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6 12: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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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教育;思考
由于各项科学技术的限制以及人们意识水平的限制，在传统的风景园林建筑设计教学过程中只注重表面上的传承，不去思考更加深层次的含义，不去注重建筑设计的整体感觉，这些存在的问题阻碍了我国的风景园林建筑设计领域的发展，使得设计的建筑和园林很突兀，忽视了周围环境的影响。本文主要就通过对这些传统建筑设计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介绍，并且在之后的教育过程中应该重视这些方面，更好地促进我国的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从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园林。
一、当前的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教育现状
在现阶段，在进行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教育的过程中，仍然秉承着传统教育的理念，只注重表面的设计，将风景园林与建筑设计分割开来，没有整体意识。在这样的整体环境之下，学生都普遍缺乏创造力，没有很好地将传统的文化发扬光大，不能在园林设计过程中将传统的文化与新的理念结合起来，从而阻碍了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不能真正的实现风景与建筑的结合。
二、当前的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总体设计意识
在当前的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教育的过程中，很多的老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缺乏对学生整体能力的培养，将园林与建筑分开来进行教学，从而让学生没有一种整体意识，在实际的园林设计过程中不去考虑周围环境的影响，设计的园林不能很好地融入环境，比较突兀。所以说，在之后的园林教育过程中，老师进行总体设计意识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激发出学生的创新能力，发挥创造力，还可以让学生设计的园林更好地将风景与建筑结合起来，促进我国的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
2．只注重传统园林建筑设计形式上的模仿
在当前阶段的园林建筑设计的实际工作中，大部分的设计者已经只对于传统园林建筑设计的形式上的模仿，也就是说，完全的对一些传统的园林建筑照搬照抄，盲目模仿，丝毫不去进行创新，不去进行更加深层次的思考，从而使得建筑的园林不能很好地与周围的环境结合起来，相互映衬，而是单独的形成一个整体，这样对于发展我国的园林建筑设计行业是十分的不利的。但是，有很多的学生在实际的工作中只完成了模仿这一项工作后就对自己的行为沾沾自喜，满足于现状，丝毫不去进行创新。所以说，在之后的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教育的过程中应该让学生意识到，对于传统的园林的形式上的模仿只是一个基础，只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掌握各种深层次的内涵，更好地实现风景与建筑的结合。
3．空间的意识不强
随着我国的不断的发展，对空间等领域的理解能力相对于古代的人来说更是有了更加深层次的理解，并且可以更好地将空间的概念应用到实际的园林建筑设计的工作中。但是，在传统的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的教育过程中，并没有很多的涉及到空间的意识，也与当时的发展水平，空间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但是，在现阶段，很多教育工作者仍然忽视学生空间意识的培养。所以说，在之后的园林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进行空间思维的能力，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实际的园林设计过程中，尤其是一些城市园林，受到地区的限制，需要很好地结合空间的概念，将一些大自然内的美丽景色适当的“搬入”室内进行展示，并且更好的将园林的景色与周围的环境结合起来，使得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整体，也让新设计的园林在新的环境中不会突兀，这样可以达到更好的视觉效果，更好的突出其特点，实现我国的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
4．色彩的运用不够合理
色彩的运用与园林的建筑设计的风格、与其空间表现力以及其意境的表现都是息息相关的。在传统的园林建筑设计过程中，一般是运用“青、黄、赤、白、黑”五色体系，在现阶段的教育过程中仍然注重该种色系的运用。但是，园林事业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局限于这种五色体系了，这只是基础，在现阶段的教育过程中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发挥学生的色彩创造能力，培养整体意识。
三、总结
本文通过对传统的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教育的整个过程进行思考，进行反思，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空间意识不强，色彩的运用不够合理，缺乏整体意识等等，这些都是在以后的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教育过程中应该重视的地方，在之后的教育过程中要注重这几个方面，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能力，综合提升学生的设计能力，让学生在之后的具体的工作实践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建筑与景观的一体化，增强视觉观赏价值，也在具体的工作中更好地将环境保护起来，顺应我国的时展潮流。
作者:侯永胜 单位: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利刚．对风景园林学科建筑设计教育的思考［J］．风景园林，2014，05:152－157．
现代简欧风格是欧式风格的一种。简约欧式，顾名思义是简化了的、改良过的古典欧式，但是仍然留其原有的优雅、豪华、大气、和谐、舒适、浪漫的古典欧式的特质，更多的展现的是其时代性与创新性的一面。欧式风格文化艺术底蕴丰富，表现语言与符号精致考究。简欧风格吸收了古典欧式中材质，色彩的大体感觉，但是仍然以纯正的欧式古典元素为根基，只是摒弃了过分复杂的线条与造型，融入了更多的现代语汇及表达方式，通过外在表象的单纯与简化，直抵人内心的简单与惬意。
2简欧风格居室设计的基本原则
简欧风格居室设计将以人为本作为室内设计的主要原则，空间设计主要以居住安逸性和舒适性为主，让人们能在舒适和安静的环境里安稳的休息，合理处理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满足了人们对于居住环境设计舒适、个性化的追求。
（1）线条。
古典欧式的线条都以曲线、复线形式为主，线条富于流动、变化，整体或局部有装饰图案，线条粗犷、烦琐，能够表现出富丽大气的感觉，层次分明，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简欧风格居室设计中线条运用较之古典样式更为平衡与轻巧，给人带来自然、流畅和清新的感受，诠释了人们生活空间的含蓄、内敛，将感性与理性的交织赋予到设计的灵魂之中。
（2）色彩。
古典欧式装饰风格色彩多以浅色为主，如乳白色、黄色系、咖色系等。家具的色彩也以咖色、金色、黄色居多，风格大气，整体奢华。简欧风格中更多地强调通过色彩的对比，配以室内光线明暗对比、材料质地对比等手法；喜欢确定一个点设计中心，并采用次要设计来辅助表现中心点，而非面面聚到，全盘繁复，从而突出居室内部的层次体现，展现出多姿多彩的生活节奏和韵律。
