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5 16:00:56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初中学生自评报告，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自主学习品质；家长评价；师生评价；调控与培养
中学生自主学习品质的数据化考评标准是根据中学生的学习特点、结合课题组《中学生自主学习品质数据化描述与运用》研究的《中学生自主学习现状调查报告》《中学生自主学习品质个案访谈录》《初中生自主学习品质的必备要件和具体内涵》，针对当前中学生自主学习现状，特制定科学的同步考评标准。
一、指导思想
按照素质教育与新课程理念的要求，以学生的实际表现为依据，精准地进行数据量化跟踪记录，关注学生的动态变化，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力求真实反映学生学习的状态，客观评定学生的学习品质，以评导学，以评促教，以评育人，实现学生自主学习品质的整体提升。
二、基本原则
1.客观性原则
遵循学生的客观实际，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真实、客观、公正的评价，采用学生自评、家长评价、学生互评、教师评价等多元化评价方式。
2.全面性原则
对考评内容进行全面评价，围绕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新课程教育的三维目标，尽可能全面呈现学生学习的整个过程及表现。
3.科学性原则
遵循教育规律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遵循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建立简便易行、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
4.主体性原则
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学生之间，学生、教师和家长的对话与交流，增进理解与沟通，营造良好评价氛围，开展学生参与下的自评、互评，并及时反馈有效信息，促进学生主体成长。
5.导向性原则
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评价标准的建立始终坚持以评导学、以评促学的导向，评有所指，评以致用。
三、考评内容
依据新课标三维目标，侧重于学习目标、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习惯以及自主、合作与探究等方面进行评价。
四、考评标准细则
主要从目标激励、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后作业、纠错本的使用、课外学习六方面进行考评。
1.目标激励考评标准
目标激励就是为了有效提升学习成绩和学业水平，在老师指导下，通过制定学习目标激发学生调整学习需要，最大限度体现个人价值的良性学习运行机制。主要采用老师评价和学生自评两种方式。
2.课前预习考评标准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可见，课前预习是“自主学习”教学的第一个环节，是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探究知识、接受新知识的关键环节，本模块实施学生自评、家长评价、师生抽评等多种评价方式。
3.课堂学习考评标准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主要包括学生独学和小组合作学习两个环节。
本模块要从学生课堂学习专注程度、精彩展示、合作探究、积极参与四方面进行考评，由老师和小组组长共同评价。
4.课后作业考评标准
课后作业是对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是知识的巩固和深化，家校要联合，共同促进孩子养成自主学习的行为习惯。
该模块主要从学习态度、学习习惯两方面考评，由家长、学生、老师共同参与评价。
5.纠错本使用考评标准
学习是一个不断出错的过程，错误出现了，要及时反思和改正，总结经验以免再犯。纠错本是有效的“题海战术”替代方案。我们主要从分类整理、红笔纠正、注明错因、类比总结、定时温习方面去考评。
对于纠错本的使用主要采用学生自评、小组评价和老师评价。
6.课外学习考评标准
课外学习是课内学习的补充和扩展，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为了正确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全面多元化发展自己，我们主要从解决疑难、学有专长、读写听记、自觉坚持等方面进行考评。采用学生自评、家长评价、班委评价、老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评。
五、考评标准的组织实施
本着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原则，认真实行层层负责制，确保考评过程规范操作，考评结果客观公正、可靠可信，主要由班委成员、小组组长、科代表、老师组成。特明确以下职责分工：
第一，组长负责统计预习情况、作业情况，包含家长反馈的信息做好分值输入。
第二，课堂得分由小组组长记录汇总科代表，科代表还应做好老师对同学的表扬与批评记录。纠错本由学生自评、老师考评、科代表汇总。
第三，班委成员负责对学生成绩即目标考核进行统计，课外学习统计并负责统计得分。
六、考评结果的统计
根据职责分工把各类数据进行汇总，一周一汇总用于班会，依据个人得分进行周评、月评、期评，以评导学，以评促教，以评育人。
中学生自主学习品质的综合考评标准，采用教师评价、家长评价、学生评价多元化参与，是为了促进学生的“自主”，从根本上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依据考评标准，对学生学习成长过程的指导落实到数据化的呈现，从而实现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调控与培养。
参考文献：
1.李驾云.注重模糊情态 开发创造思维[J].教育探索，2001（7）：17-18.
