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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而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短暂性的输血式发展”、“旅游收益未能真正流向贫困人口”等问题。因此，国家为解决旅游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在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以规范各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工作，本文将以重庆市彭水县为例进行论证分析，探讨是否符合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工作。
一、重庆彭水县实施旅游扶贫的可行性分析
（一）旅游区位的优越性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生物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早在巴国建立之前，这里就诞育了“盐丹文明”，奠定了黔中文化的基础。如今彭水在拥有阿依河、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摩围山、鞍子苗寨、郁山古镇等精品旅游景区的同时，区域内交通便捷，作为重庆“一圈两翼”的东南门户，形成了以公路、铁路、水运为主的旅游综合交通枢纽；并且它也是武隆仙女山――黔江小南海――酉阳桃花源精品旅游线路的必经之地，旅游区位十分优越。这便为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旅游区位因素。
（二）旅游资源的推动性
彭水县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旅游资源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旅游资源。一方面，彭水县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自然旅游资源，据完全统计，包括2处4A级风景名胜区，2处3A级旅游景区和多个精品旅游古镇；另一方面，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分布着苗族、土家族和回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包括鞍子苗寨、蚩尤九黎城、阿依河著名旅游景点，创造了苗族万人采花山节、土家族哭嫁等文化旅游活动。彭水旅游资源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吸引力强的特点，有利于推动旅游精准扶贫活动的开展。
（三）经济发展的紧迫性
彭水县是集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为一体的地区，2016年GDP产值达到1286858万元，比上年增长10.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0.8%。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和城镇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相应的带动了消费支出增加和地区市场繁荣，尤其是生产生活资料、日消费品和旅游服务等出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同时彭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GDP产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从侧面表明了该区域贫困人口数量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等问题，更凸显出了旅游精准扶贫的紧迫性。
（四）生态环境的保护性
区域内生态环境脆弱，地势坡度较陡，耕地中坡度>25度的耕地所占比例较大，且人均耕地少，适合农牧的土地产出低。由于受亚热带季风气候控制，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易导致干旱、洪涝、泥石流和滑坡等自然灾害。长此以往形成了水土流失、土壤贫瘠和人地矛盾尖锐等现象，给本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阻力，这就必然要求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要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相契合。
二、彭水h旅游扶贫实施建议
（一）转变观念做好扶贫目标识别
旅游精准扶贫关键在于精准，这就要求彭水县政府及工作人员摒弃传统的扶贫观念，树立精准扶贫理念。首先，切实做好扶贫目标的识别，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要清晰地认识到旅游精准扶贫是对传统旅游扶贫的深化和提升，是对以往扶贫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其次，政府应做到由以往的“输血式救济扶贫”向“造血式可持续扶贫”方式的转变，增强自身脱贫“造血”能力，切实将旅游与扶贫有效结合起来，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积极引导贫困乡村农民参与旅游业的发展，促使其从旅游发展中充分获益，真正实现自身的脱贫与发展。
（二）多元扶贫建立新型管理体系
针对彭水县旅游扶贫主体单一的情况，应积极建立多元化的旅游扶贫体系，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旅游扶贫开发，构建社会扶贫系统，形成以政府为主导、部门联动、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旅游扶贫新格局。首先，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彭水县政府可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贫困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并实现政府部门联动的新局面，如旅游部门与住建部门合作，建设一批旅游名镇等。其次，动员相关企业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来，通过旅游扶贫规划引导，鼓励社会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最后，通过政策和资金引导等方式，调动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中的自我帮扶。
（三）因地制宜打造民族特色旅游产品
彭水县是一个典型的苗乡县城，境内居民以苗族为主，因此当地政府在旅游扶贫活动中，可以利用绚丽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通过开展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民族服饰、工艺品、饮食和歌舞等特色旅游产品的形式，实现当地居民通过开展旅游业而受益，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逐步形成以市场带动、景区带动、民族村寨旅游带动的旅游扶贫新模式。
（四）完善监督坚持实事求的理念
加强对旅游扶贫的监督管理是旅游扶贫取得成功的保障，因此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旅游扶贫管理体制。彭水县政府作为扶贫主体，有权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管理、贫困目标的识别和对贫困人口的倾向性政策等，进行旅游扶贫监督管理，严格防止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开发企业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忽视实事求是。其次， 建立扶贫动态监督机制，加强对扶贫目标、项目、资源和扶贫效果的实时监督，为旅游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实施、修改和调整提供依据。
三、彭水县开展旅游精准扶贫的意义
（一）立足实际，形成全新模式
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有利于转变彭水经济发展方式，由以往依靠工业、航运业拉动经济发展向旅游拉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武隆银盘水电站的兴建、区域交通网络的联通和交通方式的革新，导致彭水航运业衰落和消亡，从而严重影响了彭水经济的发展。当地政府在立足于本地贫困人口众多、旅游资源丰富的实际情况基础上，提出“将旅游业作为全县第一支柱产业”的发展方式，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大力发展旅游业，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从而开拓出了一条“旅游兴县”的新路子。
（二）推动经济，减少贫困人口
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战略，有利于提高彭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减少地区贫困人口数量，它已然成为当地政府开展扶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容。在2016年全年彭水县第三产业增长8.5%，对经济贡献率达到了45.6%，三大产业结构比由上年的19.1： 42.1： 38.8调整为19.6：39.0： 41.4。同时，全年全县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219元，比上年增长11.6%，贫困人口数量下降16%，可以明显看出，旅游精准扶贫在地区减贫工作中的巨大作用。
（三）规避风险，不做旅游飞地
旅游飞地是指旅游业发展对其经济的带动作用较小，旅游者仅在旅游目的地从事游览活动，食、住、娱、购等均在外地进行的旅游现象。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有利于彭水避免成为旅游飞地：首先是因为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意味着政府和参与企业，会承担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义务，进行旅游基础设施和其他辅硬件的完善，包括景区、酒店、交通线路等，为旅游者提供一个舒适的旅游环境和便捷的旅游交通服务等，增加游客游玩兴趣；其次，通过实施旅游精准扶贫，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合理规划当地旅游线路，可以增加当地旅游资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以达到延长旅游者游玩时间或者停留当地的目的，从而避免成为旅游飞地。
（四）促进教育，提高综合素质
在正确的开发方式和旅游资源丰富的前提下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必然会取得成功，进而在带动彭水经济的整体发展的同时，也会促进彭水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首先，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当地财政资金的充裕，这就为完善教育基础设施、改善教学环境和教师待遇提供了条件，以利于更好的开展教学活动；其次，旅游活动在本质上属于人类的迁移活动，伴随人类迁移的还有先进的文化理念、知识以及良好的道德素质，因此开展旅游活动有利于当地居民接收外来先进文化，提高自身素质；最后，旅游活动的开展必然会影响到当地政府的相关决策和政策推行，其中包括教育政策。近年来彭水县教委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兴办职业教育，指导职业教育内容的整体改革，在保证基本科目学习的前提下，逐渐增加旅游教育等相关内容，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
（五）提供就业，实现效益统一
