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6 1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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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南亚研究 国际关系专业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培养技巧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8C-0044-02
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及东盟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凸显，发展与东盟国家的新型外交关系成为我国周边对外战略的重点。东南亚研究是东盟国家及东盟组织为研究对象，探究东盟十国内政外交、社会文化及东盟组织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为国家及政府了解近邻国的内政与外交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咨询。东南亚专业人才培养有助于夯实我国东南亚及东盟组织等领域的科研队伍，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对增强我国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探究国际关系专业东南亚研究方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技巧，以提升后继人才的研究能力。
一、完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研究生驾驭外文文献的能力
东南亚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专业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强调以基础性知识积累和写作能力的夯实为导向，注重学术研究型硕士的知识培养与思维创新。在治学方面，它注重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促使其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因东南亚研究的对象性与特殊地域的特性，在知识结构与研究对象上有独特性，首先，在知识结构上，要求研究生具备在该领域的最基本历史知识与概念的储备，能对东南亚国家的国际与区域形势的演变及该区域的东盟组织由来与发展趋势有总体性的认识；能够对独具特色的东南亚文明及东西方与东南亚政治、文化、经济交流关系和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形成知识体系，对东南亚文化、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有较深入的研究。其次，要求学生必须了解当前国内外东南亚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熟悉国内外在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机构、学者及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把握领域内研究的学术热点与难点问题。再次，要求研究生必须熟练掌握英语或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外语技能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工具，只有掌握了一门外语才能广泛涉猎外文图书及文献资料，增加获取资料与信息的渠道，具备资料的鉴别与处理能力。研究生的外语应用能力直接关系到他们涉猎研究课题的视野、学术交流的效果、阅读专业文献的能力、学术论文写作的质量和深度，影响科研水平的层次。如果研究生放松英语学习，导师又忽视对其进行英语能力的培训，则会大大降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总之，东南亚研究是区域研究，也是国际问题研究，鼓励研究生熟练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外语技能是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或学习非常重要的技能和工具。
二、重视研究生参与教学课堂，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以激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思辨思维
与灌输知识为主的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教育不同，国际关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导师发挥导向的作用，重点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传授。因此，国际关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课堂主要是激发学生的学术研究兴趣、学会独立思考、激发问题意识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有意识地营造教学课堂的开放而活跃的自由讨论的气氛，学生自发性参与教学讨论，进行思想交流和信息的互换。同时，教师在课堂上根据授课对象的知识结构而采用合理而科学的教学方法，注意教学方式的多元化。做到既能将讲授东南亚方面的知识与研究生课前阅读、课题提问、讨论相结合，又能善于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完善教学课件，课件做到图文并茂及运用音频资料，使教学内容既丰富多彩又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同时，在教学中，注意将传递知识与培养研究生的创造性相结合，引导研究生参与课题教学，营造学生参与讨论、提出问题、各抒己见、自由发言的宽松环境，实现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思想交流与碰撞。组织学生自主地开展学术交流，营造知识、信息、思想与观念交流的自由氛围，活跃学识思想，形成思想的碰撞，以有利于相互借鉴、产生互补效应，提高创新性。研究生能积极思考，自主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课后能对问题开展调查和研究是课堂教学的终极目的。此外，提供给研究生学习的学术期刊论文、经典著作的目录，要求研究生撰写读书笔记，导师定期检查。在选题范围内给研究生布置适量的课程课论文作业，检查和了解研究生的学识水平和写作能力；认真批阅学生的课程论文是导师了解学生课后学习情况、关注兴趣点及掌握知识、理论水平、写作功底的有效途径，导师需要对研究生提交的论文在结构框架、语言措辞、论证推理等方面做出点评，并一一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及时反馈给学生。此外，东南亚研究是研究型专业，没有本科阶段的专业设置，因此，研究生本科阶段专业知识背景各不相同，有英语、历史、政治学、文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甚至还有教育学、新闻学和物理与计算机科学等专业，需要注意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本科所学知识与东南亚研究相结合，力图将本科所学知识与东南亚研究的技巧相融合，培养其重新组合知识的能力和思辨能力。
三、提升研究生的资料与信息收集能力，就研究对象开展田野调查
对于东南亚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不仅要传授研究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知识，还要传授收集信息与资料的方法和渠道，尤其是东南亚区域国际关系研究更为讲究资料与信息的时效性。资料的收集和积累在学术研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事东南亚研究需要在大量的数据、案例和材料基础之上加以判断、佐证、分析和论证，对各种中外文资料进行加工、筛选，这要求研究者具备广泛收集资料的能力。因此，东南亚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需要学会科研资料的收集和积累，如资料收集与整理、田野调查、社会调研。在资料收集方面，应开阔视野，有关东南亚研究的图书资料、报刊、档案、文宪、网络信息、电子图书、田野调查甚至口述历史资料都属于研究收集的范围，内容多样性决定了收集资料的渠道和方式多样性。导师指导研究生收集资料时应注重资料的准确性、客观性，确保资料的真实、可靠，同时力求资料的完整与全面。对收集资料进行归类整理是学术写作必备的前提工作，要求研究生做到两个原则，一是将相同内容和专业资料按问题、专题、项目分门别类地存放，使之系统化、条理化，以便及时、准确地查找。二是要注记清晰，即注明资料的出处、作者、时间、页数，以便日后查找、核对和判断资料的新旧。田野调查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切身感受研究对象的重要途径，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和信息采集。培养东南亚研究方向的国际关系专业学术型人才的特殊性还在于让学生能在研究东南亚的对象国就研究目标进行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直接面对研究对象，切身感受它，并与国外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拓展研究生的视野，实现认识的升华。
四、培养研究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专研精神
