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1 14: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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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未来的30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不断加快，如何承载4亿多老年人群的各种需求，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课题。由于城市老年人口的抚养具有相对较强的社会性，因此，城市人口老龄化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更加突出。以齐齐哈尔市为例，就如何面对和把握城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提出积极的应对策略。
我国在1999年已经进人了老龄化社会，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突出，但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呈现出不可低估的态势。从现在开始，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和对策，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我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21世纪初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2004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 97%，同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约为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5，亚洲的1/2。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日本用了24年的时间，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只需25年或26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起步较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5. 6%，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比例只有3. 7%;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为7. 0%，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为303255人，其人口比例为5. 6% ;2005年，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7. 9%，而齐齐哈尔市的老年人口比例为7. 2%。虽然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较全国起步晚，但增长速度比全国快。预计到2010年时齐齐哈尔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9. 1 %，到2020年时将达到14. 3%。
3.区域间人口老龄化进程差异较大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预计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齐齐哈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介于二者之间，在2005年进人老龄化社会。
4.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在进人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已经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0美元以上。如日本在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和10%时，人均GDP分别为1967美元和11335美元。我国2000年老年人口比例为6. 96%时，人均GDP只有840美元。2005年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时，人均GDP也仅为3000美元。闭因此，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齐齐哈尔市的GDP更是在全国平均值以下，齐齐哈尔市2000年老龄人口达到5. 6%时人均GDP为590美元，2003年时人均GDP也只有780美元，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预计在1600美元左右。
二、今后一段时期内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对21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研究指出，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年均增长速度可达到3. 28 %，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 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 48亿。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1949~1958年和1962~1973年的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在2021~2050年都要进人老龄行列。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 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 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
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高峰时期，这个即将持续20年的老年人口高峰，使得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保持在40%~50%，这必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小的压力。但是，从现在到2030年这20多年时间，是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低抚养比的“人口红利期”，是我们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利时机。我们应该正确面对并及时把握这个机遇期。
三、城市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
1.老龄人口的高龄化趋势将愈显突出
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001年到202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3 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 37% ;2021年到205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9 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 78% ;2051年到2100年，高龄老人将保持在8000一9000万，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 ~30%。齐齐哈尔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数大约为3万人，占总人口数的0. 54%，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9. 7%左右。预计2020年时齐齐哈尔市大约将有9万高龄老人，占全部65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的12%，比2000年时要多出6万人左右。
2.劳动力资源由丰富走向短缺
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虽然明显下降，但由于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出生的大批人口此时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因此，我国虽然已进人了老年型社会，但劳动力资源仍十分丰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但这一优势将在21世纪20~50年代逐渐消失，届时我国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等问题。齐齐哈尔市2000年15~34岁人口比重为36. 8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所下降，35~44岁人口比重为18. 50% ,45~59岁人口比重为16. 65%。这些人将在2015年后步人老年，随着新增劳动力的减少，也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短缺问题。
3.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随着我国高龄老人日益增多，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将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两代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代际人口结构将形成4:2:1的格局。子女负担的加重，很难对老人照顾周到，也很难使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这势必导致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
4.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增大
我国正在与发达国家一样经历着人口老龄化，但与之相比，我国的社会准备和保障功能还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
养老保障的负担日益沉重。2004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3 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 %，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长期照顾老人的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老年人由于一些常见的疾病导致的长期失能与残障而需要长期医疗护理。2005年我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为1 270万人，2020年将超过2 000万人，2050年将达到3 800万人。如果再加上生活半自理人群，规模将更加庞大。目前，我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 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 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 ~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随着生理的老化，患病的概率大于其他年龄组。据统计，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在职人员的3~5倍。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重的上海，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已经占到了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的2/3。齐齐哈尔市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也已经接近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的2/3，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医疗保障费用的需求将更加突出。
5.人口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行，以及“人口红利期”的消失，我国将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现象。届时老年人的抚养问题将不断加剧，200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5. 6个老年人，预计2025年抚养29. 46人，2050年抚养48. 49人，这将导致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以齐齐哈尔市为例，老年抚养比由1990年的5. 37%上升到2000年的7. 42% ,10年间提高了2.05个百分点，这比国家同期增长速度还高出0. 35个百分点。根据预测，到2020年，齐齐哈尔市老年抚养比将上升到17.92%。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人，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的重点将由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社会负担系数将进一步加大。
6.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老年人对衣、食、住、行、医疗、精神消费等方面的需求增强，这将影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据预测，目前我国老年人可消费资金约达3 000一4 000亿元，预计2020年老年人潜在市场购买力约为14 000亿元，2050年可达50 000亿元。有经济学者预测，未来十大最有潜力的消费领域中包括老年用品市场。
四、应对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策略
1.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增强社会承受力
未来30年，我国少儿人口的比重很低，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不算太高，总负担系数较低，但劳动力资源空前充足，并以每年600万的速度增加。这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程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随着“人口红利期”过后，社会抚养比上升的“人口亏损”期将会接踵而来。如果我国的经济得不到较快发展，社会将不堪重负。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段关键的准备期，积极调动劳动力资源，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增强国力，以利补亏，为迎接老龄高峰的到来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健全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还没有涉及全民，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以国家养老金为基础、职业养老金是主导、个人养老金为补充的做法，强化社会保险金的收缴力度，完善养老金发放制度，由社会保障机构直接发放基本养老金。要激励各类企业为职工缴纳保险，提高个人参加养老保险计划的积极性，同时要鼓励发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对于那些不能享受养老保障、经济贫困的老年人，要通过社会救济制度提供帮助，也可以将其房屋财产投资到城镇产业养老保险公司，以房作价人股，再按照股份领取养老金。在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之前，我们要逐步形成集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于一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
