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1 11:14:3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外教师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外来语 英语原词 发音 词形 语义用法
一、研究目的
外来语是日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虽然它只有短短五百年的历史，却在日语的语言表达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日本民族一直比较注重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特别到了近代，众多新事物、新概念被引进的同时，大量的外来语也进入了日语之中。词汇数量的激增和使用频率的提高，都反映出外来语的发展势头之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对外来语的使用甚至达到了泛滥的地步。据说在日本，每年都要出版一本新的外来语辞典。
日语中虽然也有很多来自法、德、西、意、荷、俄等语的外来语，但从数量和使用频率来看，毋庸置疑，英语仍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本文中提到的外来语，除作特殊说明外，一般均指来自英语的外来语。
我们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接受了至少6年的英语教育，具备较强的英语语感和较大的词汇量。因此，在学习日语的外来语时，这些学生应该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笔者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学生在外来语的学习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考试中有关外来语的题目失分情况也比较严重。经过观察与总结，笔者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外来语的发音、词形、语义等都有自己的特点，并非与英语原词完全一致。所以，学习者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本文拟将外来语与英语原词作一对比分析，试总结其特征和规律，为外来语的教学提供一些建议。
二、日语外来语的特征
首先，我们先来对日语外来语的特征作一具体的分析。分析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与原词进行对比，找出其差异，并说明这些差异对于学习者会产生什么样的困扰和影响，以及导致学习者出错的原因。下面，笔者从发音、词形、语义用法等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1 .发音的差异
（1）辅音的音节化
所谓辅音的音节化，就是指英语中原本以辅音结尾的单词在进入日语中以后，大部分都被加上了元音，构成音节。例如：
ストライク（strike） サラダ（salad） オル（all）
（2）用近似音替换
我们知道，英语有20个元音和28个辅音，而日语只有5个元音（あ、い、う、え、お），辅音的数量也要远远少于英语，这就导致了大量的英语单词在日语中找不到与其完全对应的发音，因此，只能以近似的读音来代替。例如：
ルム（room） ラブ（love）フロント（front）スリ（three）
（3）使用长音和促音。例如：
デト（date）ドッグ（dog）インタネット（internet） カップ（cup）
（4）使用外来语特殊音（即合拗音）
合拗音是日语中的特殊发音，基本上都是用于外来语，和语词和汉语词几乎不用。这也是为了弥补日语发音体系的不足，使外来语的发音更接近原词的一种手段。例如：
パティ（party） チェック（check）ソファ（sofa）
（5）音调的日语化
所谓音调的日语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将英语的强弱调变为日语式的高低调以及重音的位置与原词有异。例如：
マネジャ（manage） ポケット（pocket）
（在这两个单词中，日语的重音都在第二个音节，而英语原词的重音则在第一个音节。）
日语外来语与英语原词在发音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这些差异给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带来了不少的困难，特别是在进行听力、听写和朗读练习时，稍不留神就会出错。了解了这些差异，有助于学习者提高对外来语的认识，减少失误，提高学习效率。
2 .词形的差异
（1）日语式省略
日语外来语中的省略现象非常突出，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例如下面这些词都是保留了前半部分而省略了后半部分：
スパ（スパマケット） supermarket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エンス•ストア）convenience store
还有一些缩略语是将两个单词的前半部分组合而成。例如：
セクハラ（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sexual harassment
パソコン（パソナル•コンピュタ）personal computer
ワプロ（ワドプロセッサ） word process
（2）表记的问题（非一对一 ）
表记也是外来语学习中的一大难题，最突出的表现是，很多外来语可以对应多个英语原词，例如：
カラ（colour/ collar）イタリア/イタリヤ（Italia）
テレホン/テレフォン（telephone） コンピュタ/コンピュタ（computer）
インク/インキ（ink）
词形的差异给学习者带来的困扰主要表现在书写、记忆和理解方面，利用原有的英语知识，初学者很难准确地判断所给的外来语对应的是哪个英语原词，特别是在阅读文中，如果对单词的理解有偏差，将会影响对整篇文章的把握。
3 .语义、用法的差异
（1）语法的含义和用法
这里所说的语法，主要是从词性角度加以分析。大部分外来语的词性与英语原词保持一致，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
ア将形容词作名词用，如：ブル（blue） ピンク（pink）
イ词尾添加［い］、变为形容词，例如：ナウい（now）
ウ词尾添加［だ］［な］［に］、变为形容动词，例如：
スムズだ（smooth ） スムズな通 スムズに移行する
エ词尾添加［る］、变为动词，例如：
アジる（アジテション的动词化、“唆使，引诱”） デモる（デモ的动词化、“示威，游行”）
オ词尾添加［する］、变为サ变动词
这一类情况比较常见，大多数英语动词在进入日语中以后，为了保留其动词的词性不变，都可以在词尾添加する，成为サ变动词，例如：
オプンするカットするリドする
（2）与原词在语义上的对应关系
外来语与英语原词在语义上并非完全一致，大致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ア基本一致（大多数专业术语都属于这一类）例如：コンピュタ
イ语义扩大，例如：
レポト（英语单词report只表示“报告”这一含义；而作为外来语的レポト除了“报告”之外，还增加了“课程小论文”这一含义）
ウ语义缩小，例如：
エンジン（英语单词engine有两个意思：1.发动机、引擎；2.机车、火车头；而作为外来语的エンジン则只保留了前者的语义）
エ迥然不同 ，例如：
クラ（意为“空调，制冷设备”；但在英语中，“空调”这一含义常使用“air conditioner”来表达）
外来语与英语原词在语义上的这些差异，也给学习者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如何才能准确理解句子的含义、文章的内容，不是仅仅靠扩大英语词汇量就能解决的，必须了解英语单词与日语外来语单词的异同。此外，外语学习贵在实践，我们学习外来语不仅是为了了解它的读音、书写和含义，更重要的是能在会话和写作中正确地加以运用，如果不了解外来语的这些特征，就难免会不犯错。
三、外来语教育的对策
综上所述，外来语是日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但由于学生大多具备较强的英语基础，因而容易忽视对外来语的学习，导致优势变劣势。本文通过分析外来语与英语原词在读音、词形、语义等方面的差异，希望可以为日语教学提供一些参考。笔者认为，要提高外来语的教学效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重视外来语的学习。外来语虽然源自英语，但又与英语有很大的不同，必须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不能凭借所拥有的英语知识去进行想当然的判断和理解，而应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下功夫认真去学。从发音阶段开始，就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熟记片假名的书写，能准确辨认合拗音，掌握正确的发音方法。另外，要特别提醒学生注意外来语的含义及用法，学一个记一个，不能偷懒，更不能自己搞发明创造。
其次，要让学生了解一些外来语的特征和规律。本文对此已经作了详细地分析说明，教师可以经常给学生做一些总结，也可以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寻找规律。
再次，要善于利用外来语词典。外来语是日语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语种，因此，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类考试中的热点。但根据笔者的调查（表1），目前，基础阶段的日语教材中，外来语的收录数量并不多，很难满足学习和考试的需要。因此，必须借助工具书来督促学生多记、多掌握一些外来语。
表1 基础日语教材中外来语的收录数目
最后，可以利用日本较新的原版小说、漫画、音乐、影视作品等材料来扩大外来语的词汇量，了解外来语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的。这些都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鲜活的作品，代表了日本人的普遍心理，也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现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此，不妨拿来一用。这一类的作品大多数都是面向年轻人的，因此，其中外来语的数量和使用频率都比较高，很适合用作外来语教学的课外教材。学生不仅可以学到很多新词汇、也能加强对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了解，又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热情，可谓一举三得。
四、结语
外来语的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其中，教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何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如何使学生在各类考试中顺利过关；如何使学生掌握终身受用的学习方法和策略，是每一名教师的责任，也是我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笔者愿与日语教育界的同行们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玉村文郎集.『座日本と日本教育第6.日本の、意味（上）明治院.平成12年.
［2］国立国研究所.『日本教育指参考16.外来の形成とその教育.平成2年.
［3］朱京伟.《日语词汇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6.
［4］龚志明.《日本教育における外来の学》.外语研究，2001，3.
