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2 11:33:5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现代文化，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倾向[J].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消费具有双重的角色，一方面提供了生存所需，另一方面界定了社会关系，文化消费的基本功能在于能够创造意义，从而制造与维系了社会关系。任何对商品的文化消费，都是文化的结果，文化是一种仪式活动，文化传播更是一种仪式。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与社会区分
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凡勃伦在其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他对新兴富豪消费进行考察，发现他们最初掠夺私有财产占为己有，所掠夺的财富越大，权力就越大，因此拥有财富便成为荣耀的象征。不过，光拥有财富并不足以获得别人的尊敬和景仰，还必须透过某种方式展示其地位的尊贵，从而获得别人对其的尊重，于是，“炫耀性休闲”成为公开展示财富与地位的首要方式，他们认为，通过炫耀其休闲和无须从事劳动来显示其地位，但是在现代都市中，由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彼此间并不认识，似乎炫耀性休闲已经不足以显示其尊贵的地位，于是炫耀性消费取代了炫耀性休闲。而这群人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占有，他们的消费逻辑就是浪费，消费的目的就是为了炫耀，为了显示其身份和地位，这种消费不过是一种显示身份的象征性消费，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通过这种浪费来表现价值、差别和意义。所以，中国的学者也写道：“显然，炫耀性消费成了少数人表现社会身份的手段，也是出人头地的标志。”
凡勃伦同时指出，这些新兴的休闲阶级就是通过将文化转化成自然，也就是仿佛他们商业上的成功是自然而然得来的，来显示其社会地位的不一般。但是，这种显示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权力的卖弄，从显赫中产生了权威。从而使他们拥有了声望，又因为这一阶级站在社会结构的顶端，处于社会结构下层的广大普通文化消费者就会效仿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休闲阶级所树立的形象，使得整个社会的关注点不再是从事生产劳动，而是如何在文化消费中挥霍自己，达到炫耀显示的目的。根据他的理论，处于社会下层或中层的文化消费者永远都只想仿效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休闲阶级。
齐奥尔格・齐美尔：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虽然齐美尔不属于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的理论家，但是他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流行和时尚的某些理论已经体现出了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方式的观点。
齐奥尔格・齐美尔1903年发表了《都市与精神生活》，论述了都市中产阶级文化消费的行为模式。齐美尔认为：“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自于，个人在面对压倒性的社会力量时，要求保有自身存在的自主性与个体性。”新的都市阶级行为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行事的本质内容，而在于其惊世骇俗和与众不同的外表形式，从而通过其特殊的消费模式来展示其独特的个性，起到引起流行风尚的作用。而引起流行产生的结果便是中下层群体纷纷效仿上层群体的服装符码与行为方式，并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达到自己接近和融入上层群体的目的，而面对这样的形式，又给高高在上的上层群体以压力，他们又不得不为了彰显自己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处心积虑地去创新，再次制造新的流行趋势，从而保持自己上层人士的独特地位，将自己与广大的中下层大众区分开来，从而体现了齐美尔所解释的“流行……是社会区分的产物”，流行是社会上层制造出来的用以与中下层区分的产物，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产物，更是扮演了社会区分的生产者的形象，从而维持了上层所需要的社会区分和差异，在齐美尔的理论中，具体的流行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彰显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差异的产生从而使一部分代表着流行的人被区分出来，进而排除了其他的人群，显示了属于流行圈子里的人地位的与众不同。
而且，齐美尔在对时尚的界说中也谈到了关于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因为他认为：“正如我已说过的，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时尚的本质是由分界功能――再加上模仿功能――构成的这一点特别的明显，在此情况中时尚向邻近的阶级暴露自己。”这一理论也与他所谈到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是相通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时尚和流行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说法而已。而且，从齐美尔给时尚下的定义里我们更可以看出：“时尚是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是社会相符欲望的满足。一般来说，时尚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它能够诱导每个人都效仿他人所走的路，并可以把多数人的行为归结于单一的典范模式；同时，时尚又是求得差别化需要的反映，即要求与他人不同，要富于变化和体现差别性。”、这一定义正好揭示出了时尚的内部矛盾，即从众性和差别性。它一方面把大众会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让不同阶层借此区分开来，这也正如流行一样。这种矛盾性构成了事物的两个方面，共同存在于时尚和流行当中。
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洛文塔尔在1961年的《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第四章《大众偶像的胜利》的文章中提到了他的“消费偶像观”。虽然洛文塔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消费偶像观”却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先驱，而他的“消费偶像观”也正好体现了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他在对20世纪美国通俗杂志中传记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世纪初公众崇拜的对象――成功的企业家，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让位于娱乐明星和体育健将，人们的关注兴趣已经由“生产偶像”转变为了“消费偶像”。而消费偶像助长了人们的消费意识，人们开始关注关于社会和个人的消费及其消费方式，于是，所谓的“偶像”为了突显自己的独特性，一方面要先让别人去诠释和理解自己身上的文化符号，让他们去共享这些符号，另一方面又开始了对其他独特性的追求，所以他们对于独特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当中低阶级开始起而抄袭这些“偶像”的习性时，他们只好不停地变换自己的消费模式。
让・波德里亚：“拟象与仿真”理论――象征交换符号观。在波德里亚的理论中，以消费为主导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符号是本体，与现实无关。商品被符号的结构所制约，遵循了仿真的原则。商品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其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符号之间的区分性，也就是其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符号交换价值，而拟象呈现出来的关系不再是商品符号与其自然属性的关系，而是符号交换关系。
波德里亚1970年在《消费社会》中认为：“文化消费问题既不与本来意义的文
