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9 23:30:31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商品经济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论文摘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确保交易安全的要求不断增强,出现了保护商品经济关系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债权代位权制度在实行效果上,出现了对“入库规则”的背离,形成了优先权规则。本文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法律对代位权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实际存在的“三角债”问题等角度,对保护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进行一定的评价。
在传统民法中,基于债的相对性,债权人的履行请求只能针对债务人,原则上是不及于第三人的。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民法中的债的担保制度已经不再能全面地满足确保交易稳定安全的要求。因此,债的保全制度产生了:法律为防止因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危害,允许债权人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所采取的保护合同债权的法律措施。其包括代位权制度,即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现有债权的权利。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之下,个体经济的规模不断膨胀,个人自由的过少限制使其他个体遭到了损害,交易与流通秩序无法得到很好的确保。因此,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找到了其存在的空间。代位权制度是在近现代民法中出现的,而其法律体系的最终形成是在最近的一百年间。
传统民法理论代位权行使的效力遵循“入库规则”。所谓“入库规则”,是指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先归入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然后依据债的清偿规则由债权人从债务人那里接受清偿。其效果,并不是为了满足债权的实现,而是准备债权的实现,其强调保全债务人的财产以期确保各个债权人能平等地受偿。当代位债权人在保持住债务人财产后,应把行使代位权诉讼所取得的财产先“入库”,先归属于债务人,然后由债务人向债权人进行平等清偿,此即“入库规则”的意旨。“入库规则”的内在涵义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并非是一种直接满足债权的制度,而只是一种保全债权的制度。因此,通过代位权所取得的财产只能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代位债权人与其它债权人平等受偿。同时,它也体现了债的平等性,债权人在收取自己债权时一律平等。
在代位权制度中,按照传统的保全机能,代位债权人无权直接请求次债务人向自己给付。可是,若债务人拒绝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保全机能将无法实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产流转速度的日渐加快,传统的保全机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些国家的学者或法律允许债权人请求第三人直接向自己履行。有些学者称之为债权人代位权本来的趣旨与现实机能的悖离。
在我国,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交易中的纠纷不断增加,为了逃避债务,有些债务人故意不主张或者放弃自己的债权,使不少债务案件的判决难以得到执行。同时,存在很多企业体制僵硬,经营观念陈旧,长年亏损,企业间相互推诿债务,经济流转停滞,出现了难以解决的“三角债”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国家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在立法时就采取了直接清偿原则。
关于代位权,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履行清偿,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从此条可以得出,《合同法》解释进一步地改变了债权代位权制度本来的功能,代权人代位权直接承担起了债权实现的机能,脱离了其传统意义上的保全功能,因为代位债权人可以直接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使自己的债权得到清偿。
立法者对直接清偿原则的规定,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虑:担心债务人在次债务人清偿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保障债权的实现,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直接向债权人清偿更有效率,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便于及时清结债权债务,符合诉讼法。
但是,《合同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导致我国的代位权制度与传统民法理论不一致,在实行中存在很多问题。代位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让债务人的一般担保财产恢复应有的状态,是对债务人故意违反诚信的补救。若代位权的目的由保全债权扩充为实现债权,将造成对债的相对性的严重破坏。
再者,《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代位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点值得商榷。当债务人的财产存在无法履行债务的可能时,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也有保全债权的必要,但是并非每个债权人都能得知其债务人的债权情况。代位权人的债权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都是没有担保的一般债权,若使代位权人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则将造成债的平等性的破坏与违背。
在我国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为妥善解决我国的“三角债”问题提供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对于实现代位权的立法初衷,对于债的相对性与平等性不可加以违背或破坏。立法者应将上述因素均纳入立法的考虑范围,从而使优质、善良的法律得以制定与贯彻,使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交易安全与良好秩序得到维持与保护。
参考文献:
[1]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法律出版社,1991版
网络经济的发展冲击着传统的消费观念和营销模式,拉近了消费者和制造商的距离,让直销成为可能。制造商趋向于摆脱中间商,商品流通渠道扁平化,更加快捷低廉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中间商生存和发展面临着重大挑战。中间商需进行品牌重定位,采取适当的品牌战略,提高顾客忠诚度,以谋求良好的发展。
二、网络经济下中间商品牌战略
品牌本质上代表卖者交付给买者的产品特征,利益和服务的一贯性承诺,品牌可以用来将卖者与其竞争对手相区别。DAYAL等提出品牌的3P定义:展示、绩效以及个性。网络品牌是传统品牌在网络上的存在,并具有品牌展示方式多样、信息提供全面、交互性、个性化服务、评价客观的特点。目前对网络环境下中间商品牌战略的研究寥寥无几,笔者认为其应是传统中间商和网络中间商为了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围绕其提供的产品、信息和服务所制定的一系列长期的、带有根本性的总体发展规划和行动方案。中间商实施品牌战略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以品牌无形资产调动和控制社会有形资产,获取直接经济效益,培育长期竞争优势等。
三、网络经济下中间商存在的必要性
中间商是连接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起着整合并匹配制造商和消费者的资源、减少制造商和消费者的交易成本、减少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作用。网络的快捷性、开放性和交互性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得直接交易成为可能,这威胁到传统流通渠道中中间商的存在和发展。甚至IT巨人比尔盖茨也曾断言,电脑网络将造就无磨擦的资本主义。但由交易成本理论,中间商得以存在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制造商摆脱中间商直接将商品销售给消费者,可能会较少交易成本,但同时也会增加渠道自建成本、信息获取处理的时间成本、交易风险成本等,去中间商后的成本未必低于借助中间商的成本。从现实意义分析,中小企业在网上进行直销仍不太现实,一是网站的建设、维护、宣传需要大量的资金;二是企业网站能获得流量微乎其微,没有流量,销量如何提高?再者网络是个虚拟的世界,产品的感知效果差,很难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有良好信誉的中间正好可以作为第三方起到监督担保作用,提高交易率。中间商在网络经济下仍有存在的条件和优势。
四、网络经济下中间商品牌发展战略
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渠道更加的扁平化,同时也提高了中间商的效率,使中间商品牌发生了新的演变。中间商企业应建立强势的品牌,用品牌保证企业发展。品牌定位是在目标顾客心中树立一个清晰的、区别于竞争对手的、符合目标消费者需要的独特形象,将品牌的功能、利益与目标顾客群体的心理需要联系起来。中间商企业可以采取SWOT分析,进行有别于制造商和其它中间商的竞争优势定位,确定自己的竞争力。品牌定位具有向服务型品牌转换、信息化、个性化和价格优势的发展趋势。
1.针对当前的品牌定位中间商应采用新的产品品牌策略
(1)制造商品牌为主。中间商企业作为商品流通的中间商,通过制造商的全国品牌效能的释放吸引顾客购买商品。这种品牌策略中间商承担的风险小,同时也受制造商的制约,主动性小。(2)发展自有品牌。中间商自有品牌即中间商从设计、原料、生产、到经销全程控制的产品品牌。它将消费者对企业品牌的信任转移为对自有品牌产品的信任,是依附于企业品牌的,需要企业本身在消费者心中建立品牌优势。美妆网站乐蜂网不仅销售丹姿、沙宣等生产者品牌,还拥有自有品牌静佳Jplus、IMJ以及近1000个品牌全球热销明星美容商品。自有品牌增强了乐蜂网的产品差异化,而且成本低,为其带来丰厚的收益。中间商可以利用自身的营销网络发展自有品牌,赢得市场主动权,增加企业利润,强化企业品牌形象。但同时也为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资金压力。(3)自有品牌为主。中间商直接和消费者接触,更了解消费者需求,且有健全的营销渠道,专营自有品牌,可以降低产品成本,控制产品质量,强化企业品牌。耐克公司作为运动产品的知名品牌,只专注于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将制造交付给制造企业。这使得耐克公司集中实力于产品,产品更新速度快,市场反应好。
2.为应对新的网络经济,中间商应采用新的品牌传播和推广策略
(1)企业网站。网站是网络中间商企业的名片,也是网络品牌建设和推广的基础,在企业网站中有许多可以展示和传播品牌的机会。(2)搜索引擎。利用竞价排名等各种方式提升站点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进行网站宣传,提高站点的知名度(3)网络广告。网络广告具有精准、灵活、形式多样的特点,可以根据品牌推广和产品促销的需要设计投放相应的网络广告。(4)虚拟社区互动营销。目前财富100强的公司大部分都在使用网络社区。网络社区可以满足人的情感需要,提高顾客忠诚度,也有利于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促进整合营销。(5)O2O营销模式。O2O即OnlineToOffline,也即将线下商务的机会与互联网结合在了一起。O2O模式有着海量用户优势,可带给消费者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也可以对商家的营销效果进行直观的统计和追踪评估,规避了传统营销模式的推广效果不可预测性。
五、结论
VI设计的英文全称为VisualIdentity,通译为视觉识别系统,从内容上看,分为基础部分和应用部分两大部分。其中,基础部分一般包括企业的名称、标志设计、标准字体、标准色、标准印刷字体、标识、辅助图形、禁用规则等等;而应用部分则一般包括:办公用品、公关用品、标牌旗帜、办公服装、环境设计、专用车辆等等,成为CIS系统最具传播力与感染力的因素。做为VI设计系统中基础和核心的商标设计,由于能将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即CorporateIdentifySystem)中许多因素如经营理念、企业形象与精神信息等我们用肉眼无法看到的内容转化为静态的视觉识别符号,以最丰富直观的形式进行最直接而有效的传播,给消费者创造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吸引其注意力并产生深刻而清晰的记忆,如“耐克”公司的所有财产就是“耐克”品牌商标,但是耐克公司就是凭借着这一无形资产长期称霸于全球运动鞋市场,1970年,当可口可乐公司革新了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标志后,如今可口可乐标志已经价值359.2亿美元,相当于其年营业总额的三倍。由此可见以商标设计为核心的VI设计战略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对于企业传播经营理念、建立企业知名度、塑造企业形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VI设计在企业品牌战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标志是品牌个性与企业形象的象征