（3）材质。
古典欧式风格材料上喜用大理石，纯正的木质，多彩的织物，精美的地毯，地面材质以石材或地板为佳，欧式客厅突出特色是用家具和软装饰来营造整体效果，深色的橡木或枫木家具，色彩鲜艳的布艺或皮质沙发，都是欧式客厅的主角。同时借助炉壁，壁灯，吊扇，柱子，壁画，纱窗，墙纸，镜子等装饰品来画龙点睛。而简化了的欧式风格，追求的是居家生活的温馨和淡雅，材质上也更趋于清新、自然、简约、现代的材质，将各元素层层过渡，主次呼应，实现自然和清新格调的映衬，达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3简欧风格居室设计元素分析
（1）家具。
在简欧风格家居设计中，家具是重要的应用元素之一。在简欧风格家居布置中，家具一般选用简约风格的组合式家具，注重欧式风格的细节，色彩则更倾向简单的白色或米色调，同时搭配以柔和的灯光和现代感较强的电器，时尚气息尽显。在桌椅的搭配上，常以实木材质的桌椅为首选，色彩也以白色和棕色为主，图案以复古图案作为点缀。在简欧风格的家具中，色彩多以浅色调为主，同时搭配适量深色比重辅助风格的展现。
（2）壁纸。
简欧风格的壁纸选择上摒弃了传统欧式的凝重、繁复，而是以自然、清新为整体特点。在房间的装饰过程中，可依据房间布局、家具等的色彩，选择风格相近的壁纸进行墙壁的装饰，烘托房间的整体风格和特点。例如，一些条纹和碎花元素的使用都是比较常见的，及借用一些墙面装饰材料来进行造型，或者纹理、图案来进行墙面的装饰，展现出简欧风格的大气、高贵和典雅等特点。
（3）灯具。
在简欧风格的室内设计中灯具通常被作为很重要的装饰元素。在简欧风格居室设计中，经常选择一些造型或者光线柔和的灯具来进行装饰，如铁艺灯具就是很好的体现。具体种类多采用吊灯来搭配天花板进行装饰，彰显简欧风格的大气、雍容华贵；壁灯的设置多是以反射灯光或局部照明为主，给居住者以温馨、宁静之感。简欧风格灯具的整体风格多以古典风格为主，造型更趋于简洁，既诠释古典欧式风格中的精华，又满足简欧风格的本质需求，从中感受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的混搭格调。
（4）装饰画。
在简欧风格的居室空间中，室内陈设多采用装饰画来衬托高雅、华贵的格调。装饰画主要以油画为主，配合以木质相框，体现整体的厚重感。装饰画的数量不需要太多，主题也以自然、抽象的表达为宜，尺度及比例均根据具体环境适度安排，能够为室内空间提供亮点、辅助简欧风格的特点表达即可。
4简欧元素在居住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1）客厅。
在简欧风格客厅的设计中，多采用浅色的木质材料或大理石等石材作为客厅装饰设计的主要铺设材料。客厅整体色调应以浅色调为主，软织物的搭配配合室内的整体风格进行布置，深浅皆宜，但控制主次及比例。加之适当的点缀和装饰，营造一种高贵、奢华，复古、简约的室内整体氛围，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品位和需要。
（2）餐厅。
餐厅同样是简欧风格居室设计的重点。餐厅的墙壁宜采用大面积的浅色壁纸，以营造轻松、欢快的用餐气氛。背景墙常辅以大幅的装饰画，辅助餐厅舒适、典雅的特点；餐座长条、圆形均有，西式布置居多，配饰别致、讲究，赏心悦目；灯具的搭配常选择吊灯，不但能够增强餐厅的整体效果，还能够提供柔和的光线，为用餐提供优雅轻松的环境和氛围。
（3）卧室。
简欧风格卧室以淡雅色调为宜，以整体式壁橱搭配床头柜以及电视柜，以体现卧室整体空间的明亮和舒适；卧室的重要元素——床，选择欧式古典风格的样式居多，充分体现简欧风格的古典气质和高雅品位；软织物的搭配上配合整体风格及个人喜好的样式及颜色；灯具采用光线柔和的灯，以表现出卧室的温馨和舒适。
（4）卫生间。
简欧风格卫生间的设计多以冷色调为主，以高透明度和高清洁度的纯彩作为卫生间的主要色彩，以体现卫生间的洁净和清新。地板和墙壁等均采用理石材质铺设，在保证防水性和耐用的同时，还能够配合卫生间清新的主旨。洗浴设施喜设置浴缸，浴缸样式常见为曲线为主的流线型浴缸；镜子细节作适当装饰，以展现高雅和雍容华贵的气质和品味。卫生间的照明，主要采用柔和、高亮度的分散性灯光为主，以表现简欧风格卫生间的明亮和大气。
5结语
欧式风格文化艺术底蕴丰富，表现语言与符号精致考究。简欧风格吸收了古典欧式中材质，色彩的大体感觉，但是仍然以纯正的欧式古典元素为根基，只是摒弃了过分复杂的线条与造型，融入了更多的现代语汇及表达方式，通过外在表象的单纯与简化，直抵人内心的简单与惬意。
2简欧风格居室设计的基本原则
简欧风格居室设计将以人为本作为室内设计的主要原则，空间设计主要以居住安逸性和舒适性为主，让人们能在舒适和安静的环境里安稳的休息，合理处理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满足了人们对于居住环境设计舒适、个性化的追求。
（1）线条。
古典欧式的线条都以曲线、复线形式为主，线条富于流动、变化，整体或局部有装饰图案，线条粗犷、烦琐，能够表现出富丽大气的感觉，层次分明，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简欧风格居室设计中线条运用较之古典样式更为平衡与轻巧，给人带来自然、流畅和清新的感受，诠释了人们生活空间的含蓄、内敛，将感性与理性的交织赋予到设计的灵魂之中。
（2）色彩。
古典欧式装饰风格色彩多以浅色为主，如乳白色、黄色系、咖色系等。家具的色彩也以咖色、金色、黄色居多，风格大气，整体奢华。简欧风格中更多地强调通过色彩的对比，配以室内光线明暗对比、材料质地对比等手法；喜欢确定一个点设计中心，并采用次要设计来辅助表现中心点，而非面面聚到，全盘繁复，从而突出居室内部的层次体现，展现出多姿多彩的生活节奏和韵律。
（3）材质。
古典欧式风格材料上喜用大理石，纯正的木质，多彩的织物，精美的地毯，地面材质以石材或地板为佳，欧式客厅突出特色是用家具和软装饰来营造整体效果，深色的橡木或枫木家具，色彩鲜艳的布艺或皮质沙发，都是欧式客厅的主角。同时借助炉壁，壁灯，吊扇，柱子，壁画，纱窗，墙纸，镜子等装饰品来画龙点睛。而简化了的欧式风格，追求的是居家生活的温馨和淡雅，材质上也更趋于清新、自然、简约、现代的材质，将各元素层层过渡，主次呼应，实现自然和清新格调的映衬，达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3简欧风格居室设计元素分析
（1）家具。
在简欧风格家居设计中，家具是重要的应用元素之一。在简欧风格家居布置中，家具一般选用简约风格的组合式家具，注重欧式风格的细节，色彩则更倾向简单的白色或米色调，同时搭配以柔和的灯光和现代感较强的电器，时尚气息尽显。在桌椅的搭配上，常以实木材质的桌椅为首选，色彩也以白色和棕色为主，图案以复古图案作为点缀。在简欧风格的家具中，色彩多以浅色调为主，同时搭配适量深色比重辅助风格的展现。
（2）壁纸。
简欧风格的壁纸选择上摒弃了传统欧式的凝重、繁复，而是以自然、清新为整体特点。在房间的装饰过程中，可依据房间布局、家具等的色彩，选择风格相近的壁纸进行墙壁的装饰，烘托房间的整体风格和特点。例如，一些条纹和碎花元素的使用都是比较常见的，及借用一些墙面装饰材料来进行造型，或者纹理、图案来进行墙面的装饰，展现出简欧风格的大气、高贵和典雅等特点。
（3）灯具。
在简欧风格的室内设计中灯具通常被作为很重要的装饰元素。在简欧风格居室设计中，经常选择一些造型或者光线柔和的灯具来进行装饰，如铁艺灯具就是很好的体现。具体种类多采用吊灯来搭配天花板进行装饰，彰显简欧风格的大气、雍容华贵；壁灯的设置多是以反射灯光或局部照明为主，给居住者以温馨、宁静之感。简欧风格灯具的整体风格多以古典风格为主，造型更趋于简洁，既诠释古典欧式风格中的精华，又满足简欧风格的本质需求，从中感受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的混搭格调。
（4）装饰画。
在简欧风格的居室空间中，室内陈设多采用装饰画来衬托高雅、华贵的格调。装饰画主要以油画为主，配合以木质相框，体现整体的厚重感。装饰画的数量不需要太多，主题也以自然、抽象的表达为宜，尺度及比例均根据具体环境适度安排，能够为室内空间提供亮点、辅助简欧风格的特点表达即可。
4简欧元素在居住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1）客厅。
在简欧风格客厅的设计中，多采用浅色的木质材料或大理石等石材作为客厅装饰设计的主要铺设材料。客厅整体色调应以浅色调为主，软织物的搭配配合室内的整体风格进行布置，深浅皆宜，但控制主次及比例。加之适当的点缀和装饰，营造一种高贵、奢华，复古、简约的室内整体氛围，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品位和需要。
（2）餐厅。