化内容相联系，亦不与‘文化公众’(文化和艺术‘平民化’是一个永恒错误的命题，其牺牲者既包括那些‘贵族’文化的参与者，也包括那些大众文化的捍卫者)相联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并非只有几千人或者好几百人分享了某部作品，而是这部作品和当年的汽车一样，和绿地所代表的自然一样，注定了只是昙花一现的符号，因为不管有意无意，它都是在一个如今已经成为生产的普遍范畴即循环和再循环范畴中被生产出来的。文化再也不是为了延续而生产出来的。当然它会作为普遍要求、作为理想参照而保持着，而且越是当它丧失了其意义实体时越是这样，但事实上，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与物质财富～样要屈从于‘现实性’使命。而且这一点仍然与文化的工业性传播无关。关系到作品含义的，是所有的含义都应成为循环的，就是说正是通过传媒系统，它们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承接、交替的形式。”在波德里亚看来，“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物质性而是一种差异，商品不再是消费的对象而是需要的对象，人们的消费是符号，与他人形成差异才是人们消费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用途之一。人们用这种拟象的象征性来体现差异，从而与他人区分开来。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消费――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最明确提出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的是皮埃尔・布尔迪厄，他在1984年的《区分：鉴赏批判的社会批判》导言中说道：“有一种文化商品的经济，但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社会学力图确立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及其对此类商品的鉴赏品位(taste)赖以产生的条件。同时描述出占有这些商品对象――在某种场合被视为艺术作品――的不同方式。以及形成这种被认为正统的(legitimate)占有方式的社会条件。”“被社会公认的人文学科(arts)的等级体系，以及在每一种人文学科内部，在各种风格、流派或时期内部的等级体系都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体系相对应。这使鉴赏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布尔迪厄在他的书中区分了三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为代表的经济资本可以买到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接触通道，仅仅以经济资本所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是脆弱的，因此。只要将经济资本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转化为由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构建的阶级体系，那么既可以掩饰经济资本的正当化支配，又透过文化消费这种形式构建出掌握经济资本的群体所需要的阶级区分的社会消费模式。所以他说：“对低级、粗鄙、庸俗、腐败、奴性的――一句话。自然享乐活动的拒斥(这构成了文化的神圣领域)，意味着对那些人――他们欣赏崇高的、高雅的、非功利的、天然的、气度超凡的、永远隔绝于俗众(the profane)的愉悦――的优势地位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和文化消费天生就倾向于有意或无意的，实现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的原因。”布尔迪厄指出，消费者在区分文化商品时其实也是区分自身的过程，也正是通过这种区分过程，人们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也被表现了出来。所以说，统治阶级对于高雅的、超功利的艺术品感兴趣，而广大劳动大众则对通俗的、实用的艺术品感兴趣。所以说，文化消费具有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
但是布尔迪厄并不十分关心这种差别的实际的差异，而是关注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差异作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工具。他认为，人们所消费的文化商品决不仅仅单纯反映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人们在进行文化消费的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他指出，品位决不仅仅是一个美学范畴，品位会在分类的同时也分类着分类者，所以，我们被自己的分类给分类了的同时还用其他人的分类来分类其他人。所以布尔迪厄认为品位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论述，成为“阶级”的标记。阶级统治虽然终究利用的是经济的手段，但是其形式却是文化的；所以要是想了解阶级统治的情况，就必须了解文化消费如何标示社会区分，即社会差异的制造、标示与维系。因此，社会差异的来源在象征上从原来的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文化消费的领域。
文化消赘与模仿性质的消费
关于这个观点的论说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让・波德里亚，他在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中曾经提到：“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三世时说，有时，同样的事在历史中会发生两次：第一次，它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第二次，它们的意义则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追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存在。因此，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取这个词的本义：完结和结束)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消费社会里，文化消费纯然是一种模仿，是对历史上有意义事物变形的复兴。”如果将这一理论具体说来，那么，无论是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齐奥尔格・齐美尔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还是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的论述，均体现了文化消费是一种带有模仿性质的消费形式。社会上引起的文化消费风潮总是先由所谓的“消费偶像”创造出来的，他们采取炫耀式消费的方式将其文化消费模式展示出来，引发社会上的流行，造成中下阶层的群体效仿，从而引起对其文化消费模式模仿的文化消费狂潮。比如，当偶像造成了社会上对某种服饰符号的流行时，这时便会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对这种服饰符号模仿的印记，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而当文化消费表现为一种模仿时，那么它便会体现出其另一面――盲目性，人们需要的并不是文化商品本身。而是它带给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符号作用，盲目的文化消费在模仿形式的表现下，将后现代的文化消费模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化消费与文化创制
安东尼欧・葛兰西：文化主导权。虽然安东尼欧・葛兰西的思想阶段不属于后现代主义，但同样，他的思想已经带有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火花。
文化主导权理论出自安东尼欧・葛兰西1929年-1935年在狱中写的《狱中札记》。
安东尼欧・葛兰西在文中指出，要想知道文本如何在实践中被挪用和被创造出意义。就需要深入探讨文化消费问题。他认为生产的过程和文化消费的活动之间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的。因为当消费者在购买一个商品时，消费者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之中，而将商品加以挪用成文化符号，这时商品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或者是其本身体现的生产关系所能展示的。
而根据安东尼欧葛兰西的理论来探讨文化消费的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关于“流行文化”的问题，对于“流行文化”的界说是葛兰西文化主导权理论中最能
体现其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消费的观点。流行文化在现如今被视为文化商品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主导权”的主要领域。根据这个新的观点，流行文化是一个充斥着斗争与协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发生着争夺支配群体利益与争夺被支配群体利益之间的争战和强制贯彻支配团体的利益的行为，以及被支配群体利益的试图抵抗。葛兰西的观点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关于流行文化这个概念，从而使原来对于流行文化的两种对立的阐释中引入了一种处于中间的起到平衡作用的观点。根据“文化主导权”观点的文化研究：流行文化既不是一种由下而上发起的大众阶级的文化，也不是文化工业所控制的文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葛兰西认为它是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由下”而发与“由上”而发两种力量的矛盾混合，既是商业的也是真实的，一方面抵抗，另一方面被收编，从而将流行文化视为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而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不是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而是这些文化商品在文化消费的行动中，如何被挪用、被创制出意义。这恐怕是商品生产者所始料不及的吧!他们的商品生产只是仅仅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这不是说生存条件不重要，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商品在文化消费的实践中是怎样创制出了新的意义，从而充分认识这种实践和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
