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2 17:29:3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国近现代史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课堂教学 学生发展 教学评价
历史教学评价是历史学科与教学评价相结合而出现的一个新领域，高中历史教学评价是基础教育历史教学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的新形势下，研究目前高中历史教学评价的弊端及其策略，对我们指导新课程下的高中历史教学及其教学评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行高中历史教学评价存在的问题
1．评价“主体”错位，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和个体差异性
为了实现其甄别和选拔功能，现行的高中历史教学评价在试题内容、试题的设置和结构认定上，主要是由教师、学校、政府等权威来负责，明显呈现出“他评”特征。在评价过程中，学生是被评价者，是教学评价的客体，学生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得不到应有尊重，主体性作用得不到很好发挥。由于在评价中缺乏学生的自主、积极地参与，教师发现的问题往往不全面、不准确和不透彻，从而使评价的激励、改进、调节的功能得不到很好发挥。
2．过于注重对学生认知的评价，忽视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
现行高中历史教学评价和高考历史试题命题的依据是历史《教学大纲》和每年的《考试说明》，实际上是指标评价体系。它根据基础知识目标、能力培养目标和思想教育目标三个部分把每节的内容建立相应的目标，然后分解出二级目标、三级目标。这种注重对学生知识的考查的评价体系的弊端和危害主要有：
1）学术性浓厚加重学生理解力。指标评价体系除了关注一般的史实，还要学生认同许多带有专家个人感彩的史论。在历史高考试题中，往往有命题专家的个人观点揉合在试题内容之中，学术性太浓，加重学生理解力。
2）知识性太重影响了学生全面发展。高中生除了掌握五本历史教科书上的知识外，还要掌握补充的历史史实中关于原因、影响、性质、实质的分析，掌握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对比、归纳等关系的内容，还要经过超过正常作业量的历史高考模拟试题、全真试题的训练。学生学到的仅仅是“历史知识”，而对跨学科、超越学科的知识却知之甚少，这种评价体系严重脱离学生的日常社会生活、社会实践活动，脱离学生的经验和立场，较少的关注学生的技能和技巧的形成，轻视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学习方法、情感态度、合作精神、价值观等方面缺乏应有的重视。
3）主干知识不突出日益弱化历史教育的功效。中国近现代史在高中历史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近现代史应该是以生产力为标准，应突出介绍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但这条线索却始终若隐若现于现行的历史指标评价体系和教材中。的确现行中国近现代史也较好的发挥了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功能，但是，主干知识不突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教育功能的全面发挥。
3．盲目追求历史教学评价的量化性和客观性，忽视质的评价
目前，历史高考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是评价教学质量的主要指标，因而标准的智力测验和学科考试就成为教学评价的主要方式。这种评价方式在很长时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评价方式容易导致强调标准化统一，学生发展没有个性；盲目追求“量化和分数”，制约高中历史教学改革的发展；分数至上加剧高考竞争的地区不公平性等弊端。
二、高中历史教学评价的策略
1．高中历史教学评价应该采用多元的评价方法
考试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起点的标志。传统高中历史教学评价的种种弊端，已经失去了学生最宝贵的品质―探究和创新，而这恰恰是培养学生素质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质性评价方式强调多种评价方法的整合，是为了更真实的反映教育现象，从本质上不排斥量化的评价方式，它是对量化的反思和革新。在质性评价的内涵上应该包括量化，通过整合，使评价更加完整、科学，以更符合历史课程改革的目的。目前，评价方法的单一性己经不适应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的要求，因此，新课程下的高中历史教学评价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质性评价方法。
2．重视师生双方实际参与
在高中历史教学评价过程中，有关高中生能力、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评价，是用简单的量化评价无法完成的，也是纸笔测验没有的。这种更多的以学生运用历史知识的表现、运用历史知识的过程和方法、运用历史知识所体现出来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为基础的表现评定，它广泛体现于个案分析、教师观察记录和日常评价、历史小论文、答辩和辩论、历史制作和历史调查、档案袋评定之中，它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求历史教师把课程、教学、评定三者融为一体并融入到日常教学生活中去，并和学生一道参与教学评价。也许表现评定与目前多数历史教师所做的评价相比，表现评定会要求更多的书面作业、历史小论文、录像、录音、曲线图、图表、图解及地图等，而且这些表现评定应该取得我们事先所想到的效果，但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我们可以从下面获得一些全新的启示。
1）我们不必每天都要评价每个学生，而只须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评定几个学生就行。
2）我们不必在星期五把所有的同学的历史作业全部收齐而只须每次只收一部分作业(事先不要通知)或者是抽查。
3）历史成绩单可以不必在一天之内而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发出。
4）让学生更多地进行自我评定、同伴评定、小组评定与班级评定。
3．教学方法、手段是否符合新的教学理念要求
新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学方法、手段的多变。但是它们还必须以学生的学习有效性为评价的依据。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必要的前提。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是符合课程教学理念的。往往问题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教学的质量所以课堂上的问题应当是有层次的，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的。这一教学方式，能使学生通过合作学习，小组成员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对不同智力水平、认知结构、思维方式、认知风格的学生实现“互补”，达到共同提高同时加强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师生之间的交流，并把两者有机地贯穿起来，使信息交流呈纵横交错的立体结构。
参考文献：
[1]张佳兵. 对新课程标准实施后高中历史教学评价的研究[J]. 考试周刊， 2008，(03) .
