产品，之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银行、外资银行纷纷推出自己的结构性理财产品，纷繁的产品创新和复杂多变的产品设计将中国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市场推向全面的茁壮成长期。然而，国内投资者在这方面的知识仍然有所欠缺，与市场的接轨程度尚不充分。文章尝试从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定义、产生、特征以及涉及风险四个方面简单论述该产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希望能为提高投资者对结构性理财产品的认知程度贡献一二。
参考文献:
[1]谭利宁，2009年结构性理财产品的投资研究[J]. 消费导刊，2009，(10).
[2任敏、陈金龙，保本型股票挂钩结构性外汇理财产品定价研究[J].经济研究，2002，(12).
【关键词】分级基金 价格杠杆 影响因素
一、分级基金简介
分级基金作为一种杠杆型投资产品在我国金融市场自一出现就受到广大投资者的追捧。它的设计是通过对母基金进行分解，形成对风险收益有不同要求的两个子份额，优先份额通常约定获得高于定期存款的基准收益，风险较小；在减去优先份额的基准收益后，进取份额则会获得绝大部分的基金收益，同时承担可能出现的损失，风险较大。可见进取份额就是把借的稳健份额得钱拿去投资而获得一定的杠杆。
分级基金杠杆分为初始杠杆、净值杠杆、价格杠杆。初始杠杆指分级基金发行时所具有的杠杆倍数，它的计算方式为稳健份额数加上进取份额数与进取份额数的比值。净值杠杆的具体含义为分级基金进取份额净值涨幅和母基金净值涨幅的比值。投资者实际买卖进取份额时更为关注价格的变化也即受到的是二级市场进取份额价格波动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投资者更关注的是价格杠杆。
价格杠杆=母基金总净值/B份额总市值=（母基金份数*母基金净值）/（B份额份数*B份额价格）=（母基金净值/B份额价格）*初始杠杆。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和描述性分析
股票型分级基金初始杠杆一般是1.67或者2，市面上的初始杠杆为1.67的分级基金数量不多，使用面板数据没什么意义，因此横截面数据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数据时间点为2015年6月26日，囊括了所有初始杠杆为1.67的分级基金，在此基础上选取一些初始杠杆为2的分级基金作为样本，共55只样本分级基金。根据描述性检验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分级基金进取份额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下表1：
分析上表可知，母基金的折溢价率标准差最大，变动比较剧烈，原因在于每只分级基金的特点不同，投资范畴有差别，两个子份额市场供求受到自身条件的影响。稳健份额的约定收益率标准差不大，样本内的约定收益率波动平稳。A份额的收盘价标准差非常小，并且均值和最大值、最小值之间的差值差别大，说明样本内A份额收盘价波动非常小，但是有异常值存在。同理B份额收盘价标准差不大，也可能有异常值，但是从标准差上分析可知B份额收盘价的波动比A份额要大。
（二）模型的建立和实证结果分析
价格杠杆为因变量Y，母基金折溢价率、约定基准收益率、初始杠杆、A份额收盘价、B取份额收盘价为自变量X1，X2，X3，X4，X5。
建立模型：Y=α0+α1X1+α2X2+α3X3+α4X4+α5X5+μ
其中α0，α1，α2，α3，α4，α5分别是截距项，母基金折溢价率系数，约定基准收益率系数，初始杠杆系数，A份额收盘价系数，B份额收盘价系数。μ是随机误差项。本文并没有选择母基金净值作为自变量，因为通过A、B份额的收盘价可以计算出母基金份额的理论价格，那么三种变量就存在线性相关的问题。
回归结果如下表2：
分析上表可以发现母基金折溢价率，A份额的约定准收益率和B份额的收盘价与价格杠杆成反比关系，观察他们的T统计量和P值可知在95%的置信区间内，这三个变量是显著的。初始杠杆倍数，A份额收盘价的符号是正的，验证了两者与价格杠杆的正相关关系。观察他们的T统计量和P值可知在95%的置信区间内，这两个变量也是显著的。比较每个自变量的绝对值大小可以发现母基金折溢价率和A份额的约定收益率系数都比较小，说明他们的微小变化对价格杠杆的影响比较小。初始杠杆，A份额和B份额的收盘价大小的系数是比较大的。最后观察回归方程整体的拟合度，R2和调整R2都是比较大的，说明了方程的整体拟合度比较好。
三、结论和投资建议
相对于其他产品来说，分级基金的专业性更强，需要投资者兼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素养，对风险管理有着更深刻和明确的认知。在市场处于下降情绪时，投资者可以购买稳健、进取份额分别上市交易中的稳健份额，即便处于熊市中也能获得比银行固定利率高的可观收益，和债券类似。在市场反转上升的阶段，进取份额则是优先的选择，价格杠杆倍数高的进取份额在母基金上涨的时候上升速度更快，获利更多。
参考文献：
[1]Nada Brahmi-Belghith. Analysis of structured funds performances： An empirical study[J].Université Paris Institut de Recherche en Gestion （IRG），2007.