丹尼尔・米勒：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丹尼尔・米勒在1987年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中提出了这个观点。在这本书的《物的领域、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第158～177页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这再次确证了文化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并非主张，某种相对一贯的现象，即所谓‘社会’受到了文化的扭曲或错误地表述；相反，我们可以不要这种优先主体假说，而直接讨论文化形式这种确实存在的、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各种社会关系就是在文化形式中、通过文化形式运作的。然而，要想使这种观点不至于倒退到对社会、对主体进行客观主义攻击，那么，我们就只能再次强调，文化的积极属性，就体现在它的对象化作用上。体现在它为社会发展提供的前景上……”
丹尼尔・米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社会生产和消费创制文化的同时，社会关系也被文化形式所运作。他还指出，文化必须同时有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客体和主体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文化，文化就是两者之间动态的交互关系，正是在这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文化才被创制出来。正是在这种创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被文化所塑造。他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制文化的过程，自我实现的潜能在于文化消费的实践，自我异化创造了文化的世界，在文化消费中，主体透过自我异化，可以从一个重新挪用的过程，走向充分的对象化。而这时主体通过自我疏离的状态来熟悉自我。虽然文化工业生产了“异化的”商品，但是消费实践却有“潜力去生产非异化‘不可让渡’的文化”。所以米勒认为文化的创制也是文化消费的特性。同时他也认为，文化消费对于文化的创制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此外，米勒也拒绝将文化消费的讨论重点放到商品上，而将消费者的角色缩小到只是购买者而已。他认为，文化消费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是对异化环境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加以挪用和转化的过程，此过程创造出来的商品，拥有不可胜数的多元性，相同的商品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团体以无数的方式重新脉络化。米勒在最后提出了一个比较不乐观的结论，他认为在当今的条件下。消费很少发展出所谓的理想模式，从某些情况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理想模式是以其潜能为基础的，但这却并不是一般的实践常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在文化研究领域引入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文化消费学是很有必要的。
结语
“消费者社会”的生活方式
安东尼·威尔蒂所著《咖啡：黑色的历史》展示了咖啡这一世界性饮料自16世纪以来传播开来的历史。咖啡大约在16世纪突然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而此前的起源和使用情况则晦暗不明。到16世纪末已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日常饮料（《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布罗代尔著）。
17世纪启蒙的欧洲充满了好奇、渴望和尝试的勇气。随着探险、冒险、游历的脚步，各种新鲜事物纷至沓来，不断从海外引入欧洲。1582年，德国医生莱恩哈德·劳武尔夫到近东地区旅行，发现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喜欢喝一种陌生的饮料，“看起来黑如墨水，当地人相信它能治疗胃病”。他的游记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份有据可查的有关咖啡的记载。随后的近百年，咖啡在欧洲主要城市陆续出现，17世纪末，咖啡成为巴黎乃至欧洲大陆高雅人士的消费品。
那时正是欧洲的“奢侈”或“消费者社会”形成的重要阶段。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中详尽地描述了当时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粮食、食品饮料、居住与衣着等日常生活，以及奢侈风尚转换的场景。民众对奢侈品的仿效追逐导致商品需求和市场日益扩大，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催生出新的制度和商业文化。王室、贵族和富裕阶层对咖啡等奢侈品“专用”的神秘感吸引着新兴市民阶层，刺激着他们更多、更紧张地工作，产生了所谓“勤劳革命”。咖啡、糖、巧克力、烟草、茶这些“成瘾性食品”以及精致家具等耐久高档品共同促进了奢侈消费的增长，奢侈得以“物化”。
17～18世纪的欧洲正值人口膨胀，城市化蓬勃发展，贸易和制造业快速增长。农村人口虽仍占总人口的大多数（直到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农业已为工业化做好准备。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国外移民以及小生产者被吸引到新的职业中去。城镇和非农业聚居区的迅速增长，工业、手工业、贸易、税收、财政、公共信贷、海关、金融等现代领域开始发展。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波动和手工业者的自主调节不同，新兴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节奏是每日不间断、有规律的，这需要尽可能压低劳动者收入和施以严格的劳动纪律。咖啡所具有的温和成瘾性，有力地帮助了人们从事纪律严格、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咖啡和面包、茶、糖、巧克力等都很简便，适宜人们在工作间歇补充体力和能量，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人口密度增大和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为具有饮食、休闲和社交等功能的咖啡馆蓬勃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在动力。据此，咖啡得以从最初的仪式化使用和王公贵族的奢侈消费很快演变成为一种“世俗化”的饮品，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咖啡文化与现代文明
咖啡的神秘之处在于一般人不知道咖啡是如何做出来的，而做好的咖啡不能久放，须现做现喝。咖啡馆则是品尝和培育咖啡嗜好的最佳场所。咖啡馆雨后春笋般在欧洲主要城市出现。一幅18世纪巴黎咖啡馆的分布图表明当时巴黎约有七百到八百家咖啡馆。进入咖啡馆的人既有高雅人士、才智之士、漂亮女人，也有清谈客、游手好闲者、饶舌者，而普通市民亦愿意逗留其间。喝咖啡的习惯和咖啡馆文化对市民的生理、心理和精神产生持续影响，逐步“嵌入”商业、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布罗代尔曾生动地描述了阿姆斯特丹的咖啡馆图景：
约瑟夫·德·拉维加于1688年说：“投机者光顾某些铺子，那里出售一种饮料，荷兰人称之为‘考啡’，勒旺地区的人称之为‘咖啡’。”这些咖啡馆“冬季十分舒适，有暖和的火炉，还有消磨时间的妙法：读书，赌钱，聊天；有人喝咖啡，也有的喝茶、牛奶或巧克力，几乎人人抽烟……他们就这样取暖、消遣和款待自己，惠而不贵，顺便听点消息……”（《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
咖啡馆文化兴起之时正值启蒙和理性主义飙起。兴趣和思想相近的人们在咖啡馆里自由交流和争论，提振精神的咖啡则可消除人的疲惫和懈怠，使人们保持清醒和明晰的思想，为严密、冷静、务实的思考补充养料，有“脑量增加”之功。咖啡馆在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中的作用是微妙且重要的，它促进了科学和学术社团的迅速发展。比如英国皇家学会是在牛津的蒂利亚德咖啡馆成立，并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团体。“英国的咖啡馆是一个严肃的场所，在那里，拥有很高社会声誉和地位的人可以和所有类型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交往环境反过来又促进了具有相似兴趣的人组成的社团的形成，其中包括文学、商业、科学或政治社团。”可以说，英国的启蒙运动是从咖啡馆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近代咖啡馆是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伦敦的咖啡馆常被戏称为‘便士大学’，因为只要交一便士就能入内，而在那里能够获得的知识却是无价的。”维也纳的咖啡馆是“只要花一杯咖啡的钱，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民主俱乐部”。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自传《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里生动描述了年轻一代是如何在这里吸收知识、砥砺思想而成长的。
