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8 01:50:0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政治学，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2月13日上午3—4节课，我们预备党员和发展对象在教4进行了12月份的政治学习，学习主题是关于“党代会精神的学习”，在前几天，我们学校的各个学院也就党代会进行了多次的座谈会。07级分两组、08级一组先分别进行小组讨论，最后又集中起来交流意见。
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踊跃发言，有的传达了学校党代会的精神，有的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各抒己见。不过我更多的感觉是这像是以前的我为经院建言献策。
在湖北经济学院党代会上，周元武书记的报告客观对过去五年的工作作了总结，对未来五年也做了科学规划，他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提高大学生素质与能力。作为本科院校下的高职高专，针对党代会要求，管院学生要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既要跟紧本科，又要有自己的特色。管院学生也是经院一份子，也要主动去思考做到为地方发展服务的方法，强化“两有三实”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出谋划策，尽到自己的义务。报告中要求勤俭办学，学生们也应从日常点滴做起，支持学校的发展和建设。而作为学生党员的我们，党代会也对党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学生党员也要在学生当中营造良好的党风，带动学风。党代会报告中对管院的要求有38个字：管理技术学院要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举，着力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办出特色，做精做强。
有的同学也结合实际谈到了我们学校的食堂问题，还有党费的缴纳要及时，同时党费的使用要实行公开制，不仅要在党内公开，还要对外公开。同时也提到了学校的资源要共享，比如实验室的英语自主学习中心，这个地方只对本科生开放，而我们专科生进去了根本做不了题目。还有的同学也提到了要加强监查力度。我们作为毕业生，要对自己有危机意识，多与身边的同学沟通，党员的考核不实。学生在学校所学和社会所需有差距，学校目前的社会实践考核较为僵化。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定位，通过科研实践和专业实习创造优势。希望学校能够提供平台，建立和企业的联系，提升在外影响，“不是一个人优秀，而是一批人优秀”。
我们小组讨论后，最后三组又进行了交流，综合三组的讨论意见，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小组讨论还是挺成功的，我们更深入的学习了党代会精神，并且要更好的把它们应用到实际中去。
12月13日上午3—4节课，我们预备党员和发展对象在教4进行了12月份的政治学习，学习主题是关于“党代会精神的学习”，在前几天，我们学校的各个学院也就党代会进行了多次的座谈会。07级分两组、08级一组先分别进行小组讨论，最后又集中起来交流意见。
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踊跃发言，有的传达了学校党代会的精神，有的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各抒己见。不过我更多的感觉是这像是以前的我为经院建言献策。
在湖北经济学院党代会上，周元武书记的报告客观对过去五年的工作作了总结，对未来五年也做了科学规划，他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提高大学生素质与能力。作为本科院校下的高职高专，针对党代会要求，管院学生要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既要跟紧本科，又要有自己的特色。管院学生也是经院一份子，也要主动去思考做到为地方发展服务的方法，强化“两有三实”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出谋划策，尽到自己的义务。报告中要求勤俭办学，学生们也应从日常点滴做起，支持学校的发展和建设。而作为学生党员的我们，党代会也对党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学生党员也要在学生当中营造良好的党风，带动学风。党代会报告中对管院的要求有38个字：管理技术学院要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举，着力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办出特色，做精做强。
有的同学也结合实际谈到了我们学校的食堂问题，还有党费的缴纳要及时，同时党费的使用要实行公开制，不仅要在党内公开，还要对外公开。同时也提到了学校的资源要共享，比如实验室的英语自主学习中心，这个地方只对本科生开放，而我们专科生进去了根本做不了题目。还有的同学也提到了要加强监查力度。我们作为毕业生，要对自己有危机意识，多与身边的同学沟通，党员的考核不实。学生在学校所学和社会所需有差距，学校目前的社会实践考核较为僵化。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定位，通过科研实践和专业实习创造优势。希望学校能够提供平台，建立和企业的联系，提升在外影响，“不是一个人优秀，而是一批人优秀”。
我们小组讨论后，最后三组又进行了交流，综合三组的讨论意见，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小组讨论还是挺成功的，我们更深入的学习了党代会精神，并且要更好的把它们应用到实际中去。
一、深入领会全会精神及思想，在思想上统一。在组织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深入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全面领会全会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全会提出的新观点，新思路，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同教育事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认真研究解决教育教学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干事创业，为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好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观点明确，坚持科学发展观教育。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体现了新时期我们党的科学执政理念。在学习中我们深刻认识到教育亦应以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切实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教育教学工作由以外延发展为主向一内涵发展为主转变。自觉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统一对教育持续快速发展的认识，以创新的精神培植教育发展新优势，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增强加快发展和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全校形成想发展、谋发展、快发展的浓厚氛围。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正视学生个体差异，尊重学生人格，张扬学生个性，关注学生情感需要，因材施教，为每一个学生一生的发展和幸福奠定基础。积极推动学校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三、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加强党的执政建设，提高建设社会主义能力的重要内容。在学习中，我们认识到应大力弘扬"学高为师，行为示范"和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进一步提高师德和业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认真贯彻是教体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施意见》，探索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引导广大师生积极参与"诚信莱阳"建设活动，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把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列为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开展丰富多采的教育活动，营造教育活动的浓厚氛围。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拉是女性狂奔史上的最后一环。正是这个女性狂奔者的鲜明形象，使整个历史中被湮没、被抹去、被改写的女性狂奔者群体纷纷浮出水面。