2.李红.综合素质评价怎样做――青岛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与探索[J].电脑应用文萃，2004（10）：39-40.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学生网络成瘾现状及网络成瘾相关因素，为实施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整体抽取某市3所城区中学1080名学生，采用网络成瘾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症状自评量表及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进行测试分析。 结果 中学生网络成瘾者占0.97%，网络成瘾倾向者占5.41%，成瘾倾向及成瘾者不同性别间差异无显著性（χ2=2.79，P＞0.05）；初中学生发生率为2.33%，高中为4.09%(χ2=5.17，P＜0.05)；单亲及其他家庭学生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双亲家庭(χ2=35.77，P＜0.01)；成瘾倾向及成瘾学生网络成瘾量表总分与症状自评量表及抑郁自评量表总分均成正相关（r=0.150，0.129，0.443，0.30，P＜0.05）。 结论 中学生网络成瘾与多因素有关，而与其单双亲家庭及心理特征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关键词】 中学生；网络成瘾；SDS；SCL90
网络成瘾(Interner Addiction Disorder，IAD)是指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造成身心损害的一种现象。据CNNIC最新的第15次互联网统计报告，截至2004年12月底，我国内地网民达9400万。计算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现代人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其中网络成瘾就是最为明显的一类新的心理疾病。国内在各专业领域关于网络成瘾的研究与报道颇多，但有关网络成瘾的各相关因素的相关性检验报道尚少。据此作者对某市3所城区中学网络成瘾的现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进一步为中学生网络成瘾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样本选自2007年1月某市3所中学在校的初中和高中学生，共抽取1080名学生参加调查，被试年龄13 a～18 a，平均15.2 a。排除严重躯体疾病、重型精神疾病和药物成瘾者。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本研究为现况调查，采用随机整体抽样，以班（30名）为单位的团体测试方法。初中、高中各三个年级，每年级抽6个班，共抽出36个班作为被试。在学校教务处的协助下统一主试和指导语。测试前取得被试人知情同意，由主试介绍实施目的，宣布指导语，发卷开始作答，时间控制在1 h内且答卷当场收回。调查问卷中资料不完整或不真实的答卷（如全选相同答案、测题漏答、背景材料填写不完整）均判为无效问卷。由2名经过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对被试者的心理特征进行评估。
1.2.2 调查工具
(1)网络成瘾量表（IAS）［1］：该量表由20个题目组成，每个题目有5个等级，得分在1～5分，每个题目的各等级分数相加得总分，总分代表网络成瘾的程度，总分越高表示网络成瘾倾向性越高。总分在20～49分为正常上网行为，50～79分为有问题的上网行为，即有网络成瘾倾向，总分80～100分为有严重问题的上网行为。(2)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90，SCL90)［2］。(3)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esion scale，SDS）［3］：有20个项目，正向评分题、负向评分题各10项。按症状出现频度评定，分四个等级：没有或很少时间，少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正向评分题，依次评为1、2、3、4；反向评分题则评为4、3、2、1。自评后标准分＞53分有抑郁症状，≤53分为正常，最终按《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确诊。(4)自行编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单双亲家庭等。
1.2.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11.0统计软件处理，采用统计描述、单因素方差分析、卡方检验、t 检验及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分析。
2 结果
2.1 网络成瘾情况
调查中应答率为95%，其中有3名未接触过网络。经核实后有效人数1026名。其中初中生512名，高中生514名；男521名，女505名；均衡性好。成瘾者(internet addictions，IAs)10名（0.97%），成瘾倾向者(possible iternet addicts， PAs)56名（5.41%），正常使用者（nonaddicts，NAs)960名（93.62%），3所中学之间的成瘾程度比较经卡方检验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各层次网络成瘾率的比较，见表1。表1 各层次网络成瘾率比较项目因子成瘾或倾向者（略）注：男女生间比较P＞0.05，初中与高中间比较**P＜0.01，双亲与单亲及其他家庭比较P＜0.01。
表1显示，成瘾及成瘾倾向学生的发生率不同性别间差异无显著性(χ2=2.79，P＞0.05)；初中学生发生率为2.33%，高中为4.09%，两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2=5.17，P＜0.05)；单亲及其他家庭学生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双亲家庭，差异有极显著性
(χ2=35.77，P＜0.01)。
2.2 不同网络使用水平学生网络成瘾量表、SCL90、SDS评分比较，见表2。表2 不同网络使用水平学生各量表评分（略）
表2显示，不同网络使用水平学生网络成瘾量表、SCL90、SDS评分为网络正常使用者、成瘾倾向者、成瘾者依次逐渐增高，各组内进行多重比较差异均有极显著性（F值分别为894.05、235.71、73.58，P均＜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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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男女生网络成瘾量表、SCL90、SDS评分比较，见表3。表3 不同性别各量表评分（略）
表3显示，SCL90、SDS评分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成瘾量表评分差异无显著性（P＞0.05）。
2.4 不同网络使用水平学生网络成瘾量表总分与SCL90、SDS总分的相关性分析，见表4。表4 不同网络使用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略）
表4显示，网络正常使用学生网络成瘾总分与SDS总分高低无明显相关性，但与SCL90成正相关（相关系数r=0.134，P＜0.05）；成瘾倾向学生总分与SCL90及SDS总分均成正相关（r=0.150，0129，P＜0.05）；成瘾学生总分与SCL90及SDS总分均呈明显正相关（r=0.443，0.30，P＜0.05）。
3 讨论