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的进步和各个生产企业生产手段的日益接近,企业价格和质量竞争日益困难的今天,品牌形象越来越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诚然,消费者对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忠诚度高低反映出产品品牌形象深入人心与否,而消费者如何在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同类产品中,能够辨别并认准自己所忠诚的产品品牌,则需要一个视觉识别的问题,产品独具个性的标志就是品牌个性最直接的体现,能传达正确的企业信息与独特的经营理念,树立企业个性化的形象特征。可以这样说,在品牌营销的今天,缺乏标志设计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它的形象将淹没于商海之中,无法使人辨别清楚;缺乏优秀的VI设计就意味着它的产品与服务毫无个性,即无法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与眷恋,也无法凝聚与鼓舞自身员工团体的士气。凡国际知名的品牌产品,其企业本身都十分注意发展以标志为核心的VI系统设计,事实证明并由此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美国大名鼎鼎的IBM公司依靠白底蓝色字体IBM三大英文字母组成的清楚标志,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IT领域“蓝色巨人”的形象,可口可乐公司依靠著名工业设计师雷蒙・洛威的创造白底红字这样醒目而简明的红色商标给人强烈而温馨的感受,其销量远远超越其主要竞争对手百事可乐,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成就了如今可口可乐世界第一大运动饮料的形象。
亚洲国家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丰田公司从1990年初开始使用的三个椭圆的标志,即标志中的大椭圆代表地球,中间由两个椭圆垂直组合成一个T字,代表丰田公司。因充分体现出公司信心、雄心与理想,丰田汽车自2008始逐渐取代通用汽车公司而成为全世界排行第一位的汽车生产厂商。中国的许多知名企业也在品牌标志、驰名商标的逐渐推广与普及中收获到无限的喜悦,从早期的太阳神、乐百氏、彬彬西服等到如今的李宁、安踏、老干妈、康师傅、娃哈哈等许多品牌商标都给企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李宁运动品牌为例,其实李宁公司所有财产就是“李宁”品牌商标,其商标的整体设计采用并无特殊含义的简洁而形态独特的抽象拼音字母”L”横向夸大,构成主色调为红色的造型,蕴含着生动、美观细腻而且富于动感和现代意味,充分体现了体育品牌所蕴涵的活力和进取精神,象征飞扬的红旗+青春燃烧的火炬+热情律动的旋律+活力等丰富的意义,配合“一切皆有可能”体现人生哲理的励志口号,传达出人有无限潜能,要不断发掘潜能、超越自我的品牌理念,以亲和魅力而时尚的形象,向消费者传达出将功能性的利益和体验上的利益相结合的两个利益支持点,并由此在中国消费者心中树立了第一大运动品牌的清晰形象。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即将”雪碧”“莱蒙”“七喜”三种饮料的商标撕去,明显的视觉识别标志去掉,现场同时倒入放在差不同一样式的杯子里让分别给许多消费者品尝,大多数人都表示难以区分哪一种为”雪碧”,哪一种为“莱蒙”,哪一种为“七喜”,并且无法明显的品评出三者口味上的优劣。然而消费者在饮料市场中面对这三种品牌饮料时,“雪碧”却成为了第一消费选择,由此可以看出,“雪碧”这种品牌饮料卖点并不是口味,甚至说在口味上并无什么独特之处,其品牌标志在消费者心中占有决定性的份额,成为消费者最终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二)品牌商标是企业自身发展的无形资产
“可口可乐之父”美国人伍德鲁夫曾自豪地说:“即使一夜之间在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工厂都化为灰烬,我也完全可以凭可口可乐这块牌子从银行获取贷款,东山再起!”据品牌公司评估,可口可乐的牌子当时价值244亿美元,有了这笔如此巨大的无形资产,即使可口可乐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剩下,各大银行一定争相找上门来提供货款帮助;《大宅门》中的白景琦在济南自己创业为“白家老号”创办分店时,手上没有任何资金,仅凭黄锻布裹着一个破盒子,济南钱庄就愿意提供大笔货款相助,靠得就是享誉京城的“白家老号”——百草堂匾额在公众中的信誉与形象;做为风靡世界,春夏季人们最喜欢的服装之一的T恤衫来说,粗略估计其全世界年销售量已高达数十亿件,销量额加起来也是高得惊人,但一般来说一件T恤衫的生产成本并不算高,十几元甚至几十元,打上耐克、阿迪达斯、佐丹奴、李宁等知名品牌的标志后,售价立该可以高达几百元,这不得不说品牌标志对公众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还有些企业生产的产品性价比也不错,但是销路并不好,被同类产品知名企业兼并以后,同样的产品打开知名企业产品的标志,销路立刻打开甚至迅速火了起来,这都充分说明商品品牌标志一直以来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依托与保证,更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如今,许多企业产品品牌商标的价值甚至已经远远地超远了产品本身所带来的营销额,如做为全球最受赞赏的饮料公司之一的美国“百事可乐”标志价值96亿美元,相当于其年营业总额的二倍。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公司瑞士的雀巢集团“雀巢咖啡”标志价值85亿美元,相当于其年营业总额的一倍。做为世界上最畅销的香烟品牌英国菲利浦莫理斯烟草公司制造的“万宝路”标志价值330.4亿美元,相当于其年营业总额的二倍。如今的可口可乐标志价值早已升值到359.2亿美元,相当于其年营业总额的三倍。品牌或驰名商标做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其经济价值固然是可观甚至不可估量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了认识到,一种产品的标志要成为深入人心、众多周知的驰名商标,不仅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其从设计到宣传推广过程也是十分艰难的,需要相关众多人员付出不懈的努力与辛勤的汗水。
三、中利的驰名商标战略
摘要:实现商品的高效运输是推动商贸繁荣的重要环节,渤海通道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提高了流通效率,推动了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渤海通道的建立形成了新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弱化了环渤海区域的行政壁垒,便利了区域商品的自由流通,推动了南北经贸的繁荣,加强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
关键词:跨海通道;商品贸易;积极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为代表的跨海通道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也将跨海通道的建设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其中大连到烟台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引人注目。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修建将使得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区域联系更为密切,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人、财、物的流动更加迅速和庞大,为我国商品贸易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渤海通道对商品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渤海通道缩短了区域的时空距离,拉近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对形成环渤海地区统一生产要素市场创造了条件
1.环渤海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尽管环渤海地区被称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由于渤海海峡的天然屏障,环渤海经济圈被分为京津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三大板块”,三大板块以各自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为依托,逐步发展为“三足鼎立”的“诸侯经济”态势。目前,在行政分割的五个省市之间区域合作机制缺乏,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不足等原因,相互之间竞争多而合作少。
从环渤海各个地区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结构来看,该区域在项目安排上呈现雷同现象,各省市在产业政策上追求大而全,导致产业结构明显趋同。也正是这种区域经济的重复建设,区际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不明显,相互间的贸易需求较弱,使得地区保护主义盛行,地区行政壁垒较多,市场分割严重,最终结果是相互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等现象严重,商品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造成了资源、效率的巨大浪费,导致大量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直接造成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2.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设将推动环渤海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跨海通道的建成打破了原有的区域限制,通过“点效应”将原先两个联系很少的区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快了资源的市场配置和产业的整合,便利了资源共享,促进了区域产业整体效能和综合效益提升。
(1)“点”效应的形成。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直接连接隔海相望的大连和烟台,使得同三高速实现全线贯通,通道继续向北延伸贯通营口、鞍山和沈阳,向南延伸联通威海和青岛,这些“点”形成新一轮的发展极,表现出极强的集聚效应,吸引资本、人员、技术、产业等进入这些区域。
(2)“轴”效应的形成。随着“点”效应辐射范围的逐步扩大,“点”之间逐步形成组合倍数效应的以这条通道为主轴线的“轴”,这个轴线的交通量逐步增大,经济效率逐步提高,大大提高了运行效率和时间价值。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形成了以沈阳-大连-烟台-青岛为轴线的交通大动脉,同时实现了沿海交通大动脉与内陆地区的衔接,使众多的内陆区域有了一个更加便捷、畅通的出海口,势必会产生大量的物流、客流,这样就要求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的支撑,从而拉动和创造交通需求,诱导新的交通网络的发展,形成依托此轴线的新的交通轴。
(3)“点-轴-圈”综合集成效应的形成。即为多个“点-轴”型系统的组合所形成的综合效应。表现为在辽宁省以沈阳为“点”向西南发展,以京哈铁路、京沈铁路为依托,形成沈阳-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的轴线,在西边与京津冀相接;在山东省以黄烟铁路、胶济铁路、威乌高速、青岛-银川高速为依托,以烟台、青岛为“点”横向发展,形成烟台-青岛-潍坊-淄博-济南-聊城的发展轴线,向北与京津冀相通。这两个轴线继续纵向、横向的集聚、辐射、发展,与沈阳-大连-烟台-青岛轴线一起形成一个有多个发展极协同作用的“交通圈”。逐步形成的四通八达的一体化交通网络,使得交通运输更加便捷、快速、高效,物流、人流更加自由、加速运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更加突出。随着“交通圈”的逐步发展,最终达到一种产业互补、分工协作的产业一体化的环渤海“经济圈”,逐步消除地区间的行政壁垒,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的配置在整个区域逐渐发展为由市场来主导,在区域内部更加自由、合理的流动,逐步形成统一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市场。
(二)实现南北贯通,缓冲了南北运输压力,使南北商品流通更加快速便捷
目前,就全国范围的铁路网来看,交通运输线都是超负荷运载,运输能力与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严重的制约着物流、人流的快捷运转,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就渤海海峡两岸的铁路交通网来看,进出关交通运输“瓶颈”问题突出。虽然东北是我国铁路运输最发达、路网最密集的地区,渤海海峡北岸布有京沈线、京锦线、京通线和哈大线,但直接进出东北的铁路通道只有一个出口-山海关。由于山海关是连接关内和关外的唯一陆上铁路通道,通过能力十分有限。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环境,直接阻碍了信息、资金、技术、产品、资源等市场要素的南北流动,对东北经济的发展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渤海南岸只有一条蓝烟线——胶济线,运能只有1000-2000万吨左右,使得山海关的南北运输线成“葫芦”状,“瓶颈”制约明显,这种局面使得南北运输不堪重负,致使更多的物流、人流分流到公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上来。
