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2 10:25:4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报业数字化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纸媒数字化；战略转型；云报纸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3-0047-02
一、引 言
报纸乃至整个纸质媒介会走向消亡吗？自从互联网的兴起、电子书的流行、数字出版的蓬勃发展开始，这就成为了人们日益争论和关注的焦点。从众多的相关论文来看，一部分观点是集中在了信息载体的变迁上，因为纸媒的最基本特征就在于其信息的载体为印刷品，一旦其信息可以能够以更为先进和方便的载体表现出来，纸媒就必将面临时效性降低、销量下降等危机。不过从手机报到微博再到互联网技术下的内容APP化，我们可以发现，长期而言，高质量的新闻内容还是最重要的。而报纸、杂志这样的平面媒体所要做的就是，顺应潮流、做好内容，以不变应万变[1]。
新传播时代，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传统纸媒也必须转型。因此，除了内容和形式的编排之外，纸媒还需要进行创新性的拓展和延伸。在这种大背景下，用于计算机、随后又用于广电发展的“云”概念，也出现在了纸媒中。
随着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出版产物如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数字音乐、网络动漫等逐渐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消费理念，传统纸媒面临着重大冲击。在数字出版被认定为21世纪媒体发展的新趋势之际，报业纷纷面临数字化转型考验。
大势所趋之下，数字化报纸网站大行其道，但其实对于数字化转型的目的、盈利模式、前景预测等各个方面大多准备不足，大多数报社属于被动转型，没有将数字化同报业的核心利益相挂钩，甚至存在盲目跟风现象。国内大部分报业的转型雷声大，雨点小，投入多，收益少。只是将报纸数字化的网站，想在海量信息的互联网中占有一席之地、分一份蛋糕，比在传统报业中竞争还要难得多[2]。
总体来说，国内报纸的网站建设除了强大的宣传功能外，盈利模式依然不够明确和完善，仅仅是报纸的同步数字化远远不足以在信息繁杂的虚拟世界中生存。当然，数字化转型为报业所提供的巨大机遇和动力是不容忽视的。
数字化转型初期，“内容为王”和“渠道为王”产生了对立，对数字出版认知上不健全。一方面，坚持内容为王的报社认为信息载体只是末端，自身内容做好了，纸媒影响力大了，转型之后必然可以吸引到大批忠实读者。但事与愿违，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品牌排名中几乎没有重合，从原因分析，可能是由于两种媒体品牌的价值体系不同，评判标准不同，产生过程不同，因此难以延伸，忽略了网络用户的实际需求、行为特点和消费习惯，导致无法有效地吸引到受众。另一方面，看重网络渠道的报社可能会盲目跟进，去模仿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的形式和内容，反而丧失了自身的内容优势，得不偿失。
对报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还有渐渐有进展的三网融合。如果说新媒体的出现对报业和广电业都产生了巨大冲击，那么三网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却使广电行业获得了发展的良机，而进一步压缩了纸媒的生存空间。尽管目前对于“三网融合”应以内容为主还是以渠道为主，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不同的融合方案，但对报纸而言，面临的却同“邮发合一”时代一样的尴尬：基本丧失对发行渠道的主导权[3]。三网融合带来的是受众需求的大变化，不太会像以往那样对报纸进行精读。要知道，连博客也是为了受众需求变为微博，适应读者阅读习惯和需求至关重要。
报业想要在数字化转型中突围，首先要坚持的便是新闻性。也就是说，虽然报纸受到区域性限制，但正因如此，更要回归自身，打造新闻特色和地方特色，为进一步的技术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在网络信息的传播和整合方面，首先要发挥信息的过滤和整合功能，使手中能够获得非同寻常的信息；另外，当前报业的数字化过于依赖云出版平台，例如方正阿帕比和中国知网，报社自身对信息的数字化整合较差，独立数字化营销能力不足，如此看来，云报纸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很好的发展方向。
三、数字化浪潮下《京华时报》的第一个十年
在第一个十年面对数字化浪潮和“报纸消亡论”时，《京华日报》的战略转型还是集中在了纸媒载体本身。首先其强调了相对于网络媒体纸媒在内容创新上可发挥的优势，提升内容质量，加强内容整合；而在拓展市场份额方面，虽然当时中国报业的实际收入呈现负增长趋势，但是《京华时报》依然采取进攻策略以扩大声场份额；另外，其在售价、广告、文化推广、延伸产业链等方面也是全面创新，使其影响力和公信力既在读者群体中得到认可，又在广告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虽说如此，发展数字媒体确也是不能回避的话题。像大部分纸媒那样，其采取基本的“一报一网”模式。而在数字化战略转型方面，《京华日报》社长吴海民表示，要着重培养在网络时代的复合型的人才，这也是《京华时报》第二个十年乃至更长远发展的人才资源积累不可缺少的部分。
四、《京华时报》云报纸的开拓
2012年5月17日，京华云报纸全球首发，标志着京华时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云报纸”简而言之，就是京华时报将有前后两个终端，前端是传统形态的报纸，后端则架在“云”上，借助新的技术手段，满足用户对新闻资讯的延伸[4]。
这是纸媒具有开拓意义的一步，初步实现了纸媒同数字识别技术的结合。而除了新闻内容外，京华时报云报纸同时也可以实现电子交易、网络游戏的下载等功能。只要装上特定的客户端，用手机一拍，经过后端平台的编辑和整合，便可以看到相关信息、链接和视频等。京华日报的这一创新举措正是“内容为王”和“渠道为王”统一的良好尝试。
与此同时，云报纸的开拓也必将带来生产方式、整合方式、营销方式等一系列的转型。首先，在自身定位方面，京华时报将不再是“一报一网”的简单组合，而会成为一份平台型的报纸，深度报道不会再成为报纸发展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反而详尽而全面的咨询讯息成为关键，因为只需一拍，相关信息就会尽收眼底；其次，内容的生产与整合方式发生转变，前后两个终端各司其职，更为关键的便是进一步探求如何很好的实现两个终端的无缝连接；再次，商业模式也需要发生改变，如何处理好发行量、广告收入等同云报纸内容生产的关系，成为京华日报短期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很显然，在面对第二个十年伊始，《京华时报》坚定地采取了技术转型。当然，这也是由于在第一个十年中，《京华时报》坚持实行了进攻战略，成功夺取了大片市场份额，并在读者心中树立了权威性和好印象，为其进一步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技术转型同时也离不开相关行业的支持，《京华时报》便选择了和联通的相关合作。虽然还处在初级阶段，但如果读者真的可以完全通过京华时报云报纸实现商业互动，那么无疑这将是一种引领未来的商业模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拍摄过程会产生相应的流量，而且软件的系统要求也提醒着我们，云报纸的商业模式不能急功近利，需静待良机。
在2012年的首届京交会上，《京华日报》参展5天，至少发出去15000份报纸，在公众开放日更是两小时内5000份变一扫而光。可以预见的是，当前云报纸的发展是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的，如何根据合理的预测来构建市场成为主题。技术的增长和传播是飞速的，《京华时报》作为先驱无疑在云出版市场占得先机。但现阶段技术的深化和模式的思索还是重点，毕竟《京华时报》目前所提供的云搜索范围不广，应用版以推荐和介绍目前智能手机平台上的软件、游戏及服务为主要内容。要想保持长久竞争力，当前品牌建设仍是重点。
五、云报纸的探析及思索
很显然，云报纸并不等同于纸媒的数字出版，而更像是数字出版的一种趋向，其本身具有极大的变革意义。前车之鉴，报网融合并不能挽救报纸的颓势。报纸在最初拥抱网络媒体时，趋之若鹜地想借网络“推广自己的品牌”，然而最终发现，互联网已经消灭了所有报纸的品牌[4]。 无疑，单纯的新闻专业主义和简单的报纸网络复制是片面的。
业界对于云报纸的前景也是一致看好，因为云报纸以原报纸为依托，同时将互联网带入，通过终端和云计算，为原报纸实现巨大的增值，且其所需的增值代价较低。的确，技术的介入扰乱了平静的媒介环境，改变了技术人员一直处在辅助地位的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媒介从业人员的边缘化，这需要我们去遵循技术这个规则，并发挥平台中专业素养的巨大优势。
随着京华时报云报纸的诞生，会在未来引领这种云阅读的潮流吗？传统媒介的确在探讨自身出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但是，毋庸置疑，电子阅读将成为主流。当然，云报纸的发展依然面对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做终端软件下载的，接下来如何把传统纸媒的广告商导入进来？如何跟其他门户网站的客户端竞争？“云报纸”虽然形式上有所创新，在商业模式上也创意性地和电商平台、付费下载结合，但读者体验受制于纸质报纸发行量，没有报纸你如何拍照[5]？另外，需要明确一点的是，虽然当前有政府的政策保护，但是却不能去完全依赖这些政策，否则一但失去保护，没有改变的行业就会被技术的浪潮摧毁。传统媒体的技术改革必须一直向前推进。
数字化浪潮和三网融合的背景下，纸媒无法避免同新媒体和全媒体的竞争，如何在数字化转型中完成华丽的翻身迫在眉睫。此时的纸媒必须明确自身定位、读者需求、传播渠道和商业模式。然而当前的纸媒数字化大多流于形式，数字化转型不但没有成为抢占市场的有力武器，反而成为报社的一个额外开支负担，内容生产上也出现被渠道化，发展状况不容乐观。而京华时报云报纸的诞生却提供了一条纸媒的改革创新之路。目前，云报纸的技术完善和商业模式依然是重点，终端的平台建设至关重要。无论如何，云报纸是纸媒拓展的重大尝试，是数字化时代纸媒十字路口的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 吕择.平面媒体的十字路口[J].今日科苑，2012（4）.