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阿塔兰塔同意出嫁的唯一条件是她未来的丈夫必须比她跑得快，否则就得死。很多男子被她的美貌吸引，并且认为女人终归不可能强过男人，纷纷上门求婚，与她赛跑。其中包括英俊的墨拉尼。但墨拉尼得到了“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忒的帮助，给了他三个金苹果。比赛开始了，尽管阿塔兰塔让其他人先跑，可仍然轻松地追赶上了所有的人。墨拉尼不得不三次丢出了金苹果，而阿塔兰塔虽然因此三次停下来捡金苹果，还是毫不费力的追了上来。就在这时，阿塔兰塔发现自己口袋里的苹果变得比铅还重，身体也越来越沉，脚也抬不起来了，眼看墨拉尼离她只有一步之遥，就是追不上。墨拉尼胜了，阿塔兰塔只好做了他的妻子。2这显然是个意义深远的起点：爱和美将成为阻止女性奔跑的最大障碍（丈夫以爱的名义让妻子安居家中，足不出户，男性以美的名义让女性自愿套上层层美丽的枷锁）；作为妻子的女性的奔跑速度必须慢于丈夫（男性），才能形成家庭内的某种平衡；男女在身体力量上（运动速度无疑是极重要的一环）的对比将直接决定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我们现在只能遥想很多年前，在古希腊明亮的蓝天下，那个像风一样拂过、像猎豹一样跃过的美丽女子，那个让所有人望尘莫及的奔跑的身影，渐渐湮没在历史中。
此后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女性（特别是所谓“高贵”、“优雅”的女性）一直被要求忍受那些痛苦又使行动不便的作法，来改变、支撑或“提高”她们的自然身体，例如，紧紧捆住她身体的某一部分——腰、腹部、肋骨、、颈部、或脚，使她呼吸短促，脚步缩小，以此来证明并充分表达女性的弱点、温柔顺从的天性。“在东方，女人得忍受日本的宽腰带、缅甸的颈环和中国的裹脚；在西方，女人得穿钢支撑的紧身围腰和鲸骨紧身胸衣”。3这些手段据说使女性更迷人，然而既限制了她的自由，也更强调了她的脆弱和软弱；每一种作法事实上都设置了一重只针对女性的障碍，一种使女性空间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封闭的围墙和樊篱——在这样的历史中，男人们利用女人的寸步难行限制和控制了女性的力量，使这些力量由于窒息和压抑逐渐萎缩，甚至使女性自己也淡忘了这一切。最后，女性身体彻底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荷和累赘：
基本的女性身体会有以下配件：吊袜束腰带、紧身衬裤、硬衬布衬裙、背心式内衣、衬垫、胸罩、胃托、无袖宽内衣、处女区、细高跟、鼻环、面纱、小山羊皮手套、网眼袜、三角式披肩薄围巾、束发带、“快乐寡妇”、黑色丧章、短项链、无边平顶帽、手镯、珠项链、长柄眼镜式望远镜、羽毛围巾、纯黑色眼影、带梳妆镜的粉饼盒、带朴素镶边的“丽克拉”弹力连身衣、名牌晨衣、法兰绒睡衣、镶花边内衣、……4
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女性就这样在“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同样，西方学者也发现，束腰使妇女变成了“可怜的、苍白的、病态的弱小生物，无精打采而几同消失”。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古典时代的人已经发现，身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身体可以纵、被塑造、被规训、被驾驭，因此形成了一种强制身体的政策：精心操纵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一定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其中一种被福柯称为“微分权力”的从运动、姿势、态度、速度等各个环节对身体施加“微妙的强制”，不断征服身体的各种四处乱窜的力量。5于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逐渐取代了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尽管福柯没有直接探讨妇女问题，但是，女性服装的沿革和固定所带来的对女性地位和女性权力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体现了福柯所谓“权力力学”和“政治解剖学”的一个侧面。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国的“小脚”。在盛行裹脚的八百年中，男女人体的局部差别被人为地夸大和突出，裹脚把一种人为的障碍强加在日常生活中，“使女人对付周围环境的能力更差，从而把世界描绘成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把行动不稳的女人变得更加依赖、更令人担心的人”；当然，也让男人显得更能干、更可靠——总之，更具有男子气概。这样，裹脚把女人摇摇晃晃的步法加以美化、合理化，最终变成性的诱惑。
与此同时，对女性而言，未受约束的身体被视为道德放荡的象征，过于松弛的身体反映了放纵的道德。中国古代对女子“笑不露齿，行不动裙”的要求，既是针对身体的，更是一种道德戒律。西方学者也发现，“衣服不仅能传递被解码的信息，它实际上也有助于通过影响身体的运动塑造性格”；比如19世纪欧洲妇女的紧身褡（straight-laced），这个当时具有身体和道德双重意义的词，今天已仅有道德含义（“举止严谨”）。
这样，女人离奔跑越来越远，离自己真实的身体越来越远，也离自己真实的欲望越来越远。欲望和身体一样，在一重一重的束缚下，慢慢郁结、萎缩。奔跑的姿态和奔跑中身体的愉悦，被深深地压制下去，并且逐渐被遗忘、被尘封。
狂奔听从于某种突如其来、不为人知的欲望，这种欲望在身体最深处召唤——如同遥远的旷野在召唤，如同多年前深深埋藏的秘密在召唤，如同火山在地底下沸腾，热度传达地表；身体最原始的动物性、、激情因此而勃发。狂奔源于一种本能：一种无法遏止的莫名冲动，一种奔腾不止的奇特激情。这种欲望的冲动和身体的激情以一种特有的节奏冲击着一重一重的枷锁，跨越着一重一重的隔离带。肉体的急速冲击，撞碎了思想的固有逻辑和路线，以致无法再维持其全部功能，“它脱离了自己的记忆、自己的意向、自己最根深蒂固的观念，从而脱离了自身，脱离了肉体中所有稳定的因素，而听命于变化无常的神经纤维”。6狂奔的速度和身体在这一瞬间的强大冲击力，足以甩掉惯性十足的条条框框，甩掉捆绑身体的一道道绳索，更无法顾及所谓真理、理性、道德。而女性，她们那据称“没有规矩”的身体，那被幽禁、被妥善保存、被完整如初地冷藏于“黑暗大陆”的身体，那在底层仍然沸腾着的身体，在狂奔的刹那彻底敞开。传统中一个行为端正的正常女人应该具有的“神圣的沉静”被狂奔洞穿。
女性狂奔的直接动力或许来自某种热能。冰封的一旦解冻，灼烧的内热遍及全身，陷入“危险”的兴奋和迸发状态；如果身体仍然被死死束缚，体内的热量无法散发，高扬的亢奋受到压力，那么，精神的爆炸会引发超常的运动，包括狂奔、大声尖叫等——常常被归为“歇斯底里”症状：“歇斯底里”源自希腊词hystera，意思是“子宫”，古典医学认为歇斯底里症是由子宫闲置引起的；后来，作为一种生理状态的闲散子宫又慢慢与作为一种道德现象的懒散人有了关联；最终，人们认为女性体内“蕴藏了过多的性能量”。7（据福柯考证，医学界一直视疯癫之一的“歇斯底里”为一种妇女疾病，并且使这一概念成了女性“各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容器”）。
皮肤下面身体是家过热的工厂，/外面，/从每一个胀开的毛孔，/病人闪闪发光，/熠熠生辉。8
狂奔事实上是燃烧的同义词。或者说代表着女性身体活动的两个相反相成的侧面：燃烧产生能量，狂奔消耗能量。也因此，狂奔不仅带有放纵和发泄的无限，也必然要付出代价——直接的身体折磨或间接的精神摧残：身体的疼痛（艾达的断指）、元气耗尽后的衰弱、病症（高烧、肺结核）、血……正如伊利格瑞一针见血指出的：“女人无法把她们的疯狂用语言表达出来，她们只能直接在身体上遭受折磨。”9；被世人唾骂，被亲人疏离，被家庭摈弃，永远背上“巫婆”、“”、“妖女”、“疯女人”（《简·爱》中隐匿于阁楼的疯女人就有着惊人的奔跑速度，以致简·爱一直以为自己眼花或做噩梦）的恶名。
这也许是所有女性狂奔者的必然命运。尽管如此，她们仍然要说，“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在铭刻自己所说的话，因为她不否认自己的内驱力在讲话中难以驾驭并充满激情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妇女狂奔史应该是另一种形式的妇女史，是妇女用自己特殊的话语方式写成的隐秘之书，是“她们用身体的唯一话语刻画出一部急速旋转无限广大的历史，这部历史如离弦之箭正跳出整个男人的历史。”10
奇异的是，女性狂奔这种方式有其独特的能量运转。从简单的生理学层面上看，奔跑显然是耗散式的，它消耗身体能量——使体内躁动不安、蓬勃生长的欲望和激情，通过激烈的身体动作和外溢的体液（汗水）发散出去；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奔跑似乎“不仅没有在传达自身的力量时逐渐损耗，而且能把其他的力量卷进来，并从其他力量那里吸取新的活力”。11在这个意义上，奔跑更类似现代工业中机器的运转：它消耗，却生产更多；从而接近德勒兹和伽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欲望生产”（Desiring-Production）。所以西克苏才会毫不畏惧地说：“我们暴烈，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从我们身上迸发出来，而我们却丝毫不怕削弱自己。”事实上，奔跑有可能使我们自己更强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漫长的历史中，奔跑一直是女性的禁忌——不仅因为它公开表达了女性不被容许的欲望，而且因为它生产和催发了女性更丰富、更强大、更恣肆的欲望。
在有着严格道德规范的19世纪，缄口不语的艾达怎样使电影《钢琴课》12激情澎湃？除了钢琴/音乐之外，身体本身将上演怎样的戏剧？电影前半部分的艾达几乎没有身体动作——手指细微的弹奏动作和琴声在空中的飞舞，暗示并取代了艾达可以看见的全部身体活动；在波涛汹涌、奔腾不息的海边，艾达藏起了身体（黑色曳地长裙捂得严严实实）、也藏起了声音，湮灭了自己内心真正的欲望和记忆，静默成了一座雕像。但是这座雕像却一点一点复苏了——贝恩斯用钢琴换取了艾达身体和欲望的敞开；艾达僵硬、冰冷、抗拒的身体逐渐出现战栗、慌乱（她弹奏的曲子也从优美舒缓变得热情奔放、动人心魄）；变得越来越柔软而温暖，她“提起裙子”，在无人的山野和丛林中奔跑，飞快地奔跑。这奔跑成了整个故事和艾达整个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艾达正吃午饭。她把一小块面包放入嘴中，反复咀嚼，味同嚼蜡。她转动叉子，仿佛在空气中写信似的。然后走到钢琴旁，轻轻抚弄琴键，就像贝恩斯她脖颈的动作一样。她又弹起了自己编的那首浪漫曲。艾达的目光投向门口。停下演奏，手指按在唇边，有那么一会儿一动也不动。突然，她站起身，提起裙子跑上小山坡……
这次，她跑向了贝恩斯的怀抱，并开始有了激烈的身体动作和强烈的。在家里，艾达也变了，她穿着睡衣，“长长的头发披散着”（很多时候，披散的头发象征着自由的身体和无拘无束的欲望），“在屋里跑来跑去”，和跳来跳去的女儿嬉戏。这还不够，艾达在森林里“高高拎起裙子，在山间奔跑”。
