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2 00:22:5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科经典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本科毕业开题报告步骤/方法 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论文研究的目的：是指论文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后带来的成果是什么。理解了这个就能把我研究的方向，而不用做无谓的写作。
论文研究的意义：分为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理论指导意义是对以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实践研究意义是对当前工作开展的指导作用。
国内外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主要是简要介绍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作出合理的评价。主要技巧有：
技巧一：瞄准主流。主流文献，如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经典著作、专职部门的研究报告、重要化合物的观点和论述等，是做文献综述的必修课。而多数大众媒体上的相关报道或言论，虽然多少有点价值，但时间精力所限，可以从简。怎样摸清该领域的主流呢?建议从以下几条途径入手：一是图书馆的中外学术期刊，找到一两篇经典的文章后顺藤摸瓜，留意它们的参考文献。质量较高的学术文章，通常是不会忽略该领域的主流、经典文献的。二是利用学校图书馆的中国期刊网、外文期刊数据库检索和外文过刊阅览室，能够查到一些较为早期的经典文献。三是国家图书馆，有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社科图书，学校图书馆往往没有收藏，但是国图却是一本不少(国内出版的所有图书都要送缴国家图书馆)，不仅如此，国图还收藏了很多研究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外文书籍，从互联网上可以轻松查询到。
技巧二：随时整理，如对文献进行分类，记录文献信息和藏书地点。做博士论文的时间很长，有的文献看过了当时不一定有用，事后想起来却找不着了，所以有时记录是很有必要的。罗仆人就积累有一份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的书单，还特别记录了图书分类号码和藏书地点。同时，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献，不妨做一个读书笔记，摘录其中的重要观点和论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到真正开始写论文时就积累了大量干货，可以随时享用。
技巧三：要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综述。看过一些文献以后，我们有很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看到的东西都陈述出来，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洋洋洒洒，蔚为壮观。仿佛一定要向读者证明自己劳苦功高。我写过十多万字的文献综述，后来发觉真正有意义的不过数千字。文献综述就像是在文献的丛林中开辟道路，这条道路本来就是要指向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直线距离最短、最省事，但是一路上风景颇多，迷恋风景的人便往往绕行于迤逦的丛林中，反面乱花渐欲迷人眼，曲径通幽不知所终了。因此，在做文献综述时，头脑时刻要清醒：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人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说的有没有道理，就行了。
研究的主要内容
提出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观点。具体的研究方向中要提出有创新价值的观点。并且，初步提出整个论文的写作大纲或内容结构。由此更能理解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同于论文主要内容，而是论文的目的与核心。
论文采用的关键技术路线
关键技术路线是论文研究的方法。一般有文献综述法，调研法，实证法等。具体的内容需要你按照研究内容而定。
参考文献
论文写作前需要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在第二步的文献综述里，也会涉及到参考文献的引用。在次列出所有的参考文献，按照特定的格式整理。
整理开题报告的格式
开题报告有特殊的格式要求。举例说明：
一、研究的目的及其意义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1、 2、 3、 4、 5、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1、2、3、4、
四、参考文献
[1]、[2]、[3]、[4]
注意事项
【关键词】学科经典;新闻经典
蔡尚伟教授和其学生刘锐著述的《“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ii首次从新闻学科的视角提出了“新闻经典”建构的问题。在文章中,作者讨论了“新闻经典”构建的诸多问题。本文将站在学科经典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学科经典的内在逻辑
蔡尚伟教授在《“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开头就指出:“新闻经典”的建构对新闻学科的意义重大,是关系到新闻学科能否与其他学科展开平等对话的关键性问题。这样的开篇的论证极具洞见,指出了讨论“新闻经典”时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新闻经典”应该是新闻学科里的经典,新闻学科是“新闻经典”存在的语境和背景。
其实不仅仅是“新闻经典”需要在学科的范畴里展开讨论,任何经典都是存在于一定的语境的,都有其相对应的背景。具体到某一个学科的经典,则有某一个学科的经典成立的内在逻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其符合该学科经典成立的内在逻辑。离开学科背景,经典就无从谈起。这样说来,几乎不存在跨学科的普遍有效的经典。
因此,厘清某一个学科的学科经典的内在生成逻辑,是讨论经典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经典的问题无法讨论清楚,即使是确定了某一个学科的经典,这些经典也无法给学科带来正面的意义,因为没有站在学科内部逻辑来讨论出来经典无法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学科本身。
上面讨论的结果认为,“新闻经典”必须符合新闻学科的经典产生逻辑。下面将从这个观点出发审视蔡尚伟教授的“新闻经典论”。
首先,作者对“新闻经典”的历时性考察是从“经典”一般的意义出发考察的。因此,过去学界使用“新闻经典”的概念等同于“优秀的新闻作品”,是最新闻作品品质高的习惯性称呼,并未从学科的高度出发考察,是模糊的概念。这样的“新闻经典”作品因未站在新闻学科的角度出发系统构建,不具有学科上的意义,也因此不会对新闻学科的地位和身份产生显著影响。正因为这样,建构“新闻经典”是新闻科学亟需解决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在新闻的经典的标准上面,作者认为除了经典所需具备的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性外,还包括新闻性。
这个标准的讨论的核心问题。
先说新闻性。讨论新闻性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闻性是否新闻作品成为“新闻经典”的必要标准?