[2] 徐伟.数字化：如何给报业一个未来[J].青年记者，2008（24）.
[3] 沈天舒.“三网融合”下的报业突围[J].编辑之友， 2010（8）.
【关键词】新媒体；媒介融合；研究综述
媒介融合已成为当今媒体发展的趋势，也是学界和业界正在探索和实践的一个课题。“媒介融合”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①最初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多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融合。本文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到关于“媒介融合”的文章180篇，并以这180篇为样本，从不同视角对我国媒介融合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一、媒介融合的主导力量
媒介融合的驱动力量很多，其中最主导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
周志平认为“科技的进步不断地改变着媒体及媒体生态环境，数字技术已成为支撑所有传媒存在的基础并决定着其未来发展方向。”②杨娟认为“面对媒介融合的大趋势，我们想要寻找其根本原因时，答案是：需求。”③但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媒介融合的驱动力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比如蒋晓丽和石磊认为“媒介融合是数字技术、社会需求和产业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④王亮也认为“驱动媒介融合的力量更多来自媒体对商业利润的追求，而数字化技术恰好为此提供了实现手段。”⑤笔者认为，媒介融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数字技术是前提,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是动力, 产业政策提供了政策支持。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的发展
媒介融合冲击了原有媒体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正形成一种互为补充、相互融合的关系。
蒋晓丽和石磊认为“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深刻地改变了传媒的生态环境，报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发行量、广告收入、读者结构、阅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不利影响。”⑥他们还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旧技术的消亡，数字技术和新媒体在对传统报业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为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那就是在媒介融合中的数字化转型。”⑦笔者认为，报业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壮大，不可能单打独斗。当前纸媒和新媒体融合的主要形式是报网融合和手机报，这是报业发展新媒体的一种运用，媒介融合拓展了报纸的生存空间，并为它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对电视媒体来说，“以制播分离作为电视媒体产业化发展的突破口，以新技术作为电视媒体产业化的战略资源和核心要素，借助资本市场完善电视媒体管理结构和壮大产业规模。”⑧媒介融合背景下，手机电视是电视业媒介融合的新形式，这在我国的发展刚刚起步，所以有研究者从产业视角分析认为“手机电视既然是媒介融合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都要依靠手机所属的电信产业和电视所属的广电产业的通力合作，打破产业之间的壁垒，加强合作，消除成见，以竞争为辅，以融合为主，共同达到互惠互利。”⑨此外，手机电视还必须根据自身特色，进行合理的内容设计，只有加强自身的内容建设才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出版业来说，“全媒体出版模式被业界所看好，被认为会是图书出版业变革的一种趋势。未来的每一本书都将是全媒体出版。”⑩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对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改革
媒介融合，不仅造成了媒体间的重组，同时给媒体人才教育提供了新的课题。
李莉认为“根据美国的经验，符合媒介融合发展要求的新闻人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在多媒体集团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⑾她还认为“传统报业虽然已经认识到了经营管理人才、资本运作人才和新媒体技术人才的匮乏，但培养与引进复合型、专业型人才的力度与速度还远远达不到发展的要求。”⑿杨娟认为“我们缺少的是具有战略意识的媒介管理人才。”⒀
对人才的需要最终要落实到教育上来，蒋忠波认为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人才的培养需从三个方面入手：“紧跟媒介融合趋势，更新新闻人才培养理念；调整课程设置，打破专业壁垒；优化师资队伍，整合教学实验平台。”⒁同时还有研究者认为“懂新闻、懂技术、懂管理而且擅长策划, 具有整合传播策划能力的新闻人才, 不是高校单方面力量能够培养的,只能与媒介合作, 共同培养。”⒂培养新一代的“媒体融合”人才成为新闻教育阶段性目标的重中之重。媒介融合发展催生新型的人才培养方式，全媒体型复合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是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新闻教育储备高层次人才、提高行业竞争力的必要举措。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和盈利模式
在媒介融合的加速推动下，传媒产业自身不断融合也加速和其他产业的融合，其产业结构和盈利模式都有了新的变化。
从自身来看，“媒介融合对于媒介产业最突出的影响，表现在媒介产业结构的转变上。在媒介融合的推动下，媒介集团可以不断做大做强，整个媒介产业结构逐渐向知识集约型、多元化、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⒃
陶喜红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给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带来的联动反应，“媒介融合加强了传媒产业内部不同媒介之间的整合与联系，同时也增加了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联系。”⒄肖叶飞认为，“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使传统媒介产业之间的边界从清晰变为模糊, 这些变化将推动传媒、电信、出版、娱乐、信息、文化等产业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⒅
邓青、牛静指出了当前我国传媒业在盈利模式上的现状：“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传媒业的盈利模式还比较单一，虽然传统媒体也尝试过短信新闻、手机电视、网络杂志、网络电视等融合形式，但大多数形式由于各种原因而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媒介融合形成的新产业链以及衍生出的新的盈利产品和服务还比较少。”⒆同时也提出“针对已有的媒介产品，建议实行收取订阅包用费、数据库查询费、广告征订等多元的盈利模式。”⒇邹琳就期刊的盈利模式指出，“融合媒介将使传统期刊业更加注重拓展新的盈利模式。我国传统期刊业主要靠发行和广告盈利，模式单一。而DAB移动多媒体电视、手机动漫、手机游戏、手机博客等拥有巨大消费群体的融合媒介使盈利渠道越来越开阔。”(21)可见，在融媒时代，任何媒体都不能仅仅靠广告来盈利，而是要实行媒体互动，探索新的盈利模式。
综上所述，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冲击了传统媒体原有的格局，媒体间的融合在社会发展的趋势下成为必然。2010年我国学者从媒体发展、产业、盈利、教育等不同视角对媒介融合进行了研究，在梳理现状的同时，也给未来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①陶喜红，《论媒介融合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中国广告》，2007（6）
②周志平，《媒介融合：媒体未来发展的新趋势》，《新闻爱好者》，2010（8）
③⒀杨娟，《对我国媒介融合现状的人文思考》，《新闻界》，2010（5），2010（10）
④⑥⑦蒋晓丽、石磊，《从媒介融合看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新闻大学》，2010（3）
⑤王亮，《反思媒介融合》，《传媒观察》，2010（9）
⑧王伯群，《论媒介融合下电视媒体的产业化之路》，《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6）
⑨罗茜，《媒介融合视角下的手机电视发展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⑩周山丹，《媒介融合时代图书出版业的发展策略》，《编辑之友》，2010（2）
⑾⑿李莉，《媒介融合环境下中国报业发展的挑战与机遇》，《今传媒》，2010（1）
⒁蒋忠波，《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探析》，《新闻窗》，2010（4）
⒂吴闻莺，《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11）
⒃⒄陶喜红，《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产业结构转型分析》，《当代传播》，2010（4）
⒅肖叶飞，《媒介融合引领传媒产业变革》，《中州学刊》，2010（6）
