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1 01:09:5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主流文化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数字资源；整体建设；推广使用
数字资源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信息资源不断更新增加的产物，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数字资源作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本信息物资储备，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为易存取性、易检索性、易管理性、易更新性。海南省图书馆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公共省级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较为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将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作为本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工作。本文就如何建设好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这一个课题加以分析、探讨。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概况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现状
海南省图书馆现有数据库15个，年平均访问总量达70万次，可在馆内上检索、下载所需文献，其中部分数字资源还开通了馆外登录使用功能。本馆数字资源从资源功能上可将其分为学术型数据库、经济型数据库、多媒体型数据库、教育考试型数据库、电子图书型数据库等几大类别，其中电子图书型数据库与学术型数据库的读者年访问量为最高。读者可通过馆内的数字阅览室及其它阅览室的检索机免费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1、年购置经费不足
与国内其他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相对较少，购置数据库数量较少，读者数字资源多样化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本馆数字资源年度采购经费预算中，已购置数据库的年度更新费用占据绝大比例，甚至是占用全部采购经费，而用于新增数据库的采购经费较少，甚至是没有经费预算比例。
2、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
与国内知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建馆时间较晚，读者人数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加上读者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和使用有一定的局限，造成读者对本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oclc于2005年出版的《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看法，致oclc成员的报告》结论部分指出：“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去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用户没有意识到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电子资源，也没有去使用这些资源”，与此同时，网上信息资源更丰富更便捷，相对本馆的数字资源更具有自身优势，也是造成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3、数字资源宣传力度不足
本馆数字资源对外宣传方式单一，手段不灵活，让社会公众对本馆数字资源的自身独有的专业性认识不足。另外，数字资源宣传周期过于短暂，未能达到应有社会影响力。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体建设建议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书馆事业，使之开始了一场最为重大的变革。100年前基本成型的传统图书馆形态已经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新的工作方式与服务方式”。而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媒介形式，也将由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为主过渡到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与数字信息文献并驾齐驱的阶段，更甚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文献为主的媒介形式。为适应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与读者使用图书馆需要，需从海南省图书馆的实际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建设自身独具特色的数字资源馆藏，按对内整体建设与对外整体建设两种建设方式，对本馆数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内建设
对内建设主要是针对图书馆自身数字资源建设的方式，主要包括有对数据库产品的采购与构建本馆特色数据库。数据库产品的采购是本馆数字资源量化建设的主要方式，可快速增加本馆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本馆数字资源建设质变的有效方式，可使本馆数字资源整体质量得到改观。
1、数据库产品的采购
本馆数据库产品的采购需遵循的原则：（1）读者需求至上的原则，满足读者的数字资源需求是本馆数字采购配置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立足点；（2）科学规划原则，目前国内有众多数据库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本馆应制定数字资源馆藏发展目标和体系结构标准，科学合理地挑选既能丰富本馆数字资源种类，又不超出本馆财政购置支出能力范围的数据库产品；（3）合理配置原则，在已开通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数据库的子库重复采购的问题，需对现有的数据库的子库进行重新挑选，合理采购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购置经费。
数据库购置的方式，目前数据库提供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个人用户访问等使用方式，其价格相差较大，为了更好的建立建全本馆外购数据库资源种类，可针对数据库产品分别采用不同购置方式，一些价格较高而利用率不高的数据库及外文文献数据库可采用个人用户访问方式予以采购，并通过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为读者提供库内数字文献；一些价格不高而利用率较高的数据库，则可通过采购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一些价格不高而体系严密的数据库，则可通过购置镜像访问方式。
2、特色数据库的构建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特色馆藏之一，省内各家图书馆建立特色数据库的数量不多，为充分发挥省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联合其它省内图书馆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与数据库公司进行多种方式联合建库，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外建设
互联网信息资源规模日趋增大，图书馆在保持信息同步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为此需通过与外部合作建设数字资源。主要包括联合采购与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两个方面。联合采购可以避免采购经费不足与数字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通过联合采购，资源共享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主要是通过图书馆馆员利用互联网上权威信息，构建网上信息分类整理与导航。
三、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推广使用
（一）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宣传途径