关键词：浅析 外语教学 文化导入
传统的外语教学缺乏西方文化环境的配合，学生虽然掌握了一些语法知识、语法结构，但在实际交际能力上却很缺乏。最重要的也是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语言与文化有机的结合，使外语教学只是单纯的培养了“纯语言能力”。要改善这种局面，在语言教学中导入文化是刻不容缓的事。笔者根据其自身的教学实践提出以下三种文化导入模式。
一、 典故引入模式
英语中有很多固定搭配有其固定的意思，这很类似于中国的成语。这些看似简单的习语却很容易对学生的理解造成障碍。对于这样的习语，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典故向学生引入其意思，一方面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语境下，加深了学生对习语的理解。例如“Leave no stone unturned.”，就决不是“把每块石头都翻遍”的意思。这是出自于一个历史典故。波斯与希腊在公元前五世纪大战于古希腊的普拉特亚城，波斯战败。事后，有传言说波斯军队留下了大批珍宝。一个叫波利克雷兹的人东挖西掘，但一无所获。失望之余，他跑到阿波罗神殿去问神。神谕：“Leave no stone unturned!”。波利克雷兹照做，果然找到了珍宝。此语现在被引申为“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不错过任何机会”。
二、 实践经验积累模式
记得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当他问中国学生“How are you?”，绝大部分学生的回答都是“Fine, thank you! And you?”这使他非常的费解,难道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事情？感觉都一样吗？从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口语教学太过于模式化，缺乏灵活性。那么除了了解课本知识之外，还要通过实践，即与英语国家的人接触，从交往的过程来提高口语的交际能力，同时学习异国文化。中西之间打招呼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国人见面往往会说“吃了没有？”，而西方人则很简单,仅“Hello!”或“How are you?”。中国人喜欢问一些在外国人看来是属于隐私的问题，如“你的衣服在哪里买的？”，“多少钱？”等。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喜欢谦虚，总喜欢说“You are flattering me!”这会让西方人摸不到头脑，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仅这几例日常用语，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通过实践，学生们既学会了如何与西方人交际，也了解了西方文化。这要比在教室里组织学生对话收效大的多，达到了双重目的。
三、 对比分析模式
东方文化含蓄、婉约，而西方文化则是开放、外露。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习俗、价值取向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导入这类文化时，就要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差别，从而加深对异国文化的了解。以《大学英语·精读》第一册第三单元“The Present”中的“marigold”（万寿菊或金盏菊）为例，绝大多数学生特意为老太太的生日献上一束“marigold”,以表示对她的关心，这与老太太女儿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可是，中国学生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要“marigold”，而不是“carnation”(康乃馨)？这里就涉及到西方文化源泉之一，即宗教文化方面的信息。众所周知，carnation表“祝福”之意，而且是母亲节的花卉。实际上，marigold意为“圣母玛利亚的花”之意。据说古人以此花献给因失去耶稣而悲伤的圣母玛利亚。更重要的是marigold的花语是grief，而这不正是象征着老太太的凄凉晚景吗？至此，学生对整个课文的悲凉基调就能很好的把握了。
综上所述，文化是语言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文化差异使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在交际中受到了限制，但这种差异并非不可逾越，我们在教授过程中应该把文化知识的传授贯穿于语言的学习中。因而，这对语言教师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语言教师既要教规范的语言，又要教不同情况下的语言使用方式，因此必须兼顾语言的个体和社会性。语言教师除了教语言以外，也应该是外国文化的介绍者和教育改革的促进者。语言教师应对其职业进行思考，从而将语言教学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教育环境中，帮助学生掌握语言技巧，而且成为新型的跨文化交际人才。
（1）外科学总论部分有很多疾病都是依据中医学知识来治疗的
例如：麻醉方面，历史上曾有华佗使用中药汤剂麻沸散进行麻醉；外科感染方面，一些局部感染可以使用消肿散、鱼石脂软膏、芙蓉膏、黄金散和玉露散等药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和消退肿胀；烧伤病人的护理方面，Ⅰ°烧伤使用京万红软膏治疗，II°烧伤使用湿润烧伤膏和麻油纱布包扎治疗；毒蛇咬伤使用季德胜蛇药治疗；肿瘤治疗五大手段其中就有中医的扶正祛邪、通经活络、化瘀散结、清热解毒和以毒攻毒方法。
（2）外科学分论中与中医学有关的内容包括乳腺囊性增生病可以口服逍遥散和小金丹等中药治疗
肠梗阻病人可以使用大、小承气汤，针刺双侧足三里等方法通便；痔疮治疗使用马应龙痔疮膏，苦参汤坐浴；胆石症治疗使用消炎利胆片、消石片、消石散等药物；胆道蛔虫病使用乌梅汤驱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使用丹参、红花等活血化瘀药物治疗；尿石症使用金钱草颗粒利尿驱石；骨科病人护理涉及中医骨伤学知识；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采用中医推拿、按摩、理疗等方法。
（3）皮肤病和性病病人护理也涉及许多中医学知识
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就提出治疗湿疹采用“浸疮，黄连粉主之”的治疗之法；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可以使用中药雷公藤；系统性红斑狼疮采用扶正固本、活血化瘀的方法，用雷公藤、青高素等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中药治疗，还可口服火把花根治疗；色素性皮肤病（如白癜风）使用中药丹桃冲剂配合黄芪口服液治疗；银屑病可以使用一些凉血解毒、活血化瘀的止痒方剂（黄连解毒汤和五味消毒饮）治疗。
2中西医结合教学方法的优势
2.1培养护生人文素养
中医作为国粹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一脉相承。中医的诸多理念就是从我国古代哲学中衍生而来的，譬如阴阳五行理论、相生相克学说、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等。故《素问》云“：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也。”指出学习中医者须通晓天文、地理和医道等。在外科护理学教学中渗透中医学知识，进而温习中医历史，讲叙如张仲景、华佗、李时珍等中医名家的故事，无疑对提高护生人文素养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可弥补医学院校人文气息薄弱的缺陷。
2.2促进护生身心健康，为护生人生导航
我校护生绝大多数是女生，在教学中讲授一些中医学知识，可以教会护生预防和治疗感冒、腹痛、痛经等常见病，督促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抵抗力。在讲授西医知识的同时穿插一些古代中医名家的经历和治病救人的事迹，可以使课堂教学更生动、更有吸引力。
2.3培养护生严谨的医学态度，树立整体护理理念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观念，这与现代外科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谋而合。在外科护理学课堂上讲授古代中医名家严谨的工作作风，对于培养护生认真的医学态度具有积极作用。现代护理注重整体护理，以实施护理程序为方法，恢复健康为目标，为病人提供计划性、连续性、系统性、全面的涉及身心、社会、文化综合因素的优质护理。中西医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符合整体护理要求，对于促进病人身心健康十分重要。中医在数千年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疾病和护养病人的经验，并且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医历来讲究医护不分家，强调“三分治，七分养”，这也符合整体护理观念。
3外科护理学教学中中医学知识的渗透方法
3.1邀请中医护理学教师参与集体备课
教师集体备课是以教研室为单位，组织教师集体研读教学大纲和教材、分析学情、制订教学计划、分解备课任务、审定备课提纲、反馈教学实践信息等的一系列活动。邀请中医护理学教师参与外科护理学教研室的集体备课，让其从中医角度阐述外科疾病治疗方法，而外科护理学教师也提出建议，希望在中医护理学教学中注入外科疾病中医治疗方法的讲解。这样的备课别出心裁，使教师受益匪浅。
3.2鼓励学生参加继续教育学院的中医职业技能培训
我校继续教育学院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开展了诸如中医按摩、中医针灸和中医推拿等项目的职业培训，并且可以授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和级别认定证书。应动员和支持护生参加这些培训，使护生医学技能多样化，成为拥有一本护士执业资格证书、多本职业技能证书的人才，而这些技能也可以在外科护理中得到应用，如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等。
3.3改革外科护理学教材，适当增加中医治疗和护理内容
目前，我校高职护理专业使用的外科护理学教材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外科护理学》（2版），该教材实用性强，内容翔实，但缺点是对中医治疗外科疾病的方法介绍较少。可在“骨科病人的护理”章节适当增加中医骨伤科治疗方法，让护生了解中医治疗骨伤的方法；对肿瘤病人的中医护理方法只用一句话带过，没有详细讲解中医治疗肿瘤的方法和药物，护生普遍希望能适当增加这部分内容。因此，可在适当的时候编写校本教材，增加中医治疗外科疾病的内容，从而适应新形势下复合型护理人才需求。
4结语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语用失误；教学建议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1)03-0068-04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发展了一种交流的语用模式，而语用学的基本观点始于实用主义哲学意义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将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相结合的代表人物莫里斯(C．Morris)在《符号理论基础》中提出了语用学的概念。”可见语用学发展之初就很注重实用意义。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生常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语用上的失误，导致交际不畅；同时，老师也会因为对学生的母语文化缺少了解发生一些交际失误。何自然先生认为“在言语交际中导致本人未能取得完满交际效果的差错统称为语用失误。”“语用失误主要表现为说话方式不妥，或者不符合特定语言和文化的表达习惯。或者说话不合时宜等。”