餐厅同样是简欧风格居室设计的重点。餐厅的墙壁宜采用大面积的浅色壁纸，以营造轻松、欢快的用餐气氛。背景墙常辅以大幅的装饰画，辅助餐厅舒适、典雅的特点；餐座长条、圆形均有，西式布置居多，配饰别致、讲究，赏心悦目；灯具的搭配常选择吊灯，不但能够增强餐厅的整体效果，还能够提供柔和的光线，为用餐提供优雅轻松的环境和氛围。
（3）卧室。
简欧风格卧室以淡雅色调为宜，以整体式壁橱搭配床头柜以及电视柜，以体现卧室整体空间的明亮和舒适；卧室的重要元素——床，选择欧式古典风格的样式居多，充分体现简欧风格的古典气质和高雅品位；软织物的搭配上配合整体风格及个人喜好的样式及颜色；灯具采用光线柔和的灯，以表现出卧室的温馨和舒适。
（4）卫生间。
简欧风格卫生间的设计多以冷色调为主，以高透明度和高清洁度的纯彩作为卫生间的主要色彩，以体现卫生间的洁净和清新。地板和墙壁等均采用理石材质铺设，在保证防水性和耐用的同时，还能够配合卫生间清新的主旨。洗浴设施喜设置浴缸，浴缸样式常见为曲线为主的流线型浴缸；镜子细节作适当装饰，以展现高雅和雍容华贵的气质和品味。卫生间的照明，主要采用柔和、高亮度的分散性灯光为主，以表现简欧风格卫生间的明亮和大气。
5结语
首先我们来看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亚当・斯密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不仅奠定了其在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史学界的权威地位，而且也表明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是从人性自由的角度出发。探究到人性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休谟的自由主义人性论，休谟认为一切科学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人的科学”，各门具体学科只是研究人性的一个方面。经济学研究当然是人性的“自私”和“贪婪”的。人类的欲望是进行活动的前提，人类的多样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了交换的需要，人类的欲望的无穷与自然界资源供给的有限造成了私人占有制度的产生，休谟认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私有制都是人类追求自然本性的结果。人们追求私利只有不损害他人的或公共的利益，法律就没有必要对其活动加以限制。斯密正是接受了休谟的这样的观点。坎南认为斯密在大学的讲义中大量引用休谟的经济论文。杜格尔特・斯图尔特是亚当・斯密的好朋友，他在《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一书中称斯密是一个人性论者，“在进入牛津大学以后，他似乎就全力以赴的进行人类本性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从人性的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如论述分工时就是从人的自然倾向出发，得出人们的交易活动是从人类的最一般的自然本性出发延伸而来的结果，交换起源于人类需要的多样性，人们无法通过单个人的劳动产品来获得自己的需要，这就产生了物物交换和互通有无，是人类的自利性发展的结果。“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还用人性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运行机制，得出人类的自利动机和公益相协调的结论。在他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因此他应该有选择自己行动方式的自由,假如他不受干涉的话，他不仅能使他自己获得想要的东西，而且能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得到增加。支配人类行为的感情可以互相沟通且互为基础，如自爱和同情是相伴而生的，由此产生的行为导致结果必然是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使他人的利益得到维护。依据这个论点，亚当・斯密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既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都“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段原话是：“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达到最大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加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加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另一个目标，而这一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正是这句话所引申出来的理论，成为经济学界引经据典的根据。成为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
斯密的“手”理论可以分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市场机制，“看得见的手”指的是财政手段。下面我们来分析他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当时是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已广泛存在，重商主义成为封建政府的理论基石。为了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把资本从封建社会的缚束下解放出来，于是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斯密认为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有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加强分工，分工可以提高效率；第二，要增加资本的数量，资本是从事生产的前提；第三，要改善资本的用途。
对于分工而言，他是人类的自利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人经营一门专业所获得的收益总比他经营几门专业获得的收益要大，把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与他人的产品进行交换也使他人的收益获得更大。分工的程度取决于市场发展的规模和深度，政府无需对此干涉和控制；增加资本的数量，在斯密看来是节约的结果。一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其自己必须时刻注意节俭。斯密认为每个人都有浪费的倾向，但最后还是节俭占了上风。因此，追求资本的增加也是个人自利倾向发展的结果，国家也无需对此干涉；对于第三项，改善资本的用途而言，斯密认为：“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地资本找到最有利地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择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同时斯密认为，只有个人才能知道资本用于哪一方面才最为有利，这无需国家和政府进行干涉，如果政府进行控制的话，可能会对社会是有危险的。综上所述，斯密认为，要使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最好的经济政策便是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