一、史料的收集
史料一般分为三种：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史料的存在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用网页和视频也成为收集史料的重要途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作用，只有收集了大量史料，才不致写出空洞无物的文章。
首先，收集史料要做到详细具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保存历史意识的提高，当代资料的收集工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比如可以通过广泛阅读及时积累史料，充分利用当前历史学的各种网络资源平台，不断丰富历史知识，及时补充历史史料。
其次，收集资料要有发现意识。对于眼前的史料，有人视而不见或者见而不识，那么蕴含其中的史料价值就无从发现。只有当史料中的历史信息、历史价值被充分发现，外显的遗迹才能内化为史料证据。
最后，史料的收集要具有客观性。研究者在收集史料时要秉持客观性原则，广泛收集资料，不能对不符合自己偏爱的资料不予采纳，更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去裁剪历史资料，无视历史史料的全面性和论文写作的客观性。
二、史料的选择与运用
对于历史论文的写作而言，史料的选择与运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史料的搜集和选择上要注重史料的典型性和可信度，并将史料与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历史观点相结合。
首先，史料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历史的遗迹不计其数，面对浩瀚庞杂的历史史料，要善于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史料进行比较与筛选，选择最具典型性的史料去说明历史问题，围绕问题有的放矢地选取富有典型性的史料，增加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说服力，使过去的历史呈现时具有完整性与鲜活性。
其次，史料的选择要具有可信度。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工作完成之后，辨别史料的真伪就成为论文写作的一大问题。史料的真伪直接决定着历史论文的可信度，所以要选择可信度高的史料作为论文写作的材料加以运用。著名历史学者戴逸曾说：“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的收集、整理、排比、考证为基础。”
最后，要注意将史料的运用与作者的历史观点相结合。论文的写作不是历史史料的简单堆积，而是史料与观点结合的成果。对于历史论文的写作而言，历史史料纵然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没有作者历史观点的解读，那么整篇文章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唯有在深刻分析、研读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现历史、认识历史、反省历史。
三、史料的解释
历史是一门具有解释性的学科，历史论文的写作同样离不开解释。有时历史解读还必须借助合理的理论假设，这就决定了历史解释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主观色彩。所以，对史料的解释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在历史史料的叙述和解释过程中，研究者要做到努力排除自己内在的偏好和偏见，在历史知识的呈现上努力做到全面、客观，同时也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某些条件束缚，不让其受到自身价值准则的影响，确保尽可能接近地反映历史事实。
其次，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还要确立正确的历史方向感。史料的收集与运用固然重要，但是历史研究者也要意识到史料的作用在于提供一个台阶，以达到认识历史的目的。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在于认识历史事实，还要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不断跨越，超越当前社会以及当前历史所具有的局限性，将眼光投射到将来，因为历史学家只有在将来才能找到历史判断的最后标准。
最后，要注意将历史史料与史学理论相结合。日益丰富的历史史料的发现需要科学的理论加以指导和分析，从史料本身出发，推导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同时，新的历史史料的发现也促进了史学理论的创新，在史料分析与运用的过程中拓展出新的历史问题与历史领域，可以说历史史料的扩充与历史认识的深化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总之，史料在历史论文写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史料的存在增加了还原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但是，想要增加历史事实的说服力，就必须增强史料的科学性及可信度，将史料的选择、运用与科学的理论与分析相结合，使史料不断得到发掘和充实，也使历史认识得到不断深化。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戴逸，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N]，人民日报，1987
【参考文献】
[1]齐世荣.史料五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王学典.史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关键词：史论结合；教学实践；应用；材料论证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04-0041
一、史论结合的重要性
首先，看近6年全国卷第41题回顾：
2011年（课标卷）试题内容：欧洲崛起的方式。试题设问：“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2012年（课标卷）试题内容：中国近代化的动力。试题设问：“评析冲击――反应模式”。