笔者从自己的对外汉语实际教学经验出发，归纳梳理出了一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常见语用失误类型，如语音、词汇、汉字、语法、日常套语、文化习俗、情感因素、体态语、话语方式等，试图找出其产生原因并阐述规避失误的办法和教学建议。
一、语音
汉语语音的语用失误一般有以下一些问题：声韵母语音不准、声调不准、儿化音、意群切分停顿节奏不当等。尤其是汉语有的一些发音、声调、儿化及不实行分词连写等特点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难点，对这些难点的掌握不好造成了他们在交际中的语音语用失误。如：一些初学者会在打招呼时说：“逆好(你好)，我很搞信(高兴)愣死你(认识你)。”他们也会对这样的词产生混淆：如“早点儿”(dianr早一点儿)与“早点”(dian早上吃的点心)。又如，一个韩国学生曾经问我：“老师，《恰同／学少年》这部电视剧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这位高级班的学生在我告诉她正确的停顿后，立刻理解了这个短语的意思。
除了上述语音不准外，到高年级还涉及到语调、语速的问题。如，语调的不同区分了言语的功能类别，升降调的变化对应了疑问、陈述、命令句的表达。而语速的快慢恰当与否除了影响到交际的顺利进行，还是反映语言使用者内心的情感的有效工具。所以在对外汉语课堂上，我们不仅要在零起点的语音密集教学阶段注意学生的语音基础的扎实程度，更要在后面的学习中分阶段侧重培养学生的语音准确度和运用语音手段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二、词汇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往往是一个重点教学内容。尤其是到了中、高级阶段，因为词汇而造成的语用失误比比皆是，以至于有的老师直接将对外汉语课程上成了词汇课。
的确，在绝大多数对外汉语的汉语教材上，都是一个汉语生词后面跟一两个英文单词的解释，所以出现了学生在遣词造句时逐词翻译的现象。更糟糕的是，这种英文的解释既不全面也不能说明这个汉语词汇的用法，学生使用这些生词的时候只能按母语的规则和习惯加以套用，形成母语的负迁移。同时，在词汇层面，学生在学会一个词后，对其近义词的第二语言规则的过度泛化和类推现象也十分普遍，如：“他故意大声说话，怎么注意(提醒)他，他也不听。”这是一位日本学生的造句。日语中的“注意”有“告诫、劝告、警告”之义，而汉语里“注意”则没有这个意思，这就是典型的母语负迁移。
又如，对一些词语的重叠形式的使用：“你们安安静静地说吧(你们说话小声点)，已经过了十二点了。”“安安静静”一词使用不当，“安静”和“安安静静”的区别没有掌握。“安静”可以重叠，但不能在祈使句中修饰“说”。
汉语词汇的词类划分与其他语言相比很不明晰，有很多词是“多栖明星”，这使得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词汇的学习和使用中无所适从。他们往往需要特别费力地去记忆几个相近词语不同的词性和用法。
而汉语有的四字词、歇后语和惯用语，也常因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难倒了很多外国学生。如：又红又专、泥菩萨过河、吃醋、走后门等。
在实际交际中，语用的失误还会因学习者词汇量的不足而导致交际不畅。所以我们倡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大对词汇量的积累，特别是常用词的积累与掌握。教师在课文讲解时也应适时补充相关词语的用法和与相近词语的对比。
三、汉字
与其他字母体系的文字相比，汉字是特殊的方块、形音意结合的符号系统。汉字的构成元素笔画、部首，以及多维非线性的问架结构是汉语非母语的学习者所不熟悉的。特别是汉字在几千年的演化中很多汉字的表意表音都在变化，这使得学习者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识记汉字的拐杖。下面是一个留学生的请假条中的一段：
老师，我门(们)和中国是有女子(友好)
国家，今天我门(们)的乓乒王求(乒乓球)
袋(代)表队来，我想去飞几长(飞机场)迎
接他们。
可以看出，学生存在对同音字词混淆、笔画字形书写不规范、部首问架不合理等问题。如何有效地教学汉字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编写的教材都做了很有益的尝试。笔者认为对汉字普遍的畏难情绪和汉字难学的潜意识，都对绝大多数外国学生的汉字学习过程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所以除了教法的研究外，对学生汉字学习的心理过程关注，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环。
四、语法
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没有严格的词形变化，但词序、虚词手段极为重要。这是外国学生所不熟悉的，尤其是虚词的使用，因为自己的母语中往往没有相对应的词语，就不能体会其用法。如：他在扬州一直工作。(其实学生想表达的意思是：他一直在扬州工作。)“一直”应放到表示处所的介词结构短语前面。若谓语表示的是某个动作的一直持续，语序应该为“一直+在+处所+动词”；当谓语表示的是某个状态的持续(包括否定的动作状态)，语序应为：在+处所+一直+动词。
对外国学习者来说，汉语的语法若从词法和句法角度来看，因单词的数量众多，使词法量变得较大；而句法规则则普遍反映较为简单。这一方面反映了意合语言的灵活性，也反映出我国以语法为讲授重点的传统优势。
五、日常套语
日常生活中，每种语言都有与其文化相适应的日常交际套语，这种套语常和民族的文化心理相联系，有着深深的民族烙印。如，在主动提供帮忙时，中国人会说：
――你明天搬家，我来帮你。
――那多不好意思，你明天还上班呢。
――没事，我跟领导请个假说一声就行了。
而日本人则会说：
――这几天很忙，我是特意跟领导请了假，好不容易抽出空，特地来帮你的。
这两者的差异反映了两种文化心理的不同。日本人的“特意”文化，表达的是对朋友的重视心理；而中国人的谦逊、含蓄，则是在提供帮助时也不想造成朋友的心理负担，所以故意轻描淡写地进行表述。
再如，在打招呼时，中国人对“你好”的运用及对已知信息的重复，是西方学生所不易理解的。“你好”在真正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在中西方是不完全对等的。在中国，亲近熟悉的家人、朋友问几乎很少用“你好”这么客套和生疏的招呼用语。更多的是用对已知信息的重复来替代招呼用语。如朋友间约好在某地见面，见面后通常的说法是‘你来啦?”而不是生硬的“你好!”又如邻居在巷子偶遇，会问一声“出去啊?”或者“吃过啦?”在西方，“你好”有着广泛的使用性，甚至早上起床看到父母或在和恋人的电话中都常用。
明明已经到了约会地点，在等了，还问“你来啦?”明明已经知道别人就是要出门，还问“出去啊?”“吃没吃过”问了也不是要请客的意思……这些日常套话常令西方学生不能理解，甚至误解中国人不友善、没有礼貌。
六、文化、习俗因素
文化习俗的影响深刻而广泛地体现在语言交际的各个方面，对一种语言背后民族文化的感知极大地影响着对这种语言的学习成效。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尤其是初期的学生，其母语文化与汉文化接近的，学习速度较快、准确度较高。这提醒我们在教学中，除了重视语言的教学外还应帮助学生感知与语言因素紧密联系的中国文化。
“示”这个汉字，是以象形的方法展示了古代中国的祭祀风俗。整个字体是一个祭祀神灵、祖先的灵石的形象，上面是放置祭祀用品的石头，下面是支撑架子。小篆的书写形式看得更加明显。表示沟通神灵、祖先的意思。韩国在古代吸收了大量的中国文化，至今他们仍然还保留着与我们相同的祭祀风俗。韩国学生看到小篆的写法和听了老师简单的讲解后，就可以很快领悟这个字的意思。而欧美学生因为缺少文化背景的支撑则表示难以理解。
又如中国人对红色有着特别的偏爱，甚至还有以“中国红”来命名一种颜色，红色是喜庆、热闹、高兴的代表。外国学生则没有这样的文化感受，有的非洲国家对红色甚至有相反的文化理解，在他们的文化里红色代表愤怒、挑衅和战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些红色的物品在送给非洲的学生时应该特别注意。
七、情感因素
情感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最早由人本主义学派提出和重视。第二语言的习得和使用是一个复杂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这个过程中若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潜能，将会大大提升教学的质量。对教师来说重视情感因素，主要是创造和谐、轻松的课堂氛围，塑造亲近、可信任的教师形象，以激励的语言引导和鼓励学生去多表达。在放松的学习氛围中潜移默化地使学生的情感屏蔽减到最小。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对于亲近、信任的老师表达意愿较强，轻松的课堂氛围使得学生的语流较为顺畅，语音准确度也较高。反之，则参与性不强，或由于紧张出现走音、结巴、语序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在课堂提问中，教师等待时间由两三秒稍延长至四五秒，学生回答的话语长度也会相应加长，句子更加完整。
同时，教师与学生顺畅的交流，也是建立和谐师生关系、加深情感因素的重要方面。尤其在初级阶段，学生的目的语掌握较少，主要靠老师用其母语与其交流沟通。这一时期，要求教师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准确地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所遇到的困难。这也是建立学生对教师信任的重要途径。
八、体态语
体态语又称非语言交际手段。它起着辅助有声语言表达的语言交际作用，甚至有时会超越有声语言表达的效果，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功效，所以在交际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此我们探讨的则是因为文化差异的不同导致的体态语交际失误。
例如在教学中，让学生“思考一下、想一想再回答”是一个常用的教学用语。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中国教师会下意识地做出食指在太阳穴边绕圈的动作，表示动脑筋、思考，帮助学生理解自己的教学指令。但恰恰是这一动作常常使学生困惑不解，因为这是很“中国化”的体态用语，在欧美、韩国等地表示的都是“疯掉”了的意思。
再如在参加会议、课堂发言结束的时候，听众都会给发言者鼓掌以示精彩和感谢，而发言者也会一起鼓掌，表示对听众的感谢。对于这一潜在意义不清楚的欧美学生则会困惑于发言者怎么还自己给自己鼓掌?
和欧美国家不同，中国人在交谈时眼神一般避免直视对方眼睛，以减轻双方紧张不适的感觉。这一回避习惯却容易让刚来中国的欧美学生形成误解，认为老师不够坦诚、不重视他们。
在跨文化交往中，体态语造成的误解很多。因为是以非语言形式出现，往往在误解形成后还不自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激发学生对体态语的好奇心，引导其对中国体态语的观察和了解，这对他们日后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意图有着重要作用。
九、话语方式
此处的话语方式，指的是一个语义用怎样的形式将它表达出来。不同的表达方式对听话人的接受理解程度是不同的。
【英文摘要】Onthebasisoftheteacher-trainingeducationhistoryintheworld,thispaperanalysestheteacher-trainingapproachesadoptedinAsian,EuropeanandAmericanCountriesfromthreefundamentalaspectsoncomparativeeducationperspective,andinthispapertherearediscussedindetailsomerepresentativeviewsinteacher-trainingpractice.Meanwhile,thepaperalsogivessomeadviceonthereformofourteacher-trainingapproaches.