除研究生广泛涉猎东南亚方面学术知识、挖掘新资料，鼓励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思路的创新外，还要注意帮助研究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是从事研究工作最基本的素养，也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通过导师课程教学和严谨的治学让学生认识到研究是一份神圣的工作，尤其导师在研究生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上要严格把关，杜绝学术抄袭、剽窃行为。首先，让研究生认识到学术抄袭问题的严重性，从思想上加强研究生对该问题的重视。其次，鼓励学生课题申请和学术论文的独立创作，科学开发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对于学生的课程论文大纲与思路不恰当的地方当面给予指正和修改，就论文初稿不合理之处进行调整，指出论文中知识性的错误、语病、逻辑混乱之处，确保学生论文写作进度的顺利完成，提高学术论文的质量，树立学生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态度。对于成果，导师明确个人的态度和立场，对于不是自己的学术成果，不能贸然将学生论文挂上自己的名字；鼓励研究生独立发表学术论文，积极引导他们申请学术创新项目和研究生课题项目，通过课题的申请与撰写强化研究生对学术规范的认识。学生申请和完成课题研究的最大益处在于锻炼科研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在完成课题的基础上，帮助研究生完善论文框架结构，提高研究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
总之，东南亚研究方面的国际关系专业学术型人才培养重视两个方面：首先，培养研究生的学习自主意识与创新能力。再次，对学生的思辨能力与写作习惯的培养，将知识转化为研究的能力与素养。在教学实践中，导师需要不断学习教学理论知识，总结教学经验和方法，探索特色的教学技能，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关心学生、了解学生的思维，重视教学，科研与教学互补；树立高度负责的导师职业精神，增强科研能力，丰富学识，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优秀而杰出的科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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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八桂学者“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子课题“广西的亚太海洋战略与海洋经济”；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青年学者创新团队“‘一带一路’战略下广西海洋经济发展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摘要:苏联解体后复兴的欧亚主义具有文化特征和理论意义，对当代俄罗斯外交具有重大影响。俄罗斯欧亚主义是俄罗斯自身文化因素的产物，研究具有鲜明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欧亚主义，可以更好地审视当今俄罗斯外交政策。
一、前言
欧亚主义思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国外侨民知识界中间，为一些著名俄侨学者所提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当时的欧亚主义思想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空间及影响，但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大地上欧亚主义思想得到复兴，即使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依然方兴未艾。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俄罗斯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应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同时，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自身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比较强调国家的作用，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
有学者认为，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复兴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长期陷入危机和混乱状态，人们对“欧洲—大西洋主义”越来越感到失望，同时又担心“民族—爱国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太大。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固然与苏联解体后本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结构的瓦解有关系，但是其内在原因究竟何在?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考察，不了解俄罗斯文化特征也就难以客观正确审视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
二、欧亚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
东方化和西方化之争，一直伴随着俄罗斯文化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著名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可以这样说，别尔嘉耶夫的这段广为引用的论述是对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最好概括和总结，这种双重文化性是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地缘政治因素:横跨欧亚两大洲，兼有东西方特点，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就更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可谓是东西方向摇摆不定。从公元988年接受拜占庭东正教的“罗斯洗礼”开始，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俄罗斯国家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精神作用;自蒙古人人侵及长达近250年的统治，不仅向俄罗斯灌输了东方的制度规范，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俄罗斯人的灵魂世界，“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没有俄罗斯”;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在中央集权基础上建立了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从17世纪开始向西方靠近，彼得大帝改革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西化，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西欧文化的大量引进加速了俄罗斯的西方化进程。出现于19世纪30~40年代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在俄罗斯社会意识及理论研究中就存在着欧亚主义思想萌芽。俄罗斯文化的二元结构以及俄罗斯文明和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在俄罗斯历史的每一个极其重大或者危机时刻都可以引发争论、论战和关于非常重要的切身话题的对话。
如前所述，20世纪初期欧亚主义思想文化流派已在俄侨知识界中广泛出现。即使在苏联时代，欧亚主义思想虽被封闭限制，但在俄侨中继续产生着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价值和思维体系的迷茫，使俄罗斯人开始了从自己祖国精神文化遗产中苦苦找寻摆脱自身民族危机途径的进程，在与西方化的较量过程中，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开始复兴。毫无疑问，欧亚主义的复兴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而发生的，俄罗斯千年发展史的文化积淀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促使俄罗斯欧亚主义再度兴起的原动力。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俄罗斯欧亚主义具有俄罗斯文化发展史的显著特征，强调可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的主张是其理论独特之处。这里，须强调的是，从俄罗斯文化发展史角度固然可以认识俄罗斯欧亚主义的文化特征，但还应该把其理论内涵作为另一切入点进一步探究。
三、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分析
欧亚主义者认为，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讲，俄罗斯地缘政治分布在东西两大文明中心之间，是连接欧亚两大洲的桥梁，其地理空间在俄罗斯的地理环境与其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体系，是一种特有的欧亚现象。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文化虽在东西方文化中占据中间地位，但既不属于东方文明，也不属于西方文明;他们认为俄罗斯应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欧亚主义不同于斯拉夫主义，它不排斥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以外的文化进行合作的思想意识。