利用互联网及多种媒介宣传报道本馆数字资源，并在一定的周期有计划的强化宣传频率，提升本馆数字资源的知名度，并在图书馆首页内添加各数据库的简介和使用指南，方便读者使用。
（二）提高读者数字资源检索技能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数据库检索技能培训班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讲座，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各个数据库的功能与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读者使用数据库的能力。
（三）定期举办检索技能大赛
与省内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赞助商或者与数据库公司合作，定期举办本馆检索技能大赛，这样不仅提高本馆数据库的知名度，也有利于读者更好的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四）主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
图书馆馆员要转变传统信息咨询服务方式，由被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转变为主动出击，主动创新提供多种数字资源信息服务，抢占数字资源信息服务高地，使更多读者接受图书馆专业数字资源的服务。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数字资源；整体建设；推广使用
数字资源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信息资源不断更新增加的产物，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数字资源作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本信息物资储备，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为易存取性、易检索性、易管理性、易更新性。海南省图书馆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公共省级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较为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将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作为本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工作。本文就如何建设好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这一个课题加以分析、探讨。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概况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现状
海南省图书馆现有数据库15个，年平均访问总量达70万次，可在馆内上检索、下载所需文献，其中部分数字资源还开通了馆外登录使用功能。本馆数字资源从资源功能上可将其分为学术型数据库、经济型数据库、多媒体型数据库、教育考试型数据库、电子图书型数据库等几大类别，其中电子图书型数据库与学术型数据库的读者年访问量为最高。读者可通过馆内的数字阅览室及其它阅览室的检索机免费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1、年购置经费不足
与国内其他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相对较少，购置数据库数量较少，读者数字资源多样化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本馆数字资源年度采购经费预算中，已购置数据库的年度更新费用占据绝大比例，甚至是占用全部采购经费，而用于新增数据库的采购经费较少，甚至是没有经费预算比例。
2、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
与国内知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建馆时间较晚，读者人数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加上读者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和使用有一定的局限，造成读者对本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OCLC于2005年出版的《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看法，致OCLC成员的报告》结论部分指出：“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去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用户没有意识到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电子资源，也没有去使用这些资源”，与此同时，网上信息资源更丰富更便捷，相对本馆的数字资源更具有自身优势，也是造成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3、数字资源宣传力度不足
本馆数字资源对外宣传方式单一，手段不灵活，让社会公众对本馆数字资源的自身独有的专业性认识不足。另外，数字资源宣传周期过于短暂，未能达到应有社会影响力。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体建设建议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书馆事业，使之开始了一场最为重大的变革。100年前基本成型的传统图书馆形态已经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新的工作方式与服务方式”。而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媒介形式，也将由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为主过渡到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与数字信息文献并驾齐驱的阶段，更甚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文献为主的媒介形式。为适应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与读者使用图书馆需要，需从海南省图书馆的实际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建设自身独具特色的数字资源馆藏，按对内整体建设与对外整体建设两种建设方式，对本馆数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内建设
对内建设主要是针对图书馆自身数字资源建设的方式，主要包括有对数据库产品的采购与构建本馆特色数据库。数据库产品的采购是本馆数字资源量化建设的主要方式，可快速增加本馆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本馆数字资源建设质变的有效方式，可使本馆数字资源整体质量得到改观。
1、数据库产品的采购
本馆数据库产品的采购需遵循的原则：（1）读者需求至上的原则，满足读者的数字资源需求是本馆数字采购配置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立足点；（2）科学规划原则，目前国内有众多数据库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本馆应制定数字资源馆藏发展目标和体系结构标准，科学合理地挑选既能丰富本馆数字资源种类，又不超出本馆财政购置支出能力范围的数据库产品；（3）合理配置原则，在已开通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数据库的子库重复采购的问题，需对现有的数据库的子库进行重新挑选，合理采购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购置经费。
数据库购置的方式，目前数据库提供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个人用户访问等使用方式，其价格相差较大，为了更好的建立建全本馆外购数据库资源种类，可针对数据库产品分别采用不同购置方式，一些价格较高而利用率不高的数据库及外文文献数据库可采用个人用户访问方式予以采购，并通过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为读者提供库内数字文献；一些价格不高而利用率较高的数据库，则可通过采购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一些价格不高而体系严密的数据库，则可通过购置镜像访问方式。
2、特色数据库的构建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特色馆藏之一，省内各家图书馆建立特色数据库的数量不多，为充分发挥省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联合其它省内图书馆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与数据库公司进行多种方式联合建库，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外建设