咖啡馆在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利西斯》的出版事宜是作者乔伊斯与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毕奇在巴黎的“双偶”咖啡馆（Les Deux Magots）会面后敲定的，堪称咖啡馆的一段佳话。乔伊斯本人在1906年写自罗马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我不得不去一家希腊餐馆，阿米尔、萨克雷、拜伦、易卜生等人都曾是这里的常客。”信中的“希腊餐馆”就是罗马著名的“希腊人咖啡馆”。被誉为“欧洲咖啡馆作家第一人”的阿登伯格曾言：“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咖啡馆更是艺术家们切磋技艺、展示才华的场所。1899年，17岁的毕加索举办了第一次画展，展览地点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Montsio街上一个名叫“四只猫”的咖啡馆。20世纪上半叶，巴黎聚居了众多群星闪耀的艺术天才，他们在蒙马特或蒙帕纳斯的咖啡馆里流连忘返。
非正规的商业社团是17世纪欧洲主要贸易和金融中心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咖啡馆是商业组织、社交俱乐部、餐厅的结合体，为那些致力于建造商业帝国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体面而郑重的面谈场所，由此孕育了证券市场、交易所、保险公司等现代商业组织。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地，咖啡馆是人们获取股票交易和投机信息，进行“小额证券交易”或“兜售股票”的场所；海外运输业的商人和海事保险专家们在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里组建了著名的劳埃德保险公司；火灾保险专家则是汤姆或卡尔赛咖啡馆的常客；伦敦证券交易所则在“交易巷”（Exchange Ally）的罗纳森咖啡馆里酝酿产生；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库珀庭院的“耶路撒冷咖啡馆”作为非官方总部，后以“耶路撒冷—东印度咖啡馆”闻名。最早有关咖啡进入北美殖民地的记载时间约为1668年。从18世纪开始，波士顿以咖啡馆闻名于世。纽约“商人咖啡馆”见证了纽约首家银行纽约银行的成立和股票经纪人首次公开交易等重要时刻。
咖啡馆与政治同样有不解之缘。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咖啡馆替代家庭成为新的交往和娱乐场所，人们在这里会友、谈论政治和文学、捕捉商机、传播新闻、下棋娱乐，较为低级的咖啡馆则充斥着“放荡的人和鸦片吸食者”，一些咖啡馆则是政治聚会的场所。这在宗教和世俗权威中都具有很强的颠覆性。早期咖啡馆在开罗、麦加、伊斯坦布尔等地均曾遭禁。咖啡馆的政治文化色彩在17世纪的欧洲也曾引起政府不满。1675年12月，英国查理二世《遏制咖啡馆公告》，准备吊销所有出售“咖啡、巧克力、果汁和茶”店铺的营业执照，最终因民众反对而作罢。
外来务工人员：一次生动法制教育课
当天，温宿县古勒阿瓦提乡一富商与其妻子在该乡文化广场上演“与公鸡做尼卡”的小品，震撼了在场所有观众。在长达30分钟的节目演出中，观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小品讲述的是，该乡一名富豪（巴依）一天晚上给妻子说“塔拉克”（口头上说离婚的意思），谁知第二天早上他妻子哭着说要回娘家。巴依求她留下，而妻子认为，他已说了塔拉克，现在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无奈之下，巴依找来下人帮忙出主意。下人告诉巴依，他妻子只有跟别人做尼卡（由毛拉主持宣布结婚的意思）后，重新离婚才能跟他做尼卡一起生活。巴依不愿意让妻子跟别的男人做尼卡，想起“与公鸡做尼卡”这个办法。于是毛拉来了以后，媳妇和公鸡做了尼卡。乡政府干部获悉后，借机对他们俩进行法制宣传和远离宗教极端思想教育。
当天，古勒阿瓦提乡举办“和谐古勒阿瓦提爱心献给他乡人”文体活动，当地近4000名各族群众和1000余名外来务工人员观看了演出。此次文体活动以机关干部和农民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活动为主，中间穿插蒲塔游戏、带乒乓球跑游戏、顶瓶跑游戏、法律法规知识竞答、去极端化演讲比赛、妇女长发模特比赛、妇女刺绣比赛以及教师代表队、医院代表队、警察代表队、宗教人士代表队分别举行去极端化宣誓签名活动，将文艺演出与各类游戏相结合，让外来务工人员感受到古勒阿瓦提乡的发展变化、找到“回家”的感觉。
“小品‘与公鸡做尼卡’，给我们外来务工人员上了一次生动的法制教育课。今后我们要多学习法律知识，做一名遵纪守法的中国公民。”今年25岁的托乎提・喀迪尔与妻子从莎车县来到古勒阿瓦提乡拾棉花，从9月10日至今，夫妻俩每天可拾棉花140余公斤、收入280余元。他在观看演出后表示，这次文体活动既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作为新时代的农民工，不仅要教育家里人认清“”的危害、远离宗教极端思想、不参与非法宗教活动，还要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打赢“去极端化”攻坚战。
为观看当天的演出，托乎提・喀迪尔夫妻俩只拾了少量的棉花就与18名同乡匆匆赶到节目演出现场。“通过观看这次节目，我们夫妻俩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免费‘继续教育’，少拾点棉花，我觉得值！希望政府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一定积极参与。”托乎提・喀迪尔说。
长发模特比赛展示女性魅力
“3号选手的头发长度为1.34米。”
“天哪，她的头发长度怎么比我的身高还长？”当节目主持人宣布测量结果时，现场一位小朋友的惊讶声引起观众捧腹大笑。
在妇女长发模特比赛现场，10名参赛选手陆续登台亮相，接受工作人员用卷尺测量头发长度，并依次进行服装与模特表演。台下评委根据参赛选手头发长度、服装、舞台表现力评定出前3名：第一名获得一台液晶电视机，第二名获得一台洗衣机，第三名获得一个电饭煲，其他人员获得电热锅。
来自该乡青吐木尔村的努尔古丽・买木提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今年44岁的她认为，第一次参加这种长发模特比赛既紧张又高兴，这次参赛对于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使她愉悦身心、充满自信。“‘吉里巴甫’服不是我们维吾尔族的传统服装，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诫身边的广大妇女，不要受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穿上时尚的维吾尔服装、展示女性的风采和应有的魅力。”努尔古丽・买木提说。
宣誓、演讲活动彰显政治责任
“分子挑战的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秩序、人类文明共同的底线，他们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招摇撞骗、胡作非为，他们既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也背叛了自己的民族，他们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这是在去极端化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热汗古丽・马木提的发言。她认为，创造和谐古勒阿瓦提、和谐阿克苏、和谐新疆，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只要每一个人擦亮眼睛，同仇敌忾，暴力就能早日自取灭亡。今年5月以来，她与乡机关干部一道给驻点村发放印有“宗教极端思想的主要表现、如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等内容的宣传资料3000余份，惠及农户1000余人，引导各族群众坚决抵御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
当天，古勒阿瓦提乡医院院长艾则孜・肉孜带领40名医护人员来到活动现场，并参加了去极端化宣誓签名活动。“去极端化宣誓签名活动，能促使医护人员履行‘健康卫士’的神圣职责，担当‘去极端化’光荣使命，引导患者及家属正确认识非法宗教的危害，坚决禁止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做乃玛孜，坚决杜绝戴面纱、着‘吉里巴甫’服和年轻人留异常大胡须的病人及家属进入医疗机构，做到敢管、会管，切实维护医疗场所的良好秩序。”艾则孜・肉孜说。
该院医护人员一致表示，乡里举办的这次活动很有教育意义，能增强广大医护人员的政治免疫力，不让宗教极端思想病毒危害身心健康，带头做好确保本单位的稳定工作。
参加宣誓签名的古勒阿瓦提乡中心小学教师阿斯古丽・艾买提表示，学校是教书育人、传播科学知识、引领现代文化的重要阵地，也是“”争夺阵地和未来的斗争焦点。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应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校园有效开展“去极端化”教育，抵御和防范宗教向校园渗透。