为了缓解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运输需求,我国加大了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出了“五纵七横”等国家干线建设规划。然而,全国公路建设仍然满足不了需求的增长。从水路运输来看,这些年来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呈负增长,而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分别增长了251%和454%。由于铁路、公路的“瓶颈”制约,沿海各大城市货运要走水路,内地相当多的货运量也改走水路。更为重要的是沿海港口吞吐量从2000年至今翻了一番,但港口能力明显不足。流通成本是制约商品流通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高效率、低成本的运输可以扩大流通商品的种类和延展商品流通的范围。目前,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之间无论是陆路运输还是水路运输,都是既要途径更多的路程,而且耗时较多。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成后,真正实现了环渤海经济圈人流、物流的闭合环状通道,从根本上改变了环渤海南北的铁路和公路运输路线,大大节省运费及时间,使得南北农产品、其他商品等加速流转。
第一,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快速通道。东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土质肥沃,粮食生产的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是我国粮食生产和安全保障的重要基地。东北经济区每年都有大批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要运往关内,但是面临“出关难”的巨大运输瓶颈。处于渤海南岸的山东省农产品资源丰富,同样面临难以快捷北上的困境。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直线取道海上捷径,绕过山海关这处“瓶颈”,开辟了东北地区至山东省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最短运输通道,缩短沿线地区这些农产品储运的时间,加速农产品的流通和农业信息的交流,改变农产品的市场环境和需求状况,扩大了市场空间,加快了粮食产销区的衔接,有力的推动了农贸市场的发展。
第二,南北互补品流通更快,种类更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与东北地区在经济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大东北经济区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种比较齐全,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以冶金、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共同构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比较活跃的增长极,原材料的短缺、高级技术人才的缺乏,以及所需设备对国外市场较高的依赖度,已经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长三角、珠三角可以加强与东北地区在轻工、食品、电子等方面的交流。这种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在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助推下,可以构建一条互通有无、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南北经济纽带。
(三)加强环渤海地区与经济腹地的良性互动,推动新一轮人流物流运转,为培育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网络的密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沿海省份的交通便利程度,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明显超过中西部地区。在我国中西部的大多地区,基础设施的短缺仍是困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交通网络等方面的无缝对接,才能促进区域商品的快捷流通。
1.环渤海地区加强了与其经济腹地的经济联系。对于处于环渤海南岸的山东省来说,在极力拓展与经济腹地的联系,加速建设山东省与内陆省份完整的高速公路运输网络,新的省际大通道建成后,山东将形成与京津塘都市圈、长三角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和西北地区之间的便捷通道。对于处于环渤海中心位置的河北省来说,近年来在积极以加快港口、高速公路、铁路建设为重点,基本建成以港口为龙头的“东出西联”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以强化沿海与腹地互动。“东出”就是利用河北省港口群和沿海综合物流体系,为华北、西北等地区提供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提高河北省及这些地区的开放水平;“西联”就是加强与京津、山西、陕西、内蒙古、鲁北、豫北等地的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共进。辽宁提出“五点一线”的一项关于全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与其经济腹地内蒙古东部地区、吉林和黑龙江的联系。这些涉及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经济腹地的交汇点即是环渤海地区,交汇点的焦点即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的纽带作用,而纽带的中心则是实现同三高速的南北对接,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修建对连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经济腹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渤海通道使得各经济腹地互相覆盖,加强了全国市场一体化发展。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成贯通了属于国家规划建设的“五纵七横”12条主干线中最长的同三高速公路,同三高速在胶东地区、苏北地区向西与新欧亚大陆桥、青岛-银川高速、霍尔果斯-连云港高速相接,加强了与中西部地区的经贸联系和合作。向南与京沪高速铁路、京福高速公路、京九铁路等国家重点布局带相通,与长三角、珠三角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加强了联系。向北与哈大、京沈铁路、沈大高速相接,贯通了整个东北地区,使得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区域联系更为密切,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成为东西、南北方向上的物质、信息、资金、技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的纽带。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是这条纽带得以畅通的结点,是一个以点、轴带面最终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互动的网络式发展格局,为逐步形成人流、物流、交通流、信息流等自由流动的区域共同市场,为国内商品贸易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四)加强我国与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推动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环渤海经济面临快速发展的极好良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使得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公路、铁路、水路综合运输网络中最发达、最灵活、最重要的枢纽,使得环渤海地区成为投资的热点,为加快制造业的转移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对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东北地区是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桥头堡。我国的东北地区的北部和西部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蒙古国接壤,南面与朝鲜半岛相连,东部与日本隔海相望,具有国内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目前,东北地区具有与东北亚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的相对较完善的交通网络,有12条公路同朝鲜、俄罗斯、蒙古相连,有5条铁路分别与俄罗斯和朝鲜接轨,其中以大连为桥头堡,以哈大线和滨州线为通道的第一欧亚大陆桥是重要的国际大通道。这些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为我国加强与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中心。环渤海地区是位于太平洋西岸的日益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地区的中心部分,也是中国欧亚大陆桥东部起点之一,居我国与亚太地区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枢纽地位。随着区域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环渤海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与东北亚加强经贸合作的中心。
东北亚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我国与这些资源富有国家开展资源贸易前景非常广阔。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煤炭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近50%,远东地区的铁矿石储量占全俄储量的10%左右,石油储量超过150亿吨,俄罗斯每年通过铁路向中国输送1000万吨左右的石油。我国与蒙古国也建立了良好的互惠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其矿石资源开发。日本经过十余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仍未完全摆脱困境。当前日本更加注重把国内结构调整与中国华北结合,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把开发西海岸的列为本国21世纪的战略目标。韩国提出重大经济举措之一就是把中国作为它的第二内需市场,同时重点开发与中国邻近的西海岸地区。中国、日本、韩国新的开发计划同时集中于该环渤海地区,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使三国的相近城市在经济上存在着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交叉的依存关系。因此,可以预见,中、日、韩之间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合作将呈加速趋势。
第三,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架起了我国通向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区域合作的基础,交通运输是实现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加强商品贸易交流的物质手段,完善、配套的交通运输体系使得地区间的物流通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如同一座跨越渤海的桥梁,打通了东北亚西部的贸易通道。它接通了与东北亚合作的“桥头堡”和中心地区,并进一步向南贯通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联通了我国的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向西与第二欧亚大陆桥相接,与我国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良性互动,搭建了一条我国中西部地区、华东地区等通向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同时也打开了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南下的陆上通道,使第一欧亚大陆桥与第二亚欧大路桥实现了对接和联网,扩大了我国东北地区及俄罗斯重工、木材、化肥、粮食等物资与内地的交流,扩大华东地区轻工、食品、电子等物资与东北及俄罗斯的交流,加强了我国与韩国、日本的信息、科技、人才、商品交流,对推动区域经贸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结束语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不仅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是构建环渤海区域一体化交通体系的重要载体,对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将发挥重大作用;对完善全国交通网络体系、对拓展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腹地、进一步加强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将发挥重要的功能。它联通了第一亚欧大陆桥、第二亚欧大陆桥,贯通了我国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对推动东北亚地区商品贸易的交流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魏礼群.世界跨海通道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魏礼群,柳新华,刘良忠.渤海海峡跨海通道若干重大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3]《渤海海峡跨海通道》课题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