“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必须在“自然秩序”的环境中，所谓“自然秩序”即指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的环境中。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才可以自由流动，“一切都听其自然，各个人都能自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在“自然秩序”的条件下，经济主体才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得到改善。“看不见的手”能够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合理，即如斯密所说：“私人利益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投在农业上呢，投在工业上呢，投在批发商业上呢，或投在零售商业上呢？那要看什么用途的利润最大。”“个人的利害关系与，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由于他们把过多资本用在此等用途，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降低，和其他用途利润的提高，将会立即使他们改变这种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和，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社会利益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可见，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于利用人们的趋利性，引导人们把社会资源分配到效率最高的地方。
下面我们来分析斯密提出的“看的见的手”－财政政策，在凯恩斯看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所以，凯恩斯说：“我现在有点怀疑，仅仅用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有多大成就。・・・・・・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理由是：各种资本品之边际效率，在市场估计办法之下，・・・・・・可以变动甚大，而利率可能变动范围太狭，恐怕不能完全抵消前者之变动。”而这一点是否与斯密的财政政策相近，尚属于我个人观点。财政政策可以从支出和税收两个方面来考察，先来看斯密的财政支出理论，他认为政府支出应该在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以及私人财力达不到的领域。他说：“通航水道.运河以及供给城市自来水的各种必要工事，很明显的，不仅有很大很普遍的效用，同时，其所需巨大费用，亦常非个人财力所及。”“维持良好通道及交通机关，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全体，所以，其费用由社会的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凡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设施或土木工程，如不能全有那些最直接受到收益的人维持，或不是全由他们维持，那么，在大多数场合下，不足之数，就不能不由全社会一般的贡献弥补。”从上面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密的经济思想中不全是政府对经济的自由放纵。另外，斯密有关财政支出的论述是有关教育支出，他说：“一国的教育设施及宗教设施，分明是对社会有益的，其费用由社会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在教育的环节上，他更强调对普通人民的教育，“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因此，国家只有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使获得这最基本的教育。”
关键词：高收入国家；分工理论；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①。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这些国家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左右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报告指出，拉美等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该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③。该报告还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
（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报告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既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本、德国、韩国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对“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一些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会继续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从分工到分化
当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宽泛的领域加以探讨，有两个人的著作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另一个是金观涛教授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虽然分工看起来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下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但它却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对其“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形态社会系统的变迁，意味着其分化模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分工状态的本质不同。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变、分工水平变化和经济增长变迁的关键。因此，结合“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分工和增长现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释。
卢曼的分化理论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⑦。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
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本质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按照单一分层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领域的规则不能引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局）。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分层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仅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体的意愿和努力，也取决于相应的激励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塑造则深受整个社会分化模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极端的例子如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社会分工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仅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⑨。