首先，旅游业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产业，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吸收贫困人口就业，缓解贫困地区的就业压力；其次，旅游业是一个具有生态效益的产业，对生态环境污染较小，强调保护性发展，与国家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相契合。因此，通过发展旅游业，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战略，有利于在降低环境压力的前提下，减少彭水当地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进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四、Y语
【关键词】 农村扶贫开发;社会工作介入;必要性;可行性
贫困作为一项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缓解贫困以至消灭贫困是我们始终关注的话题。我国政府一直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开展扶贫开发工作，使农村基本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生产力得到发展。大包大揽的扶贫方式一直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主要方式，但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式扶贫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扶贫开发效率和可持续性值得我们思考。
一、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困境
1、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相对贫困凸显
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差距的新阶段。首先是国家地域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数量远远大于东部，但经济发展和脱贫速度都滞后于东部地区，西部农村的连片困难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结构最复杂的地区，也是扶贫开发最难实施的地区。其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与农民收入低增长、城镇繁华与农村发展缓慢、少数人的富裕与多数人收入较低并存的现象比较突出。
2、重物质发展、轻人文发展
目前的扶贫开发工作主要围绕如何增加贫困地区农民经济收入的目标来展开，帮助农民修路、通水通电，搞特色种植养殖，搞结对帮扶等。这一系列的扶贫开发工作的确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农民的文化水平、道德水平、技能水平依然落后，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3、扶贫开发项目缺乏针对性
我国的扶贫开发规划由上级部门制定，下级部门贯彻执行，国家从1998年开始实施村村通工程，各地方的扶贫开发工作大同小异，缺乏重点和针对性。地方在落实扶贫开发政策时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制定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科学合理的扶贫开发规划，往往造成扶贫资源的浪费。
4、农民参与扶贫的主动性不强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造成了一部分农民思想僵化、存在惰性心理。这种惰性心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扶贫开发项目不能给自己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二是对自身的权利和能力缺乏正确认识，不认为自己可以创造价值，一味只想依靠政府给予的帮助。
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开发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经济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贫困和贫富差距过大都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贫困问题，我国本身扶贫工作量大，依据国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发展，我国的贫困标准也在调整，贫困标准提高的同时又会新增不少贫困对象，而且近年来返贫压力也在逐渐加大。
其次是丰富农村扶贫开发模式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物质轻思想，绝大多数贫困对象通过政府的帮扶，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政府一旦停止帮扶就恢复原样，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未能彻底脱贫。单靠政府进行扶贫开发显得势单力薄，国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尤其是社会服务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的加入将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最后是注入专业的工作方法和人才队伍的需要。为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国家成立了各级扶贫开发部门，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执行者是国家工作人员，基层的社会服务人员有限且不具备专业素质，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工作培训，从事着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这些都预示着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
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开发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我国扶贫开发的思想也有很多契合之处，都是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决定了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行性。早期的社会工作是在慈善救济活动中表现出萌芽形式，并随着救助活动的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最终发展成为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成为一个职业、一项专业、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助人理念是“助人自助”，帮助贫困人口从物质和精神上全面脱贫，重新建立自身的社会支持系统，恢复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的能力，重新回归和适应社会。
第二，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大优势。社会工作者不仅重视助人自助的理念，在实际工作中还可运用专业的技术和手段。首先，“优势视角理论”、“增权理论”和“参与式理论”等为社会工作应用于扶贫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运用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社区工作的某些原则与技巧，可以深入理解贫困者的困境，正确评估他们的需求，侧重培育、动员和增强贫困者的自助能力，协助他们走出困境，增强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最后，社会工作者对案情的总结、定期回访等过程都极大的提高和巩固了工作的成效。
第三，《社工规划》提出，要通过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到2015年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通过依托社区服务中心或新建等方式培育发展200个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站，到2020年基本实现每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一家社会工作服务站，带动培养5万名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依托国家对农村社会工作的支持，社会工作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介入将打破固有的扶贫开发理念、打破原有的扶贫开发模式，为农村扶贫开发注入一股新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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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贫困文化 滇桂黔民族地区 战略选择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滇桂黔农村地区，贫困问题仍如久治不愈的顽症困扰着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大多倾向于从人口、资源、能源、土地、历史条件等方面去寻找贫困的根源，因而在实施扶贫措施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对农村进行“输血”或“造血”式扶贫。其结果是在“输血”的同时，造就了一批“懒汉村”，“等、靠、要”的思想越来越严重。
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笔者根据自身长期的观察与调查思考，发现造成这些地区持续贫困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长期固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贫困文化”，决定性的因素是价值观的贫困。因此，实施文化扶贫才是扶助农村贫困群体，帮助他们走出贫困的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选择。本文将就此课题作以下粗浅探讨。
一、贫困文化在滇桂黔民族地区的表现
“贫困文化”是指贫困群体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制度显失公正及自身条件差等原因， 为了自我维护、适应贫困生活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特定的文化体系。用“贫困文化”来诠释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状况， 能够恰当地说明贫困长期存在的深刻根源。在滇桂黔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的山区， 那里生态环境恶劣， 地势崎岖， 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 居住比较分散， 地理位置上的隔断加上小农习性、民族习性、血缘性、地缘性使他们远离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 虽然人们勤劳、纯朴， 但他们长期的拼搏依然无法改变现状， 这就容易形成一种随遇而安、惟命是从、与世无争的贫困文化，其在民族地区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思想观念上贫困文化表现为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主要体现在
1.1因循保守、听天由命的人生观
由于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饱受贫困的折磨，许多村民形成了很强的宿命感，他们已经习惯于过贫困的生活，面对贫困，他们奉行一种无为哲学，听天由命，无可奈何的忍受贫穷。这种听天由命的人生观，缺少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严重束缚了这些贫困农村的经济发展。
1.2滞后的教育观