论文摘要：本文利用封闭式基金折价率测算我国股票市场噪音交易者风险，并估算该风险对不同流通市值证券组合收益的影响程度，结论是：我国股票噪声交易者风险与股票流通市值有显著的相关性，流通市值小的股票易受到噪声交易者交易行为的冲击。
行为金融学对理性参与者假设提出质疑，把与理性参与者相对的噪声交易者（即非理性的根据似乎是真实的实际是噪声的信息，开展交易的群体）纳入假设，解决了众多难题，其中，破解封闭式基金折价率问题是重要成果之一。Lee，Shleifer和Thaler（1990）利用包含噪声交易者风险的投资者情绪模型，对封闭式基金折价问题做出了解答，还为度量噪声交易者风险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并且发现不同市值规模的股票拥有的噪声交易者风险有显著差异，噪声交易者风险对于市值最小的股票和市值最大的股票的解释作用最为明显。国内对于封闭式基金折价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对折价原因的解释，王擎（2004）认为封闭式基金的折价既包含噪声成分，也包含理性预期成分，但更主要体现噪声交易。董超，百重恩（2006）发现折价率还受基金换手率和基金规模影响。但以折价率作为噪声交易者风险度量来考察股票噪声交易者风险与股票市值规模之间的关系方面，国内文献还没有涉及。本文利用Lee，Shleifer和Thaler提供的方法，利用封闭式基金折价率测算我国股票市场噪声交易者风险，并估算该风险对不同流通市值证券组合收益的影响程度。
理论模型
Delong、Shleifer、Summers和Waldmann（以下简称DSSW）最先提出了投资者情绪模型，模型假设市场上存在两种参与者—理性投资者和噪声交易者，理性投资者依赖于对证券的内在价值分析交易和持有证券，噪声交易者的交易行为则符合噪声交易模式。由于噪声交易者的情绪是随机的，理性的投资者不能很好的预测这种投资情绪。因此，当理性投资者未来某一时刻出售资产时，噪声交易者可能看空市场，引起资产价格下跌。这种下跌的可能性就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市场风险的额外风险，即噪声交易者风险。只要理性投资者想在未来某个时间出售自己手中的资产，噪声交易者风险就像资产本身所固有的市场风险一样影响着资产价格。因为同一种投资者情绪的波动会影响很多资产，并且不同噪声交易者的情绪相关很强，所以这种噪声交易者风险不能被有效分散，它像资产的系统风险一样会在资产定价公式中有所反映。那些受到噪声交易者风险影响的资产的收益率应该高于不受该风险影响的资产的收益率。
Lee、Shleifer和Thaler（以下简称LST）把DSSW的投资者情绪模型应用到封闭式基金研究中，由于噪声交易者对封闭式基金不可预期的未来的情绪变化是针对封闭式基金的证券组合，是系统性的，因而可以把它看作是市场上噪声交易者风险的平均指标。LST的研究不但指出封闭式基金折价的变化反映了投资者情绪的变化，还间接指出一种测量噪声交易者风险的方法，利用此方法，LST得到如下模型：
R=α+a*ΔD+β*RM+ε
其中R表示证券组合收益，ΔD表示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变化，RM表示市场收益，RM前的系数β为组合的Beta值，表示市场风险。此模型从直观上解释就是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影响了组合的收益。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用可以直接观测的表示封闭式基金折价率变化的ΔD量化了噪声交易者风险因子。
噪声交易者风险普遍存在于市场中，但并不是所有证券组合都受到相同程度的影响。因为当理性投资者发现噪声交易者的交易行为使得证券价格严重偏离内在价值时，理性投资者会采取与噪声交易者相反的操作，使得证券价格迅速回复。这种回复过程取决于理性投资者与噪声交易者之间力量的对比。LST把机构投资者归入理性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中大部分归为噪声交易者，因此对于机构投资者集中的大市值股票而言，它们的噪声交易者风险小，小市值股票则个人投资者集中，噪声交易者风险大。
实证检验
（一）数据和变量描述
本文的样本数据包括自1999年1月至2008年2月沪市和深市共56支封闭式基金的月末净值、收盘价和基金份额，这其中包括集中在2006至2007年转换为封转开的22支基金转换前的数据。计算可得整个市场上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加权平均值——加权平均折价率指数VWD（Value-Weighted Index of Discount）及其变化率ΔVWD，权重为基金资产t时刻净值。
表1是加权平均折价率指数与其一阶差分的描述性统计量。统计结果显示，平均而言，1998年1月到2008年2月期间，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为19.8%，标准差达到13.5%，月度折价率平均变化0.15%，但变化的标准差极大，达到5%，最大的一个月折价率变化达到22%。这比国外10%（Weiss，1998）左右的折价率要高得多，这表明我国证券市场上噪声交易者风险要大于国外，离成熟的证券市场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
（二）折价变动与证券组合收益
根据投资者情绪模型，因为小市值股票的持有者中个人投资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大市值股票，而个人投资者有相当部分的非理性的噪声交易者，容易受到市场传言的左右，对股票的内在价值没有正确的判断，过于悲观或过于乐观的情绪驱使着他们的交易行为。因此，小市值股票比大市值股票有更多的噪声交易者风险。对我国而言，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前，股票市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差别使得总市值小的股票不一定比总市值大的股票有更多的噪声交易者风险，流通市值的大小才是决定因素。本文把上证A股和深证A股按照年初股票流通市值进行排序，按顺序从小到大分成十组。规模最小的前10%为第一组，接下来的10%-20%为第二组，一直到规模最大10%的为第十组，得到十个不同市值规模证券组合的加权平均收益率如下：