商品包装越来越重要，其根本原因还是消费者对其越来越看重，而消费者这种重视源于其精神追求的提升，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化对人们的影响。而商品包装要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那么一定也会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首先，包装设计受到现代物质文化的影响。物质文化对商品包装的影响主要是表层的，包含了设计要素的载体，物质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具有物质性、基础性和易变性三个特征。其涉及到的过程包括商品包装部门、设计产品过程、交换商品的场所和消费者使用过程。其次是组织制度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设计的中层阶段，这种影响是文化内层的物化，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连续性。其影响的过程主要是设计要素各系统之间的联系、如何规范设计行为、纠正设计的组织形式。通常而言，一个好的设计作品背后一定有一个完善的组织制度，现代化的包装设计一般都是在一个系统中产生的，而这个系统的各部分如何组织，组合分工以及如何进行合作设计，这些行为都受到现代组织文化的影响。再次，人们观念对包装设计的影响。人们的观念是一种文化心理状态，它主要影响着设计的意识层，但是这是设计文化的核心，处于主导地位，是所有设计要素和各系统组成部分的依据和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力也不断提高，而人类文明也将随之前进，文化的进步导致人们观念的改变，包括人们的生产生活观念、价值观念、思维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审美观念等等，进而对涉及文化产生冲击，这是现代文化对包装设计最核心的影响。观念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是最稳定的，这也是设计的灵魂，它的内因是人们的思想，这种影响决定了其他方面的影响，是包装设计发展规律的决定者。最后，环保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工业革命以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而工业社会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且工厂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污染问题，人们逐渐意识到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的重要性，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逐渐影响到了商品的包装设计，设计人员的设计思想逐渐融入了环保因素，绿色设计逐渐成为主流方向。环保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各国的共识，只有那些绿色环保的包装才能够被消费者认可。尤其是食品包装，更应该注意其绿色环保性。绿色设计是以环境和资源为核心考虑因素，其实现过程包括选用绿色环保的包装材料和工艺，对设计进行造型美化。其中，绿色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材料的选择，环保材料的选择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材料轻量化、高性能、易分离；二是材料可以回收利用、可降解，最好选用可再生的材料；三是可食用，这一点要根据商品的属性；四是选用回收纸浆制作的包装纸，可以大大降低对环境污染；五是选用生态环保的原材料。这四方面的因素对包装设计的影响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并不能分开来看。每一个设计作品都汇聚了这四个方面，他们相互结合、相互渗透。
二、现代包装设计的发展方向
现代商品包装除了具备保护产品、便于运输和带动消费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防伪维权，目前我国的市场监督制度还没有非常完善，制假售价屡禁不止，而品牌作为企业的只是产权经常受到破坏，因此保护品牌是每个企业必须考虑的，尤其是一些知名品牌，强化包装设计的视觉效果和加强包装印刷工业技术已成为打假维权行动中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商品包装时选有具有特殊纹理或者物理性质的材料，或者特定的一种颜料，这样都能起到初级的防造假功能，除此以外，在包装设计时还可以采用比较先进的工艺，例如浅浮雕压纹、全信息图像和正品检验封印等等，这样可以让包装具有特定效果，虽然增加了包装成本，但是能起到很好的防造假功能，增加了制假售价人员复制的难度，使其知难而退。因此包装设计的创新方法与融汇高新科技成果的印刷工业技术强强联手，追求精辟独到的原创性和独特视觉效果是未来包装设计业可持续发展的又一方向。除此以外，由于现在网购成为很多人的习惯，网购逐渐成为购物的一种方式，很火商品的报装也正在受到这种网购文化的影响，在外包装设计上通常会体现快速方便的内容。总体上来看，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商品包装设计会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发展：首先是符合环保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材料和制备工艺，更重要的是绿色设计；其次是个性化包装。个性化已经成为现代年轻人的代名词，而在实际中个性化消费却是逐渐成为主流，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成为切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因此商品包装设计个性化也就成为了必要需求；再次，适合电子商务环境下的销售方式的商品包装设计，上面已经说到这里不再累述；最后是安全防伪的包装设计，这点上边也说到了，这里不再重复。
三、结语
【摘 要 题】教学与课程
【关 键 词】后现代文化/课程论困境/狐火课题/行动研究
将课程理论置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固然可以超越现代课程理论，追求旨在保护文化自由的课程计划，但是，课程理论的后现代化也容易使课程理论流变成一种随个人文化兴趣漂浮的语言游戏，常常只是在传达一些人文价值理想，难以建立起现代课程曾经拥有的合法社会谱系；而且，由于缺乏田野作业作基础，这些价值理想同样可能成为普遍性的知识权力。最后，本文将从现代课程理论史上两大现实主义风格的改革尝试出发，探讨走出困境的可能方向。
一
皮纳(W.F.Pinar)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课程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换”。过去，受泰勒的影响，人们以为课程理论的研究目的乃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捕捉那只决定课程开发的“看不见的手”。言外之意，与牛顿式的物理学可以科学地发现物体运动的客观规律一样，课程理论者也能够揭示课程开发的客观规律。只要掌握了客观规律，人类便可以根据它来处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混乱表象，使之朝有利于资本增长的方向演进。无疑，现代性的经济社会秩序自建构之初就以这种工具理性信仰作为发展的精神动力(Weber，1992)。
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工具理性依旧是国家、垄断公司实施其政治、经济与社会行动的理论指南。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它的纲领地位却普遍地被后现代主义取代了。有些学者甚至还没来得及反思后现代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便匆忙地引进这一新理论框架。的确，谁能想到，凯恩斯、帕森斯、泰勒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突然有一天不再起作用；谁又能预料到，原先只是一伙先锋艺术家和建筑师用以显示其背叛姿态的后现代主义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竟相讨论的主题，以至于可以用后现代主义来象征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文化逻辑。
身处后现代主义气息浓厚的学术背景中，课程理论工作者及其他教育学者自然也难以不“走人”后现代主义。比如，多尔之所以能够确立“不稳定性课程”的理论框架，便得益于参加了著名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主持的“走向后现代世界”的大型会议。多尔是位“敏锐的教育学者”，对后现代主义“观念革命”具有“良好的感受力”，并出色地“将其框架应用于课程领域”（多尔，2000，英文版序：I；原编者序：I）。
走入后现代主义之后，教育学者致力于更新泰勒主义的课程理念。在后现代教育学者看来，泰勒式的课程理论是在执行工业经济体制的教育意图，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可以概括为“技术理性主义”，虽然这一逻辑填补了基督教文化崩溃之后产生的信仰空缺，但这种逻辑却使得“所有关于教育、课程以及教学的理念……都指向唯一的作用，即要求学生在教育过程终结时必须掌握一种技能”，而没有考虑“被教育者通过学习，在耗费精力地学习课程改变自己的过程中，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这里的评论来自一位德国后现代主义者。他进一步说，现代课程及教育是按照某一外在的功能标准来规训学生的学习经验，而全然不顾学生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所以是“功能决定形式”。与之不同，后现代文化教育则是“理念决定形式”，直到实现“人性的本质和圆满的生命”（彼得·科斯洛夫斯基，1999:8、42）。
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上述后现代教育学者的见解，而是教育学者走入后现代文化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方式，上述后现代教育话语本身是如何形成的？其对现代课程与教育的描述是否准确揭示了19世纪以来现代教育的实际状况？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与其说上述后现代教育话语是在对现代教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之后才形成的，还不如说乃是仅仅来源于后现代教育学者心中的那种价值两分的思维方式。言外之意，后现代教育学者在作出评价之前，并没有从历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等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考察现代社会某一地区、某一人群的学习经历及其复杂的行为关系、感受差异，而只需根据预先确立好的理论框架.即“现代／后现代”的价值两分，前者代表应被超越的“技术理性主义”，后者则代表某些新的应被推广的价值理想，便可以给现代教育定性，自然是一些消极的特性。