由于贫困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地区的人们普遍不重视教育，认为“读书没用”，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半文盲较多。一方面，基础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导致学生学习成绩差，入学率低。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学生到小学毕业已初步具备了劳动能力，基于劳动力的需要，过早的离开了学校。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会使脱贫致富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1.3厚死薄生、非理性的消费观
主要指在进行具体的消费选择时，贫困群体依据的是感性原则，以直观感觉、情感、主观偏好等作为消费的标准与原则。表现在红白事的大操大办以及盲目购置生活用品、生产用具方面。在贫困的滇桂黔农村，人民的日常生活非常节俭，而在结婚、送丧的事上，他们的消费却又表现出惊人的一反常态的铺张浪费。人们往往为婚嫁耗尽他们一生累积的钱财，甚至债台高筑，在婚后几年、十几年的劳作都是为了偿还“结婚钱”。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破坏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致使农村发展资金的匮乏，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4陈旧落后的婚育观
这主要表现在婚嫁和生育两个方面。“一方面，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封建残余思想大量存在且根深蒂固。由于那里的农业生产多是粗放型经营，需要大量的强壮男劳动力，再加上其它现实的原因，很多农民为了生个儿子甘愿冒倾家荡产的危险，想尽一切办法超生，结果是陷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在的障碍。
1.5不经济的时间观
在这些贫困农村，人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因而时间观念差，生活节奏慢。而是将大量时间浪费到对来年耕作的等待中，这种甘于贫困的态度磨灭了他们对未来的追求，使农村劳动力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严重的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此外还有知足长乐的生活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这些观念都严重影响着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们的行为。
2.在心理状态上贫困文化表现为心理消极
贫困文化在心理上的表现为安于现状、自给自足、知足常乐、畏惧风险、满足于现状的安贫心理； 有人管更好，没人管也死不了的“等、靠、要”心理；信仰缺乏、精神委靡、盲目拜仙求神的迷信心理；面子要紧的传统文化心理等影响着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们的心态。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已习惯于接受政府的援助和社会的救济，并视其理所当然，逐渐形成一种靠救济和援助度日的依赖心理，于是他们坐等救济，坐吃救济，吃光用光救济再要救济，“有自由，无主张，抱着膀子晒太阳，坐等上面救济粮”，正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因此对一些长期接受救济的农民来说，“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也便不足为奇了。
二、贫困文化对滇桂黔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
贫困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使个人的贫困长期维系，而且阻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1.影响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实现，阻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帮助贫困农村的人口脱贫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同时也是一项事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任务。早在十六大报告就指出，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指标不仅包括经济指标，还包括政治民主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指标，整体来讲，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文化性贫困相对于结构性贫困的治理难度更大，势必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2.影响社会安定团结
文化性贫困扭曲了一些农民的心理，削弱了他们昔日在困难中吃苦耐劳的生存意志和竞争意识，许多人为此走上了犯罪道路，构成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此外，陷入长期贫困的农民对于科学的认同和接受有限，迷信思想严重，容易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引诱，成为一些扰乱社会的马前小卒。
3.导致农村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影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滇桂黔黔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山区，石漠化现象十分严重，生活在环境如此恶劣地区的贫困农民，在贫困文化制约下，在行为上表现出只顾眼前利益， 忽略长远发展， 不能正确处理自身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对于生态系统本来就相当脆弱的自然环境的利用和开发在缺乏科学技术的指导下，大都采用粗放式经营模式，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而且，他们的生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又通过代际传递而在其子孙一代重复上演，人际关系严重恶化，可持续发展的链条被人为地阻隔，陷入灾害、贫困、更大灾害、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
4.阻碍农村教育的发展
首先，表现在贫困文化使农村教育缺乏必需的文化动力。这主要表现在，贫困文化不能形成农村教育发展所要求的人文环境，消极的思想和观念因素时时处处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贫困经济环境支持了贫困文化的独立存在，而不能与现代文化产生直接的撞击和交流，使得农村教育缺乏文化刺激和影响的推力。其次，表现在对农村教育评价的功利化价值取向上。由于贫困农村低下的生产力和低文化的劳动力互为条件，一方面农民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更多或更直接依靠的是体力和经验，很少需要科学技术；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低下，小规模的简单再生产无法升级换代，因而导致人们常用非常狭隘实用的态度对待文化和教育，认为供子女念书识字不合算，教育被许多农民当作无用之物。
三、文化扶贫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文化扶贫即是从文化和精神层面上给予贫困地区以帮助，从而提高当地人民素质，尽快摆脱贫困。传统的扶贫主要是从经济物质上进行辅助，而贫困地区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仅要扶物质，也要扶精神、扶智力、扶文化。
事实上，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贫困和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是影响当前滇桂黔农村发展、脱贫致富的主要障碍。这种贫困文化一旦形成，便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因受其熏陶而缺少向上流动的动力，进而接受很少的教育，就业竞争力薄弱，只能从事低收入的职业，最后变得更加贫困。人类社会即将进人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下，贫困地区的智力水平的提升与文化素质的提高显得更加重要，文化扶贫战略迫在眉睫。
四、消解农村贫困文化、实现文化富民的途径
贫困文化的价值观念直接制约着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要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从贫困的主体——“人”的角度入手，走文化扶贫之路。为此，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坚持文化扶贫的持续性
文化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对贫困文化的改造和创新，因此，要克服文化扶贫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一阵风”做法。把文化扶贫当作改造贫困文化的活动，建设性的扶贫。“三下乡”活动应该保持经常性、长期性；要加强对乡村文化队伍、科技队伍的支援和培训；做到村村通公路，广播电视通住户，有条件的地区最好能村镇通互联网，及时把外界的信息传送给农民。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及时“走出去”，开阔视野，创造经济效益；把科技人员“请进来”，在田间地头手把手交给农民新的技能和知识，教会农民怎样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2.把转变农民的价值观念作为根本
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作风，本着“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的理念，把文化扶贫作为一种精神改造和建设的工程。培育农民文化自觉的意识，转变思想观念。要用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充实他们的生活；借助图书、大众传媒等文化载体，对贫困人群进行思想教育，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针对他们的“自我藩篱”，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确立他们的文化主体地位，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使他们在健康文明的氛围中转变生活价值形态。
3.重视“三农”问题，切断贫困文化的传承渠道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为贫困文化的产生与蔓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只有打破这种结构上的藩篱，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贫困文化滋生的土壤。只有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才会更加切实有效。农民只有在思想上增强了“抗贫抗弱”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摈弃贫困文化，接受外界输入的新文化。
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滇桂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如风土人情、祭祖拜天仪式及宗教节庆活动等，又有口头流传的各种民间文学，如传说、史诗、民间故事、谣言、谚语等。这些民间蕴藏的民族文化瑰宝具有不菲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整理和开发，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利于文化自身的建设，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