如果站在“新闻经典”和其他学科经典的比较上看,新闻性是“新闻经典”独特标准,但是如果要问,新闻性是否新闻作品成为“新闻经典”的必要标准,我们认为,新闻性只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不能作为评判“新闻经典”的标准。“新闻经典”是新闻学科领域里的经典,当我们进入新闻学科领域讨论新闻经典时,必然是对具有新闻性的作品展开讨论――如果新闻作品不包括新闻学著作的话――这样,新闻性就是和新闻学科一样隐退的背景,而不需要单独进行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新闻性是“新闻经典”的基本属性,任何“新闻经典”必然具备新闻性,但因为新闻作品都具备新闻性,其不能成为评判新闻作品是否为“新闻经典”的标准。
“新闻经典”是否只是指新闻作品而不是新闻学著作呢?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事实上,新闻作品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大于新闻学著作。新闻作品的内容与社会同构,新闻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有目共睹,从而更容易跨越学科藩篱,产生跨学科的影响力。因此“新闻经典”的最大可能是新闻经典作品。”iii
新闻学著作是对新闻作品及新闻运作规律的研究,新闻作品则是对客观事实报道产生的文本,要判断到底新闻作品还是新闻学著作是“新闻经典”,或者两者都是,关键是要看新闻学学科的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哪种文本上,实际上是,新闻作品以实际的文本内在地体现了新闻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新闻学著作则是站在外部逻辑上,对新闻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和描述。它们的对象和内容都不一样。比较而言,新闻作品是新闻学核心构成部分,更可能是新闻学的经典,而新闻学著作的经典则是有关新闻学规律揭示的优秀作品,是新闻学的次要组成部分。在文学里,四大名著作为文本,是小说文体创作的高峰作品,是文学经典,而研究四大名著的著述也有优秀作品,但一般不会认为是文学的经典,因为它们不符合文学经典的内在逻辑。
另一个问题是“新闻经典”的标准的问题。
文章中指出,“新闻经典”应该符合经典的基本要素,即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力。
正如上文讨论的结果那样,“新闻经典”是关于新闻学的经典,其标准应该是从新闻学的内在逻辑里寻找。举个形象的例子,学科发展如一条链条,经典是链子的各个节点,由于具有这些经典,各个链子单元从能连接在一起,形成链条。只要站在整根链条上,才能确定各个关节,因此,要确定经典,必须先寻找学科的发展脉络。这是评估经典的首要步骤,也是最核心的步骤。就如文学,之所有会有四大名著,那是因为在文学的河流中,四大名著是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是古典小说链条上的“节点”,同样的原理,唐诗中许多作品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最高水平。
回到“新闻经典”,“新闻经典”的内在标准不在于新闻性或者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力,而在于其学科经典生成的内在逻辑,而要理清学科经典生成的内在逻辑,又必须确定学科发展的脉络。可以说,只有先厘清新闻学本身发展的脉络,才能确定新闻的经典,而根据这样的逻辑构建的“新闻经典”,能够清晰映射新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推动新闻学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尚伟教授在其论文《“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中讨论了新闻经典建构的重要性、问题、范围等诸多问题,本文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其“新闻经典论”
[2]该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07总第203期
关键词：经典阅读 引导路径 通识教育
人类文明存在于经典之中，文艺作品中的经典成为人类确证自身的价值所在。正是从这个角度说，阅读经典，亦即观照人类自身;审视作品的艺术生命亦即审视人类的思想意向与生命所向。引导大学生阅读文学经典，对审美心理的愉悦、欣赏水平的提高、文学修养的丰赡、生命价值的认知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经典阅读危机的现象解读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当下大学生的阅读能力非常低下，原因就在于学生们没有形成阅读惯性，日常的阅读量也不够。他们置身于当下的文化场域之中，将读图与刷屏作为惯常消费，反而将文学经典束之高阁。这种反常的根源在于当下的高等教育的教学培养模式。
将高中阶段的机械教条式的教学模式塑造的僵化思维延续到大学，学生们因此习惯于被填鸭，习惯于被思考，已经丧失了学习和阅读的自主能力。进入大学以后，尤其是已然摒弃精英教育从而倡导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大学，百人班型普遍化，学生们无法通过讨论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难有观点交流。而这种讨论恰恰是以大量阅读为基础的。讨论的缺席，造成学生参与教学的活动只剩下听讲，不需要课后读书也可以完成作业的后果。
再者，当下的高等教育，受制于学时，大多数课程使用的教材都是概论性导论性的拼凑方法编写而成，碎片化和无意义消解盛行。很多有形与无形的东西都一闪而过，人们对以往的经典无暇驻足、留神。在这场拆解中学生们被迫远离经典。更有甚者，在大学中的课业考核与评价机制更加简单粗暴：统一命题、闭卷考试、标准答案、流水阅卷。这种看似公正量化的机制实则恰恰扼杀了学生们仅存的求知欲和创新意识。大学本应具有和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全归于标准答案。在这场阅读经典与考核机制的博弈中，学生们无疑只能无声地选择教材思维。正如陶东风先生所说，似乎学贯中西、雄辩滔滔，实则一知半解，满脑子名人名言。
课堂的面貌大抵如此。课后的阅读进而被功利性阅读占据。学生们受制于就业和升学的压力，因而更加注重效率与回报。实用性与功利性的快餐式阅读成为导向。应试书、考级书、外语书取代经典引领课后阅读。在这样的文化和现实场域中，我们引领大学生回到文学经典阅读具有重要意义。
二、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解读
通识教育是实现启蒙智识计划和政治计划的共同选择，它的目的是使学生逐渐告别专业教育的机械联合和神圣的、封闭绝缘的、排他性的定例与惯性，成为趋向平等的、流动的、分工和文明的人类社会的通用阶层成员，即成为能参与动态社会的有机联合，能合格履行其职业所派定角色的受薪阶层成员。这种教育的目标首先是为了实现最大范围的文化同质性，即建构一个全新的体制以满足因分工而派生的随机、短暂，但又极端重要的人际交往需要――现代社会存在着比以前多得多的抽象的、复杂的、精确的、非个人的、摆脱情境约束的信息需要传递;其次，通识教育还要实现文化疆界内全部人口的可雇用性，提供虽非最深邃但必须是最广泛的知识、沟通技能以及职业的专业化训练，以使个体能够在这个不得不投身于其中的庞大福利事业及其分工网络中获得名分，占有一席之地――使男人和女人们尽可能精确地适合他们的职位，或使他们适合一些功能上相似但有着等级从属与支配关系的职位。这些目标决定了现代高等教育在形式上必须用垄断合法教育的社会化机构(如学校和专职教师阶层)所实施的集中的再生产取代以往次生群体(如亲属集团和邻里)所完成的自我的再生产;在内容上则必须用一种经过选择予以认同的文化取代以往那些用来锻造个人的传统和自在的习惯。这种经过审慎选择予以认同的文化通过重组前现代高级或低级(民间)文化中有政治前途的单元，发明了一种对于想象所有大于家庭的政治共同体――首先但并不限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来说至关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更多地承载于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理念中。严格来说，当下的现代教育有两个取向：一是高级文化取向，走向最大限度的个体自由和自我完善的通识教育;一是大众文化取向，走向维护文化同质性秩序和分工结构的准专业化和专业化教育。两种取向有矛盾，但都不可或缺。如今，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压倒了过去功利主义的教育理念，这也意味着通识教育的呼声开始压倒狭隘专业教育的呼声。事实上，片面专业化的后果使社会变成了黑格尔所谓的精神动物王国。动物在某一方面专业化，并且不能做任何别的事情。但与动物相反，人作为一个精神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通才，是绝对精神的媒介。文化趣味、良好的判断力、创造力、美感、道德感、科学精神等都来自于那些以往被错误地视为无用的通识教育科目，诸如哲学、文学、历史、诗歌、音乐、艺术、宗教等。这些科目长久以来被忽视，或者出于无知，或者出于狭隘意识形态立场，其后果是异化的加剧和文明的衰微。单纯技术进步并没有导向同步的人类理性进步，而是导向了新的野蛮化。西方晚期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和当下转型中国的社会矛盾都给了我们一定启示，大学教育应回归高级文化，回归通识理念，回归经典阅读。高校人文社科类通识课可以说是探索解决之道的一种重要尝试。