然而，艾达的奔跑不可能是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她受着限制，并充满禁忌，这明显地阻碍了她的脚步移动，滞缓着她的身体速度，进而，也削弱了她奔驰的冲击力。如果说我们在她的奔跑中看到了她苏醒的身体，那么，我们也必然会感受到这种奔跑背后的阻力：一是她的服装，“被束腰的紧身胸衣箍着，穿上用细骨架撑起来的钟式裙和衬裤”，这就注定“她的动作必然和我们不一样”，优美的姿势需要“忍耐”，需要克制（克制某种激情、冲动以及由此带动的大幅度身体动作），还需要吃苦，以身体被禁锢的痛苦来提醒和告诫自己坚守本分、不可逾矩，同时以这种惩罚性的束缚来再次暗示女性身体的堕落本性，这就使奔跑变得无比艰难。但是，贝恩斯解除了这种外在禁制，他以一个琴键换取一件衣服的脱落，事实上也换取了一重束缚的解除，最后，当所有的衣服都被脱掉，艾达在重重压制下沉默蛰伏的欲望，终将不可遏制地蓬勃生长，欲望将重新在她体内涌动不息，迫使她以奔跑的方式来缓解和部分释放。二是以她的丈夫为代表的世俗道德所加诸她身上的种种拘囿。丈夫斯图尔特不让她弹琴，艾达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在声音中（在内心深处）的奔跑和飞翔——被粗暴地剥夺；在发现她因为和贝恩斯的激情欢爱而快乐地在森林中奔跑时，斯图尔特愤怒地追上她，“揽住她的腰，抱住她，把她拽过来”；为了阻止她奔跑的身体和身体内不受控制的，斯图尔特用木板将每扇窗户钉死；但有些东西是无法堵塞的，梦游的艾达在黑夜中以“巨大的音乐声”、“激情洋溢的乐曲”、“越来越奔放的弹奏”吵醒了丈夫，公开表达了自己被压抑的欲望和对压抑的反抗，丈夫终于卸下了窗户上的木板；解禁后的艾达再次向贝恩斯示爱，被激怒的斯图尔特举起斧头，剁下了妻子的食指——这再次印证了女性狂奔的悲剧性结果，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会导致一种男性暴力，而女性付出的是血和身体的残缺，甚至死亡。然而欲望一旦生长，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即使是艾达自己也无能为力：“我惧怕自己的欲望”。斯图尔特也终于明白：就算控制了艾达的躯壳，也永远无法把握她的身体和欲望；他可以伤害她的身体，甚至毁灭她的身体，就是无法主宰它。
卡米尔·克洛岱尔(CamilleClaudel，1864-1943)13，选择了最男性化的艺术——雕塑，公然宣称罗丹是她的情人，并在作品中强调表现被视为的女性的，用石头等坚硬冰冷的材质淋漓尽致地传达出皮肤下面那种无法控制的柔软肉体和炽热激情。因此被家人和罗丹以及整个巴黎艺术界抛弃，在“疯人院”度过了后半生。
罗丹的情人，保罗·克洛岱尔的姐姐，两个男人中间的幽灵……“给人以灵感的女人、模特儿、姐姐，两个伟大的天才的女仆”——这些遮蔽和掩盖了卡米尔身上更重要的光芒——一个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形式的女性雕塑家。这个桀骜不驯，永远学不会循规蹈矩的女人，这个永远喜欢漫无边际地狂奔，而不是安安稳稳地沿着既定路线行走的女人，这个永远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只回应遥远旷野的原始的呼唤的女人！卡米尔的一生都在狂奔，也许因为她知道自己可以经过的时间只有别人的一半——她的另一半人生将寸步难行，被那件束缚疯子的紧身衣牢牢捆住。
一切从第一次狂奔开始。一切也在第一次狂奔中注定。卡米尔喜欢在山冈原野上奔跑，特别是雷电交加、狂风呼啸的夜晚（内心的风暴与外在的自然风暴遥相呼应）。她浓密的棕红色头发披散着，“毫不在乎路旁张牙舞爪的树丛，在她熟悉的小路上快速奔跑起来，她的步伐坚定有力……”。迎风狂奔让她感到一种征服一切的：
她开始大声喊叫，她真想永远这样喊下去、排出那种无法估量的欲望；她真想无法无天地放荡一番，她向尚希山冈跑过去。（8页）
她那头总是乱蓬蓬、从来不能把发髻保持原状半小时以上的松散长发，使她看上去似乎永远处于狂奔状态，就像她的心，从来没有安分守己的时候。（“他隐约看见了从她发髻后披散下来的一头密发。他从未在任何女人身上看见过这种天性的背叛…那些小发绺如同点点鬼火在飘动”343）。
同样是夜晚，同样是雷电交加的暴风雨的夜晚，卡米尔体内像暴风雨一样激荡的再次膨胀，她开始了第二次至关重要的狂奔——这次不是在原野，是在巴黎的街道上。
卡米尔在大街上奔跑……卡米尔不时撞在行人身上。她在奔跑。这是一位年轻的姑娘，任何力量也无法使她停下来。这个脾气暴躁的女人，随着头发甩动的节奏向前跑。
卡米尔沿着马路奔跑。夜幕开始降临。然而，秋天像一只熟透了的水果，一碰就破。她感到浑身发热，她希望他在那儿。（136页）
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体里面燃烧，那火焰烧毁了她的全部理智和意志。在雕塑室里，在罗丹身边，“她感到自己的小腹在发热，她渴望着……”，“她已身不由己，感到浑身发痒难熬”，身上的一切，都成为难以忍受的束缚，“这件过于沉重的大衣，这些衬裙、羊毛袜，还有压抑两只的胸罩”。这团烈火也第一次熔化了罗丹的整个身心，让他深深陶醉，也让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女人面前处于危险之中”。卡米尔野马奔腾般的欲望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带着一种冲决而出的潮水般的席卷性，罗丹的“一双手臂无法阻挡住这股冲得他晕头转向的急流”，这让他震动和恐惧。奔跑的女人是力大无穷的，她有一种巫术般从原野召唤来的奇特魔力；奔跑的女人因而也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力量是男人永远不知道也无法进入的。
这个夜晚的狂奔对卡米尔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她懂得了女人肉体里的智慧”，“她是一个在夜间行走的女人，知道该往哪儿去的自由自在的女人。”她统治一切，占有了一个男人。
但卡米尔发现自己其实只是“罗丹的工人、模特、灵感的启示者和女伴”，她为自己工作得不够，她栖居在罗丹的阴影中，永远不可能独立。卡米尔在绝望中全身心投入雕塑中，在那件以她自己的身体为模特的杰作中，“她的迅速有力使他感到震惊，大胆的姿势使他心绪纷乱”，卡米尔那种使人产生的雕塑才华让世人受不了，也让罗丹感到害怕，因为在凝固的石像下面，没有人可以假装看不见那狂奔欢呼的欲望。
但卡米尔的成功只是招来了“仇恨、嫉妒、诽谤、沉默或者冷淡”，人们怀疑她只是在模仿罗丹，甚至怀疑是罗丹替她做的。卡米尔的大胆僭越和挑衅，终于让她一步一步付出了代价：罗丹的背叛，世人的白眼，艺术之路越走越狭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濒临崩溃边缘——最致命的一击是，流产使她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孩子。罗丹对卡米尔作品的公然剽窃，彻底打消了她最后一丝眷恋，她感到了从心底升起的阵阵寒意——她和她的胸像一样，被放在展览的出口处，在太阳下暴晒、落满灰尘，“黑压压的人群将它踩得粉碎”，这是所有女性狂奔者的必然命运：众叛亲离，一无所有。
现在，她开始奔跑。她跑过灼热的马路，穿过大街。她跌倒了，又爬起来。快跑！快跑！……“一个女疯子1”“一个流人！”
快跑！快跑！（368页）
她踉踉跄跄跑了一段路。女疯子？她穿过大街，又踏上蜿蜒曲折的小路。她披头散发，精神不振……我奔跑不止。我发狂了。这座在她记忆之中的瞎眼城市……现在，这条腿流血不止。我上气不接下气。我向前奔去。我的喉咙。痛苦。她已经精疲力竭。心里难受……暴风雨啊！火的夜晚啊！被社会排斥的女人！（428页）
卡米尔最后一次在这个城市奔跑。一种绝望的恐惧使她永远处于防御状态。在这个只有伤害、没有宽容和爱的世界里，一个狂奔的女人注定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一个一闪而过、却无法停驻的异乡客，“好象一个四处漂泊的公主——哪儿是她的王国？她从哪儿来？”卡米尔砸碎了自己雕塑室里所有的作品，脱掉了所有的衣服（彻底解除所有的束缚）；这个（因而也是无所顾忌，无所畏惧的）、一言不发的可怕女人，终于被严密地封锁起来。“一件束缚疯子的紧身衣已经用得不能再用了”。奔跑被严厉地禁止，她只能在几平方米的牢房里来回走动；疯人院还剥夺了她说话的权力，现在，她“一没武器，二没诡计，三没伪装。仅有赤手空拳，别无其它。他们拿走了一切。”甚至公布正式命令：不允许拜访克洛岱尔小姐，有关她的消息不予公布。最后，连她死后埋葬的墓地都被征用，不存在了。这个狂奔的女人被彻底抹去，但那些狂奔过的痕迹呢？
奥菲莉亚头带花环在水边奔跑：她对哈姆雷特的爱情被父亲之死压制住，也被情人的怀疑、推搪、延宕所悬置——不合时宜、不被祝福的爱情像地下奔腾的熔岩，无法控制，却必须死死压抑；奔跑的奥菲莉亚在水中沉没，就像人世对她的惩罚（据说她疯了），又像上天对她的解脱（让女性回到作为“经血、乳汁、眼泪的有机象征”的妇女之流体——水中）。
莎拉继承了奥菲莉亚式的“疯女人”传统。她谎称被情人抛弃，甘愿遭受周围的白眼，却只是为了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清规戒律（特别是对女性的苛刻规定）做一次故意挑衅，她常常跑到最远的海堤上，让自己的身体像不羁而狂猛的海风那样自由；去海边被禁止后，她又在人迹罕至的山谷里一次次奔跑，跑累了，就在草地上安然入睡——在她黑色的裹得严严实实的长裙下面，在她低眉顺眼、一心忏悔的恭敬外表下，如果没有这山野海滨的奔跑，我们怎么可能看到她那活生生的身体，活生生的欲望，和飞扬恣肆的心呢？（《法国中尉的女人》）
对王子一见钟情的小人鱼，以自己甜美的声音为代价，在女巫那里，把鱼尾换成了可以行走和奔跑的美丽双腿。但这种爱情因为失声，无法向对方表白；王子爱上了一个公主。而小人鱼在陆上的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痛得锥心刺骨。在最后一晚的舞会上，小人鱼轻盈曼妙的飞舞，是绝望的奔跑；她纯洁而炽热的爱情、她无法回头的梦想、她不为人知的激情和欲望，最终，是她整个的身体，都将化为泡沫，消失得无影无踪。
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的爱情像他们喜欢奔跑的荒原一样原始、蛮荒而狂猛。当凯瑟琳改变了自己“野姑娘”的衣着举止，放弃自己在呼啸山庄里外自由奔跑的生活习惯，试图进入画眉山庄的体面生活，她那在荒原里纵情奔跑所积聚的激情，内心被压抑的激情，成了一种危险而凶野的力量，一种破坏性的激情，最终，毁掉了自己，毁掉了爱人，也毁掉了平静的画眉山庄——也许我们可以说，甚至连作者艾米莉·勃朗特被早期评论家指责的“太狂野、充满太多可怕的激情”也应该缘自于她在约克郡荒原上的一次次奔跑。（《呼啸山庄》）
