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1 15:12:5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对祖国的寄语，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风险投资的涵义
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又被译为创业投资。根据美国全面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具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根据欧洲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一种由专门的投资公司向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成长型、扩张型或重组型的未上市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辅之以管理参与的投资行为；联合国经济和发展组织24个工业发达国家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投资方式研讨会上认为，凡是以高科技与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都可视为风险投资；我国《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中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种把资金投向蕴藏着失败危险的高科技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领域，旨在促进高科技成果尽快商品化，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投资行为。
简单的说，风险投资是指由风险投资者提供风险资本，风险投资公司以风险企业为投资对象进行投资、管理、运作的一种融资过程与方式。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产业的助推剂，它在高科技产业化的关键时刻切入，填补了高科技产业化过程中，研究与开发阶段的政府拨款或企业（个人）自筹与工业化大生产阶段的银行贷款之间的空白，使高科技产业化的各个环节由于有了资金的承诺而成为可能，在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风险投资自产生开始就与高新技术企业密不可分，二者的融合是源于彼此的内在需要、符合两者本质特性的自然结合，也正是这种互利的融合决定了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不仅仅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赢的关系[1]。所以完善和发展我国风险投资非常重要。
2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风险投资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1985年9月，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公司）成立；截至2007年底，全国从事风险投资的机构已超过400家。在中国的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风险资本总量超过1205.85亿元，在风险投资方面，2007年风险投资总额达398.04亿元以上，风险投资项目数也高达741个项目，平均每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资本额达到8.492亿元。显然，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发展是比较快的，它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和成长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仅经历了较短的发展历史，至今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现有规模的风险资本还难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还无法独立支撑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在我国现阶段还存在大量的问题，阻滞了其在我国更快速的发展。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2.1风险投资资本总量不足，缺乏合格的风险投资主体
从整体上看，现有规模的风险投资资本还难以满足市场的需要。目前，我国风险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是财政科技拨款和银行科技开发贷款，风险投资资本的融资渠道狭窄。并且我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为“政府主导型”，以财政拨款和银行科技开发贷款为主体的风险资本规模小，同时政府为主要出资方，造成投资主体单一，影响投资效益。加之，风险投资周期长，风险高，政府的财政资金不适合风险投资市场本性[2]。从已经建立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来源看，除外资投资基金外，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或金融机构出资的，私人、民间资本几乎没有，融资渠道狭窄，风险投资资本总量严重不足。
2.2风险资本退出缺乏有效渠道
风险投资的活力就是资金的循环流动，其核心机制就是退出机制。没有便捷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就无法达到资本增值和良性循环，也无法吸引风险投资人进入风险投资领域。风险资本的“退出渠道”或退出机制尚未解决，没有发达的风险投资制度，就不能在风险资本与高新技术企业之间搭建出通道[3]。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一般有5种：企业上市、收购兼并、股份回购、股份转卖、亏损清算。在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中，缺乏合理的投资回收渠道，虽然我国创业板已于2009年10月30日隆重登场，但是对于规范创业板的操作尚在逐步完善中。
2.3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滞后不健全
近年来我国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不少扶持高科技企业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税收优惠、人才优惠、信贷优惠等等，但是对于投资于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管理企业的扶持政策却很少,相关的风险投资产业法如《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基金法》等一直未出台[4]。在市场进入、税收优惠、投融资管理等方面没有对风险投资的扶持性政策法规。
2.险投资中介机构的发展滞后
目前在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所需的特殊中介服务机构如行业协会、标准认证机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等还比较缺乏，投资中介机构的人员素质和信用体系的不完善也成为中介机构发展的巨大障碍。某些中介机构缺乏职业约束机制及职业道德规范，存在为金钱驱动而提供虚假评估报告的现象，使某些中介机构的可信度、可利用度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风险资本家往往要做很多自己专业以外的事，降低了风险投资的效率。而且，中介机构发展的停滞不前，中介服务不规范等问题造成资本和项目双方信息交流方面的不充分，这种信息不对称形成许多错误的隐藏，导致风险投资企业战略性的市场决策错误，严重地妨碍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
2.5风险投资人才极度缺乏
从事风险投资事业的人才，不仅需要掌握金融领域内的相关知识、而且还应当熟悉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对风险投资进行正确的评估和操作，降低投资失败的风险。目前国内风险投资多数还停留在学术论坛和理论研究层次上，在实际操作上真正懂得风险投资的人才还不多，大部分投资人才都来自于政府、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等部门，基本上都是半路出家，多数缺乏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局限性较大。
3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策略
针对我国在进行风险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的以上问题，提出如下的发展策略：
3.1拓宽资金来源，实行风险投资主体多元化