2013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东汉、唐代地方行政区划方式的比较。试题设问：“在两幅图片中提取两项有关汉唐间历史变迁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太和殿与英国王宫、首相官邸建筑风格之间的比较。试题设问：“提取图片材料中的信息，从建筑和政治关系的角度进行中英比较”
2014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关于内容的教材目录，试题设问：“对该目录提出一条修改意见，并说明修改理由”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关于世界近代史相关内容的两幅教材目录。试题设问：“指出其中一处不同，并分析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
2015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科技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公式，试题设问：运用世界近现代史的史实，对上述公式进行探讨。”
（课标Ⅱ卷） 试题内容：1950-2008年，我国部分节假日状况，指出其中我国节假日的一种变化趋势并说明形成的历史原因。
2016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启蒙思想及实践。试题设问：围绕“制度构想与实践”自行拟定论题并阐述。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试题设问：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史实加以论述。
从近6年的全国卷的41题中，我们发现对学科素养中史论结合的能力考查更加突出了史论结合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这种突出史论结合题型的小论文的能力呢？成为高中教学实践中的难题？
二、从高考真题实践演练探寻方法指导
例：（2011年湖南卷，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这一进程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近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w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1. 了解试题类型，明确观点，有的放矢
选择一种观点或两种观点表态。如赞成第一种观点或赞成第二种观点。或两种观点各有道理，既有对也有不对的地方。比如2011年41题：我认为，西方的崛起首先归功于自身的创造，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其他文明的成果。故此，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原因的表述不完全正确，论据及说明如下：
2. 联系知识，罗列论据，安排结构。一般来讲，高考试题中的小论文题的材料不会是生僻冷门的，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原因，我们最好从内外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我们熟悉的丰富的史实出发去论证观点，这样降低我们论述的难度。如近代西方通过自身的全方位社会革命而加速了崛起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全球霸权的建立。通过大航海和一系列殖民扩张，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实现了政治文明的现代化。通过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质的飞跃。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实现了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
3. 下笔成文，讲究格式，史论结合
一定要讲究格式。在高考评分中对论文的结构是要计分的，这就要求考生应该在论文中分段，突出结构。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就至少三段，第一段是观点，第二段是外因，第三段是内因，最好还有个总结。如果单列政治、经济、思想原因的话，最好也将它分开写，这样显得有层次结构。
4. 了解评价体系，分层论证，逻辑严密
5. 史论结合的历史小论文的三要素检测
（1）论点（观点）：观点应明确、清楚
（2）论据（证明观点的证据）：证据要准确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实。
（3）论证（用证据证明观点的过程）：
A. 论证过程逻辑要清楚、严密，经得住推敲，做到证据与观点之间的无缝连接。
B. 论证过程应有“历史味”，用学科语言，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切忌大白话和空发议论，或简单的罗列史实。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文化现代性就是指要以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为主导，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保持中国儒学文化所蕴涵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包容性，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把握真、善、美的理性认知方式，直面全球背景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反思现代人的实践行为和思维方式，拯救现代人心中的困惑、彷徨与焦虑，使东西方文化从差异逐渐走向融合，这也正是笔者所要探讨的问题——对文化现代性哲学解读之意义所在。