现在，让我们回到罗拉。罗拉的身体像一道闪电，划开了灰色都市晦暗乏味的外部，显露出完全不同的内在。她的红色短发，凌乱恣肆，向各个方向张扬着，和她奔跑的身体一样不羁；她纤瘦，但身体里的火焰旺盛炽热，仿佛随时会溢出肌肤，点燃周围的一切——一种力量在她体内奔突，迫使她以肢体的飞速运动疏导和消耗这些四处乱串、无法遏制的欲望之流；罗拉的背心T恤、长裤，是隐藏或模糊性别的（中性化的打扮），但同时又是暴露和强化性别的（更多的身体）。罗拉的奇特在于，她的某种叛逆性恰恰交织着时尚感；她的反常规暗合着当今的某种规则；她的姿势源于身体之外的因素（异性、金钱、危机），但最终回到了自己，回到了自己内部潜伏多年的欲望。
显然，罗拉比起她之前的女性奔跑者要彻底得多。她有着自由的、没有束缚的身体；她有着坚毅的、公之于众的面孔；她还有一种颇具破坏性和摧毁力的高声尖叫（她父亲的空间因此四分五裂）；更重要的是，她可以演示所有的可能性——她的时间之河可以倒退重流，她因此而使一条有头有尾的线，变成了迂回曲折、反复缠绕、无头无尾（或多头多尾）的一团乱麻——在一个时间里，她可以活不止一次。这恰恰显示了狂奔和行走的最大区别：狂奔是随心所欲的，它没有方向，也没有一个外在于自己的目的地——它唯一的目的地仅仅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欲望；而行走是循规蹈矩的，它安分守己地沿着既定路线、向着既定目标前行；因此，如果行走是一条线，那么狂奔就是扯出了好多个长短不一的线头。一个女人假使不愿像男人那样、按男性的规矩在大地上行走，她只能用这种在路线、速度、姿态等各方面都有旁逸和改造的方式，像在水里游泳或在空中飞翔那样，在大地上奔跑。（按照竞走的规则，两脚不能同时离地（腾空），否则就是跑。）
罗拉的狂奔既是漫长的女性狂奔史的一个延续，一个总结，也是一种突破，一种上升和一种飞跃。在我们回顾的众多女性中，狂奔都是在自然界（山上、海边、原野等）、在没有人群（因而最终仍不得不局囿于某种私人性质，不具备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性——这种冲击力当然是有限的）的状态下完成的，让自然的身体和自然的欲望在自然的空间中相互呼应，严格来说，这只是一种回归——为了逃离社会加诸于身体之上的种种反自然的约束而回到自然、回复原始的没有人工痕迹的状态，这使狂奔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动物性——奔跑的女性因此类似于麋鹿、猎豹或母狼。但这种回归是远远不够的。从这个角度看，罗拉的在城市、在街道、在人群中的奔跑显然有更积极的意义。她把这种私人性的身体行为暴露于公众的目光之下，她公开展示自己的欲望，以无序的狂奔扰乱这个井井有条的有序社会机制（她在奔跑中撞到了不少路人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她甚至改变了正常的时间流动），这样，奔跑这种行为与行为空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而不是之前的谐和）。罗拉在都市街道上的奔跑穿越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自然、非理性（通常与女性有关）和社会、理性（通常和男性相关）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妇女有权在街上跑步而不受男人的干涉，这是一种政治权利，是她们可以在公共领域自由运作的权利”14。在另一个侧面，罗拉的奔跑也有效地回击了这样一种说法：即女性最容易遭受城市空间的性威胁，城市对女人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新的危险和诱惑，比如“迷恋不悟、诱拐劫持、道德沦丧”等，因此，女人最好呆在家里（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恐旷症”实际上是对性引诱的恐惧和对陌生人激发的里比多兴趣的压抑）；罗拉至少让我们知道，现在城市完全可以成为女性自由驰骋的空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她前进的脚步——父亲也不能（与父亲相关的三个情节或许是最具有反讽意义的）。
就此而言，罗拉狂奔的终点，正是女性历史的新起点。
1《疾走罗拉》(LolaRun)，TomTykwer导演，德国，1998年。
2《希腊神话故事》，赛宁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2-94页。
3《女性的人体形象》，苏珊·布朗米勒，选自《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111-112页。
4《女性肉体》，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选自《见证与愉悦》，黄灿然编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297页。
5《规训与惩罚》，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153-156页。
6《疯癫与文明》，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84页。
7《身体与社会》，布莱恩·特纳著，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175页。
8《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伽塔里著，王广州译，选自《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汪民安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38页。
9《“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苏珊·格巴，选自《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71页。
10《美杜莎的笑声》，埃莱娜·西苏，选自《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5页，202页。
11《疯癫与文明》，82页。
12电影《钢琴课》，简·坎皮恩导演，曾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奥斯卡奖，剧本《钢琴课》经加列娜·克拉斯诺娃编译记录，蔡小松译，《世界电影》1996年第6期。
命名的政治: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
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文艺理论的核心主张。伊格尔顿和卡勒都指出，文学并没有先验的、客观存在的、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是后天建构的、受制于特定视角的、历史化、地方化和语境化的、流动的概念。丹托和迪基也认为，不存在形而上的艺术概念，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仅仅取决于某种授予它们身份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就是由艺术家、批评家、馆长、赞助人、商、经销商和收藏家组成的“艺术界”。［11］(P17)文艺理论的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转换，即从文学艺术的内在美学特质研究转向了外在的社会惯例、社会机制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文学或文学理论的内部特性，而是建构它们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即话语—权力领域，“它的视野其实就是整体社会之中的那个话语实践领域，它的特殊兴趣则在于将这些实践作为种种形式的权力和行事加以把握。”［12］(P207)显然，弗娄和本尼特确立的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的反本质主义文学观是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的。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主要包括反对“美学形而上学”和“文本形而上学”两个内容。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但在本尼特看来，两者却是矛盾的，“既重视艺术的超验性，又努力根据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来解释它，这是传统的主要矛盾”。［6］(P25)特别是西方，如阿道诺、马尔库塞的美学自律理论，与的社会的、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原则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把审美当做一种精神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不变模式来建构，这很难与作为一种旨在对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彻底的‘历史化’的历史科学的概念相协调”，这样只能导致一种“失败的唯物主义”。［6］(P14)他进而指出，分析远不是要证实在后康德哲学中被归属于美学的普遍性，应该集中精力探讨在产生一系列不同的文学和审美效果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的各种社会和历史条件。同样的道理，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求索文学文本内部所独具的“文学性”也是一种妄想。他指出，文学性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内部及文本间的互文关系中，最终依赖于文本在主流意识形态母体中所占据的地位。因此，我们要以历史而具体的方式看待“文学”，拒斥将文学作为超越历史的抽象概念来理解的“文本形而上学”。［7］(P50)总之，本尼特认为，文学更适合看成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体制建构下的文本的使用及其效果。我们应当使用一套新的概念、方法和程序，以一种非美学的方式来重新思考批评的政治学，以一种更加具体和特殊的方式来探讨文学的政治学。［5］(P10)弗娄也指出，“本质主义‘文学’的概念应该被它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的概念，即文学的话语构型概念所取代”［4］(P83)，应该建构一门“一般诗学”，研究文学话语与法律、科学、历史、哲学、道德、宗教乃至日常语言等非美学话语之间的深层关联。