表2展示了按照流通市值排序得到的十个证券组合月度加权平均收益率对封闭式基金折价率月度变化ΔVWD和上证A股与深证A股月度加权平均收益率的回归结果。
根据CAPM理论，RM的系数就是各个组合的Beta值，所有组合的Beta值都在1的附近，并且随着组合股票市值的增大而单调递减。在10%的置信度下，组合1、2、6中ΔVWD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组合7和组合8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流通市值最大的组合9和组合10甚至在置信水平1%的情况下仍然显著。ΔVWD的回归系数在组合1-10之间近似单调递增，并且在组合10的回归模型中变为正数。
本文再仔细考察一下ΔVWD系数所表示的意义。对于组合1来说，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引起组合月收益率增加0.16个百分点，因为ΔVWD在本文所研究的1999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绝对值的中位数是0.0234(2.3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变化平均会引起组合1收益率0.57(0.16*2.34)个百分点的变化。因为组合1在1999年到2008年期间月收益率绝对值的中位数为5.57%，所以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变化解释了6.72%(0.37/5.57)的组合1的收益率变化，即噪声投资者风险解释了流通市值规模最小的组合收益率变化的6.72%。因此，在通常意义上来说，即使在考虑了市场整体的影响后，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变化也能够解释7%左右的规模最小组合收益率变化。对于组合2至组合9来说也有同样的结果，只不过关系强弱不同。对于组合10来说，它的收益率绝对值的中位数为4.4%，因此对于组合10，折价率的变化解释了组合10收益率10.91%的变化(0.2053*2.34/4.4)，不过组合10变化的方向与前面9个组合变化方向相反。
结论
投资者情绪是影响我国证券市场上股票收益的重要风险因素。作为反映投资者情绪的指标，当封闭式基金折价率变小时，投资者似乎确实更加乐观，噪声交易者会盲目跟踪市场热点，认为大市值股票的收益在牛市中不再吸引人而卖出手中的大盘股，买入中小盘股。从而使得规模最大的10%的公司的股票反而在牛市中表现平平，因为规模最大的前10%的股票的流通市值已经占到沪深A股市值的60%以上，因此可以说，除去这部分股票，其他的90%的股票都是中小盘股。同样，当折价率变大，投资者情绪悲观时，噪声交易者又会买入更加保险的大盘股，从而使得这些股票价格上升，收益率提高。
我国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率和折价率的波动水平都显著大于国外相应数据，这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噪声交易者风险偏大。由于机构投资者还未能在我国证券市场发挥与国外同样的稳定市场的作用，因此，散户的炒作和投机行为引起的封闭式基金折价幅度也就更大，波动也更加剧烈。对于我国封闭式基金来说，机构投资的力量虽然一直在增长，但实际上最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国有企业和政府在整个封闭式基金发展的历程中都是扮演一个消极的角色，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能减少持有的股份，也没有很强的意愿去增持股份，因此机构投资者不能起到弱化噪声交易者盲目交易带来风险的作用，相反越多的个人投资者和闲散资金进入股市，加剧了噪声交易者风险，使得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与小盘股收益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De Long J. B.， A. Shleifer， L. H. Summers， and R. J. Waldmann， Noise trader risk in financial marke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703-738. 1990
2.Lee， Charles， Andrei Shleifer and Richard Thaler， 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Closed-end Fund Puzzle， Journal of Finance[J] 46， 1991
关键词：余额宝；互联网金融；SWOT分析
1. 背景
2013年6月13日，支付宝与天弘基金联手推出新型理财产品-余额宝，这是一款类似货币市场基金的服务。据阿里巴巴官方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余额宝用户数已经增加到1.85亿人，规模已达5789.36亿元，人均持有3133元，相当于2013年年底规模1853亿元的3倍。余额宝作为一种新的网络金融形态，未来在渠道、业务、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会不断倒逼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
2. 基于问卷调查的SWOT分析
2.1 余额宝优势（Strengths）
第一，余额宝客户庞大，潜在资源丰富。依托国内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余额宝有着庞大的客户基础，1.85亿人的用户数及已超过5000亿元的资金规模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从调查问卷结果，也可以看出在未使用余额宝的调查对象中有64%愿意了解使用余额宝，潜在客户资源相当丰富。随着日后支付宝在线支付领域的不断拓宽，目标客户的活跃程度以及忠诚程度将明显高于其他支付平台。
第二，余额宝的门槛低，流动性高。余额宝打破了传统的理财产品最低投资额的限制，客户可以随时随地转入资金，得到收益的同时，还可以随时用于网购、缴纳水电费等日常消费①。网购支付方便、零手续费、转账方便已成为余额宝最为吸引客户的亮点。