5.打造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富民
“文化”与“产业”本属2个概念。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人们逐渐发现文化特有的经济价值，尝试着用经济的手段来看待传统文化的积淀，寻找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交接点。文化富民，就是要把根植于人民群众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掘出来，直接惠及人民群众。对各地的地方性文化，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查与重估，做出能否开发、怎样开发、如何实施等决策，让群众成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参与者，推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进入生产与消费的互动轨道，为增加当地群众收入、改变地区贫困面貌、优化本地产业结构创造有利条件。
总而言之，贫困文化作为社会的产物在现代化的发展中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单纯的物质扶贫不能从根本上医治滇桂黔地区的贫困。 要坚持经济扶贫与文化扶贫相结合的方针。真正实现从过去“输血式”救济、被动扶贫转化为“造血式”、主动的扶贫。实施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选择就是进行文化扶贫，以改变贫困文化模式。形成崭新的、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文化观念、文化模式， 实质性地推动这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反贫困进程。
参考文献
[1]佚名.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全获奖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22.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旅游消费的专门研究较为少见，主要的工作是附带在相关专题或系统研究中进行的。从国外100余年的旅游研究史来看，尚未找到专门系统研究旅游消费的著作。从近期研究动态来看，也未将注意力摆在旅游消费的系统研究上来。从国内的旅游科学研究情况来看，旅游消费的系统研究已经起步，但从严格意义上来看，相关学科所作的工作更多。
旅游消费的研究，已有工作大致可从两条线索中追溯：一是从消费经济学的角度，二是从旅游科学研究中附带或从其他相邻科学角度所从事的专题研究。
1.从消费经济研究中产生的旅游消费研究成果
从消费经济角度探讨旅游消费问题，在我国是尹世杰教授最先敏锐地感觉其意义，并率先倡导的。还是在80年代初期，尹世杰教授就指导研究生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他也认为董辅＠①较早就具有旅游消费经济思想，主要是旅游资源价值问题和旅游资源开发保护问题的研究。实质上，在80年代就有从基本理论研究入手进行探讨的，如龚晓宽、宋维真的研究，但是总的说来未形成体系，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外，主要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涉及了旅游消费的研究，1994年底，由《消费经济》杂志社首先发起的消费文化的讨论中，就出现了许多观点，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旅游消费的研究，如尹世杰教授认为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周淑莲等则认为与旅游密切相关的茶文化、酒文化、服饰文化等是消费文化在消费品上的表现，风俗、风格、地方特色等是在消费方式上的表现。这些认识，与国内国外旅游文化研究的范畴有十分类似之处，当然，也是各有侧重。值得指出的是，消费文化对旅游文化的较细致的研究也有成果，如梁琦对生态旅游消费的研究；近年来兴起的闲暇消费研究，也有不少涉及了旅游消费问题，如曹茉莉的工作；从旅游消费的分析入手进行部分预测的研究工作也有开端，如池进的工作。
2.从旅游科学进行的旅游消费研究的成果
从旅游科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消费现象，已有较多的成果。主要工作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旅游消费供给与旅游消费需求的研究。旅游消费供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地的规划和区域旅游开发两个方面，可以说近20年来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是最丰富多彩的，仅90年代以来从地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关论文就多达千余篇，论著和教材达30余部。据统计分析，1980～1993年旅游地理论文的63.6％为旅游资源与区域开发内容。旅游供给的研究有过以国内国外两种对象的研究，面向国外旅游市场的研究，如谢彦君的工作；面向国内的研究又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和旅游资源非常优越的旅游地的开发研究，这是主要的；另一类是旅游资源不是很优越的旅游地的开发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希望的新研究领域，如许春晓的系列研究。从旅游科学角度研究旅游消费需求的专题论文较为缺乏，谢彦君作过国际旅游市场对中国旅游消费需求的研究工作，但旅游经济学中的旅游消费研究以及旅游市场研究等领域，就是为了揭示这一类问题的。值得一提的是牛亚菲在这方面的突出的有特色的工作，将旅游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特征研究推向地域空间，将旅游地与旅游市场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动态平衡关系揭示了出来，并以大城市为中心分析了不同地域的旅游供需关系。
②旅游消费力与旅游消费关系的研究。关于旅游消费力的研究，国内一般用人均GNP水平与旅游消费关系来探讨，并已成为一个经典范式。许春晓提出“四力诠释”（资源吸力、城市挤力、收入动力、时间助力）观点，细分了形成机制；旅游消费力的实证研究，往往与其它研究夹在一起进行，常见于其它标题下的论文之中。对于旅游消费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一方面，继续对旅游消费的正面影响给予充分肯定和更加深入的研究，甚至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措施研究，如蔡雄等和陆林的工作；另一方面，对旅游消费的负面影响，旅游开发对旅游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冲击的研究，这一课题近年来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全华等的工作。
③关于旅游消费模式的研究。首先是旅游消费的行为模式研究，率先工作是陈传康教授指导的硕士生研究课题，之后又有许多更深入的研究，如吴必虎等的工作以及曾尊固教授指导的陆林博士的工作；其次是旅游消费组织形式的研究，目前对团队和散客两种形式都有较多的研究。现代旅游业最初的旅游消费都是力图通过团队形式去组织的，进而在90年代以前大多把研究注意力放在团队组织上，有一批成果，如阎纲的工作。自90年代始，旅游消费观念明显的变化，散客市场迅速扩大，研究工作随之出现，如李海瑞和向才德的工作。更有人开始了自助式旅游的研究。
④旅游消费水平和旅游消费效果的研究。旅游消费水平高低的研究，确实是一个少有人深入的研究领域，目前的工作还停留在旅游消费的人均花费分析及其原因探究上，这些工作也较为分散，可见于旅游开发的现状描述和前景分析的研究工作中，如刘德谦的工作；当然，对旅游消费群的扩大速度及其旅游消费总需求的研究，也可在一些对旅游业发展的预测性研究工作中见到，但也不深入。主要工作如苏敬之和石建国的研究。关于旅游产品的精细化以适应提高了的旅游消费水平的研究，有两方面工作比较突出：一方面从旅游地的形象定位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如陈传康等的工作以及李蕾蕾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对旅游产品加工和包装的研究，如马永立和王晓云的工作。关于旅游消费中审美情趣高尚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虽有人涉足，如陈光照的工作，但尚不多见，是一个应加强的研究方向。关于旅游消费效果优化的研究，集中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和战略研究，如谢彦君、沈兵等的工作；对于旅游地开发后各种关系的调查及其协调途径的研究，有部分成果，如李海瑞的工作。
⑤旅游消费结构的研究。旅游消费结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是旅游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有旅游消费的类型划分和层次认定，如陈传康的工作；旅游消费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如李中的工作；也还有旅游消费结构的研究方法的探索，如卫海英的工作。第二是旅游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和发展趋势研究，专门研究较为少见，多夹于旅游市场分析和区域旅游开发的有关文章中，如陈传康的许多区域旅游开发研究就涉及这类工作。
二、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热点
鉴于旅游业迅速发展和旅游消费研究的现状，1997年6月，在尹世杰教授的倡导下，由《消费经济》编辑部和湖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湖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首次旅游消费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30余篇论文（主要论文由《消费经济》陆续发表），到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的代表，湖南省政府及旅游局也派了代表，会议汇集了旅游管理职能部门的主管领导、旅游实业家和经济、哲学、旅游、地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大会的主要论文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反映着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热点。
1.旅游消费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
以尹世杰教授《略论旅游消费》的发言为主线，就旅游消费的作用、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主要问题、如何提高旅游消费质量等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同时引发了旅游消费概念、对象、内容的讨论，如彭明朗教授提出了对旅游消费的初步定义，并划分了旅游消费的几种类型，其余专家也各持己见，因没有这方面的专题论文，未能深入而形成相对一致的看法，肯定了旅游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的说法；翟辅东教授《旅游消费问题浅议》的发言，对旅游消费形成条件、特点、存在问题及引导途径进行了论述，研究生黄芳《浅析旅游消费有关特点》一文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理论问题的讨论特别热烈，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旅游消费作用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很大作用，赞同其具有经济性、闲暇性、异地性、文化性；旅游消费问题有基础设施、环境污染、软环境落后、产品类型少等；旅游消费质量的提高途径要针对问题采取措施，特别强调了服务质量和旅游消费者素质提高两方面的作用。
2.关于旅游消费趋势的讨论