我国应拓宽资金来源，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应逐渐淡出投资人的角色，鼓励更多的民营和个人资本参与到投资中,以规范市场运作[5]。除了借鉴国外发展产业风险投资的经验，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使从事养老基金、保险基金、住房基金等民间资本的这些机构投资者以及一些具有良好市场业绩的上市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来介入风险投资领域，将为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直接融资来源与渠道，促进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把民间资本引入高新技术风险投资领域，通过资本与技术的结合，让资本最大增值[6]。还有从国际经验来看，外国风险资本的介入也是发展本国风险投资的重要依托。我国应减少对风险投资限制、制定健全有关风险投资政策，并提高它们的透明度，促进外国风险资本关注，吸引外国风险投资资本，使其更加支持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发展，也是我国风险投资拓宽资金来源发展的重要渠道。
3.2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由于风险资本存在着周期性特征，因此能否有效地兑现资本收益，即将其所投的资金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形态即变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促进风险资本的顺利循环以及增量风险资本的进入，就必须考虑建立起有效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我国风险投资最现实可能的退出方式为企业购并，其他几种较为现实可能的退出方式依次为创业板交易、风险企业回购和买壳上市[7]。我国处于创业板市场运行的初步阶段，创业板的作用就是为成长性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链条的中间环节，所以既要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出发规范和完善创业板，也要积极发展和利用风险资本的其他退出途径。
3.3优化风险投资的投资环境，加快制定有关风险投资的法令法规
建立规范风险投资运营机制的法律制度，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立法和监督是促进风险投资健康发展的保障。风险投资是为风险企业提供创业资本，通过管理上的参与将科技成果“孵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特殊投资，它不同于任何形式的传统投资。风险投资是一种法制化的市场行为，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因此，严格规范风险投资的运营机制，是保证我国风险投资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与之相适应我们需要尽快制定相应的法规和管理办法，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诸如《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给风险创业者的专利权、专有权、创新权等以特定的保护，采取税收优惠计划，降低风险资本的获得成本，提高风险投资的平均收益率水平。
3.4加快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及项目评估机构的发展
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是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为筹集者和投资者服务的专业性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顾问、资信评估机构、技术信息咨询机构、专业市场调查机构等专业机构。建立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投资项目评估专门机构，由有经验的评估专家对风险投资项目经行评估等专业服务，以指导投资者进行有效的投资。另外，还需提高中介机构的信用和中介机构的人员素质，并努力采取措施降低风险投资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以提高整个风险投资市场体系的运作效率，为风险投资公司提供规范有效的中介服务，使风险投资公司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促进我国风险投资更快的发展。
3.5培养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
在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和发育过程中，人才是关键的因素，应加快培养高素质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加快对现有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的培养，还可以利用国际合作和交流，吸引海外人才。我们应该努力培养一支懂技术、会管理、熟悉金融与财务的风险投资家队伍,不仅依赖于其自身独特的素质和专长，还要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防范其道德风险。推动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尽最大努力去经营企业，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8]，创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可采取给予风险投资人才工资、福利、奖金、股权、期权和收入提成制度等，激发风险投资人才队伍的快速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在十年间进行的四国高中生系列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家庭教育独具特点，喜忧参半。例如，中国的家庭教育更细致，对孩子玩电子游戏和学习等管理较严格，但是在孩子消费方面往往比较放松管理；父母给孩子更多的关爱，为孩子成长付出更多，但是孩子参与家庭事务的机会较少；对孩子的愿望满足较多，孩子对家庭有较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但是与孩子沟通交流少；中国父母秉承了更多传统的教育理念，教育孩子勤俭节约，但是对孩子的职业意识培养不足……这些都为我们提升中国家庭教育的有效性提供了思考背景。为了更好地取长补短，本文暂且不谈中国家庭教育的优点，而是重点分析研究中发现的不足，以期改善中国家庭教育，为中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出谋划策。研究发现，中国高中生的家庭教育存在下面几个不足：
1.中国父母表扬孩子最少。
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既能体现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及家庭教育模式，也直接影响到亲子关系的和谐程度。
四国高中生调查发现，当孩子有了好成绩时，各国父母都特别高兴，母亲比父亲更高兴（表1）。其中，韩国父亲最高兴，有75.4%的韩国父亲为孩子的好成绩感到高兴，其次是美国父亲（67.7%）、日本父亲（63.1%），最后是中国父亲（57.6%），比其他三国的父亲低7-18个百分点。91.9%的日本母亲当孩子有了好成绩时特别高兴，其次是美国母亲（91.1%）、韩国母亲（89.4%），中国母亲居最后一位（76.4%），比其他三国的母亲低13-25个百分点低。可见，总体来说母亲比父亲更经常地为孩子感到骄傲。当孩子取得好成绩时，母亲为孩子感到骄傲的比例要比父亲高出20个百分点。四个国家进行比较发现，认为父母为自己的好成绩感到快乐的韩国高中生、日本高中生人数较多，比例较高，而中国父母很少喜形于色。
调查还发现，韩国的父亲们、美国的母亲们经常表扬他们的孩子。据高中生们自我报告，有53.7%的韩国父亲们经常表扬孩子，其次是日本父亲（48.7%）、美国父亲和中国父亲并列第三。另外，美国母亲最愿意表扬自己的孩子（80.4%），其次是韩国母亲（80.1%）、日本母亲（77.8%），中国母亲居末位（65.5%）。从这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父母很少表扬孩子。同样，父亲、母亲对比发现，母亲们经常表扬孩子的比例要比父亲们高得多，而父亲们更多时候以威严为主。