[4]金凤君.东北地区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论文关键词】 产业分工 产业内贸易 比较优势
一、中韩双边贸易现状和特点 1.双边贸易额增速呈放缓趋势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2007年,中韩双边进出口总额达1599.0亿美元,同比增长19.1%,其中中国出口561.4亿美元,进口1037.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1%和15.6%。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2008上半年,中韩贸易额仍高达816.5亿美元,同比增长28.1%。韩对华出口450.94亿美元,同比增长27.2%,占韩出口比重22.7%,中国继续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韩国则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 据中方统计,2003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632.3亿美元,同比增长43.4%,2011年双边贸易总额900.7亿美元,同比增长42.5%,2005年双边贸易总额1119.3亿美元,同比增长24.3%,2006年,双边进出口总额134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从韩方统计资料看,四年来的贸易总和分别为570.2、793.5、1005.6、1073.9亿美元,经过测算,年增长率为38.6%、39.2%、26.7%和17.1%;虽然中韩双方由于统计方法或统计范围不同,在具体数值上有所差异,但是从总体看,中韩贸易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但受国际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增速逐步趋缓。
2.产业内贸易成为贸易的主要形式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简称IIT)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的现象。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的标准,SITC中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都属于同一产业。 早在本世纪初,韩国学者李准晔等人就曾对中韩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测算,数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涉及所有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还是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都是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这说明,中韩两国的产业内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其地位不断提高。而中国学者曹子瑛、梁果(2006)根据1995年~2005年韩国海关贸易数据测算的10年间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平均达到0.68,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中韩贸易的主要形式。
3.中韩双方贸易结构不同,中国处于低端层次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中国在双边贸易结构中处于低端位置,这可以体现在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两个层次。 从产业间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中,虽然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逐年递减,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比重仍然较大,一直在38%左右浮动。同期,韩国对华商品出口仍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
化工、机械、塑料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稳定,始终保持在60%以上。 从产业内贸易结构 看,中韩两国处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阶段。根据李准晔等人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韩贸易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没有明显提高,相反,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在中韩贸易中起主导作用,而且同类商品的相互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差距较大。以中国商务部统计的数据为例,在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HS8542)的产业内贸易中,2006年中国向韩国出口17.4亿美元,同时韩国向中国出口额达到187.7亿美元,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差距明显。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中国依旧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另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例如在钢材类进出口贸易中,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不锈钢板材,而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主要是普通钢板;矿物燃料的产业内贸易中,中国对韩国出口中主要是煤及其制品,而韩国对中国出口主要是石油及沥青提取的油类及制品。 综上可见,产业间贸易中,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在产业内贸易中,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中国由于技术的差距,同一产业内依然处于产品链的低端。
4.贸易发展不平衡,中方逆差缺口较大 自建交以来,中韩双边贸易迅速发 展,韩国对华出口额成倍增长,而中国则连年严重逆差,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2003年以来,中国贸易逆差额连年超过当年中国对韩出口总额 ,2011年,中韩贸易逆差增幅达49.5%,2005年则突破增幅400亿美元大关;2007年,逆差增幅虽有所下降,但是绝对数额也创下476.2亿美元的新高,至2007年底,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额累计额已达到近2500亿美元。除去韩方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限制,对韩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迅速扩大,中国出口产品增长潜力不大;二是在双边贸易中垂直产业内贸易起主导作用,中国从韩国进口的原材料部分被加工成制成品后返销韩国或销往第三国。这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阻碍了两国贸易正常均衡的发展。
二、中韩贸易现状深度分析
1.中韩分处国际产业分工不同层次,互补性强 韩国自上世纪60年代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来,整个产业结构以重、化工工业为主,造船、汽车、半导体、石油化工、IT等产业均在世界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林渔业由于成本过高,竞争力较差,是韩政府重点保护的产业。近年来,韩国经济中服务业和制造业比重不断上升、农林渔业比重日益降低。 中国方面则由于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能力上的差距,现阶段只能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和加工组装型的家电及电子通信产品工业成为世界的工厂,技术密集型产业还不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水平。结合中韩两国的国情,同时考察中韩两国进出口商品的主要类别,不难看出,中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密集型,但同时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阶段;韩国则处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向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阶段。从整体看,韩中分属产业分工的第二、第三层次,这种互补性的产业结构,为两国的贸易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2.中韩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叠代态势 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方向演进。从产业演进路径看,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产品需求主要集中在以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产业结构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品逐步向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耐用工业消费品方向转移。高附加值的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主要以重工业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为基础,到2010年,中国的居民平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国家的收入水平,需求结构的升级必将拉动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投资结构来看,中国的政府投资及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这些都加速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而同期,韩国由于技术水平、研发能力、基础科学方面的限制,韩国产业结构转换和新技术自主性开发滞后,结构转变指数持续呈下降态势。 可以说,在制造业领域,中韩的部分产业都具备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特征,这也是中韩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强化导致了中韩两国间贸易竞争的加剧。
3.两国产业市场结构差异明显 韩国产业市场结构呈现规模有余,竞争不足的态势。由于长期实行大企业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韩国三星、现代、SK等大企业集团数量虽少,但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超过60%。中小企业则相对较弱,1993年韩国中小企业的销售额占当年韩国GNP的比重不足5%,韩国产业形成的是规模有余、竞争不足的二元市场结构,以具备发达国家水准的大企业为龙头是韩国经济的腾飞和产业市场结构的重要特点。 中国产业市场结构恰恰相反,呈现分散化的特点,规模效应不强。众多中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无法抵御实力雄厚的国际竞争对手。尤其在工业生产领域中,同韩国相比,中国许多重要产业的整体规模与技术水平严重不对称,产量增长迅速而与先进水平相比的技术差距并没有缩短,属于粗放型增长,资源利用效率较低,重复建设严重,形不成规模经济,国际竞争力较弱。
三、中韩贸易的前景展望
1.贸易总额和贸易规模将持续快速发展 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地区,区位合作优势明显,分处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同层次,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因此,双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具有巨大潜力和良好前景。同时,中韩两国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WTO框架下,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市场潜力巨大。随着中韩两国合作领域的不断延伸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韩两国元首确定的争取2012年双 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完全可以早日实现。