3.完善老年医疗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带来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严峻的，我们要加快医疗保险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步伐，激励数量众多的集体、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参加医疗保险，扩大参保面，同时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保障的补充功能，将贫困老人纳入到社会医疗保险中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建立医疗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4.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我国是以家庭养老为传统的国家，加之我国全方位的社会养老体系还没有健全，使得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但是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步弱化，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形式。社区是除家庭之外老年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街道办事处可以组织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到老年人家中提供日常事务服务，也可以开设老年人食堂、健身娱乐活动场所和心理咨询诊疗室，从物质和精神上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同时，要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建立不同档次、不同时间段的养老院、托老所等养老机构。逐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主体、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
5.加强老龄产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各地区针对老年人需要的消费品和设施的研发生产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能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各种产业，例如老年家政服务业、医疗保健服务业、老龄专用品制造业、老年精神文化娱乐业、老年房地产业等。老年人消费市场是具有广阔前景的、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发展老龄产业可以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扩大我国内需，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 居民储蓄率 关系 抚养负担
问题的提出
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10年GDP排名位于全国第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江苏省也保持着较高的国民储蓄率，2010年已高达58.39%。江苏省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城乡居民存款储蓄额已达23334.8亿元，占当年总GDP的56.33%；企业部门储蓄额为19148.59亿元，占当年总GDP的46.22%；政府部门储蓄额569.95亿元，占当年总GDP的1.376%。从统计数据来看，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对江苏省高储蓄贡献较大，企业储蓄所占比例较小。
现有的关于高储蓄率的形成原因，学术界对其有不同的解释，比如：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动等。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苏省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0230180人，占13.01%；15-64岁人口为59861916人，占76.10%；65岁及以上人口为8567807人，占10.89%。国际上将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 7%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起点，根据该标准，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在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快。那么江苏省的高居民储蓄率和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呢？本文对此进行验证。
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理论介绍
现有的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Medigliani（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CH）。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一生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阶段。一般而言，在年轻时期，家庭收入低，但因为未来收入会增加，因此在这一阶段，往往会把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有时甚至举债消费，导致消费大于收入，这时家庭中基本上没有储蓄或有很少的储蓄。进入中年阶段后，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降低，收入大于消费，因为一方面需要偿还青年阶段的负债，另一方面还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这时需要依靠年轻时的储蓄来消费，从而社会储蓄率又会下降。1976年，Medigliani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扩展，认为储蓄率会随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上升而下降，随劳动者人口比例上升而上升。
LCH理论是从微观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的关系，Coale and Hoover（1958）从宏观角度提出了人口转变过程的“抚养负担假说”（Dependency Hypothesis，DH）。该假说认为，下降的婴儿死亡率和上升的生育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背负的少儿抚养负担上升，导致社会储蓄随之减少。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经济活动人口的急剧增加，劳动年龄人口背负的少儿抚养负担减轻，社会储蓄也增加。最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表现为巨大的老龄抚养负担，这将削弱储蓄力度并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文献综述
一些学者以生命周期理论和抚养负担假说为基础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Loayza等（2000）在Schmidt（1996），Higgins（1998）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少儿抚养负担比和老年赡养负担比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Kraay（2000）通过不同国家截面数据的估计，认为老年抚养负担比对社会储蓄率存在显著的负作用，而少儿抚养负担比对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汪伟（2009）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得到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影响为负，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影响为正，且均显著。李魁（2010）通过采用全国30个省市1990-2006的面板数据，主要运用二步系统GMM法进行研究，发现少儿抚养负担比对储蓄率有负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老年赡养负担比对储蓄率有正的影响，但是效果不显著。王麒麟、赖晓琼（2012）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Hausman检验，实证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城乡差异。
总体来看，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利用面板数据对储蓄率进行整体的研究，较少将其细分，并且具体到省际的研究也较少。本文研究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江苏省关于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提供对策建议。
数据、变量选取
由于本文要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选择江苏省1995-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率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分城乡差别的特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CS）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率（US）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储蓄额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额与各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解释变量里，本文选择少儿抚养比（FC）和老年抚养比（FO）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假定N、L、O、C分别表示总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14-64岁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数量（65岁以上人口）和少儿人口数量（0-14岁人口数量），少儿人口抚养负担比FC用C/L表示，表示每100名劳动力要抚养的儿童数量，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比FO用O/L表示，表示每100名劳动力要赡养的老人数量。从微观上来讲，人口自然增长率同居民储蓄率存在一定的关系，所以引进江苏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用NR表示。
以上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苏省统计年鉴整理得来，由于考虑到各种数据指标的可得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数据区间选取为1995-2010年。
实证分析
由于时间序列往往存在非平稳性，为保证建立的回归有意义，应先对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并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关系，选取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城镇居民储蓄率（CS）和农村居民储蓄率（US）分别与少儿人口抚养负担比（FC）、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比（FO）、人口自然增长率（NR）的协整关系。各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结果可知，上述序列除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原序列平稳外，其余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
（二）协整检验
从上述ADF检验结果可知，城镇居民储蓄率、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负担比、老年抚养负担比、人口自然增长率符合协整的必要条件。分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自变量进行OLS估计，建立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CS=50.39658-1.586298FC+ 0.302968FO+2.728209NR （1）
t= 2.5987 -7.0439
0.294812 2.8644
R2 =0.9029， F=33.3552，DW=2.0091
US=-2.866137+0.970690FC+ 0.896333FO-4.244340NR （2）
t= -0.154251 4.498764
2.9103 -4.6510
R2 =0.9057， F=22.3758，DW=2.40739
上述模型回归效果比较理想，然后对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平稳性检验，仍然采用ADF检验。若平稳则可证明上述变量之间是协整关系，具体结果见表2。
通过对两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E1的t检验值为-6.971217，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E2的t检验值为-3.87219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两个残差序列均平稳，意味着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指标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根据上述协整方程，分指标情况看：第一，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为为正，并且影响效果显著；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影响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均为正，但是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影响不显著，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影响。第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负的影响大于老年负担比对其正的影响，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比，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加1.586个百分点；老年负担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约0.303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大于老年负担比对其的影响，少儿抚养比下降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0.971个百分点；老年负担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上升0.896个百分点。第三，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正的影响，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加2.728个百分点；但对农村农村居民储蓄率有负的影响，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4.244个百分点。第四，从常数项来看，城市居民存在更多的自发性储蓄行为，农村居民相对来说自发性储蓄比较少，这个可能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高低有关。