所以在现代化转型理论看来，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某一个领域的上层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激励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运用上述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⑩。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无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和一定的运气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贵为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单一分层规则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政治权力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权力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出现代的经济增长。
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结构向着网络型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开始的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从分工、分化和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就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应该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转变，由此伴随着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五、未尽的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了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
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分化式”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须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盲目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决“孔子+马克思”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注释
①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达到4270美元（当年价美元），迈入了世行所设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类。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区间内。参见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数据参见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单位“元”为1990年国际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说明，“元”均指1990年国际元。根据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为8127国际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汇率法）的收入门槛。他们指出，凡是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国家，其制度质量指数（世界银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较高（沙特除外），而绝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的水平都较低。因此，一国要跨越高收入之墙，必须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设、反腐败状况与管制质量等制度建设上有良好的表现。
④参见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页；刘世锦等：《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第173号（总第4670号）。
⑤杨小凯曾用一个“私人建房”的生动例子来比较中国和美国分工水平的明显差距。在美国，私人修建别墅中“复杂灵活的推土机”“现场水泥浇灌机”等专业化设备的使用，与其拥有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虽然由计划调配而不存在市场交易，但同样也会产生政府部门、企业等主体之间因互相协调产生的制度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往往会高于市场调节下的交易成本。参见张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转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7―518页。
⑦⑧参见G. Kneer， A.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第148页，第181页。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机构，教师或科研人员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级别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报，由此导致科研的专业化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⑩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B11参见何炳棣：《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B12参见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B13例如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主教会制度、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等。
B14参见：《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B15唐文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立场应该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参见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美]弗鲁博顿，[德]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3]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J].经济学（季刊），2009，Vol8，（2）：743-768.