三、通识教育引导文学经典阅读的路径分析
现代社会的运行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其公众的文明素质之上的。就大学而言，学生作为被充分启蒙的、被理性化塑造的公民，其素质除了一般学识、美感、道德感应在众人之上，还表现在专注的精神品质。专注也可以归纳为理查德桑内特所谓的匠人精神，它指的是将某件事情做到真正精通的态度。在现代社会，专注仍然是一个人为取得真正成功而必需的精神品质，虽然它需要封闭，不太讲效率，会迫使人放弃各种机会，因为只关注一件事情。专注的人也许会变得落伍，但从总的得失看，只有专注的人才有机会领略深奥的事理，有机会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并取得坚实的成功，相比之下，肤浅所取得的胜利经常是摇摇欲坠的，它导致了无用的灵魂。为了培养学生专注的个性，教学设置上首先应建构师生间高密度的学术互动机制，比如制度化的时间与空间，包括能让讨论深入下去的虚拟空间(网络平台)等。其他如专题讲座、讲坛、读书会，班导师组织的小组讨论等形式，弥补了有限课时的不足，在培养学生专注于文学经典的品质和调动主动阅读精神方面，也都优于传统的课堂讲授。
在实践中我们选取了一些面向全校开设的人文社科类通识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将课程内容与形式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进，探索在有限学时中尽可能完整精当地与学生讨论各种流派、思潮和各时代核心问题的方法，而把知识的扩充留付于其自学精神已被充分调动起来的学生们。这意味着，课程内容不能封闭于任何教材，不能清单式地纠缠于知识点的罗列，而是要精讲经典文本。以讲座的形式上每一个学时的课，在授课中同时布置大量的背景阅读书目，并利用网络平台指导学生在阅读、撰写报告、小论文和陈述报告之后的小组讨论。采用这种讲授与指导相结合的形式授课，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讲解教材和检验机械记忆力的考试。由于课程的成败是建立在学生主动阅读而非教师备课的基础上，教师角色的指导性和调动性因而凸显，其工作量不是减轻而是加重，在此，教师们更应率先垂范地大量阅读经典。事实上，这种课程深受学生喜爱，他们的收获也数倍于那些即学即忘的考试课，因为它真正与经典文本相衔接，能够切实训练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对于真理的信念。
四、结语
通识教育不是将高等教育视为职业教育、专业教育，而是专注于人的教育，倡导的是人的整体性的精神世界，给予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因此，通识教育要对学生提出比较高的要求，是在人类基本知识方面下比较大的功夫，尤其是人文社科方面的经典文本要求比较多，这就必然要有相当的阅读量。通识教育就是要回到经典阅读，应成为高校引导学生文学经典阅读的路径之一。当然，越来越开放的跨学科通识课也能为这种文学经典阅读奠定认知基础。
总之，文学经典阅读的真正实现有赖于通识教育的真正实现。通识教育的真正实现需要进一步探索、设计合理的教改方案与实践途径，兼顾课程的共性与个性，找到每个学科、每门课内容与形式的最佳契合点。这将是今后研究和思考的焦点。
参考文献：
[1] 甘阳.通识教育：美国与中国[J].复旦教育论坛，2007(5).
[2] 张筠.经典阅读现状的应对路径：回归原典[J].图书情报工作，2013(13).
石磊教授的《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报业生态，但并不必然带来报业的衰落。报业同样可以采用新技术，在媒介融合中实现数字化转型，实现与新媒体共生共荣。这种认识和论述，对报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通读全书，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四个特色：
特色一：多年潜心研究的集大成
石磊教授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新媒体艺术与文化硕士点负责人、新媒体研究所所长。2006年7月，他发表了论文《媒介融合，报业发展新支点》，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从那以后，他发表了《从媒介融合看报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报业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报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构建》、《媒介融合语境下媒介产品生产模式之变》、《培育跨媒体跨地域传媒集团路径选择》、《新媒体语境下公共领域重构》等10多篇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论文。2009年10月出版了《新媒体概论》，并被北师大等许多高校作为教材。专著《传媒与文化――文化视角下的传媒研究》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还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传媒发展对策研究”、教育部社科项目“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研究”、四川省社科项目“媒体融合时代的传统媒体发展战略”、省教育厅社科重点项目“传媒融合发展研究”，担任“新媒体理论与实务”丛书副主编，四川省精品课程“新媒体概论”第一主讲教师。
2006年初，石磊教授在四川大学攻读文艺与传媒方向博士学位期间，为构思撰写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博士论文，并就相关问题多次与我进行研讨。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刚刚起步，颇具前沿性。2008年上半年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又认真听取了许多老师和同学意见，多次进行修改，终于在2010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是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集大成，是报业研究的可喜新成果。
特色二：努力构建数字报业研究的理论体系
该书将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放到数字化生存和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全面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报业发展的的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提出，报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转型，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战略转型。他不仅强调报业在技术上与新媒体融合，还主张在组织构架和业务流程上进行重构和再造，破除阻碍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找到数字化的商业模式，构建起报业发展新模式。这样就跳出了一般性的数字化研究，使报业数字化研究具有了厚度和高度。
石磊教授对国内外报业数字化转型历程进行了梳理和阐述，并将众多的转型路径精当准确地概括为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在内容融合上，以前单一的报业内容生产变成全媒体的数字内容生产，报业由“报纸业”变成“报道业”。在渠道融合上，以前分散的、各自独立的报纸、广电、新媒体等渠道有效地整合在统一的数字平台上，实现全媒体融合。内容融合和渠道融合将产生跨媒体跨地域的数字化现代传媒集团。这些分析论述，对当前我国传媒改革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特色三：多学科交融，理论联系实际
该书以新闻传播学为基本立足点，综合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注重从经典和前沿理论中寻求支撑。同时，注重从中外传媒实践中寻找答案，以开阔、创新的视野选用大量鲜活、针对性强的案例应证观点。将报业数字化转型放到国际背景下考察，运用了大量的国外理论成果和跨国媒体的生动案例。同时，注重中国语境，对报业数字化转型在中国遇到的特殊问题进行阐述，并在政策、管理和经营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石磊教授在对报业数字化转型情况进行细致考察、对传媒发展众多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抓住传媒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了报业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什么是数字报业、怎样进行数字化转型，做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具有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有关高等教育中网络平台的实施和应用，目前学界已经有颇多研究，而对于国外大学相关经验的借鉴，也已成为反思我国当前相关现状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此类研究多着眼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或者是力图构建某种能够针对多学科普遍适用的技术性和服务管理性平台，或者是从外国语言学习的角度出发，来讨论网络教学的可能性模式。而具体到从各个学科的特点出发来反思学科教育的特点与大学网络化教学平台建设之间关系的讨论，在我国当前的教育学研究中并不多见。在网络化教学已经成为高校教学大势所趋的今天，对于网络教学的研究和讨论，就必然要更加细化到各个学科层面，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高校网络化教学的思考和建设。