⒆⒇邓青、牛静：《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业的变革和发展》，《新闻爱好者》，2010（1）
(21)邹琳，《浅谈媒介融合与我国期刊的发展》，《社科纵横》，2010（9）
论文摘要 本文从报业传媒引入风险投资的可行性入手，提出了“国家主导下。外资疏导与民间资本积聚为两种取向”的风险投资模式建构设想。
基于数字化的推动。中国报业正经历着第二次转型，当我们以“媒介融合”、“媒介的数字化转型”来定义目前报业为延伸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展开的产业形态和发展模式的变革，究其实质就是着力构建同一内容的多介质平台。截止到2007年，已经有大约300家以上的报社和关联产业单位加盟“报业数字化实验室”。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实验计划的组织实施。吸纳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报媒，进行分门别类的引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全行业共同朝着数字内容产业的方向发展。
报业要实现数字化的宏伟蓝图，策略的制订是成功的第一步。经过近两年的市场孵化。全行业启动数字化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并且也有了成功运作的模版，而关键的第二步是战略的如何实现?报业启动数字化工程首先必须依赖最先进的传播技术。投人大量的设备、建设通畅的网络渠道等，这些项目的实施都必须依靠大量的资金支撑。而资金紧缺是传媒发展的主要问题，由中国传媒大学创研市场研究所(IMI)主持的调研表明，目前中国传媒资金紧缺的机构高达82％。而且。现行的媒介产业运作，由于绝大部分都没有上市流通，缺乏适当的融资渠道，所以，要实现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寻找得当的融资平台是首先要突破的瓶颈。以4E战略开启中国报业数字化时代的解放日报传媒集团，凭借其独特的营运模式获得了两千万的风险投资基金，使得风险投资这种致力于中长期、以股权投资为特征的融资模式，开始走进报业市场，它本身具有的价值优越性与传媒市场需要的高度契合，使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这种融资模式牵引中国传媒市场数字化改革的进程。
一、报业数字化战略引入风险投资的优越性分析
风险投资又称“创业投资”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是指一种向极具发展潜力但暂时缺乏资金，不具备上市资格的新兴产业做长期股权投资，目的不是通过其所投资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赢利中取得回报，而是通过资本增殖来实现回报的投资行为。
而全美风险投资协会将风险投资定义为；“风险投资是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投资对象包括两类：一类是高新技术：一类是新媒介。风险投资的过程包括融资、投资、风险管理和退出四个阶段，而退出阶段是风险资本实现和撤除渠道，其顺畅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风险投资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风险投资出现在中国市场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从大多数人不知道风投的概念到外资频频出手中国市场，投资聚众传媒。引领新浪、网易、分众在境外成功上市，在获得高额的回报时，也让国人充分领略了风投的神奇魅力与资本的张力。风险投资越来越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是文化产业。特别是资金缺口较大的传媒产业融资的主渠道。相对于新媒介和电影产业，报业传媒亦拥有自己的价值优越性，完全可以把这种融资方式导入自己的扩张战略中，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实现两者的双赢。
1 传媒产业的高效益
近年来，风险投资频频闪现在中国的传媒市场，究其原因缘于传媒产业的高收益。据1998年摩根斯坦《全球竞争》报告中对八种产业中的企业成长为世界级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所需要的年限统计分析。发现传媒产业所需年限为八年，是仅次于金融业和黄金产业的高回报产业。如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在1999年投入120万美元拥有百度49％的股份，2005年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股价迅速攀至每股150美元，按此计算，IDG单此投资即可获得1亿美元的收益。
风险投资是催生高科技产业的孵化器，其基本特点就是高风险、高收益，而依赖高新科技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报业传媒本身就具有了高新科技的某些性质。报业传媒产业的未来不是新媒体，而是支撑在新媒体后面的新技术。传统报业与新媒体的合作，其实质是“新技术为报业所用”。通过新技术，可以建立报纸与受众之间新型的互动关系，这样稳固了老受众，开发了新受众，同时又可以利用新技术实现对广告客户的增值服务；更有前景的是通过利用新技术形成新的赢利模式，拓宽报业传媒的产业链。所以，报业数字化的发展前景必定是吸引风险投资的共赢基础。
2 政策的倾斜性
在我国，作为数字化转型先锋的报业集团大都是以党报、党刊为龙头成立的。这种行政手段为主的整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报业的市场化竞争，但是它带来的相对利好就是报业组织能充分享有政策的倾斜，也就是公共性和公益化的性质能够让报业传媒在税收、财政补贴与政策优惠上享有独有资源，与充分市场化竞争的企业不同，传媒的市场虽然亦要接受市场的考验，但是，这种竞争是在政府的统领下进行，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竞争模型。政策的倾向性能够降低风险投资的风险性。
3 传媒资本的结构要求股权投资优先
中国报业传媒的发展资本主要在两大版块：内在资本的积累与业外资本的融资。而在业外资本的融资中又可以分为股权融资，即通过上市。在金融市场获得企业可持续发展资金；另一种为债权投资，即通过银行融资与发行债券融资。而在中国报业组织的外部融资中，债务融资在资本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这样的资本结构存在着很高的风险危机，因为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有两种控制选择，一是清算，二是重组。一般而言，股票投资者愿意选择重组的方式，而债权人喜欢清算，因为股票是清算的最后索取者。所以，如果发生危机，中国传媒企业破产的概率是很高的，而且由于债权人占投资者的绝大部分，往往会对传媒组织采取清算的方式，从而导致中国传媒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非常低。
而风险投资一般都为股权投资，虽然可以获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与收益权。却无法获得实际控制权及国家认可的媒介产权。所以，这种投资模式非常切合报业传媒的资本扩张路径选择。两者的结合是一种资源的互相补充。
4 版权工业的无风险性
中国报业正经历的数字化转型的终极目的是从内容的供应商跃升为信息提供商，促成升级的核心就是版权，也称版权工业。是否拥有版权是传媒投资的核心。与一般的传统产业不同。后者需要大规模的人员、设备投资等硬件投资，而版权工业是一种高智力、高产出的投资，是典型的以精神产品创造力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贩卖的是创造者的创新智慧。所以，相对之下，投资的经营风险比较小。同时报业传媒数字化战略的实现目的是希望通过资本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最终成功上市。而风险投资的终极目的也是借助股权投资与管理，培育投资企业快速成长，促其成功上市，通过股权转让实现投资套现并获得高额的增殖收益，因此，在实现利润增殖的选择路径上，两者殊途同归。
二、国家主导下风险投资模式的建构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曾经说过2008年是报业传媒转型的攻坚年，而选择恰当的融资方式是“破题”的关键。报业传媒的数字化转型是否应该引入风险投资模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已经有了成功的运作经验。在现行的风险投资资本结构中，国有融资方式占了主流，这种资本原则必定将逐步减弱其核心地位。因此，我们倡导在国家主导下，以外资疏导和民问资本的积聚为两个取向的风险投资模式的建构，其要旨在于大力发展业外资本进入报业传媒的改革市场。
1 何谓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
提倡国家主导的模式建构首先必须清晰国家的性质，关于国家的属性存在两种理论：契约论和掠夺理论。契约论认为：国家是被公众创造出来的保护公众利益、调解社会纠纷的制度安排。他们主张由国家来组织、实施各种契约或规则，可以节省各种签约成本、实施成本和保护成本。
而掠夺理论或剥削理论认为“国家是某一阶级或集团的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阶级或集团进行压迫和剥削，榨取他们的收人。按照掠夺论的观点，国家界定了一套产权或制度安排，目的在于使权利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而可能无视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也无视它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因而，这种理论只能解释不利的产权结构或制度安排为何能够存在。
在我们看来国家是一个大概念，在某种程度而言，代表了一种公共意志表达的产物。只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利。所以，国家和公民通过宪法来规制权利和义务，而国家和政府之间又因为宪法确立了政府和国家问的关系，公民也确认权利由政府行使。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两个委托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不能等同于政府，它的内涵中应该包括普通的民众。