2.产业内贸易比重进一步上升,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移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得益于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市场机制完善和民营资本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国制造逐渐崛起。在不远的将来,中韩两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交叉性会越来越强,产业内贸易竞争将会日趋激烈。随着市场竞争带来的资源地优化配置,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双方的产业内贸易将呈现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演进的趋势。为了应对相似产业的竞争,两国企业需要通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强化产品异质性来加强竞争力。这方面,韩国政府已经选择了诸如家电领域的数字电视和通讯领域的新一代通讯标准,作为增强竞争力的手段,可以说是已经预见到了这一趋势。
[关键词] 传统文化商品经济制约畲族
畲族是分布于我国东南赣闽粤三省交界山区一个杂散而居的少数民族,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所谓畲族传统文化,是指畲族人民创造和传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历史上畲民族所处自然环境及特定社会条件下积淀的产物,包含着畲族人民对自然和社会所进行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和优良传统的传承。这些民族文化对畲族的生存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与现代生产力和社会进步要求不相适应的落后因素,它们通过其所具有的巨大惯性力,或多或少对畲族地区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着一些消极影响,其制约因素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畲族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二元结构型小农经济是畲族传统文化的基石。畲族传统小农生产在历史上曾一度对赣东南山区的开发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对畲族的生存和发展起过巨大作用。但小农经济毕竟是一种封闭式自然经济体系,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畲族主要居住在赣东南地区的山腰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早期生产方式是游耕和狩猎,以后逐渐发展到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旱地杂粮耕作为核心的生计模式。封闭传统的小农经济造成畲族生产方式陈旧、产业结构单一,相当程度地保留着传统手工劳动,依赖于牛耕、手挖、肩挑等农耕形式。社会分工仍延续男女性别的自然分作,家家户户束缚于几亩田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种自食,程序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尚属少见。在产业结构上,畲族农民大多局限于单一粮食生产,多种经营开展很少,新兴产业更加难以见到,农本思想普遍存在,习惯于传统单一的农业经济。由于山地生态的限制和耕作技术的落后,绝大多数畲区很少有剩余粮食作为商品出售,即使与汉人之间有一些商品交换,也主要是以柴炭、木材等换取一些犁锄、锅碗、盐油等生产生活用品,而专以商品出售为目的的大宗生产发展不起来。适宜发展林、牧、经济作物而不适于种粮的山场沟地仍在沉睡,自然优势得不到发挥,这与原有的传统产业格局和农本思想的惯性作用以及生产方式的落后无疑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历史上民族间不平等和所处的弱势文化地位造成畲民文化心理的矛盾性,一方面是极端自尊,另一方面是严重的自卑。极端的自尊往往导致排外心理和封闭式社会关系,表现在经济生产领域,就是排斥外族人进入自己的经济生产圈子,害怕外族及其先进技术和新产业的渗入导致本民族失去文化传统。历史上汉人在畲区进行的不等价交换行为使畲民形成鄙商心理,社会关系主要限于血缘关系和狭隘地域范围,经济生产上横向联系几乎没有,畲族农民经济心理脆弱,对新兴生产技术或项目的引进,往往要观望很久,长期的落后贫穷状态使部分畲民能力信心不足,宿命思想根深蒂固,看不到畲族山区可以开发利用的优势,因而也就无法根据自身特点来发展商品生产。一些畲民尚未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和财力支持,通过开展商品经营富裕起来。少数畲族群众由于自卑心理,对贫穷落后感到束手无策,很难做到穷则思变。种种心态或多或少都对畲民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三,畲族地区存在畸形消费与扩大再生产和搞活流通的矛盾。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消费需要,消费与生产之间有着循环性的互动关系。消费水平要与生产发展水平相匹配,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消费就是畸形消费。过去畲族农民生活水平低,但多数人家逢到生孩、盖房、作墓或婚嫁时,哪怕是借高利贷,也要杀猪宰羊大摆酒席,闹他三两天,以为这样才显得光彩,否则会被人取笑。少数畲民即使依靠农副业获得一些收入,也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经济,而是被奢侈消费掉了。加之畲族群体重视血缘关系,亲戚间的应酬往来也就特别讲究,这些礼俗关系上的钱财耗费,使畲民的生产资金更加困难。此外,畲族地区宗教仪式活动的消费也很大,在祭祖、“做功德”等方面,有的畲民在无钱还债、无粮过年的情况下,还要想方设法弄些钱粮去修宫建庙、烧香拜佛,这些畸形消费造成了畲族民众深受高利贷困扰,陷入还不清的债坑之中。
第四,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畲族地区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教育水平低下,劳动力素质不高,这也是其商品经济受到限制的重要因素。畲族传统文化是一种无文字文化,传统畲区的内部社会关系,很少超越面对面的范畴,社会信息交流勿需通过文字也能进行,正如先生指出的那样:“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畲族个体的传统社会化或文化习得过程,自然也就无须通过以文字为传递方式的学校教育,而仅以口传身示和劳动实践来完成。因此畲族历史上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教育体系,后来虽采用汉字作为交流和文化传承的辅助手段,但终因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剥夺畲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加之畲族居住分散,儿童入学不便,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由于畲族民众囿于一个传统封闭的社会,人们安于现状,科技人才奇缺,无法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无法进行科学种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也不懂间套种植方法,土地利用率低,难以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合理安排种植业内部结构,造成土地和劳动力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可见,教育水平的低下,已成为畲族人民脱贫致富发展现代商品经济的障碍。
以上论述表明,畲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对畲区现代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畲族地区自然经济结构长期延续,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这与畲族传统文化中落后因素的制约很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亦是历史的惰性力”。
参考文献:
清代前期苏州众多经商冲突的发生,至少有两个具体效果。一方面,经商冲突给利益相同的商人更多的交往协商机会,有助于商人捐款产生团体,使众多会馆公所随着经商冲突增加而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商人将经商冲突呈请地方政府处理,也给苏州官员对工资争议、经商安全和商事纠纷等相关讼案有更多的处理经验。
在各类经商冲突事件当中,或是合作对付工匠、或是合作控告无赖胥吏、或是与商场竞争对手从事商业竞争,商人和商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或合作、或冲突的紧密互动关系,彼此间的交往与竞争机会愈来愈多。互动关系的增多,才使商人加强了定期捐款创建维持一个团体组织的意愿,会馆公所这类团体组织才有成立运作的坚强基础。会馆公所成立以后,不仅使捐款商人在贮货、议价、陈设公定度量衡等方面节省了交易成本,也使捐款商人和同乡官员增加了交往亲近的机会,使许多商人具有更省成本与更多保障的经商环境。
同时,苏州地方政府官员也在诸如协议工资、保护商标等经商冲突的处理经验中,不断累积着各种相关赋砂浮沟拇砭椤5娜罚僭辈⒉皇俏舜俳梅⒄苟;ど倘说木倘ㄒ妫晒僭倍跃坛逋皇录拇矸绞嚼纯矗僭倍陨倘烁髦志套杂珊筒撇ɡ谋;と肥荡嬖谟谇宕捌诘乃罩荩荒芩嫡僭痹谥葱兴降摹敢稚獭拐摺V敝镣砬逡郧埃泄晕丛嬲鱿执罅χС志梅⒄沟摹钢厣獭拐吖倘皇鞘率担床荒芙宕捌谡粗С稚桃捣⒄沟南窒笏党墒恰敢稚獭梗种粕桃敌枰导实闹贫群驼撸伤罩莨僭贝砭坛逋坏姆绞嚼纯矗比晃薹ㄋ凳恰敢稚獭埂?BR>
到底传统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其实这要区分差异来看。中国上的政府的确执行过所谓「重农抑商政策。至少自战国以来,政府对商人经营商业采取压制措施的「抑商政策即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禁榷制度、官制度和土贡制度三者,即是秦汉以下政府落实「抑商政策的三项「重要支柱,政府以此将民间和政府的消费需求以及地方特产,束缚在官营事业和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有效地阻碍和缩小民间商人的经商范围(傅筑夫,1980b:667)。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原因,是和战国时代部份富商大贾以「轻重术造成贫富不均有关,政府为抑制严重的贫富不均,有时便藉官营手工业等制度来抑制商业贸易的自由(杜正胜,1990)。另外,为避免富商大贾勾结资助政敌,先秦时代政府也曾采取「抑商政策以保持政权的稳定,这种历史经验也到战国秦汉以下政府采取「抑商政策(吴慧,1982)。
然而,战国以来政府的「抑商政策其实并非没有变化。至少自宋代以来,不少官员即已指出「抑商政策的不切实际(谷霁光,1942)。晚明以后,有更多官员看到粮价和物价变动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抑制商业或是加重商人税捐,结果不仅对商人不利,更造成平民百姓生活因为粮价物价上扬而受到严重骚扰,反对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改革主张也愈来愈多(林丽月,1988),很多官员都公开主张保障商人的经营自由和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晚明以后,各种官手工业解体崩坏的速度日益加快,许多资源的开发和生产都转由民间商人接手经营(陈诗启,1958;徐泓,1986),政府更加丧失了落实「抑商政策的制度基础。在清代前期,官手工业没落的趋势仍然持续发展。整体来看,将宋元明清传统政府有关管理民间商业经营的政令概约简化为「抑商政策,其实是错误的。由清代前期苏州的经商冲突案例来看,政府官员对商人经商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和维护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尽管有不肖官员胥吏骚扰商人的经商安全,但却不能将这种骚扰事件当做是政府正在执行一种刻意侵夺商人财货和危害商人经商自由的「抑商政策。也就是说,当时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下的官商关系。清代前期政府之所以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压抑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扶持民间工商业的发展(Perkins,1967;Feuerwerker,1984;张瑞德,1992)。如果说「压抑是种消积的「抑商政策,则「扶持便是种极积的「重商政策,清代前期政府执行的固然不是晚清才开始的「重商政策,但却也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
本文未讨论上商人的地位,因为如何有效地界定「社会地位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取径才能深入讨论。本文重心只放在所谓「重农抑商政策中的「抑商政令部份,用清代前期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的案例来做检视其中的。来看,若以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来概括清代前期最发达的苏州地区,其有效性是很令人怀疑的。如果当时中国的经济先进地区不是因为「抑商政策而阻碍经济,则草率地使用「重农抑商政策做为检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受挫的历史原因,则这种论述便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道光以前苏州商事纠纷中的商人联名立碑统计
号|年代|人数|联名立碑人身份|立碑缘由|官府级衔|类别|立碑地点|资料来源
1|1650|55|「商民|禁「关棍假冒盘诘|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158号
2|1662|18|木商;木牙人|木商木牙联控漕船占泊码头|长吴二县|乙|未详|苏碑70号
3|1670|21|布商|商匠争端并核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0号
4|1676|12|糖果铺户商人|「永禁铺户当官|长洲县正堂|乙|未详|苏碑159号