文本的政治:从文本分析
到话语分析霍尔指出，“社会和文化科学中的‘话语转向’，是近年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13］(P6)。在20世纪前半叶，索绪尔强调语言内部的系统和规则，将外部语言学所关注的文化、政治、社会制度、环境等因素排除不顾，给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带来的是注重内部研究的“文本分析”法;20世纪60年代之后，福柯等人用“话语”概念恢复了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政治性、实践性乃至物质性，给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带来了侧重于外部研究的“话语分析”法。弗娄和本尼特都反对文本形而上学和文本分析法，只不过弗娄更加自觉地引入了“话语转向”的理论成果。弗娄明确承认，他的话语理论主要受启发于巴赫金、韩礼德、米歇尔•佩奇尤克斯和福柯等人。［4］(P67)这些话语理论家的一个共同旨趣就是，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转变为语用学语言模式，重建语言与历史语境、意识形态、社会实践、言说主体之间的联系。巴赫金说:“话语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现象”［14］((P354)。韩礼德指出，“话语类型”乃是掌控着特定社会语境中的特定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接收的规则系统。［4］(viii)佩奇尤克斯采用“话语”一词来强调语言使用的意识形态性质。［15］(P3)在福柯那里，“话语”是赋予现实世界以秩序和规则的意义系统。“对福柯来说，一个‘话语’就是我们可称之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这些规则决定了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决定了谈论的范围和话题。［16］(P32)因此，话语不但与外部权力相关，其本身也具有一种意义建构的权力。总之，话语的社会功能、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都应该成为“话语分析”的重点。弗娄直接将文学称为“文学话语”，就是要解除形式主义文论赋予文学的绝缘性，恢复文学文本的社会建构功能及其意识形态性。文学是一种复杂的、历史性的、高度体制化的话语，一方面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认可的结果，另一方面，还与道德、法律、宗教、科学等其他话语相互影响，互为话语，因此，文学话语并没有固定的界限和本质。［4］(P84)在弗娄看来，文学具有社会构型作用，统治阶级往往利用文学艺术去维持其社会和政治霸权，并使之合法化。像其他话语类别一样，文学话语在阶级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同样，弗娄也是从话语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问题的。他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与阶级斗争相关的符号系统或话语的一种状况”［4］(P61)，就是不同话语之间产生的权力关系。所以，文学文本不是固定的给定物，而在话语冲突的过程中不断被定义，在此期间，文本的意识形态性或得到巩固，或受到挑战，文本的历史性也正由此而生成。通过重塑文学话语、意识形态、权力等概念，弗娄希望将文学文本置于更加广阔的话语范围之中。他按照文本的特殊历史地位和随着历史变化的意识形态价值来定义文本，发展出一种新的分析模式，这种话语分析的模式不是将文本囿于“文学特殊性”的范围之内，而是能够辨析文学文本各种变化形式之中的权力运动。［4］(P102)#p#分页标题#e#
阅读的政治:“阅读型构”理论
艾布拉姆斯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作为文学研究强调文化与政治这一普遍倾向的一部分，读者反映批评学家越来越多地尝试将对文本的特定阅读‘置于’其历史背景之中，试图说明读者的意识形态及固有的种族、阶级或性别偏见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构成文学解释及文学评价的反应”［17］(P521)。后结构主义以来的阅读理论认为，“读者被历史地或社会地建构，不存在抽象或永恒的本质，这必然促使人们从事阅读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18］(P248)。弗娄和本尼特都是阅读政治学的倡导者，主张解构“文本”和“读者”的本质设定，将其置入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的永久互动之中。弗娄明确地指出，我们可以达到“元阐释”的水平，“我们不再关注特定阅读的正确或错误，而应该注意阐释的形式的、社会的条件及其前期状况，即关注阅读的政治学和阅读的历史学(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的阐释的异质性)”［4］(P186)。根据他的分析，阅读理论的这种转向是积极有效的，这是因为:第一，它激发了差异阅读，认识到不同阅读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相对有效性;第二，它打开了一条通道，可以将我们自身的政治的、方法论的、历史的情状印刻在阅读对象之上，进而成为其组成部分。本尼特也认为，批评的目的不是制造一个审美对象，不是揭示已经先验地构成的文学，而是介入阅读和创作的社会过程。站在文本面前，阐述它的真理，这已经远远不够了。批评家必须开始从策略角度思考什么样的批评实践形式才能将阅读过程政治化。这可能意味着对不同的读者群应该有不同的批评形式和创作形式。［19］(P222)为此，本尼特创建了阅读型构理论，所谓“阅读型构”，是指一整套为文本生产出读者、也为读者生产出文本的话语和制度条件。［6］(P22)在笔者看来，阅读型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打破了本质主义的“文本”和“读者”概念，将阅读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决定着阅读过程的社会条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斗争。他说:“阅读过程不是读者与文本作为抽象而相遇的过程，而是文本网络构成的读者与文本网络构成的文本相遇的过程。这种交往从来不是两个未受浸染的实体之间的一种纯交往，而总是一种被文化碎片搅混的过程，这种文化碎片将文本与读者纠缠在构成二者相遇领域的相关文本区域。”［6］(P109)可见，正是阅读型构具体地、历史地构建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相互作用应该被看成文化激活的文本与文化激活的读者之间的存在，这样的相互作用被物质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联系构建而成，文本与读者都不可逃脱地铭记于此种联系之中。弗娄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文学话语生产的知识形式是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功能，但是，文本和读者都不是独立体。他们的地位和功能由他们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我们在文本中关注的东西是由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场域中的位置所引导和限制的”［20］(P30)。总之，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不但建构了不同的读者，通过他们建构出不同的文本，还建构了文本———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些具有构型作用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才应该成为阅读研究的落脚点。
问题与反思
由于采取了上述理论预设,博弈分析范式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更微观、更精细的层次上来解析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好地回避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二分带来的紧张与对立,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其对社会科学的意义与微积分对经典力学与物理学的意义相提并论。〔8〕迈尔森更大胆地宣称:“非合作博弈论实际上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统一,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可与DNA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学发现相媲美的理论贡献。”〔9〕金蒂斯虽然十分清楚博弈分析范式的弱点,但还是禁不住雄心勃勃地试图以之为一般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行为科学,因为在他看来,“博弈论对于理解各种生命形式尤其是人类变化过程具有核心作用”,并且,“忽视博弈论对一个学科来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10〕一旦人们将博弈分析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就有可能产生如下几项比较优势:其一,由于它的理论预设具有相当大的一般性、包容性和广涵性,凡研究者认为是理性个体(人、生物、计算机)之间策略互动的现象都可以置于博弈分析范式的框架之内加以探究;其二,通过将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实在置于互动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和阐释,人们能够更好地化解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的二分与循环论证问题,在为组织、制度、历史、文化等宏观社会实在提供微观行为基础的同时也为理解后者赖以发生的各种约束和条件提供宏观的语境和背景;其三,通过对博弈情势进行数理建模,研究者可以对博弈各方所处物理环境、信息分布、主观信念、行动策略以及支付(收益)进行直观描述,从而对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其四,由于大量使用数学语言,博弈分析范式为学术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清晰、精确的形式化语言系统,为检验各种认识在逻辑上是否一致提供了一个基础,使研究者能够根据数学模型自结论回溯至假设,以便理解导致特定结论的假设条件。〔11〕其五,运用博弈分析范式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提出一系列量化的可检验的理论命题,以便人们根据经验事实对这些理论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