中学生网络成瘾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有关，其中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认为某些心理特征及其障碍等与网络成瘾密切相关，其中病态心理素质是互联网成瘾症（IAD）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显示，成瘾倾向学生占5.41%，成瘾学生占0.97%，正常使用学生占93.62%，成瘾倾向及成瘾率低于国外Lee［4］等应用Young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所做的类似研究，而与国内黄少南［5］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可能与国内外文化及经济等的差异性有关。成瘾及成瘾倾向率高中生高于初中生，可能与随着成长导致的心理特征的不同有关，也可能与学校的管理方式等多因素不同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单亲及其他不完整的家庭势必会影响心理健康，其中孤独、退缩、抑郁的心理特征可能是网络成瘾的危险因素之一。网络成瘾与心理特征及抑郁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网络成瘾者与SCL90及SDS总分成显著正相关，而且相关系数是正常使用者的3倍以上，提示SCL90的强迫、抑郁、焦虑和精神病性等因子分高可能是促成网络成瘾的可疑心理危险因素，也可能是网络成瘾导致的病态结果，但国内有关文献仅仅把SCL90的因子分高看作是网络成瘾的病态结果的观点是片面的。另外，女生SCL90及SDS总分均显著高于男生，这一结果与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一致［6］。本研究未发现网络成瘾及成瘾倾向者发生率在性别之间的差异，其他的报道如Brenner［7］、Kim［8］等应用类似的测量工具进行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网络应用率近年迅速增长，而男女成瘾及成瘾倾向者构成比却没有很大的变化，可能是网络服务的性质和提供的便利消除了男女上网的差异［9］。但Anderson［10］和Lee［4］等却曾得出男性更容易走向网络成瘾的结论，该方面结论有待于从游戏、聊天、购物、信息检索及邮件等方面分层研究网络成瘾者男女的差异。
总之，网络成瘾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对在校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和社交均产生重大的影响。国内吴芳［11］等诸多研究提示网络对学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学生生活和学习带来很多便利，同时也对其心理健康状况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通过测量工具对网络成瘾的高危人群进行测查以早期发现网络成瘾倾向者，并结合其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实施干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中由于样本的搜集和应用的不便利，以及网络成瘾者样本量太小，网络成瘾倾向和成瘾者的总体心理特征尚不能完全反映全部患者的心理特征，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师建国.成瘾医学［M］.第1版.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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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S Hall ， J Parsons.Internet addiction: college student case study using best practices in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J］.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2001，23（4）：312
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2005年5月抽取2所长春市普通中学初中一、二年级和高中一、二年级学生共1900人，有效问卷1866人，根据Young编制的“网络成瘾测验”排除互联网过度使用（IOU）46人，得1820人为研究对象（男898人，女922人，平均年龄14.9±1.2岁），其中有互联网过度使用倾向（IOT）257人为研究组，其余1563人为对照组。
方法：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学生的年龄、性别、家庭管教方式、家庭类型、父母婚姻状况和学生成绩自评等。
网络成瘾测验：采Young ks的网络成瘾测验，设问卷20题项，按5点评分得50～79分者有成瘾倾向，即IOT，80～100分者为成瘾症状，即IOU。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
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两组间的计量数据采用t检验，计数数据采用X2检验。
结 果
中学生IOT检出率：1866人中检出IOU 46人，IOU 检出率为2.5%。在其余的1820人中（男898人，女922人）检出网络过度使用倾向者257人，IOT检出率13.8%。在IOT257人中，男185人，女72人，其中男生IOT检出率为20.6%，女生IOT检出率为7.8%，男生高于女生（X2=61.4，P
各年龄组检出率：12岁3.5%，13岁14.0%，14岁16.7%，15岁19.7%，16岁14.4 %，17岁14.2%，18岁11.2%，各年龄组检出率差异有极显著性（X2=17.9，P
家庭管教方式IOT检出率：溺爱型21.1%，粗暴严厉型18.6%，帮助开导型13.3%，各家庭管教方式组的IOT检出率差异有极显著性（X2=8.40，P
IOT组和对照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评分比较：见表1。IOT组家庭功能除问题解决项外，各项量表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都有极显著性。
IOT组与对照组学生学业成绩比较：见表2。IOT组评价成绩好的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而自评成绩差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极显著性（X2=27.2，P
讨 论
IOU即网络成瘾，就是指上网行为冲动失控，表现由于过度使用而导致了个体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IOT则是指上网行为已有冲动失控表现，尚未达到IOU诊断标准的具有成瘾倾向的网络使用者。有资料表明，处在13～18岁年龄段，身心迅速成长发育的中学生是“网络成瘾”的重灾区［1］。
本研究发现长春市中学生IOU检出率为2.5%，IOT检出率为13.8%，高于重庆中学生的研究报告11.84%［2］，可能与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学校的管理等因素有关，而比韩国一项运用同类诊断标准的研究报道（IOU3.5%，IOT18.4%）要低。可能与文化差异及互联网普及程度等因素有关。
各年龄组IOT检出率初中高于高中，IOT检出率从12岁开始上升，14～15岁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这与有关报道一致［3］，而且男生高于女生，这一结论与国内外一致［2］。可能由于中学生在初中时学习压力小，有充分时间接触网络，好奇心强，自控能力差，由接触到迷恋，所以IOT检出率高。14～15岁检出率最高，而到高中随着学习压力加大，自控能力强，加之学校管理加强，所以IOT 检出率逐渐下降。IOT男生高于女生，可能是男生在遇到心理冲突或困惑时不愿与周围人倾诉，与女生相比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当遇到无法解决的矛盾时，他们就在网上寻找支持，久之，就导致有过度使用网络的倾向。
本研究还显示溺爱与严厉管教的方式下，IOT的检出率高，而帮助开导型的管教方式下孩子的IOT检出率低，而且IOT组家庭功能各分量表的均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表明IOT组家庭在解决家庭冲突和矛盾时，家庭成员缺乏有效沟通和情感交流及相互关心，不讲求原则。席氏等认为过于严厉、溺爱、缺乏尊重等消极的家教方式使孩子自信心、自控能力降低，易于沉迷网络［3］。另外，家庭类型的不同，势必导致对孩子疏于管理或管理方式失效，给孩子沉迷于网络的可乘之机。
本研究还发现，中学生一旦迷恋网络，就难以自拔，导致学生孤独封闭，疲惫萎靡，迟到缺课等，影响学生学业成绩。这可能是由于学习的挫折和失败，而转向虚拟网络寻求成功和实现自我价值，恶性循环，从而导致学习下降，重者导致学业荒废。
因此，要加强对初中生的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网络，合理正确的使用网络，使之健康的成长。
参考文献
1 黄苓.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成因及干预.职业与健康，2004，20（9）：98-99.