（三）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证明城镇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因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存在协整关系的经济变量之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各个影响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指标的短期行为和长期变化结合起来。先对各自变量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再进行回归分析，纳入误差修正项，建立误差回归模型（3）和（4）：
DCS=12.46441+0.540489DCS（-1）+0.577721DFC+1.568364DFC（-1）-1.743938DFO-1.686220DFO（-1）+11.89308DNR-10.45389DNR（-1）-0.919043ecm （3）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常数和误差修正项的t值分别为：
t=（-1.958373），（2.965464）， （3.050599），（2.391702），（2.944830）， （2.952219），（-2.378873），（-2.763881， （-3.109256）
R2 =0.8919 F=21.29877
DW=2.553747
DUS=-14.39142-0.121804DUS（-1）-0.527489DFC-1.25919DFC（-1）+ 1.685201DFO +0.950451DFO（-1）+ 5.010568DNR-1.647784DNR（-1）- 0.591880ecm （4）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常数和误差修正项的t值分别为：
t=（-1.978498），（-2.332162）， （-2.402645），（-1.987975），（2.539363），（1.890086），（2.373466），（-2.063968）
R2=0.9124 F=21.419295
DW=2.018500
以上数据说明上述两个模型拟合度较好，变量之间无明显共线性。误差修正项为负，说明均衡误差对短期波动收敛于长期均衡有较好的调节作用。当城市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出现不适应时，误差项能够在其中起到迅速调节作用。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判断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表4所示。
由表3可知，老年人口负担与城镇居民储蓄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因果关系，少儿人口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由表4可知，少儿人口负担比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老年人口负担比与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五）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反映少儿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可通过绘制脉冲响应图来衡量。
由图1可知，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约从第1年持续到第20年，影响最大的是前10年，在第15年后开始逐渐减弱。
由图2可知，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达15年，影响最大的是前8年，在第10年后开始逐渐减弱。
由图3可知，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同样是个长期的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前5年，从第7年后影响开始逐渐减弱。
江苏省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影响，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即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使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农村居民储蓄下降，这可能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有关。江苏省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229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9118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2倍。城镇居民收入较高，少儿负担减轻了，在消费水平既定的条件下，能够储蓄的钱相对增加。老年抚养负担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模糊，城镇社会保障政策的相对完善，而且老人有更多的再就业机会等原因，使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没有太大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除去日常生活消费开支外，能储蓄的钱相对较少。少儿负担的减轻，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增强。虽然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正在逐步贯彻实施，但各地还是存在差别，同时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的影响年限长于城镇，所以农村老年抚养负担对农村居民储蓄仍然存在正的显著影响，预防性养老储蓄在农村还是比较普遍。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不同效应影响，进一步说明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成熟。
结论
本文对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江苏省少儿抚养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对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少儿人口抚养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存在因果关系，老年人口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绘制脉冲响应图，说明人口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的影响时间年限长于对城镇的影响时间年限，抚养负担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相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来说更加深远。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特别要鼓励城镇居民消费，用消费拉动内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完善和贯彻实施农村养老保障政策。
参考文献：
1.Anselin，L.，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
2.Loayza，N.，Schmidt-Hebbel，K.and Servn，L.，What Drives Saving across the world，Review of Economincs and Statistics，2000，82（2）
3.Kraay，Aart.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2000，14 （3）
4.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09（7）
摘要:起步较晚,开发程度较低;规模较小,有效供给不足;国外保险公司以合资或独资等多种形式进入中国保险市场,这是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的现状。管理模式落后,经营机制陈旧;产品结构单一,缺开发体系;保险法规滞后,这是问题所在。原因在于消费者保险意识滞后,保险品种单一,专业人才缺乏,市场监管薄弱。
关键词:可保风险保险同构保险承保保险理赔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保险业要与国际保险市场全面接轨。而目前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却不尽人意,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中国保险行业的现状,探讨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试图为中国保险业的稳健发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一、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自1980年中国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保监会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年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784.1亿元,同比增长39.1%,是2002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2336.7亿元,同比增长17%;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6658.4亿元,同比增长49.2%;截止2008年末,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由2007年的120家增加到130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2445家,兼业机构136634家;保险业总资产3.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5.2%。保险行业在优化资产配置,化解投资运作风险,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50个城市和地区保险市场进行调研,调查内容包括:保险市场容量与潜力分析,保险产品购买动机,保险产品销售渠道,客户满意度,市场竞争状况等。结果显示中国保险业的现状有以下三个特点:
1.与世界同行相比,中国的保险市场起步较晚,开发程度较低。但发展迅速,保险市场尤其是城市保险市场的潜在需求巨大。
2.中国保险产业规模较小,有效供给不足。与风险种类繁多这一现实相比,所提供的险种单一,保险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有限险种的经营上,保险产品同构现象十分严重。
3.中国加入WTO后,将有更多的国外保险公司以合资或独资等多种形式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国内的保险企业将面临外来竞争和自身发展的双重压力。
(二)中国保险业存在的问题
1.管理模式落后,经营机制陈旧。中国的保险业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经营方式,重规模不重效益,贪大求全,专业性不强,缺乏客户至上的服务意识,没有高效的资金运营渠道和手段。
2.产品结构单一,缺乏产品开发体系。险种开发无论从速度、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3.专业人才欠缺,而又不注重培训储备,势必会给未来的竞争带来被动。
4.保险法规有待完善,虽然《保险法》己于1997年颁布,但原则性的东西多,细则性的东西少,在操作上尚有许多盲点,不能满足保险业稳定发展的需要。
二、中国保险业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保险意识滞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消费者现有财富的增长和风险总量的提高,使消费者对保险的需求不断增加。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担风险的主体逐渐从政府转移到企业和个人。实践证明,保险是应对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但由于中国自1959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以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没有商业保险的实践,因此,中国人的风险意识滞后,保险观念单薄,这是保险行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保险品种单一。伴随着全新的、供人们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商品的出现,新的风险也应运而生。例如,飞机在带给人们快捷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飞机失事所导致的巨灾风险等。此外,随着新体制、新规则的制定,新环境的出现,也将产生许多新的风险因素。如责任风险、信用风险等。面对风险种类的迅速增加,我国保险业所提供的险种却十分有限。例如在寿险行业中,各大公司都在拼命争夺、抢占少儿险市场;在财产险上,各公司的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财产、车辆、货物运输等少数几个大险种上。
(三)专业人才缺乏。保险业的特殊经营方式产生了对展业、精算、承保、投资、理赔等特殊人才的需求。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而我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达20年之久所带来的一个直接严重后果是保险人才培养的断层。保险公司的培训水平很有限,相应的院校师资力量薄弱、素质不高、教材陈旧、教学手段落后等问题,都使得保险业的人才不能很好的满足快速发展的需要。据调查,由于一些保险营销员缺乏职业道德,缺少相关知识,致使在推销保险产品时出现误导陈述、保费回扣、恶意招揽等违规、甚至违法现象,极大地损毁了中国保险业的声誉。
(四)监管力度薄弱。保险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它遍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保险经营是以大数法则为其数理基础的,保险定价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而这些技术是多数投保人不了解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需要政府对保险业加以监督管理,以保障投保人获得合理的保障条件和费用支付条件。
在保险业务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保险监管制度却明显滞后。由于监管不力导致中国保险市场秩序混乱,如乱设保险分支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保险公司或中介机构资金管理松弛、公司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和恶性竞争严重等,这些都是中国保险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困境
在现代社会中，养老保障制度是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利以及其他人权的重要问题，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主要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仅是为体现每一公民的生存权和其他人权，也是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
社会养老保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基本权利对于每一个公民应是相同的，不应该因为公民的户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区别对待。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民一直游离于社会的保障网之外。因此，及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体现社会公平。已日益成为关注农村问题的人们的共识。但是．就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进行分析。