人文社科类课程视角下的网络化教学
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网络教学的优点在于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即借助网络，倡导自主学习，基本上属于开放式教学。网络教学，尤其在今天许多学术资源（包括期刊和书籍）都已经电子化的情况下，无论是资源共享还是信息沟通，都有着传统教学无可比拟的优势。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许多高校之中，网络教学方式的应用早已普及，而国内的许多高校也开始尝试开展网络教学。
以北京大学教学网为例，它是由北京大学推出的专业网络教学平台，旨在推动课堂教学和网络辅助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型教学策略”（blendedlearning）试点实验与教法研究。其主要目标是：实现教学的立体化和信息沟通的便捷化，推进教师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方法改革，促进研究型学习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以达到服务于教学、更好地实现教学的目的。事实上，无论是在北京大学，还是在其他大学，如鲁东大学，即使不运用教学网，绝大部分教师也都早已在教学中运用公共邮箱等网络方式来共享资料和教学信息，与学生交流沟通。北京大学教学网的应用，首先在基本层面上解决了信息时代大学教育的技术性问题。不过仅有技术性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保证在教学上的突破。
笔者发现，在不同的大学里，网络化教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教学网使用上得心应手的，大部分是理工学科的教师。对于理工科性质的课程来说，由于作业管理和平时考核都主要以量化的原则进行，教学网自然而然成为了一种极佳的教学辅助工具。然而，对于人文社科类的课程来说，教学网的使用和效果就值得进一步讨论了。以“社会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为例，这一课程要求教师向学生介绍社会学历史上经典作品的思想史脉络，并指导学生阅读大量的经典书籍，同时要求学生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持有一种多元的视角，既能够结合传统思想的脉络来加以理解，同时又能提出基于当下社会经验的新问题。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大一、大二的基础课，此课程试图通过上述训练，为新入校的本科生提供一种社会学的眼光和感觉，而非仅仅给出一种标准答案。这一点恰恰是人文社科类课程与理工科类课程在教学性质上不同的地方，也构成了其网络教学的基础。
网络教学在人文社科类课程中的应用意义
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课程”为例，笔者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思考：
1.教学网如何帮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加深对于阅读材料的掌握
人文社科类理论课程常常有大量的阅读材料要求学生掌握，其中许多都已经被制作成电子版，极大地方便了学生的获取。此外，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网络教学使得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更为多元化和常态化。传统的教学方式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在课堂之外，大多是通过预约的“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来进行的，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频次低，时间和地点都受到限制。而在网络教学的条件下，学生与教师可以随时随地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极大地便利了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
常规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真正深入地去阅读艰深的理论原典书籍，是大学中人文和社会学科共同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除了通过网络获得大量阅读材料、进行留言互动和答疑解惑以外，更应重视在课堂教学中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面对面的互动更能让教师获得学生及时的反馈，发现学生真正的问题所在，并能通过互动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热情。强调网络教学，必须要以重视课堂教学为先导。
2.教学网如何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当下的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
激发学生学习人文社科类理论课程兴趣的关键在于帮助学生明白，理论研讨并非虚无飘渺、高高在上的东西，而是与个人生活和社会现实都息息相关的思考。所以，如果能够通过网络教学，将现实生活与经典的理论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分析和讨论，一定能够收到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网络时代的学生对于在网上讨论现实问题并不陌生，而且现今的年轻人也更喜欢通过网络的方式沟通和交流，如北京大学未名BBS上经常会出现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教师应善于抓住当代青年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行为习惯，合理利用网络平台，把传统的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结合起来，特别是通过网络讨论的方式加深和巩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不断提升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在北美的大学教育中，本科基础类课程基本上都有“讨论课”（tutorial）：在正式的课堂授课之外，将选课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分别由助教带领，每周进行若干次讨论。讨论课上的表现同样被记入期末分数，而最终论文和考试的批阅也都由熟悉本小班的助教来进行。对于学生来说，相对艰深的学术问题可以在小班讨论课上得到充分的讨论和理解。目前，北京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的重点就是推行小班讨论课的教学模式。结合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在教学网的使用上考虑引入类似于小班讨论课程的模式，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加强理解和学习。改进可以从以下诸方面着手：在教学网上设立分组讨论版面，并将其建设成某种课程制度，进而建立各个学科富有个性化的学习与交流平台等。笔者认为，在尚未开展小班教学的学校中普及上述措施，同样会对教学提供极为有益的补充和帮助。
3.教学网如何能够为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对照和互补提供支持
现代大学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各种学科为基础的分科目教育，学界对于学科不断分化和细化趋势一直有着深入反思。在人文社科领域，对于这一趋势的反思和批评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传统。就本科生教学而言，上述反思的一大指向是引导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够学习到本学科的专业知识，培养出专业性的感觉，又能够照顾到更为宽泛的视野，避免片面狭隘的“学科帝国主义”倾向。然而，这一宗旨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并未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实践。在这一情况下，网络平台有可能提供一些具体的实践平台支持。例如，可以向授课教师咨询意见，请授课教师提供与其所授课程相关的其他课程，并在教学网设置上将这些课程互相链接起来，形成一种对照关系，使得那些没有选修相关课程的学生也能够对相关领域的知识有所了解。