关键词：半工业化；华北乡村；近代中国
本文以近代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个案，分析半工业化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衰退的全过程。半工业化是相对于工业化而言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化是指非生物动力取代生物动力的过程，西方传统工业化史论者认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是工业化的开端，德国经济史学家鲁道夫．吕贝尔特在其名着《工业化史》一书中就曾经典性地指出：“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这种变化．”[1](P1)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强调制度变迁重于技术进步，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把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着重探讨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第一阶段、即纺织工业之间的联系，美国经济史学家门德尔斯于1972年发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并不断修正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最后将它表述为“为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从人类工业生产活动的整体而言，原始工业化对工业化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工业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义。但如果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能导向工业化，反过来说，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在工业化启动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便销声匿迹，尤其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工业化基本上是移植外来工业文明的结果，原始工业化甚至传统乡村工业仍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不过，这时候的乡村手工业作为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的“原始”意义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业、若干地区，工业化早期的乡村手工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手工业确实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变，笔者主张用“半工业化”来描述这种现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业化”包括以下内涵：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手工业乡村的兴起与发展。在一个时期中，乡村手工业在地区经济总量及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转向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华北织布业中的若干区域，如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就是半工业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
首先，从技术进步层面分析．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机的铁轮机，在整体上形成规模生产，如高阳，在1908年以前还使用双手投梭的老式木机，生产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架，1917年突破l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P9-18)。改良机的应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种、提高了土布的标准化，高阳手织布的“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鸶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入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潍县织布区半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机纱的使用和改良织机的输入，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机“系铁轮木架之铁木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长l公尺l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至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东乡传人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成为一个后起的半工业化地区。
其次，从市场层面分析，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尤其是为区域外市场生产．宝坻、高阳、定县、潍县等地区所生产的土布大多销往本县以外的市场，其中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区土布的主要市场，如宝坻土布业较为发达的1923年，棉布销售额的92％和销售值82％都在当时河北以外地区，具体销售区域如表1：
表1 1923年宝坻棉布销售区域
销售区域|数量(匹)| 百分比|价值(元)| 百分比
热河|3303000| 72|7392000| 6l
东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总计|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资料来源；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2期。
高阳棉布销售区域更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销售高阳布共计515581匹，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2．95％，销售值4283301元，占全国销售值的40％。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值，高阳棉布的主要市场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阳织布业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销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仅为149889匹，销售值为1379077元，在全国销售额中的比重分别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阳布匹销售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名称|销售数量(匹)|百分比|销售价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东| 6700.0| 0.56| 82006.4l| o．76
绥远|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尔|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陕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肃|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苏| 1168.5| 0.10| 13157.04| 0.12
广东| 1965| 0.16| 37751.03| 0.26
贵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总计|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资料来源：据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236—238页表重新计算编制。
19世纪90年代初，定县棉布开始销往境外，后，专营口外贸易的晋商在定县开设的布店日多，定县土布输出也日益增多，据估计，1913年达200万匹，1914年达260万匹，1915年达400万匹，约值2494000元，是定县土布输出的最高记录．另据估计，潍县织布区，“每年出布约1000万匹，约值7500万元以上。其销路遍及全国，而且以河南为最。”（P132）后起的潍县织布区也是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
最后，从乡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手工织布业在近代华北乡村尤其是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山东潍县等地区经济总量及其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显着上升，对传统农业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转而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地区，农户从事乡村手工业所获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如1924年，河北宝坻织布业经济区内织户每家依靠织布的平均纯所得为105．1l元，依靠农作物的净收入．佃农平均为26．38元，半自耕农为86．62元，也就是说，佃农农户的织布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高阳织布区1932年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据对344家织户的抽样统计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织布工资75．11元，占49．12元，自织布匹净利45．60元，占29．82％，两项合计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27 96元，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4．24元，占2．77％。”(p142)可见，手工织布业在高阳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定县、潍县两大织布区的情形与上述两地大体相似。
明清史学者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歧见明显，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纺织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的迹象。也就是说。直到前夕，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仍然处在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之中，华北地区也不例外。那么工业化发生之后，为什么没有摧毁手工棉织业?相反，是什么力量导致乡村手工棉织业某种程度的发展呢?