二、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涵义
我们知道,政治学研究始终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论传统,十分注意借鉴、吸收、运用和发展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理论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学者接受它的理论预设,认为社会政治实在是有理性个人间策略互动的产物,就能够将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使它的上述特点和优势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得到充分体现。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学术话语体系中,人们通常将博弈论看成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严格区分理性选择理论与博弈论这两个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提法。然而,国外学者所说的理性选择理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指的就是以博弈论为核心组成部分或者说博弈论化了的“升级版”的理性选择理论。鉴于国内外学术话语体系的差异,对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区分,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从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中抽取出来做一相对独立的系统梳理与评析,仍然不乏积极意义。这样,一则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凸显出二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继承又发展的事实,二则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用语比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的用语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传递出其作为一种主体间、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式政治学研究的真实意涵和内在精神。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分化与杂化”和跨学科、跨子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日益发展〔13〕,政治学研究这一概念的涵义与指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很难严格界定。宽泛地讲,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政治学者所从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针对传统政治学理论议题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层涵义,即政治学者运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论预设、研究方法、数理模型而进行的政治学研究。这样,一来可以将本文限定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二来也能够将公共物品供应、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群体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道德习俗演化等跨学科研究议题纳入视野,以真实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发展现状。
(二)三个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推动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形成与发展。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政治学研究从属于或单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过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和逻辑,对博弈分析范式的丰富与完善也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因而有必要加以单独讨论。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一过程大致划分为试探期、成型期和常规科学发展期三个阶段并侧重对各个阶段的发展水平、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进行扼要评析。
1.试探期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以后,着名政治学者多伊奇(K.Deutsch)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理论动向,对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予以肯定:“在一定范围内,该方法与一些政治学理论问题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14〕经济学家赫维茨(L.Hurwicz)也认为:“两位作者用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具有充分的一般性,因而适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军事战略学。”〔15〕他们的乐观预测很快得到验证。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克尔(W.Riker)、谢林(T.Schell-ing)、罗尔斯(J.Rawls)、诺齐克(R.Nozick)、谢普斯尔(K.Shepsle)、奥德舒克(P.Orde-shook)、奥唐耐(G.O’Donnell)等人开始试探性地应用博弈论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对政治联盟、组织行为、策略投票、议会过程、国际谈判、军控与核扩散、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等理论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也随之崭露头角。里克尔1962年出版的《政治联盟理论》被公认为经典之作。〔16〕里克尔在书中提出了“社会法则是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这样一个在当时还显得比较大胆和超前的命题〔17〕,并运用“核”(core)这一合作博弈论的重要概念提出了着名的最小获胜联盟理论,在政治联盟、组织行为、议会过程等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政治理论家谢林不但首开先河将博弈论应用于国际谈判、军事冲突、军控与核扩散等问题的研究,还提出了“聚点”(focalpoint)均衡和“可信承诺”(crediblecommitment)的重要思想,对博弈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因此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18〕比较政治学者奥唐耐通过分析阿根廷各党派之间的联盟与博弈对该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将博弈论引入比较政治发展研究〔19〕,带动了后续民主转型研究的分析范式转型。博弈论对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哲学研究也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响。