进一步来讲，对学生来说更为有效的做法，也许是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网络资源平台，在实现各个学科核心经典书籍电子化的基础上，实现书籍的网络化和资源化。以北京大学为例，困扰学生获取知识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许多原著经典书籍很难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图书馆的书籍数量有限，或某些书籍只能够在某个特定的院系图书馆找到，而许多院系图书馆并不对外开放或者是借阅手续比较复杂。针对这种情况，如果能将某些核心经典书籍电子化并整合成网络资源平台，将为传统教学模式提供重大补充，大大方便师生的学习和研究，并对高校教学资源整体分配与利用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系列省级精品课，由“唐诗宋词名篇导读”、“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乐府诗导读”、“《红楼梦》导读”和“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等5门课程组成，每门课程均为36学时。该系列精品课除为中文专业学生讲授外，主要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其中“唐诗宋词名篇导读”、“《红楼梦》导读”最早开设于1993年，已有20年的讲授历史；“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开设于2005年，“乐府诗导读”开设于2006年，也有七、八年的历史。5门课程联系紧密，相互补充，从不同侧面讲授中国古代诗词、乐府、小说、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课程。在中文系专业选修课教学乃至全校文化素质教育类教学中，该系列课程都有重要的地位。系列课程依托于“中国古代文学”山东省省级教学团队。教学团队经过多年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于2010年入选中国古代文学山东省教学团队。团队（课程组）成员有23位教师，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1人，讲师7人；博士18人，占总人数的78.3%，大多数为学界著名学者的弟子。职称、学缘结构合理，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年富力强，富于发展潜力。团队负责人为教育部优秀人才，山东省首届省级教学名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首批首席专家。其他成员有30余人次获得过省级教学成果奖、省级优秀学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和市校级优秀教师奖、优秀教学成果奖、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教育先锋等各类教学奖励与表彰。
二、系列课程的整合优化
2010年，古代文学教学团队承担了青岛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课题组从已经开设的十几门课程中，选择了上述5门课程，并把这些课程的优化作为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对5门课程进行了重新整合，其目的是使课程能够形成一个相互照应、相互补充的体系，更好地发挥其整体优势。第一轮的整合优化工作主要依照如下的基本思路展开：一是重点选取了诗词、乐府诗（配乐演唱的歌辞）名篇，小说名著《红楼梦》，并从魏晋文化和佛教的视角切入，对相关作品进行导读。二是选择这5个专题，既与主讲教师个人的研究专长有关，也考虑到5个专题之间的密切联系。如唐诗中有不少名篇本身就是乐府诗，宋词原本可歌，与乐府诗有很多共性；乐府诗主要集中在汉魏至唐代；《红楼梦》与佛教关系密切；《红楼梦》中的诗词与唐诗宋词有继承关系，唐诗宋词名篇明显受到魏晋文化的影响，其中也不乏佛教禅宗的内容等等。因此，5门课程在知识和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在课程平台建设方面，有很多相互交叉的东西可以共享。三是建设5门课程整体设计、相互补充的课程平台。经过努力，我们现在已初步建成5门课程共同组成的联合课程网站。学生既可以登录任意一门课程的网站，又可以从该课程网站进入到联合网站，或进入5门课程中的其他任何一个课程网站，实现了课程网站之间的贯通。整合优化也对各门课程的一些具体内容作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我们不仅充分考虑了各门课程之间的互补和呼应，如原“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中涉及到的乐府诗全部放在“乐府诗导读”中来讲，“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中涉及《红楼梦》的内容，则转入“《红楼梦》导读”；同时，也根据个人科研的重点和特长，对各门课程的组成成员做了相应调整。至于不同课程在平台建设、课件制作、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也是整合优化中考虑的重要内容。这使得每一门课程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提升。从而收到了如下几方面的良好效果：一是5门课程的网络平台，各自汇集了某一方面较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和资料，并且都可以向选修其中任何一门课程的学生开放，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更广阔的知识、资料库；二是课程的联合建设，带来了主讲教师、教学内容、知识体系、教学思想及方法等方面的重组和变化，这对于课程的互相促进、教学效果的同步提高，均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三是联合课程组的主讲教师，在形成优势课程群的同时，也凝炼了学术方向，对教学和科研团队的优化整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课程整合，把已经开设的11门课程也纳入到精品课程群的建设范围中。2013年，“《老子》导读”、“《金瓶梅》导读”、“《聊斋志异》导读”、“中国古文名篇导读”、“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等5门课程被批准为青岛大学校级精品课程。至此，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精品课程群达到10门。另有“中国神话与诗歌导读”、“《诗经》《楚辞》导读”、“《论语》导读”、“中国诗学导读”、“元明清戏曲导读”、“《文心雕龙》导读”等6门课程，也正在根据课程群建设的整体思路进行全面整合。课程群建设的目标是建成涵盖文、史、哲、文论、艺术、宗教等多领域的16-20门系列课程。
三、课程的内容、特色与地位
5门省级精品课程都是《中国文学史》基础课的延伸，也是我们在长期讲授的过程中，逐渐发掘、精心选出的5个专题。其中，唐诗宋词被称为“一代之文学”，以短小精粹、情韵并茂的优势，长期流传，脍炙人口；乐府诗本是配乐、配舞的歌辞，是表演艺术的一种，与一般徒诗相比，其特点极为明显；《红楼梦》则是中国古典白话章回小说的代表，自诞生数百年来，“红学”早已成为显学，学界向有“开口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化、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和文学也以其独特鲜明的个性，吸引了后代学者和读者的注意，20世纪初叶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和文学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至今仍具有独特的魅力；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广泛影响到中国的文人和文学创作，荷兰学者许理和就曾写过《佛教征服中国》的名著。因此，5门课程讲授的文学与文化专题，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从总体上说，系列课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选取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典型个案，立足社会、文化、宗教发展来分析名篇名著，通过名篇名著的重点导读，带出文化及典章制度的讲解；二是每门课程均有长期的科研作支撑，课程内容都与作者已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有密切的关系，在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方面有鲜明的特色。