互联网信息资源规模日趋增大，图书馆在保持信息同步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为此需通过与外部合作建设数字资源。主要包括联合采购与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两个方面。联合采购可以避免采购经费不足与数字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通过联合采购，资源共享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主要是通过图书馆馆员利用互联网上权威信息，构建网上信息分类整理与导航。
三、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推广使用
（一）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宣传途径
利用互联网及多种媒介宣传报道本馆数字资源，并在一定的周期有计划的强化宣传频率，提升本馆数字资源的知名度，并在图书馆首页内添加各数据库的简介和使用指南，方便读者使用。
（二）提高读者数字资源检索技能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数据库检索技能培训班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讲座，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各个数据库的功能与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读者使用数据库的能力。
（三）定期举办检索技能大赛
与省内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赞助商或者与数据库公司合作，定期举办本馆检索技能大赛，这样不仅提高本馆数据库的知名度，也有利于读者更好的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四）主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
图书馆馆员要转变传统信息咨询服务方式，由被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转变为主动出击，主动创新提供多种数字资源信息服务，抢占数字资源信息服务高地，使更多读者接受图书馆专业数字资源的服务。
【关键字】主流文化；萌文化；青年亚文化；网络时代
一，“萌文化”的主体是否是青少年？
为了研究“萌文化”的主体，笔者对30位不同年龄的对象进行了访谈。其中，对于“萌文化”有了解的被调查者的年龄所占比例最多的是18岁以下的儿童，其次是年龄在18---25岁的青年，而对“萌文化”的含义认识准确的被调查者则集中在18-25岁的年龄层，其次是25-35岁的年龄层，18岁以下的儿童普遍认为“萌文化”值得是“彰显可爱的女孩文化”。另外，在感情倾向上，对“萌文化”报以正面倾向率最高的年龄群体也是18---25岁的成年人，达到了78%，而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对“萌文化”报以正面倾向的比例却只有61%，而且明显与性别具有显著相关性。根据访谈结果，儿童对于“萌文化”倾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是女孩儿们爱的东西，我喜欢（或不喜欢）”这一简单好恶的层面上。而18-25岁的成年人则会着重指出自己对于“萌文化”使用上的情感性取向（用来慰藉自己）亦或是工具性（用来参与社交网络行为）倾向。
由上述可见，对于我们所定义的“萌文化”，虽然18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在对“萌”这一词语的接触上是接触率最高的群体，但实际上对“萌文化”作为亚文化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并对其发展具有主导能力，则是18-25岁的成年人士。
二，主流文化对“萌文化”的吸收使用是否会造成受众的反感？
为了调查受众对主流文化吸收“萌文化”的态度，在之后的研究中，笔者对10位受访者观进行了访谈。给受访者看了央视《你幸福吗》与《明年还缺啥》这两则报道，它们共同点是在视频中都有几处明显的“卖萌”桥段：前者是流传于网络的“你幸福吗―我姓曾”的对话；后者则有“你缺啥-我缺个男人”等“卖萌”桥段。在观看了这两则报道后，大部份的受访者表现出了一种愉悦，而非反感，当被问及“你觉得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是否应当采用这样不严肃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时，仅仅有一位受访者表示：不应该。而当问到对“央视卖萌”的看法候，有八位受访者均表示“支持”，并且当被问及“当主流媒体用‘卖萌’的方式来宣传的时候，你会更加接受吗？”时，一半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接受”，其中一位受访者指出：这样给人情切感，比之前容易让人接受。
由上述可见，主流文化中的内容，且主要是正面内容，对“萌文化”的使用基本不会造成受众的反感，相反受众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
三、受众能否较好的识别吸收了“萌文化”的主流文化内容？
为了研究受众是否能较好的识别吸收了“萌文化”的主流文化内容，笔者给参与访谈的受访者展示了各种微博“卖萌体”，其中关于雷政富事件的“十二秒反腐”等微博体例是主要研究对象。在对相关微博进行检索后的转发评论统计中，笔者发现至少有70%以上的为负面内容（约抽取了100条评论做出的统计）。
而在访谈中，对着 10名受访者展示完内容之后，有6名受访者表现出这些微博内容荒诞，不够严肃。其余的四人中，两名表示这些微博展示出的社会矛盾值得深思，而仅有一名抱着愤慨态度指出这“体现了社会群体的不满与悲哀”。由此，笔者得出，在微博上，对被吸收包装成“萌文化”的负面文化内容，虽然直接表示负面评价的很多，而报以观望态度和对此种微博所展现的“负面信息”不懈并不以为然的的受众，大多不会去主动再次转发此类微博。
可见，大部份受众实际上对吸收了“萌文化”的主流文化内容的区分识别度是不高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萌”文化的主体是18-25岁成年人。“萌文化”其实是所谓的“90后非主流文化”的一种延续与扩张，到“90后”开始在网络舆论环境中占优一席之地的时候，他们的“非主流”脱离了被嘲讽戏虐的“异端”的标签，上升形成了这种“亚文化”。在网络时代，由之前“90后非主流文化”所扩张演变形成的亚文化还有很多，如“吐槽文化”、“宅文化”，这些包含着、网络词汇的文化，和“萌文化”体现出了一样的网络时代的亚文化特征：话语方面反叛传统文化；行为方面追求新鲜事物；文化方面已形成传媒追逐、商业热捧的文化产业效应。
第二，主流文化中的正面内容对“萌文化”的使用基本不会造成受众的反感，相反受众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讲究本份秩序的“礼”，做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事情是“非礼”的，不守本分的行为，是礼教文化中的大忌，如果放到中国传统社会，那么“卖萌”就是一种 “非礼”行为。而在网络时代，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礼”却随着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吸收过程而在不断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央视新闻频道下面的滚动字体也在悄然间用硬朗的正式风格改为圆滑风格，变得“萌”了；各大官媒开始推出微博“吉祥物”，用可爱的口吻说着“卖萌”的话语，你来我往的互相评论与回复。
第三，对于主流文化中的一些负面内容，采取吸收“萌文化”的方法，过渡用戏谑、荒诞的方式与口吻传播，会使受众难以识别，陷入“归谬”的逻辑中。
目前传媒界存在的“新闻娱乐化”现象更是为这种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利用提供了便利：在如今的商品社会中，对文化的大规模生产和商业化形成了一个文化工业。虽然在亚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主流文化看似正面临重大挑战，而实际上，“萌文化”等亚文化却早已被主流文化所吸收使用，被放进了“娱乐化”的范畴中去了，但由此带来的新闻过渡娱乐化风气却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总的来说，“萌文化”的快速发展，并非是主流文化面临的巨大挑战。相反的，主流文化以及以“新闻娱乐化”为趋势的文化产业成为了这些亚文化快速兴起的最大受益者。这些新兴的亚文化生态体系实际上给了主流文化很大的机会。从第十放映室电影评论使用“吐槽体”，到央视故意把“恶意卖萌”的采访片段放出，如今，很多新闻内容不但具有主流文化层面的解读，更具有了亚文化层面的解读信息量，这将会是一种很好的文化发展趋势，但也需要我们始终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弘扬。
参考文献：
[1]刘树晟：《当代“萝莉”文化解读》，当代青年研究，2010（10）
关键词：民族主流文化；自由认同；共在本在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45－04