第三，余额宝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率。调查数据显示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维持在4.0%-5.0%，以2015年4月2日各大互联网货币基金的收益为例，余额宝4.457%，理财通4.203%，现金宝4.623%，活期宝4.2%，可见余额宝收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现甚至优于一般的银行理财产品。
2.2 余额宝的劣势（Weakness）
首先，余额宝是货币基金，存在亏损风险。虽然货币基金是所有基金产品中风险比较低的一类产品，一般用于投资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国内货币基金的年化收益率普遍在3%到4%，收益比银行活期高出近十倍，但作为一项基金产品，本质上收益伴随着风险。一旦天弘基金出现收益或是流动性风险，对阿里巴巴公司信誉也会带来打击。
其次，余额宝在法律监管方面还有一定争议，有监管风险。按照央行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管理规定，支付宝余额可以购买协议存款，但对能否购买基金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余额宝借助天弘基金实现基金销售功能的做法是在打球。从监管层面上来说，余额宝并不合法，但也不违法，处于灰色地带；一旦监管部门发难，余额宝有可能会被叫停。
最后，余额宝在灵活性与银行活期存款相当、收益性方面完胜银行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危及银行利益，有银行风险。余额宝的生存依赖银行，毕竟支付宝的支付体系是搭建在各大银行的系统之上。失去支付宝，余额宝将失去存在的平台。
余额宝将碎片化存款集合起来，通过快捷、灵活的购买方式，形成了创新性的基金产品②。这是一种渠道的创新，同时，这种创新所带来的新的风险也不得不面对。
2.3 余额宝的机遇（Opportunities）
从客户规模来看，目前使用余额宝的人数调查样本的44%，未使用余额宝的人员中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愿意了解余额宝，可见余额宝的潜在客户资源十分丰富。与同类基金产品相比，余额宝的收益率比较稳定，其七日年化收益率大多时候都保持在4.5%左右，高于银行定期利率，在这种利率水平下，约有41%的潜在客户表明愿意投资余额宝。
从资金规模来看，虽然近90%的被调查者月均在线支付金额低于1000元，在线消费能力处于中低水平，但约有42%的潜在客户愿意把其收入的31%以上投入余额宝。这说明余额宝的资金规模前景良好，资金量会不断上涨。
除此之外，余额宝前景被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其对人们理财观念的颠覆和由此带来的理财方式的转变③。本文的调查样本人群在接触余额宝之前的主要理财方式为银行存款，占到62%左右。而在接触余额宝之后，银行存款所占的比例下降到了35%，与此同时，余额宝的比例占到了33%。
天弘基金总经理周晓明直言，余额宝覆盖到了原来覆盖不到的人，在传统的金融体系里面得不到很好的服务，或者说按照常理现在还不认为自己需要理财服务的人群。一块钱都可以理财，使人们感到理财离自己那么近，很多以前没有想到理财的人进到了理财的服务领域。由此也可以看出，余额宝的市场潜力巨大。
2.4 余额宝的威胁（Threats）
同类型的理财产品层出不穷。自余额宝2013年6月推出后，很多电商公司和基金公司看到了互联网金融的巨大前景，均接连推出类似的产品。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腾讯和华夏基金合作推出的“微信理财通”、百度公司和嘉实基金推出“百赚利滚利”产品、京东互联网理财产品――小金库也在2014年3月底上线，分别对接鹏华增值宝货币基金和嘉实活钱包货币基金。以上理财产品都不同程度的转移了余额宝潜在和现有的客户。
银行类理财产品的反击。余额宝的推出给各大银行的存款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分流威胁，各银行也纷纷推出了各种类似余额宝的产品④。由工商银行控股的工银基金公司推出了规模最大的银行类理财产品“现金快线”、平安银行与金融机构合作的“平安盈”以及银联推出的依托230万POS用户的“天天富”等理财产品有着和余额宝类似的高流动性、高收益性以及赎回到账快等特点，且这类理财产品以银行资金为依托，较余额宝的安全系数高，给余额宝带来了极大的竞争。
风险的不可控性。余额宝推出时阿里巴巴对其风险提示不足，重点宣传了它的高收益率。首先，这种高收益率是存在与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没有开放的情况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一旦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必然会影响余额宝的收益；其次，余额宝的收益会受到货币基金市场的影响，如果货币基金市场形式走低，余额宝用户的收益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本文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6%的调查样本认为余额宝的风险低于5（风险程度由低到高为1―10），这表明大多数人都认为余额宝目前的风险相对较少，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3. 结论
余额宝作为创新型理财产品，从推广至今，争议之中规模得到迅速的扩大，市场风险也不容小觑。但余额宝毕竟是互联网金融领域一次创造性的尝试，它对于推动我国金融自由化和银行业的不断创新具有一定的意义。（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该论文基于西南交大公共管理学院文渊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注解：
① 王莹. 余额宝的流动性， 收益性及风险分析[J][J]. 中国商贸， 2013， 35： 65-66.
② 王瑶. 基于 SWOT 范式的余额宝理财思考[J]. 金融经济（理论版）， 2014（11）.