以许春晓《与湖南旅游消费趋势》的发言为引子，对后湖南旅游消费趋势，湖南旅游发展的新机遇及其旅游消费趋势下的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旅游消费趋势问题，引起了观光旅游的命运、旅游消费热点演替问题的深层次探讨；讨论后基本同意旅游消费趋势为旅游消费供给和旅游消费需求开始转型并渐渐趋向平衡，旅游消费力增强且旅游消费关系进一步改善，旅游消费模式将现代化并且旅游消费内涵化将明显，旅游消费水平提高而且旅游消费效果将优化，旅游消费结构将变化，具体是观光旅游形式、自然风光旅游产品消费份额将下降，商务、度假、生态等旅游形式和文化旅游消费份额将上升，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观光旅游还将占大份额，自然风光旅游产品还是主体。梁琦通过对中国国际贸易中旅游业份额的增长趋势的分析，谈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趋势。
3.关于旅游消费和文化消费问题的讨论
以赵学增教授《旅游与文化消费》的发言为主线，认为旅游是文化消费的基础形式之一，旅游管理的核心是文化管理，并就旅游的文化内涵和特征作了深刻论述，认为其有复合性、情景文化、本性复归、路上文化、移植文化五大特征；郑炎博士等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4.关于旅游消费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
以曾坤生《生态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发言为代表，既强调旅游本身的发展，也强调旅游资源的保护，认为生态旅游的发展为中西部发展提供了机遇，区域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莫一心研究员就《发展旅游业，促进持续发展》作了发言，重点就发展旅游业与转变消费方式作了论述，特别指出了旅游消费者素质提高的意义；柳思维教授和刘醒夫研究员也就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谈了湖南的战略；徐飞雄《关于旅游购物品消费的几点思考》就旅游购物品消费的特点、消费水平的意义及其提高途径作了细致的研究。
三、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主攻方向
1.学科基本理论建设
由于旅游消费的专门研究还不是很普遍，不是很成熟，夹于旅游学科中的旅游消费研究又注重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而旅游消费基本理论问题未被提到应有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研究。而今，这一工作就显得紧迫而又艰巨起来。因为旅游消费研究的独立发展，已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了。
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对旅游消费来说还是开头，故而急需解决以下问题：①旅游消费的基本概念问题，包括旅游消费的定义、内涵、外延，旅游消费活动的特点；②旅游消费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由于旅游消费问题的研究具有综合性和边缘性，并且目前的状况是学科相关研究走在前头，自身系统理论研究尚为起步阶段，故而明确旅游研究对象和内容，实质上是明确自身与相邻学科的界线，守住自己的阵地；③旅游消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或相对独立的学科，都应该有十分切合解决自身独特研究内容需要的有特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借鉴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应用筛选，精选出适合者；其二是创新研究方法，根据旅游消费研究的特点，设计出一套新方法。
2.学科应用理论建设
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是围绕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旅游消费要加强研究的呼声，也是在旅游业日益壮大，旅游消费现象日益普及，旅游消费课题日益增多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的；旅游消费研究必须面向实际问题，立足应用研究。当然，作为指导应用研究的应用理论，是一不可缺少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目前急需解决以下几大问题：
①旅游消费的发展规律与预测方法研究。旅游消费的发展变化，其总体风格是与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其变化速率是随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提高而同步的。而总体风格的具体形成机制与结果，变化速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水平，还是很难建立精确的数量模型作中长期的预测。这又是一个意义十分巨大的工作。
②旅游消费对旅游开发影响与供需平衡研究。旅游消费会拉动区域旅游开发，这已是定论，但具体作用机制及过程尚未清楚；现今多数学者主张的旅游开发适度超前理论，也未找到这个“度”，以致旅游界在供需之间难于找到平衡点或适度点。
③旅游消费的引导方法和措施研究。旅游消费的发展在方向上存在着合理与不合理，在速度上存在快与慢，特别是在一些旅游消费习惯不普遍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已到了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水平，但是没有旅游消费的引导就是不能很好地发展。
④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互动关系，旅游消费的水平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长，旅游消费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对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意义尤为重大。深入探讨这种关系十分必要。
3.旅游消费的典型现象研究
①典型现象的调研。任何学科的实证研究都十分注重典型现象的研究，典型现象的调研，为实证研究积累样板，为理论研究提供素材和证据。这种典型旅游消费现象，是全国范围出现的各种富有代表性的各类型事象的研究。
关键词：重庆；农村小额信贷；对策
一、引言
农村小额信贷是在小额信贷的基础上把服务对象界定为城乡低收入阶层的一种金融服务方式，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扶贫方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就创建了小额贷款的模式，以后，世界各国就把小额贷款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我国的小额信贷模式是由杜晓山首次将孟加拉银行模式引入，并在河北易县实验取得成功的。
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主要有由正规金融机构推行的与有非正规金融机构推行的这两种方式。正规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是由民间或半官方运作的。
农村小额信贷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好途径，是解决资金需要，帮助农民增收的优良途径。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在扶贫、解决就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其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重庆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现状分析
有着大城市，大农村之称的重庆，由于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使得农业的投入产出严重不足，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重大挑战。总体来看，重庆农村小额信贷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农村资金需求旺盛，但资金总量不足，配置效率低下
重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突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农业人口逐渐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外出打工的打工，自主经营的自主经营，这些生产经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再者，由于农户自身以及家庭消费的增长，也会使农村资金需求旺盛。但是，我市在农村资金配置结构与配置体制的运行绩效上的表现不佳，使得本应用于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出，新农村建设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
2.农村小额信贷利率的设定欠合理
利息率简称为利率，在金融市场上指的是资金的使用价格。重庆的农村小额信贷利率处于政府管制之下，在正规金融机构受国家支持的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盈利的机会不大，参与度不高，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意做农村小额信贷，造成农村资金的供应不足。有研究指出，重庆现行小额信贷利率较低，且普遍能被农户所接受，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价格取决于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利率的制定理应交给市场，而在利率政策上，却违背这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贷款利率的设定有待合理化。
三、几点对策与建议
1.充分运用自身优势与国家政策，弥补资金缺口
重庆自直辖以来，国家在统筹城乡方面给予了许多政策，政府应该规范行为，切实保障农村资金的安全运行。加强在政府引导下的农村资金配置效率，防止农村资金大量外流；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现象，放低市场的准入标准，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鼓励地方性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及民间金融合法积极的进入市场，优化市场配置；切实保障国家支农和农业贷款资金的到位，资金运用于实处，提高农村资金的整体运行效率。
2.进一步引入市场化因素，促进贷款利率的合理化
农村小额信贷在我国被当成扶贫手段，开展农村小额信贷是为了实现政策性目标，盈利因素所占比例很小，政府对贷款机构控制严重，机构经营效率低。引入市场因素，将贷款机构的发展交给市场，淡化“扶贫”这一概念，结合重庆本地实际，建立合适的信贷机构；实践表明，合理的利率是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重庆小额信贷利率偏低，对金融机构的激励不大，既然机构要发展，就必须使用较高利率，农民自主决定要不要贷款，如何使用贷款，与此同时通过市场的竞争优化来降低利率过高的问题。
3.加强农户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提高农村小额信贷经营管理水平
在加强农村金融建设的各项立法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加大宣传，增强农户信用观念，营造农村良好的信用环境。在现有的评定机制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完善，通过对农户信誉状况、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经营状况等情况做参考来评定等级，提高信用评定的质量。农村小额信贷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培养高素质的管理者、经营者与专业人员，设计相应的人员激励机制，结合外部环境因素，优化组织内部结构，降低运行成本，实行管理创新。同时对于农户的贷款期限的管理也要科学化，既要符合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也要最大限度满足农户需要。
参考文献：
[1]徐 鹏：重庆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2-47.