因此，我们提出的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与现行的政府主导模式是有差异的，后者是市场中实际的“操盘手”。“执行者”，不仅通过行政指令介入与管理市场，而且还是行为主体；而前者不再是实施者，它的作用与功能体现在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与引导，也就是国家主导是一种管理方式，不是具体的执行策略。
所以，我们认为所谓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就是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传媒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
2 国家主导下风投模式的两种取向：外资的疏导与民间资本的积聚
我们倡导的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是为了弱化政府的行政职能。旨在通过规划、引领、调控实现角色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框架内，通过制度供给疏导外资，盘活市场存量；再开通渠道，实现民间资本的积聚，放大增量，发挥业外资本的主流作用。
(1)外资的疏导
自1995年以来，先后有50多家国外风险投资基金进入我国，2004年。旗下管理高达183亿美元投资基金的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的美国凯雷集团投资聚众传媒，标志着真正的国际资本进入新兴传媒。外资风投进入中国采取的是大量合作经营与部分独资相结合的方式，表现出的特点是：其一，规模不大。2006年只有10个亿的金额出现在传媒市场上，这个量不仅相对风投机构没有完全展开，而且对传媒的市场需求容量也是微小的；其二，投资的领域狭窄，更多在影视制作与新兴媒介，染指传统报业的微乎其微。所以，我们现在要争取的是外资投入的扩量与增容，将庞大的业外资本引入报业市场，而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就是政策的开放与市场的疏导。
对于外资的利用与疏导，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风险投资形式，以美国和英国为例，它们都是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同属于证券市场中心型模式。但是具体而言，他们介入传媒产业的方式存在明显的不同，美国主要采用“赤字模式”，即在新产品的开发中，风险投资者和制作者分担投资风险，投资者可以获得该产品的使用权，而制作者因承担部分市场风险而享有传媒的二级和三级销售权。英国则是“成本附加模式”，即投资者不仅可以委托制作者制作产品并支付全部费用，还要预付利润作为回报，投资者可以获得大部分二级权利。而作为风险投资后起国的韩国采用的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相结合的运作模式，以动员社会资本为主，官民共同融、投资的方式进行资本经营。中国传媒产业现实特点与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很多相似点，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之处，营造以国家主导。外资与民间资本为主体的官、民共融的投资模式。
(2)民间资本的积聚
所谓民间资本包括社会机构资本和私人资本两类，在现行的风险投资市场，民间资本很难涉足传媒市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实，中国市场拥有相当量的社会闲散资本在股票市场，2006年11月，国民存款总额已突破16万亿元。也就是我们并不缺少资金流量，而是缺乏将这种巨量的社会资金积聚成流，渗透于风险投资市场，使其成为市场的中流砥柱。那么造成这种“有量无市”的原因在于：
第一，国人的风险投资意识淡薄。国人传统的理财观点根深蒂固。买国债、购保险、闲荡于股票市场是大部分人投资于银行获取固定收益后的主要资金流向，对于参与高风险、高收益的风投市场，赢取长线的增殖回报，尚没有形成强烈的投资意识。
第二，缺乏资金汇流的渠道。要将大量闲散的社会资本、民营资本等业外资本引入风险投资市场，积聚财富的渠道是关键。一个成熟的风投市场应该有风险资本家、风险投资家、中介机构组成，他们各司其职。而综观目前的风险投资市场，成熟度不够，社会风投机构数量少、作用低下，缺乏大量直接面对市场的投资者和专业机构。这意味着巨量的社会资本没有直接的释放途径参与到风险投资的市场营运中。
第三，政策对资金募集的限制。报业集团是事业性质的单位。所以政策规定了其社会属性，一是社会公益目的，不是盈利目的，二是国有资产，不是其他资本，因而，总体上作为一个事业单位的报业集团或者报社是不能吸纳业外资本的。虽然《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简称“44号令”)，已于2004年11月28日正式实施，为外资与社会资本进人传媒市场开启了缝隙，在政策框架内，允许业外资本的进入。但是，目前的开放对资本需求庞大的报业市场而言。其力度明显不够。
所以，开掘大量闲散的业外资本，将其引入风险投资市场是解决目前风险投资市场融资主体单一、风险性强。增加放量的必然路径。
三、风险投资进入报业传媒的战略基点
风险投资要进入报业市场，为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做贡献，它必定要经历从政策突破到市场孵化到投资意识的培植等多重壁垒，因此，只有选择恰当的战略立足点才能突破障碍，实现风险投资与报业传媒的真正联姻。
1 制度的供给
报业传媒的双重属性使然，其产业融资行为必定受制于政府管理，制度供给是风险投资登陆报业传媒市场的必要条件。按照道格拉斯·诺斯的界定：“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构成的，正式制度的制定、变动或修改，往往带有一定的权威性，执行时具有很大程度的强制性，非制度则是在特定历史阶段自发形成并为社会认可。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在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史，政府作为供给主体提供了一系列的正式制度，每一项新的重大安排通常会被作为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动力支撑。
对于报业传媒而言，最大的制度供给来源于产权归属，而产权的清晰度是制约风险投资入场的必要因素。中国报业市场正在推进的渐进式改革的一个突破点就是传媒的改制与转型，即我们可以按照媒介市场参与各方的利益取向，将传媒市场分解为社会服务的“国家传媒”、充当社会瞭望哨的“公共传媒”以及实现传媒产业功能的“商业传媒”等几种形式，只有建立多层级、多元结构的传媒市场，才能消解在意识形态化与传媒产业化的两难抉择，产权归属才有最终落实的可能，风险投资才能找到自己的市场。
2 发展报业投资基金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了《2007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调研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风险投资总额近400亿元，投资项目数也高达741个项目。虽然我们明确感受到风险投资市场的增量与放大，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增量并没有惠及对资本融资需求程度高的中国传统媒介。
因此，我们建议大力发展报业产业的投资基金，专门致力于报业传媒的融资建设，借鉴美国传媒产业风险投资的基金模式，在专业领域里缔造由传媒融资家、传媒投资家与传媒项目的管理者构成的投资体系。
3 报业传媒风投意识的培植
一直以来，中国报业传媒推行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边缘突破的改革，报业传媒既是改革的触动者又是利益的既得者。所以。在触及传媒产权改革的攻坚战时，报业传媒虽然可以获得“自由身”，投身于市场的熔炉，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将导致传媒丧失政策的倾斜与保护，失去部分利益。所以。这从一个层面上解释了，为什么涉及传媒改革底线的产权归属问题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摇晃”。
目前,新闻业在产业化与网络化的双重压力下,正经历着生死定夺的“铁壁突围”大战。尤其报业正面临读者减少、阅读率下降、广告收入下滑的发展困境,以致“报业冰河期”、“报业拐点”、“报纸消亡论”等“唱衰”纸媒的论点甚嚣尘上。新闻业如何生存和竞争、报业如何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去年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召开的第四届创新新闻学大会(The Four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Journalism)可以为我们带来对该问题认识的新视野。
自2004年召开第一届创新新闻学大会以来,斯坦福大学知识创新研究中心每年召开会议,研讨创新与新闻的互动关系,规划创新新闻学的发展,去年已是第四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3名代表共聚一堂,围绕大会“增进新闻与创新相互促进发展的理解,认清创新新闻学的相关知识”的目标对新闻与创新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为期3天的深入探讨。
新闻业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
大会主席David Nordfors(创新新闻学创始人、斯坦福知识创新研究工程负责人)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在技术创新中,新闻工作者具有自己的特殊作用。他们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报道与分析,参与和影响创新的方向与过程。他们尽全力强化区域咨询采集的能力,加大对覆盖领域监控的密度和深度,成为区域市场中的资讯强者。
斯坦福大学创新新闻科研项目的组织者Turo Uskali在大会发言《新闻业在创造硅谷神话中的作用》中强调:在汹涌澎湃的创新革命中,新闻业并非完全被动,它可以通过创新发挥积极作用,尤其在传播新概念和新方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因为创新是一种新事物的介绍;媒体可为多领域创新营造“共同语言”,为创新提供共享平台。科技创新也可以依赖传媒得以迅速扩展和普及,互相借势,传遍全球。他通过对比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在创造硅谷神话中的作用,指出纽约时报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验证了自己建立的创新扩散模式:创新首先被一个新闻工作者发明,然后被其他媒体采用,最后传遍全球。