一些欧亚主义者关心的另一焦点是俄罗斯历史意义以及俄罗斯独特文化。欧亚主义认为东正教思想是俄罗斯精神的基础，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具有凝聚作用，是俄罗斯能够实现统一的保证，千年东正教思想意识的影响一直存在于俄罗斯人民的心中;苏联解体至今十几年来，东正教在俄罗斯日趋兴盛，各地东正教教堂重建现象十分普遍，俄罗斯人民对东正教的信仰热情有增无减，东正教思想是有利于把独联体国家各个阶层的居民同世界文明联系起来的精神纽带。
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地位，强调国家的作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的文化，完全走西方道路;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寻求俄罗斯走向现代化的中间道路。同时，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复兴的欧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各种文明之间关系的交互性”，应当“培植居住在俄罗斯的全体人民，所有民族之间互相深深尊重，实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并联合起他们的力量以实现并达到代表共同利益的目标”。
建立统一的欧亚文明是欧亚主义者的一贯追求，其思想方案之一是俄罗斯的双重社会文化战略。该战略方案认为，因俄罗斯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千年文化传统决定了它只能采取“有选择的社会文化保护主义策略”。欧亚主义者认为。相对于西方来说，俄罗斯自己是落后的社会，俄罗斯应该坚持欧亚政策，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借助特殊社会文化捍卫自己的国家地位。相反，俄罗斯相对于东方而言，是先进的社会，而且对它负 有传统的历史责任。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强调国家作用，强调俄罗斯独特性，确保欧亚“双向”平衡及提倡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积极因素，是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精髓。让我们来看看苏联解体后至今俄罗斯外交政策进程，不难找到复兴欧亚主义的痕迹，也就是说，复兴的欧亚主义思想显现于俄罗斯外交中。
四、俄外交中的欧亚主义思想
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和两极世界格局的最终结束。俄罗斯成为苏联的直接继承者。然而，它已不再拥有昔日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得不随着世界形势的总体变化而在外交策略上作大幅度调整。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尤其在科济列夫任外长期间，奉行亲西方外交政策，竭力争取西方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以尽快摆脱国内危机。这种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并没有改善俄罗斯低迷的经济境况，反使俄罗斯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处境变得更加窘迫。随着欧亚主义思潮日益高涨，一些学者认为应使欧亚主义思想成为俄罗斯全国团结一致的思想意识，以便解决国家的经济增长及恢复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问题。这些学者大体上从地缘政治和文明两个角度对欧亚主义进行研究和介绍，进而使欧亚主义的影响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很多在俄罗斯政界身居要职的人，使欧亚主义成为影响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想，加快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进程。
谈到外交政策中的欧亚主义思想，不能不提到普里马科夫。具有欧亚主义思想倾向的普里马科夫出任外长一职，改变了过去“一边倒”亲西方外交政策，加大了全方位外交力度，对西方国家及对亚太地区和独联体的外交，为俄罗斯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创造了机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东方”外交取得很大成效。可以这样说，普里马科夫的任职标志着俄罗斯外交政策基本完成了由西方化到欧亚主义的转变。让我们再看看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外交。普京正式出任俄罗斯总统后，优先考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普京继承了前任叶利钦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推行的东西平衡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以实现国富民强为目标，对俄外交进行了适时的调整。他强调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提出了“欧洲方向”和“亚洲方向”的思想。普京的外交政策明显注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在其外交思想中更多展示出来的是实用主义，强调同西方搞好关系、融入欧洲的重要意义。自美国“九一一”事件以来，更是全方位展开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外交。在反恐问题上积极与欧美国家进行合作，甚至有时放弃自己以往的势力范围和战略空间，力求最大程度争取经济实惠;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寻求一切机会尽力修补俄美关系以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同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通过与它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世界多极化，以制约美国的单极化图谋，并借此提升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事实证明:普京的外交政策确实为俄罗斯争取了最大的经济利益。普京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取向的多边实用主义外交，与欧亚主义所主张的欧亚并重的思想不谋而合。
普京外交与西方主义者“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有着根本的不同。普京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再追求与西方同步一致，坚决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过:“俄罗斯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挑战。俄罗斯仍然具有大国属性。俄罗斯决心在世界上显示其权利并经常以任意的、威胁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近些年来，欧盟内部的大西洋主义思潮，欧盟支持鼓励俄罗斯周边国家的所谓民主转型，对俄构成了一定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推动的北约东扩、“”及建立反导系统等，已严重削弱俄罗斯与西方的互信基础。2007年初，美国欲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导弹防御基地，这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不满，威胁要停止履行《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基于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基于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考虑，俄罗斯已不可能回到亲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上去。在俄罗斯对外战略构想中，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采取欧亚大陆权利均衡原则。
关键词：湖湘文化；外交思想；爱国主义；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95-01
湖湘文化与曾纪泽的外交思想是“源”与“流”的关系。曾纪泽作为一名湖南人，他的成长经历，学习生活习惯无不与湖湘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外交思想的精髓――爱国主义与务实外交观，正是完全脱胎于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经世致用的学风。那么，湖湘文化是如何对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产生影响的呢？本文将进行深入探讨！
一、 爱国主义的传承与发扬
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爱国主义传统，这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史上比比皆是。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的内涵和特点各有不同，但这种为国家和民族慨然赴死的牺牲精神确是惊人的一致。“爱国主义传统，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世，都是湖湘文化的主旋律。” [1]，这一点，体现曾纪泽身上，尤为明显。