关键词:文化扶贫;贫困文化;文化富民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对农村进行“输血”或“造血”式扶贫。其结果是在“输血”的同时,造就了一批“懒汉村”,“等、靠、要”的思想越来越严重,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春等救济粮,冬等棉衣裳,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而近几年的“造血”工程,前景也不容乐观。不管是送技术、送信息、帮助农民修路、上项目、办企业,还是与农民结对子,建农机站,这些花费很大心血建立起来的设施与场所往往成了摆设,与扶贫目的相距很远,导致大量的扶贫资金流失,最终迫使“造血”工程“胎死腹中”。
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在国家每年下拨的扶贫资金成倍增长、财政支农资金以每年数百亿的速度递增的同时,还是解决不了某些地区的贫困落后状况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依靠国家的“三农”政策,通过自身的努力,很快就摆脱贫困,而另一些人却整年与贫困相随相伴呢?国家的扶贫政策为什么得不到实际的经济效益呢?笔者根据自身长期的调查,发现造成一些地区持续贫困的原因根本不在物质的支持方面,而根源于农村长期固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贫困文化”。因此,能否消解农村的贫困文化,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1贫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认为,穷人贫困与其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
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发展出的一套“病态”的价值信仰系统,他们不愿意也不期望自身的经济繁荣,不期望走向上层社会……逐渐地,他们有了相悖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生活方式。在他看来,贫困文化首先是一种亚文化,是一种与主流文化不相容而处于边缘状态的特有文化。处于贫困文化中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认识自己的困难。其次,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承的特性。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其结果形成了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贫困文化。一旦形成贫困文化,穷人就会不断招募新成员,并通过耳提面命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教化和引导,将病态的信仰快速传递给未成年人,把他们锁进贫困、绝望而堕落的怪圈,训练他们成为社会的底层人。
在我国,贫困文化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国内的许多学者都将贫困文化看作是传统小农文化的一种表现,具体可归结为: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安贫守旧、求稳求全、知足常乐的生活观,重农轻商、不思变革、重义轻利的财富观,安土重迁、守望田园的乡土观,好逸恶劳、办事拖沓的人生习性,厚死薄生、奢办婚事的消费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消极等待、恪守传统的时间观,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群观,生性多疑、盲目排外的人际观,急功近利、恶意“杀熟”的功利观等,不一而足。由此可知,“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1]所以,贫困文化是一种社会的、习俗的或心理的因素促成的社会积淀,是贫困者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和自我维护。它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形成一种消极的价值取向和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势,并与目光短浅、空虚无聊、听天由命、自暴自弃相联系,是个人、家庭和社会贫困的根源。
贫困文化的产生可以从传统和现代2条线索去挖掘。从传统方面来看,早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我国传统社会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他认为,“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2]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信奉“人怕出名猪怕壮”的生活方式,循规蹈矩地守着自己的“土窝”,对外部的世界、外部的文化有着本能的排斥,正如鲁迅笔下阿Q居住的“土谷祠”一样,有“土”、有“谷”、有“祠”便足矣,有时甚至为了维持目前的生活状态而“饿死不离乡”。其次,封闭的地域性使得“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被尊奉为理想的社会。在这些地方,往往交通不便,公共设施短缺,信息不畅。这些是贫困文化产生的地域性土壤。这种与世隔绝的封闭的地缘关系,自然促成了贫困地区的乡土观念和落后的价值理念。再次,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是形成贫困文化的制度性因素。农民由于社会排斥而实现不了自己的“预期”,因而,“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人们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偷生。”[3]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土地至上、小农本位、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多子多福、知足常乐、听天由命是我国广大农村普遍的价值观。
从现代方面来看,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涤荡着人们的心灵,但在广大农村,由于道路交通、大众传媒等公共设施的不健全,信息的不对称,致使一些农民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农作物;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比较低,他们不善于经营管理现代化的厂矿企业,结果往往使一些扶贫项目在经营中倒闭、破产。这样不仅使国家的扶贫资金流失,更重要的是使贫困地区农民的“预期”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使得他们退守到贫困文化的防御中去。穷人认为,他们的贫困是上天造就的,不管外界怎样给他们“输血”或扶持他们“造血”,都摆脱不了贫困的梦魇。贫困文化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穷人中蔓延,使他们在贫困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因此,要彻底根除农民的贫困问题,就必须从思想上摈弃他们的贫困文化。
2消解农村贫困文化、实现文化富民的途径贫困文化的价值观念直接制约着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
文化贫困是农民贫困的根源。要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从贫困的主体———“人”的角度入手,走文化扶贫之路,即向他们输入新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传授适用的技术,输入各方信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达到文化富民的目的。为此,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2.1坚持文化扶贫的持续性文化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对贫困文化的改造和创新,涉及整个传统文化领域,包括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因此,要克服文化扶贫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一阵风”做法。要把文化扶贫当作改造贫困文化的活动,建设性的扶贫,把文化扶贫当作一种“移风易俗”的文化建设工程。“三下乡”活动应该保持经常性、长期性;要加强对乡村文化队伍、科技队伍的支援和培训;做到村村通公路,广播电视通住户,有条件的地区最好能村镇通互联网,及时把外界的信息传送给农民。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及时“走出去”,开阔视野,创造经济效益;把科技人员“请进来”,在田间地头手把手交给农民新的技能和知识,一方面增加农产品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教会农民怎样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2.2把转变农民的价值观念作为根本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作风,本着“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的理念,把文化扶贫作为一种精神改造和建设的工程。培育农民文化自觉的意识,转变思想观念。要用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充实他们的生活;借助图书、大众传媒等文化载体,对贫困人群进行思想教育,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针对他们的“自我藩篱”,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确立他们的文化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使他们在健康文明的氛围中转变生活价值形态。
2.3重视“三农”问题,切断贫困文化的传承渠道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为贫困文化的产生与蔓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只有打破这种结构上的藩篱,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贫困文化滋生的土壤。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正在致力于建设的现代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现代化。只有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才会更加切实有效。农民只有在思想上增强了“抗贫抗弱”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摈弃贫困文化,接受外界输入的新文化。
2.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如风土人情、祭祖拜天仪式及宗教节庆活动等,又有口头流传的各种民间文学,如传说、史诗、民间故事、谣言、谚语等;既有淳朴生动的各类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等,又有技艺精湛、美轮美奂的工艺美术,如面人、糖人、剪纸、编织、刺绣、彩绘、蜡染等。这些民间蕴藏的民族文化瑰宝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欣赏性、艺术性和娱乐性,更在于它们融合了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承载着原生态、环境及文化的历史印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整理和开发,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利于文化自身的建设,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
2.5打造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富民“文化”与“产业”本属2个概念。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人们逐渐发现文化特有的经济价值,尝试着用经济的手段来看待传统文化的积淀,寻找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交接点,于是文化消费、文化贸易、文化企业、文化产业等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文化富民,就是要把根植于人民群众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掘出来,直接惠及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体。对各地的地方性文化,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查与重估。通过科学价值评估,做出能否开发、怎样开发、如何实施等决策,让群众成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参与者,推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进入生产与消费的互动轨道,为增加当地群众收入、改变地区贫困面貌、优化本地产业结构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佚名.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全获奖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22.