虽然孟德斯鸠说：“没有哪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其实，所谓自由，就是人的个性自由；人的个性自由可分为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内在自由即“我思”的自由；外在自由即“我行”(实践行动)的过程及其物化的自由。不论是内在的“我思”，还是外在的“我行”的自由都因人的民族主流文化生成而存在，无民族主流文化生成的个性的人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生成与发展。
在论证文化是人的存在之产物、是某一民族历史传承的共在现象时，文化学的鼻祖泰勒(Tylor)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丛结的全体。这种复杂丛结的全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克罗孔(Kluckhon)也说：“当我们把一般的文化看做一个叙述的概念时，意即人类创造所累积起来的宝藏：书籍、绘画、建筑等。除此以外，还有我们适应人事和自然环境的知识、语言、风俗、成套的礼仪、伦理、宗教和道德，都在文化的范围之内”；汤玛斯(Thomas)还说：“文化是任何一群人之物质的社会价值，无论野蛮人或文明人都有文化”……这说明文化是人的存在的产物，是一种历史传承的共在现象，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在创造传承文化的同时，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的所有行动存在于文化之中。
文化是一个有层级和区域差异的存在物，这种层级可分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有全人类共在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种族的文化、不同语系的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等；文化区域差异的分层包括东方和西方主流文化、不同国家主流文化、不同区域的文化、不同族群的文化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既存在着人类共认、共在的文化，也存在着各自微观差异的主流文化。
所谓民族主流文化，就是某一民族的精神信仰、道德取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深层次的精髓的存在物。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排斥性，若要展现个性自由，就必须获得这一国度、这一民族的这一区域的乃至这一族群的主流文化的包容性认同，任何违反主流文化包容性认同的个性绝对自由就是在文化排斥性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只有在不同层级主流文化包容性认同中展现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真正本在。
一、“我思”的个性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性存在就因不同种系的民族主流文化生成而呈现出思维的民族主流文化性限制性与生成性关系。“我思”的自由是在民族主流文化生成中进行的，具有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约定性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思维的承载物――语言上，语言的意义不仅包含有语音、语法、文字等的规定性意义；而且还包含非语言的规则、礼仪、风俗等的约定性意义；还包括躯体语言(态势语)可接受意义，这些语言的不同民族文化意义的存在制约、形成特定民族的内在思维，从而形成特定民族的共在意识。
“我思”，即我的内在思维活动。“我思”的自由不是无根据、无逻辑的，是以民族语言、特定形象为载体的内在活动，即使是梦境的蒙太奇式的跳跃性自由思维活动，都是以形象和民族语言为中介的，这些思维中的承载物是因个体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等民族特有的积淀与重现得以存在。我思什么、怎么思、思的结果如何，因民族主流文化的自我认同而存在，若无民族主流文化的积淀与认同即不可能形成有意义的思维，至少是无价值的思维。
我思考我的本在、我思辨我的存在，是因为我需要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在我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与生成之中。当民族主流文化的约定性认同不存在时，我的思想就失去了承载物。我的存在与本在是因为我存在于“这一个”民族之中，我只能在我所在的民族语言、风俗、道德的认同之中进行内在自由的构念(内在概念的自由思辨)。当然“我思”的自由也可以接近超验，但绝不可能是超验的我思。我思可以超越特定民族认同的宗教、知识、伦理等，甚至可以趋近还原为元初的本能的先验的我思，但是只要人存在于一定的民族主流文化之中，接受并使用着某一种系的语言，就接受着某一民族主流文化认同的存在，就受制于这一民族主流文化的生成。如：英语的语法结构是扩展式的，进而形成了英语国家的主流文化中的思维是后延性的；而汉语的语法结构是聚合式的，汉语使用者的思维就是汇集式的，如果用汉语思维来进行英语交流，就不能获得英语国民的理解与认同，就会被认为是中国式的英语，反之亦然。
二、“我行”的个性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我行”的个性自由，即我的外在的自由，外在自由即“我行”
(实践行动)的过程及其物化的自由，是个体显现出来的，外在可观、可感、可悟的自由。我的外在存在既受制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也受制于特定的民族主流文化环境，“我行”的个性自由也就在这自然和民族主流文化之中。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构成了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存在形式。
(一)“我行”的个性自由与自然环境的认同
自然世界是人及其民族文化的存在基础，人及其民族文化离开了自然也就离开了存在的可能，自然界在为人提供存在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为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存在的物质基础。特定的人及其民族主流文化是在不断地摆脱自然的各种限制与逐步利用、改造自然中获得了生成与发展的。
在自由的物质生产方面，马克思做了一个明晰的论断：“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即就是说：自然构成了人及其民族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从元初的人对自然的依恋、畏惧、崇拜，到现代对自然的改造和复归，从而形成了特定自然定人群的特定民族主流文化――宗教的、迷信的、语言生成的、生活方式的等的存在。对个性自由的实践，即使对自然外在有多大程度的恨与爱，任何纯先验的自由的实践也是不可能超越于这一自然界而存在的；即使为了超越地球这一特定自然的科技发明与逃避，其本源还是来自于这一自然界，因此，现代人在追求自身解放的同时，又在客观认定了自然的限制及其资源的有限性，因而，“我行”
(实践)的绝对自由必须受制于特定的外在自然，必须在自然的可承受之内。在这一点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和人通过自身的存在，对人民意识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这种存在是同实际生活的一切明摆着的事实相矛盾的”。
(二)“我行”(实践)的个性自由受制于我的民族自然人的认同
除外在自然对我的外在自由的物质限制外，“我行”(实践)的个性自由还受制于我的特定民族自 然人的限制。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特定民族的宗教人，然后才是理性的人和社会的人。个体在追求自我的绝对自由时，总有作为类的和个体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作为类的人欲自由翱翔于天空，却没有鸟类的翅膀与羽毛；欲自由潜游于海底，却没有鱼类的生理机能；想自由驰骋于原野，却没有虎豹强健的躯体和猴猿等攀爬的灵便……作为个体客观生理条件的差异也就限制了个体展现自身自由的范围，如身高1.7米与2.2米身高的两个人的自由展现空间就各有不同……在自然人属性上讨论自由，正如马克斯・舍勒所说：“作为生物，人毫无疑问是自然的死胡同”，“世界已实在地生成为人，人应观念地生成世界”，“生物学意义上的超人是一个童话”。作为特定民族的自然人，因民族的语言、宗教、伦理道德等的文化生成的制约，个性自由的展现总受制约我这一民族特定自然人的生成性，我不可能超逾我这一民族的种系而独立存在。