一、农村社会养老的现状及原因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主要还只是面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近80％的农村人口尚未被覆盖．目前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镇的比重为6．29％，到2030年，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7．39％，而城镇的比例则为13．1％．负担明显低于农村。由于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效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将会继续上升。市场化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弱化．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
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却一直倾向于城镇弱势群体。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仍然只能凭借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开始试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从形式上来说，比原有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的保障模式有了进步，毕竟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但从其内容来看。仍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制度缺陷。首先，作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筹资模式缺乏社会性。现代社会养老保险虽然强调要增强个人参与的自我保障意识，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强化个人的参与意识，但其根本原则是以国家、集体和社会各方面的参与为主体的。而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中明文规定：坚持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也就是说，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其资金筹集模式的主体是个人和家庭，而不是国家、集体和社会各方面。其次，制度设计的保障对象应该是全体农村公民，但从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客观效果分析，在完全个人账户和完全积累型的养老保障模式下，参加养老保险的大多是那些收入较高的农民，这些人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而那些最需要社会养老保障的低收入的贫困农民由于交不起费，实际上不可能依靠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得到保障。从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来说，每一种社会保障项目在制度设计上对其适用范围内的全体社会成员而言，都应该提供致力于社会公平的机会和结果。而我国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是有所欠缺的。
(二)形成农村养老现状的成因
1．历史原因
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农村老年保障在中国历史和传统上是以“家庭”为主。“家庭养老”是我国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养老孝亲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就把‘老有所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为道德理想和现实的道德要求提了出来，使得当时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赡养老人的职能。直到现在，这种职能仍然存在。”囿于历史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社会对于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认识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以及现实社会中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内部重幼轻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状况难以维系等．且维系家庭养老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断弱化；事实上家庭养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比例为63％：200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农村家庭变化课题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50％左右。从而使得农村传统养老的方式“家庭供养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2．经济原因
从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看，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东西部地区差距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当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摊子非常大(如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峡大坝、国防军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现有国家经济实力与实际需求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因此，国家目前只能将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城市．这也是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严重滞后的原因。从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看。不仅存在着大量需要社会救济的“三无”(无收入、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对象，而且仍有9000～15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糊口”问题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数量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和温饱问题，无疑需要一个极大的财力支持。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财力非常有限，这就造成对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制约着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发展。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运作成本较高．商业保险的利率不稳定，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难，一般的农民难以承受其经济压力和风险，农民所能享受的养老金数额有限，显然对农民的养老难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会原因
由于人口结构的特殊性。我国社会养老负担特别重．在农村尤为突出。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左右，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大约有1亿左右。其总量远远大于城市老龄人口，是世界上农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0岁以上．加上少儿人口的相对减少．导致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速度加快。据“五普”资料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96％，现已跨入了老龄化社会。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龄化的水平是农村明显高于城镇．随着流动人vi的增加，这种趋势将会更进一步地增加。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障仅局限在城镇人口中开展。从而导致了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滞后。
4．政治原因
从中央政策层面上看，对这个问题还处于研讨和试点阶段。“确实在理论界和政界关于农村是否需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不主张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理由认为，农民尚没有多大能力或没有条件参加养老保险，农村家庭仍可以发挥养老的作用，开展社会养老保险没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农民家庭拥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可见，这些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历史原因的影响。对于“家庭、土地”养老。在新形势下，特别是人世以后，将受到的巨大冲击估计不足。尽管政治方面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与前面所分析的四个原因息息相关，但由于这些意见来自决策层面，这无疑对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国农村养老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挑战
(一)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目前的70岁。生育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据人口学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接近1／4，达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虽然农村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镇转移，本世纪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将高于城镇，使养老的绝对需求量扩大。届时农村经济仍然落后于城镇，而老年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必将使家庭养老压力更加沉重。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据统计，农村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农村的独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结构在逐渐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将使未来的子女在养老的问题上不堪重负。
(二)面临wto带来的挑战
加入wto后，农业竞争越来越大。首先是我国农产品面对国际农产品压力倍增，以粮食生产为例，我国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几乎为l00％。国外价廉物美的农产品的进入必将挤占我国农产品相当一部分市场．这无疑会导致一部分农民收入的减少。而且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农产品的进口量将会增加，从而必然对我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农村的产业结构产生强大冲击与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我国农产品总体平均关税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农产品关税则要降至14．5％，这就意味着受国家政策长期保护的农产品将面对国外农产品进入的竞争，使农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农业的现代化挑战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经营．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国际化和市场化为导向推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业劳动力能够稳定地进入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收人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产业。二是要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未来一系列事故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建设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体系。
(三)“新三农”问题的紧迫性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进入倒一个全面推进加速阶段．一些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其中，“无承保土地、无稳定职业、元社会保障”农民(简称“新三农”，另一说法是指“元地农民、失地农民、农民工”)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新三农”们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低保无份，许多人生活陷入贫困的边缓，成为社会中新的弱势群体。越来越多的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面临严峻的挑战。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困境
在现代社会中，养老保障制度是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利以及其他****的重要问题，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主要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仅是为体现每一公民的生存权和其他****，也是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
社会养老保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基本权利对于每一个公民应是相同的，不应该因为公民的户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区别对待。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民一直游离于社会的保障网之外。因此，及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体现社会公平。已日益成为关注农村问题的人们的共识。但是．就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进行分析。
一、农村社会养老的现状及原因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主要还只是面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近80％的农村人口尚未被覆盖．目前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镇的比重为6．29％，到2030年，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7．39％，而城镇的比例则为13．1％．负担明显低于农村。由于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效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将会继续上升。市场化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弱化．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