摘要……………………………………………………………………………………Ⅰ
英文摘要………………………………………………………………………………Ⅱ
1“数字农业”的内涵…………………………………………………………1
2国外“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发展与应用……………………………………………1
2.1美国………………………………………………………………………………………1
2.2英国………………………………………………………………………………………2
2.3德国………………………………………………………………………………………2
3我国发展“数字农业”的紧迫性…………………………………………………2
4“数字农业”的发展趋势………………………………………………………………3
4.1农业生产全流程智能化将逐步成为现…………………………………………………3
4.2农产品流通电商化发展将更加迅猛……………………………………………………3
4.3农业多元化公共服务将更加完善………………………………………………………4
5 “数字农业”的实践策略……………………………………………………………4
5.1实现农业农村业务数字化和可视化……………………………………………………4
5.2推动数字农业技术创新…………………………………………………………………5
5.3提高农业农村经营管理数字化水平…………………………………………………5
结语…………………………………………………………………………………………6
致谢………………………………………………………………………………………7
参考文献……………………………………………………………………………………8
摘 要
数字农业是将信息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全过程进行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的现代农业。数字农业使信息技术与农业各个环节实现有效融合，对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国外“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发展与应用,结合我国发展数字农业的紧迫性与当前数字农业的发展趋势,对我国“数字农业”的发展提出了几条实践策略。
关键词：数字农业；农业信息化；发展策略
Abstract
Content:Digital agriculture is a kind of modern agriculture that takes information 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lements, use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xpress agricultural objects, environment and the whole process visually, digital design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gital agriculture make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ll aspects of agriculture achieve effective integr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digital agricul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ombined with the urgency of developing digital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agriculture, several practical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griculture" in China.
Key words:Digital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浅析“数字农业”发展趋势与策略
1“数字农业”的内涵
“数字农业”是农业数字经济的重要实践。当前，学术界和工业界尚未能够对数字农业形成统一的定义。通用名称包括信息农业，精确农业，“ Internet + 农业”等等。本文中提到的数字农业基于农业信息化，在农业链的所有环节中都强调了下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代表了农业产业的新视野。现代农业与信息化的紧密结合使可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不断的提高现代农业产业的数字化水平，支持农村战略的实施。
2国外“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发展与应用
2.1美国
美国完善的农业产业基础和数字技术体系促进农业发展。美国数字农业发展建立在农业生产高度专业化、规模化、企业化的基础上，已经建成了完善的现代农业技术应用与管理系统。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已开始应用数字农业技术，包括应用遥感技术对作物生长过程进行检测和预报、在大型农机上安装GPS设备、应用GIS处理和分析农业数据等，对大田作物进行生产前、中、后期的全面监测与管理。在21世纪初已经实现“3S”技术、智能机械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大农场中的综合应用，智能机械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如JohnDeere公司的“绿色之星”精准农业系统，基于物联网技术与“3S”技术搭建的新型精准农业管理系统，用以进行精细农作、农机管理、农艺管理和计划管理，可绘制农场产量的“数字地图”，在机械化生产大农场中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65％以上。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助推下，美国数字农业技术已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形成紧密衔接，应用范畴覆盖从作物生长的微观监测到宏观农业经济分析。此外，美国也已形成完善的技术服务组织网络，美国服务类企业与公益机构可为经营主体提供较为完善的技术服务，例如美国农业技术服务组织（FSA）为农民提供丰富的信息。
2.2英国
英国信息化技术应用助推精准农业。信息化技术推动英国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方向发展。英国农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备，互联网、4G信号已实现基本覆盖。在此基础上，精准农业技术得以实现在农业的全方位应用，如借助遥感技术进行作物生产监测与产量预报、农业资源调查、农业生态环境评价和灾害监测等；英国Massey Ferguson公司研发的“农田之星”信息管理系统，借助传感识别技术和GPS技术能够更为精准地进行种植和养殖作业、数据记录分析和制定解决方案；智能机械已基本装备卫星定位系统、电脑控制和软件应用系统，能够根据不同位置、不同质量的地块情形实现自动化、精准化、变量化作业，同时可以采集作物信息用以制作电子地图和调整生产策略。2013年英国启动《农业技术战略》，提出了应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和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精准农业，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如借助GateKeeper专家系统提供辅助决策和农场管理、LELY挤奶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在养殖场中的应用、自动感知技术在施肥施药机械上的应用、二维码技术在农产品产销环节的广泛应用等。
2.3德国
德国关键技术与设备的积极研发与推广。在欧盟农业共同政策对数字农业的支持下，德国积极发展高水平数字农业，在农业生产高度机械化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计算机支持和辅助决策系统，提供数字农业综合解决方案。德国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支持数字农业核心技术与智能设备研发，并由大型企业牵头，如德国拜耳公司投资2 亿欧元支持数字农业布局，已在60多个国家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并旗下Xarvio品牌推广数字农业，通过XarvioScouring识别系统高效识别和分析作物生长和病虫害信息，帮助农民优化田块单独管理和农田统筹优化。拥有百年历史的德国农业机械制造商CLAAS集团结合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传感器技术，实现收割过程的全面自动化。
3我国发展“数字农业”的紧迫性
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我国大部分农产品仍然是一个“大年”，怎样解决需求下降、部分市场关闭、物流受阻等难题，把农货顺利卖出去，让农民实现丰产又丰收？加速数字农业发展是不二法门。
农业长期保持着传统形态，技术进步一直较慢，特别是进入信息化时代后，农业技术滞后带来的产业发展差距愈发显著。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领域引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智能化、数字化重塑，生产率大幅度提高。2019 年，我国服务业、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37.8%、19.5%，但农业只有 8.2%，数字化改造的空间很大，需尽快赶上信息社会的发展步伐。
农业数字化转型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目前农业难题的一剂良方，瞄准这个主攻方向，无疑将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给予农民更多获得感。对广大农民来讲，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最头疼，常常遭遇“多收了三五斗”的尴尬。可以说，农业数字化水平滞后，农产品质量不稳定、难以标准化、产销信息不对称等是导致农产品销售难的主因。显然，加快技术与传统农业的融合，打造数字农业，对产业链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改造，使得传统农业脱胎换骨，插上科技的翅膀腾飞，已成为农业发展新趋势。