曾纪泽出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就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可以说，曾纪泽爱国主义思想的源头，我们可以在的身上找到。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湖南知识分子，自小就受到湖南“以程朱为重”的理学思想的熏陶，而“始终以宋代大儒为师，毕生奉‘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哲学为圭臬。他将理学大师周敦颐、二程、张、朱熹等人列入‘圣哲’，认为他们继承了孔孟的道统，而这个道统是不容改变的。” [2]这种信奉理学，以理学为重的思想对曾纪泽的影响是深远的。曾纪泽自幼就在的监督下，熟读了儒家经典著作，在理学思想和的双重影响下，曾纪泽意识到：“仁着至大，而义者至高。” [3]爱国主义情怀开始在曾纪泽的头脑里生根发芽，而当他接触社会后，看到列强入侵、清政府扶摇欲坠的统治，更激起了曾纪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曾纪泽后来之所以放弃在国内做官的机会而选择出使国外，当一名为人们所不齿的外交官，这同他希望改变中国处于劣势的外交地位是分不开的。
提到了，就不能不提邵阳人魏源，他在1842底写成的《》，开篇就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为的就是惊醒世人：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人们应该抛开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这样才能与西方列强抗衡，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就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开展起来的，先是“自强”，后是“求富”，开辟了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先河。魏源的这种爱国和危机思想也影响到了曾纪泽，曾纪泽阅读了魏源《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篇》、《》等经世名篇，这些书籍有助于曾纪泽对西方的了解以及看清中国的社会现状，这对于曾纪泽危机意识的产生以及爱国主义的激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从立志出洋，到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列强据理力争，作为一名弱国外交官，曾纪泽身兼的责任重大和背负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到的。但他就是凭着自己的满腔热情，抱着要改变中国屈辱的外交地位的强烈愿望，“敢于反抗大国强权，坚决捍卫民族权益。” [4]最终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在曾纪泽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纪泽继承了湖湘文化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又以自己的努力和激情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容并将这种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曾纪泽爱国主义外交观的形成是和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息息相关的！
二、 经世致用学风的深刻影响
经世致用，通俗地讲，就是读书要为现实服务。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中一种优良学风，不但源远流长，而且代代相传。战国时的屈原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风的开山鼻祖，他《离骚》中的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便是经世致用学风的最好明证。西汉时，贾谊受到排挤，出任长沙王太傅，在长沙，他一面感念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另一方面，他关心现实政治，积极为汉朝统治者建言献策，他上书汉文帝的《治安策》对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致后世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把他和董仲舒相提并论，成为西汉两大儒。‘皆以经生而通达治体者也。’” [5]到了唐代，政治家和文学家柳宗元因为改革失败，被贬湖南永州，柳宗元也是经世致用学风的杰出代表，在湖南，他不但只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寓言和讽刺小品，更写了关心百姓和批评时政的论文，如《断刑论》和《封建论》等。龚抗云教授说：“屈原、贾谊、柳宗元等将他们经世致用的学风带入了湖南。” [6]这是不虚之论。
湖湘经世致用学风正式形成是在宋代。“宋代湖湘学派的创立，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胡宏、张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为世所称，更以其富有特色的学风卓然独立。自此，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学风正式形成，并为后来的湖湘学者不断地发扬光大。” [7]湖湘学派的先驱者是胡安国，湖湘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胡宏是胡安国的小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思想，胡宏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通经和致用的关系做了理论说明，“圣人之道，就是要有体有用。通过学习、研究和思考，准确地掌握儒家经典中古代圣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即‘明体’，或者称之为‘致知’，然后以此去指导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即是‘致用’，或称为‘力行’。明体就是为了致用，致知就是为着力行，这就正如有的放矢。没有目的性地治学，或者学而不去力行，都只是一种空谈，毫不足取。胡宏尤其强调‘致用’不是去为个人谋利计功的小用，而是为治国安邦利民的大用。” [8]从这段话，我们基本上能得出经世致用学风的精髓所在：读书要为社会服务，但不能读死书，还要身体力行，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读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湖湘学派另一个创始人张在岳麓书院办学时则强调办学宗旨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在治学宗旨上，他也强调力行，“贵实用而耻空言” [9]，“天下之理，惟实为贵。” [10]胡宏和张通经致用的理论对其弟子和后世学者的影响是深远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从此扎根于湖南这片土壤，历千年而不衰，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
湖湘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明朝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后，迎来了明清之际湖南实学思潮的兴起。所谓“实学”，顾炎武称之为“修己治人”之学，是运用“六经之旨”于“当时之务”之学，这与空谈玄理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和不务实际的恶劣学风是根本对立的。在湖南，以王船山代表的实学思潮，继承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这种实学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世致用的学风之所以会在明朝沉寂，是因为王阳明心学的兴起，王阳明之徒宣扬的“废实学，崇空疏”的学风，有违于湖南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因此受到王船山的抵制，同时受到抵制的还有佛教和老庄哲学宣扬的空、无思想；第二，王船山重视调查研究和实践的作用，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知行观，这对于抵制明末言空蹈虚的学风有重要的作用；第三，从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提出理欲合一，理在欲中，反对虚伪说教；第四，提出变化日新的观点，反对拘泥不化，一成不变，“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 [11]既然历史和时代在发生变化，那么治事方法也应有所改变，他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 [12]王船山是赞成社会变革的。第五，主张夷夏之辨和崇尚民族气节，这与王船山的坚决反清是分不开的。王船山的实学思想对近代湖南的影响是深远的，梁启超曾给出很高的评价：“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到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受到他的影响。清末民国初年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13] 嘉道年间的湘籍经世派更是传其衣钵，将其实学思潮进一步发扬光大。
曾纪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往往能综观考虑，做到事必躬亲，这种实际考究的态度，正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优良学风的延续。
三、结论
曾纪泽作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外交家，他为维护国家完整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和他正确的外交思想是分不开的，而其外交思想的源头，则是传承千年的湖湘文化。曾纪泽所从事的外交事业，既是在继承湖湘文化的优秀成果，又是在将这种优秀成果进一步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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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朝服饰;形象;朝鲜使者