就现有5门课程的具体情况而言，也是各有其特点的。总体来看，这5门课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现对各门课程的特点分别举例简要说明如下：“唐诗宋词名篇导读”、“《红楼梦》导读”和“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是第一类。这3门课都是以广泛流行的名篇、名著，或学术界特别关注、一般读者也很感兴趣的魏晋文学和文化为讲授对象。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深受学生喜爱，很多高校也都开设了类似的课程。但我们的这几门课程都是建立在长期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的讲授思路和内容，在众多的同类课程中，仍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以“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为例。该课程立足中国诗词发展过程，以题材和主题分类选讲的方式，选取10类典型的诗词，重点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历史、政治以及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入手，对唐诗宋词名篇进行导读。每类诗词的导读，都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每一类诗词从先秦到宋词的发展简史，作出提纲挈领的描述，把握该类诗词类型化特点；二是在第一方面的基础上，对代表性的名篇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讨论该类诗词独特的艺术美与题材、主题及文化之间的特定关系。导读特别注意把诗学理论与具体作品紧密结合，深入浅出，力求讲出我们长期研读和讲授唐诗、宋词的真切体会，达到将知识、审美与思想融为一体的教学目的。
该课程的特点有三：
1.在按题材和主题对唐诗宋词分类讲解的大前提下，注意从文化发生、发展的角度，发掘诗词类型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对诗词类型化的共性特点作出文化学的解释。
2.注重在同类诗词发展历史中，把握诗词名篇在艺术创造上的独特魅力，从名篇讲解入手，把文学史、诗人生平、诗学理论及其他相关知识融为一体，力求对学生学习、理解、分析诗词起到示范作用，使学生能在深入浅出的诗词艺术分析中提高文化素养。
3.多年来，课程组主持完成的一批科研项目和成果，如“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宋词名篇导读》、《唐宋元诗词曲名篇解读》、《二十世纪以来先秦至唐代诗歌研究》、《周汉诗学与文学思想研究》等专著，都与本课程有密切关系。因此，课程能立足学术前沿，在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红楼梦》导读”侧重于小说悲剧意蕴、哲学深度和文化内涵的挖掘；“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从哲学、宗教、政治制度、社会现象、民间习俗、文人生活方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等多角度入手，对魏晋文化与文学进行导读，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乐府诗导读”是第二类课程。这两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开设这类课程的学校也不是很多。而我们的这两门课开设时间较早，系统性、前沿性也比较强。“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在介绍佛教文学起源、种类的基础上，对佛教基本教义、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佛典翻译文学、释氏辅教传说、僧人赞佛诗颂、文人护法文学等进行系统的讲解；并以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轼、李贽、袁宏道等涉佛较深的著名文人为例，对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一个特殊的侧面阐述了佛教与中国文人和文学的关系。这样的课程内容，截至目前为止，在全国高校中还不多见。
这门课也具有如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1.把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基本知识的系统介绍作为课程的重点。因为只有深刻地了解佛教知识、体会佛教的精神，才能明白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读懂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而这在一般文学史中是不讲的。
2.从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典型个案，包括佛典翻译文学、释氏佛教文学、僧人赞佛诗颂、文人的佛教文学作品等四大方面切入，并展开深入的分析讨论，对佛教与中国文学进行深入细致的讲解。既把佛教基本知识作为理解与佛教相关的文学作品的前提，同时也通过文学作品的深入解读，反过来使学生对佛教知识、教义及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获得更为感性的认识。
3.所讲授的内容与主讲教师的科研紧密结合。几位主讲教师从事佛教文学研究多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印佛教文学研究”、山东省社科项目“明代心学、禅学与文学研究”、山东省教育厅项目“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出版《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等著作；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诗法禅机，悟同而道别———谢榛与佛教》等论文，很好地保证了该课程内容的前沿性。“乐府诗导读”则紧紧抓住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在强调表演性、歌唱性的前提下，讲解乐府歌诗。其思路与以往把乐府诗等同于一般徒诗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我们已完成的“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已出版的《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等专著，均与课程密切相关。需要说明，本系列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基础课的重要分支，而后者在2005年就通过了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的评审，其建设的经验对于本系列导读课程的建设也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在由笔者主持完成并获2005年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的“汉语言文学试点（本科）专业改革”省级教学改革项目（2002－2005）及我校汉语言文学省级品牌专业（2007）和国家级特色专业（2009）等教学项目中，本系列课程组的成员也都是主力，这为本课程的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也使本课程在长期建设及教学、科研的结合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本科教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进
本课程涉及文学、文化、历史、哲学、宗教、音乐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诗、文、乐府、小说等多种文体。在教学方法上，每门课程虽有各自的特点，但5门课程也有不少共性，这是课程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也是我们在对课程群进行整合优化的过程中比较一致的体会。
其中，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1.重视文学作品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文学作品与宗教、艺术，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把立足文学史和文化史阐发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作为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则。
2.强调主讲教师必须以科研为基础，不断为教学增加新鲜内容，将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学活动，提高授课质量。为此，我们已经根据教学需求，制定了相关的科研规划与教材写作计划。随着科研工作的深入，讲授内容将会不断更新，始终切近和追踪学术前沿。