Delong、Shleifer、Summers和Waldmann（以下简称DSSW）最先提出了投资者情绪模型，模型假设市场上存在两种参与者—理性投资者和噪声交易者，理性投资者依赖于对证券的内在价值分析交易和持有证券，噪声交易者的交易行为则符合噪声交易模式。由于噪声交易者的情绪是随机的，理性的投资者不能很好的预测这种投资情绪。因此，当理性投资者未来某一时刻出售资产时，噪声交易者可能看空市场，引起资产价格下跌。这种下跌的可能性就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市场风险的额外风险，即噪声交易者风险。只要理性投资者想在未来某个时间出售自己手中的资产，噪声交易者风险就像资产本身所固有的市场风险一样影响着资产价格。因为同一种投资者情绪的波动会影响很多资产，并且不同噪声交易者的情绪相关很强，所以这种噪声交易者风险不能被有效分散，它像资产的系统风险一样会在资产定价公式中有所反映。那些受到噪声交易者风险影响的资产的收益率应该高于不受该风险影响的资产的收益率。
Lee、Shleifer和Thaler（以下简称LST）把DSSW的投资者情绪模型应用到封闭式基金研究中，由于噪声交易者对封闭式基金不可预期的未来的情绪变化是针对封闭式基金的证券组合，是系统性的，因而可以把它看作是市场上噪声交易者风险的平均指标。LST的研究不但指出封闭式基金折价的变化反映了投资者情绪的变化，还间接指出一种测量噪声交易者风险的方法，利用此方法，LST得到如下模型：
R=α+a*ΔD+β*RM+ε
其中R表示证券组合收益，ΔD表示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变化，RM表示市场收益，RM前的系数β为组合的Beta值，表示市场风险。此模型从直观上解释就是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影响了组合的收益。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用可以直接观测的表示封闭式基金折价率变化的ΔD量化了噪声交易者风险因子。
噪声交易者风险普遍存在于市场中，但并不是所有证券组合都受到相同程度的影响。因为当理性投资者发现噪声交易者的交易行为使得证券价格严重偏离内在价值时，理性投资者会采取与噪声交易者相反的操作，使得证券价格迅速回复。这种回复过程取决于理性投资者与噪声交易者之间力量的对比。LST把机构投资者归入理性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中大部分归为噪声交易者，因此对于机构投资者集中的大市值股票而言，它们的噪声交易者风险小，小市值股票则个人投资者集中，噪声交易者风险大。
实证检验
（一）数据和变量描述
本文的样本数据包括自1999年1月至2008年2月沪市和深市共56支封闭式基金的月末净值、收盘价和基金份额，这其中包括集中在2006至2007年转换为封转开的22支基金转换前的数据。计算可得整个市场上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加权平均值——加权平均折价率指数VWD（Value-WeightedIndexofDiscount）及其变化率ΔVWD，权重为基金资产t时刻净值。
表1是加权平均折价率指数与其一阶差分的描述性统计量。统计结果显示，平均而言，1998年1月到2008年2月期间，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为19.8%，标准差达到13.5%，月度折价率平均变化0.15%，但变化的标准差极大，达到5%，最大的一个月折价率变化达到22%。这比国外10%（Weiss，1998）左右的折价率要高得多，这表明我国证券市场上噪声交易者风险要大于国外，离成熟的证券市场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二）折价变动与证券组合收益
根据投资者情绪模型，因为小市值股票的持有者中个人投资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大市值股票，而个人投资者有相当部分的非理性的噪声交易者，容易受到市场传言的左右，对股票的内在价值没有正确的判断，过于悲观或过于乐观的情绪驱使着他们的交易行为。因此，小市值股票比大市值股票有更多的噪声交易者风险。对我国而言，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前，股票市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差别使得总市值小的股票不一定比总市值大的股票有更多的噪声交易者风险，流通市值的大小才是决定因素。本文把上证A股和深证A股按照年初股票流通市值进行排序，按顺序从小到大分成十组。规模最小的前10%为第一组，接下来的10%-20%为第二组，一直到规模最大10%的为第十组，得到十个不同市值规模证券组合的加权平均收益率如下：
表2展示了按照流通市值排序得到的十个证券组合月度加权平均收益率对封闭式基金折价率月度变化ΔVWD和上证A股与深证A股月度加权平均收益率的回归结果。
根据CAPM理论，RM的系数就是各个组合的Beta值，所有组合的Beta值都在1的附近，并且随着组合股票市值的增大而单调递减。在10%的置信度下，组合1、2、6中ΔVWD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组合7和组合8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流通市值最大的组合9和组合10甚至在置信水平1%的情况下仍然显著。ΔVWD的回归系数在组合1-10之间近似单调递增，并且在组合10的回归模型中变为正数。
本文再仔细考察一下ΔVWD系数所表示的意义。对于组合1来说，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引起组合月收益率增加0.16个百分点，因为ΔVWD在本文所研究的1999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绝对值的中位数是0.0234(2.3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变化平均会引起组合1收益率0.57(0.16*2.34)个百分点的变化。因为组合1在1999年到2008年期间月收益率绝对值的中位数为5.57%，所以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变化解释了6.72%(0.37/5.57)的组合1的收益率变化，即噪声投资者风险解释了流通市值规模最小的组合收益率变化的6.72%。因此，在通常意义上来说，即使在考虑了市场整体的影响后，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变化也能够解释7%左右的规模最小组合收益率变化。对于组合2至组合9来说也有同样的结果，只不过关系强弱不同。对于组合10来说，它的收益率绝对值的中位数为4.4%，因此对于组合10，折价率的变化解释了组合10收益率10.91%的变化(0.2053*2.34/4.4)，不过组合10变化的方向与前面9个组合变化方向相反。