马克思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本质的体现，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认识和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之所以把先进文化称之为和谐文化，表现在其价值取向是有利于全人类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使人们在心灵自由、身体健康、财富均衡分配等方面获得最大满足，最终实现多民族、多文化相互尊重、和谐并存而共荣。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文化自觉。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只有用一元化指导思想整合和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建设，才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谐文化是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可以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文化现代性的一根“红线”。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曾经有所谓“世纪末的悲哀?笼罩着现代人的心灵，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批判对人性的异化，把探寻人类共同的精神出路作为主旨，建构真、善、美之统一的人类精神境界，实现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正是对人的“单面性”的超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性的主体，就是强调人的尊严与自由，肯定人的主体地位，让人以主体姿态面对整个世界，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创造、享受、内化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公众话语”，来真正得以实现。人就是通过生活世界，自觉选择实践环节来实现人的需要和满足，从而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随着实证科学的泛化与技术统治的深入，人们的追求集中在对物的占有与消费上，“物”成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人越来越被程序化了。因此，人的期望以及某种意识被深深地解构了，人所扮演的角色，在一种“物是人非”的境遇中，人就变得“无能为力”和“力所不及”了。道德沦丧、文化艺术商品化、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功利化等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导致人们表现出对处境的担忧、对前途的彷徨，特别是对丧失未来可能性的顾虑、焦灼。所以，只有上升到文化的层面，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二、探寻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
纵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区别，还要追溯到人类的发展形成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形成主要是源于东西方自然环境及地形地貌的差异所决定的。翻开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的河流基本都是东西走向的，在河边及附近居住的原始人类，不能随动物的迁徙而奔走，一年要面对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为了生存，为了繁衍后代，开创了钻木取火，以及神农氏的谷物等植物的种植技术，从而出现了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生活模式。由此靠感觉和经验来判断的方式，自然就成为了东方人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为此出现了东方古代科学的盛行与发展，奠定了东方文化的感性基础。而西方的地貌大多是南北走向的河流，在一条河流上会同时跨越一年四季的气候与温度。古人类可以在不远离河流的地方进行狩猎，以满足对食物的需求，而且动物的迁徙也不会远离河流，所以，古人类就会随着动物的迁徙而发展成为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如何精准地捕获猎物成了他们思考与创造的契机。因此，严谨的科学观念和理性思维自然就发展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根脉，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渊源。最终决定了西方的理性基础。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不断更新与发展，使得东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在生存问题得以解决之后，东西方的差异也自然在缩小，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也越来越走向融合。
三、从“儒学”来解读文化现代性
谈文化现代性，就要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探寻人类的精神出路，追究人生的动力与意义的来源。而中国的儒学文化的稳定性、延续性以及包合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从中国百年思想史来看
中国百余年的历史与当今的“现代性”观念是不相吻合的。中国试图以迅捷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了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历代仁人志士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我完善的折衷方案遭到否定。在文化启蒙运动中，竭力强调中国的儒学文化不能解决日益具有全球色彩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科技问题，因为儒学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体系中，几乎没有科技的一席之地，而科技正好是侵略与反抗的“工具”，所以人们对儒家的治国方略抱着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因此，中国人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放弃了自己一向赖以立身行世的价值标准，事实上并没有就此获得成功，反而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方式的侵略，这也正是主体价值丧失的结果。