在构建公平正义学说时,最大最小法则(maximinrule)这一严格竞争博弈(零和博弈)的纳什均衡决策法则是罗尔斯推演差别原则的关键,也是人们批评差别原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20〕此外,我们看到,罗尔斯从卢斯和雷法合着的《博弈与决策》以及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加以明晰化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理论中获益匪浅。〔21〕罗尔斯本人也承认:“正义论也许是理性选择理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22〕诺齐克对博弈论的运用就更为明显和彻底。在论证最小国家理论时,诺齐克依据的正是囚徒困境这一经典博弈模型。〔23〕有意思的是,罗尔斯等人对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运用将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改造为精致的道德几何学论证体系,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形成一个庞大的所谓的“罗尔斯产业”〔24〕,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与繁荣。总体上看,由于博弈分析范式自身还不十分成熟以及政治学者对其还普遍比较陌生,因此从人数、成果数量和理论影响等几个方面看,该阶段还属于少数政治学者试探性地从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任何一门学科，不仅要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应该说，理论建设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政治学也不例外，它需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民主、国家、人权、公共权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讨和界定，离不开对具体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离不开对中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理解、阐述和评价，离不开对政治事务、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关系及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从我国政治学科发展的现状来看，政治学理论落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释力，特别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论。因而，我国当前急需构建一套能够科学解释现实政治生活、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政治发展前景的政治理论。这一套理论体系的构建当然是实证方法无法企及的，需要依赖政治学规范方法的运用。
大多学者都是从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角度，来说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从社会科学的特点出发论证了社会科学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他声称社会科学内在地就是一种哲学事业，需要一种在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提供的那种解释的概念体系。伊赛亚•伯林基于价值多元主义来阐述政治哲学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赞成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不可简化的差异，没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可以容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任何这些体系将优先考虑某些价值，并放弃或重新阐释其他价值。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并评估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认价值多元化、承认不可调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认政治哲学的存在。有的学者从政治哲学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学合理存在的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正当生活的范式。二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辨别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知政治的知识体系。”
首先，一些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运用类似今天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如柏拉图致力于寻求社会与政治的统一，其代表作《理想国》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的永恒法则，来探讨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00多个雅典城邦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会学的结论，即各个城邦在组织形式、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方面的不同，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无意识的，但这一方法对后世政治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科学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结构功能分析，事实上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图为了回答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分工理论和劳动专业化理论。他认为，“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真实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个人天生的才能却是单一的。因此，他主张人们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结成人群或者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要保证它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满足三种功能:一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卫，三是要进行管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团体就是国家。可见，柏拉图已经开始从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来研究理想的国家状态。
其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开始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古希腊，政治学的研究就开始与数学等自然科学相结合。如柏拉图，他的理论与当时希腊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国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上，即在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时，不是去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去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去发现所有理想的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和典型性的东西，即普遍的社会原则。应该说，这是数学方法与政治学的最早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柏拉图成为了“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到了近代，政治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科学化努力，思想家们纷纷将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其间，最杰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个17世纪，“所有学科都让几何学给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学也不例外”[5](P517)。从哲学观上讲，霍布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只承认物质的机械运动，并且试图用普遍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在政治学研究中，他特别强调数学和力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的应用，并主张将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现象分析中来。这些方法的运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学上的，而其方法则是演绎法”他认为，人的运动有两类，一是与生俱来的终生不止的生命运动，即生物的本能运动;另一种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觉运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这种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运动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进生命运动，嫌恶阻碍生命运动。因此，他认为，人们欲望和嫌恶的根源就在于促进和阻碍生命运动。而人性中能够促进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善;人性中会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恶;其中，在所有的恶中，“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第一个共同的本性就是争夺权力，而且永无止境。而要避免这种状态，他在政治上开出的药方就是，建立至高无上的国家，即他的“利维坦”。