实际上，现代课程与教育的内涵远不是“技术理性主义”所能概括得了的。以博比特的课程开发为例，正如后现代教育学者不会明言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按照价值两分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博比特也没有称自己的文化逻辑乃是“技术理性主义”。他同样想让受教育者过上“健康”、“幸福”、“完满”的成人生活。在帮助菲律宾建立课程体系时，他对当地的社会状况做了研究，而他设计的课程计划也确实让当地许多人感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成功(McNeil，1996:418)。应该承认，博比特再怎么研究菲律宾当地的社会生活，也不可能获得“完全一致的信息”。就此而言，任何研究者都难免会犯“学者的谬误”：“以逻辑的实践代替实践的逻辑”(Bourdieu，1992)。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博比特从自己的设想和对现实并不“绝对准确”的把握出发，通过设计课程计划进入菲律宾当地的某一教育“场域”，与当地人（官员、教师与学生）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要想评价这一教育“场域”，就必须收集各方面的经验资料，直到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才可能做出较为全面客观的描述与评价。
对于博比特曾经卷入的这一复杂的教育场域，上述后现代教育学者能做出何种描述呢？显然，所有复杂的经验与感受都将被“现代／后现代”价值两分的叙述框架过滤为一句没有具体所指的“技术理性主义”。事实上，“技术理性主义”最初是由一些对现代生活感到不适、担忧”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边缘哲学家、艺术家发明的概念，其功能除了用来对现代性的经济社会体制实施整体性的批判之外，还可以作为一种虚构的区分标准，从而很方便地引出一系列后现代人文理想。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源于后现代主义者本人的“文化兴趣”或“主观感受”。即便现代课程、教育乃至社会机制可以被称为“技术理性主义”，也仅仅是研究者本人的内心独白。至于置身于现代课程、教育与社会空间中的其他人群有何种感受，技术理性主义这个词并没有予以描述。
二
根据“现代／后现代”价值两分而展开的课程理论思辩在英语国家的教育学界同样很显眼。首先，人们假定现代教育是“单向独白式权威教育”（多尔，2000:9），“控制”如“幽灵”一般隐藏在现代课程体系中(Doll，1997:295)，因此只是在塑造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Marcus，1964)或“没有灵魂的机器”(Orwell，1981:257)。接着，又通过引入一些后现念或者后现代主义者向往的非现代性文化，提出一系列重构课程体系及课程研究的价值原则（史密斯，2000;Moore，2000）。
通过引入这些理论，人们的确超越了泰勒主义的课程理论体系。但是，由于人们常常以“话语平移”的方式引入后现论，只是把具体的概念、论点抽取出来，不太注意这些观点所产生的社会语境和观点背后的动机，而这些观点之所以会被抽出来，则是因为它们能够让教育学者产生共鸣，并且可以作为自己重构课程的理论基础。然而，根据这些理论生产出来的课程研究文本与其说在如实地描述现代课程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行为关系，还不如说只是在回应、重复后现代人文社会学者所提出的人文价值理想。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课程实践领域的状况与问题从课程理论文本中淡出。事实上这也是其他人文社会学者经常遭遇的尴尬。比如，在引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时，许多人文学者仅仅是机械地从中取出某些核心概念，然后再运用它们来对现代社会实施整体性的批判，而不是象福柯当年那样，选择现实生活中的某一边缘群体，从知识、文化以及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边缘群体在此变迁中的命运起伏。
这里恰恰可以引出后现代课程论的困境：从主观想象或后现代观念出发来评价、重构现代性的课程、教育与社会，只会使课程理论活动演变成一种随个人文化兴趣（思想方式、理论阅读范围、乌托邦情结）漂流的“语言游戏”，而不是对现实课程及教学活动的追踪与描述。随之还渐渐脱离曾经诞生现代课程理论的教育场域及社会联系，只能在数量有限的学术同道中流通，泰勒时代的社会谱系，由国家机构、公司、大学校长、中学校长、教师、学生组成的跨学术体系，变成几乎由课程理论家、研究生和出版社组成的纯学术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任何一位有一定理论阅读量的学者都可以对现代课程与教育作出某种批判与重构，所以，课程理论界很容易陷入“无谓的争吵”。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同样没有反思自己的课程理论，也就是说，其中宣扬的价值原则有没有可能成为新的知识权力？如果说“技术理性主义”的现代课程论没有考虑学生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将重心放在“文化解放”上的后现代课程理论同样没有考虑处境不同的学生是否都应该把自己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希望寄托在“文化解放”上。
究竟应该将课程理论活动安置于何处，并且，这种安置还能与国家、社会以及学校教学实践形成合作关系呢？事实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曾为安置自己的求知活动而感到烦恼，最典型的个案之一便是利奥塔。因此，回顾他的知识经历可以进一步理解后现代课程理论可能遭遇的困境。1971年，利奥塔发表了博士论文《话语，形象》，表明他一直在尝试突破现论体系。在他看来，现代知识是围绕一系列“价值对立的两元论”建构而成的，诸如理性与感性、自然与社会、普遍与个体、话语与形象等等。这些两元论意在从不同方向下手，使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欲望全都归于统一的理性形式。由此，利奥塔勾勒了自己的理论追求，它不仅要解除理性形式的束缚，而且还要确立一种向人类经验的多样性敞开的思想风格及表达方式(Lyotard，1984:34)。怎样才能完成这一计划呢？利奥塔推出了（利比多经济学》。在其中，利奥塔根据尼采、弗洛伊德的理论，继续批判理性的现代知识形式，“人种学、精神病学、儿科学、教育学”等等，都是依靠非此即彼的逻辑建立起来的“排他性”文化机制。之后，他以“戏剧性”的心态和词语呼唤各种非现代性的文化：“来吧，黑美人，迷人的印第安人，迷一样的东方，都到我的作品、我的概念空间中来吧”(Lyotard，1993:14)。
为超越现论，以非理性的方式思考、写作，利奥塔只能在各种非理性的文化中“漂流”，而他这样做又是为了“写”出一种全新风格的理论文本。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漂泊状态”，并试图结束它。因为“人”、“理论”、“思想”毕竟都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这一宿命决定了思想必须达成某种一致性。但是，利奥塔仍然拒绝在科学文化的基础上达成思想的一致性，而是想让现代社会在“审美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统一。利奥塔终其一生都是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中挣扎。无疑，这一困境正是由他本人的思想方式造成的：他先是根据一种两元论的逻辑把现代社会文化的内涵笼统地描述为理性主义与个体欲望之间的对立（但现代社会的内涵果真如此吗？或者说那些未曾感到紧张的个体岂不是被这种叙述“抹杀”了）；接着，他到现代文化之外寻找各种另类的思想与表达方式（但“迷人的印第安文化和东方文化”也并不尽是快乐的风景）；最后，他意识到社会生活需要他曾经猛烈批判过的“整体性”，但他依旧认为社会秩序应该按照他心目中的审美理想来建构。很明显，就现实而言，目前的国家、经济社会机制以及学校教育还不会接受后现代主义。那么，如何走出利奥塔式的后现论困境，并使课程理论回归国家、社会的行为空间，而不是局限于根据后现代的理念与原则来勾勒人类文化教育的新图景呢？
三
从那些没有走入后现代文化的课程学者来看，出路乃在于将课程理论安置在现实的生活场景和教学事件中。六十年代的艾略特·威金顿(Eliot Wigginton)便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学院学者，他当时没有致力于搜寻后现代哲学，以求更新课程理论，而是深入城镇中学，并把那里的实际状况带回学院加以研究。他发现，“在教研室里，教师们的谈话总是充满着悲观腔调，抱怨孩子们什么也不会做”。而实际上，孩子们“对做事充满了渴望”，只是学校没有提供机会。后来，威金顿设计了“狐火课题”(Foxfire Project)，发动学生创造自己的“课程杂志”：其中将记载学生通过自己的行动焕发出来的火热生命力与创意。学生们动起来了，借助于家庭亲友的关系，他们在社区、城市乃至整个美国采访、摄影和记录各种信息，“不仅逐渐学会了编排杂志，也学会各种技艺，如拆装机器和拆建旧房屋，把老人组织和集中一起等等”。
几年过后，学生们的课程杂志“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在美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甚至欧洲目前还没有取得象狐火课题那样的成绩”。1972年，狐火课题杂志开始以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到1978年，印了三辑，“销售量就超过了四百万册”，“影响大大超出了两百多份类似的中学杂志”。这项学生课程事业今天仍在继续。“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参与课题证明了经验转变的过程”。如一位学生说：“我通过《狐火》学到了……怎样表达自己和与人交流。通过实实在在地教一个小孩子怎样做事，理解了教学的价值。当我看到孩子的眼睛亮起来的时候，感到十分兴奋……更重要的是，我理解了人们共同工作的价值，人们彼此依靠、互相合作的价值。它使我的生活与以往不同了”（保尔·汤普逊，2000:214-23）。