结论
投资者情绪是影响我国证券市场上股票收益的重要风险因素。作为反映投资者情绪的指标，当封闭式基金折价率变小时，投资者似乎确实更加乐观，噪声交易者会盲目跟踪市场热点，认为大市值股票的收益在牛市中不再吸引人而卖出手中的大盘股，买入中小盘股。从而使得规模最大的10%的公司的股票反而在牛市中表现平平，因为规模最大的前10%的股票的流通市值已经占到沪深A股市值的60%以上，因此可以说，除去这部分股票，其他的90%的股票都是中小盘股。同样，当折价率变大，投资者情绪悲观时，噪声交易者又会买入更加保险的大盘股，从而使得这些股票价格上升，收益率提高。
我国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率和折价率的波动水平都显著大于国外相应数据，这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噪声交易者风险偏大。由于机构投资者还未能在我国证券市场发挥与国外同样的稳定市场的作用，因此，散户的炒作和投机行为引起的封闭式基金折价幅度也就更大，波动也更加剧烈。对于我国封闭式基金来说，机构投资的力量虽然一直在增长，但实际上最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国有企业和政府在整个封闭式基金发展的历程中都是扮演一个消极的角色，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能减少持有的股份，也没有很强的意愿去增持股份，因此机构投资者不能起到弱化噪声交易者盲目交易带来风险的作用，相反越多的个人投资者和闲散资金进入股市，加剧了噪声交易者风险，使得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与小盘股收益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
论文关键词：噪声交易者风险封闭式基金折价率证券组合收益
论文摘要：本文利用封闭式基金折价率测算我国股票市场噪音交易者风险，并估算该风险对不同流通市值证券组合收益的影响程度，结论是：我国股票噪声交易者风险与股票流通市值有显著的相关性，流通市值小的股票易受到噪声交易者交易行为的冲击。
参考文献：
1.DeLongJ.B.,A.Shleifer,L.H.Summers,andR.J.Waldmann,Noisetraderriskinfinancialmarket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8,703-738.1990
2.Lee,Charles,AndreiShleiferandRichardThaler,InvestorSentimentandtheClosed-endFundPuzzle,JournalofFinance[J]46,1991
【关键词】中国流通股 逆政策效应 AR模型 杠杆效应 EGARCH模型
自1993年G 30集团《衍生产品的实践和规则》研究报告，并竭力推荐各国银行使用VaR（Value at Risk，即风险价值）风险管理技术后，巴塞尔委员会1995年也在其《关于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内部模型法》、《关于使用“返回检验”法检验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内部模型法的监管构架》文件中向其成员国银行大力倡导这一方法（彭坤、王飚，2002）。如今，VaR技术已延伸至保险、证券、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领域，以VaR作为市场主体风险的统一标准与管理机构资本充足水平的准绳和依据。中国沪深两市的流通股是投资者的首选，以VaR测算沪深两市流通股资产的市场风险对于机构投资者及时防范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Value at Risk是由J.P.摩根银行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研究部总经理蒂尔・古尔迪曼所创立。在1995年4月的巴尔塞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规定银行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的风险衡量模型去确定其资本要求，从此风险价值开始被广泛应用到内部风险衡量模型之中。在VaR模型回测方面，Kupiec（1995）提出了基于失败频率的VaR模型正确性检验的方法。christoffersen（1998）提出了考虑在时间变化时，对VaR模型正确性检验的方法。Philippe Jorion（2000）的《风险价值（VaR）》被奉为风险管理的圣经，该书极为系统地讲述了VaR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VaR的计量方法，还对VaR在衡量和管理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操作风险中的应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樊葵葵，2010）。我国学者王春峰（2001）在《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中较系统地论述了VaR，对金融市场风险的测量和管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介绍。黄海（2003）重点介绍了摩根银行在金融风险度量系统Risk Metrics中的EWMA模型（指数加权移动平均预测模型），并且基于金融数据分布的有偏性提出了有偏的EWMA模型。朱世武（2004）对中国市场上各类VaR方法计算进行了实证，并对各类VaR方法在中国市场上的有效性进行了事后检验（韩琦，2008；袁婷，2010）。
由于金融市场数据呈现出“尖峰厚尾”分布特征，难以用传统的VaR方法进行计算，不少学者就使用VaR方法时如何估计数据的分布、如何处理“尖峰厚尾”分布作出了探讨。其中郑文通（1997）在《金融风险管理的VaR方法及其应用》中使用J.P.摩根1994年的年报数据对该公司一天95%置信度下的VaR平均值进行了计算，利用实证方法对VaR方法的正态假设进行了有效性检验。对于非正态分布的情况，引入了t分布来代替原来的正态分布假设，并提出了金融资产t分布自由度n的参数估计值（袁婷，2010）。陈守东（2002）运用GARCH模型对上证综合指数进行了VaR值的度量，并用Kupiec提出的似然比检验法验证不同模型的有效性，认为服从t分布的GARCH（l， 1）模型对上证综指收益率VaR值的估计最为有效。肖庆宪（2003）为了刻画“厚尾”资产收益率，将非正态收益率数据进行正态化变换，使变换后的厚尾数据服从正态分布，从而使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计量问题均为有效。杜本峰（2003）根据连接函数的思想导出资产组合的联合分布，以此对资产组合的风险进行度量，提出了一种基于连续函数的风险度量方法。孔繁利（2006）系统地介绍了利用极值理论（EVT）和连接函数度量金融市场风险的问题，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与模型检验，进一步评估了风险度量模型的有效性（韩琦，2008；袁婷，2010）。