(二)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进程来看
中国儒学文化在20世纪8O年代中期曾一度被批判，中国到底是向传统文化寻根，还是转向西方?因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很快进入现代化国家之行列，就是因为中国儒学文化“有问题”，直到李泽厚的《中国近现代史论》一书的出版，让人们在理性思考中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且也直接影响了2O世纪8O年代中国大陆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来看
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的独立性越强，人与人的依赖性也越强，因此决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他人于不顾。人类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接踵而来的便是精神危机，当我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上的缺失感反倒日益严重。这正是价值理性匮乏的集中表现。所以迫切需要一种文化的支撑，让人们心灵上得到充实，让人们时刻感到自己是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分子，是家庭成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学会尊重生命。
四．从韦伯的“祛魅”来解读文化现代性
按照被称为“欧洲近代文化之子”的韦伯的观点来看，文化现代性就是世界的“祛魅”，是宗教世界观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指出，新教和传统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因为传统的宗教禁锢人的精神，而新教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了世俗的生活，恢复了人的本性。所以，只有打破了人类数千年来习以为常的传统制度和行为，才能够进入到“现代”的境地，而传统主义不允许任何创新的尝试，所以也封杀了进步的可能性。在韦伯看来，人们在思想行动上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利益的计算，他认为只有在西方，尤其是中古时期的欧洲，理念上的因素以“宗教”最具有代表性，它就是一个“底版”，是现代性的根基，并且能够产生实际的力量。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不能只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西方的某种“精神气质以及人的个性化起了关键的作用”。按照韦伯的观点，现在的“道德观”是从宗教信仰中发展出来的，它借助于科学经验，获得了自主规范性，而其中的根本，是西方独具的理性精神。从韦伯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所谓的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分化的历史进程。在世俗和宗教事物被加以分化之后，社会的与文化的事物也逐渐分离开来。韦伯表述为经济、政治、审美、等诸多价值领域的分化。
关键字：研究现状；作者及年代 《汉武帝内传》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君主，他开创汉代民富国强的盛世局面。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多有记载，其中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以汉武帝求仙为题材的小说，这类小说虽具有明显的宣扬道教色彩，但对研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关于汉武帝与道教的小说继研究
以西汉武帝刘彻求仙为题材的小说主要集中在《汉武帝内传》、《海内十洲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汉武故事》四部著作当中。此类小说以汉武帝求仙为依托，核心是宣扬道教主张及思想立场。其中以《汉武帝内传》最著名。
许多学者对此类题材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研究，硕果累累：代表性专著有王国良《汉武洞冥记研究》[1]。另外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2]、李丰楙的《忧与游：六朝隋唐仙道文学》[3]、赵益的《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4]、杨建波的《道教文学史论稿》[5]、詹石窗的《道教文学史》[6]、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7]都有专章专节介绍，从文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方面对汉武帝求仙系列小说进行阐释；研究的论文也层出不穷，有王青的《〈汉武帝内传〉与六朝道经的关系》[8]、《道教传经仪式与〈汉武帝内传〉》[9]，刘湘兰的《论“汉武故事”修辞性叙事的宗教意义》[10]黄景春《汉武帝：从历史人物到小说形象》[11]黄勇的《方士小说向道士小说的嬗变——以小说中的汉武帝形象的演变为例》[12]等，从叙事特点，想象演变的角度对《汉武帝内传》进行研究。
2 《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研究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一书，《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小说家异闻之属，云旧题后汉郭宪撰，今人多持此观点。《海内十洲记》旧题汉东方朔撰，亦无异议。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研究学界持不同看法。