【关键词】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策略
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国内外发展的现状
中学心理健康教育起源于西方，而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国家，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美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有完善的机构，而且还有雄厚的理论支持。在美国要想成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师必须拥有博士学位，美国的心理健康教育波及学校、家庭、社区等，包括老师、家长多方面的参与，并且形式多种多样。上个世纪70年代，国内香港、台湾等地区，受国外先进思想的影响，相对内地发展较快，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心理健康教育开始起步，相当一部分学校，把心理健康教育等同于心理知识的讲授，重视少数有心理问题学生的防治，忽略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家庭、社区各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学校已将预防性和发展性作为工作目标，面向全体师生展开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二、青少年初中阶段身心发展的特点
初中阶段学生正处于“身心剧变”时期，是由少年向青年发展的过渡期，生理发展走向成熟的同时，心理也产生了巨大变化。身高体重的增加、内脏机能的强大、性的成熟，使他们具有了成人感，而心理发育的成熟度显著落后于身体发育，成人感与现实世界的矛盾落差，诱发了更多的心理困惑。因此对初中阶段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教育的关键。
三、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
辛自强等（2009）对1992年至2005年间107篇采用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的研究报告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现实中学生心理问题在缓慢增加 ；张海霞等（2010）的研究指出，当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张亮等对大连市某区初一、初二、初三学生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15.40%的学生存在中度或中度以上心理问题，最常见的是：敌对7.70%、强迫6.90%、偏执5.70%，其后依次是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恐惧、躯体化。研究表明：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来自社会、学校、家庭、个体四个方面。李辉等对城市初中学生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总体情况及各因子均显著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学校教育影响最大的是适应不良因子，其次是抑郁、焦虑、学习压力、心理不平衡。
四、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各种策略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明确指出：中学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中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学德育工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初中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以发展性、预防性为主，学校全员参与，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为主体，依托心理工作室，开发课程资源，发挥学校的教育职能，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1.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充分重视和发挥课堂教学对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主渠道的间接渗透作用。通过各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在课堂情境与教学氛围创设中，注重课堂教学方式的变革，符合初中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促进学生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
2.加强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建设。动员学校每一位领导、班主任和学科教师参与组成心理工作团队，明确每个人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以及工作的具体内容。通过一系列的讲座、培训、观摩和经验交流，提高全员参与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热情，切实提供给班主任、学科教师在班级的管理、在自己的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的指导。选拔和培养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使其掌握必备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技能，提升专业素养。鼓励学校教师参加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课题研究，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深化理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自主互助维护自身和同伴的心理健康的意识和能力。
3.依托心理工作室发挥各项功能。在专业指导和科学管理下，应完善和启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室，充分发挥其教育辅导、研究指导的功能。建立多功能活动场所，咨询辅导室、团体活动室……发挥校园广播、网络、心理小报的工作职能，使学生认识到：心理工作室并非是针对“有病”学生“治疗”的场所，而是面向全体学生无条件被接纳，消除心理困扰，缓解压力，提供心理援助的安全“港湾”。
【关 键 词】 中小学；评价机制；问题；探究
【作者简介】 罗贤宝，老河口市洪山嘴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襄阳市骨干教师。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改进美育教学，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也指出，要适应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大力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对照《决定》和《意见》精神，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去尝试与实践。
我市中小学教育不仅存在教育评价手段过于单一等问题，还存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相互脱节的现象。高中埋怨初中不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送入高中的学生质量不高，学生在高中没有发展潜力；初中指责小学忽视学生学习习惯培养和养成教育教育的落实，过早地分化出大量的后进生。而小学并不理会初中的指责，初中也同样不理会高中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三个学段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直接影响老河口“教育梦”的实现。2013年3月，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这一现状作了深刻剖析，提出建立“倒评机制”的观点，切中要害，发人深思。
众所周知，教育质量评价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是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结合我市的教育实际，在推行以教育局为主体的综合评价和学校自我评价模式的基础上，尝试以高中为主体评价各初中、以初中为主体评价生源地各小学的倒评模式，可以有机整合全市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这样各初中必将考虑按照高中对学生培养的要求合理安排本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各小学也必将考虑按照初中对学生培养的要求合理安排本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如此，科学合理的小学教育必将为全市初中的教育质量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而更高质量的初中教育必将助推我市的高中教育水平大幅提升。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全市教育一盘棋，振兴老河口教育的梦想才可能实现。