目前，VaR方法在我国金融机构应用的研究己经深入到不同方法细节和具体领域的讨论。刘晓焕、袁广信（2009）利用CVaR方法对一种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市场风险进行了研究，求出了组合中某一种资产的边际CVaR、成分CVaR、增量CVaR，并以此给出了投资建议。最后建立均值――CVaR优化模型，得到在投资者不同的期望收益率下最优的投资组合权重，为基金管理人提供很好的参考（韩琦，2008；袁婷，2010）。邵梦倩、杜子平（2011）利用copula-CVaR模型对寿险投资组合的风险进行度量，得到最优投资比例，进一步对寿险资金的投资风险进行管理。实证结果显示：寿险投资应主要集中在风险较小的银行存款和国债上，也可适当放宽到收益较高的股票和基金。
二、线性AR-EGARCH模型的沪深股市流通股的VaR测算
中证流通指数包含了沪深股市所有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并正常上市交易的流通股，这也是证券市场投资者的首选，因此选用中证流通指数来分析中国沪深股市流通股的市场风险较为合意。
（一）中证流通指数的数字特征
选取2006年2月27日至2012年12月20日的中证流通指数收盘价，求出对数收益率r=log（lt）-log（lt（-1）），得到时间序列{rt}，样本容量为1 662。由样本期内沪深流通股的收益率时间序列（编者：图略）可看到第500个交易日至第750个交易日之间，即2008年3月至2009年3月这段时间内收益波动幅度较大，这与2008年投机炒作所形成的资产泡沫堆积与非理性繁荣不无关系。
求解时间序列{rt}的数字特征（编者：图略），发现其偏度小于0，峰度大于3，且JB统计量=446.025，对应的p值接近于0，即该时间序列属于“尖峰厚尾”的非正态分布，中证流通指数收益率{rt}因并未紧贴正态分布分位数，{rt}并不属于正态分布。
因此使用基于高斯假设的最小二乘法（OLS）来分析该序列极为不妥，需另寻他法。采用ADF检验分析中证流通指数收益率{rt}的平稳性，其ADF统计量为-39.394 13，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属于弱平稳时间序列。
（二）自相关性检验及AR模型的定阶
1.ARCH效应的检验。
2005年的汇改并没有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为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逐渐放宽，使得“货币政策失灵论”甚嚣尘上。经统计，2006年以来，我国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分别调整了18次和35次，而中证流通指数逆政策变动分别出现了9次和24次，且这种“逆政策效应”在紧缩货币政策中更加明显。政策的影响是估计VaR时应当考虑到的变量。首先建立线性模型rt=β0+β1RBt+β2RDt+ut，其中{rt}为收益率时间序列，RB、RD分别为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ut为随机扰动项。对于高频数据序列，假定线性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ut同方差不太可能成立，其方差可能是时变的，并常表现出“波动聚集性”特征，即随机误差项是异方差，因此需要对随机扰动项进行ARCH检验。假定随机误差项的条件方差与其误差项滞后的平方有关，设ARCH（q）模型的一般形式为σt2=α0+α1ut-12+α2ut-22+……+αqut-q2。
从线性模型的残差线图（编者：图略）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残差表现出“波动聚集性”，即大波动后面常伴随着较大的波动，较小的波动后面的波动也较小。定性分析的结果显示线性模型存在条件异方差性，即可能存在ARCH效应。再用残差平方的自相关图来定量判断线性模型的残差是否存在ARCH效应：发现滞后36阶的Q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接近于0，即残差平方序列存在自相关，中国流通股确实存在ARCH效应。采用线性模型不合理，应当引入时间序列模型。
2.时间序列{rt}的自相关检验及AR模型的定阶。
对弱平稳时间序列{rt}进行自相关检验，Q统计量对应的p值在5阶后全部小于0.05，即时间序列存在自相关。利用有限样本下的混成检验，设样本容量为n，令参数m=ln（n）=ln（1 662）≈7，可得混成Q统计量为16.28，在5%的置信度下，大于临界值χ2（7）=14.07，即拒绝H0：ρi=0，i=1，2……7，时间序实存在自相关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应当使用AR模型研究中证流通指数收益率序列{rt}。利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对AR模型定阶。根据下式求出滞后L阶的AIC，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
AIC（L）=-2ln（似然函数的最大值）/n+2（L+1）/n，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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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利益输送，委托，激励约束
近年以来，关于基金利益输送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所谓的基金利益输送问题指的是基金公司利用旗下的封闭式基金为社保基金“抬轿”的行为，其手法不外利用不同帐户间的操作使社保基金能在低位入市，高位出仓。由于这是个新兴问题，故相关文献并不很多，从已有的文章看，基金之所以有动力为此，其原因包括交易制度安排的偏差、沟通制度效率的不同及法律法规的模糊规定。这些论述都有其合理性所在，但作者认为基金运作中所存在的委托关系才是问题症结所在。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对此问题予以新的阐述。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论述基金运作中存在的委托关系；第二部分通过建立模型予以理论的说明；第三部分提出了改进的相关措施。
一、基金运作中的委托——关系