而与霍布斯同同时代的配第，则独创性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政治算术》这部著作中，他力图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说“，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认
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因此，在该书中，他运用了很多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如他根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来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人口价值，再根据人口数和盈余收益来推论国家的财富，总之，他的理论就是要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正因如此，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关键词： 信息技术 社会知识化 制度安排
一、信息技术必然催生社会知识化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产业结构，推动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对知识和知识型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进而使劳动力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出现新的态势。
1.产业结构变迁。首先，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应用造就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并使之成为主导产业。早在1967年仅信息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就已经占到46%的份额。其次，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应用给传统产业带来一次史无前例的改造。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信息技术进入传统产业部门后，使制造技术相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实现了信息化的制造业。
2.劳动力结构变迁。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产业结构发生变迁，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必将促使劳动力结构发生变迁。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产业结构的提升性变迁，使生产中的智力因素空前强化，劳动性质因而改变。劳动已经不仅是体力劳动，更主要是脑力劳动。在这种情势下，基于产业结构之上的企业必然要提高对劳动者的技能和文化素质的要求。这样，传统产业劳动者就会被新产业结构大量淘汰出局，而知识型劳动者的需求将越来越旺盛。于是，劳动力结构将发生变迁。
3.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上述劳动力结构变迁主要表现为职业结构发生变迁：管理和技术等知识型岗位成为主要的劳动岗位。在现代社会里，职业是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故职业结构变迁必然影响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当一个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属于知识阶层，而知识阶层又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是知识化社会了。
二、知识化社会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紧密相关。社会分层是对社会流动某一个阶段作出的静止性刻画。社会流动在某一阶段的凝结性状态就表现为社会分层。
1.知识化社会的社会分层。排定社会成员的阶层归属或社会地位通常要考虑财富、收入、教育、权力、名誉、声望、职业、消费等多种因素。由于综合这么多因素在技术上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因此研究者往往找出一个与上述各因素相关性较强且易于作量化操作分析的因素。在社会学界的社会阶层分析中，这个通常被选用的因素就是职业。在现代社会里，职业往往涵括了排定社会成员的阶层归属所应考虑的多种因素。实际上，社会阶层差度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职业差度引起的。加之，在知识化社会里，知识更新速度比较快，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变迁周期相对缩短，因而社会成员一生中可能要多次更换工作。这样，因为社会成员的职业更换的频率比较高，所以用职业来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已经比较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知识化社会比较合适的社会分层依据可以是社会成员掌握知识的情况（掌握知识的数量、类别和运用知识创新的能力的认定）。具体操作时可以根据社会成员知识测验的结果（文凭等各种证书）来进行社会分层操作。
2.知识化社会的社会流动。社会成员要改变自己所处的阶层位序，实现自己向往的社会流动，必须获取资源，因为社会成员的阶层位序归属取决于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数量——获取的资源的数量越多，其所处的阶层位序就可能越高，反之可能越低。而获取资源必须获得权力，因为权力本质上是控制和支配资源流动的手段。一提到权力，人们往往容易把权力等同于政治权力，但广义地说，权力范畴涵盖了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权。那么，知识化社会里，社会成员怎样才能获得权力获取资源，从而实现比较自由的社会流动呢？美国经济学家加布尔雷斯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现代社会（他所指的现代社会是以美国为样本的知识化社会）中权力从资本向专门知识转移。他认为权力必然归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占有者。他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专门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他得出结论，既然现在专门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那么，权力也就转移到专门知识那里。
三、知识化社会需要强化制度安排
通过研究知识化社会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知识化社会里知识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的标准，而获取知识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关键。这就要求政治系统须根据知识在知识化社会的特征和功能来考虑制度安排。西方知识化社会的经验证明，与以往的社会相比，知识化社会特别需要强化以下几项制度安排。
1.强化社会保障网络。知识化社会里，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而深入的应用，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更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的发展必将反映到产业结构调整上。所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必然相应地不断调整。知识化社会的劳动者尤其是直接从事技术工作的劳动者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可能不会像在传统工业社会那样拥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因为有的专业可能由于科技的发展被淘汰，他们可能终生都处于一种即时就业的状态。因此，为了维护有效的社会流动，沿着历史的轨迹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络就显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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