5|1677|19|花素缎行经纪牙人|禁止县胥、市棍滋扰|苏州府正堂|乙|城隍庙内|苏碑09号
6|1680|48|木商;木牙人|禁止派取木料滋扰商民|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71号
7|1682|18|米铺商人|重申官定度量衡并定脚夫价|长洲县正堂|丙|山塘街|苏碑151号
8|1683|49|木商;木牙人|与「省商均派木料|苏州府正堂|乙|大兴公所|苏碑73号
9|1688|141|木商;木牙人|禁止木牙借「行头病商|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4号
10|1693|72|布商|定踹户与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1号
11|1701|69|布商|以「包头约束踹匠|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3号
12|1715|72|布商|禁立「踹匠会馆|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4号
13|1720|45|布商|将踹坊与踹匠编为坊甲制度|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5号
14|1722|100|「金阊市民公立|禁革流丐勾结胥吏勒索抢劫|苏州府正堂|乙|广济桥上|江碑253号
15|1734|61|机户作坊主|「永禁机匠叫歇|长洲县正堂|甲|玄妙观|苏碑12号
16|1739|45|布商|定机匠工资与禁机匠叫歇|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7号
17|1741|14|冶坊作坊主|定冶坊坊匠工资|元长二县|甲|西园|苏碑97号
18|1742|240|腌腊渔肉商人|定订牙佣|长洲县正堂|丙|高宝会馆|苏碑161号
19|1756|34|纸坊作坊主|定坊匠工资与禁止停工勒价|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58号
20|1779| |「长元吴三县布商等|议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广济桥上|苏碑49号
21|1781|5|贩木商人|禁止牙行脚夫自称「小甲|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6号
22|1793|34|纸坊坊主|定工资与定坊甲司月制|元长吴三县|甲|仙翁会馆|苏碑59号
23|1806| |「山塘铺户居民|禁革结党勒索商家与商船|元和县正堂|乙|山塘街|苏碑257号
24|1810| |「湖南北、江南西通帮|禁地痞索诈米商商船|元长吴三县|乙|枫桥镇|苏碑258号
25|1822|26|账房机户|禁机匠停工并立机户规条簿|元和县|甲|云锦公所|苏碑20号
26|1832|28|布商|禁革踹坊勒借累业|元长吴三县|丙|新安会馆|苏碑51号
27|1837|26|造箔坊铺作坊主|申定工匠工资|吴县正堂|甲|丽泽公局|苏碑104号
28|1844|13|酒牙商人|设立官定公砠并禁阻私牙|长洲县正堂|丙|醴源公所|苏碑169
注一‧「立碑缘由的「类别说明:甲类——与工资争议有关者;乙类——与经商安全有关者;丙类——与商业契约有关者。
注二‧「苏碑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碑指《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征引书目
基本史料
1.碑刻与档案数据类
《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江苏省博物馆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李华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馆等合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2.笔记小说、诗文集类
《三异笔谈》,(清)许仲元,约成书于道光七年(1827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丹午笔记》,(清)顾公燮,书成于康熙年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校本。
《石隐山人自订年谱》,原作成于咸丰年间,收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附录,排印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
《安吴四种》,(清)包世臣,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序,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丛刊》三十辑,1968年。
《江南经略》,(明)郑若曾,书成于嘉靖年间,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二集,1971年。
《吴门表隐》,(清)顾震涛,据道光年间刊本点校,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明代史料选编》,谢国桢编,褔州:褔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宦游笔记》,(清)纳兰常安,书前有乾隆十年(1745年)序,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
《陔余丛考》,(清)赵翼,据乾隆五十五年(1790)湛贻堂板本影印,台北:华世出版社,1975年。
《清诗铎》(原名《国朝诗铎》),(清)张应昌编,新校本,据同治年间刊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嘉录》,(清)顾禄,书前有道光十年(1830年)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巢林笔谈》并附《巢林笔谈续编》,(清)龚炜,据乾隆卅年(1765)、乾隆卅四年木刻本排印,新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广阳杂记》,(清)刘继庄,《人人文库》本第426号,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
《阅世编》,(清)叶梦珠,原书成于康熙年间,台北版:木铎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
《镜湖自撰年谱》,(清)段光清,新校本,记嘉庆二十五年至同治七年(1820-1868年)间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续见闻杂记》,(明)李乐,收入《见闻杂记》,影印万历年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政典政书判牍类
《正谊堂集》,(清)张伯行,收入(清)吴元炳编《三贤政书》本,影印光绪五年(1879)刊本,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
《佐治药言》,(清)汪辉祖,书成于乾隆年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六编十册,1975年。
《吴中判牍》,(清)蒯德模,书前有光绪四年(1878)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四编九册,1974年。
《宦游纪略》,(清)桂超万,影印本,书有咸丰二年(1852)序,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
《清史稿》,(清)赵尔巽修,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
《清朝通考》,(清)刘锦澡编,影印本,台北:新兴书局,1963年。
《资治新书初集二集》,(清)李渔编,书前有康熙六年(1667)序,清「得月楼板。
《雍正朱批谕旨》,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福惠全书》,(清)黄六鸿,书前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自序,(日本)「诗山堂1850年板。
5.地方志书类
崇祯《吴县志》,(明)牛若麟等修,崇祯十五年(1642)刊本。
《肇域志》,(明)顾炎武编,书前有嘉庆三年(1798)序,同治年间蓝栏钞本。
康熙《长洲县志》,(清)蔡方炳等撰,康熙二十二年(1684)序刊本。
乾隆《苏州府志》,(清)邵泰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
嘉庆《贞丰拟乘》,(清)章腾龙原本,陈勰增辑,嘉庆十五年(1810)聚星堂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册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道光《苏州府志》,(清)石韫玉等修,道光四年(1824)刊本。
光绪《苏州府志》,(清)冯桂芬等撰,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民国《吴县志》,曹允源等撰,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论著
上田信,1981,〈明末清初江南都市「无赖社会关系〉,《史学杂志》,90(11):41-59。
小口彦太,1988,〈清代地方官判决录通见民事的纷争诸相〉,《:文化》,3:35-49。
山本进,1993,〈清代江南牙行〉,《东洋学报》,74(1-2):27-58。
川胜守,1979,〈中国近世都市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史潮》(新),6:65-90。
川胜守,1982,〈明末清初打行访行〉,《史渊》,119:36-51。
川胜守,1987,〈明代镇市水栅巡检司制度〉,《东方学》,74:101-115。
中山美绪,1978,〈清代前期江南米价动向〉,《史学杂志》,87(9):1269-1301。
夫马进,1983,〈善会、善堂出发〉,小野和子编,《明清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所,页189-232。
夫马进,1986,〈清代前期育婴事业〉,《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1:5-41。
夫马进,1993,〈明清时代讼师诉讼制度〉,梅原郁编,《中国近世法制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页437-483。
王日根,1994,〈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研究》,1994(4):47-62。
王世庆,1994(1958),〈清代的米产与外销〉,氏着,《清代台湾社会》,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93-129。
王家范,1986,〈明清苏州城市经济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5):23-30,16。
王翔,1992,《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账房史论》,南京:江苏出版社。
王业键,1973,〈清代经济刍论〉,《食货复刊》,2(11):541-550。
王泰铨,1989,〈法国私法统一面面观〉,《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8(2):365-376。
田汝康,1987a(1956),〈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氏着,《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1-34。
田汝康,1987b(1957),〈再论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业的发展〉,氏着,《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35-52。
全汉升,1969,〈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12-20。
全汉升,1972a(1957),〈雅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625-649。
全汉升,1972b(1956),〈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475-508。
全汉升,1972c(1967),〈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567-582。
全汉升,1986a,〈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经济论文》,14(2):35-42。
全汉升,1986b,〈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7(2):233-239。
全汉升,1987,〈明清间中国丝绸的输出贸易及其〉,陶希圣先生祝寿编委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上册,台北:食货出版社,页231-237。
全汉升,1993,〈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中国海外贸易〉,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页1-16。
寺田隆信,1972(1968),〈苏州踹布业经营形态〉,氏着,《山西商人研究——关于明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京都:京大东洋史研究会,页337-410。
朱瑞熙,1986,〈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86(2):127-143。
佐藤学,1987,〈明末清初期一地方都市同业组织公权力〉,《史学杂志》,96,9:。
余英时,1987,《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余英时,1993,〈明清变迁时期与文化的转变〉,余英时等编,《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5-42。
吴奇衍,1985,〈清代前牙行制试述〉,《清史论丛》,6:26-52。
吴承明,1985a,〈论明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氏着,《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页217-246。