表扬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心理学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好的行为给与称赞、鼓励、肯定，会给孩子一定的心理满足，成为孩子积极向上的原动力。父母给孩子的肯定、表扬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亲子关系有较大影响。表1中可见，中国高中生和父母在一起快乐的感受也较少。其中，美国高中生感觉与父亲在一起最快乐（68.1%），其次是韩国高中生（65.4%）、日本高中生（64.3%）、中国高中生（59.3%），中国高中生比美国高中生低了近9个百分点；和母亲在一起很快乐的比例，韩国高中生最高（91.9%），中国高中生最低（68.7%），相差23个百分点（见表1）。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父母往往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情绪比较内敛含蓄，因此无论高兴与否，都不会明显表露，较少为孩子感到骄傲和快乐，较少表扬孩子，孩子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也难以感到由衷的快乐。
2.中国妈妈与孩子沟通最少。
亲子间的有效沟通既是青少年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途径。调查表明，父亲与母亲相比，母亲与孩子沟通、聊天的次数更多。表2可见，经常与孩子聊天的母亲比例高出父亲40-50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家庭教育中，女性在亲子沟通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四国父母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父母和孩子聊天的次数较少（父亲44.8%，母亲74.2%），其中，父亲位居第二，母亲位居第四。和其他三国的母亲相比，中国母亲经常与孩子聊天的比例要低10-19个百分点。可见，中国母亲与孩子沟通最少。
产生这样的结果，可能与中国母亲经常与孩子进行“伪沟通”有密切关系。调查中我们发现，约有80%的父母都认为自己与孩子进行了沟通，但是只有20%多的孩子认为父母与自己进行过沟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往往是由于父母常常以成绩、考试排名、学校表现等作为沟通内容，甚至以查询、指责、批评为沟通内容，但是孩子不认为这是沟通。因此，虽然中国父母认为自己与孩子进行了很多沟通，为孩子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是中国高中生的感受并不是如此（见表2）。
或许因为沟通效果并不好，因此中国高中生有烦恼时，也较少找母亲倾诉。表2的数据还显示，当有烦恼时，四国高中生们更愿意找母亲倾诉，但中国高中生找母亲倾诉烦恼的比例最低（72.6%）。与排名第一位的日本母亲（91.2%）相比，低了近19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父母缺少与孩子沟通的技巧，或者没有充分认识到亲子沟通的重要价值。当然，产生这样的结果也许与文化差异有密切关系。中国父母大多为双职工，而日本、韩国很多女性结婚后便做全职家庭主妇，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与孩子沟通较多。
因此，有半数多的中国高中生认为父母不太理解他们（父亲55.7%，母亲54.6%）。尤其是中国母亲，在这一项上排序第二，虽然比韩国母亲比例低，但是比日本母亲高出5个百分点，比美国母亲高出13个百分点。
3.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独立性最不认可。
在对孩子独立性的认可程度上，四国的父亲比母亲更容易把孩子当成大人看待。表3的数据显示，和日韩美三国相比，中国父母更少认可孩子的独立性，较少把孩子当成大人。其中，日本父母把孩子当大人看的比例最高（父亲72.5%，母亲69.4%），四国中位居首位，中国父母把孩子当大人看的比例最低（父亲64.7%，母亲50.7%），在四国中位居末位。
另外，总体来看母亲比父亲管孩子更多一些，父亲往往不太管孩子，更愿意把孩子当作大人看待。这可能是因为与母亲相比，父亲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较独立。同时，因为大多数父亲的工作时间比母亲长，因此对孩子的管理时间比较少。
比较而言，日本的父母不管孩子的比例较高，分别位居第一二位，而中国父母不太管孩子的比例较低（父亲67.8%，母亲38.0%），排序较靠后，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这说明和其他三国相比，中国父母对孩子管理更多（见表3）。
4.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最随意。
孩子学会使用零花钱是社会化的重要内容。父母往往是孩子零花钱的主要来源。本次调查发现，对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高中生来说，父母从来不给零花钱的情况很少，只有2.0%的中
国高中生、3.4%的韩国高中生和13.1%的日本高中生回答父母从不给零花钱。但是对美国的高中生来说，父母不给零花钱的情况比较普遍，多达42.2%的美国高中生回答父母从不给零花钱。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高中生大多要通过劳动自己赚取零花钱，因此他们的父母不会主动给孩子零花钱。可见，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最普遍。
给零花钱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图1可见，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最随意，孩子需要就给的比例最高（63.1%），在四国中居于首位。定期给的比例为34.9%，而日本、韩国的父母定期给高中生零花钱的比例较高，分别位居第一二位（见图1）。
定期给孩子零花钱，让孩子学会定额消费、理智消费，正是消费教育的重要方法。如果孩子想要就给，过于轻易满足消费需求，看起来是父母疼爱孩子，或者在心理上弥补了没时间陪伴孩子的内疚，但是容易使孩子养成缺乏理财计划、任性、随意的习惯。因此，科学的家庭教养方式是按照孩子的合理需求，定期给孩子零花钱，帮助孩子学会合理开支，长远规划，形成正确的理财观念和消费观念。
5.中国父母最喜欢用金钱奖励好成绩。
各国父母通常也会给孩子一些零花钱对他们表示祝贺或奖励，例如孩子过生日、取得好成绩等。调查发现，父母在孩子过生日时给零花钱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奖励考试取得好成绩。四个国家中，美国父母最喜欢用零花钱对孩子表达生日祝贺（79.7%），其他依次是日本（68.6%）、中国（61.8%）、韩国（59.4%）。用金钱奖励好成绩的做法中，中国父母的比例最高（46.1%），美国、日本、韩国的比例分别为27.9%、25.3%、25.1%；另外，有30.4%的中国高中生因为在比赛或竞赛中表现突出而得到过父母奖励的零花钱，为此得到零花钱的日本、韩国、美国高中生分别为13.8%、11.4%、15.4%（见图2）。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父母更喜欢奖励孩子的“好成绩”和“突出表现”，表现出的是对孩子“有条件的爱”；而美国父母祝贺的是孩子“本身”，更少受到孩子表现的影响，表现出的是对孩子“无条件的爱”。毋庸置疑，无论是中国父母还是美国父母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需要什么样的爱，父母该如何表达对孩子的爱，中、美父母的理解差异较大。有条件的爱容易使高中生形成功利心理，成绩好的时候兴高采烈，成绩不好的时候垂头丧气，甚至对自己失去信心，对亲子关系感到隔阂。用金钱奖励学习，还容易使学生难以形成长久的学习兴趣，学习动力来源于金钱获得，一旦得到满足便再无兴趣和动力。
6.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消费指导要求多检查少。
家庭对孩子有意识的消费教育通常包括指导孩子合理规划、量入为出、购物时货比三家、消费后做好记录等。调查发现，61.5%的中国父母经常提醒孩子“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分别比日本、韩国和美国这样做的父母多出约41个、10个和28个百分点。78.5%的中国高中生父母要求孩子合理规划自己的花费，比例同样高于韩国（64.3%）、日本（58.9%）和美国（43.0%）的高中生父母；60.6%的中国高中生父母提醒孩子购物要货比三家，高于日本（48.9%）和美国（26.2%）高中生父母，但低于韩国高中生父母（86.2%）；50.3%的中国高中生父母询问孩子零花钱的用途，高于日本（23.7%）和美国（34.6%）高中生父母，但低于韩国父母（59.4%）；另外，21.1%的中国高中生父母要求孩子记录自己每天的花费，也高于日本高中生父母（13.8%），但低于美国（21.7%）和韩国（33.3%）高中生父母（见表4）。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总体而言，中国的高中生父母比日本和美国的高中生父母对孩子进行了更多的消费教育。从消费指导的具体内容来看，中国父母对于孩子消费前的规划及如何合理消费的指导较多，近八成父母要求孩子合理规划，六成以上的父母提醒孩子合理选择、货比三家，但是中国父母对孩子具体的消费支出的了解并不完全清楚，对孩子应该如何记录和总结自己的消费情况指导较少，只有约一半父母会审查孩子的消费情况，要求孩子记录消费情况的父母仅占两成。