中国与朝鲜两国山水相连,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儒学很早就传到朝鲜,并对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朝鲜朝时期都非常深远。朝鲜基于儒学“事大”思想与中国建立了宗藩关系,而朝贡是这种宗藩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朝鲜每年都会派使节到中国朝贡,这些朝鲜使节完成外交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汇报出使情况,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往往会影响朝鲜国王对中国大事的决策。可见朝鲜使节不仅担当着朝鲜的外交任务,也是中朝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主要媒介。朝鲜使节到中国后记录了他们在中国期间的活动,以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认识。清朝时期把这些文本统称为“燕行录”或“使行录”。 朝鲜使节在“燕行录”中使用大量笔墨来描写中国服饰,服饰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朝鲜使节对清朝服饰文化的态度其实就是对清朝文化的态度。服饰也是建构异国形象诸多因素之一,所以本论文主要想通过朝鲜使者笔下的女子服饰的描写,来考察十八世纪上半叶清朝女子形象。
服饰除保暖遮羞蔽体的实用功能外,还具有审美功能。明清鼎革后,男子全部“S发”穿满服,无从分辨满汉,但是汉女服饰仍保留了汉制,使得朝鲜使节能够马上判断出是满族女子还是汉族女子。朝鲜使节所建构的汉女形象是正面的,而满女形象多是负面的,而且朝鲜使节总是将汉女和满女进行对比,感情倾向于汉女。汉女“或着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间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1朝鲜使节认为汉女可爱,主要是因为汉女的衣制保留了明制,朝鲜使节的这种判断其实是带有思明情绪的。朝鲜因“慕华”而“衣冠一遵明制”,但现在“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感叹到“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2就在朝鲜使节感到绝望之时,穿大明衣冠的汉女则给了朝鲜使节一份心理安慰,聊以慰藉朝鲜使节怀念大明之心境,所以感情倾向于汉女,建构的汉女形象也是正面的。朝鲜使节本身就对满族怀有偏见,一直认为满族是不识礼仪的蛮夷之族,因此在描写满女服饰的时候也带有这种情绪,“宁远以东多是胡女,而不分内外露面出见,唐女则内外甚密,而胡女头插乱花金玉饰头,着长衣缓缓住行。”3朝鲜使节将汉女和满女进行了对比,赞扬汉女“内外甚严”,斥责满女“不分内外,露面出见”,因为满女的服饰不符合朝鲜朝社会的道德观。朝鲜朝社会女子出门时,一般会用长衣来遮面,这样做是为了划分男女界限,禁止与男子自然接触,这其实就是“礼治”思想中的“内外法”。强调“内外”是由孟子提出的,内外本指“里”和“外”,而实际上多用于夫妇之间。孟子在“五伦”中强调“男女有别”,而男女之“别”源于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把宇宙一切事物分为阴阳,男子为阳,女子为阴。董仲舒后来提出“阳尊阴卑”,所以男子因为是阳而尊贵,女子因为是阴而卑贱。《礼记》中第12内则中强调“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肀纹涿,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把男女之“别”划入到“礼”的范畴之内,朝鲜接受了这种思想,并这样做。朝鲜女子是不能随便外出的,即便外出也要“蔽面”,这样才有“礼”。所以朝鲜使节看到满女“出门见人不羞”感到“可骇”,从而更加肯定了满族是个不识礼仪的蛮夷之族的观点。
在当时的朝鲜社会中,受阴阳相济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子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一切服从于男子。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并将这种道德规范加上妇女身上,女子的服饰必须要符合道德规范,出门必须遮面,这其实就是对妇女人身自由的限制,而满女不遮面出门体现的正是男女平等思想,这其实是一种进步。
满族女子出门由于不用长衣遮面,使得朝鲜使节能够观察到满族女子的妆扮,“毋论老少,皆耳焖珠。”4朝鲜使节虽没有直接做出评价,但却注意到“清女头样耳颇异矣”5,但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朝鲜社会的审美观可推知朝鲜使节的态度。高丽时期,耳饰传入高丽,并开始流行男女都配戴耳饰,到朝鲜中期董越《朝鲜赋》中强调“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认为在耳朵上穿洞是对父母的不孝,下令禁戴耳饰。所以朝鲜中期两班贵族女子都不戴耳饰,只有少数庶民阶层的女子及配戴耳饰。另外当时受中国传统“华夷”观影响,戴耳饰的风俗被视为“胡俗”“蛮俗”,所以见到女子戴耳环则叹道“如蛮俗者”。根据当时朝鲜社会的审美观及朝鲜社会对满族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朝鲜使节也会认为满女“耳挂双珠”是蛮俗。满女带耳饰则是旧俗,乾隆曾说“旗女一耳戴三钳,原系满洲旧风,断不可改饰”可看出这是满族的习俗。《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人:“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银。”可见早期男子也同女子一样耳挂金银佩饰,到清后男子逐渐不戴了。满族妇女戴耳环的习俗与萨满教观念有关,“萨满教认为人有三魂,即命魂、真魂和游魂,其中游魂是最活跃的,可以脱离人体而活动,而耳环能卫护游魂,以保证人的神安志名,所以满族先民视耳环为平安避邪灵物。”6 朝鲜使节认为这种戴耳饰的风俗是“蛮俗”,显然是受“华夷” 观影响而表示蔑视之情。
另外,朝鲜使节发现“汉女皆传粉,胡女则否,旧闻汉女有夫,虽老皆传粉簪花,今不见尽然。”7 朝鲜使节认为汉女多涂粉,对汉女涂粉并不反感。而实际上满族入关之后,汉满女子相互影响,满女也涂粉,对于满女涂粉,朝鲜使节则描述成“厚涂真粉”。在朝鲜社会中,认为女子“浓涂脂粉,何异塑鬼,故古人不许妇人时世之妆。”只有才会涂粉涂胭脂,戴耳饰,所以满女戴耳饰,涂厚粉,与朝鲜社会女子相比,(下转第103页)(上接第102页)满女传递出一种妖艳的形象。
十八世纪上半叶,朝鲜使节描写满族女子,重点是在描写满族女子的妆饰,通过朝鲜使节的描述,我们发现朝鲜使节一方面是受朝鲜朝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将汉女塑造成正面形象,而满女则为负面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受朝鲜朝社会传统的审美观影响,从儒家道德观的角度否定满女。从服饰传播和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朝鲜的审美观带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即以朝鲜社会的标准来对待其他文化,并认为朝鲜社会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及审美观点等是最正确的,是最佳的选择。朝鲜这种种族中心主义是受中国传统“华夷”观的影响,排斥蛮夷习俗、文化。正确认识各不同民族服饰美的特点,就能够打破束缚服饰文化发展的各种禁锢,从而使得各民族健康的着装观念与优秀的服饰形式得到充分的交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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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之洞；条约；外交；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3－100－04
张之洞一清朝末年有名的督抚，以著《劝学篇》和修汉阳铁厂而闻名于当世。晚清督抚权重，作为晚清重要权臣之一，他对晚清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都颇有影响。就张之洞在外交方面的影响而言，身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虽未能频繁地直接参与到外交事务中，但他的言论对当权者不能不产生影响。在中俄伊犁交涉中身为一届清流的张之洞曾以两本《熟权俄约利害折》和《详筹边计折》名震朝野，在外交事务中崭露头角。接着他又在两广总督任内在外交事务上锋芒毕露，对国家多有维护。他频频地向朝廷献言献策，许多都被采纳。从成为清流健将到卸任两广总督这一时期，他主张御侮自强，主张以夷制夷，主张进行积极的外交，此后在湖广和两江任内由于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洋务事业中，他的外交思想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在后，其外交思想更是渐趋消极。因此本文把探讨的重点放在19世纪80年代。
由于清王朝的国力衰弱清朝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中明显处于下风，清朝官员在外交过程当中所能采取维护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而运用中外双方签定的条约来维护国家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张之洞在外交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条约为章程”的外交思想。