Vibacom网站的创始人Vilma Luoma-aho在论文《创新的信誉形成》中,阐述了新闻业在创新的信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尽管创新新闻学的新闻过程已被广泛检测,但是创新的信誉形成过程却被忽略。创新的信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新的成功和未来。创新的信誉通常通过媒体来形成,特别是新闻工作者个人对待创新的经验和态度;除了媒体,还有别的途径也有助于创新信誉的形成,但是学者们认为,创新信誉的形成不同于传统信誉的形成,尤其新闻业在公司和团体信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技术创新推动新闻业的革新
大会代表们在讨论新闻促进创新的同时,也关注到创新正在改变着新闻的专业内涵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模式和流程,甚至改变着新闻与社会的关系。
以色列传播学学者Noam Lemelshtrich Latar认为:技术创新推动社会诸多变化,影响着人类的个人和社会发展。驱动社会发生主要变化的是技术创新。它已经广泛影响到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文化变异乃至人类行为等,并影响到决策者的思考方式。新闻工作者应该有一个广阔的视野,尽可能从中长远的角度分析报道对创新的影响,准确预测技术创新对新闻业的改善和更好地告知公众和决策者的影响。
巴基斯坦财经报纸Business Recorder记者Saida Fazal在论文《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报道》中,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将引发社会巨变,也将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创新报道者的主要挑战是在萌发阶段发现创新的价值。对于他们,即便是那些来自已经触手可及的技术进步,发现微弱信号也是一件艰巨的任务;更艰巨的任务是,来自灵感的创新报道并不能得到充分的检验,于是不得不警惕被宣传家利用。
芬兰创新新闻学学者Anders Frick在大会上主要介绍了新闻工作者发现和报道微弱信号的准则。他认为:弱信号是即将发生变化的第一个信号或暗示。因此,新闻工作者要充分利用专家当好天线,同他们建立友谊,取得他们的信任,紧密联系学术研究。新闻工作者发现微弱信号的三种好方法:网络、自我理解能力、信任。对研究对象和学术研究的激情是非常有帮助的;有助于解释弱信号的信息应该与同行分享,并请教专家与读者互动。
瑞典新闻出版协会项目经理Malin Picha在大会发表了题为《移动网页技术手段――改变媒体习惯和挑战传统新闻业》的演说,他认为:当移动网页技术手段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媒介市场将发生剧变,并对传统新闻业构成强劲的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新技术对传媒带来的影响,内容是基础,技术给人力量,我们可以强调内容是根本,技术是手段,没有技术不行。
另外,大会还讨论了创新对新闻工作者的影响。如论文《创新过程报道:一个解放新闻记者的机会》、《增进合作――一个创新新闻工作者的新挑战》等,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成为社会议程的设置者和未来的报道者。创新新闻学将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增进合作将为新闻工作者的创新报道提供极大的便利。
全球瞩目创新新闻学发展
与会代表在探讨新闻与创新互动关系时,也为创新新闻学的发展献计献策,希望丰富它的内涵,藉此推动全球创新新闻学的发展。
斯洛文尼亚创新新闻学研究者Violeta Bulc在大会发言中,着重论述了在地方发展中创新新闻学的作用,认为:创新新闻学逐渐成为创新体制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工具,创新新闻学的任务,旨在保证地方个人或团体的良性互动、知识、经验和观点的分享。
以色列传播学者Noam Lemelshtrich Latar在论文《分析技术变化的工具:创新新闻学学者和学生的必备品》中指出:创新新闻学院课程应该包括科幻、技术预测学、技术评估学、传媒效果、数据分析、电磁学、数学、人文知识等多学科知识。
秘鲁心理学家Amaro La Rosa在论文《创新、公开议程和新闻事业》中表示:创新新闻学中,受众研究至关重要,应该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受众,因为需要全面地理解复杂的传播、受众接受创新信息和应用创新建立公众机构的信息过程。
瑞典创新新闻学研究者、经济记者Miriam Olsson在论文《具有读者反馈和博客互动的创新新闻学,改善了创新新闻的报道吗?》中指出:创新新闻学将完善创新新闻的报道;新媒体,如博客、在线新闻网站给读者和博客更多的机会,在线创新技术能给受众带来塑造和改变既定故事的能力,1%的在线者是内容的制造者,20%是内容的评论者，其余都是浏览者。
来自丹麦、芬兰及其欧盟代表,都各自介绍了创新新闻学的发展状况,表明创新新闻学已成为整个欧洲新闻业关注的重点。
报业应对挑战的新途径
这次大会上,一些关于创新与报业的观点引起与会者的共鸣和全球普遍关注。他们认为目前全球新闻业中的报业遭遇到新媒体的巨大挑战,应对之策有二:一是不断创新;二是改善经营,广开财源。
雅虎副总裁洛伊德(Lem Lloyd)在大会上指出:数字化时代的报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新媒体,网络吸引的读者已过亿,这些读者应为报业所共同争取。他预测,到2010年,网络新闻带动的广告将达90亿美元。
大会主席David Nordfors在大会主题发言明确表示:今后报业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族裔与人口构成之分,而是创新与否的区别。创新是报业的生命线。创新是报业发展的核心,是报业贯穿始终的灵魂,其中体制创新是报业发展的基石。
网上杂志“”的创办者塔尔伯特(David Talbot)激烈抨击报业公司在实行新闻垄断方面的,以及缺乏想象力的管理方式。他认为报业对变革准备不足,面对数字化网络时代,先是趾高气扬,然后自怨自艾,如果走向衰亡,不是他杀而是“自杀”。
圣荷西水星报主笔格尔(Vindu Goel)认为:报纸必须要有新的生财之道。经营必须依靠传媒优势发挥采编功能,在体制和机制上做出调整。报纸的经营资源从以前简单的基础进行重新整合,和市场结合。
洛杉矶时报行政主管查德勒尔(Harry Chandler)提出几种可能性,一种是给固定订户提供某些“独有的服务”,在公司水平上经营多元化;另一种是“地区化”,用主要版面集中“地方性报道”,而不要面面俱到;第三种是使记者和编辑转型,更平民化和博客化,建立富有特色的博客网,使网络与报纸结为一体。
有些与会代表主张:报业应加强与创新技术的嫁接,通过不断创新,在开放式互联网环境,冲破平面媒体的发行局限,加强编读互动,提高报刊竞争力,提高增值服务,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汶川抗震救灾中传媒的表现普遍被视为传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会议主题报告用“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评价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实力大大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努力探索体制和机制创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趋向繁荣、人才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如今传媒改革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反思过往、探寻未来之路，是本次会议召开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荡30年
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学李建新教授总结、回顾了30年来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流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教授在《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中则强调，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构成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标之下重新建构。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基于CSSCI数据库，通过分析论文篇均引用数量发现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水平仍较低。
[论文内容提要]纵观2006年报业增幅的减缓，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合理性。而国家相关行政部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理性、合理的报业竞争秩序的回归，与新技术的融合，与新媒体的合作，都将使人看到报业的又一个“春天”。