【关键词】师范教育/师资/途径
teacher-trainingeducation/teachingpersonnel/approach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G6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46（2000）02－0001－09
一作为历史发展链条
一个环节的师资培养途径之争
在当今据称为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出于知识和人才对于生产增值、社会财富、国力竞争、人类向着理性、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而对教育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同样，人们由于教育对于知识的正向增加和人才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师资质量及师资培养与培训也投入了比往昔多得多的关注。
如果从观念层面分析，这些关注有的源于知识经济的突然来临与师资培养和培训体制变革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如对师资质量的关心或焦虑及对师资质量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探讨等；有的源于师资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的认识或源于对目前我国师资培养和培训体制本身的不够完善，如对我国当前高师课程体系中人文性、师范性和学术性薄弱的探讨分析等；[1]有的源于对教师专业化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师范生师范性不够强而不少非师范生在教学中也能够脱颖而出的现实的认识，觉得综合大学培养的非师范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也可能成为好教师，那师范学校还有什么用呢？从而出现了“师范院校无用论”；另一种关注与之相对，出于对100年来、尤其是建国50年来我国师范学校所起的作用的认识，认为我国的师范学校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师范院校无用论”是否会否定近百年来师范教育的成果？从而出现“师范体制不可废”论；有的源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对教师学历的规定，认为既然依法中专学历为不合格学历，那么中师是否可升格，或并或废？
这些关注，或反映在教育系统之外，或体现在教育系统之内；或出现于教育理论界，或出现于教育实践界；或表现为会议上的激烈争辩，或表现为条分缕析和善意的批评。尽管形式和场合不一，反映的却是对当前我国师资质量或师资培养途径或体制的普遍关注。这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压力”，构成了我国师资培养途径或体制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如今的师范教育体制和师资培养途径之争并非新现象，而是历史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在中国100多年近现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历史中，类似的争辩至少发生过两次。[2]而这一次争辩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目前师范教育的现状及21世纪发展前景所作的思考，它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对我国师资培养途径的新要求，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传承性，是社会发展对师资培养途径变革的必然压力。
压力的积累可能会导致变革，时展要求中国师资培养体制进行变革，社会系统哪怕是一个子系统的变革都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当我们从理论上分析这些关于师资培养的观点或争论时，尽管我们发现这些观点或争论具有经验主义的部分合理性，但是其观点或争论本身所存在的悖论或非理性部分却也使这些观点或争论丧失了部分合理性，从而不能成为指导我国师资培养和培训改革和发展的“理论”。
“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也可以为良师”，从教育实践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命题，然而，这个命题一旦与“师范院校无用论”联系在一起，成为“师范院校无用论”的立论基础，就有“不理解”之嫌了。因为这个命题体现了“以实是代应是”的方法论的谬误，它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缺乏统计的意义。事实上，正如没进过大学校门的人可以为科学家、艺术家但不能以此作为论证高等教育无用的证据一样，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可以为良师也不能成为师范院校无用论的立论根据。就是师范院校体系确实可废，这个命题也应在立论根据之外。
与“师范院校无用论”一样，“师范院校无用论会否定我国师范教育成果”的担心也是缺乏理性的表现。事异时迁，沧海桑田，废退兴替，史海茫茫，多少辉煌不见！如果一种体制走到尽头，狂澜不可挽，担心是无济于事的，师范教育体制也不例外。然而，1996年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基本稳定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基本稳定中师、师专、本科三个层次的师范教育结构。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认识我国师范教育与师资培养途径，理性地分析人们对师资培养途径的关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观点，释惑而流清，对我国师资培养体制的发展是及时而有益的。本文的下面两节将用比较教育的方法，结合在我国师范教育与师资培养和培训中产生的问题，借鉴国外师资培养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师资培养途径进行比较分析。
二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师资培养途径的比较研究
人们对于师资培养途径的关注大致可以概括为学术性和师范性、定向性和非定向性、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各国师资培养和培训实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是师资培养体制研究的三个根本方面。下面对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比较。
1学术性和师范性
目前，国内学者对学术性和师范性这对矛盾尚有不同的意见，如史秋衡同志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的协调共存是高师教育的首要问题”[3]，而杨汉清同志则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师范教育发展中一个独特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4]（P605）诸如这些并非对立的不同意见表达了这样一个学术观念：学术性和师范性在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中是不可回避的，对于师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师范教育300多年的发展史、中国师范教育100年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表明，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师资培养的两个基本范畴、一对基本矛盾，这两个范畴构成的这对基本矛盾的矛盾运动直接体现了师资的质量以及师范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学术性和师范性既是在师范教育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也是师范教育中最高的哲学范畴；对这两个范畴及其矛盾运动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区别、体制差异等直接构成了师范教育的现存状态和发展链条。
体制和政策的差异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然而教育观点和理论研究的层次也会对这对矛盾构成重要影响，从而有可能会导致决策的不够科学。我国的教育理论界较多地重视了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对立的方面，而对这两个范畴相统一的方面则关注不足。许多学者是从教师的“素质”角度来研究学术性和师范性这两大范畴的，然而无论是半综合性质的对教师素质的概括还是简单枚举式的素质列举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都有把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割裂、相对立的危险或倾向，退一步讲，就是教师需要具备哪些理想状态的素质，这些相互对立、应该互不相容的理想状态下的素质如何体现为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又有许多学者认为：学术性和师范性体现在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比例上。从师范教育的一般发展来看，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比例的确反映了人们对学术性和师范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师资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程度。从师范教育特定的发展阶段来看，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比例体现社会需求的程度总是相对的。在某些教育理论影响下，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比例可能会发生“钟摆”式运动，也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在一个既定的师范教育体制下，由于各种不同社会力量的结构性制约，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结构变化的允许空间往往并不大，从而适应社会需求的变革缓慢，社会要求的师范性或学术性都不易在课程或专业科目设置的比例变化中得到迅速的、实质性的体现，因而“学术性和师范性体现在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的比例上”这一观念暴露出了其理论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师资培养体制改革的观念误区和钟摆状态。
1986年，美国的霍姆斯协会（theHolmesGroup）发表的《明天的教师》的调查报告在公众和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份报告也被誉为“美国80年代关于师范教育改革的最有影响的报告之一”[5]。曼宁（D.ThompsonManning）对几百年师范教育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以历史的教训来确定霍姆斯协会报告的历史地位，明确指出：如果美国拒绝霍姆斯协会的建议，那么美国教育改革的推动力还会依然如故[6]。从曼宁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美国就存在学术性和师范性之争。许多业界人士认为“学术”（人文艺术）比“技术”更重要，杜威（JohnDewey）极力协调二者的关系，也重视实践的教学；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琼为什么不会阅读》使美国人认识到基础教育的落后，故而在70年起了“回到基础”运动，然而美国的师范教育在此期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7]重术轻学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80年代，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往日不受挑战的领先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竞争者赶上这一事实使美国深感危机，向平庸的教育开战、重建师资队伍成为美国80年代教育改革的强音，霍姆斯报告顺时应势，重视学术性、注意学术性和师范性的平衡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过也有人认为霍姆斯协会的建议“可能会促进教师人文艺术即学术水平的提高，不过这种提高可能会是以牺牲专业的教育学院为代价的”。[6]（P23）
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和专业课程设置体制下，中国近期内很难指望专业科目和课程体系有较大比例的变化，学校既不能削弱师范教育科目来加强学术性科目，也不能削弱学术性科目来加强师范性，这既是体制的悖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识产生的误区。如何在既定的当前体制下解开这个悖论、消除这个误区，对于我国师资培养质量的提高应该具有现实意义。
流行的理论观点认为师范教育是一个集学科专业（学术性）和教育专业（师范性）于一体的双专业师资培养体系，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高师课程体系中明显存在普通文化素质教育不足，其中人文素质教育尤其缺乏”、“我国高师教育对课程体系的师范性重视程度每况愈下”、“我国高师课程体系的师范性则严重不足”、教育专业课程“内容显得较空洞，不切实际”、学科专业课程“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专业面不够宽，学科专业设置仅与中小学课程相对应，毕业生只能教授一门课，而不了解相关的科目，不利于学生所学的知识间的整合与发展；二是专业课程不能充分反映最新科学成果”。[1]（P53—55）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师范生在学科专业方面不如综合大学毕业生，在教育专业方面又构不成优势的状况。
这种现实状况促使我们思考：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否就是学科专业水平和教育专业水平的划分？如果从哲学层面分析，“双专业师资培养系统”的观点其实和“通过专业科目或课程设置比例来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观点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它们实质上体现的都是学术性和师范性相对立的哲学思想及其相应的实践成果。
看来，学术性和师范性这两个范畴本身也需要重新进行检讨了。学术性和师范性在师资培养系统中具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特性，实质上应是师资质量整合的统一体，我国过去的实践恰在统一性这方面注意不够。
教师具有相当的学科专业知识是其教学生涯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需要具备的学科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学科专业知识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怎样好也不过分”的领域。过去我们存在着把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理想化的倾向，其实，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学科专业与教师在教育内容上自觉不自觉地精益求精、学术造诣不断提高的要求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能拿科学家或这一领域专家的学术标准来要求教师的学术水平，学科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不是衡量中小学教师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只有与师范性相联系才具有了师资质量的意义。由此分析，教师的学术性不是学科专业知识的学术性，而是与师范性相统一的学术性；教师的师范性也不是教育专业知识的师范性，而是在一定学科知识基础上的师范性。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应是指教师具备能胜任某一阶段教学的专业知识基础和相关学科基础，能够根据教学的真实环境和教学内容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技术，在科学、准确的知识传授过程中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引导学生亲向科学、民主、文明的人类社会并为之而不断奋斗。