(三)“我行”(实践)的自由与人类共在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人不仅离不开外在自然，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理性存在都存在于人类共在之中，只是共在范围有大小差异而已。现代西方代表人物弗罗姆说：“儿童一从那个世界脱颖出来，他就领悟到自己是孤独的，自己是一个与所有他人相分离的个体，这一世界与人自己个体的存在比较起来，则是绝对强有力的，并且经常是带有威胁性和危险的，与这一世界相分离，就使人产生了一种无权力和忧虑的感觉。当一个人是这一世界的组成部分，还未认识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和责任时，他就不需要害怕这一世界；当一个人已经成为一个个体时，他就孑然一身，面对着一个危险和极强大的世界。”也就是说，要践行个体自由，必须在特定的某一民族之中，由于在特定民族有一系列共认的礼俗、规定与法律等民族主流文化共在性存在，因而，在这一系列共在中践行个体的自由就是自由的，超越共在的自由是受限制的。一方面，个体需要他人的存在，他人的认同与可接受是个体自由存在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个体在践行自身自由时，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如果在这一世界，要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就如同萨特所说：“他人即地狱”，因为个体“时刻都整个地处于他人的注视之下……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其实，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现实生活中，个体在实现自身自由时，往往就损害了他人的自由，这正是没有获得他人和民族主流文化认同的外显行为的结果。
(四)“我行”(实践)个体精神生产的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哲学大词典》对精神生产的解释是：“精神生产(spidtual production)狭义指一切高级的意识形式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即‘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科学或艺术的生产’。一般在狭义上使用，与‘物质生产’相对，精神生产是一种生产性的精神劳动。它以精神产品作为自己的直接成果。精神产品以其包含的精神和文化价值为本质特征而区别于物质产品。同时，它又必须借助物化形式表现或存在。……”
个体精神生产的自由，除个体思想、观念、意识的形成是上文论述的“我思”的内在性存在之外，这里还得进一步论述作为“精神产品的直接成果”存在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关系。我的精神生产的产品的形成过程的自由，必定会受制于特定的民族主流文化背景的认同，也就是必须“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除了全人类共在精神文化产品都拒斥褒扬腐败、、无人性之外，东西方也还有明显的民族主流文化差异：英美主流文化宣扬规则，汉族主流文化――儒家文化重视亲情；英美主流文化敬重上帝、耶稣，中国汉族主流文化“敬鬼神而远之”；英美主流文化比较看重行为的绝对因果，汉族主流文化倾向行为的“中庸”与道义；……由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要展现个性自由，不仅要获得我国汉族主流文化的认同，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得接受少数民族主流文化的认同，至少的规避少数民族主流文化的禁忌……也就是说精神产品的自由再现，除必须获得全人类共在文化的认同之外，还必须获得特定民族主流文化认同，即使是把一些明摆着的事实用精神产品的形式再现出来也必须获得“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和当下的某一民族或地区的民族主流文化的认同。
关键词：主流文化；翻译；翻译策略
1.引言
翻译促使两个不通语言的国家、民族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为了使译作能被读者所理解并接受，译者必须考虑诸多因素。特别是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从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到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的转换过程，文化和语言表现为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因此，在翻译时，译者永远与主流文化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因为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会受到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2.文化、意识形态与翻译
翻译是译者有关原语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往往受到有关语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更为明显。这是因为，语言中承载着文化，语言体现反映文化，同时语言又是民族文化的浓缩与象征。语言在其形成和不断发展过程中，深刻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同时映射着某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故翻译语言的过程，也不可能只是字字对应，词句对应的机械转换。不同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积淀，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的转化过程变得非常复杂。
刘宓庆先生指出：“文化翻译的理论研究之所以特别重要，还由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差异很大，忽视这种差异，必然有损于文化的双向交流（刘宓庆，1990：127）。”作为一种涉及文化的语言活动，翻译促进了沟通，有助于传播文明。它具有多重属性，如文化方面、交际语言方面等。诺德指出，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多层面的“跨文化交际活动”（Nord，1991）。文化翻译既需考虑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又要注意那些承载文化内涵的词语，典故。译者在处理翻译时，应头脑灵活、思维敏捷，既要兼顾语言表层含义的微妙差别，同时也要了解文化深层的内涵。例如，在中国文化中，“红”大多数情况是“褒义”，代表喜庆，欢愉、祝福，如“红包”，“红盖头”，“满堂红”，“红红火火”。而英国人却视“in red”（汉译：“红”）为“赤字，亏空”。这起源于《圣经》，圣经中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让十二门徒喝下他的血，最后耶稣遇难，钉于十字架上被处死。因此“红”在西方就与“血腥，杀戮”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源远流长，影响着西方人文艺术的方方面面。哲学、宗教是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张岱年，1995：433）因此中世纪时期的西方，哲学和宗教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译者在处理翻译时没有遵循这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那么他的译本就会遭到无情的压迫和蔑视。由此可知，每种文化都有其主流的意识形态，文化也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不同文化的交流实质上就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和摩擦。因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必然会受到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支配和操控。
3.关于归化与异化策略的概念和功能
对于译者而言，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在目的语中恰当地体现具有原语文化的概念、词汇和一些地道的表达。另外，译者还需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合理处理原语中的文化要素，尽可能忠实原文，将原文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以上问题，翻译界处理的策略大致分为两派，即异化派和归化派。
以Nida（奈达）为代表的归化派认为：翻译原语文化因素要以目的语文化或原文作者为归宿，使译文的表达方式趋于自然，并尽可能地把原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郭建中，1998：2），从而使读者正确理解原文。
以Venuti（韦努蒂）为代表的异化派认为：异化这种翻译策略，着重强调原语或原文作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尽最大努力使译文的表达保留原文的特色，忠实于原文，体现原文的独到之处，并尽可能促使译文读者接受原语文化。
4、翻译的策略取向