关于《汉武故事》的编纂年代问题说法有多种，主要有：李剑国的西汉末年说；东汉班固说；游国恩认为其成书最晚在建安、正始年间；孙诒让、余嘉锡、徐公持等人的葛洪编纂说；唐张柬之的南朝王俭说。黄景春整理并分析了《汉武故事》的作者及编纂年代，认为 “该书为宫廷传闻杂录性质，最初当完成于西汉武帝到成帝之间，经过汉魏文人的编纂而加入了西王母降临汉宫、东方朔成仙的情节。此书非一人一时所撰，从四库本和鲁迅钩稽本观之，其叙事芜杂，文字简单，不涉佛语，略无玄味，西汉文献原貌保留甚多，最后的编纂期限不应晚于曹魏。”[13]
关于《汉武帝内传》的产生年代及作者主要有：东汉班固说；汉光禄大夫郭宪撰；胡应麟及四库管臣认为作者系六朝文士[14]；唐张柬之的葛洪说，今詹石窗、孙诒让、余嘉锡、徐公持等人亦持此观点；台湾李丰楙认为是东晋后期上清派道士王灵所作；日本学者小南一郎认为作者是上清派道士所作；北宋晁伯宇、南宋张淏都认为是唐代道士所作[15]；李剑国以为当产生于东汉末年。王青在对《汉武帝内传》作者提出质疑，并指出“《汉武帝内传》并非作于一时一地，而是屡有增饰。其原始作者当是周义山之门徒，但此书后来在楼观道内传播，并经过他们的增饰。” [16]此观点较为可信。
3 《汉武帝内传》的其他研究。
在汉武帝与道教小说研究中，对《汉武帝内传》研究层出不穷，除研究作者与年代问题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汉武帝内传》与上清派之关系。
詹石窗先生在《道教文学史﹒〈汉武帝内传〉》一节中，从“守一、存想”方面来论证《汉武帝内传》与上清派的瓜葛，并指出《汉武帝内传》所写西王母、上元夫人及诸侍女在上清派所信奉的神灵中可找到相应的位置。[17]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经过极为详尽细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汉武帝内传》与上清道士之间的密切联系。李丰楙先生进一步从王灵期的才学志向、师承渊源、造构经目及流传情形四个方面来论证《汉武帝内传》乃是王灵期造够上清经时的产物。[18]王青教授则否定了《汉武帝内传》作者是上清道士，他分析了《五岳真形图》、灵飞六甲十二事等所提到的道书经籍与《紫阳真人内传》所记录的道经数目相近，从而断定《内传》作者是利用周义山所传经籍加工而成。
3.2 《汉武帝内传》与七七传承
日本学者小南一郎从《汉武帝内传》的文本结构出发，认为文本由两种文体构成，“第一种文体用来记述这个传说事件的经过等框架；与之相对应，利用第二种文体，仿佛话剧那样构成了作为传说核心的七月七日夜神们和武帝相会的故事。”杨建波教授在小南一郎说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七传承”的问题，认为“七”这个数字具有浓厚的神仙意蕴，特别是与西王母有不解之缘。
3.3 汉武帝及西王母的形象分析
在关于汉武帝的形象塑造上，为了达到宣教目的，该书将汉武帝塑造得十分谦卑，但是汉武帝并非仙才，而是一位庸主。汉武帝既有虔诚的神仙信仰又不能听从仙训，所以导致了他最终不能得道成仙的后果。对西王母的形象刻画上，王青教授在《〈汉武帝内传〉研究》[18]一文中指出“《汉武帝内传》很明显是在《博物志》与《汉武故事》等记载的汉武会西王母故事的框架上加工完成的”。在描写西王母形象、侍女名称、侍女服饰、传授经籍、诗歌互答五个方面更加具体化。在《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的形象一改以前亦人亦兽亦神的形象，变成了绝色佳人，成为传授成仙秘术的使者。刘湘兰教授在《论“汉武故事”修辞性叙事的宗教意义》[19]从叙事角度解读《汉武帝内传》的宗教意义，指出汉武帝是作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出现的，象征着世俗权力，提出了《汉武帝内传》是借帝王身份来强调神仙道教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西王母由神话之神转变为宗教之神，标志着以西王母为核心的神仙体系的形成。其最终目标在于宣扬道教的意识形态，提升其社会地位。
3.4 《汉武帝内传》与道教传经仪式
在《道教传经仪式与〈汉武帝内传〉》一文中[20]，王青教授列举出传授道经仪式的四个步骤，即1、斋戒、择日与立坛。2、密祝、发炉、存思。3、说戒、受经、盟誓。4、复炉、出道场。这四个步骤与文本进行对比，得出了《汉武帝内传》与传经仪式之间具有同源性，即《汉武帝内传》所叙述的求仙过程的每一部分都和相应的传经仪式的某一阶段相关。在汉武帝与道教小说研究中是一大突破。
参考文献
[1] 王国良.汉武洞冥记研究[M].台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2] [18]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M].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李丰楙.忧与游：六朝隋唐仙道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 [15] 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 杨建波.道教文学史论稿[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
[6] [17] 詹石窗.道教文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7] [14]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8] 王青.《汉武帝内传》与六朝道经的关系[J].文学研究：1992，（1）
[9] [16] [20]王青.道教传经仪式与《汉武帝内传》[J].宗教学研究：1999，（3）、（4）
[10] [19] 刘湘兰.论“汉武故事”修辞性叙事的宗教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3）
[11] [13]黄景春.汉武帝：从历史人物到小说形象[J].文学研究：2009，（4）
[12] 黄勇.方士小说向道士小说的嬗变——以小说中的汉武帝形象的演变为例[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15-117
作者简介
官方不重视数学教育，是数学发展停滞、数学知识难以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周朝，数学曾被列为“六艺”之一，规定为贵族子弟在学校学习的必修课程。唐朝武则天时很重视数学，将九章和其他九部算经规定为国子学的必修课，并将数学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宋初曾效仿唐制，后因战乱，时兴时废。但是在唐朝中，数学虽被视为“通儒”的一项，但是“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8]有知识的人不能以数学为专业，这就大大妨碍了这门科学的发展和传播。