在学术性和师范性相统一的哲学原理的指导下，我们就不会再抱怨非师范毕业生也可为良师了，因为他们具有学科知识上的优势，师范性可以在日后的工作中弥补；我们也不必为课程比例难以在近期改变而束手无策了，在既定的课程体制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改变我们相对“空洞、不切实际”的师范性教育内容，在学科专业科目的教学中进行人文素质的教育，在学术性和师范性相联系的教学法中体现师范性和学术性的高度统一，在有限的教育专业教学中体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有机联系，体现真实教学情境下对师范性的要求，体现师范生为社会正义进步而努力的人文思想。
2定向型和非定向型
自从詹姆士·波特（JamesPorter）把通过师范学院培养师资称为“定向型师范教育”、把通过普通大学培养师资称为“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以来，定向型师范教育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就逐渐成为教育理论界界定师范教育体制的描述性的学术语言。
如果按照“定向”和“非定向”的理论分析，亚太地区的师资培养体制可分为四类：一是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系，如朝鲜、新加坡、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新西兰等国；二是以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如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三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有分不清楚是以定向型为主还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或地区，有研究把它们归于混合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参见曾红：《对亚太地区师范教育若干问题的探讨》，硕士论文，1996年，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藏。）欧美各国基本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8]其中美国的师范教育在其17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经历着一个从中等师范学校提高为独立的高等师范学院（约80年），又从独立的师范学院发展成为综合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生院（约40年或60年）的演变过程”，[9]如今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国家。前苏联也在不断变革师范教育体制，80年代中期，前苏联的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长还要求综合大学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力量，在发展高等师范教育中起关键作用”，[4]实质上是要加强非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系在前苏联师资培养体制中的重要作用。
在用“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分析各国的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体制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理论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世界各国先后出现的师资培养体制多样化的现实，这种现实已使我们很难判断许多国家是定向型还是非定向型的师范教育体制，我们只能说某某国家是以定向型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还是以非定向型为主的师范教育体制，有时以哪个为主也难以分辨，这样，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在这个国家就再难以成为主流的学术理念了。其次，这种挑战来自于由于对师资培养体制多样化的绝对理解而产生的对师范教育体制的认识，比如有些学者提出“师范学校退出历史舞台是无法阻挡的潮流，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既然如此，科学地理解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及其现实处境，正确认识作为这个理论的支柱之一的师范院校的发展问题，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波特的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不是规范意义的学术研究，而是经验主义的带有描述性质的“二分法”。它的贡献在于有利于对所界定的师资培养体制的优劣进行比较，从而为师范教育体制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框架，这种分析方式在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实证的性质，是比较恰当的分析方式，但是随着师资培养体制的发展，情形发生了变化。一是由于各国师资培养体制的多样化，如原来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的国家出现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原来较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的国家发展了非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或在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内部出现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非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与中小学整合形成新的师资培训途径等等，原来较单纯的师资培养体制已发生了变化，混合型师资培养途径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削弱了以定向型或以非定向型界定某国师资培养体制的社会基础。二是由于招生体制的变化和终身学习（life—longlearning）思想的影响，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如综合大学的毕业生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在定向型的师范院校学习教育专业课程，从而获得教育学硕士或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弥补自己师范性的不足；同样地，定向型师资培养系统的毕业生也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到综合大学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或教育水平，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定向型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在削弱。
但这是否意味着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而成为一种过时的理论分析模式呢？似乎不能这样认为。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理论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削弱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当今社会的现实，但“削弱”并不是消失。在如马尔代夫、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这些较为贫困落后的国家里，结构合理、层次完善的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尚未形成，有些国家还长期接受国外的教育援助，国内师资培养不够规范，有些只是应急手段而不能称为“体制”，在这些国家里，师资培养现代化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在中国这个以定向型为主的国家里，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反映了在改革时期人们对师范院校的不同认识，有些认识难以形成决策的根据。就政策来讲，政府目前还是要坚持保持三级师范的独立设置地位。就是在被某些学者奉为师范教育圭臬的美国，定向型师资培养途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一些私家协会、州、地方学区和联邦机构引导和支持了许许多多的非大学师资培养计划（non—universityprograms）如选择性证书计划、师范公司等，就是一些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的变式。
正因为如此，波特的理论仍然是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一种理论，在许多国家的师范教育实践中，它所界定的比较优势还相当程度地存在，因此它并未过时。但我们如果从师资培养质量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突然发现，定向型和非定向型作为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模式，它并不能涵盖如今多样化的师资培养途径，它只是师资培养体制分析的一种理论，不能无限扩大；同时，波特的理论也不是什么“言必称希腊，盛必比汉唐”的理论，师资培训的现展已经表明，它并不必然地与师资培养的质量相联系，它所反映的只是两种师资培养途径的差异，并不必然地标志师资的质量，良好的体制只是有利于质量的提高而不能必然造成质量的提高，这方面同样不能扩大，不能把体制扩大到等同质量。
在科学地定位波特理论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忽略一个与这个理论有关系的另一个问题，即上文提到的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一、“师范学校退出历史的舞台是无法阻挡的潮流，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说主要是以美国师范教育的历史发展而做出的趋势判断，其实，美国目前也只是以非定向型师范教育为主的多样化的师资培养途径，因此，此说似乎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更恰当些；二、美国的师资培养体制是美国社会文化作用于师范教育的结果，其师资培养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但其师资培养体制则无法成为其他国家师范教育发展的样板，其师资培养体制也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三、各国历史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不同，师范教育发展也不可能有固定统一的模式，就是假如美国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不存在了，也难以就此推断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师范学校一定会消亡，例如，韩国中等学校的师资，已经由综合大学培养，但是其小学教师的培养却是由专门的教育大学承担的，全国11所教育大学（每个道1所）构成了颇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并显示出专门师范教育体系的勃勃活力；四、定向型的师资培养体制与非定向型师资培养体制相比有其独特的优势，不具备完全的劣势，而且其体制也在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否定定向型的师资培养途径，在理论上欠充分、在实践上也还存在不现实的因素；五、中国的师范学校是在救变图存、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借鉴外国的师范教育而产生的，在其百年的发展史上，师范学校的存废问题也争论过多次，主张废师范学校的人甚至用了无理性的刻薄诟詈之语来攻击新生的师范学校，什么“师范学校成绩不甚佳妙，大可废止”、“高等师范学校实是大学及专门学校的赘疣，大可割去”、“师范教育不应另设专校，以免畸型发展之流弊”等等，[2]（P7）如今师范院校无用论和消亡说一起，构成了对当今师范教育系统独立存在的合理性的极大冲击，也有可能会形成当今我国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之一；六、在1996年的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作出的基本稳定独立的师范教育的决议是对我国师范教育体系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也是对师范院校无用论的驳斥，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目前尚适合我国的国情，近期内不会消亡，师范学校消亡论似乎过于超前。
3职前师范教育与在职师范教育
职前师范教育作为为想从事教师工作的社会公民而提供的职业准备教育并非是古已有之的师资培训途径。在17世纪以前欧洲漫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从事世俗教育的学者还是从事宗教教育的圣职人员都是在知识或技能方面具有专长的人，学高为师，他们没什么任职资格规定，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培训，他们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也不过是自己在知识接受和积累过程中耳濡目染的经验。中国古代闻道在先，学成则为师，在师法、家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古代知识分子，为师并不是他们最高的理想，为官从政才是他们最高的理想。然而，入仕不易，宦海不虞，于是他们进则入仕弃教，退则从教待仕，他们虽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却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培训，其教学法也大多建立在教学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这点与欧洲类似。
建立在受教育特权基础上的古代师资状况到了近代由于教育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得到了改变。近代社会的变革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教育的平民化对师资的要求、国家对教育方向的控制、教育理论的不断科学化等促成了近代师范学校的建立。后，中国在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学东渐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救亡图存对新式人才的需要、国人对师资的需求及近邻日本的近代化示范等因素影响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新式师范学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的出现开辟了职前师资培养的途径，体现了教育平民化的现实，在师范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职前师范教育因此而生，受过规范的师范训练的师范生在世界近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师的任职资格也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因此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产生而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就在于：它使人们对教师职业的认识改变了，学高只是为师的必要条件之一，教学的技术及为师的伦理道德也逐渐成为教师任职资格中不可缺少的，教师职业本身因而包涵了学术性和师范性的统一。