国内关于张之洞外交思想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对其重视条约的外交思想来说尤其如此。国内仅有少数研究者曾在其研究著述中约略提及张之洞的这一思想。宁宁在《论张之洞的外交思想》的硕士论文中曾经说到：张之洞注重对中外条约加以运用。不仅重视中外条约，而且更强调对万国公法的采用。张之洞认为只有学习“公法诸端”，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二是他尤其强调利用万国公法来保护中国权益。在其之后发表的论文《张之洞早期外交思想述论一以伊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也曾约略地提到这一思想。
纵观国内对中国近代条约公法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近代条约、公法只是列强强权的产物，对积弱积贫的近代中国而言更多情况下无异于一纸空文，对信守条约的大臣也指斥为迂腐和不切实际。实际上这种说法未免偏颇。对近代条约、公法研究颇多的李育新在《论清政府的信守条约方针及其变化》一文中指出：“如果当时不采取信守条约的方针，清政府是否还有别的良策?中国贫弱落后，难以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抗衡，如果违约，就可能受到更大的打击，甚而走向战争，而战争的结果总是导致一个更加苛刻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需要运用近代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维护国家权益，进而与列强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条约关系。当然，仅仅依靠国际法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其他条件，但它可以为此提供必不可少的理论武器。而且通过和平手段达到此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改变了与西方列强之间不平等的条约关系，便是一个例子。实际上，张之洞重视条约的思想和实践在当时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一、张之洞的“以条约为章程”的思想的基础、来源
(一)其思想基础在于条约制度的形成这一现实。1840年爆发，英国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伴随着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条约制度”逐步形成。美国学者费正清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这二十年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新秩序的第一阶段。从西方的观点看来，那是这种条约制度结构得以逐步形成的初创阶段，后来的几个阶段是使条约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中变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费正清将1860―1950这90年依次分为三个三十年，即三个阶段，外国人的影响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三十年间达到了高峰)。在1840年至1860年间，随着《》、《》、《》以及《》、《》的签订，中西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得到确认并以载入条约的方式确定下来。在中西双方遵守条约的前提下，条约制度得以形成。
(二)其思想来源在于：清朝官员开始懂得用条约限制洋人。在与西方人交涉过程中，中国人开始逐渐接受条约制度，并学会以条约为据限制对方。
在条约制度体系下，公法、条约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重视。清朝的封建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在中外交涉中，如果行事不以公法、条约为依据，中外之间就很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引起更大的麻烦。曾经蔑视条约，严令桂良、何桂清等人修改《》的咸丰皇帝在战后不得不在《》订立之后即立刻明降谕旨，“其和约内应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并令奕新将该谕旨宣示该夷“示之以信，使之不疑”。奕新提出的当时的外交方针是：“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两江总督何桂清也说：“中外交涉事件，有不能凭律例以决断者，全恃条约以为范围”。又如利用条约收回部分利权，洋人在内地游历可用严定章程的办法来约束等等做法“凡此皆所以尊崇国体而藉条约以维系之也”。清朝的统治阶级意识到：条约在必须遵守的同时，也可以作为约束对方、维我的手段，作为扼制列强条约外侵渔的工具。承认和维护条约，这一政策不仅避免了列强的合理抱怨一这种抱怨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采取惩罚性行动的借口，同时它也可以使清朝藉此限定外国人按条约行事。
二、张之洞“以条约为章程”的外交思想的内容
1882-1884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1883在山西巡抚任内时期，张之洞在《延访洋务人才启》中提到外交之道，他说：“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物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柢，以通晓各国语言为入门”。张之洞在《延访洋务人才启》中提到中外交涉之道要“以条约为章程”。综观张之洞的言行，“以条约为章程”的含义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指在对外交涉中我方官员对条约“必须熟考详酌缓急”，以求办事符合条约，并利用条约，在条约范围内争取我方最大权益；另一方面，对于洋人，则以条约为必要手段，限制束缚对方，使之“就我范围”，对于条约外的不合理要求一律驳斥之；对于其不遵守条约的行为，则责以公 法，申明条约，据理以折之。张之洞这个思想的侧重点在于后者，因为在与洋人交涉中，彼强我弱，对方常常恃强凌弱，在外交中我方常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以条约为斗争武器是有必要的。
(一)就前者而言，张之洞认为官员对于条约，平时宜详加体察，这样遇事时方能办理得宜，才能在处理洋务的过程当中不至于使我方权益受损。
1886年张之洞鉴于“广东远控南洋，距各国洋界最近，交涉事件尤为紧要”，“且条约本极细密，洋情又极变幻，必须熟考详酌缓急，操纵方能合宜”的现状，忧于官员“引约章则多舛，援成案则多歧……”。“各衙门多诿为无关职任，不加深求约章，全不究心成案，直未寓目以致隔膜无当”的情形，特设立办理洋务处。洋务处“荟集条约档案中外图籍以便查核”。洋务处除运司主管外“兼派在省四司道督同大小官员筹办”。此举之目的在于“督饬各衙门讲求洋务”，“兼以练习人才，俾资器使”。
张之洞自己在办理洋务时也力求与条约规定相契合。期间，广东“民情汹汹，张之洞深恐发生，立饬地方官出示，“将法国教堂概行封禁，谕以法人开衅，扰害地方，所有法国教堂物业均应查封备抵……凡法国教士出境，密饬地方官妥为保护”。张之洞“再四通饬晓谕声明：法国官商教士不因争战而来，本与法兵有别，严饬诸将约束各营，明示密防，费尽心力”。由于办理得宜，合乎公法，清廷在日后外交中取得了主动。
(二)张之洞在自身守约的同时也要求对方守约。在与洋人交涉中，张之洞以条约为据驳斥对方无理要求及非分言行；以条约为手段为己方争取最大权益。
在中法会勘中越边界时，法军强占江平等地并驱逐虐待当地华民，张之洞引条约为据，严词驳斥：“且查津约第一款云：中国侨居人民及散勇在越南安分守业者，无论农工商贾其身家产业均得安稳等语，是确为越地于侨民华民尚应优待，况此未勘未定之界，不匪不勇之民乎?”。张之洞的驳斥一针见血，让英国人辩无可辩。
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英人法德嘉在华走私被抓，英领事请求会审，张之洞据理驳斥：“交涉案如被告系英人，只准英员观审，烟台约已载明，英领事请会审，已据此驳之”。英人的企图终未得逞。
期间，法国企图在澳门购买军需、招兵屯兵，葡萄牙人想据此与法国交易。张之洞闻之，立即照会澳门葡萄牙主管罗大臣：“查《万国公法》内载，凡属局外之国均不得在境内准交战之国招募兵勇，置办战具并不准战船入口及借地屯兵等事，例禁綦严，万国遵守……如法人果有是谋，本部堂深知贵大臣必援公法自守局外之义，坚持不许。”并指出：“贵国人之居于此者实与中国休戚相关，内地安则澳门安，内地有事则澳门不能无事”司。张之洞义正词严的立场使得澳门主管大臣对自己的行为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
张之洞引公法之义最正，斗争立场最坚，斗争效果最明显之举莫过于他严拒法领事之妄索的壮举了。
后，法国驻广州领事师克勤回赴本任，欲向中国索赔战时教堂教民损失，照会中说道：“应请贵部堂命令地方官立将占霸教士房屋之人全行逐出并委员会同主教所差之人查明所占何地，所毁何屋，所缺何物，详细查明秉公办理”。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收到照会据理驳斥：“查自去年七月初间，中法已成敌国而粤东仍肯卫送贵国教士，使之行止自由；封守贵国教堂，使之稽察易及……来文乃以卫送为驱逐，封守为霸占，岂尚欲追论失和时事乎?况贵国首开衅端，兵祸连结，荼毒人民不可胜计，即使驱逐教士，产业入官，在当时并不为过举，况实系护送，实系封守乎?本部堂以为前此教士无论是驱逐是卫送，教堂无论是封守是霸占，事在开战以后议和以前，此时皆不当复问，况自和议定后粤东各处教堂先经本部堂拆封交还，教士入境者亦饬按约保护，原不待贵领事官之请而后行”。在照会中张之洞阐明了我行之当和彼行之非，驳斥了其无理要求。
张之洞拒绝与嚣张跋扈的师克勤会面，法国政府只得将师克勤调离广州赴越勘界，另派法兰亭继任法国驻广州口岸领事。孰料法兰亭更有甚于前者。1886年初在给两广总督衙门的照会中他认为：期间“因各地方官未能实力保护……是以各处百姓将教士教民任意欺凌，无可安生，此次被扰被害又失巨款，深为可悯”。开出失单33张，声称共计失银三十八万余元，要求“速为将案办结”。
为此，张之洞于5月11日照覆法领事。在照会开头他对法兰亭的不合公法之举进行了讥讽：“贵领事官素来深明公平道理，备悉各国交涉章程，不应又生波澜，为此不合情理之请”。接着，张之洞在照会中对法领事的照会逐项进行批驳，就法领事所陈细与辩论，共分三端。关于教堂“有事时则官府代为封固看守，事平后则点明交还，保护之道，不过如此。此教堂无可议办者也”；关于教士，“教士出境则送之，留粤则卫之，保护之道亦不过如此，此教士之无可议办者也”：“至于教民一项，其人虽习法教，仍系中国子民，领事官离粤期间粤省教民之事，岂能复行追问?如欲追问，是不啻干预中国保护子民之权矣!此尤教民之无可议办者也”。在照会最后，张之洞又利用公法对法兰亭的无理要求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他认为如计损失“即专以广东一省而论，掳广海之渡船，封北海之商口，省潮廉琼道路梗阻，货物停销，商工船渔俱受亏损。统计广东省各口损耗银数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自应以举兵至人之国生衅者认其咎，贵领事官须先言明将此项银三百八十万两若何查办，若何归结，筹有妥善切实办法，与本部堂议明办妥再为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可也”。