7.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消费需求最纵容。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看重和遵循的消费价值观。各国父母给孩子的消费教育中均提倡勤俭节约。表5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八成（85.7%）的中国父母经常对孩子说要节约，位居四国首位。其他依次是韩国高中生父母（83.4%）、美国高中生父母（79.1%）、日本高中生中父母（48.8%）。但是，与之矛盾的是，中国的高中生父母一方面最重视教育孩子要节约，另一方面又最容易满足、甚至纵容孩子的消费需求。本次调查发现，43.0%的中国高中生认为，只要自己想要的东西，家人都会给买，分别比日本、韩国和美国的高中生高出约27个、16个和23个百分c。另外，有19.3%的中国高中生认为，即使价格贵，但如果周围的同学有，家人也会给买，比日本、韩国和美国的高中生高出5-12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父母在引导孩子合理消费方面存在一些矛盾的教育行为。一方面，父母要求孩子节约，另一方面又对孩子的各种消费需求随意满足，甚至纵容（见表5）。
另外，值得注意到是，消费作为家庭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常常会引发父母与孩子的冲突。在这方面以韩国的高中生最为突出，51.7%的韩国高中生常因花钱太多，受到父母的训斥，经常如此的日本高中生有35.0%，中国高中生有34.6%，美国高中生有21.8%。
8.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朋友最不了解。
调查发现，近七成的高中生父母对孩子的交友情况（69.7%），半数多（55.4%）父母了解孩子在学校里的生活，六成多（61.3%）父母知道孩子的兴趣是什么，七成多（74.4%）父母了解孩子回家以后干什么（见表6）。可见，总体来说父母对高中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还远远不够。交友、生活、兴趣、活动等均是高中生成长的重要方面，只有父母了解孩子才能更好地理解孩子，才能与孩子有更和谐的亲子关系，也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见表6）。
比较而言，中国父母对高中生的交友情况了解最少，比平均值低6个百分点，比其他国家低1～17个百分点，在四国中位居末位。虽然父母对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兴趣、课余时间了解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也并非最差，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父母认为学习、兴趣、课余活动等对高中生的成长更重要。而美国父母了解孩子的比例最高，八成以上了解孩子的交友情况和放学以后干什么。父母了解孩子的生活是家庭养育过程中重要的教养行为，只有了解孩子，才能给他们更多的指导。
家庭中的亲子沟通深刻地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发展，良好的亲子沟通与学生的社会适应、心理健康、同伴关系及学业成就都有积极的联系。调查发现，中国高中生也和父母聊天最少。其中，82.0%的日本高中生、73.8%的美国高中生、70.1%的韩国高中生表示“经常和父母聊天”，但只有54.8%的中国高中生“经常和父母聊天”。而且，中国高中生觉得烦恼无处诉说的比例在四国中也最高，遇到烦恼时21.0%的中国高中生无人倾诉，韩国、日本、美国高中生分别有19.4%、17.2%、8.4%有此感受。
表7的数据显示，四国高中生倾诉烦恼的首选对象均是同性朋友（中国79.9%、美国69.3%、日本85.1%、韩国82.2%），其他也多以父母、异性朋友、兄弟姐妹为主。但是表7可见，中国高中生更喜欢向网友倾诉，父亲不在前五位之列。事实上，父亲位居第六位（15.8%）。综合这些数据可以发现，尽管在各国高中生中，母亲都不是倾诉烦恼的首选对象，父亲更位居朋友、母亲和兄弟姐妹之后，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更不愿意向母亲和父亲倾诉烦恼。中国高中生跟父母沟通少，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关联，中国人更为含蓄，不鼓励个人表达意见，无论父母还是孩子，都不习惯于相互公开表达内心感受和想法，因此给亲子沟通造成障碍。当然，也可能因为中国父母对孩子了解少，与孩子的沟通不够理想（见表7）。
9.中国父母最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
调查发现，多数高中生认为“父母关心我”（92.0%）。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认为父母最关心他们（94.0%），其次美国高中生（93.9%），均高出平均值。韩国高中生（91.7%）和日本高中生（88.4%）认为“父母关心我”的比例低于平均值（表6）；认为父母关心成绩的高中生平均比例为77.8%。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的父母对孩子的成绩关心最多。表8可见，中国父母关心孩子成绩的比例为86.8%，比日本父母高22个百分点，比美国、韩国父母也高出4-6个百分点。虽然中国父母对孩子很关心，但是给孩子的激励却很少。数据显示，只有半数多中国父母会经常表扬或激励孩子（52.0%）。
比平均值低了10个百分点，在四国中位居末位。但是，中国父母经常批评孩子的比例并不高（38.2%），在四国中位居第三，比平均值还低近4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感受到父母给孩子的中国式的父母之爱，特别关心孩子，宠溺孩子，但是很少表扬孩子，总是含蓄地爱着孩子，不愿意外露情感（见表8）。
另外，表8中也显示，中国父母关心高中生的成绩最多。86.8%的中国高中生、81.2%的美国高中生、82.8%的韩国高中生觉得“父母我的学习成绩很关心”，而只有59.1%的日本高中生觉得“父母对我的学习成绩很关心”。父母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但由于传统教育文化和观念的影响，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重智力轻德育、重知识轻健康、重学历轻能力的社会倾向，这种社会观念左右着父母的认识，进而影响着未成年人发展权的全面实现。
调查还发现，82.1%的中国高中生表示父母平时最关心自己的学习成绩，位居父母最关心之首，不仅高于对孩子身体健康（79.1%）的关注，更远远高于对孩子生活习惯（49.8%）、交友情况（44.5）和情绪变化（31.9%）的关注。中国父母普遍对孩子抱有较高的学历期望，不仅超出高中生对自己的预期，也与现实可能性严重脱节，调查数据显示，33.8%的中国高中生父母希望孩子具有研究生学历，50.7%希望孩子将来具有本科学历，12.6%希望孩子将来具有大专学历，仅有2.9%希望孩子将来具有高中（含中专、技校、职中）学历。
10.中国父母允许孩子决定升学或前途最少。
父母给孩子支持、鼓励，给孩子独立自主的机会，有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能更好地促进孩子的成长与发展。表9的数据显示，65.5%的高中生认为“父母允许我自己决定升学或前途”，55.4%认为“父母不干涉我如何安排课余时间”，但是也有半数多认为“父母老干涉我”（54.7%）（见表9）。
比较而言，虽然中国父母总是干涉孩子的比例最低（39.1%），不干涉孩子课余时间的比例也较高（60.2%），但是中国父母允许高中生自己决定升学和前途的比例也最低（43.5%），比平均值低22个百分点，与其他国家相差18-47个百分点。而美国高中生认为 “父母老是干涉我”的比例最高（65.3%），不干涉课余时间的比例最低（45.3%），但是美国父母给孩子决定自己升学和前途的自也最多（90.3%），比中国高47个百分点。这说明，美国学生虽感觉父母平r干涉多，但事实上在关系自己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自最受尊重；而中国学生虽感觉父母平时干涉最少，但在关系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自却最不受尊重。这也是中国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往往忽略关乎孩子成长的重大问题，而在细枝末节上表现出父母的溺爱。
高中阶段是开始理性考虑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帮助孩子具备自主发展意识，具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能力，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中国父母在这方面仍需努力。
根据上述一些研究发现，笔者对中国父母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更好地改善中国的家庭教育及亲子关系状况：
1.父母要学习沟通技能，做民主型父母，拓宽与孩子交流的渠道。
本次调查发现，中国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方式存在一定问题，这也导致了孩子心中有烦恼不愿意找父母倾诉。然而，对于在心理上已经趋于成熟的高中生来说，和父母更好地交流似乎更为重要。因为在青春期里，他们更多地容易受伙伴的影响，他们也会遇到很多人生问题需要有人给予指导。如果交流不畅，不仅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效果，更使得孩子从感情上远离家庭。研究发现，民主型的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和交流比较好，在子女需要指导时他们也能及时提供帮助，而专制型的父母往往要求孩子绝对服从自己。生活在民主型家庭中的孩子，对家庭及其成员更亲近，接受父母的指导也会更顺畅。