2013年秋，洪山嘴中学（简称我校，下同）在学生的养成教育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通过制定养成教育考核细则，组织养成教育周考核、月总结、期末考评等活动，基本形成了一套养成教育的落实和考评机制，学生的养成教育评价结果将纳入教师的学期绩效工资考核之中；同时，我们正逐步推广在各班建立学生个人成长档案，尝试运用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现结合我校的一些实际做法，提出关于在全市推行倒评机制的一些设想。
一、评价的基本原则
1. 综合性评价原则：综合考查学生发展情况，既要关注学业水平，又要关注品德发展和身心健康；既要关注共同基础，又要关注兴趣特长；既要关注学习结果，又要关注学习过程和效益。
2. 集体性评价原则：通过考查学生群体评价整个学校的教育质量，评价结果不针对个人。
3. 自评和他评相结合原则：以学校各职能部门考核学生群体的他评方式为主，同时参考学生对照考评细则进行的自我评价，两部分以不同的权重相加为综合评价结果。
4. 发展性评价原则：评价中体现对学生发展、进步的关注；评价方式上不仅关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最终结果，而且更加关注学校进步和努力的程度。
二、评价方法
1. 建议首先由初中制定考评生源地小学教育质量的倒评细则，依据细则引导小学培养出符合自己期望的学生；高中结合我市目前的实际情况评初中教育质量亦需拟定出相应的倒评细则，以指导各初中学校为高中输送优质的学生。当然，教育局可以对倒评细则的拟定给予宏观的指导意见，或者，在各校意见的基础上拟定统一的倒评细则。
2. 主要通过测试、问卷调查、查阅资料等方法进行评价，辅之以现场观察、个别访谈等多种评价方式。这就要求相关参评和被评学校要建立学生成长记录档案，充分利用学生成长记录档案考查学生的品德发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身心发展水平等指标，通过学业水平考试、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等成果进行综合性评价。
三、评价的前期准备
1. 建立倒评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各项指标考核小组，组建各班级的考评小组等组织机构，对倒评工作进行领导、组织和具体实施。
2. 深入学习《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切实转变当前以学习成绩为主的教育观和评价观，在此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学生品德发展水平测试卷、调查问卷、及相关指标的考评细则，并组织教师和学生学习，学习的过程本身就是指导师生共同提高的一个过程。
3. 推行并落实养成教育，逐步探索出一套科学可行的养成教育考核评价方法，其考评过程和结果是综合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建立学生个人成长档案。学生个人成长档案的内容应涵盖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学校的养成教育评价、参加活动的记录、取得的点滴成绩等。这将作为学生品德发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身心发展水平等指标考核的重要资料。
四、考评程序
1. 开学第一个月（9月份），学校通过学生自评、书面测试、问卷调查、班组评议、现场观察等多种形式对新生进行考核评价，月末汇总分析，结果视为基础性评价，作为生源地学校的评价成绩的80%。
2. 此后三年中对学生的综合评价成绩（包括毕业综合成绩），汇总后视为发展性评价（或者称之为“增值评价”），作为生源地学校的教育评价成绩的20%。
3. 分两个阶段分别把以上结果上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并反馈给被倒评的学校，指导被评学校的教育教学。
五、考评细则
1. 初中倒评小学考评细则。
评价结果的呈现方式：以等级方式呈现的评价项目按照一定的权重折算成数据，五个大项的数据再按以上权重折算后汇总，成为最终评价结果。反馈给低学段学校的评价报告不仅有数据，而且亦将此数据得来的依据（评价过程）予以详细说明，以引导他们搞好相应的教学工作，切实加强薄弱环节。
考评等级的数据折算可考虑以下方案：
方案一：单项考评得分=单项考评中学生群体的A等率×100+B等率×50-C等率×100
方案二：单项考评得分=单项考评中学生群体的A等率×100+B等率×50
2. 高中对初中的倒评细则，应在充分体现《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我市优质生源大量流失的现状和高中的实际需要进行制定，应考虑把各初中送入高中的学生学习水平、流失到我市以外的优生比例以及高考中来自不同初中学生的上线率等指标纳入到对初中的倒评中，促使全市初中将优质学生送入我市高中，进而提高高中的教育教学水平。
六、考评中应注意的问题
1. 考评中过于注重甄别的做法不可取。考评的目的在于引领和指导教育教学，应以鼓励和引导为指导思想，让优秀成为多数。
2. 考评中突出学生个体的做法不可取。考评工作以学生为考评对象，是对学生群体的综合分析来考评学校的教育教学。
3. 考评中疏于宣传学习的做法不可取。考评虽是对生源地学校的考评，却也必将对学生在校的继续学习和生活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宣传学习能让学生知道哪些是对的，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比如，养成教育的考试就是一场事先让师生知晓标准答案的考试，考评前的宣传就是重要的导向。
七、关于倒评机制的思考
【中图分类号】R179 R195.4 R749.42
【文章编号】1000-9817(20ii)09-1121-03
【关键词】抑郁；社会支持；回归分析；学生；少数民族
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预防与控制已成为学校心理健康促进的重要研究课题。抑郁心理状态不但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心理健康及健全人格的形成与发展，而且与自杀、吸烟和攻击等不良行为密切关联。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大省，为了解云南省中学生抑郁心理状况，为预防干预研究提供依据，笔者于2009年对云南省12206名中学生抑郁症状及相关因素进行了调查。本文撰述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弥勒、禄劝4个少数民族地区7979人的调查结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云南5个州6市／县／区17所学校的学生12206名。首先根据云南省统计局公布的11个主要经济指标，将云南省129个市(县、区)进行层次聚类分析，分为好、中、差3类地区，结合地理位置、民族进行抽样，从好、中、差3类地区中分别抽取1，2和3个市／县／区。按每个市／县／区1所乡镇完全中学，1所城市完全中学的原则，结合当地学校的实际情况抽取学校，根据学生人数抽取班级。被试7979名中学生的年龄范围为13～18岁，平均年龄(15.74±1.83)岁。其中初中生3925名，高中生4054名；男生3690名，女生4289名；民族构成依次为汉族3702名，白族1393名，哈尼族1265名，彝族1100名，其他民族519名。白族、彝族、哈尼族人口数分别位列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数的第一、三、四位。5599人来自农村，2322人来自县城，58人来源不祥。问卷在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指导下，以班级为单位，匿名填写并当场收回答卷。
1.2万法
1.2.1 自编问卷 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民族、家庭类型、家庭经济条件、学习成绩、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等。
1.2.2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e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CES-D内容包含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人际关系困难4个因素，共20个条目，对每个条目进行“偶尔或无、有时、经常或一半时间、大部分时间或持续”4级评分，总分范围为0－60，分数越高，说明抑郁出现的频度越高。以总得分≥20分为标准判定为有抑郁症状，
1.2.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eial Support Ratirlg Scale，SSRS)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等3个维度。该量表共10个条目，分数越高，表明社会支持状况越好。
1.2.4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 包括2个维度：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和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包括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和合理化解释3个因子，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包括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和幻想否认等4个因子。量表共36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1为不采用，2为偶尔采用，3为有时采用，4为经常采用)。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得分高，表明学生易以问题解决、求助等积极的方式应对挫折；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得分高，表明学生易采用逃避等不成熟的方式。
1.3统计学分析 全部答卷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录人数据，用SPSS 13.0软件包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X2检验、t检验、t检验、Logistie回归分析。
2 结果
2.1不同民族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得分比较见表1。