由于张之洞义正词严的驳斥，法国无奈，只得将法兰亭调往福建任职，另派白藻泰任法国驻广州领事，以示修好。
在这件事情上，张之洞一方面遵守国际公法与惯例，将法国在粤之教堂教士妥为保护，使洋人无可指摘；另一方面，对法国领事的讹诈妄索则据公法明驳力拒，使对方驳无可驳，坚决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在这场斗争中，张之洞有理有节，力折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使之最终放弃了藉口教案妄索之举。
对于既成公法条约，张之洞能够做到知悉、遵守并引以为据驳斥对方无理要求以维我。而对于未定之条约，张之洞主张：在其签定的过程中要深察细究，辨明得失利弊，恃理辩议，审慎进行。于条约草签之后，如发现果有损我之处，应力图挽救，否则贻害无穷。总之，他主张最大限度地限制束缚对方，而在最大程度上维护我方。
在《》签定前，张之洞屡屡上书，苦争详约。在1885年的一份电奏中说：“惟紧要数端必应早议：一、我虽撤兵，彼亦不得进兵，宜扎原处……一、鸡笼，澎湖宜令即退，以为和好实据。一、津约但言于法商务极有益，宣增为中法商务彼此均有益，以昭平允……一、自去年开仗以后停战以前，中国毁伤法人物业应勿庸议……”。张之洞的这些主张正是欲以条约为依据限制束缚对方行为，使之活动“就我范围”。中法停战后，张之洞前后电奏22次，三争撤兵，余争条约、地界、 商务、刘军、义民。然而“公迭次电奏请，无可挽回，惟于约内增‘不碍中国体面’一语而已”。
在勘定中越边界订立勘界条约之时，张之洞力争领土。张之洞派员赴各地履勘，并搜罗图文旧载，穷举十处以证明部分疆界之我属。又在勘界图上绘出四线以分出议界的顺序与层次，使勘界较易下手而不失。张这洞此举之目的在于：“正以西例最重在证，故欲专持证据辩论，以四线相机操纵”。
张之洞在条约签定过程中，坚决维护国家，在勘界谈判过程中，“总署意在速了，惟以各请现界为主，请旨电饬不必强争，然公与钦使犹坚持力辩。法使知我不可夺，率以嘉隆八庄归华”。
勘界条约草签之后张之洞力争，极力辩明白龙尾等地确属华地，法不应占。“白龙尾系龙门协水师讯地，洞前奏图上填作黄色，尚可覆按”，“请电饬邓大臣将约内白龙尾一处抽出，万万不可许其驻兵。我疆我土，即法国其将何词?”，“对约内‘法兵照现在情形中国且不置议’一语，万不得已亦宜于“照”字、“不”字之上均添入“暂”字，或可留为后图”。
由此可以看出，张之洞对条约力争的态度是坚决的，他能够做到不惧洋人，不畏权贵。张之洞“力争条约”的方法也是多样的。比如，他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来进行谈判：通过条约文字上的增删变动使不利于我方的问题悬置而不至成为定案。
三、张之洞的“以条约为章程”的思想的意义
这一思想的意义在于：这种外交策略是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有效策略。‘由于诉诸条约，走私和非法的海上的贸易得到了制止。苦力贸易在一定范围内也得到了控制。外国人开始哀叹：中国人正在用他们所承认的那些依据来对抗他们。应该看到，在处理外交事务中，条约作为“国家及其它国际法主体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并确定其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国际书面协议”，在协调中外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外交涉中依据条约所定条款来作为处理中外纷争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对列强条约外的侵略欲求也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张之洞很好地运用了这一策略，很好地掌握了近代外交的原则和规范，他利用《万国公法》以及相关条约驳斥了洋人条约外的无理要求，维护了国家。
张之洞这一思想的独特及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对条约内容利弊得失的深刻洞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国家的力争。
清朝末年，尽管清王朝掀起了，但地方官吏中不愿讲习洋务者很多。他们或将公法条约束之高阁，或者在刊布条约的时候将其首尾倒置，胡乱粘贴，这也是清廷屡次刊印条约颁谕各省府县而收效甚微的一个原因，也是各地教案频发的一个原因。既然不愿讲习洋务，自然对条约无可置喙。在清朝的封疆大吏当中，对条约中有损国家的条款敢于力争者间或有人如左宗棠、刘坤一等人，但他们对条约内容的分析很难像张之洞一样鞭辟入里，一针见血。
张之洞对条约内容的利弊有比较精当的分析。他曾就中葡条约一事提出“七可虑”、“八条理由”和五条挽救措施。曾就末期撤兵、议约等事屡电总署，力争利权。推及以往，也曾就中俄伊犁条约剖明其“十不可许”之处，指出：“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
尽管张之洞常常对条约发出精辟入理的议论，提出比较适宜的建议，但这些对惧怕洋务枝节丛生，情愿交涉尽快了结的清朝统治者来说，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他们常常将张之洞的建议视为节外生枝，因而常常对其置之不理。
清朝末年，由于西强东弱，我国在外交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又由于清廷一再晓谕各地官吏，要“恪守条约”，结果形成“官怕洋人”的局面。薛福成说：“迩来当事，愿生事者较少，而习畏事者较多，故失之刚者常少，而失之柔者常多”嘲。如此，对条约敢于力争者少之又少。
关键词：体裁；外交；《左传》；行人
一、外交体裁下的《左传》
1.体裁外交的的优势
应该加强对体裁语言的研究，因为属于同一体裁的文献往往具有相同的语言特征，形成一个语言聚合。传世文献都是属于不同的体裁范围的，所以通过体裁语言的研究，可以弥补专书语言和断代语言研究的不足，克服对语言现象认识的单一片面的弊端。[1]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是从不同的体裁进行分析和阐释涉及的文学各个方面的问题，可见体裁的重要性。
外交作为一种特殊的体裁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正式用语、礼貌性用语非常多，另外往往体现出刚柔并济，《左传》就十分明显的呈现了这两个特点。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论《左传》记言说：“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2]《左传》中史家追求生动的同时运用了一些想象，仅是一些细枝末叶的叙述。重要场合的重要言论是真实而朴素，给我们展示当时大环境下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行人们的奔走，用外交途径避免战乱求得生存的历史。
2.《左传》中的繁荣外交
《左传》有很多外交活动的记载，有学者统计，《左传》全书十八万字中记录外交的文辞多达两万五千字左右，约占全书总字数的七分之一。[3]当时由于王权衰落而迅速崛起的诸侯大国在以武力角逐霸权时需要进行外交活动，而置身于大国中的小国在反对兼并和消灭时同样不能忽视外交。行人阶层的活跃也起着推动作用，当时的士人都具有极强的国家责任感，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精神中忠君爱国的特点，他们是春秋外交舞台上一群最光辉灿烂的形象。
二、《左传》外交文献中体现的生存哲学
1.《左传》的外交环境
在《左传》中描写了数百次战争，作者善于从外部环境出发体现当时战争的情况。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每个诸侯国都面临不同的困难和动机，希望以各种方式吞并小国或与大国同盟而赢得发展。因此各诸侯热衷于派大臣和外交官出使他国，通过一定的协议投其所好而达成协商，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列国之间互通往来，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
2.《左传》的外交礼仪
春秋时期，主宰沉浮的春秋霸主们承担着避免在被兼并的情况下不断壮大的责任，因此列国在进行外交时必须遵循礼仪。《左传》中刘子指出“勤礼莫如致敬。”[4]由此看出恭敬是礼的核心和基本精神。外交场合是表演礼仪的舞台，因此礼仪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礼仪作为外交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外交场合中遵守各种常规的礼仪，是外交活动成功的基础。
《左传》 中详细描绘了外交场合的一些礼仪，如：“齐国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国子为政，齐犹有礼，君其朝焉。臣闻之：服于有礼，设计之卫也。”[5]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礼仪的在外交场合中的重要性，臧文仲认为国庄子行为举止符合礼仪规范又处事谨慎的人执政，整个国家都会守礼，劝鲁僖公去朝见齐国最终成功争取到盟国。
3.《左传》的外交言辞
《左传》中的外交活动记录中不管是国与国间文书传递还是不同场合下的言辞都表现出简约的整体风格。除了极少数篇幅较长以外，都是简约短小的。主要表现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敬意，因此更平实质朴又简约精炼。
外交场合作为各国角力的战场，充斥着巨大的压力，因此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言辞都须圆满有分寸，不给对方口实。《左传》中所描绘的在进行外交活动的人在提到自己时都是以非常低的姿态，提及对方的时候均使用敬语。例如，表示感谢用“敢拜君命之辱”，表示顺从的时候“唯命是听。”在遵从与致歉中始终保持着关系的平衡，体现了中国当时独特的外交风格。
4.《左传》的外交行人
在《左传》记载的外交文献中出现了一批穿梭在各个外交场合的人，被称为“行人”。行人包含范围很广，公子、公孙、大夫等出使他国进行外交活动完成一定的外交使命，甚至会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战争爆发的两军之间商榷重要事宜提出解决方案等。