勒弗维尔（著名美国翻译学家）认为，控制翻译和文学创作的因素：即意识形态与诗学。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同时在文学家和翻译家运用话语时，在他们的意识中起作用，影响他们的“创作”或“改写”、“决定翻译家的策略”（王东风，2003：3-6）。归结到翻译的问题上，影响翻译家翻译策略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翻译家的意识形态和当时文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诗学”。（Lefevere，2001：14-41）
因此，受主流文化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也从译语的可理解性考虑，译者一般会采取以下翻译策略：
4.1归化法
所谓归化法，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把一种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的内容，而转化的内容能被译文读者所接受、理解，并能使译文读者领会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妙处。
上世纪40年代，美国作家埃文・金（Evan King）在翻译老舍名著《骆驼祥子》和《离婚》时，采用了归化译法，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出于对当时美国意识形态的考虑，把《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尾翻译成了圆满的结局，而把《离婚》中讽刺民族懦弱的部分翻译成了轻浮的闹剧。
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那时二战还未结束，美国整个民族处于矛盾激化的紧张状态，所以社会民众需要轻松的娱乐方式来缓解当下的压力。另外，美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大力发展工业机械化生产，人们面临着紧张忙碌的工作，闲暇时也需要轻松的娱乐，由此大众文化开始兴起。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这一文化强调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通过掩饰现实的激烈矛盾和各种复杂冲突，让读者内心感受到虚幻的和谐和圆满。
4.2 异化法
所谓异化法，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原语文化部分以非常接近原貌的形式转换成目的语的形式。这种方法往往能让目的语的语言成分以及表达形式呈现全新的面貌。
例如，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古老的中国慢慢开始睁眼看世界，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随之面临严峻的挑战。当时，中国的文化地位面临严重危机。按理，受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在处理翻译时应主张异化的策略。于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采用异化的方式从事翻译。他们认识到封建文化的不足，敢于直面惨淡落后的现实，积极学习先进文化，勇敢地用异化的翻译方式引进介绍西方文化。他们希望用西洋文学挽救中国及中国文化。
4.3 零翻译
“零翻译”的概念是由邱懋如教授提出的，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可译性问题。采取零翻译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的，当然与译者的个体意识形态、文化修养、语言功底和翻译态度也密切相关。
例如，《鸳鸯刀》是金庸笔下的武侠小说，在译成英语时，有译者译成“Blade-dance of the Two Lovers”，这里把“鸳鸯”译成“two lovers” 是为了达到可译的效果，采取了零翻译的策略。这是由于在中国文化中，“鸳鸯”指的是一种水鸟，经常雌雄一起在水面上嬉戏，成双入对，相亲相爱，悠然自得。因此“鸳鸯”常常用来比喻“成双成对”“夫妻和鸣”。而在西方文化中却并无此寓意，因此翻译时不能忽略词语所加载的文化意义。
5、结语
总而言之，在翻译学术活动中，文化研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这将成为翻译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化的角度，翻译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活动或跨文化交际。这一角度为翻译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它不同于只强调语言在翻译中的地位，它将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共同作为翻译研究中必须考虑的要素。
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取决于其自身所处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自从翻译不可避免地进入文化领域后，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文化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文化政治实践”（Venuti，1995：19）的操纵。
但在当今中国，我们在基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讨论译者翻译策略取向时，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探讨研究，理论只有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3―6.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J].外国语，1998，（2）.
[3]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4]张岱年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433.
[5]李霞.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与翻译[J].西安外国语学报，2003，（2）：67.
[6]邱懋如.可译性及零翻译[J].中国翻译，2001，（1）.
[7]Nord，Christine，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M].Atlanta GA：Amsterdam.1991.
[8]Venuti Lawrence，“Rethinking Translation”[J].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
[9]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rame.Lond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键词]和谐社会：主流文化；科学发展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
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构建和谐社会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先进文化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持、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表现其人本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先进的主流文化是先进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先进主流文化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方向：要发展和谐文化，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从而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坚持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次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将中华文明看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足以说明中华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发展潜力。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汉语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贴在巴黎街头的一则醒目的海报这样写着：“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中国文化已经走向全球。然而中国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体系。比如在儿童语言教育方面，所谓的“双语”教育正在打压、矮化汉语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儿园推行幼儿识字教学。