三、医学的传播
中国医学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传统科学。2000年前所奠定的理论体系，至今还在医学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历代医学尊为经典的《黄帝内经》，仍然是今天中医的必读教材。
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古代科学领域中，虽然中国医学作为硕果仅存，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但当时“中医不科学”的贬辞也随处可闻，一些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曾声言不信中医，或者不请中医看病。
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医学中，特别是在它的基础理论中，确有不科学或不够科学之处；另一方面，它又能在十分发达的今天，继续发挥很好的作用。能否从传播学的角度，对这种矛盾现象进行新的观察和思考呢？这里只能提纲挈领地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阴阳、五行——在实践中可视为一种传播符号
阴阳本是古人解释自然现象的一对概念，进入中医学以后的阴阳学说，成为用来解释人体腑脏生理以及诊断、治理和处方用药的一种说理工具。春秋时期的医和认为，人致病原因有“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他还说，“阴寒疾，阳热疾”。意思是阴气太盛使人患寒病，阳气太盛使人患热病。这种理论很难用今天的科学原理来说明它，但它本质上是唯物的“气”一元论，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阴阳是一组对立的属性，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依托的，同时还是互相消长的，即所谓的“阴消阳长”、“阳极反阴”、“阴极反阳”，可见，阴阳学说反映了古人对事物矛盾的认识，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至于阴阳学说后来为儒、道家所利用，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宗教迷信服务，则自当别论。
阴阳学说用到医学理论中，虽然也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地方，但它在描述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以及在诊断和用药归类上，起了至今仍然无法否定的作用。人体在生理活动过程中，物质与机能之间，必须经常保持着相对的动态平衡，如果阳气（如热能）与阴质（如体液）在消长过程中不能保持这种平衡，就会产生阴阳的偏盛偏衰，从心理状态向病理状态转化。所谓“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就是这个意思，[9]治疗时则“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热理论是阴阳学说具体运用到医疗实践中时用得最多的理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阴阳，还是寒热，其作用都突出地表现为对病理现象的分类，起到类似标记和符号的作用。虽然这种阴、阳、寒、热，很难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做细致的描述，更难以作量化分析，但它把具有某种相同特征的病理归为一类，如寒症或热症，然后对症治疗，就不能抹杀其科学性。与此相匹配的是，中药虽然多达数千种，但其性能也可以用阴阳加以概括。中医药性分为寒、热、温、凉四类，温热药属阳，寒凉药属阴。所以，虽然阴、阳二词有些玄，似乎不可捉摸；寒、热有时也难以区分，更难以定量，但它们作为一种符号，用以标识同一类病理，或同一类药物，这在医疗实践中是有意义、起作用的、这是2000多年的医学历史充分证明了的。
中国医学还把古人的五行学说搬到医学理论中，五行即古人所认为的人们生活离不开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五行说搬到医学中来以后，金、木、水、火、土分别以肝、肺、肾、心、脾代表之。五行说在医学中的应用，不乏牵强附会和主观臆造的部分，并含有机械循环论的成分，但其积极意义是，它强调人的脏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于医疗实践是有指导意义的。金、木、水、火、土套用到医学中，不过是社会意识形态渗透一切的证明，没有带来多少新的实质性内容。剥去其神秘主义的成分，五行之比五脏，只不过是一套新的术语、新的符号而已。甚至于中医学中的肝、肺、肾、心、脾，也分别是人的某些生理功能的符号，它们与现代解剖学中的肝、肺、肾、心、脾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后来的解剖学证明，某一功能并不是这一种脏器所发出的。因为这个符号标识的是某些生理功能，并不确指某具体的脏器。比如，中医学中的“心”有“主神明”的功能，故有所谓“心者，精神之所舍也”的说法。而解剖学证明，心脏根本无此功能。
（二）药物学的积累式传播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被奉为中药学经典。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中国所使用的药物，绝大多数是植物，其中又以草本植物为多，故中国古代药物学著作，几乎都称“本草”。自汉至清，“本草”传之不绝。中国最早的药物学专书——《神农本草经》，出现于汉代。该书共载药物365种，是由若干医家陆续写成的。梁代陶弘景把新发现的药物又整理出365种加进去，编撰成《本草经集注》。唐、宋时期，朝廷曾组织专人整理修订中药学书籍。唐代苏敬等人编写的《新修本草》是我国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比西方著名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明代李时珍“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纲目》。该书52卷，共载药1892种，绘图1160幅，这一巨著对我国医药学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清代的赵学敏又在《本草纲目》的基础上，补充药物716种，编成《本草纲目拾遗》，共载药2608种。[10]以上情况说明，中国的药物学，是一代一代的后人不断丰富补充前人的著作的结果。它靠知识积累，滚雪球式地传播到今天，堪称源远流长。