3.把培养学生理解、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作为重点，通过理论讲授、范例解读﹑个案分析、课堂讨论﹑学生登台主讲、名篇背诵、课外阅读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在教学手段方面，则尤其重视三点：
1.建设互动的课程教学平台，使课下阅读、讨论、答疑和在教学平台上提交作业、相互交流等学习方式，与课堂讲授有机地结合起来。每门课的课程网站都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不仅为学生课后的扩展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使得师生交流的时间在课堂之外获得了有效的延伸。
2.高度重视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作用。本课程除了文字表述之外，还使用了大量非文字的教学资料，如图片、音乐、绘画、影像等。主讲教师将这些内容制成课件，通过课堂上的使用，显现出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3.通过课程网平台交流、答疑，课后阅读，及在考查、考试中突出文学经典阅读的比重，实现从课堂导读到学生自己阅读的扩展延伸，培养和提高学生读书的兴趣和能力。五、几点理论思考本课程群建设的实践工作，既是在特定的理论前提下完成的，同时也引导我们对课程群建设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其中，有些问题是我们在教学实践和研究工作中思考较多，或是有一定疑惑的。这里仅就其中最突出的三个问题稍作梳理，供同仁批评，也希望能得到方家知音的指教，使相关的理论思考进一步深化。
其一，高等学校传统人文学科教学体系与教学创新的矛盾问题。随着国家重视创新之指导思想的日渐深入人心，高校人文学科的创新也被频繁地提出来，与之相关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等，则常常受到政策指挥棒的干预，尤其是在总体课程设置变化和学时数的双重限制下，不得不经常作出调整。有时候这种调整对原有教学传统的冲击非常大，以至于一些实行多年的好的教学传统不得不放弃。但实际上，人文学科，尤其是传统人文学科的课程，其内容与理工科课程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像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课程，所讲授的作家、作品的具体内容及其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大都已基本定型，不同的只是根据材料和观念的变化对之进行重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一般来说不会对原有教学体系和课程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此，与中国古代文学系列导读课程相类似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比较而言，更需要的恐怕是在相对稳定的教学体系下，不断深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对于整体教学体系的大调整，则需要特别谨慎。即使不得不调整，也必须充分吸纳已有教学传统中的合理成分，而不可一味追求创新。
其二，人文素质教学与学生经典阅读的结合问题。在人文学科的学习和教学中，阅读传统经典，“尚友古人”，与历代各领域、各学科一流的名人对话，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就近年来各种有关读书的调查报告以及我们对大学生经典阅读的了解来看，目前大学生阅读经典的现状并不乐观。很多学生一年里读书的数量非常有限，即使凭自己的兴趣选修人文学科经典相关课程的学生，也很难系统地阅读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这一点我们在课程群建设过程中也有非常深切的体会，所以经典阅读实际上成了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一大瓶颈。在经典阅读方面有了突破，则学生的欣赏、写作和思维能力，都将得到有效的提升，“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就不再仅仅是一句空话。但问题是现行教学评价体系对此缺少应有的重视，这使得经典阅读在教学中不易落实。因此，要解决人文素质教学与学生经典阅读的结合问题，使学生人文素质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教学评价体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环节。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课程教学的质量肯定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其三，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的相互促进问题。在高校里，这是个常识问题，似乎不值得特别提出来。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常常有一定的距离，甚至成为两条道上跑的马车。在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系列课程的建设中，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切的体会。由于导读系列课程的选定，首先是以课程内容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为标准，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主讲教师在科研方面的积累和优势，所以，就这一系列课程而言，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是更为紧密的。如“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的主讲教师，其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魏晋文化与文学，近年其出版的《魏晋五言诗研究》，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汉魏六朝诗体研究”（2011-2013），都与课程有直接关系；又如“《红楼梦》导读”的主讲教师，其主持完成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红楼梦》与中国诗性精神研究”（2007-2012）、出版的《花魂诗魄女儿心：林黛玉新论》及发表的一批学术论文，也都与课程密切相关。其他课程也大多具备这样的特点。因此，这一系列课程的建设较好地做到了与学科建设的深度交融。
五、结语
版权工作的作法：
版权引进，质、量结合：积极关注国际出版合作伙伴的最新动态，向社里推荐图书品种达500种左右，签约品种数再次上升，从2010财年的40余种上升至2011财年的70余种，其中包括重点续约项目《外研社-柯林斯英汉汉英词典》和新开发的法语学校教材项目《新出租车》（从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引进）。另有多部重点图书在2011年出版，包括：与世界顶级科学出版机构——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携手合作，得到中科院大力支持的《自然学科经典系列：化学的进程》，以中英对照的方式汇集呈现《自然》杂志自创刊以来，该学科及其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近百篇经典论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引进并翻译出版的文学理念经典著作《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及批评指南》；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合作编写的《新视界大学英语》教材等。
外研社的人文社科图书出版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大发展，其中“博雅”英汉双语社科丛书因其独特的双语社科出版定位、品位极高的作者队伍，一经问世，便受到学术研究界的肯定。我积极与海内外社科大家及其研究者、图书版权持有人进行接触，先后从台湾纪念馆引进《英文文存》（2011年出版前两卷）、《中国思想史纲要》、《口述自传》等文献作品，从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引进先生《乡土中国》的英文文本。