交流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父母与孩子沟通欠佳，并不是说父母不爱孩子，而是与父母缺乏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技能有密切关系。因此，建议父母们学习沟通技能，做民主型父母，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
2.多给孩子鼓励和赞扬，让孩子与家庭成员及家庭环境更亲近。
研究发现，表扬和鼓励最重要的作用是让孩子感到成功和快乐。当孩子能够经常从父母那里获得表扬时，他就会感受到快乐，因此也会更加喜欢家庭生活，与家庭成员情感上更加亲密。同时，经常表扬和鼓励孩子，也是孩子智力发展的动力，使得孩子有信心、有兴趣去探索新事物。然而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父母比较含蓄，当孩子取得好成绩时，父母为他们感到快乐的比例要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比例。同样，中国父母也较少夸赞自己的孩子。因此，中国高中生和父母在一起感到快乐的比例较低。这说明父母给孩子的鼓励和赞扬越多，孩子与家庭越亲近。
家庭教育并不只是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更多时候父母应以表扬和称赞为主。常赞扬孩子，鼓励孩子，不仅是教育培养孩子的重要手段，还是父母和孩子交往的重要内容，是增进亲子感情的途径。同时，多给孩子些鼓励和赞扬，还能够促进孩子良好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规范和自我认识。因此，建议中国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要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情感支持，使孩子与家庭成员之间、家庭环境之间更亲近。这样也有利于收到更好的家庭教育效果。
家庭教育是一门学问，需要父母不断接受培训和学习，这样才能用科学有效的办法来对待孩子。例如，父母给孩子表扬，不能光靠金钱去刺激，更多地要学会表扬孩子的努力与进步。只有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的行为从内心认可，他们才会更努力，遇到困难才能有韧性。所以，中国父母要与时俱进，利用业余时间多学习教育理念和方法，用合理的教育方式对待孩子，与孩子形成和谐的亲子关系。
3.母亲的家庭教养方式宜平和些理智些，父亲的家庭教养方式宜投入些温柔些。
调查发现，母亲们在家庭教育中占据重要席位。四个国家的母亲们对孩子的期望更高，她们比父亲更多地表扬孩子，在家庭中与孩子交流的机会更多。另一方面，母亲们通常给孩子的压力也更大一些，对孩子的规定更多，经常爱拿孩子和他人比较。而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则更宽松一些，他们更多地把孩子当成大人看待。这也符合家庭教育中父亲与母亲不同的角色承担。一般情况下，母亲对子女的爱更精细更感性，父亲对子女的爱更粗犷更理性。这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爱。但对于家庭教育来说，如果母亲的力量过于强大，或者父亲的力量过于薄弱，都不是均衡的家庭教育模式。因为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是需要模仿父亲和母亲的行为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只有刚柔相济、张驰结合的家庭教育才能真正帮助孩子成长，也才能更好地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因此，建议中国妈妈们的家庭教养方式要更理智一些，平和一些，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自信，少一些压力和唠叨，少一些批评和责备。而父亲的家庭教养方式应该再温柔一些，多给孩子亲情和关注，抽时间多和孩子交流。父亲的责任不仅是将孩子带入社会，还有责任做家庭关系的“剂”。因为母亲往往与孩子的关系过于亲近，过近的距离会给孩子带来压力，也容易产生磨擦。因此，父亲还有责任使孩子的情绪更稳定，并逐渐适应社会。只有形成合力的教育，才能使得孩子的成长空间更宽松健康。
4.减轻家庭教育的压力，适当调整家庭期望值，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调查发现，望子成龙是各国父母的共同心愿。可怜天下父母心，期望值几乎存在于任何一位父母身上，是父母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学识、价值判断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进行构思、规划、设计和安排。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期望对孩子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适当的期望会转化为子女的成就动机，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更加努力按照父母的期望去生活。同时，适当的期望也能帮助父母更加关注孩子的成长，关注家庭教育问题。
但凡事必有度，如果父母的期望值过高，会给孩子带来较大压力，反而使孩子产生挫败感，使他们对家庭生活和父母之爱缺乏信心及亲近感。无论是父亲或母亲，如果经常给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使孩子即使很努力也难以接近父母要求的目标，他们就会感到自卑和失败。这样的家庭环境不仅给孩子带来压力，还缺少亲和力，使孩子从情感上疏远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甚至产生叛逆心理和行为。
因此，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为孩子设计的发展目标要考虑孩子的身心特点和自身条件，另一方面，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要结合社会需要和可能性。应在家庭教育中适当调整期望值，不要将子女培养的目标定得太高，应该让子女们感到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够实现目标。每一次小的成功都是给孩子增加自信的“加油站”。等孩子对自己充满自信时，再逐步提高标准，这样的家庭教育方式更有效。此外，父母们尤其
注意在言谈举止中不要给孩子增加过大的压力，不能仅仅关注学业而忽视高中生们的心理健康。
5.家庭教育要抓大放小，给孩子更多的信任与放手。
中国父母给孩子很多关爱，对子女的生活管理很细致，但是信任和放手不够，常常习惯性地将高中生当做长不大的孩子，较少认可孩子的独立性，这使孩子少了一片飞翔的天空，少了一个发展的平台。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也更多看重成绩，忽视孩子的性格与习惯养成，忽视孩子的情绪与心理健康，甚至把家庭变成了第二课堂，把自己变成了第二老师。
论文关键词：大学教育国际化；国际化；民族化
大学教育国际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埃及的高度教育。那时跨国的“游教”和“游学”之风相当盛行。所谓大学教育国际化，就是指各国大学教育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相互交流、合作与援助的一种发展过程或趋势。目前，大学发展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但是推进国际化并不意味着要摒弃民族化，国际化和民族化必须统一起来。大学教育发展的本质在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有利于国家、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本文试从教育的本质，即育人角度来探讨我国大学教育国际化和民族化的关系，以期为大学制订推行国际化的相关管理制度提供一些借鉴。
一、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学教育
1.中国大学教育国际化的现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成功加入WTO后，大学教育的国际化在我国得到广泛重视。纵观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各所大学都在不断努力提高国际化水平，从留学生教育、教师访学及进修、课程的国际化内容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当前，我国借助大学教育国际化，总体上来说提高了高等教育水平，弥补了智力资源的匮乏，传播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融合。