4“数字农业”的发展趋势
4.1农业生产全流程智能化将逐步成为现实
物联网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设施和设备领域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现代农业生产设施和设备的数字和智能水平，实现了整个农业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控制，实现了农业智能化生产和管理。它可以解决由托管服务流程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在种植业中，重点是如何精确控制生产环节，例如育苗，播种，施肥，灌溉和病虫害防治。当前，荷兰，日本，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正在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来促进数字化，精确化和智能化作物种植的发展。
4.2农产品流通电商化发展将更加迅猛
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基础。例如，美国著名的新鲜食品电子商务公司LocalHarvest是一个平台，该平台整合了有机农业的上下游，并连接了中小型农场和消费者。LocalHarvest平台基于从相关农场收集的基本信息来支持地图搜索系统，使消费者能够搜索本地社区周围的农场并购买难以保存的新鲜农产品，例如蔬菜和禽蛋。农产品在快速物流系统下，可以快速送到消费者家中，从而大大提高农产品物流的效率和质量。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全国各地与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投入大量资源，重构产业链，培植人才，发力促进农产品上行。以河北省为例，近年来积极引入农业电商龙头企业，与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开展合作，持续在直播助农、农产品品牌孵化、新农商人才培养等领域，合力打造河北数字农业“新基建”。可以看到，利用大数据和分布式人工智能技术匹配优化资源，将需求传导给供给端，有效缓解了供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产销脱节。在互联网科技力量的加持下，传统农业的“痛点”也得到有效解决，进一步打开了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通路。
随着电商农产品销量的快速增长，广大农民亦受益匪浅，农业生产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以需求引导生产、订单式农业逐渐成为主流，精准种植、数字营销提升了农民收入水平，促进更多农民融入数字农业的场景里。以往很多滞销农产品位于贫困地区，数字农业重塑产业链，帮助贫困户掌握技术、融入市场，实现了造血扶贫。实践证明，此种创新扶贫模式具有很强的活力。比如，拼多多的“农地云拼”模式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肯定，荣获了今年的“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截至 2019 年底，拼多多平台直连的农业生产者超过 1200 万人，累计带贫人数超百万。
4.3农业多元化公共服务将更加完善
通过将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顶尖技术运用在农业公共服务，农业服务也更加便利和灵活。这也是数字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一些国家为了促进数字农业的发展，在农业信息化和农业公共服务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5 “数字农业”的实践策略
5.1实现农业农村业务数字化和可视化
加快建立涵盖农业资源，农村产业，生产管理，产品质量，农业机械设备和农村治理的数据库。利用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和遥感技术整合空间数据，获取耕地资源，渔业水资源，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化农业园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特色鲜明的农业村庄，生产经营实体，村庄分布等数据。地图存储在数据库中，使农业和农村资源数据立体化。通过集成的农业调度系统，现场定点监控系统，集成的遥感信息，无人机观测和地面传感器网络，可以建立农作物的空间分布。通过农作物的空间分布，重大自然灾害和其他动态空间图，形成了一个一体化的全域地理信息图，为农业生产和管理的科学指导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5.2推动数字农业技术创新
创新，始终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要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数字农业”助力。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数据成为新农资，随着农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惠及三农必将更加给力，而农业信息技术已然成为数字农业发展的关键支持。未来依靠农业科学院和大学等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来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企业作为创新主题的作用，促进数字农业领域的“产学研”合作，并着重于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为了提高对关键技术的了解和研发，精确操作和智能决策的数字化管理，智能设备的变量修改和应用，农产品的灵活处理，区块链等技术，3S 加速，智能识别，模型仿真，智能控制和其他软件和硬件产品数字农业的综合应用，了解数字农业技术标准和规范体系的建立，数字农业技术创新以及应用服务系统的持续改进。
5.3 提高农业农村经营管理数字化水平
当前，就中国电子政务项目的发展而言，农业部门中的电子政务服务水平不能完全满足领导决策应用程序和公共商务应用程序的功能要求。农业信息服务的总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信息服务具有巨大的发展和利用空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农业信息服务领域的应用，并通过建立灵活，便捷，高效，透明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系，为农民提供更多便捷和信息服务。在信息公开，政府公共关系，信息服务，办公室工作等方面，充分利用农民信箱和便携式农业和农村地区的服务功能，提高了园艺，畜牧，水产品，田间管理和智能化管理水平。着眼于整个农业产业链的要求，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研究和推广适用于不同地形和环境的农业机械，并进一步促进农业“机器换人”。
结 语
数字农业的发展实现了对农业生产的自动，精确控制，智能和科学管理，提高了农业的可控性，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减少了环境污染，使农业向精准，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此外，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有效克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利因素，可以简化交易联系，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成本，消除农民对库存余额的担忧，并缩短生产周期。努力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商机。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内容的选择空间也越来越广，这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的科学文化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致 谢
在这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障碍，但都在老师、领导、同事、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下顺利解决了。尤其要强烈感谢周波老师在千里之外给我们线上授课进行指导和帮助，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答疑问、传授知识，让我非常感动，在此向帮助和指导过我的各位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要感谢这篇论文所涉及到的各位学者，本文引用了数位学者的研究文献，如果没有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帮助和启发，我将很难完成本篇论文的写作。
同时也要感谢我的领导、同事、同学和朋友，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予我很多素材，还在论文的撰写和排版过程中提供给我很大的帮助。由于我的学术水平有限，所写论文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老师和学友不吝批评与指教。
参考文献
[1] 周清波 , 吴文斌 , 宋茜 . 数字农业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 [J].中国农业信息 ,2019,30(01), 第 5-13 页 .
[2] 施威 , 曹成铭 .“互联网 + 农业产业链”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 [J].理论探讨 ,2019(06), 第 110-11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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