（三）借注经立言，严重妨碍医学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也确立了它在中国医学中的经典地位。堪称经典的，还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等权威著作。历代著名医家，借经典立言，著书立说的比比皆是。这种注释经典的风气对医学界影响很大，以至于人们认为，不注经就不是名家。所以，中国医学虽然历史很长，学术争鸣空气却不浓，大多跟着经典走。医学史上的金元各家学术争鸣，对丰富和发展医疗方法颇有成就，但是这样的争鸣并不多见，特别是与经典著作争鸣更无勇气。明清时期，温病（属于急性外感热性病范畴）的研究比较热。一些医家，在总结既往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对温热病的发病原因和诊治等提出了新的见解，对后来研究记性热性病的治疗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不过有的温病学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勇气申明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已经突破前人的论述，反而强调他们的见解，都是符合‘经旨’时，因此在某些论点上，难免出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11]每个医家著书立说，都唯恐别人指责没有经典上的根据，就使得中国医学只能套着前人的步子走。因此，中国医学起步早，发展慢，基本理论体系未有人突破。
本文以中国最古老、最有特色的几门科学天文学、数学、医学为例证，研究了中国古代科学传播的状况及特点、从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个社会中，逆向传播难以存在，其科学就难以发展。
所谓逆向思维，就是传播跟当代社会的主流观点相左的看法与信息；对于科学的某一领域来说，就是传播与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或者权威性观点不同的意见与信息。
在古代的封建专制社会，没有思想自由可言。天人和一、阴阳五行这类官方意识形态，是不可以挑战的，学者总是试图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去印证它们。中国天文学尽管历史悠久，积累的观测资料举世罕见，但始终笼照在神秘主义气氛中，出于对天的敬畏，不能客观地解释天文现象，所以除了为制定历法服务以外，就是把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作“预测”吉凶的根据，天文学差不多成了占星术的附庸，自然也就产生不出出色的天文理论。
即使在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学科，逆向传播也常常困难重重。某一权威著作被奉为经典以后（特别是在得到朝廷的赏识和肯定以后），与之向左的科学观点就很难露头。中国传统文化有的注经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学者不敢偏离主流，另辟新径的表现。当然注经也有其必要的、积极的一面。有的学者有了真知灼见，却因与传统观点不同，也以注经的形式，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怕被指责为离经叛道。因为离经叛道者历来很难得到承认，还可能受到打击和迫害。
清朝有个医生王清任（1768～1831），深感了解脏腑情况对医生的重要。他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他对经典中有关生理和病理的论述大胆提出怀疑，为此曾亲至义家、刑场，观察尸体脏器，还与动物内脏比较，发现古书所绘脏腑图形与实际有不符，遂将42年的观察所得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连同他的医学论述，一同收载于《医林改错》中。王清任在该书中明确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但是他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却遭到冷嘲热讽，他被讥为在死尸堆里靠吃胔肉起家的，对他的《医林改错》很长时间不予承认，幸得当时的西学东渐之风，未闻王清任受到迫害。
图为王清任在观察人体脏腑
毫无疑问，当一个社会中，学者随时心怀被指责为“离经叛道”之忧，就很难有划时代的科学理论提出，更谈不上爆发科学革命。
长期的封建专制秩序何封建正统观点，养成知识分子的保守传统，不肯接受新事物，也增加了科学传播的困难。比如要学习西方数学，除了接受阿拉伯数字和其它一系列数学符号以外，书写形式上采取横写也是不可少的，这种书写方式在利玛窦来中国时已经带来，例如利玛窦、李之藻编撰的《同文算指》，就是用横写的汉文数字来介绍西方笔算的。但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像梅文鼎这样优秀的天文学家、数学家，还坚持使用老符号，并且又改横写为竖写。[12]只是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被摧毁以后，中国才扫除了接受近代科学传播的障碍。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无、科学无国界等有利于科学传播的观点，逐渐深入人心。（连载完）
注释：
[1] 顾炎武《日知录》。
[2]《史记·历书》。
[3]《史记·历书》。
[4]《史记·历书》。
[5]《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38年。
[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7]《颜氏家训》。
[8]《古今数学思想》，第1册290页、301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
[9]《实用中医学》，第27-30页，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校编，1981年。
[10] 同上，第19页。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