2.中国大学教育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中国大学教育国际化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下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绩，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知识和能力的人才。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在推进本国大学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也面临了诸多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在推进大学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不免遇到大量优秀人才流失、本土文化扭曲和丧失的问题。第二，学术依附问题严重。由于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学术交流上的不平等，导致中国对西方国家产生了依赖性。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学术和实践活动中，不考虑民族特性、简单移植和套用外国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第三，中国大学教育国际化在地区、院校和学科层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呈现逐级扩大之势。这种发展态势一方面表明中国大学教育国际化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国际可比的学科教育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第四，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日益商品化和市场化，经济主导因素已经压倒性地超过了政治、学术或者文化/社会因素。这样难免会使一些大学在推动本校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太过看重知识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自身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扮演的角色，忽视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等。
二、中国大学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分析
大学教育的国际化与民族化可以说是现代大学教育的两个维度，它们从横、纵两方面交织于大学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国际化要依赖民族化而存在，民族化又必须借助国际化而发展。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从目前国内对大学教育国际化的研究趋势来看，我国学者对大学教育国际化的研究缺乏从教育的个人价值观上研究国际化对于个体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即教育国际化对培养和塑造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国际性人才应起到何种巨大的作用。本文试从大学教育的本质，即培养高级人才来探讨我国大学教育国际化和民族化的关系。
1.大学教育国际化中的依附现象探析
目前中国许多大学都把内向型国际化视作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部内容，即对吸收外国文化（特别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过于热心，而对宣传和发扬本国文化所做的努力却很不充分。尽管全球化教育能够保证选择的多样性，但是却是以牺牲地方要求，包括当地文化以及促进民族社会文化发展为代价的。在现实中，西方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人才的培养标准、学术标准等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大学教育的指示灯，极少考虑这些标准对本国学生自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适用性。
针对中国大学教育国际化发展中存在的依附问题，有学者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教育国际化实践都要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与本国的“既定条件”相互交融、对接、调适的民族化过程。民族性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本质特性。民族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等。大学教育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在寻求与实施我国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那种只重视国际化轻视民族化、不考虑民族特性、中国国情而盲目套用或简单移植外国理论、模式和方法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在它们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只有当它与国家、民族的实际相结合时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才会被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借鉴、吸收。只有民族化的东西才是最具特色的东西，没有民族化作为支撑点，没有特殊的优势，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真正参与国际事务，具有国际竞争力。
2.大学教育民族化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化
吃尽了闭关自守之苦的中国大学像久旱的禾苗需要雨水一样，伴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和大学教育国际化的呼唤而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同国际高等教育进行交流与合作，使大学教育国际化成了社会主义大学教育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而民族化的东西很多是经过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相碰撞并经过揉合而沉淀下来成了本民族的特色。比如在我国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扩大外派留学生人数的同时，我国的高校也走出国门，在海外兴办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和专业。如时至今日，中国在世界各国已建设有多所孔子学院，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地。
各国教育系统的特性必须仰仗国际合作，各种教育活动方式和各种人员培训方式的进展以及教育设施与课程计划对不断复杂的现代生活条件的适应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地区、国家之间的交流。因此，在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的影响下，中国的大学教育要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国际高等教育的办学传统和先进的科学知识，寻找异域高等教育经验在中国的“生长点”，使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新的营养和有机成分。
3.大学教育的本质要求国际化和民族化紧密相连
大学教育的本质和目标是培养具有高深知识的人才。面对与世界接轨的时代，大学教育一方面要为扩展学生的全球视野，增长学生的国际知识付出努力；另一方面也需要秉持自身特色，锻造专门人才，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国家栋梁。前者需要大学积极推广国际课程的开设，增强学生的国际交流和竞争能力，以期更好地为本民族的发展贡献力量。而后者需要大学在开展教育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让学生掌握本民族的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大学必须把教育国际化和民族化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培养大学生的国际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大学的应有理念。我国大学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上增加了国际化的内容，在思想上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主要是加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能够从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广阔视野出发判断事物，思考问题时不局限于一种思维方式、一个部门、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而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和广度去思考。