现代企业制度在提高企业效率的同时激励约束，也引发了关于公司治理的问题。由于公司规模扩大，股东日益远离企业，而聘请专门的经理人经营管理，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成为常态。两权分离现象的出现使现代企业产生了所谓的委托——问题：股东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层经营企业。但由于双方目标的不同，以及信息不对称及契约不完善等原因，经理层很容易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要求，转而追求在职消费、公司规模扩大等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故而股东有动力也必须设计一套完善的激励约束制度来纠正这种偏差，而设计执行这种制度是有成本的，成本的问题由此出现。
基金公司作为现代公司的一员自然也存在委托——问题。但具体考察便会发现共性之中的个性。作为基金公司的发气方，即股东，对基金经理固然存在委托——关系，但投资者与基金经理之间也存在典型的委托——关系；作为资金的所有者，投资者放弃经营使用的权利而交于基金经理具体运营。那么这两种委托关系孰轻孰重，或者说究竟应以哪种关系为先呢？我们认为是投资者与基金经理间的委托关系更为重要。首先是因为基金行业的特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丧失信誉，害投资者利益以自肥，则失去了其立足之本；第二激励约束，股东考察经理层的业绩也是以其运营投资者资金的绩效来考察的。所以说基金经理首要的是应该为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工作奋斗。
此处的投资者又可具体分为封闭式基金的投资者、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及社保基金持有人。由于各种基金的制度安排不同（如封闭式基金规定在契约年限内投资者不得追加或赎回份额），各类投资者的成本亦有不同，从而对基金经理的激励约束也有强弱之分，这便为所谓的基金利益输送问题埋下了伏笔。下面我们用一模型予以具体说明。
二、一个模型解释
第一阶段：假设（1）存在两个不同的委托人A及B；（2）存在一个共同的受托人E，其目标回报为R；（3）受托人A及B在t时期的委托金额分别为及；（4）当期委托费用率（即基金公司收取的管理费）分别为及；（5）扣除管理费用后的当期委托理财的收益率分别为及；上一期的收益率影响当期委托人的再投资额度；（6）委托人对受托人的监督约束程度分别为及；监督约束越强，委托人越倾向授予委托人更大的资金额度。
在此假定下受托人的目标函数为：
令，即受托人对委托人收取统一的管理费率。此时受托人的目标函数变作：
即受托人的目标是管理资产的最大化，这与实际中基金的行为是一致的。
由假设（5）、（6），我们知道人的委托资金额度是与上一期的收益率及监督程度相关的。而根据投资人的不同状况，我们将其分作两类：（1）委托人的委托额度与上一期的收益率及监督程度无关，封闭式基金满足这种情况；（2）委托人的委托额度与上一期的收益率及监督程度正相关，社保基金及开放式基金符合这种情况。
进一步的假设A为封闭式基金持有人，B为社保基金持有人，则受托人的目标函数变为：
由于目标函数中，给定，则受托人的收益R只与，相关。根据假设，这说明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同激励约束，受托人有足够动力利用封闭基金为社保基金输送利益，以获得更大的委托资金。同时这也与监督强弱有关，这在下面的分析中还会看到。
第二阶段：下面我们假设委托费用，不再是常数，而是也与上一期的收益率正相关。也就是说基金的收费模式由固定比例型转为激励费用型。（实际上一些基金公司已采取这种收费模式，故我们的分析与现实也是吻合的）
这样，受托人的目标函数变作：
如此，社保基金、封闭基金的收益率都与受托人的利益相关，且：
但由于监管程度的不同，使得：
即社保基金对基金公司的影响仍远远大于封闭基金。这说明激励费用模式的实行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基金利益输送行为，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杜绝。
第三阶段：进一步放松为常数的假设。的获得亦与上一期的收益率及监管程度相关。也就是说模型中的封闭式基金此时变作了开放式基金。
此时受托人的目标函数变作：
则此时受托人的利益取决于及的大小比较。由于开放式基金可以随时赎回，故给予基金经理的约束也是比较大的。在现实中，上述二式的大小是随机的。这说明若只有开放式基金及社保基金存在，则基金利益输送问题可从根本上予以消除。这与现实的观察也是一致的。
三、投资者对基金的约束激励不足及改进
从模型的分析来看，正是投资者对基金的不同的激励约束导致了基金行为的异化，从现实来看这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1、监督程度的不足。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同，封闭式基金的持有者对基金的监督几乎为零，开放式基金的赎回压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基金经理以约束激励约束，但这主要体现在事后的“用脚投票”上，对于既定的损失亦是无可奈何。而社保基金则通过与基金投资委员会建立有效的沟通制度，可以全程监督，使其对基金的约束更大更有效。同时由于公墓基金的持有人较多，而社保基金是单一投资人，在影响效率上后者也更占优势。
2、激励的不足。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管理费用方面。在基金费用收取上，现在基本存在三种模式：固定费用模式、固定比例模式、激励费用模式。由于前两种基本不与业绩挂钩，故对基金经理的约束不大。从模型的分析来看，也是激励费用型的更好。而现在虽然有部分基金已从固定比例模式转为激励费用模式，但大部分还停留在前者上。二是委托额度的不同。现在基金销售情况不景气，基金公司通过公募基金获得的资金额度都不大，而社保基金的额度一次便达数十亿，自然产生了更大的极力作用。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认为下列的改进是必要的：
1、加强基金内部制度建设。上述的问题可看作是基金公司治理出现的问题，故解决之道首先应从内部入手。具体来说，鉴于社保基金与公墓基金的特点不同，基金公司有必要在二者之间设立有效的防火墙，让相关决策者在不考虑其他业务利益的情况下单独作出决策。现实之中大多数基金公司还是都建立了相关制度激励约束，但仍然挡不住利益输送现象，说明制度的执行及人员诚信出了问题，尤其是诚信为基金之本，基金公司应加强自律建设。
2、普遍推行激励费用模式，让基金经理的收入与业绩挂钩。如前分析，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堵住利益输送的黑洞，但直到可以弱化这一行动。
3、公募基金持有人应建立与基金间更有效的沟通监督制度，做到不仅能用脚投票，更能用手投票，将风险消灭于投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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