版权输出，多管齐下：外研社出版物多为外语教育图书，这一特点决定了外研社版权工作引进居多、输出难度大的先天条件。针对版权输出的客观条件，我在工作中另辟蹊径，积极主动发掘对港台的版权输出工作，勤于动脑，定期总结和发送我社新书书讯，2011年度实现对港台输出较大增长。其中凯信集团引进《薄冰英语语法》（台湾名《五亿人都在看英文方法》）荣登台湾图书市场风向标排行榜——金石堂语言类学习图书畅销榜前三甲。《魔鬼英语口语1.2》在港台书店均陈列在显著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港台输出各类方面，实现了文化类图书的突破，先后成功向香港中华书局输出《中国文化读本》《在彼处——大使演讲录》（傅莹大使著）。《中国文化读本》已于2011年出版，且在2011年的香港书展上作为中华书局重点新书推荐。台湾知名人文社科出版社麦田人文也对我社社科图书《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梁思成著）等显示了合作意向。在一系列图书成功落地港台市场的鼓舞下，台湾老牌出版社五南文化、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商务印书馆也陆续和外研社就韩日语学习图书、人文社科新作达成出版意向。
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输出方面，外研社对外汉语学习图书《BCT商务汉语词汇卡片》成功输出日本知名辞书出版社三省堂，实现了外研社对日输出的突破。该品种已于2012年在日本出版，三省堂还为该项目设立了主题网站。目前正与麦克米伦商议厉以宁教授著作海外出版事宜，同时跟进向法国著名出版社罗贝尔输出《精编汉法法汉词典》的工作。在麦克米伦（香港）的穿针引线下，新标准幼儿园到大学的全系列产品也有望落地印度英语教材市场。
版权工作中的一点经验体会
借力书展，寻找机会：入社至今，我已数次独立承担国际书展组织和参展任务，并在2011财年先后承担台北书展、香港书展、法兰克福书展和伦敦语言展的组织工作。在书展工作中做到展前充分准备、展中积极主动、展后及时跟进，力求每次参展都有新收获。其中，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筹备过程中，主动寻找、细心筛选，发掘新资源，与巴西EPU出版社建立关系，并顺利就国内首套巴西葡萄语教材引进达到协议。
开拓合作，百折不挠：人文社科分社出版的作品学术品位高、社会效益大，但是其出版单位大多与外研社以往没有交集，版权关系也往往较为复杂。作为国际部对接人文社科分社的版权经理，我根据分社的需求通过各种途径争取新的合作作伴，邮件没有回音就坚持不停地发信询问、对方杳无音讯就晚上十点来社内加班打越洋电话、参加书展时主动登门拜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两年来，先后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加州大学出版社、宾州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等建立联络，促成《失落的圆明园》《乡土中国》《英文文存》等学术作品的引进出版。
在工作中，不以公司小而不为，不以项目小而轻视。在接手港台地区项目之后，我积极主动联络、维护、建立、拓展与港台出版同仁的合作关系，擅于利用书展扩展新关系、寻求新项目。最近两个财年中，我社与港台的合作交流明显增多，合作伙伴数量明显提升，已和20余家港台出版社建立合作交流，引进和输出图书品种逐年递增。同时，积极思考，有针对性地根据港台地区的不同特色区别对待：利用台湾图书策划能力强、英日韩语学习类图书有特色的特点，帮助我社综语分社找到优秀台湾图书资源；利用香港地区对中华文化认知的需求，推荐外研社优秀文化社科类图书输出。
接待工作，一丝不苟：常言道，笨鸟先飞早进林。每逢重要项目签约仪式、合作公司高层互访等活动，必早做计划、未雨绸缪。2011财年我正式接手麦克米伦与外研社合作项目，先后圆满完成麦克米伦高层访问、新标准幼儿园英语产品首发仪式、公司合作庆祝晚宴、新标准十周年庆祝典礼等重要接待和活动组织协调工作。
自我总结，不断提高：密切跟进合作伙伴的出版动态，利用书展机会进行考察，并形成自我的思考。2010-2011财年，先后完成《麦格希公司动态调研》《麦克米伦高层变动分析》《书业专攻、就业为王——日本职业学校考察后记》《台北书展攻略》等报告，受到领导的肯定和好评。
走出去工作中的一点思考和建议
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表明，截至2011年底，中国引进图书品种数14708种，输出5982种，输出品种和引进品种数之间的差距首次降至1万种以内。这些数据有力地表明：我国出版“走出去”工作成效显著，这也给各大出版机构和版权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怎样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水平。
正如总署领导在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今后的“走出去”工作，不仅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这集中体现出两点：一是优化输出内容，以介绍当代中国发展状况、学术、文化、科技、文艺和研究成果为重点；二是优化图书输出的区域和语种结构。
当前，我国图书“走出去”工作已经到达了“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为尽快促成这一转变，实现出版走出去在内容和结构上的优化，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借船出海：图书“走出去”要达到规模效益，关键在于图书在海外的落地、宣传和推广工作。从目前国内出版的实际情况出发，借助海外合作伙伴的市场力量，将输出品种打入海外主流推广和销售渠道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途径。比如，外研社于今年出品的对外汉语教材《汉语入门》，就是外研社和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共同合作编写的汉语学习教材，将借助麦格劳-希尔在北美的发行渠道进入当地主流学校教材市场。外研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厉以宁教授著作《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也依托剑桥在全球的发行网络进入海外图书市场。
当然，有条件的出版集团也可以担当起开路先锋的职责，率先“造船出海”，在海外建设起自己的代表处、书店、当地销售渠道等，实现“中国制造、国际出品”。据我了解，有几家出版机构已经在这方面着手开展有益的尝试。
敦煌遗书、汉晋简牍、安阳甲骨和大内档案被称为上个世纪初的四大发现，由此而兴起的敦煌学、简牍学、甲骨学等三大新兴学科成为世界性显学。
从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酒泉汉代边塞烽燧遗址掘获大量汉简以来，至今已整整100年了。100年来，全国各地发现的汉简有70多批（次），而甘肃就有30多批（次）；全国各地共出土汉简7万余枚，而甘肃就有6万余枚，占全国出土汉简的82％左右。甘肃简牍内涵丰富，形制多样，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不仅属于甘肃人民，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人类。
1914年，我国著名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在日本发表了《流沙坠简》，成为中国简牍学的奠基之作。居延汉简出土后，劳干先生在抗战时期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先后完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成为居延汉简研究的经典之作。195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整理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武威汉简》等，其后陈梦家先生结集出版了《居延汉简缀述》，陈直先生结集出版了《居延汉简研究》。甘肃省学者先后出版了《汉简研究文集》、《秦汉简牍论文集》、《居延汉简通论》、《居延新简释粹》、《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甘肃考古文化丛书――简牍》等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著作，还整理出版了《居延新简――甲渠候官》、《敦煌汉简》、《散见汉简合辑》等一批重要的原始资料。仅居延汉简的研究，已有90多部专著出版、880多篇，如果把全部甘肃简牍的研究成果加起来，论著接近200部，论文有数千篇，至于将简牍研究成果交叉渗透到其他学科而产生的新成果就更是难以计数。
几十年来，甘肃简牍的保护和研究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钱伟长、赵朴初、李铁映、张德勤、聂大江等同志就曾对甘肃简牍保护问题作过指示。特别是近几年来，甘肃简牍的保护研究，再度引起了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作过重要批示，国家文物局领导曾多次来现场考察，省内文化界政协委员连续几年提出提案。作为主管部门的甘肃省文化厅和甘肃省文物局，更是每年都将落实工作列为重要的议事日程。
2007年10月18日，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揭牌。这是甘肃省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甘肃省建设特色文化大省的一项重要举措和全省文博事业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甘肃简牍的保护研究，将以此为起点，跨上新台阶，做出新成绩，以崭新的面貌为甘肃的文化建设争得荣誉和地位。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