在我们讨论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产生了重大历史作用的同时，我们也难以忘记师范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真实历史，忽略以下历史事实是不恰当的：一是由于教育学和心理学长期以来自身的局限性，教师的师范性具有而且只具有相对的作用，它的作用在于相对缩短了学生对于教育规律认识的时间，毕业之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教学技能，这种师范性的相对作用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不断成为人们论证师范教育无用论的口实；二是长期以来，师范教育系统以培养基础教育的师资为目的，所授学科专业知识虽不高深，但能胜任教学工作，且终身有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教师无在职培训的动机，师范学校也无提供师资在职培训的体制；三是在师范学校产生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广大师范生担负的是扫盲和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由于师资严重缺乏，他们因受过相对良好的师范教育，在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方面均占优势，从而成为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四是由于传统社会的相对闭塞和知识更新速度的缓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技术变化不大，教师本身的流动性也不大，社会缺乏在职进修的土壤。
这些真实的历史状况表明：在职前师范教育产生和存在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需要的不是师范毕业生的再教育，也不是师范学校提供继续教育，而是大量的师资准备教育即职前师范教育；师范教育存在的矛盾不是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之间的矛盾。而是社会所需要的师资不断增长与职前师范教育师资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至今仍然存在，如在亚太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教师一方面十分紧缺，另一方面师范院校只限于职前师范教育，这就造成了师资缺乏和师资质量低下两方面的社会问题。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虽然也提到教师缺乏问题，但那是与发展中国家涵义不同的问题，发达国家的教师缺乏不是师资培养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职业的流动性和对教师在学术性上和师范性上较高任职资格造成的，即发达国家的教师缺乏不是由于职前师范教育不足而是由于在职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看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会极大地制约一国师范教育的层次和水平，我们不能忽略表面相同的概念所含的不同的社会含义，字面上的比较不利于相互借鉴和问题的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对教育质量不断增长的强烈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中小学教育内容的变革速度加快，一些新的教育理论的出现和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等等已使一次性的职前师范教育不能满足教育革命性发展的需求，在职师范教育成为新时代对师范教育的要求。在这种时代的要求下，各国开始逐渐重视中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英国70年代出现了概念化的教师在职教育与培训即INSET（In-ServiceEducationandTrainingofTeachers）一词，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还设有INSET系，在地方教育当局（LEA）的主持下，组成了以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中心为主的全国性培训网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并把中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与其薪水相联系，日本、美国等国也有类似的政策。法国将中学教师的在职学习写进了《继续教育法》，以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中国的《教师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师接受培训的权利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因此而负有的法律责任。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职师范教育在世界各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形成了多种层次、多种类型的在职师范教育形式。从提高教师的任职水平和任职资格的维度，有学者把世界范围内的在职师范教育分为四大类：补缺型、资格培训型（包括补偿学历型与学位进修型）、适应型（新任教师的入门教育和补充更新的适应性培训）和研究提高型。易长发同志认为中学新任教师入门教育大致有“新教师带引式”、“集中培训式”和“新教师研修式”三种形式，并把“以课程为基础的在职培训模式”分为“学位课程培训式”、“单科课程培训式”，把短期进修在职培训模式分为“老教师培训”、“备课培训”、“一般性培训”、“专题研究式”培训和“广播电视讲座式培训”，对以学校为中心的在职培训方式和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职员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注：参见易长发：《外国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模式例析》，《比较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米切尔（YoungMichael）则在现代化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了英国80年代以来的师资教育改革，认为师范教育系统发生的对英国有作用也许具有世界意义的转变是从以学科为中心转向以课堂中出现的问题为中心，从以大学培训师资为中心转到以中小学为中心。[10]
在对国外这些多层次多类型的在职师范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发现形成以下认识是必要的：
一是在职师范教育的出现及其在各国教育系统中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必然阶段，它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师资水平的不平衡，以及师资水平与社会相适应的矛盾运动。
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制约在职师范教育的层次和类型。如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教师严重缺乏，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提拔初中教师去教高中，招收中学毕业的学生为民办教师，这样补缺型和学历补偿型就成了这些国家在职师范教育的主体。在这些国家，在职师范教育计划有时无法落实，不少教师（包括“民办”、“代课”或正式教师）走上教学岗位后就无暇再受到培训，在职师范教育虽要求强烈，无奈供量不足，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高水平的发展。而美国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较高，适应型在职培训和研究提高型的在职培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新任教师（beginningteacher）以资格培训型为主，补缺型的在职培训在美国不占重要地位。80年代以来，美国还进行了一项长达十几年师范教育改革计划，该计划用以吸引并指导非教育专业大学毕业生或有相关经验但没有正规教师资格的人成为教师，被称为“选择性教师证书”计划，[11]由于选择性教师证书计划的实施，许多州逐步取消了过去长年实施的“紧急教师证书”。
三是在职师范教育应以提高师资队伍的质量为最终目的。在近半个世纪的在职师范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在职师范教育具有多重目标，但这多重目标必须与教师的学术性或师范性相应提高契合，才具有实实在在的社会意义，否则就有悖于在职师范教育的本质。在这里最需要避免的一种倾向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培训机构或培训对象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和不切实际的决策及行为。在职师范教育必须符合自己的国情国力，必须以切实促进师资质量的适当提高为目的。
四是不同程度地促进在职师范教育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受终身教育思潮的影响，英国学者詹姆·波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阶段师范教育的构想：第一阶段是个人教育阶段，即高中生毕业后；在相应的大学或师范学院里学习的阶段；第二阶段称准备教育阶段，这是指任教后的试用阶段；第三阶段是在职教育阶段，也就是被录用为正式教师后的继续教育阶段。波特理论的一个重大理论价值就是他把师范教育看为一个终身教育的过程，它启示我们促进在职师范教育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就是要促进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一体化；另外，建立在职进修的激励机制、严格教师的任职资格、规范教师的聘用、规范教师的实习试用期培训、提供有效的培训物质条件，建立在职师范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加强在职培训的科学研究等等是必不可少的。
五是借鉴脑科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成果，加强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加强教育专业的科学研究是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支柱，既要加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新的社会条件下教育理论的研究，又要加强在新时期教育理论指导下的教法和学法的研究，改变教育专业空洞不切实际的状况，使教学真正成为一门职业（teachingprofession）。
三作为21世纪我国师资培养途径改革建议的结论
1教师的职业化研究务求精进
从中外师范教育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欧洲无不学高为师，教师非职业化是一个事实，就是在今天，教师的非职业化仍有较大的市场，他们不承认教师的职业性质，不承认教学是一门专业，他们顽固地坚持“只要掌握了任教学科知识，人人都能做教师”[11]（P62）（美国的一些人的观点）、“非师范学校毕业的人照样可为良师，师范无用”，对定向型师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否定。
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对这种观点予以驳斥，但我们也如坐针毡地面对着教师职业化不足（注：赵微同志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师范生的职业训练极为欠缺。”见《中国特殊教育》1998年第4期，第36页。）的现实，忧虑不安地关注着我国师范性严重缺失的状况。责人无过，闻过则喜，师范无用论的论调、教师非职业化的现实状况给了我们师范教育工作者重于九山的巨大压力，使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实事求是地审视我国师范教育的不足，理智地为改变这种不足作出建议。
我们当然可以把师范教育的不足归于历史、归于历史上教师非职业化的传统、归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归于相关领域的不够成熟，但这种归因无益解决当今我国师范教育不足的现实。长期以来，教师肩负众多的社会使命，有着众多的神圣光环，他们应有哲学家的睿智、雄辩家的口才、书法家的功力……然而教师的神圣并没有提高他们的职业地位，人们好像只把他们看成是教书匠，他们似乎不具备医生、律师那样的专业知识，他们似乎不能融学术性和师范性于一门专业。
如此看来，如何促使教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有机地融合起来，使教学在人们眼里能成为一门专业，便成为摆在师范教育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教师职业化的研究既是一个跨世纪的课题，又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不断具有新的内涵的课题，其中似应包括加强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课程与教学的研究、生命科学和脑科学的研究、以发展心理学为核心的心理学的研究以及社会职业的比较研究等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所取得的系列成果将为教师的职业化做出理论贡献，为教师正名，为师范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的支柱。
目前，教师职业化研究已引起国内外有些学者的重视，在建构性学习、教师的专业地位、从心理学角度对教师素质研究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还很不充分，因此为了师范教育发展的需要，教师的职业化研究务求精进。
2定向型师范体制内部需改革
从对定向型师范教育和非定向型师范教育的比较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与非定向型师范教育相比，并没有比较的劣势，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在一国的存在也有其理论的根据，随着社会的发展，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也需要不断变革。
从体制设计角度分析，目前我国的师范教育体制大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综合大学或师范院校教育系本科生的出路问题。按照传统的体制设计，综合大学或师范院校教育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教育管理、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专业的教师。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制设计出现了弱点，教育系本科毕业生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缺乏学科专业的知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业出现了很大困难。
二是师范生层次提高问题。我国的学历教育层次单一，以学术标准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师范生的学历提高，或者以牺牲师范性为代价，去报考综合大学的非师范专业，或者去报考教育专业，而又面临着知识结构不适应问题。美国的做法可作为借鉴。美国在长期的师范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学衔，如今在教育方面大约有120个学衔，如B.A／B.S，M.S.／M.A，M.Ed.／M.S.Ed.／M.A.Ed.，M.A.T.／M.T.／M.S.T.等。