按照当时春秋时期的礼仪，列国之间进行交接时必须由行人奉上外交文书，国书是当时最常用的应用文体，《左传》中也有相关的记录，大多言简意赅，措辞上形成一定的套语。当时进行外交活动的行人一定要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起草外交文稿。行人只有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才会赢得对方的尊重，也会给自己的国家创造良好的外交环境。那时的人们都非常重视典故，在外交场合中有效的引经据典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礼。”[6]昭公五年，叔向就因为自身渊博的知识赢得楚王的尊重和赏识。
另外，行人也必须熟悉的掌握各国的风俗和禁忌，要严格遵守所访国的礼仪规范。同时也要掌握各国的内政人士情况，给予恰当的接待，并且对制定相关的对策有非常大的帮助。行人经常要面临生死抉择的场合，也要时常在战火中穿梭解决各种麻烦的事情，奉命出使的途中会经历各种复杂的情形和场面。据裴默农先生记载，《春秋》中“执”国君四十三人，“执”行人8次九人，一人被害。[7]另外，《左传》中也详细记载了申舟在知道齐人讨厌自己的情况下，面对困难重重和身死异处的风险，依然前往，提前将自己的孩子委托楚庄王，以国事为重，临危不惧，展现了他强烈的国家责任感。
三、总结
《左传》外交涉及的活动、谏诤和议论文辞有一部分是当时在场的史官记录保存，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风格和思想风格，体现了春秋时代的文风。《左传》外交中涉及并被保存的嘉言善语都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8]为春秋时代盛行“三不朽”说中“立言”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那些流传下来的记录大夫之间的唇枪舌剑和应对之词，包含了春秋时期人们对商周的忠诚借鉴。灵活多变的说服言辞，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促进了后世章表和上疏等的形成和规范。除了文学意义外，当时的一些外交记录保存了相当多的各类礼仪，对于我们现在研究当时的礼仪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呈现了当时的真实场景，再现了一些外交场景中行人的智慧，对于解决今天的外交问题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M].巴蜀书社.
[2] 钱钟书《管锥编》[M].中华书局.
[3] 惠华《左传外交辞令探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04.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各民族丰富多采的传统音乐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形式和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音乐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誉。但是，改革开放后，外来的音乐文化对我国传统音乐形成了巨大冲击，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出现了多元化发展倾向。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思考和总结。
音乐不仅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加便利于各国、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音乐可以更加直观形象地展现出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在特定的情况下，要比用语言更容易让别人理解和接受，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有利条件，就是乐谱是通用的，不管是哪个国家或哪个民族的音乐，通过五线谱，相互都能演奏，这就更加便利于相互交流。同时音乐也是现实的反映，对生活的批判。世界各国、各个民族因为其内在的遗传基因和外在的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了一些有特殊性的现实生活，由这些有特殊性的现实生活产生出各种有特殊性的意识形态，音乐就是其中的一种。远古时期，鉴于自然、社会环境的迥异，造成了中国各地区音乐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文明古国，对世界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尤其对日本、朝鲜等远东国家和南亚、东南亚各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四千多年前，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音乐文化的中心，秦兼并六国之后出现了二百年统一强盛的西汉帝国，这时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进入第一个高峰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首次使中国和中国以西的文明形成联系。
我们从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上可以知道，秦汉的乐论辞赋、六朝的讲唱变文、唐宋的传奇戏剧、明清的话本小说及历代流传的民间歌曲乃至宗教音乐，都曾对整个文化和人们的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反映着不同的社会习俗和生产方式。人类文化的多元化，是客观的存在，尽管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将世界愈来愈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但世界多元化的音乐文化不会由此而“一体化”。因此，我们应该使不同民族、地域、国家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差别中得到发展，在全球意识下求得繁荣。所以，既要消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也要去除唯东方文化中心论的狭隘想法，使世界音乐文化在平等“对话”中相互吸收，共同发展。
音乐不仅能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也能展现一个国家或民族新的形象。音乐的表现手段，有别于其他一些艺术形式，它更加直接，也更加直观。文学需要专门的翻译家进行翻译，而绘画展现的大多是一些有具体形象的东西，音乐却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能有力地展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社会的整体风貌，音乐能够表现不同的民族性，因此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展示自我的名片。正是由于音乐可以展示民族形象，所以它经常被当成重要的交流手段。商务谈判，需要音乐；婚丧嫁娶，也需要音乐。音乐不仅是民间交流的手段，更是国家交流的手段。
音乐用于外交，古已有之。我国春秋时期，诸侯国外交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礼仪之一，无论觐见天子、国君相见，以及诸侯国君接见其他国家的使臣，都需要音乐。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外交。
进入当代社会，音乐更广泛地应用于外交。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密切了。这种联系，已经不仅限于经济交往，还要建立在一个更广阔的经济和思想艺术的基础上，这其中就包括文化交往，且音乐是其中的重头戏。因为音乐表现的情绪是直接的，虽然世界各国的民间习俗不同，但其心理机制却大同小异，对情绪的感觉大体是相同的，因此人们欣赏乐曲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被其中所暗含的情绪所左右。音乐的情感性，与它所展现出来的对美的追求，可以超越于人的社会与政治属性，当音乐用于交往的时候，它可以将音乐的某些功能和特性展示的淋漓尽致。
人们在结交朋友，增进友谊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年轻一代，都选择去歌城、KTV一展歌喉；毕业生，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时，不管是不是与音乐艺术相关的专业的毕业生都会精心准备一台歌舞晚会去感谢师恩，传达同学之间依依不舍的心情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做早操、眼保健操、课间操等有益的课外运动时，也都会播放舒缓且有节奏韵律的音乐进行伴奏，让这些运动变得更加有魅力。
结语：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各民族丰富多采的传统音乐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形式和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音乐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誉。中国音乐的多元化是中国音乐史不可回避也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这种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会更加的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刘婷婷.试论跨文化音乐交流：1949年以来德奥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交流与接受[D].北京外国语大学，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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