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却一直倾向于城镇弱势群体。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仍然只能凭借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开始试行
(二)形成农村养老现状的成因
1．历史原因
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农村老年保障在中国历史和传统上是以“家庭”为主。“家庭养老”是我国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养老孝亲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就把‘老有所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为道德理想和现实的道德要求提了出来，使得当时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赡养老人的职能。直到现在，这种职能仍然存在。”囿于历史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社会对于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认识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以及现实社会中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内部重幼轻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状况难以维系等．且维系家庭养老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断弱化；事实上家庭养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比例为63％：200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农村家庭变化课题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50％左右。从而使得农村传统养老的方式“家庭供养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2．经济原因
从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看，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东西部地区差距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当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摊子非常大(如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峡大坝、国防军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现有国家经济实力与实际需求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因此，国家目前只能将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城市．这也是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严重滞后的原因。从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看。不仅存在着大量需要社会救济的“三无”(无收入、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对象，而且仍有9000～15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糊口”问题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数量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和温饱问题，无疑需要一个极大的财力支持。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财力非常有限，这就造成对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制约着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发展。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运作成本较高．商业保险的利率不稳定，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难，一般的农民难以承受其经济压力和风险，农民所能享受的养老金数额有限，显然对农民的养老难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会原因
由于人口结构的特殊性。我国社会养老负担特别重．在农村尤为突出。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左右，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大约有1亿左右。其总量远远大于城市老龄人口，是世界上农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0岁以上．加上少儿人口的相对减少．导致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速度加快。据“五普”资料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96％，现已跨入了老龄化社会。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龄化的水平是农村明显高于城镇．随着流动人VI的增加，这种趋势将会更进一步地增加。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障仅局限在城镇人口中开展。从而导致了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滞后。
4．政治原因
从中央政策层面上看，对这个问题还处于研讨和试点阶段。“确实在理论界和政界关于农村是否需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不主张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理由认为，农民尚没有多大能力或没有条件参加养老保险，农村家庭仍可以发挥养老的作用，开展社会养老保险没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农民家庭拥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可见，这些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历史原因的影响。对于“家庭、土地”养老。在新形势下，特别是人世以后，将受到的巨大冲击估计不足。尽管政治方面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与前面所分析的四个原因息息相关，但由于这些意见来自决策层面，这无疑对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国农村养老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挑战
(一)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目前的70岁。生育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据人口学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接近1／4，达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虽然农村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镇转移，本世纪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将高于城镇，使养老的绝对需求量扩大。届时农村经济仍然落后于城镇，而老年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必将使家庭养老压力更加沉重。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据统计，农村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农村的独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结构在逐渐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将使未来的子女在养老的问题上不堪重负。
(二)面临WTO带来的挑战
加入WTO后，农业竞争越来越大。首先是我国农产品面对国际农产品压力倍增，以粮食生产为例，我国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几乎为l00％。国外价廉物美的农产品的进入必将挤占我国农产品相当一部分市场．这无疑会导致一部分农民收入的减少。而且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农产品的进口量将会增加，从而必然对我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农村的产业结构产生强大冲击与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我国农产品总体平均关税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农产品关税则要降至14．5％，这就意味着受国家政策长期保护的农产品将面对国外农产品进入的竞争，使农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农业的现代化挑战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经营．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国际化和市场化为导向推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业劳动力能够稳定地进入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收人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产业。二是要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未来一系列事故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建设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体系。
(三)“新三农”问题的紧迫性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进入倒一个全面推进加速阶段．一些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其中，“无承保土地、无稳定职业、元社会保障”农民(简称“新三农”，另一说法是指“元地农民、失地农民、农民工”)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新三农”们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低保无份，许多人生活陷入贫困的边缓，成为社会中新的弱势群体。越来越多的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面临严峻的挑战。
摘要：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是养老保险主要的两种筹资方式。关于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主要梳理了国内学者对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储蓄和经济增长、社会总福利、人口老龄化、转轨成本这四个方面的研究问题。最后本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简单的述评。
关键词：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
一、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储蓄和经济增长
在索罗（Solow）提出的经济增长“黄金定律”模型中得知，当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超过稳态的资本边际产出时，这一经济就处于动态无效的状态。在一个动态无效的经济中，引入现收现付制度将提高人均消费水平；而在动态有效的经济中，资本边际产出大于经济增长率，基金积累制则是最优的选择。艾伦（Aron,1966）严格证明了在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利率时，引入现收现付制对个人的福利将会是一种改善。根据国外学者的基本理论，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的国情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通过交叠世代和Ramsey增长模式，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筹资模式的长期区别。他们认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基金积累制具有更高的平均消费增长率、平均消费水平以及更低的税率扭曲。所以基金积累制更利于经济增长。
袁志刚、宋铮（2000）运用了两期叠代模型考察了在一定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个人最优储蓄率的影响。同时针对我国的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造成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上升。而且中国目前的个人最优储蓄率高于黄金律要求的储蓄率，所以降低储蓄率就可能带来帕累托的改进。
朱清（2001）从判断中国是否满足“艾伦条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选择的问题。他指出由于我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会造成中国的实际利率较低从而长期抑制国内资本市场的收益率。根据以上情况，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满足“艾伦条件”，所以我国现在仍然采用现收现付支付制度比较合理。
袁志刚、封进（2004）利用1986-2002年的历史数据说明了中国的实际总工资增长率大于以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利率或5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衡量的投资收益率。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现收现收现付比基金积累制更有效率。他们指出从效率角度看，如果中国未来中国依然能保证现收现付制度有较高的收益率，那么，就应该发挥现收现付制的代际再分配功能。同时他们提出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如果经济按此趋势运行将会出现一个动态无效的均衡。在这一状况下，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会更合适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二、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社会总福利
郑伟、孙祁祥（2002）从总体福利和分代福利两个角度对养老保险制度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不同的养老制度的优劣取决于具体的参数条件，并不是绝对的；第二，即使在一定参数条件下得出基金积累制是最优选择的结论时，总体福利和分代福利最优选择的冲突可会使基金积累制的制度选择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与以往的分别设定现收现付制模型和基金积累制模型不同，封进（2004）利用福利经济学模型推导出了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现收现付和基金制混合的养老保险体系的最优混合比率。她的研究表明，当一国的工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大于投资报酬率，或者当收入差距较大时，采用现收现付制有益于社会福利的改善。所以她得出结论是我国仍然应该选择现收现收现付制度为主体的筹资方式，这种制度最终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水平。