狐火课程活动没有创造任何新颖华丽的理论，而就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日常教育活动中每一件具体细小的事情与问题上，并想办法去做好它。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细小的建设性的课程思路，使狐火课程活动渐渐赢得了社区乃至国家的尊重与支持，建立起了后现论批判家无法获得的广泛良好的社会关系与影响。
同样是在教育学者有可能走向后现代文化的六十年代，英国学者斯坦豪斯(Lawrence Stenhouse)和埃里奥特(John Elliott)提出了以“行动研究”为方向的课程理论，也就是将课程理论转变为叙述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及其问题。尽管他们非常熟悉福柯、伽达默尔等后现代风格的理论家，而且是许多理论争辩的“在场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围绕后现论进行课程研究，而是相信类似于人类学“田野作业”(Field Work)的“学校作业”(School Work)和学校中的各种“小事情”(Small Things)才是课程理论走向新生的园地——而且是永不枯竭的园地。而恰恰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思路，使得行动研究能生产出一种真正后现代风格的课程理论文本——正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叙述了社会边缘人的处境与命运（而不仅仅是阐释几点新的思想原则），行动研究的课程理论也是以一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知识教学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为核心主题（而不是为了表达某些后现代的教育理念）。（注：2002年9月，埃里奥特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作为日常活动的陪伴者，笔者曾就“行动研究”的历史、旨趣及其与国家权力、后现论的关系，向埃里奥特教授咨询，本段关于行动研究的评论因此形成。）当然，如同现代课程理论是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广泛传播，类似于行动研究的课程探索也需要国家把权力下放到地方社会、学校与教师。同时，学者、学术刊物与媒体也应以一种务实的精神来和教师一起“对真正阻挠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展开扎实的研究”，而不是“吵作教育问题，干扰人们的思想”（钟启泉，2002）。
参考文献
1 钟启泉.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化.2002年10月19日“上海教育论坛”专题演讲.
2 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 小威联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 大卫·杰弗里·史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5 Bourdieu， P.， et al.， An Introduction of Reflexive Socialog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 Doll， W.E.， Jr.， Curriculum and Concept of Control， in W. Pinar(ed.)，Curriculum Identities: New Visions for the Field，Garland. 1997.
7 Lyotard，Jean-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8 Lyotard，J-F.， Libidinal Economy ，Athlone Press. 1993.
9 Marcus，H.，One Dimensional Man，Beacon Press. 1964.
10 McNeil， John D.， Curriculum，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fifth editi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6.
11 Moore，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dagogy， Curriculum and Culture.
12 Routledge. 2000.
后现代主义自兴起以来，它一直冲击着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之下，翻译活动不再被认为是文本间的语符转换，一种机械的复制和模仿，而是一种对话性活动，一种信息的传播活动。1990年，翻译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马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m)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这一口号，标志着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兴起。既然翻译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那么，译者所肩负的使命就不应仅仅是将原文的语言信息在译文中予以再现，而且还应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尤其在处理含有文化色彩的语句时译者更应牢记所肩负的职责。就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来说，译者不仅要向汉语读者介绍西方的文化，更多的是要向外界介绍我们中国的文化。
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翻译的任务
美国文化理论家弗德里克·杰姆逊一方面看到后现代、后殖民时期全球文化的趋同性，另一方面也看到当今世界图景中不同文化系统的冲突和对抗性。第一世界拥有文化输出的主导权，而第三世界文化则处于边缘地位，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文化的侵略。因此，第三世界文化要采取正确的文化策略，使本土文化展现出新风貌，通过文化对话，进而走向世界。杰姆逊期望第三世界文化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破除第一世界文化的中心性，进而在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的风格。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破灭，东方文化或第三世界文化，这种另类文化的价值和内涵正逐步被认识、弘扬，东方文化在学术研究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若使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翻译是一个不可缺步的中介；它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背景和桥梁，而这种交流既包含着认同、发挥、重建，也伴随着误读、转义、剥离和解构，形成了一个无止境的变通过程。面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如果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化思潮的发展之外。张岱年认为，文化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文化要素间具有可离性和可相容性，并主张对文化结构进行重构，创造新的文化系统。在翻译界，对于异质文化的重视随着文化学派兴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关注多元文化及其异质性、扩大文化资本、加强文化的对话，已是国际翻译界涉足开拓的—个重要领域。
世界文化秩序的重构，主要涉及到文化态度，即如何看待现代化过程中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的问题。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化经过迷人的春天、成熟的夏天、衰退的秋天，现在已进入僵死的冬天了。季羡林先生则认为，现在已经轮到中国来扮演世界文化主角的时候了。不同文化相互了解、尊重、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
三、中国文化的传递与再现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其文化要发展就不能不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封闭与阻塞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贫乏和枯萎，只有交流才会带来生机与发展。韦努蒂认为，在英语中采用异化译法在目前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样可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指导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差异”。因此，翻译的方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它涉及到翻译所承担的神圣使命能否真正得以完成这一根本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中要把翻译方法与技巧置于历史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