吴承明,1985b,〈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氏着,《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47-265。
吴慧,1982,〈先秦时期官商和私商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系主编,《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313-336。
吕作燮,1984,〈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1984,2:10-24。
李伯重,1986,〈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2):117-134。
李华,1960,〈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文物》,1960(1):13-17。
杜正胜,1990,〈战国的轻重术与轻重商商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2):481-532。
沙郑军,1988,〈试论明清时期的江南脚夫〉,《中国史研究》,1988(4):104-109。
谷霁光,1942,〈唐末至清初间抑商之商榷〉,《文史杂志》,1(11):1-10。
奈良修一,1993,〈十七世纪中国生纟生产日本输出〉,《明清法社会》编集委员会编,《和田博德教授古稀记念:明清时代法社会》,东京:汲古书院,页469-490。
林仁川,1987,《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玉茹,1994,《清代港口的空间结构》,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林绍明,1987,〈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2):93-95。
林满红,1991,〈明清的朝代危机与世界经济萧条——十九世纪的经验〉,《新史学》,1(4):127-147。
林满红,1993,〈银与鸦片的流通及银贵钱贱现象的区域分布(1808-1854)——世界经济对近代中国空间方面之一影响〉,《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2(上):89-135。
林满红,1994,〈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3:163-203。
林丽月,1988,〈试论明清之际商业思想的几个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页711-733。
松浦章,1983,〈清代沿岸贸易——帆船商品流通〉,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政治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页595-650。
邱澎生,1990,《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
邱澎生,1995,「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台北:未刊本。
段本洛、张圻福,1986,《苏州手史》,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
洪焕椿,1981,〈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初步考察: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收入南京大学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讨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页399-449。
洪焕椿,1992,〈明清苏州地区的会馆公所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氏着,《明清史偶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566-612。
范金民,1989a,〈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39-46。
范金民,1989b,〈明清时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初探〉,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184-219。
范金民,1989c,〈明清时期苏州的外地商人述略〉,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220-240。
夏维中,1989,〈明清浒墅关的〉,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273-285。
徐泓,1986,〈官匠制度〉,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第2册《经济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8-44。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1993,《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
张伟仁,1971,〈清季地方司法:陈天钖先生访问记〉(上)(下),《食货月刊》,1(6):319-339;1(7):388-397。
张德昌,1935,〈清代前之中西沿海贸易〉,《清华学报》,10(1):97-145。
张瑞德,1992,〈中国近代政府与农业〉,《汉学研究》,10(1):217-241。
梁方仲,1980,《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其姿,1984,〈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曹永和等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研究所,页97-130。
梁其姿,1986,〈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食货月刊》,15(7-8):52-79。
梁庚尧,1982,〈宋元时代的苏州〉,《文史报》,31:1-45。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
郭松义,1982,〈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史论丛》,4:92-110。
陈希育,1991,《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平,1987,〈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2):30-38。
平,1993,〈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1):33-38。
陈诗启,1958,《明代官手的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陈国栋,1994,〈清代中叶(约1780-1860)与大陆之间的帆船贸易:以船舶为中心的数量估计〉,《台湾史研究》,1(1):55-96。
陈慈玉,1988,〈从清代前期的淮安关功能论官商的关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页685-708。
章英华,1983,〈历史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学刊》,7:215-234。
傅衣凌,1956,《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傅衣凌,1957(1956),〈论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氏着,《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页127-130。
傅崇兰,1986,《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傅筑夫,1980a,〈中国工商业者的「行及其特点〉,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页387-492。
傅筑夫,1980b,〈抑商政策的产生根源、贯彻抑商政策的三项制度及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页608-668。
滋贺秀三,1984,《清代中国法裁判》,东京:创文社。
经君健,1994,〈清代关于民间经济的立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42-55。
刘永成,1959,〈试论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历史研究》,1959(11):21-46。
刘石吉,1987a,〈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氏着,《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页1-72。
刘石吉,1987b,〈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氏着,《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120-162。
刘素芬,1991,〈清朝中叶北洋的海运〉,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页101-124。
刘翠溶,1978,〈明清时代南方地区的专业生产〉,《大陆杂志》,56(3-4):125-159。
刘铮云,1987,〈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3):633-672。
樊树志,1990,《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郑永昌,1994,《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经济思想》,台北: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郑玉波,1985,〈民法五十年〉,《法学丛刊》,30(1):11-20。
郑昌淦,1989,《明清商品》,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郑秦,1988,《清代司法审判制度》,长沙:湖南出版社。
横山英,1972b,〈踹布业生产构造〉,氏着,《中国近代化经济构造》,东京:亚纪书房,页63-143。
鞠清远,1977,〈清开关前后的三部商人著作〉,收入包遵彭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二辑三册,台北:正中书局,页205-244。
魏向阳,1993,《康乾盛世的扛鼎杆杆:康雍干时期经济立法纵横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藤井宏,1953-1954,〈新安商人研究〉(一)、(二)、(三)、(四),《东洋学报》,36(1)-(4):1-44、180-208、65-118、533-563。
Atwell, William S. 1982.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 95 : 68-90.
Braudel, Fernand. 1979(1977).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trans. by Patricia Ranum.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rook, Timothy. 1981. “The merchants‘ 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 a discu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ang Han’s ‘On merchant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4(2): 165-214.
Chen, Fu-mei and Myers, Ramon H. 1989. "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 : 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pp.317-341.
Fan, I-chun. 1992.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1400-1850. Stanford :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Stanford.
Huang, Philip C.C. 1993.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19(2): 216-240.
Liu,Kwang-Ching. 1988. “Chinese merchant guilds : an historical 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7(1): 1-23.
Perkins, Dwight H.. 1967. "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478-492.
Perkins, Dwight H.. 196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Rawski, E. Sakakida. 1972.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we, William T. 1992. "Ming-Qing guilds." Ming Qing Yanjiu 1: 47-60.
Sands, Barbara and Myers, Ramon H. 1986. “The spac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4): 721-743.