2.2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发生率 检出有抑郁症状的人数为1082人，检出率为22.6％，并呈现出性别、民族、就读学校及家庭收入的差异，见表2。不同生源地(农村及县城)及所处地区类型(经济状况差、经济状况中等)中学生抑郁症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X2值分别为0.637和0.113，P值均>0.05)。
2.3中学生抑郁症状相关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见表3～4。
以有无抑郁症状为因变量(有为1，无为0)，性别、民族、年级、地区类型、最近2周是否患病、自评性格倾向、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结构、自评家庭收入、父母对孩子的态度、老人与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童年生活、童年是否受虐待、家族抑郁症史、课余生活、老师对学生的情绪有无影响、班级管理方式、老师对学生的关注、学生对学校满意程度、每天睡眠时间及总社会支持得分、生活事件和指向问题及指向情绪应对方式得分为自变量，采用Backward方法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入水准为0.05，剔除水准为0.10。
多元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学生抑郁症状的最主要的因素依次为课余生活枯燥无味、童年生活不愉快、女性、最近2周患病、家族抑郁史、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班级管理方式、自评家庭收入、生活事件其他因子得分、人际关系得分及学习压力得分及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
3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2.6％，与国内其他报道的上限基本相同，表明抑郁症状是民族地区中学生发生率较高且比较普遍的负性情绪。但各民族检出率差异较大，依次为哈尼族25.0％、彝族23.6％、汉族22.4％和白族19.7％，哈尼族、彝族均高于全国最高水平。民族文化是否在这种差异性上起到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 焦虑；抑郁；因素分析，统计学；学生；农村人口
【中图分类号】 R 749.7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9-0785-03
抑郁、焦虑症状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障碍，不仅会影响身心健康，还与吸烟、饮酒、伤害等健康危害行为密切相关［1-2］。农村学校寄宿生大都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或住家偏远不得不寄宿，这些孩子长期与父母分离，情感的缺失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为进一步了解安徽省农村寄宿学生的心理卫生状况，笔者于2007年12月到2008年5月对安徽省寄宿制学校学生样本人群的抑郁、焦虑症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安徽省长丰、绩溪、全椒、岳西4个县，每个抽样地区抽取农村寄宿制学校4～5所，每所学校分别从各年级（小学五年级～高中三年级）抽取1～3个班的所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收回有效问卷3 834份。其中长丰县958人（25.0%），绩溪县1 008人（26.3%），全椒县1 019人（26.6%），岳西县849人（22.1%）；在校住宿学生1 586名（41.4%），在亲朋家住宿学生233名（6.1%），租房住宿学生323名（8.4%），在家住宿学生1 692名（44.1%）；寄宿生（在校和租房住宿合并）1 909人（49.8%），走读生（在亲朋家和在家住宿合并）1 925人（50.2%）；小学生721名（五年级、六年级分别为377和344人），初中生1 898名（初一、初二、初三分别为680，813，405人），高中生1 215名（高一、高二、高三分别为451，424，340人）；男生2 293名（59.8%），女生1 541名（40.2%）。平均年龄（15.15±2.07）岁。
1.2 调查变量 （1）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级、性别、年龄、地区、父母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独生子女情况、自评性格倾向、住宿类型等。（2）抑郁和焦虑症状评定：应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3-4］和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4-5］进行评定。SAS和SDS均包含20个项目，其评定分为4级，按最近1周以来的实际情况评分，20个项目评分之和为粗分，粗分乘以1.25，四舍五入取整数即为标准分。本研究以标准分≥50分为界值，评估有无抑郁、焦虑症状。
在校住宿生是指来校上课和参加其他课外活动且在学校宿舍住宿的学生；住亲朋家住宿生指来校上课和参加其他课外活动且在亲戚或朋友家住宿的学生；租房住宿生指来校上课和参加其他课外活动自己租房住宿的学生；在家住宿生指来校上课和参加其他课外活动且回家住宿的学生。
1.3 调查方法及质量控制 在正式调查之前对调查员进行调查技术培训，统一方法。开展预调查完善调查表；所有调查表均印有指导语，调查时解释指导语并提醒学生和教师仔细阅读指导语后填写；以班级为单位，现场发放调查表，要求学生以匿名方式集中独立填写问卷，当场核验收回。
1.4 统计分析 资料以EpiData 3.0建库录入，经数据转换导入SPSS 10.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不同住宿类型学生的抑郁、焦虑症状分布特征，用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对抑郁、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抑郁、焦虑症状检出情况 3 834名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9.5%，焦虑症状检出率为24.6%，抑郁和焦虑症状并存检出率为20.8%。抑郁和焦虑呈正相关（r=0.404，P＜0.01）。
2.2 不同住宿类型学生抑郁、焦虑症状检出情况 表1显示，在校住宿、在亲朋家住宿、租房住宿和在家住宿学生的抑郁症状以及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在校住宿与租房住宿的学生抑郁、焦虑症状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抑郁=1.269，P=0.260；χ2焦虑=0.350，P=0.554），而在家住宿与在亲朋家住宿的学生抑郁、焦虑症状分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χ2抑郁=0.644，P=0.422；χ2焦虑=0.103，P=0.748），将在校住宿与租房住宿的学生合并为寄宿生，在亲朋家住宿与在家住宿合并为走读生。寄宿生和走读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52.7%和4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021，P=0.000）；寄宿生和走读生的焦虑症状检出率分别为27.7%，21.5%，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19.573，P=0.000）。
4种住宿类型中，抑郁症状检出率男、女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校住宿学生中，焦虑症状检出率女生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47，P=0.021）；其余3种住宿类型的学生，焦虑症状检出率男、女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无论在校住宿、在亲朋家住宿、租房住宿还是在家住宿，从小学五年级至高三年级学生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差异无明显的规律性。4种住宿类学生间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927，P＜0.01)；焦虑症状检出率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χ2=20.046，P＜0.01)。
2.3 抑郁、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抑郁、焦虑症状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χ2检验表明，寄宿情况、地区、年级、独生子女情况、父亲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体型、自评性格倾向8个因素间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寄宿情况、地区、性别、年级、独生子女情况、父亲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体型、自评性格倾向9个因素间焦虑症状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2 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见表2。
由表2可见，分别以抑郁症状（焦虑症状）（无症状赋值为0，有症状赋值为1）为因变量；以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地区（设置哑变量，“岳西县”为参照）、年级（设置哑变量，“高三”为参照）、性别（“男”为参照）、独生子女情况（“是独生子女”为参照）、父亲文化程度（设置哑变量，“大专及以上”为参照）、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设置哑变量，“上等”为参照）、体型（设置哑变量，“很胖”为参照）、自评性格倾向（设置哑变量，“外向”为参照）、寄宿情况（走读生为参照）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Forward：LR法）。纳入标准α =0.05，剔除标准 α=0.10。