慧聪国际咨询的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中国报刊业经营总额为760亿元，其中，报纸总额为691.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9亿元，同比增长5.97％，而2005年的增幅为9.97％。面对增幅的下降，曾一度出现“报业冰河期论”、“抛物线论”、“消亡论”等悲观论调。实务界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我们没有理由唱衰纸媒，相反，纸媒将发挥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新兴媒体共存共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现任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如是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以纸媒体的“既存优势”阐述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纸媒体依然具有着改革与发展的广阔的、未可限量的空间”的观点。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从报业总量在不断增长的事实，以及传媒功能说、报业的历史地位说等方面，驳斥“唱衰纸媒”的言论。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社长程颖刚从纸媒不可替代的优势，以及“将新媒体新技术为我所用”的理念批驳了“纸媒消亡论”。
报业经营总额增幅放缓的原因
2006年报业增幅较2005年相比呈现放缓趋势，但其总量在增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报业2006年增幅放缓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合理性，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应该以相对的观点来看待报业增长“放缓”问题。应该说它是我国传媒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梅宁华认为，“随着市场竞争逐步规范化，秩序化，报刊市场已经度过了早期较为混乱的跑马圈地式的高速增长期，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的平稳发展期。”报业经营总额增长速度的“放缓”，源自于报业多年的增长过快和总量的积淀。1998年全国报纸广告收入近1101亿元，比1978年0.75亿元的报纸广告总额增长了140多倍；报纸发行种类由1978年的186种猛增至目前的2000多种；报纸印量也由1978年的40亿对开张增长到现在的540亿对开张，增长了10多倍。一些大型的报业集团还成立了自己的发行公司，拥有少则数百多则上千人的发行队伍和密布所在城市甚至遍布全国的发行营销网络，而如此高速的增长往往会令人忽视隐藏在背后的潜在问题。而网络广告的激增，则是由于其刚刚起步以及基础的“菲薄”，容易以一种强势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第二，2006年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引起报业广告收入减少的原因之一。由于2006年国家进一步规范了房地产和医药业广告的投资，而房地产、医药卫生正是许多报纸广告的重要来源，从而给广告增长带来了很大压力。也由此可以看到广告是支撑报业经济来源的单一性，使中国报业有理由冷静下来审视自身的不足，围绕报业主体开拓多元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广告投放体制。“广告、印刷、发行以及与信息收集、整理、、咨询相关的信息服务是报业经营的主体。”而“报业的主体经营在经过多年积累之后，目前虽然已取得初步规模和实力，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显露出经营内容单一、经营方式陈旧、市场容量制约以及增长后劲不足等危机的征兆，报业传统的主体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多元化经营应该从媒体自身的客观条件出发，首先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展开。
第三，2006年中国报业增幅的“放缓”，其根本原因在于报业内部的自戕，而不是由于跟互联网的竞争。目前我国有1.6万个商业网站，网络广告仅占据整个中国广告市场的2.83％。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网络广告份额很小，对整体广告市场的影响并不是非常大。因而其对报纸广告份额的影响也可以说很小。而“媒体内部的恶性竞争，如报业价格战，则导致了广告版面价格的下跌、报纸常年亏损、大量优秀人才流失、市民低价买报的观念固化成型。”从而导致大量内部资源的浪费、办报成本上升、受众减少、报纸质量下降等问题，使报纸经营亏损。
第四，新媒体的出现，因其媒介属性，势必对报业受众和广告造成分流，但目前尚不是主要原因。
中国报业正在迎来又一个“春天”
在网络媒介等新媒体势力看似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国报业不但不会“走衰”，反而会结合自身优势、实际情况博采支撑新媒体背后的先进技术，迎来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第一，国家关于报业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利于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新闻出版总署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报业因此出现转型和升级：1、报纸出版“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报业结构将得以优化，报纸出版资源将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2、逐步推进报业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经营，使报业市场由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向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报业市场体系转变成为可能。3、报业经营体制的试点改革促使报业经营机制的创新。2006年，中国的报业在推进体制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完成了从报业集团到传媒集团的战略升级：评估、重组、壮大和全面利用、综合开发现有的资源，全面推动集团发展，探索党报的合作机制，与地市报合作，利用规模效应扩大区域优势实现双赢；创新实地投融资体制，引进战略投资优化集团核心业务结构，夯实了竞争实力。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创新管理体制，打造新的集团宏观管理构架以及媒体、公司两分开一本账的微观市场主体，推进报业产业化；以报为本、多元经营，以媒体为核心，已形成广告、发行、印刷相互支持的报业产业链，推进了报纸相关产业的拓展，集团营业收入、广告收入和净利润有较大增长。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确定“打造以报业为核心，报纸、期刊、图书网络等多媒体互动发展的新闻出版文化传播集团”的发展战略等，可以看到，2006年中国报业从体制到产业的转型和升级都呈现了良好的态势。
第二，理性的回归和报业竞争新秩序形成。报界的有志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市场竞争中理性、秩序的回归是报业健康发展的前提。中国报业的无序竞争局面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有效规范和调控下，2006年已经逐步得到好转。报业市场秩序的改善使市场竞争主体深受裨益，黑龙江多家报纸共同向社会承诺：“今年订报不送礼，送礼就送好新闻”，同城各报间的关系明显改善。沈阳、大连、鞍山三市的12家都市报，2006年总发行量比2005年增长6％，发行成本减少1.3亿元。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把省会的15份报纸分为都市类、专业类、对象类报纸，从办报宗旨、读者对象、专业分工等方面作了较为明确的定位，使各报逐步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和转型，以差异化定位规避了同质化竞争带来的恶果。梅宁华在分析中国报业处境时谈道：“目前，中国报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从混乱转向规范的整合期，这是中国报业从单一垄断进入规范竞争形态的新阶段。经过一段时间市场力量和行政手段的整合，加上报业退出机制的建立，中国报业竞争一定会走上规范有序、快速发展的正常轨道。”可见，理性、秩序的回归将为中国报业的健康发展带来蓬勃生机。
第三，数字报业的兴起，新技术的支持，为中国报业开辟出一条发展的全新模式。1、2006年，中国报业的从业者们纷纷开始探索传统报业向数字报业的战略转型。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E”世界里可谓一马当——2006年前9个月相继推出i-news(手机报)、i-mook(电子杂志)、i-paper(电子报)、i-street(公共新闻视频)4种新媒体，实现以不同的终端对各个细分市场的受众无缝覆盖，以全新的理念和措施实现了传统报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增值。2、数字报业带来的不仅是形式的变化，同时还有新的发行思路和办报思路。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从发行终端切人数字化转型，推出卫星报，在39个国家《天津日报》可和《今日美国》等报纸同步落地，实现在全球当天发行，即时阅读。社长张建星称：“卫星报的意义不在于发行量，而在于提升整个发行价值。它改变了我们整个发行思路和办报思路，让我们在战略上去谋划未来。”。传媒产业的未来并不是新媒体，而是支撑在新媒体后面的新技术。通过与新技术的结合，实现报业产业链的延伸、对广告客户的增值服务、建立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形成更具潜力的商业模式。