三是高师院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问题。我国高师课程体系目前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业已暴露出多方面的不足，[1]亟需改革。教学内容改革也是一个重大课题，例如：如何改革高师院校学科专业科目的教学内容以使其既能体现该学科的基础体系又能反映该学科的现展成果？如何改革高师院校的教育专业课程以体现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发展教师的“临床能力”和“扩展能力”以及提高教师的学术素质和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如何改革“两课”教学以切实提高师范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人文素质？等等。
鉴于以上问题，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建议：切实改革高师院校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的高师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教育专业硕士点的建立为契机，建立多样化的教育学衔制度；慎重对待、积极促进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教育系改革，使教育系成为引领教育理论研究的中心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化机构；改革师范院校科研体制和教学体制，促进科研体制和教学体制在提高院校办学质量基础上的整合统一；加强相关的教育研究，为改革准备理论基础和实践论证。
3建立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
终身教育是20世纪教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虽然世界各国教育实践与终身教育的要求还相差较远，然而许多国家把终身教育作为指导本国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之一。为了适应终身学习的社会的到来，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所谓终身教育性的师范教育体系就是指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师范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把教师的培养、任用和在职培训结合成一个相互衔接的体系，这个体系使得教师能在职前师范教育结束后的教学生涯中的任何阶段，只要他需要，就可以接受在职的培训和提高。终身性的师范教育体系把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联接成一个连续的整体，重视教师的实习和试用期的培养和培训，把在职师范教育制度化，并把教师接受在职学习的主动动机与培训的物质条件结合起来，把在职师范教育看作是适应终身学习的社会的义务和为之所采取的行动。可以预见，终身教育性师范教育体系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教育体系，是当今师范教育革命性发展的方向。
发达国家为建立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目前，我国的师范教育理念、物质条件、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基础教育体制、高等教育体制、师资水平等一系列方面距离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还有相当大的差别。然而我们可以在终身性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以建立终身性师范教育体系为改革目标，根据我国的现实条件，促进包括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内部改革以及职前师范教育和在职师范教育的一体化、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一体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为适应21世纪终身学习化的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优秀的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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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汉语 文化知识 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2-0049-02
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汉语热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学习汉语。优秀的汉语学习者不仅能掌握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基本功，还要有丰富的跨文化交际知识和灵活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在语言知识教学的同时加强汉语文化知识的导入，并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学懂汉语，成为汉文化的传播者。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渗透文化知识的必要性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人们学习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交际。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交际能力的强弱便成了衡量语言水平高低的一种尺度。能根据话题、语境、文化背景恰当运用语言，是国际交流的迫切要求。中国学生学外语，大部分精力都用于记词汇、短语、句型。只要把词汇关过了，应付考试就轻松了。但是实际交流却存在许多问题，这是由于中国的老师、学生更多关注的是考试。只注重了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跨文化交际教育。对外汉语教师如果把自身学习外语的应试经验运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不可取的。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要勤于思考、善于挖掘，在教学环节中恰当地渗透文化知识。避免让学生学片面的语言知识。
研究发现，二语习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如果教师处理不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就会阻碍教学效果。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中应重视文化知识的渗透。交际是语言学习的根本目的，语言的交际是双向的。母语文化对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教学中还应重视学习者的母语文化，并通过其与汉语文化的比较，促进汉语课堂教学。如果学生掌握好了汉语文化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表现出语言的得体性。在听到中国人的一些不同于自己母语习惯的回答时也不会感到莫名其妙或无法接受。
例1：刚到中国的美国留学生Joe会讲一点中文，他到学校超市买东西，售货员没注意到他，他打招呼说“对不起”。售货员没有任何反应，他又大声说了一句“对不起”。售货员见周围没别人，只有她俩，Joe肯定是在对她说话，顿时觉得莫名其妙。
例2：Joe在街上向一位漂亮的中国女生问路。得到帮助后对对方表示感谢，并夸对方漂亮。结果女孩回答：“哪里，哪里，你过奖了。”这样的回答让Joe觉得一头雾水。
以上两个例子体现了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跨文化交际冲突。所以，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重视文化的导入，既要有汉语文化，也要有学习者母语文化。
二、课堂教学中文化因素的互动
（一）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
教师在课堂上应有计划、有目的地传授中国文化。要想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关键要了解中国文化。优秀的中华文化需要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进行传播。在文化互动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桥梁，能够有效地连接起不同的文化。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应深刻理解学生的母语文化和中国文化，努力使自己成为两种文化的中介者和解释者，能够在教学中较自如地应对文化差异给学生带来的汉语学习障碍。帮助学生扫清障碍，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帮助学生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也有利于学生树立跨文化交际意识。
汉语跨文化交际教学应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主流性原则。重点向学生介绍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方面。第二，实用性原则。向学生介绍交际中用得上的，常使用的中国文化知识。
（二）结合教材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知识
教材中，许多文章都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中国的传统节日、风俗等。教师在授课时，可以将相关的背景知识介绍给学生，指出其文化意义。教师将文化背景和文化意义结合起来进行语言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例如，在赏析李白的诗歌“静夜思”时，学生由于不知道月亮和思乡情节的关联，所以体会不了这首诗的意境。教师就可以向学生介绍中秋节和月亮之间的联系，以及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学习完后学生还可以举一反三。例如，学完这首诗后再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或看到与月亮有关的文学作品时，学生就会联想到月亮和思念之间的关系。
（三）开展研究性学习
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开展一些中国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讨论活动。让学生收集一些典型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材料，进行扩展性的介绍和讨论，并与自己的母语文化作比较，分析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并写出报告。
例如，中西方对称谓的差异比较。留学生会发现中国人往往把亲属关系的称谓词用于非亲属关系。称老年人为“爷爷”“奶奶”，称比自己年长者为“大哥”“大姐”，称与自己父辈同龄者为“叔叔”“阿姨”，称比自己年龄小的人为“弟弟”“妹妹”。这样的称谓表示了一种亲和的情感关系，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这是由于中国人一向重视人伦和人际关系和谐的民族情感心理。而西方社会强调“人为本、名为用”的价值观念，较多采用对称的称谓方式，强调平行的社会关系，因此不会像中国人一样把亲属关系的称谓词用于非亲属关系。其根源在于西方人注重核心家庭。孩子成年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并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所以，最看重的是父母，子女。对于其他亲属不如中国人看得那么重，不像中国人那样重视血缘关系。
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都会得到培养。
三、建立跨文化的学习氛围
（一）布置教学环境
英语国家的教室布置往往与众不同，座位的排列也很新颖。中国的教学环境相对传统。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调整学生的座位排列。在鉴赏古典名著和诗歌时可以使用传统座位排列，让学生感受古人在教室里读书的场景。开展研究性学习时，教师可以采用西方的座位排列，便于学生讨论、交流。同时，可以在墙壁上布置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栏目，如中国的山水画、谚语、成语等。教室环境的布置也可以不断更新。
（二）举办专题教育讲座
定期举办文化专题讲座，有助于学生在一种有别于课堂的轻松的讨论文化的氛围中学习文化知识。讲座的内容应有计划性，如一学期讲重大节日。教师可以将讲座的次数分配好，一周或两周讲一个主题，并与学生自己国家的一些相似的节日作比较。一段时间后，学生对于文化知识的了解会有系统性的提高。
（三）利用教育网站
当前，多媒体教学手段被大量地运用于现代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挑选适合学生学习的有关文化的内容运用到课堂上，比如电影短片、小品、相声、歌曲等，让学生在听觉和视觉方面都受到冲击，这样学生也会觉得有趣，接受度高，学起来也轻松。
（四）利用微课
微课是指按照新课程标准及教学实践要求，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内外教育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重点、难点、疑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精彩教与学活动全过程。张一春教授认为，“微课”是指为使学习者自主学习获得最佳效果，经过精心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以媒体形式展示的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动。它的形式是自主学习，目的是最佳效果，设计是精心的信息化教学设计，形式是主流媒体，内容是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时间是简短的，本质是完整的教学活动。因此，对于老师而言，最关键的是要从学生的角度去制作微课，而不是以教师的角度去制作，要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思想。
教师可以自己制作中国文化的相关微课，让学生观看。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把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给每个小组一定的题目，让他们到网上查资料，完成相关微课制作。学生会对同学制作的微课感兴趣，从观看同学的微课和自己制作微课中受益匪浅。
四、结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二者密不可分。留学生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在学习中国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文化知识的渗透，让语言被赋予文化的内涵，从而让学生理解和掌握。这会极大程度地促进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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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re Kramsch 在《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理解目的语文化需要与自己的母语文化相比较……以跨文化为导向的文化教学不仅是信息传递，它还包括对目的语文化及母语文化的深思。”由此可见，交际本身既有外国文化的参与，又需要母语文化的参与，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花在学习外语的时间和精力很多，但是花在学习中国文化典籍和提升母语素养的时间精力就远远不够。这样造成的局面就是很多外语学习者知道圣诞节的来历，喜欢情人节的浪漫，熟悉复活节的典故，却不知端午节的来历和清明节的神圣肃穆。甚至有学生在翻译“Milky Way”时翻译为“牛奶路”而非“银河”。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从丛把这钟现象称为“中国文化失语症”。
二、 非英语专业母语文化知识的调查