何樟勇、袁志刚（2004）从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角度来考察两种筹资模式的影响。他们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实际利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动态无效区域，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可以有效的改善资本积累过度的问题。如果在动态无效的区域实行基金积累制，那么这一制度不会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所以当前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转轨时机并不成熟。
封进、宋铮（2006）应用一个一般均衡的代际交叠模型对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福利分析。文章采用中国的数据，对中国城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做了数值模拟，评价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效应，并给出了最优的养老规模。文章得出结论是引入一个合适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社会总福利而言是一种改进。
三、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人口老龄化
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给养老保险带来了很大的资金压力。西方很多学者认为现收现付制具有代际转移支付的性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社会养老保险支付的负担会日益沉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赤字膨胀,引发养老金支付危机。面对人口老龄化可能造成的现收现付制度的支付危机，国内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刘贵平（1999）研究了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代际再分配功能产生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未来的年轻人的福利受到损害同时他们成为养老保险金的净贡献者。
朱青（2001）从总负担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基金筹资模式选择的影响。作者认为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的少儿负担率将趋于下降，未来人口总负担系数不会大幅度增加的，所以未来人口老龄化不会给社会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因而我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筹资模式并不一定要转向基金积累制。同时作者还指出无论哪种筹资模式，从实物经济角度看，养老金计划仍然是一种靠后代养老的计划，所以应付人口老龄化趋势，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有利于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王海东（2003）从我国养老金计划的历史沿革和养老金计划的隐性债务角度分析，认为完全放弃现收现付制度在我国而言是不合适的，因为第一人口老龄化在可预期的将来会得到缓解，但是筹资方式的制度性剧变会付出较大的转轨成本。第二，现收现付制度内部也可以通过采用例如上调养老金缴纳比例、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手段以来应对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危机。所以，作者认为如果改革的养老保险计划中没有现收现付制度因素的话，那个这个制度是不会成功的。
封进（2004）运用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内涵和再分配功能实现的条件。她的研究说明了年青一代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会导致平均福利的下降和代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缓解人口结构变动对福利的不利影响；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则有助于缩小代际收入差距，但是在人口增长率下降而劳动生产率未能提高时，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适用的空间十分有限。
程永宏（2005）构造了一个养老负担理论模型，从在职者养老负担率定义出发，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现收现付制度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放弃现收现付制度的合理依据，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造成养老保险的支付危机。支付危机的产生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那么即使是现收现付制也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曾毅（2005）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与养老金缺口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建立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作者认为我国必须利用今后2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机遇，努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带来的严峻挑战。
四、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转轨时机和成本
赵耀辉，徐建国（2001）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的渐进改革始终忽视了激励机制的问题，才会使体系内资金缺口不断扩大。他们认为目前养老保险体系的社会支柱部分过于庞大，导致制度中的再分配功能削减了社会缴费的积极性。所以他们主张以建立完全的基金积累制来形成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机制。
孙祁祥（2001）研究了中国养老保险改革中出现的个人账户空账与转轨成本问题。他认为做实个人账户才是中国养老筹资方式真正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的关键。同时文章的研究认为,政府应当负担转轨成本。政府可以通过使用政府经常性收入、出售国有资产、发行特种国债、发行福利彩票等方式来支付转轨成本。但仅仅依靠政府经常性收入来弥补转轨成本是不可持续的。
王燕等（2001）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模拟了不同的养老保险改革方式对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的不同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应该向可以持续的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金积累方法转变。他们的模拟结果表明：第一目前的现收现付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长期看如果保持这种方式不变会导致财务状况的恶化。第二在利用各种税收在支付转轨成本的情况下，使用个人所得税支付转轨成本能最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轻收入的不平等。第三如果采用一种新的社会保障税替代当前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养老金体制将在全国范围内是同一的而且财务上可以持续的。
袁志刚、葛劲峰（ 2003 ）对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他们运用叠代模型和索罗模型分析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动态运行方式。他们分析指出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关键在于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是否得到满足。他们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储蓄率高于黄金率水平而且中国的储蓄还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所以目前从现收现付制度转向基金积累制是不合时宜的。
王红梅（2005）针对养老保险转轨中的隐性债务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空账”的概念。她认为对于统筹部分中缴费与给付不相连接的问题，可以在现收现付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建立个人账户、实行名义缴费确定型的方式解决。
五、简单述评
首先，从储蓄和经济增长角度看，在外生增长理论和OLG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国内学者大多认为由于中国的储蓄率偏高，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现收现付制度是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筹资方式。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国内学者通过引入福利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人群、利益群体的分析认为一个合理的现收现付制度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这些研究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较好的分析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经济的潜在影响。但同时应该看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筹资模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缺少对中国地区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存在较大的区域不平衡的现象，各地区的人口结构和财政压力不同，所以地区间差异的研究应该是将来的研究重点。
其次，关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国内的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不能完全转向基金积累制度，应该在筹资模式中保留一定的现收现付的比例。在关于养老保险改革的转轨成本问题分析上，国内还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也没有明确的指出转轨的成本到底由谁来承担和以何种方式承担的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文献研究中缺乏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的研究，以及一些政策变量例如养老保险税率，退休年龄，特征群体等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定量分析。
参考文献：
［1］孙祁祥：《空帐和转型成本――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效应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2］袁志刚：《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3］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
［4］赵耀辉，徐建国：《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期
［5］封进：《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6］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激励与增长》,《金融研究》2000年第5期
［7］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2001:《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8］程永宏：《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定量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9］朱青：《当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不宜转向基金模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2期
［10］袁志刚、封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再认识》，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4
［11］王海东：《我国城镇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的对比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年第1期
［12］袁志刚、葛劲峰：《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复旦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一、灾后重建进展顺利
全县学校灾后重建共规划建设项目32个，其中，新建学校6所，部分新建学校26所,新征用地411亩，总建筑面积23万余平方米，争取各类灾后重建专项资金投入7亿余元。
目前，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一是全县32个灾后重建项目已全部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先后进入装饰和总平施工。7月中旬将对银都学校、安仁镇学校建设项目进行竣工验收。至8月底，其余灾后建设项目将陆续完成并移交使用，按建设进度要求，全县学生将于9月份顺利搬入永久性校舍学习。二是校舍维修加固工作已于3月底全面完成，共计维修加固校舍12万平方米。三是抢抓灾后重建的发展机遇，积极争取了中央、省、市教育教学设备重置资金5000余万元，对全县学校进行现代教育教学设施、设备配置。目前已进入政府采购程序，预计在12月底前全面完成全县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重置。灾后重建完成后，将极大地改善全县学校办学条件，提高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为我县推进教育信息化、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统筹城乡措施有力
半年来，县教育局认真贯彻落实县委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积极增添举措，不断推进城乡教育协调均衡发展。
一是科学调整城乡学校布局。在学校灾后建设项目规划中，按照统筹城乡教育规划、满足学生就近入学和“高中进城、初中进镇、小学相对集中”的原则，进一步整合优化全县教育资源，科学合理地调整农村学校布局，将现有的50所公办中小学、幼儿园调整为42所，并在全市今年率先全面消除村小。
二是积极推进城乡教育现代化。不断加大对农村学校现代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的配置力度，优先满足农村学校。特别是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积极实施了农村学校教育网络、优质课程资源和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满覆盖，努力实现农村学校现代远程教育“班班通，堂堂用”。