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教育普遍忽视了学生民族意识的培养，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我国大学教育发展来说，即必须结合21世纪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抓住民族特色，发展特色教育，培育特色人才。只有具备民族意识、富有民族知识的大学生才能更好地迈入国际化的进程，才能更好地推动大学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2）制订大学生的培养标准需要坚持国际化和民族化的统一。国际化人才标准的制订是为了真正锻造出一批能够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交流、沟通的人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或者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人才。培养世界公民这是我国大学迈入世界一流大学、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学在制订培养标准时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大学生民族知识的掌握程度，比如唐诗宋词、儒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等。大学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创造基地，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和改革的主要力量，民族优良文化的继承及传播需要大学生的参与和支持。因此，大学教育必须在教育实践中开设民族历史、地理等与民族发展有关的必修课，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宣扬民族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
（3）大学生的培养方式需要坚持国际化和民族化的紧密结合。目前来看，大学实现人才培养国际化主要通过3个渠道：课程国际化、人员交流国际化、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国际化。在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美国的经验和日本的教训很值得深思。近代的美国大学沿袭了英国大学的传统但又有所改进；仿效了德国的大学模式但又有所改造，并未完全拘泥于英德，而是根据美国国情有选择地吸收与借鉴，终于形成了以大批社区学院为底座、以大批本科院校为中坚、以一批研究型大学为塔尖的独具优势和特色的大学教育体系，进而顺畅地步入了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轨道。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大学放弃了民族化，民族化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只有将本民族的知识、文化融入大学教育的教学实践活动中，才能做到在对其他文化和教育体制开放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根基，才能培养中国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人才。
摘要通过对中国足球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影响中国竞技水平的问题，探讨在提高中国足球竞技水平存在的某些问题，并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足球竞技水平问题对策
自1992年以来，我国竞技足球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和制度创新，使得我国竞技足球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一定进步，但相对于世界足球快速发展和亚非足球的迅速崛起，我国男足水平至今还没有质的提高，女足也在世界足坛领先优势逐渐的弱化，与此同时，日本、韩国和西亚足球竞技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改变了亚洲人踢不好足球的传统观念，亚洲人踢不好足球的宿命论已难以立足。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采用文献法和逻辑分析法，着重探讨制约我国足球竞技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以期为我国足球竞技水平的提高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一、我国足球竞技水平提高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违背竞技训练规律
为了追求竞赛成绩，增加个人经济收入，我国很多基层青少年教练违背竞技训练的基本规律，他们几乎都是以比赛成绩为目的进行训练和比赛，培养了集体式的成年化训练而忽略了个人以后发展的潜力，也让青少年在正式训练中丧失对足球的兴趣，过早的给正处于敏感期的队员进行大量的力量素质训练，力量训练的增加后柔韧素质的训练必然减少，致使多数青少年队员到成年后出现了柔韧水平差而造成的技术幅度小、体能消耗大、疲劳恢复慢等情况。
此外在训练中过早的强调了团队作战意识，也使得队员的个人意识被限制和束缚。当到了足球运动的高级阶段时一个球队的整体战术实施水平高低需要依靠个人技术水平来完成时，在这方面我们的队员都在成年后表现出了明显的缺陷，这其实也说明了我国青少年足球成绩要好于成年人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很多不负责任的言行举止，枯燥无味，单调的训练方式及一些为比赛成绩而训练的手段将会对少年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违背竞技训练规律只能取得会短期的效果，最终造成了我国足球竞技水平提高后劲不足。
（二）教练员队伍整体状况堪忧
我国足球教练知识结构比较单一，整体素质不高。每个球队成绩的好坏不但与球员个人有关，而且与该球队教练组、科研力度有间接联系。我国足球的教练员缺乏有天赋的教练，不论从青少年还是到成年队的教练几乎都是自己从队伍退下来直接转换为教练，虽然有了一定的足球技术基础，但是如何训练学生、用什么样的方法训练，都没有科学性，所谓的训练方法也都是自己之前的教练训练的方法带入，自身的理论知识、技战术和训练方法都与足球发达国家的足球教练有着较大的差距。同时教练员队伍应有合理的人员结构，包括主教练、助教、守门员教练、体能训练教练、足球医生、理疗师、按摩师等（业余队可根据条件设定）。2000年亚洲杯期间，有些球员曾埋怨没有体能训练教练，这也是队员在场上体能不足、只打半场好球使足球竞技水平无法提高重要原因之一。
有调查表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足球教练员，本科毕业仅占42.6%，大专毕业生占35%，高中与高中以下毕业生占22.4%。经济发达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可想而知。近几年来，虽然许多教练员为了适应岗位要求，努力参加了各种在职进修，有所提高，但总体学历层次还是不高。因此，青少年足球教练员队伍存在人员缺乏、整体水平偏低的问题。特别是中、小学专职足球教练少之又少。这和国外青少年足球训练有一定比例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教练员相比差距甚远。另外，教练员待遇低下，也使有志者望而却步。
（三）球员思想教育弱化
近几年来关于球员打架、泡吧、抽烟、喝酒、深夜不归、休息不好及饮食无度等各种违纪现象时有发生，球员在比赛中出工不出力，甚至不顾集体、国家利益，对对方队员或裁判大打出手被红牌罚下场外等违纪事情屡见不鲜。若队员没有坚强的意志、超人的积极性，强烈的奉献和民族精神，而让他们担任国家队主力，我国足球岂能不败。
我国足球元老级人物年维泗说：“我国足球运动员的素质问题，实际是一个管理松懈，甚至是一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问题。”运动员没成绩、没出名、没成为体育明星的时候，运动员听教练的，教练听领队的，领队听领导的。而一旦运动员成了名，成了明星，事情就颠了过来，领导听领队的，领队听教练的，而教练听运动员的。哄着、捧着、惯着、宠着。事实上，这样的事例在我国足球界并不罕见，这样的人一路吃香，就会传染，成为一些年轻选手效法的另一种典型，甚至是“榜样”。
（四）后备人才匮乏
首先，“人们常说我国十三亿人口，为什么就找不出十一个人来踢好足球。”我国足球人口相对缺乏，使得我国足球后备力量不足，限制了高质量完成足球技战术所需的具有某些方面的特点，从而影响球队的成绩；据有关刊物报道，足球强国德国是从1000名参加训练的青少年中挑选1名职业球员，而我国则是从30名中挑选1名职业球员，之间的差距可想而知。