笔者于2014年对我校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进行了调查，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共计807人，来自10个不同的专业，分别是软件工程、统计学、生医工、工程力学、教育、计算机、历史、文学和土木工程专业。使用了陆魁秋先生设计中国文化常识问卷， 其问卷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交际规范以及民族和信仰诸多方面， 共30小题，每题100分， 满分为3000分。接受调查的807名学生中，其中5人放弃，共收集802份问卷，人均总分为895分（大约相当于百分制的30分）。调查的结果反映出非英语专业英语学习者对母语文化知识相对匮乏现象严重。
三、 原因分析
首先，传统的英语教学重点教授外国文化知识，这样致使学生在课外花大量时间学习外国文化，从而使我们自己的母语文化在教学过程中受到冷落。在笔者所教的2014级四个专业的学院中，开设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课时只51节，共计3学分，占其选修总课时的（705课时）的7%，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比例，可以看出，母语文化根本没有课时的保证，因此学生如果自己不能在课外自觉学习中国文化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在课堂上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
其次，从目前我国广泛使用的各种英语教材来看， 中国文化的课文篇章甚少。而以英语国家为背景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和精神层面的内容几乎比比皆是。这一现象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内英语学习者即使主观的想通过教材来弥补母语文化的缺憾，但是客观情况却不允许。
再次，我们英语教学的目标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真正意义上的“双语人”，首先需要英语教师成为真正意义的“双语人”。但是对于我国庞大的师资队伍来说，除了具备好的性格和良好的基本功，广博的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和良好的教学方法外，过硬的文化修养和素质还需加强。
最后，外语教学中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的薄弱。外语教学目标的三个层次分别是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其中母语文化在实现“社会文化能力”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文化能力又包含理解能力、评价能力和整合与积淀能力。在语言能力层面，如果一个人母语学不好，很难真正学好一门外语，在语用能力层面，同样要求对母语文化的理解;而评价能力又是建立在分别对母语和目的语了解的基础上展开的，学习者需要通过本人对于语言承载的文化在理解和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内化，最终积淀成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
关键词：教学方法;讲授法;课堂教学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新的教学方法陆续出现并得以应用。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教学，尤其是在一些文科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还是以讲授法为主，同时辅以其它的教学法。《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由于受其自身特点的限制，在其课堂教学中教师常以讲授法为主，其稳固的地位不可被其它的教学方法所取代。
讲授法，即讲授式教学法，是教师通过语言系统地向学生描绘情境、叙述事实、解释概念、论证原理和阐明规律的一种教学方法。需要明确的是，所有的教师在课堂中都要进行讲授，根据其在课堂中讲授所占的时间多少比例的不同，讲授方式即可表现为主导方式又可表现为辅助手段。
本文所指讲授法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讲授为主式，同时辅以其它教学方法，共同为教学过程服务的一种方法。讲授法是一种既古老而又应用最广的传统教学方法，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众多教学方法中受到批评最多的一种。有人批评它是“照本宣科”、“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其导致了学生机械的、被动的学习，抑制了学生的主体参与，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发展。然而这些批评有其片面性，原因在于是否是有意义的学习并不取决于教学或学习的方式，而取决于是否能够满足有意义学习的心理过程和条件。由此可见，接受学习并不一定是被动的，讲授法所受诟病也并非是其本身固有的，而多是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用不当或是教学内容自身的问题造成的。因此如果教师能够正确运用讲授法，那么它的确是一种传授知识的有效方法，《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亦是如此。
一、讲授法是《中外新闻事业史》课堂教学的根本之法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讲授法在教学中主要适宜于陈述性知识的学习。《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即是陈述性知识，为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采用讲授法。
1.讲授法适用于基础知识的传授。《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主要是介绍我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新闻事业的发展史，目的在于帮助准新闻工作者了解自己的行业史，从中借鉴前人的经验，吸取教训，其内容属于基础知识的范畴。学生要系统的学习基础知识并为后继的学习做铺垫，而学习这些前人的经验，虽不排除某种创造性，但仍以接受掌握为主，在此基础上再批判求新。因此，学生听教师讲授，即进行传授——接受式学习，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仍然是重要的学习途径。
2.讲授法适用于班级教学。至今，在我国教育教学中采用的主导教学方式还是班级授课制，在高等院校采用大班型授课更是普遍现象，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形式将不会发生较大的改变。虽然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开设的课程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较为灵活，一些专业技能训练课采用分组教学和个别化教学，但是象《中外新闻事业史》、《新闻学概论》、《传播学》等这些理论课的教学还是采用大班型集中授课，这样不但可以节省教学时间，节省资源，而且教学效果也不错。
3.讲授法适用于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教学情景。《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对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全新的、具体的、从没涉及过的知识，教师要向学生传授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学生对于这样的专业知识也有学习的需求。讲授法适用于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教学情景。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采用讲授法教学，能让学生直接接受教师教给的前人已获得的知识成果，确保学生形成清晰、稳定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体系，也有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循序渐进地掌握大量知识。这样能够突出地体现教学作为一种简约的认识过程的特性，反映了人们掌握知识的客观规律。
4.讲授法有助于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由于《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教学内容多，教学时间有限，因此在教学内容、课堂安排、教学时间等方面要严格控制，从而使教学工作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讲授法可控性强，是保障教学秩序、完成教学任务及教学质量等方面的有力保证。
二、讲授法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堂教学中的灵活运用
讲授法可以表现为讲述、讲解、讲读、讲演等不同的形式。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堂教学中，主要应用的是讲述、讲解和讲演这三种形式。
讲读这种方式应用不多，它主要用于低年级的一些课程如语文、自然、社会等科目的教学。
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的课堂教学中，讲述和讲解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把中外新闻事业史的发展轨迹看做一条直线，那么这条线就由无数个点组成，一个个的点就是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新闻媒体及新闻制度等。我们在画线的同时又要描点，所以说讲述和讲解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述某一国家的新闻事业史的时候，对于其涵盖的重点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新闻媒体及新闻制度就要进行详细的讲解。比如说讲授美国新闻事业史这一章时，在讲述美国这个国家新闻事业的历史发展轨迹，还要重点讲解一些新闻事件如“曾格案”、“掏粪运动”等;一些突出的新闻人物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本杰明?戴”、“普利策”等;一些影响较大的新闻媒体如“五大报纸”、“四大商业广播电视网”、“两大电缆电视网”、“两家世界性新闻通讯社”等以及美国的新闻制度。
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堂教学中，讲演还是时常会用到的。当教师就教材中的某一专题进行有理有据首尾连贯的论说，这就是讲演。比如说讲到“新闻自由”、“新闻体制”等一些问题，可把它们设计成一个个专题，教师进行系统、详尽的阐述。有时介绍某位杰出新闻工作者也会采用讲演这种方式。比如介绍萧楚女，用讲演的方式介绍他的生平、新闻工作经历、对他的评价和他的一些趣事，不仅用语言帮助学生在心中塑造了萧楚女这个光辉的形象，也让学生体会到他的人格魅力，有助于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
三、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堂教学中运用讲授法应注意的问题
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堂教学中，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教师在使用讲授法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教师要“吃透”教材，并凌驾于教材之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内容较多，为此教师要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在深入钻研教材、“吃透“教材的基础上，确定本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安排好教学内容，不能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教师的讲授内容还要凌驾于教材之上，不仅要讲出本门课程的精髓，还要能够反映本学科的研究成果及授课教师的个人学术见解，培养学生关注学科发展新动向的习惯和独立思考能力。
2.教师要紧扣重点，不求面面俱到。《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内容较多，而教学时数有限，所以讲授内容的选择要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不求做到面面俱到，但必须重点突出。比如在讲某一国家的新闻事业史时，教师要“轻画线”(简要介绍该国新闻事业的历史沿革)，“重描点”(精讲该国的新闻制度，发生的新闻事件，出现新闻人物，有影响的新闻媒介等)。教师在注意教材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同时，要善于选择精当的内容，抓住重点、难点和关键。
3.教师要提升讲授水平，不能停滞不前。由于《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多是陈述式的，任课教师的教学语言要生动准确，富于趣味性和幽默感。要把原本枯燥乏味的内容尽量讲得生动鲜活，但并非离开讲授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变化，而是要做到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讲授水平，不断钻研，不能停滞不前。
4.教师要注重与学生互动，不能“满堂灌”。一般史类的课程常被学生认为枯燥、无趣，《中外新闻事业史》这门课也不例外。教师讲授时要注意启发性，激发学生开展积极思维活动，加强师生互动，讲问结合，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入的思考。教师要把讲授法运用得当，不能把讲授变成“满堂灌”、注入式。
5.教师要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适当采用电化教育手段。在《中外新闻事业史》教学过程中，讲授法虽稳居主导地位，但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教师应该根据教学目标、学生特点、学科特点、教师特点、教学环境、教学时间、教学技术条件等诸多因素来选择教学方法并且将它们进行有机融合。比如讨论法、读书指导法、探究法等等。这样才能弥补讲授法在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造才能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的不足，从而使得讲授法这种教学方法运用的更加合理，也可达到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现在的高校教育中，注重优化课堂教学手段。在本门课的课堂教学中可以合理使用电化教育手段，使用多媒体课件或电子讲稿的形式进行教学。多媒体课件的设计和制作要精良，要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电子讲稿也不能只是教师的讲稿(教案)直接“上墙”。
此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学会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向学生提供一些有助于本课程和本专业学习的网站网址。授课教师还可以与授课班级的学生建立起沟通平台，如Q群、本门课的公用邮箱等，随时向学生提供一些业界和学界最新的动向、研究成果等学习资料，随时可以和学生进行在线沟通、交流。这样既便捷，省时;又可以弥补教师在课堂上面向的是全体学生的讲授，很难实施个别化教学，很难顾及学生的个别差异，难以实施因材施教的不足。实践证明，教师通过这样的形式把课上课下有机结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有助于拉近师生的心理距离。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我们不能一味地认为哪种教学方法好，哪种方法教学不好。《中外新闻事业史》的授课教师们要在教学中多思考，多尝试，多实践，发挥讲授法的长处并结合其它教学方法灵活运用，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更加精彩。
参考文献
[1] 路海东.学校教育心理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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