三是着力实施“以城带乡”举措。积极推行了城乡学校结对帮扶，启动了成华、大邑“城乡学校互动发展联盟”，成华区28所优质学校采用对口帮扶和捆绑发展形式，对我县23所中小学进行扶持。同时，石室中学对口帮扶安仁中学、市工业学校对口帮扶县职高，将经过三年的努力，在全县形成优质教育资源全域覆盖，全面提升城乡教育发展水平，实现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均衡的新格局。为此，县教育局又对全县42所中小学、幼儿园分别实行了“对口帮扶”、“捆绑发展”模式，结对学校时间为3年，并对城乡结对学校在结对期间实行互动管理、捆绑考核的评价制度，以此扶持农村薄弱学校，促进城乡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同步提高。
四是扎实推进农村幼儿园标准化建设。积极争取易安信公司捐资7.5万美元用于安仁镇幼儿园的标标准化建设，该项目于4月20日进场施工，预计于9月20日竣工交付使用。同时积极做好金星、出江、雾山幼儿园的标准化建设工作，3所幼儿园预计将于七月底开工。县教育局将以此为试点，不断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面推进我县农村幼儿园标准化建设，以此促进城乡幼儿教育均衡发展。
五是努力解决农村教师住房困难问题。积极采取教师住房团购及教师周转房建设两种形式，努力解决665名农村教师的住房困难问题，保障全县教师队伍稳定。上半年，投资3150万元启动了教师周转房建设，拟在全县6个点位，相对集中建设教师周转房450套，每套35㎡，预计将于7月底开标。同时，已有200余名教师向团购房提供方“凯西祥荣”房产公司递交了定金，其中100余名教师签订了购房合同，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三、教育质量显著提高
继续着力实施了“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和“学校科学管理工程”，建立完善了全县学校教学质量管理督查机制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推行了普通高中教学质量量化考核制度，层层落实了从局班子成员到学校教研组、科任教师等相关人员的教学质量责任制。不断推进全县学校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制定实施了《学校科学管理评价细则及操作办法》，建立了学校管理信息统计档案，全面推行精细化管理举措，完成了新一轮的学校管理常规督查，在全县学校形成了抓管理、重质量的良好氛围。
**年，我县高考成绩再创新高，专科一次上线1896人，本科一次上线834人（不含艺体飞双上线的87人），全县理科最高分608分、文科最高分613分。我县**年普通高考本科上线率较去年大幅度增加，在全县参考学生数较2008年减少130人的情况下，本科一次上线人数突破800人，较2008年增加增长13.9％；文科本科一次上线较2008年增长61.5％，提高幅度较大；同时，在不包含艺体飞上线人数的情况下，全县同龄人口上线率达16%，万人上线率达到16.7，进入郊县前列。
四、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继续大力实施了“教师素质能力提升工程”，着力推进干部教师专业化成长的目标。
一是在干部队伍建设中，精心组织全县近50名中小学校长参加了全市“千名校长大练兵”，举办了校长练兵县级论文答辩活动，对全县46名教导主任开展了业务培训，促进了学校干部队伍教育观念、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自今年以来，县教育局将“校长上课”、“校长参加科研”两项作为硬性要求予以落实，进一步强化校长的实干意识，培养专业型干部队伍。
二是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继续着力实施“教师素质能力提升三大计划”。上半年，新招聘了100名教师充实到全县各校，对近年招聘的281名新教师进行了跟踪指导，在全县3000多教师中启动了新一轮的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教师轮训、骨干教师培训、教师教育教学技能测试等参训教师达1467人，组织教师参加国家、省、市级赛课展示、教学研讨、学科培训活动达500余人次，成效显著。同时，在全县分校、区、县三级，组织全县中小学2360名教师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教师课堂教学大比武”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县教师的整体专业素质。
五、德育工作突出实效
不断强化德育为首、全面育人的教育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努力促进全县学生健康成长。今年以来，不断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完善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制度，积极加强学校心理咨询室的建设，安仁镇学校、东街小学、银都学校等5所学校被评为市级心理健康实验校。同时，扎实开展了学生考前心理专题辅导20余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送教下乡活动10余次；在全县学校组织开展了争优评优活动，共推荐评选出省、市、县三好学生170余名，省、市优秀学生干部80余名，省、市先进班集体70余个。成功举办了全县第21届中小学生艺术节。继续广泛组织开展了“爱的书库”、“爱心包裹”、“环保教育”、“唐仲英爱心奖学金”等各类德育主题活动，特别是组织开展了全县教育系统为安仁镇学校患病学生王世豪爱心捐款活动，共募集捐款近10万元，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扬。
六、教育惠民成效显著
县教育局坚持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教育惠民措施，积极部署实施职教三年攻坚，大力开展成人教育，全面推进教育资助工作，成效明显。
一是职业教育扎实推进。上半年，全面启动了县职业教育中心1.8万平方米的二期工程建设；先后选派了1名教师出国培训和近70人次的教师参加了电子等专业的国家、省、市级骨干培训；在机械等骨干专业中全面实施了项目教学法，积极推进校企合作、产教结合、工学交替的职教办学模式，促进“消费型实训”向“生产型实训”转变，有力提高了学生的操作技能和顶岗能力。**年成都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中，我县参赛队共获得6个团体奖，25个个人奖，创造了获奖项目、人次最多的好成绩。同时，全县职业教育专业建设能力不断提高，机械加工技术专业已申报为省级重点专业并经专家组初审通过。
二是成人教育稳步发展。半年来，完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7495人，推荐就业367人；针对企业员工、失地农民等开展技能培训5889人，创业培训174人；按照市教育局要求和标准，积极打造韩场兰田社区、安仁金井社区、韩场正福社区、安仁五显社区、晋原镇红光社区、鹤鸣仙鹤社区等6个社区工作站为规范化社区教育工作站并组织上报，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三是教育资助力度加大。认真落实08至0年上级划拨贫困学生资助专款747.5万元，切实开展对我县普通高中在校学生的资助工作，资助学生8776人次；对低保家庭学生和特殊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做到了“应补就补”，上半年共资助学生2397人，资助金额89.81万元；投入资金21.906万元在全县义务教育段的1217名低保家庭学生中实行“鸡蛋工程”；同时，积极争取社会捐助，上半年共接收各类社会资助资金29.88万元，资助贫困学生300人次，成效显著。
论文摘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的共同性话题，就上海而言，未来上海市人口老铃化带来的影响已逐渐凸显，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匾乏，劳动力不足以及社区为老服务发展滞后的矛质已开始成为制约上海市经济发展的瓶颈，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寻求可行性办法解决老龄化人口的赡养问题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公布，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全市户籍人口1391.04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00.57万人，占总人口的21.6%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万人，占总人口的15.4% ; 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0.65万人，占总人口的11.5%;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53.44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8%，占总人口的3.8%;100岁及以上老人836人，其中男性175人，女性661人。按照人口学测算标准，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一般定为60岁或者65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的国家或地区被称为进人老年型社会。上海远远超过这一标准，其分别超过测算比例的11.6%和8.4%，上海的老龄人口已经是其总人口的1/5，上海市城市发展已进人真正的人口老龄化时代。
一、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按照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2008年最新上海人口生命表测算，未来10-巧年上海市步人老龄人口的数量会急剧增多，即将进人人口老龄化高峰时代。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短缺矛盾、等待领取养老金养老的老年人口与社保基金严重不足矛盾以及外来新增劳动力人口与上海市现行户籍政策等矛盾，都将给政府现行社会政策带来巨大挑战。
从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人口检测统计数据来看，在上海城市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近年来已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1.从老龄人口总数来看，上海市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年增高
从已有数据来看，近年来上海市老龄人口呈递增趋势，平均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数已超过10万人。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75.62万人，占总人口的20.1 %，比上年增加9.25万人，增长3.5% ; 2006年到2007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11.21万人，增长4.1%;占总人口比重从20.1%增至20.8 % ; 2007年末到2008年末，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增加了13.74万人，增长4.8% ;占总人口比重从20.8%增至21.6%，达到300.57万人。据预测，到2010年上海老年人口总数将达312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3%。这一比例直向世界第一长寿大国日本的老龄化水平看齐。2020年，上海老年人口数字将攀升至500万，而上海老龄化发展的趋势要到2025-2030年间才会达到高峰。
就其原因而言，从世界范围来看，上海市这一老龄化符合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讲，现在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大多出尝于1949年前二战结束世界人口出生高峰期所生人口，上海解放前与解放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一直保持着劳动力的充足状态，由于二战结束后短期的和平以及解放后发展大上海而迁入上海市的青壮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极高状态，使得当时出生的人口极多，呈现出一个高峰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60年后的今天正好进人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时期。
2.从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上海市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城市独居女性老人越来越多
从上海城市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老龄人口，并且呈现出随着年龄的递增，女性老龄人口所占整个城市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高龄女性人口越来越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6.9%，女性占53.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3%，女性占54.7 % ; 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3.6%，女性占56.4% ; 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38.9%，女性占61.1%;10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20.9%，女性占79.1%。由此我们可以很显著的看出，由于男女性别人口总数的不对等以及男性实际生命比女性短等现实因素的考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市进人老龄化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的现状仍然要维续一段时间，未来上海市的城市独居女性老人数将越来越多。
3.从人口抚养系数来看，上海城市老龄人口抚养系数越来越高，总人口抚养系数越来越高
人口抚养系数是指人口中处于被供养年龄(一般指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处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也被称为年龄抚养系数。如果只计算巧岁以下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则该比值称为少儿抚养系数;如果只计算64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则该比值称为老年抚养系数。相关数据显示，200(〕年人口普查上海市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的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为26.1 % ， 2005年老年抚养系数为27.2% ，2006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到28.1%，比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2007年末，老年抚养系数再次上升到29.4%，比上年增加1.3个百分点，2008年末，上海市老年抚养系数为30.8%，比上年又增加了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8年开始，平均3.33个上海劳动适龄人口就要养活1个上海老龄人口，加上人口生殖过程中的少儿抚养系数的存在，上海城市总人口抚养系数一直在增加。
4.从城市人口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纯老家庭”日渐增多，高龄人口显著增加
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发达以及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上海全市“纯老家庭”越来越多，也即意味着老年人总数在上升，2004年上海市“纯老家庭”总人数为70.%万人，时隔2年后2006年上升到78.72万人，2007增加到84.37万人，2008年上海市“纯老家庭”人数为86.38万人，比2004年首次统计增加了15.42万，其中80岁及以上“纯老家庭”人数达24.26万人，比2004年首次统计增加15.06万人。从已有数据以及上海市人口生命表推测来看，由于家庭养老习惯的变更，未来上海市纯老家庭总数还将有个上升的趋势，同时高龄人口也会进一步增加，这部分“纯老家庭”老人的生活照顾问题也将是研究与解决城市人口老龄化政策必须要考虑的现实性问题。
5.从老龄人口地区分布来看，城市不同地域间老龄人口差异显著