美国作家赛珍珠在其翻译的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大地》中，由于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尽力中国化，为西方打开了一个了解东方的窗口，使西方第一次看到了实实在在地被感受、思考和表现的中国人。虽然译作里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却为我们现代译者提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一个外国人尚能如此，我们国人更应该在保护民族特色上有所作为。
随着这种翻译方法的广泛使用，中国的一些特有文化现象将逐渐被西方文化所接受和容纳。龙在东方文化里是势力和地位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里“dranon”是邪恶和恐怖的象征。由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西方人也渐渐明白了一些传统文化的表达及含义，dranon也不再是他们心目中的邪恶和恐怖的象征了。
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干地支、阴阳八卦、农历节气、中医中药、武术气功等术语在译成英语时，在多数情况下则采用音译加释义的方法进行翻译。如将“阴”“阳”分别译为“yin”“yang”再加以解释。如果采用归化法或替代，则不能完全传达本土文化的内涵。如：
虽说“萝卜、白菜保平安”是个理儿，但顿顿吃“白菜”，也会受不了的。(愈阳：《大白菜风光不再》)
Although“some radish and Chinese cabbage every day keepsthe dcctors away”is onetruth，yet peopletaint't stand repeatedlyeatmg cabbage at every meal．
[摘 要]:文化建设是一个新颖的研究课题，过去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这对文化素养提高、业务水平提升、社会地位界定、事业发展都有现实意义。本文对如何规范文化的行为方式，文化研究的意义，以及文化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改革措施等进行了初步研讨。
[关键词]:文化建设 研究意义 文化素养
人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存在，其生活与职业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社会文化模式作为外在的规约力量塑造了社会层次普遍接受的行为和人格规范，但这种外在的文化力对个人行为的役使无法脱离个人的内心世界而单独起作用。为了探明文化对于外在观念的内化与抵制的机理，必须将人类文化的存在特征从生态环境中分离出来加以研究。必须在对文化理想状态预期的基础上对于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清晰的界定。
一、文化的规范行为方式
文化作为蕴含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价值、态度、信仰、思维方式等精神因素，是解读生活的意义和专业发展的深层内涵的表意象征系统。从文化角度分析人类日常的工作行为和观念系统，可以看出人们在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状态。
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亚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即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规约，又具有人们特定生活方式所体现的文化要素。社会文化的要求更多地体现为外部的约束力，而人类文化的影响是一种内部的整合力，它以缄默的形态为人类群体的内在心理与外显行为设定了空间。它包含有一些非正式的却普遍有效的行为规范，包含一些未言明的约定俗成的思维运行规则，也包含一些群体成员普遍接受且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系统，受到社会文化精致化发展趋向的规约，所以，文化是规范人们外在行为和思想内涵的重要内容。
我们将文化划分为四种主要类型：个人主义文化、派别主义文化、合作的文化和硬造的合作文化。在这四种文化中，“个人主义文化”和“派别主义文化”是一般最为常见的文化类型，人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为了维护自己建立在专业能力之上的自尊心，把自己的工作看作一个人相对封闭且自足的领域，习惯于靠个人的力量解决工作中的种种问题，而真正的合作文化是以人们之间开放、信任且相互支持的心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对于人们的专业发展最为理想的一种文化。为了持久地保持自己在工作中某一方面的优势地位，一般不愿意将自己摸索出来的成功的经验平白地奉送给他人。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一特点越来越多地融合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工作特点、工作性质越来越一体化。人们都固守着自己的学术王国和心理空间，对于他人的工作奉行基本的不干涉主义，一来可以为同事留足面子，二来也不愿意为了他人的发展而劳心费神。
二、文化研究的意义
文化的存在对人们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人类教育和管理理念的转变。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和网络信息化时代，人们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观念会显得过于陈旧而亟待更新。在职教育和继续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为了人们职业的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为了各方面素质的不断发展，经常不断的学习提高是必需的。现在对于人们的从业要求和应具备的专业素养做出种种界定，对于应有的学术水准与生活方式展开研究讨论，其思想可谓深邃，其观点可谓先进。但是，如果缺乏对于自在的文化的存在状态的关照，文化的传统特质往往会从根本上抵制外来的影响因素。因此，人们的专业发展要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最为关键的第一步就是文化的重塑。
外部的观念与制度如果缺乏对于主体的生活情景和意识形态的考察，忽视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的有机融合，嫁接到主体精神之本上也未必能够健康存活。要知道，行为的转变并非是由他人的集体所定义和决定的，文化的革新和对于服务行为理性化的自觉追求才使行为转变的深层次支撑因素。文化的研究有利于转变那种“作战”而不触及内隐的行为规则与理念的教育观，使教育和管理的落脚点直接切入到精神层面。
人们的服务行为的转变，关系到事业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而教育实践的发展与改进，却是以人们的思想理念与价值体系等精神性因素的转变为契机。我们经常说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无非就是强调精神性因素对行为模式的支配作用。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态度倾向等精神性因素支配下的行为方式对于服务水平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便以具体的物质刺激引诱和制度规约的强制方式改变的行为，其结果也往往是换汤不换药的形式的文化掩盖下的观念的固着。如果不考虑文化的提升，先进的改革方案历年充其量只能是表面的或部分地得到落实。具有稳定性的文化的存在总是试图将服务创新扭曲成人们熟悉的行为方式，正是由于忽视了以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知识技能等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的特征，才使得一定的改革的先进的理念落得被漠视甚至被扭曲的地位。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三、发展人类文化应注意的问题
以往的发展研究大多是对人们职业的想当然式的发展方向的界定，或者从应具备的知识装备及道德水准的角度界定人们的从业资格，或者从社会职责及教育功能的角度来阐释人们的责任与义务，这种近似于“白描”的研究缺乏对于人们生活的实践基础的切实关照，而不是把人们看作是活生生的、独特的个人及具有独特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群体，忽略了对赖以行动的文化精神背景的考察，使人类文化研究无法深入，研究成果不多。
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及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响，人的发展的研究过多地强调人的行为和观念的可塑性，试图通过机械的操练建立起意念及反射的连接来改变人的行为方式。于是，我们一提到人们的专业发展，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通过培训等方式向其灌输先进的教育观念，服务模式，并通过物质的刺激与制度的规约确保新观念的践行。这似乎是屡试不爽的教育管理模式，但恰恰是最缺乏实效的发展方式。我们需要时刻谨记的是，人并不是一只硕大的白鼠，也不是有待涂鸦的白板，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人类永远生活在自己的思想和信仰的世界中，文化的建设必须关照人类在其生物基础上建立的习尚和意义的框架，因为这些精神性的因素设定了人类行为的基本格调，并建立起对外部观念的主体性的改造与加工机制。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