首先，华北乡村手织业的半工业化得益于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主要是受到农业生态环境恶劣、人均耕地严重不足的影响，直到前夕，以家庭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仍然广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来经济势力的推动，一切仍如从前一样，那么相信它还会继续下去的．”(P11)在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外国先进技术的客观作用，“倘无外国之货物与
技术之输入，中国经济社会恐犹是二千年来之社会，而不能有丝毫之改变．今日之得有新式工业，岂非受外国工业品之刺激而始然乎?”(P390)所谓“外来势力”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传统的手工业来说，工业化尤如一面双刃剑，它既给传统手工业以致命一击，又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乡村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对棉纺织业来说，遭受致命打击的是传统手纺纱，质优价廉的机纱剥离了手纺纱与手织布的紧密联系，剥夺了它赖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织布业，长期因纺纱的供不应求而得不到发展的手工织布业，因此解除了发展的“瓶颈”，它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改良织机，提高效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与足踏机，“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P682)，比起老式的木机来，手拉机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机的输入，该机“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p11)改良织机的输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质量，增加了花色品种，使其更适于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的机纱与改良织机的输入与使用激活了乡村手工业，“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华北其他乡村织布业的半工业化亦莫不如此，这是就客观条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观上，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发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一批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乡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10](p526—532）。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亦复不少。”[11](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12](p4—6）宝坻也同样受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人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13]
民间组织与地方能人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高阳县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阳商务分会肇始，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实行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织布之办法”，同时“选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给织布客户，改织宽面土布，推广实行，日增月益”[14](p225)，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14](p233)。正是由于该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苦心，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14](p227)。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高阳织布区已扩展成为包括高阳、蠡县、安新、清苑、任邱等五县共计414村、43万人在内的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手织业经济区。民国时期的高阳县志载：“张兴汉，字造卿，以商起家．……与韩伟卿、杨木森、李秉熙等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二十年来，附高百里间，赖织布以营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阳留祥左村人王士颖仿造改良机的示范效应也十分明显，高阳购进东洋铁机之初，“行之数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适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县机声相接，布货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阳织布业最兴盛时期，“本县李叔良、李希古诸君赓续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国初年，苏子权将提花机引进高阳。为高阳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应指出，在高阳布业发展困难时期的1921—1925年，农村中一部分“能人”(一乡或村中殷实而经验丰富的机户，在乡里中较受人敬重)应商人之请，担任“机领”或“机头”，他们的职责：“(1)遇有商号须添雇机户时，介绍新机户；(2)指导督察他所领的机户，努力工作，按时缴布；(3)如机户有领线后，不能缴布的，代商号追索原料或偿金．”(p22)“机领”或“机头”的出现为高阳布业渡过困难时期作出了贡献。
乡村手工棉纺织业本来就是传统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应对人口压力、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农业的经济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业门径尚未开辟之前，农民不会轻易放弃传统手工业，这并非农民保守使然，实乃生存所必需。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趋势本来是要摧毁乡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它也确实摧毁了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纺纱环节，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场空间，使乡村手工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织业，没有使失业的手工业者得到新的工作机会，相反，它的畸形发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织业的基础之上，因此客观上激活了手工织布业。近代华北若干地区的民间组织、地方能人在这种困境中利用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客观上的技术进步，引进先进工具，培养技术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径，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终究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华北若干区域的乡村手工棉纺织业进入半工业化发展阶段。