结果表明，寄宿生有抑郁、焦虑症状的危险均高于走读生；性格外向的学生发生抑郁症状的危险性较低；绩溪县和全椒县学生抑郁症状发生情况低于岳西县；家庭经济水平上等的学生比经济状况一般的学生更易出现抑郁；五年级到初二年级学生发生抑郁的危险性比高三年级更大。女生有焦虑症状的危险性高于男生；高三年级学生的焦虑症状检出率高于其他年级；绩溪县学生焦虑发生率低于岳西县；抑郁与焦虑密切相关。
3 讨论
以往运用Zung自评抑郁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Beck抑郁量表等自评抑郁量表进行的调查发现，我国青少年抑郁发生率为22.8%～44.0%［6-10］。国外青少年自我报告的发生率为8.6%～52.4%［11-14］。本次调查的寄宿制学校3 834名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9.5%，其中寄宿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52.7%，高于安徽省中学生（22.8%）［7］和安徽省大学生(28.2%)［15］。学生总的焦虑检出率为24.6%，寄宿生的焦虑症状检出率为27.7%，高于安徽省中学生［16］，低于丁树荣等［17］的调查结果。反映抑郁和焦虑情绪问题在农村寄宿制学校中普遍存在，寄宿生和走读生都有较多的心理问题，但是寄宿生比走读生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情绪，特别是抑郁。可能因为本次调查中66.1%的学生为留守儿童，且寄宿生有70%为留守儿童，其余还有部分为离家偏远而寄宿，这些孩子长期与父母分离，与家人联系及外界交流相对较少，生活环境相对封闭，情感的缺失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由于评定方法和人群种族的不同，青少年抑郁、焦虑症状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国内外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很多研究认为，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别不明显［18-20］，焦虑症状女生显著高于男生［9，15］，本次调查结果与这一结论相同。可能与男女生的心理特征有关，女生情感细腻、敏感，具有较高的焦虑特质。岳西县寄宿生出现抑郁、焦虑症状的风险均高于全椒县和绩溪县，笔者分析是因为岳西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水平落后，且地处大别山脉，交通较闭塞，地形地貌在4个县中最为特殊，寄宿生生活条件较差，故该县寄宿生较易出现抑郁、焦虑情绪。
多因素结果显示，小学五年级到初二年级的学生发生抑郁的风险较高，而以高三年级为参照，其他年级出现焦虑情绪的风险均低于高三年级。考虑是因为小学五年级到初二年级这个时期的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青春发动期的身心变化本身是一种应激事件，可能导致个体的抑郁风险增高［21-22］。对农村寄宿制学校这一特殊群体，父母的日常教育关心都比较少，面临这一转变而无法适应、无处倾诉解决，很可能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而高三年级学生面临高考压力,焦虑情绪的产生在所难免，与苏虹等［9］报道一致。
综上所述，农村寄宿制学生的心理健康不是某一个因素的独立作用,而是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结果。只有正确认识其危险因素，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方能促进农村寄宿制学生的身心发育。但本研究只是横断面调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抑郁、焦虑的影响因素。
(致谢：本课题得到安徽省学校体育卫生协会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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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情感;虐待;对比研究;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11-0994-04
儿童虐待(child abuse,CA)是近年来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虐待对儿童的躯体和心理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受虐儿童的近期表现主要是极度自卑、焦虑、抑郁、自尊降低等,有的甚至有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1];长期可以影响儿童的人格发展,出现一些特质的人格,如人格、边缘性人格等[2]。为了解合肥市中学生虐待现状及其流行特征,笔者根据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儿童虐待的定义,对合肥市中学生的情感和躯体虐待情况进行了调查,旨在为制定儿童虐待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抽取合肥市市区5所全日制普通中学;初一、初二各选取12个班级,高一、高二各选26个班级,共76个班级,以被抽取班级中所有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846份,剔除不符合要求问卷48份,实际获得有效问卷3798份,有效率为98.7%。初中生1133名,其中男生608名,女生525名;高中生2665名,其中男生1326名,女生1339名。平均年龄为(15.42±1.62)岁,主要集中于12～18岁,占99.5%。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 中学生一般情况调查性别、年龄、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类型、父亲文化程度、父亲工作地点、父亲和自己的血缘关系、母亲文化程度、母亲工作地点、母亲和自己的血缘关系、自评学习成绩等级、过去1 a里父母是否有争吵或打架等情况。
情感与躯体虐待采用Straus[3]编制的亲子冲突策略量表(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CTSPC)中的情感、躯体虐待子量表进行调查,包括4个方面: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重度躯体虐待。该量表回顾性调查过去1 a中情感、躯体虐待发生的次数(共分为7级,分别为过去的1 a里发生了1次、2次、3～5次、6～10次、11～20次、20次以上和从未发生);评分标准为过去的1 a里发生了1次为1分,2次为2分,3～5次为4分,6～10次为8分,11～20次为15分,20次以上为25分,从没有发生为0分。
中学生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的操作性定义为:被调查对象自填曾遭受1种或1种以上CTSPC中所陈述的儿童虐待状况,即得分大于或等于1,为发生该种类型虐待;如果得分为0,则为未发生该种类型虐待。
1.2.2 调查方法 调查员使用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在课堂上独立完成;调查为不记名调查,整个调查过程充分考虑保护学生的隐私。问卷本着自愿原则填写,可以退出;问卷当场发放,答完后由调查员当场收回。
1.2.3 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用SPSS10.0进行数据分析,双侧检验,α=0.05。统计推断采用χ2检验和趋势χ2检验。
2 结果
2.1 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及年平均发生次数 情感虐待的报告率(prevalence)为81.1%(3082/3798),其中“对你大喊大叫”条目报告率最高,为67.6%;“诅咒你”条目报告率最低,为14.7%。躯体虐待总的报告率为55.1%(2092/3798),其中“用手掌打你的四肢如你的手、胳膊或腿等”条目报告率最高,为34.7%(1319/3798),而“故意用燃烧物或热液体烫你(如烟头或开水)”条目报告率最低,为2.2%(85/3798);轻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为48.3%(1833/3798),中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为39.5%(1499/3798),重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为9.8%(372/3798)。
情感虐待报告的年平均发生次数为13.8次,其中“对你大喊大叫”条目报告的次数最高,年平均为8.2次;最低的为“说要将你赶走或踢出家门”条目,年平均为 4.0次。躯体虐待报告的年平均发生次数为11.6次,其中“扭、捏、拧或掐你”、“故意用燃烧物或热液体烫你(如烟头或开水)”2条目最高,均为5.3次,“用皮带、木棍或一些坚硬的物体抽打你的屁股”年平均发生次数最低,为4.1次。
2.2 不同性别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 男生情感虐待报告率为80.5%,女生为81.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生躯体虐待报告率为55.8%(1079/1934),女学生为54.3%(1012/186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中度和重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男学生(41.2%,11.3%)均高于女学生(37.7%,8.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711,P=0.030;χ2=10.428,P=0.001);轻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在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 不同年龄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报告率 见表1。