Santangelo, Paolo. 1993. “Urban society in Late Inperial Suzhou.” in Johnson, Linda Cooke ,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p.81-116.
Skinner, G. William. 1977.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Skinner, G. William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t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12-249.
Skinner, G. William. 1985.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 271-292.
Sun, Zen E-tu. 1972. “Sericulture and silk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g China.” in Willmote,W.E.(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9-108.
Wang Yeh-chien. 1989.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pp.423-461.
关键词:翻译产业 信息化 标准化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各行各业对翻译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际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交通运输、通讯、广播、信息、银行、保险、不动产、贸易、旅游等国际社会经济活动领域无一不和翻译服务有关系。翻译已经渗透到我国各个地区和各个领域,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我国整个翻译产业尚处在初级阶段。而与翻译服务业相对较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我国新兴的翻译市场仍比较混乱。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翻译质量无法保证,没有细化的专业分工,市场价格不规范等方面。
翻译要获得充足的社会资源(人、财、物)就必须紧密地、有组织地与规模化生产、生产力挂钩,自我融入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生产体系中,主动发挥参与功能。因而翻译产业化是促进我国翻译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出路。如何通过产业化来壮大实力、发展规模、提高水准来满足巨大的市场需要,中国翻译行业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实现翻译产业的信息化和标准化,建立和形成一个高质量的、高速运转的翻译体系是改善翻译产业的发展模式的关键。
翻译产业的信息化
翻译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实现翻译信息化,就是利用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互联网、数字技术等信息时代的高科技手段实现翻译工作的现代化(石东,郭洁2003)。
现今大多数翻译公司主要依赖人工作业,年龄偏大的译员还要手写译稿,有些技术资料里的图表还要靠复印剪贴,电脑大部分用于录入排版而真正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种工作方式的效率低下是必然的。尤其是翻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信息以及与市场竞争休戚相关的经济论文或国际市场最新动态,这样的效率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上时代节奏。因而积极利用吸收新的翻译技术和其它创新科技,对提高整个翻译行业的技术含量和工作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信息时代和网络化使翻译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互联网,翻译公司可以将人才储备达到数万人,涉及领域包罗万象。利用翻译流程管理平台,根据不同对象储存人才资料。有翻译任务时,可以根据翻译项目的语种、文章类型、专业领域以及客户对翻译质量和时限的要求,调用最合适的翻译和审校人员,组成项目组进行翻译。为了提高译员的工作效率、避免重复劳动、统一译法,可以充分利用翻译记忆。翻译记忆是将翻译过的数据保存到记忆库中,如果以后再翻译相同或相似的数据,翻译记忆系统将把记忆库中已有的译文提取出来,完成翻译过程,使译者无需重复翻译相同的句子。利用模糊匹配技术,相似的句子也只需稍加修改。这样可以节省资金,大大降低翻译成本,提高翻译流程的效率。如交大铭泰东方翻译工厂依托互联网和自身12000名合同译员的优势,开始了翻译信息化的大胆尝试。他们利用雅信CATS(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Suite)系统,国内唯一可以实现辅助翻译及项目管理相结合的平台软件,通过建立翻译项目的管理平台架构,对翻译项目的译前、译中、译后的流程进行全程管理,包括术语分析、术语统一、人机交互、建语料库、资源共享,从而提高翻译效率、节省翻译费用、确保译文质量、优化项目管理。一个企业需要翻译技术合作项目资料,通过网络可以组织上海、或广州、或北京的翻译人员投入工作,需要的话一个工作日就能完成,成功解决了传统翻译生产方式面临群体作业的翻译大单时的诸多难题。这种“朝接晚付”的异地翻译服务在网络时代已经能做到。借助电脑和网络,翻译这个古老的行业可以实现产业化运作。再如微软通过运用德国TRADOS产品,可以大大缩短不同应用版本面市的时间,从而获得更多销售收入。
现在许多翻译公司都有或者正在建设自己的网站,利用互联网宣传企业形象,扩大企业知名度,为企业和客户之间的信息沟通架起了桥梁,一些企业还实现了在线翻译和签单,大大丰富了翻译服务的方式。同行之间还可以在线交流翻译经验、查询有关资料等。现代翻译的技术和运作方式已经形成了一门系统的学科,而且是分类齐全的分支学科,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都不断深入。各种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的翻译新技术,特别是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已经大量涌现和应用。翻译技术管理包括多个方面,例如,翻译辅助工具、翻译处理流程、翻译规划、翻译资源的培养和分配、与客户以及公司内部团队的交流等方面。各翻译公司须尽快建立翻译管理系统,加强多语种作业的统筹,质量监控及进度报告等程序,使翻译进入产业化阶段。
翻译产业的标准化
当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变化和竞争的时代。顾客的需要、产品的生命周期、技术变化的方向和程度、竞争的性质、市场的成长等各个方面都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和预测。各行各业都在利用信息技术改善陈旧的生产方式,在标准化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翻译,尤其是科技翻译,由于其所服务范围不受行业限制,所以它必须与市场环境保持同一步调。当各个行业纷纷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标准化提高生产与管理效率时,翻译行业也要在某种程度实现标准化作业,才能跟得上市场节拍,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而非掣肘。从客户的角度考虑:在确保信息转换的准确前提下,其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快捷,其次是成本。从翻译服务行业的角度考虑:最重要的就是确保翻译质量,缩短项目周期和降低成本。而这些要求,皆建立在翻译的标准化作业上。
翻译服务企业标准化是整个行业标准化工作的基础,也是标准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翻译机构可以在ISO9000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翻译行业的特点,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通过质量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按照ISO9000标准建立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简单的说,就是按照PDCA模式,采用过程方法,从管理职责、资源管理、产品实现以及测量、分析和改进几个方面分析和识别翻译流程,将之分解为可操作的标准环节,确定每一个环节的质量标准和操作规范,从而实现对翻译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最终实现质量目标。
实践证明,现在许多翻译公司管理模式松散,已经不适应翻译量大而时间紧的项目。它造成管理者无法控制译者的生产过程,企业效率低下,生产成本增加,产品质量不能保障。同时,也造成企业的竞争力下降,无法对外形成一个统一的产品形象。传统翻译方式无法实现标准化管理,是因为没有科学的信息储存与处理方式。由于翻译辅助软件在传统手工翻译生产方式中的应用,才促使这一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标准化生产的可能。而这一可能性,主要是通过电子化软件的信息储存、分析、管理功能实现的。分散的翻译人员形成一个紧密配合的团体,每个译者只负责那些需要发挥人的创造性思维的部分,而译者们之间的协调、联系、以及事务性重复性的工作都由诸如计算机智能翻译平台来做。译者之间随时进行无障碍的信息沟通,共享资源,企业管理者可以随时查阅项目的进展情况,掌握翻译进度,解决问题,实现翻译过程的标准化管理。翻译服务行业的标准化,能促进各翻译服务企业相互理解、相互交流、提高信息传递效率;能全面地节约人力和物力,降低成本;能提高服务质量,保护顾客和社会公共利益。
结论
目前我国的翻译服务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向着规模化、专门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向迈进。管理体制方面,2002年11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服务委员会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该委员会成立的宗旨是协调、规范翻译服务行业,促进全国翻译服务企业的联合协作,优化人力资源,推进规范化经营和管理,通过制定一系列标准、规范,以期在技术法规的层面上规范翻译服务行为。
2003年11月,国际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通过了由该委员会组织起草的《翻译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这是我国翻译领域的第一份关于翻译市场经营服务规范的重要文件。该标准明确了客户应向翻译服务方提供的必要支持,对翻译方在翻译质量、翻译期限、翻译保密、附加服务等方面做出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国家人事部从2003年开始试行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翻译资格考试将有助于促进翻译从业人员、翻译产品,以至翻译企业的优胜劣汰,服务市场经济。学科设置方面,自1979年,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上海海运学院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以来,我国高等院校招收翻译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已达到13个,而各语种翻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迅速增加。
然而翻译产业要更快更好地为市场服务,帮助各行各业的用户提高核心竞争力,翻译产业的信息化和标准化是急需解决的问题。翻译行业必须融入到信息技术的潮流中,利用信息技术和高科技来革新翻译手段,改变中国传统的手工劳作翻译摸式;从标准化生产的角度提升翻译行业的工作效率,促进中国翻译业的变革,以适应信息化中国飞速发展和提升民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翻译产业正作为一支新兴的生力军登上我国的经济舞台,拥有巨大商机。作为知识经济的一部分其前景值得期待,这必将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