数典忘祖、破坏民族文化传承的举动在复兴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不理解我们的文字，谈不上教育进步，更谈不上发扬民族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需要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坚持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四、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的缺失导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蚀，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困境无不在呼唤中国文化的崛起，中国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坚持以为指导核心，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只有坚持贯彻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又是中国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本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支撑，而一味地鼓动崇尚“崇洋之风”，那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而丧失了灵魂的民族必然会日渐衰亡，走向没落。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占领网络阵地。网络社会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形成了“虚拟世界”中多种文化并融交错的格局。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从直接涉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高层次的理论论战到低层次“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甚至黄、毒、赌等丑恶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开展优质的政府公众信息服务，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上网，把中国博大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制成数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产品，拓展先进文化信息的辐射空间，提高中华文明在互联网上的文化地位。
最后要批判的接受外来文化，使之与本土文化相辅相成。和谐共存。当今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使我国面临着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必然要验证其可借鉴性。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可贵的民族文化，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着本民族的精神。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基于本国的民族精神而形成的，是历史传承的，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总结的。所以。对外来民族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要经历一个辩证扬弃和自觉内化的过程。不能不加选择地生搬硬套，要有选择地使两者达到辩证统一，内化为适用于我国实际情况的文化继承。
论文摘 要：教育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教育和社会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从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基本功能，例如保存、传递、选择、复制、创新、反思等功能入手，立足于目前我国社会所处的多元文化环境，着重分析了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交融，具有交叉性、超越性等突出特点，并且希望能够通过研究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更加合理地，指导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能够更好的通过实施各种有针对性的教育去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
众所周知，教育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我们都可以清晰的发现，教育一方面要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制约，同时，其又在能够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条件下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主流文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进，目前我国正处于多元文化共同交错的社会文化之中，因此，在这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应当何去何从？如何才能够立足于真正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怎样才能够适应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呢？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只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的教育适应未来社会的巨大挑战。我认为考虑以上问题的基础，即是应当对教育的文化功能加以重新理解与定位。
一、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的功能
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保存、传递和选择的功能。教育能够将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之中所积累下来的大量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通过各种媒介有选择性地流传于后世。然而，从历史长河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通常当时历史条件下，教育保存与传递的知识与技能往往是当时主流的社会文化的精髓。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这是由不同时期社会上层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意愿的合力最终造就的。
社会主流文化经由特殊阶层和人民大众的特殊的教育形式进行有选择性的知识与经验的传递与保存。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主体地位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思想道德理念、礼仪规范等等，都被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传递给了下一代。正是由于社会主流文化与教育的相互磨合，最终才能够使得人类的文化，或人类文明源远流长。
二、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复制、创新、反思的功能
教育对社会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复制、创新、反思的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进，我国逐渐步入了多元文化共同交错的社会文化之中，教育对社会文化所具有的复制功能，使得我们的社会整体文化处于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多层次多角度的多元社会文化之中。人们由过去的教育逐渐造就成具有当代文化特点的共同体，同时通过个体的不断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承前继后。人类所积累下来的“固态”的社会主流文化，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之中，通过个体的积极创造而逐渐转化为“动态”的社会主流文化，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升华的过程。当社会逐渐发展，这种固化在个体身上的“动态”主流文化，又通过其中媒介（人或物）得以延伸，进而步入下一个循环。纵观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我们可以得出，不同时期的社会主流文化都是在继承上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由人类继续创造的产物。