【关键词】全媒体 出版集团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2)03-0030-04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环境的形成，传统图书的生产、出版和发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新型媒介以传统媒介难以比拟的优势，逐渐成为出版集团信息化建设的主体，新媒介环境下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成为出版集团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在2007年11月的《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中，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全媒体”概念，确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的发展规划，该工程包括“全媒体资源服务平台”“全媒体经营管理技术支撑平台”“全媒体应用整合平台”等项目建设，以此推动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新闻出版业的生产、管理和传播方式，建设数字出版综合业务平台，提升出版产业的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构建国家全媒体发展战略。
1 全媒体概念的提出
全媒体(omnimedia)源自美国Martha StewartLiving Omnimedia公司。该公司通过杂志、书籍、报纸专栏、电视节目、广播节目、网站等“全媒体”传播其家政服务和产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全媒体”内涵日益丰富，国内学者开始逐渐重视并对此展开研究。彭兰较早从媒介运营角度出发，指出全媒体是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即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构建全方位的报道体系，报纸、广播、电视与网络是这个报道体系的共同组成部分。烟台日报集团社长郑强则从传播途径和传播媒介来解释全媒体，认为它是媒体形态的一种复合，包括报纸、广播、网络、手机、户外视频、电子移动报等多种媒体形态。李敬坡和周洋认为全媒体来自传媒业界的应用面，是媒体走向融合后“跨媒介”的产物。具体而言，是指综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如文、图、声、光、电，从而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同时通过文字、声像、网络、通信等传播手段来传输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罗鑫认为，“传播形态说”更符合“全媒体”的内涵。全媒体在发展中往往受到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限制，它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单一模式，它是一个开放系统。全媒体通过提供多种方式和多种层次的传播形态来满足受众细分需求，使受众获得更及时、更多角度、更多听觉和视觉满足的媒体体验。姚君喜和刘春娟进一步完善该理论，认为全媒体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上的全媒体是指媒介形态、媒介生产和传播的整合性应用；狭义的全媒体是指立足于现代技术发展和媒介融合的传播观念，综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媒介内容生产、媒介形态、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媒介运营模式、媒介营销观念等方面的整合性运用。
2 出版集团全媒体环境形成的动因与机制变革
2.1 出版集团全媒体环境形成的动因
全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媒介边界走向消解，各种信息内容在电视、计算机、手机等各种具有兼容性的数字化媒介终端上实现流动共享。何娅妮在分析当今传媒领域的发展趋势时指出，媒介融合是由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技术是先决条件，竞争是直接推力，政策是外在推力，受众需求是内在驱动力。李孝娴认为数字网络技术、传媒体制改革、出版集团的资源优势以及市场化运作都使得出版集团进行全媒体化运作具备了可能性。王汐则从出版内容出发，认为出版集团全媒体化的主要因素在于数字融合导致内容主体的大规模协作和内容表现形式的全方位交互行为促成。郜书锴指出全媒体环境下报业集团数字化的形成动因在于传播形式的广泛性、新闻报道的组合性、受众参与的互动性、新闻的及时性和新闻获取的个性化五个方面。
2.2 全媒体环境下出版集团运行机制的变革
出版集团全媒体化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全媒体机制的变革，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变革是集团全媒体化发展的必要前提。黄宗治从政策层面出发，分析指出全媒体环境下的出版集团体制改革受制于三个方面：一是跨媒介的制约；二是跨地域的制约；三是跨资本的制约。郑强则认为全媒体运作成败的关键是能否处理好集团各媒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他指出，出版集团开展全媒体运作前必须形成集团办报的组织架构，所有媒体都纳入到统一的管理矩阵；通过改革薪酬制度调整利益格局：利用绩效管理来实现对职工渐进式的引导。由此可见，以内容中心、渠道中心和营销中心的全媒体运作结构已成为出版发行价值链的组织保障：媒介机构的划分方式将从传统的横向模式转向垂直模式，即传统的媒介机构区分为独立的内容生产与集成机构、渠道运营机构和终端运营机构。它们都具有媒介属性，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信息社会的大媒介环境。
3 出版集团全媒体发展模式研究
全媒体环境下出版集团的科学发展，涉及发展模式总结和创新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归纳为技术整合模式、媒介融合模式、资本组合模式三个方面。
3.1 技术整合模式
出版产业的全媒体发展模式是建立在技术整合基础上的电信、传媒和出版产业之间的融合。陈少波认为推进出版行业转型的核心是全媒体技术整合，包括内容数字化是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形态数字化是内容数字化的表现形式；流程数字化是内容数字化与形态数字化的技术要求和必然结果：而手段数字化是内容数字化的装备支持。李法宝提出全媒体技术整合的对象为数字出版产业链中的横向数字内容出版商，加强集成研发，通过实现数字出版产品数据格式的标准化，防止重复研发和资源浪费。鲍立泉和吴廷俊则进一步提出全媒体技术解决方案包括跨媒体的内容生产、全媒体的传播渠道以及用户的信息终端三个阶段，并分别提出包括智能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多媒体解码技术等解决路径。
3.2 资本组合模式
传统出版发行模式主要依靠出版营销获得收入，而全媒体出版则带来电子书销售、内容收费、内容微支付、手机信息费分成、广告费分成、数字电视收视费分成等新盈利模式。但目前出版集团全媒体业务处于运营的初级阶段，受通信运营供应商管控，盈利微薄。为此，全媒体环境下出版集团的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建立现代数字出版产业集团，对现有出版企业采用联合重组和兼并等形式进行股份制改造，充分利用国有、民营和外资三种资本，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垄断、渠道不畅的格局，实现全媒体出版企业产权结构的多样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3.3 媒介融合模式
美国传播学家Roger.Federer认为，新媒介并不是自发和独立产生的――它们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
中逐渐产生，当新媒介形式出现时，旧媒介通常不会死亡，它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全媒体环境下的出版发行业已形成了电影、电视、广播、音像、报纸和杂志等新旧媒介融合的发展模式。2008年，中文在线和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的《非诚勿扰》，作为全国第一部全媒体出版的图书引起广泛关注；在2009年3月份，中文在线又和作家出版社联合推出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全媒体出版图书，实现我国第一次引进版图书的多渠道全媒体同步出版。这种以媒介融合为基础的多元化经营战略，能最大限度地将出版产品多渠道推向市场，从而使得集团获得最大化效益。
综上所述，技术融合是全媒体出版产业发展的技术保障；资本整合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并发挥纽带作用；媒介融合则建构起全媒体出版的传播平台；而技术融合、资本整合和媒介融合三者的市场化整合则直接推动全媒体出版产业的发展。
4 出版集团全媒体管理路径探索
出版集团全媒体发展必须以整体系统理念来完善其动态管理。综合而言，国内关于全媒体环境下出版集团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4.1 全媒体运营战略
出版集团要想获取范围经济利益，必须以核心能力和资源为主导、符合市场需求和成本限制、相互匹配关系，制定合理的多元化全媒体产品战略。郑强指出要顺利实施全媒体战略，赢得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终极融合，聚合更多的信息消费终端客户，实现全媒体内容生产与价值增值的良性互动，需要构建全媒体化数字信息平台，提升全媒体运营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拓展全媒体营销服务平台；同时需要避免全媒体内容与传统媒体的同质化，结合集团实际情况融合组织、产权和产业以达到用户群体的扩张，资本收益、品牌升值的战略目的。支庭荣认为，传统媒体转型为内容提供商是全媒体发展的第一步，实现与用户互联网化的互动交流；整合重组潜在的战略性业务单元；与更多市场力量合作共赢；面向用户体验的全媒体互动营销平台的拓展都是全媒体运营的必要手段。
4.2 全媒体资源整合
出版集团全媒体发展涉及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的运作，全媒体资源的整合配置必须以标准化格式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集成各业务流程子系统的互联接口，以加强各业务系统间互联互通以提高工作效率。在此基础上，陈志雄提出全媒体资源库解决方案，包括全媒体资源多渠道采集、统一的专业化资源加工、全方位业务系统支撑、多渠道资源增值应用和基础内容管理等部分，实现内容资源的整合和内容的一次生产、多次出版、多渠道。曹学均认为面向报业的全媒体资源服务平台可分为四个层面：基础设施层、基础平台层、应用层和用户界面层，提供全媒体数字内容资源的多渠道采集、专业化加工，实现各种数字内容和产品的统一存储和管理，同时对内可以为全媒体内容生产平台以及经营管理技术支撑平台提供资源服务，对外又可以进行内容增值业务拓展。