从上海市老龄人口分布来看，截至2008年末根据已有数据，老龄人口最多的依次为浦东新区40.6万人、杨浦区22.9万人、徐汇区20.74万人、普陀区19.21万人、阂行区18.82万人、虹口区18.26万人、宝山区17.72万人、崇明县16.82万人、闸北区15.17万人、南汇区14.41万人、黄浦区13.5万人、长宁区13.33万人、嘉定区12.3万人、松江区10.88万人、奉贤区10.59万人、金山区10.51万人、青浦区9.46万人、静安区7.72万人、卢湾区7.57万人。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数据，"2008年末各区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该区县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静安区、卢湾区和崇明县，分别为24.9%，24.4%和24.3%;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金山区、宝山区和普陀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1.0，0.9和0.9个百分点。2008年末各区县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县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静安区、卢湾区和黄浦区，分别为5.5% ，5.5%和5.1%;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普陀区、长宁区和杨浦区，与上年比均增加0.3个百分点。2008年末各区县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黄浦区、卢湾区和静安区，分别为22.9% ，22.3%和22.2%;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长宁区、普陀区和杨浦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0.7，0.7和0.6个百分点。
二、上海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从上海来看，人口结构中的日益老龄化现象已经给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
1.老年人增多，上海市社会保障体系面临重新调整，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上海市现在户籍人口1391.04万，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来说已经发展的比较健全，但从上海社会保障体系内部社会保险方面来看，现在上海的社会保险分为:①城市社会保险;这部分大约缴纳的人数为450万人，主要是针对上海市城市在籍人口缴纳的。②城镇社会保险;这部分人群主要有180万，主要是上海城市郊区大量农转非的失地农村人口。③农村社会综合保险;大约为200万人左右，主要是原来是农村户口的人群缴纳的农村保险，大多集中在区县郊区地域。④综合保险;这部分保险主要针对的是在上海市的流动人口而开设缴纳的，大约为350万人。⑤医疗保险;自愿参加，即在上海工作的人群都可以成为医疗保险的对象。
而现在上海的城市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06.51万，占老年人口的68.7%、全市户籍人口的巧%。根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显示，2008年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领取小城镇社会保险人数为33.38万人，领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为30.96万人，领取征地养老的人数为19.21万人;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从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养老保障中获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0.77万人，获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5.20万人，获得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养老保障金人数为5.71万人，农村无保障老年人获得老年农民养老金补贴的人数为32.52万人，农村五保老人获保障人数为0.29万人。初步测算一下，上海现在单就户籍人口来说，用①中城市社会保险450万人群缴纳的部分保险金来养这206.51万人，差不多就是2.18个城市人养1个退休老龄人口，仅依靠征收社会保险金的形式返还社会保障已经“失灵”，政府不得不财政补贴兜底补偿社保基金的不足，加上财政在②③④⑤上的投人，上海市目前在社会保障体系财政负担已相当严重，已经出现了社保基金严重穿底的现象，“社保基金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亿元，占到了市级财政收人的17%-18%左右，而预计今年还需要增加60-70亿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补上。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靠并提高财政支出比例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的情况将长期存在，甚至会越来越严重，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上海的老龄化问题。”(上海市市长韩正，2009卢由此来看，目前上海社会保险资金不足，社保基金中用于养老、助老、护老医疗费用支出的严重不足，现实社会养老问题的不到位，未来养老金缺口长期存在已是不争事实，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以及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过程中面临着重新调整的挑战。 2.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上海市现有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年轻人负担将越来越重
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直接一个后果是家庭抚养负担的加大，一方面，国家在老年人养老保障、养老金资金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社区为老服务以及社区其他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都使得老年人养老服务再一次回到了家庭养老的层面。而由于医疗技术带来的人口寿命的延长，居家养老模式必然会带来现有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居于中下层的劳动适龄人口抚养负担未来将越来越重。
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未来上海市人口抚养系数将越来越高，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实施20多年后政策效应的显现，以及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带来的人口寿命延长，未来独生子女A和B结婚，处于劳动适龄人口的他们将要抚养其下面的小孩C以及可能4-8个其上面的老人(A和B各自的父母以及各自父母的父母)，由此，上海市未来劳动适龄人口家庭结构将发生变化，家庭总抚养系数也将越来越高，年轻人负担越来越重。
3.本地劳动力就业人口减少、外地劳动力的引入，上海市社会政策体系面临重新调整
由上海市15-64岁人口抚养比30.8% ，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万人，可以测算出来，15-64岁之间的劳动适龄人口为696.43万人，剔除一部分高学历尚在就学以及失业人口来说，也就是讲目前上海市真正在籍适龄劳动力就业人数不足650万人口，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地适龄劳动力不足将成为上海市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制约因素，目前来看，外来劳动力的流人可能会为此缓解一部分压力，但是外来人口的流人又会要求上海市现行社会政策进行新的一系列调整，例如，外来人口人沪户籍问题、外来人口会保障以及其未来养老服务养老金问题、外来人口子女人学问题、外来人口的社会公共服务问题、外来人口的住房、道路交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等等，都使得未来上海保持经济发展强劲势头，弥补劳动力不足必须要进行解决的政策调整问题。
4.城市人口的日益老龄化，未来可能阻滞上海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越来越多的超过总人口1/5人口老龄化问题，使得上海市人口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带来就业人数的变化，就业人数变化将会引起链锁反应。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经济的来临，高端产业在上海的发展，改造和淘汰传统产业都会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而这一时刻恰恰在当家庭收人出现危机时又面临大量家庭养老问题的出现，政府又无力去全部解决社会养老问题。此时的人口日益老龄化将会影响到上海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目前的社会投资结构、产业结构面临着重新变更的现实，“鉴于目前我国的产业发展都是着眼于近期的人口状况和国内外的需求而建立发展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一些产业将不再需要甚至大量缩减，而原来没有的或者很薄弱的一些产业，却需要大量发展。”因而，在社会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发生变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必将会表现得进一步明显起来，典型的就是上海市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三、应对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思考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由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如何应对老龄化趋势，尤其是在为老服务方面已是各国都在积极探讨的话题。然而对于上海而言，提前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挥上海目前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事业，可能是应对上海目前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可行性办法。
1.完善现有老龄人口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
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全市养老机构共计582家，其中，政府办287家，社会办295家，床位数共计80554张，平均每千位老人占有床位26张;全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共计229家，平均13125人享受1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社区助老服务社共计234个，平均12844人享受1家社区养老服务社提供服务;老年活动室全市共计5547家，平均542人使用1家老年活动室;全市老年医疗机构(老年护理院、老年医院)共计71所，平均每所为42334位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全市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开设的家庭病床达41300张，平均每73人享有1张家庭病床数;全市共有老年学术组织、老年协会、老年文艺团队、老年体育团队、老年体协共计19706个，平均每153位老年人占有1个社团。因此，从总体上看，目前上海市养老、为老、助老服务体系严重不健全，为老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也严重不健全，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还难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因此，从长远来看，要在社区兴办社会化养老机构，发展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社区养老，社区助老为老服务，在满足各个层次老年人需要的基础上，发展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建立以社区养老为主，鼓励个人、家庭自助养老，实施社区助老、帮老，国家与社会资助养老等四级养老服务体系。
2.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就上海而言，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构建和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和资金的管理方式，就目前来说，上海急需要尽快拓展和完善现有养老保障金资金的来源渠道，上海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比如为了缓解养老金的压力，西欧各国养老保险体系实施的职业养老保障基金机制很好的解决了一部分资金的来源问题。“所谓职业养老保障基金，又被称为企业补充退休金，一般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缴费费用，在西欧国家，通常该基金是从出资企业中独立出来，由企业的雇主组织和工会协商建立，通过储蓄、政府债券等多种投资渠道，提高基金的收益率，使职业养老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近几年，西欧各国更是通过财政激励和与有关合作方达成协议来提高职业养老保障基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英国，职业养老基金的覆盖面就极广，达到75%，资产规模超大，超过GDP的80% 。上海也应该从制度方面完善制度设计、加强制度创新、鼓励支持发展企业年金缴纳制度、配套实施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机制，形成国家、企业和个人相结合的多维养老保障体系，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
3.延长退休年龄，实施柔性退休制度，延缓老龄化高峰
据相关部门测算，五年后上海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开始依次进人退休年龄，并开始领取养老金，届时老年人中八成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十年后，独生子女父母数量将进人高速发展时期，每年将有20万一30万独生子女父母进人老年阶段。局时上海将在全国最早面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家庭成员照料者严重不足将是未来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从独生子女社会承受力来看，独生子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抚养压力，既要负担好几个老人的赡养问题，又要承担子女教育负担还得承担自己的生活成本，独生子女的生存压力空前高涨。另一方面，按照国家现行统一退休标准，上海市男性人口年满60岁实施退休，女性人口年满55岁实行退休，从家庭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部进步，还按照旧的退休标准实施退休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现有年龄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从社会职业结构来看，60岁左右的人还能继续在社会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45-65岁年龄段的人仍然还可以在社会重要部门岗位发挥作用，因而，上海能否延长退休年龄或者实施柔性退休制度，鼓励并规定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可以自愿选择是否退休，实施老年人继续再就业，以达到减轻独生子女抚养负担，减缓提前进人老年生活的老年人数增长速度，同时还能够起到活跃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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