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往往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对其他的社会共同体的交叉传输过程。此过程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交叉的。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亦是如此，社会主流文化直接影响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内容、教学表现形式。而教育的社会化功能通常主要是通过社会规范要求而实现的，课堂上传授的文化氛围也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社会主流文化氛围。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正是由教育与主流文化之间相互交叉传递造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交融过程，对于两者而言，都是一个超越的过程，社会主流文化丰富的教育内容与形式，而教育则通过有意识、有目的地影响个体而对社会主流文化起到一定的规则作用。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所谓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思功能，应当与教育的创新性功能区别对待，而不应混为一谈。
参考文献：
［1］张广君.教学基本职能：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论文摘 要：教育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教育和社会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从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基本功能，例如保存、传递、选择、复制、创新、反思等功能入手，立足于目前我国社会所处的多元文化环境，着重分析了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交融，具有交叉性、超越性等突出特点，并且希望能够通过研究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更加合理地，指导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能够更好的通过实施各种有针对性的教育去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
众所周知，教育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我们都可以清晰的发现，教育一方面要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制约，同时，其又在能够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条件下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主流文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进，目前我国正处于多元文化共同交错的社会文化之中，因此，在这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应当何去何从？如何才能够立足于真正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怎样才能够适应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呢？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只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的教育适应未来社会的巨大挑战。我认为考虑以上问题的基础，即是应当对教育的文化功能加以重新理解与定位。
一、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的功能
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保存、传递和选择的功能。教育能够将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之中所积累下来的大量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通过各种媒介有选择性地流传于后世。然而，从历史长河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通常当时历史条件下，教育保存与传递的知识与技能往往是当时主流的社会文化的精髓。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这是由不同时期社会上层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意愿的合力最终造就的。
社会主流文化经由特殊阶层和人民大众的特殊的教育形式进行有选择性的知识与经验的传递与保存。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主体地位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思想道德理念、礼仪规范等等，都被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传递给了下一代。正是由于社会主流文化与教育的相互磨合，最终才能够使得人类的文化，或人类文明源远流长。
二、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复制、创新、反思的功能
教育对社会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复制、创新、反思的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进，我国逐渐步入了多元文化共同交错的社会文化之中，教育对社会文化所具有的复制功能，使得我们的社会整体文化处于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多层次多角度的多元社会文化之中。人们由过去的教育逐渐造就成具有当代文化特点的共同体，同时通过个体的不断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承前继后。人类所积累下来的“固态”的社会主流文化，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之中，通过个体的积极创造而逐渐转化为“动态”的社会主流文化，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升华的过程。当社会逐渐发展，这种固化在个体身上的“动态”主流文化，又通过其中媒介（人或物）得以延伸，进而步入下一个循环。纵观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我们可以得出，不同时期的社会主流文化都是在继承上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由人类继续创造的产物。
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往往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对其他的社会共同体的交叉传输过程。此过程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交叉的。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亦是如此，社会主流文化直接影响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内容、教学表现形式。而教育的社会化功能通常主要是通过社会规范要求而实现的，课堂上传授的文化氛围也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社会主流文化氛围。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正是由教育与主流文化之间相互交叉传递造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交融过程，对于两者而言，都是一个超越的过程，社会主流文化丰富的教育内容与形式，而教育则通过有意识、有目的地影响个体而对社会主流文化起到一定的规则作用。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所谓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思功能，应当与教育的创新性功能区别对待，而不应混为一谈。
参考文献
［1］张广君.教学基本职能：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