4.3 全媒体流程再造
尹明华总结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推进全媒体流程再造经验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内容领域中的价值体现，目前正在推进的新闻搜索和分析平台，即是在不打破体制机制的情况下变动流程，采编队伍拥有一个强大的新闻汇集和搜索平台：二是多通道复合数字出版平台，使新老媒体之间具有通畅的数据交换通道，多样式地生成新媒体内容产品：三是智能手机新闻互动服务平台，通过商务性互动实现平面媒体内容的个性化和视频化展现。
4.4 全媒体营销策略
曹峰从营销组合策略“4PS”理论(Product、Price、Place和Promotion)出发，指出全媒体竞争格局下，传统媒体的“内容为王”是出版集团竞争的首要策略。黄升民和刘珊进一步完善理论，认为以三网融合的媒体网络和技术为基础建立起一个海量数据信息库对受众和消费者信息进行大规模客观普查，再以网络社区的概念对受众进行信息反馈的主动引导和互动讨论，从而形成客观信息与主动反馈的有效结合称之为“全媒体营销”。在此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媒体营销的新型营销模式，即以信息数据库和互动平台作为“全媒体营销链”。
4.5 全媒体人才培养
徐诗荣认为在全媒体出版时代，由于图书形态的多元化、出版领域的扩展以及出版流程的改变，编辑所承担的职责与工作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对编辑的能力和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编辑在信息收集与整合，文本内容的组织、开发与编校，图书形态的设计以及全方位的宣传策划等方面，都必须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张苏敏通过对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分析认为，目前全媒体人才战略存在的不足包括全媒体记者面临深度报道的困惑；培养全媒体人才的投入和产出比例失衡；全媒体人才管理制度不健全三个方面，并指出加强出版集团全媒体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全媒体人才培养重心前移，完善全媒体人才激励制度和建立健全全媒体人才保健机制等措施。
5 研究不足
综上所述，有关全媒体环境下出版集团的研究可划分为社会视角研究、商务视角研究、发展研究、应用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等方面。从文献数量上，学术界从管理学、社会学视角研究的论文数量最多。从研究内容而言，探讨全媒体环境下出版集团的体制变革、发展模式、技术创新等内容。目前，对全媒体环境下出版集团的研究，在有关分类以及运行管理机制上，已有一定的基础，但对于全媒体环境下出版集团发展至关重要的全媒体资源的利用、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盈利模式的推广，尚未建立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架构。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点不足。
首先，全媒体特性有待挖掘。全媒体出版仅仅是同一作品内容的跨媒体平移，虽有丰富的传播工具和技术的更新，却没有针对各种数字媒介的特性，在原有内容资源的基础上为其量身定做一些新的文体，全媒体的特性并没有充分挖掘出来。
关键词：网络信息;文献信息;采编;管理
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在新技术的推动之下，各行各业都处于不断的发展状态。就文献采编行业而言，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好的开展相关的文献采编工作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首先介绍了网络环境下科技文献采编工作的特点，接下来分析了网络环境下文献采编工作的重点环节，最后探讨了如何在做好数字文献采编工作的基础上优化信息服务管理工作。
一、网络环境下科技文献采编工作的特点
文献采编工作是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献资源建设又是文献信息服务的关键环节，因此文献采编工作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传统的文献采编工作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即采编方式过于简单。在新时代背景下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之下，文献采编工作逐渐脱离了传统模式，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现阶段，相关信息服务机构对文献采编工作的定位主要有两个，分别是“大”和“全”。
在网络环境下，目前的文献大多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对文献的整合的共享是现阶段的研究重点。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我国已经构建了一些综合性科技文献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中存储了各类文献，主要包括学位论文、中文期刊文章、专利、会议论文等，使用者可以借助网络搜索工具从上述数据库中非常方便的搜索自己需要的文献资源。
笔者认为目前文献采编工作具有下述特点：第一，考虑用户的实际需求，并以此作为选择文献的主要依据;第二，采编人员需要按照相关标准开展采编工作，在工作中考虑文献服务机构的实际情况;第三，在采编时有效的使用各种网络工具;第四，文献采编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献鉴别能力等。
二、网络环境下文献采编工作的重点
（一）对文献资源载体形式的调整
现阶段，多种形式的载体不断涌现，极大推动了文献的数字化转型。传统的文献以纸质化为主，在网络化的环境之下，数字化的文献成为潮流趋势。相关机构应该重视对文献资源载体形式的调整，以用户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对存储文献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科学合理的整理，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二）逐渐增加数字化文献资源
数字化的文献逐渐引起了用户的重视，人们也越来越偏爱数字化文献资源，于是文献部门应该不断增加数字化文献资源的数量，满足用户需求。具体来讲，现阶段比较典型的数字化文献资源主要是数据库镜像站，如NSTL本地镜像站和“中外专利数据库”等。
（三）开展专题文献收集与报道工作
文献采编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各类文献进行科学合理的采集、整理和报道，这也是文献采编工作的核心内容。在网络环境下，和读者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及时了解读者的实际需要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相关机构可以尝试构建“网上阅览室”，根据不同的专题对文献进行分类采集和报道。
三、在做好数字文献采编工作的基础上优化信息服务管理工作
笔者认为信息服务机构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开展信息服务优化管理工作：
第一，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不断健全管理体系。以人为本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文献服务也应该充分体现以人文本的精神。重视用户的服务体验，及时了解用户反馈的意见，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
第二，构建多种形式的数字服务平台。当今时代处速发展的状态，文献机构应该紧跟时展的步伐，关注热点问题。并以数字服务平台为依托向用户介绍一些新兴产业和新技术，不断满足用户对新事物的了解欲望。
第三，对文献管理工作进行不断的优化。具体工作内容包括：首先，健全呈缴制度;其次，构建期刊交换制度;再次，关注二次文献的开发工作;最后，进一步完善文献荐购体系。
第四，纸质文献也是一种重要的文献存储方式，信息服务机构应该重视对现有纸质文献的整理工作，及时开展剔旧工作。对于纸质文献进行剔旧处理不是一项新任务，相关人员可以利用相对比价传统的方式开展文献剔旧工作。也可以使用一些新的方法，具体来讲就是剔旧时充分考虑现有数据库资源，同时开展一定的统计调查工作，通过调查了解现阶段用户的具体要求，然后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最终给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文献剔旧方法。
四、结语
网络时代到来为文献采编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相关人员应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不断完善文献采编工作，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文献信息服务。本文主要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了网络环境下的文献信息采编和相应的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 何洪武.论网络技术下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D].华东师范大学，2001.
[2] 卢铮.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报业组织变革[D].复旦大学，2012.
[3] 赵晓宇.网络时代高校校报信息管理研究[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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