不同年龄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不同。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报告率在不同年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并且都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的趋势,经趋势χ2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2.4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 情感虐待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中生的报告率均低于初中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躯体虐待中,轻度躯体虐待和中度躯体虐待无论男学生还是女学生,高中生的报告率都低于初中生;而在重度躯体虐待中,“故意用燃烧物或热液体烫”初中和高中的报告率在男生和女生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其他条目初中生均高于高中生(P值均
2.5 不同家庭情况、学习成绩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 独生子女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人均收入不同的学生情感虐待报告率不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中下等的学生报告率最高,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报告率在不同家庭人均收入的学生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单亲家庭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均高于双亲家庭及其他家庭类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情感虐待报告率在不同家庭类型的学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学习成绩的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报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学习成绩越差,情感及躯体虐待报告率越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父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学生情感虐待报告率不同,父亲的文化程度越高,情感虐待的报告率也越高,但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报告率在不同父亲文化程度学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母亲在外地工作与不在外地工作的学生情感虐待的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中父母发生吵架或打架的学生其情感虐待、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均高于家中父母没有发生吵架或打架的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父亲与自己血缘关系不同的学生、母亲与自己血缘关系不同的学生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报告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4。
3 讨论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儿童虐待做了以下描述:儿童虐待是指在相关责任、义务和能力的条件下,各种形式的躯体和(或)精神的折磨、待、漠视、放任、商业的或其他形式的剥削,并导致儿童的健康、生存、发展以及尊严受到实际或潜在的伤害[4]。儿童虐待一直是一个全球问题,危害性很大,虐待对儿童造成的伤害,特别心理创伤往往是灾难性的。有研究表明,1,2次的虐待即可构成童年期创伤性体验,印刻在儿童长时间记忆或潜意识中,有些儿童可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5]。儿童躯体虐待是导致自杀重要的危险因素[6],而严重的躯体虐待与反复的自杀行为有关[1]。成年胃肠道紊乱和偏头痛也与儿童期躯体虐待有关[7]。因此,加强对儿童虐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目前国内对儿童虐待的测量大部分都使用自编量表,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受到一定的影响,且各项研究结果儿童虐待的报告率相差较大,难以和国内外的同类研究比较。本次调查选用CTSPC对中学生的躯体及情感虐待进行调查,该量表被众多国外学者用于儿童虐待的评价,我国香港的政府部门也用该量表对儿童受虐情况进行调查。国内一些学者使用该量表对儿童虐待情况进行调查[8-10],其情感虐待分量表Cronbach系数为0.72,躯体虐待分量表Cronbach系数为0.83[9]。
在本次调查的3798名中学生中,情感虐待的报告率较高(81.1%),高于杨林胜等[10]的报告结果;其差异可能与地区间的差异有关。而Hamarman等[11]认为,儿童情感虐待的含义不明确,从而导致医学和法律方面的定义混乱,如美国各州报告的情感虐待甚至有300 倍的差异。调查显示,合肥市有55.1%的中学生在过去的1 a里受到过躯体虐待,低于杨林胜等[10]对长沙地区儿童调查的结果(62.4%),与香港的结果[12]相近。轻度、中度和重度躯体虐待均低于长沙地区儿童的调查结果,特别是重度躯体虐待,也低于挪威的一项调查结果(18%)[1],但高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结果(7%)[13]。考虑到本次研究的对象平均年龄比其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受虐率是逐渐下降的[10],两地结果的差异一方面可能与调查对象的年龄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反映的是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同时文化背景如种族的不同也会影响躯体虐待的报告率[14]。
本次调查情感虐待和轻度躯体虐待在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我国学者早期的研究结果[15]一致。我国多数研究显示,男童躯体虐待的发生率要高于女童[10,12];一项对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回顾性调查也发现,儿童期躯体虐待经历男性要明显高于女性[16]。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男生要高于女生。不同年龄学生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高,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呈下降趋势。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的报告率比较,高中生明显低于初中生。
有研究表明,父亲丧失与儿童躯体虐待有关[17];陶芳标等[18]也指出,单亲家庭是重度和中度躯体虐待的危险因素。本次研究显示,单亲和双亲家庭的学生情感虐待与躯体虐待的发生均有差异,单亲家庭明显高于双亲家庭的学生。虽然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儿童躯体、情感虐待与是否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关联[19],但本次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更容易受到父母情感和躯体虐待。可能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很高,把希望都寄托在子女的身上,加上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一旦子女的表现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时,容易发生虐待事件。香港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独生子女更容易受到父母的情感虐待[12]。
在父母亲的文化程度是否会与儿童虐待有关方面,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它们之间没有明显关联[19,20],本次研究结果与之基本一致,儿童情感及躯体虐待在父母不同文化程度间没有明显差异。有研究显示,居家面积较小的家庭发生躯体虐待的危险性大[10]。本次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与儿童躯体虐待没有明显关联。但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条件特别差的家庭情感虐待的发生反而要低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这可能与家庭中父母在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更加注重情感关爱有关。
由此可见,儿童虐待是一个常见问题。为了保护儿童权利,可以在社区和学校开展预防儿童虐待的宣传工作及其相关研究,提高公众保护儿童意识,为受虐儿童提供健康服务。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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