但是，除个别地区外，近代华北乡村手织业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有些地区的衰退出现得更早，其表现主要是生产萎缩、产量剧减、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相应下降。如宝坻布业高峰时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织机8180架，1933年减为375架，减少了96％，织户由7620户减至360户，减少了95％，产量则由3222920匹减为105000匹，减少97%。又如高阳织布业在1929年时开工的平面织布机约25000架，提花机约4300余架，使用棉纱约80000包，人造丝约20000箱，1930年，仍在生产的平面机约20000架，提花机约2300架，1931年平面织布机更减为15000架，提花机约1100余架，使用棉纱约25000包，人造丝约4000箱，衰落趋势十分明显(p27)。潍县是一个后起的乡村织布业经济区，1937年后，织布业跌人谷底，据调查，此前潍县织布区拥有织机10万台，此后，布机数量大帽下降，潍县织布区仅存5000台，其它布机或被严重破坏，或被迫拆卖、或流往济南、青岛、徐州、烟台等地，所使用的棉纱从全盛时期的10万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万捆，潍县土布业从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时论认为“手工业因为技术的缺乏科学基础，生产的不经济，制品之缺乏标准，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来之衰落，实由于此”[17]，这是从手工业生产内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业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相对而言，高阳、潍县等地织布业的生产技术与花色品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织户不仅使用了技术冰平与效率均较高的铁轮机和篓子提花机，而且所生产的布匹种类与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满足用户的所有需要，如棉布类包括白布、色布、条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纹布、宽面床单布、格纹布、斜纹条、罗纹布、小提花布、电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类有葛、绸、缎、罗纺、绨、麻丝格、衬里绸等。所以，调查者曾指出：高阳“所出各种布匹，名目过多，实举不胜举，且花纹颜色，日新月异”(p217—221)。还应指出，分散的农民织户和富裕的农民已经出现了联合开办作坊、甚至手工工场的趋势，以高阳最为典型，1926年至1932年，“兴起了一种主匠制的家庭工厂和增加了许多织卖货的织户……工厂的厂主，大都就是织布工人出身，见织麻布的获利，以他历年的经验和积蓄，自己或合伙开办小规模的织布工厂，购织机自数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过十架，招收工人学徒，代他做准备及织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监督指导，但很少再亲自动手了。”[10]有些织布工场甚至开始了向小型织布工厂转化的的尝试，如“民国22及23两年(1923、192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P30)这表明，华北乡村织布业中的半工业化已经显露出向工业化过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区都无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处于衰退之中，可见，技术与效率等内部因素并非是半工业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乡村半工业化现象的萎缩是否是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已到了近代乡村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的地步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乡村织布业来说，机织布与手织布生产效率及生产成本的比较，调查中的分歧较大，据严中平考证，“普通力织机。织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时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码，可管理二台至六台，即以四台计，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码，约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织机，每人每十一小时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码，是即一人使用力机的产量，为使用手机产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过也有考证者认为，以人力为动力的铁轮机与以电力带动的铁机每日(以12小时计)最高生产能力相等，均能织成长5丈2尺宽2尺4寸至5寸的32支头等布一匹[20]。再比较生产成本．王子建曾对高阳织布区手织业与东南各省华商纺织厂作过以下对比，在高阳，每一机(铁木机)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华商纺织厂，每一力织机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阳织100尺布的工资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厂里却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动力设备等统加上去，后者仍站在优越的地位上(p141)．实际上，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对比，人工成本之外，机织布的间接生产成本(如间接人工、折旧、辅助物料、动力费、税捐、修缮、保险费、职员薪金、职工伙食、文具等)、推销及管理费用等均作比较。我们仍诉之于王子建对七省华商纱厂的调查，表3是各种规格机织布每匹总成本：
表3 各种规格机织粗细布每匹总成本(单位：元)
成本分类| 细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间接生产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销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总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贸料来源：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第216页．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进一步核算，以12磅细纱为例，每匹布除浆质外，约用纱u．1磅左右，假定经纬纱均为22支，每磅纱价为0．54元，那么原纱成本即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项成本，共计8．121元。按上海货价季刊所载，1932年12磅细布，全年平均每匹卖价，折合成银元为9．378元。这样，每销售棉布一匹，可获毛利1．257元。在此基础上减去应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则所得纯利益为0．260元。如按折合成银元后的最低价、即7．832元售出，则又当亏损1．286元之多．因此，当时“若干布厂工程师，咸谓每织布一匹，当亏本一元”[21]（P218），看来，并非夸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乡村手织业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计成本的劳动力)、及无需付出管理费用的事实，那么，即使按力织机四倍于手织机的生产效率算，机织布在竞争中也未必能占据绝对优势。这也就说明，乡村织布业中的传统增长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乡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城市低度工业化状况所造成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乡村半工业化与城市低度工业化将共处共存．
从王业文明进化史看，近代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不过昙花一现，但它却留下了绚丽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传统手工业，也非工业化前的原始工业化，而是在大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传统手工业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积极方式。尽管在种种外力的干扰下，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进程被迫中断，但就已经出现的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来判断，半工业化实际上是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一种动态现象．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城市低度工业化与乡村半工业化将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相互依存，如何促进半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化，是全面实现工业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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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Village’s semi—indUStrialization of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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