其次，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家庭对于子女的培养有着更高的要求，也许不像从前那样，家里有很多孩子，而现在家里的唯一的孩子成为了父母乃至整个家族延续的命脉，其发展和培养就必然受到了更多人的关心，父母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过高，往往地压制了有足球天赋孩子在足球事业上的发展。希望孩子去通过高考取得人生的成功，这也无可厚非，确实值得理解，然而，长期以来错误的人才观念确实也束缚了孩子的发展，实际上能否成为人格健全、身心协调发展、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社会个体才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最后，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同我国一些足球学校的收费过高有关，如八一足球学校，每个学生每年要交费2.2万元，并需一次建校费2万元，安徽足球学校在起初创办时，学费也高达1.5万元每年，这让许多工薪家庭不堪重负，敬而远之。而为了扩大市场和争夺生源，一些足球学校采取了只要报名就可入学的办法，招生缺乏统一标准，为今后培养后备人才埋下了质量隐患。
二、研究对策
（一）科学的选材和合理的培养目标
1.科学的选材
科学选材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视和深入足球选材的科学理论研究，制定出一套具有实用价值的选材方法和模式，二是通过系统的培训，使广大在基层从事足球训练工作的教练员们，从思想观念上重视选材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具有科学选材的基本能力。只有实现科学选材理论对训练实际的指导作用，实现科学选材理论与训练实际紧密结合的过程，我国少年选材工作才能在培养和造就优秀足球运动员的系统工程中充分显示它的重要意义。
在选材的标准上，国外和国内的教练存在明显差别，国外是以球员是否具有足球意识场上观察能力，速度快、暴发力强、反应时快、肌肉协调力强的队员。而我过的教练则主要以球员的身材高大与否，对抗能力，奔跑能力强等对比赛起主要作用的体能因素为目标选材。科学选材就是为了挖掘有才能的苗子，进行科学的训练和培养，但“才能”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选材中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因此，教练员只能抓住选材的主要内容，结合实际才能达到实效，不能盲目选材。所以，教练员对优秀足球运动员所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要有充分的认识。
2．合理的培养目标
从青少年培养孩子对足球的兴趣，他们对足球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热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孩子好玩的天性，起初并没有很高的追求，因此，教练员在和它们接触时，要以身作则，通过言传身教来启发其兴趣，在教学与训练中，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教能力和水平，善于采用适合少年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引导他们投身足球运动中去，激发它们对足球运动的强烈的事业心。
（二）对教练进行再培训，搞好教练组建设
米卢执教期间提出：“对全体教练、球员进行统一的基本功再培训，有了基本功，天赋才能得以发挥，球技才能迅猛提高。对那些经过培训，基本功还不能提高的教练和球员全部下岗！为新人的成长清出位置，为其后的发展铺平道路。”
完善教练员知识结构和层次，提高教练员科学文化素质，是提高我国足球水平的有力保证。鼓励教练员进行业务进修和学术交流、资格认证，考取国家和国际教练员水平等级证书。如将等级证书与工资收入挂钩更好，这是保证教练员队伍稳定的有效手段。统一制定教练员上岗和执教等级标准，对教练员定期进行考核和培训；建立教练员引进机制和教练员竞争机制，是促进教练员水平提高的有力措施。举办专门针对基层足球教练员的培训项目，有倾向性的扩大基层教练员队伍，使我国足球运动更加普及。
教练组应有合理的人员结构，包括主教练、助教、守门员教练、身体训练教练、足球医生、理疗师、按摩师等。
（三）对球员思想教育，提高文化素质
欧洲职业运动员的素质普遍高于我国，是因为他们经常树立一些“反面典型”。有了这些“典型”在眼前，其他人就会自律。这是一条很好的经验。所以在进行足球教学、训练以外，必须从思想作风上建队，教练组必须对运动员加强思想政治、职业素质和敬业精神的教育，应把培养人放在首位；培养队员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树立群体意识，增强球队凝聚力、向心力；培养队员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团结合作、顽强拼搏等思想品德和良好的体育作风；加强意志品质培养，使其具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同事需要良好的生活规律和多踢比赛。
球员的文化程度低下也是影响我国足球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乒乓球项目上，参加全国比赛前，必须经过文化课考试，只有经过考试才能参加全国比赛，这就是让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得以保证。足球是否也能设置文化课考试，让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尽快提高起来。
（四）增强足球后备力量
雄厚的群众基础与强大的后备力量是提高足球技术与竞技水平的关键之一。首先要对青少年足球的培养重视起来，保障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培养青少年对足球运动的兴趣，还要强调其素质教育，利用社会、学校、家庭、俱乐部的大力合作加大培养力度。最后青少年时期不宜过早进行封闭训练，应该让他们拥有正常人的生活，同时应该包括接受正常的文化教育，要从体育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培养。
三、结论
违背训练规律、教练员业务能力薄弱、教练组人员结构欠合理、忽视运动员思想教育、后备人才匮乏是制约中国竞技足球运动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为此，应提高运动员选材的科学性，制定合理的训练目标，加强教练员的再培训和教练组建设，重视运动员的思想教育和文化学习，增强后备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出租方；承租方；自有住房；自住需求
1、引言
自从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住房改革也不断的进行，相对于蓬勃发展的住房销售市场而言，租赁市场似乎被忽视。虽然近几年来，政府大力建设廉租房与公租房，但由于保障体系本身不完善、覆盖率低，市场的供需主体为一个个独立的家庭与个人。同时，政府政策导向与税收问题，导致企业从事租赁市场的经营成本高利润率低，企业的参与度低，住房租赁和销售的市场结构失衡，租赁市场均衡受制于新增商品房的成交量与自主需求。房价的上涨、租售比的不合理进一步减少了可供租赁的住房，引发空置率高和承租方租房成本高等系列问题，阻碍的住房租赁市场的更好更完善的发展。本文从自由住房的角度，剖析租赁市场的现状。
2、自有住房及相关概念
居住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自有住房是指居民自己拥有的房屋，可供自己居住、向他人租赁或者投资出售。而住房自有率是国际上考察居民的常用指标，指居住在自己拥有产权住房的家庭占整个社会的家庭比例，计算公式为：
住房自有率=（居住拥有产权的住房家庭数/全部住房家庭户数）*100%
2012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就指出中国的住房自有率高达89.68%，从这个数据可以发现购房时居民的首选，居民倾向于获得拥有自己产权的房屋，侧面说明中国的住房租赁市场不够成熟，不能优化房地产市场的结构。住房自有率在统计学上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负相关的，世界平均水平是63%，欧美发达国家为60%左右，反映我国经济自由化程度不高，人力资源流动受到阻碍，城市化程度低。该报告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的住房自有率最低，这个四个城市在整个中国属于发达城市，城市化程度高，经济发展水平高。这些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土地价格水平高，人才需求量大，因此住房租赁市场存在发展的动力；相对农村而言，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住房，租赁者少，并且流动意愿不大，住房自主率非常高。因此，住房自有率反映着租赁市场的发展程度。中国人口基数大，不能满足所有的购房需求，要建立多元化的房屋供给系统。透过高的住房自有率，分析具体拥有住房居民的房屋占有结构，根据《中国居住小康指数》得出调查人群住房数量分布如表1所示。
从图表的数据拥有住房的居民比例占到78.6%，略低于公布的住房自有率89.6%，因为两者选取的样本不同，表一的数据不一家庭为考察单位，并且受访者不涵盖农村人口。多套住房拥有率为13.3%，即拥有产权大于1套住房的人数比例为13.3%。
假设居民需要一套房屋来满足自住需求，剩余的住房全部用来租赁。根据表上数据可以得出租赁市场的供需比为0.74：1，反映市场的房源能够大致满足租赁的需求。根据此数据对于租赁市场，多套房产拥有率越高，供需比越均衡更利于租赁市场，但是假设前提是剩余住房用来租赁，实际上剩余住房分为出租、出售以及临时自住等用途，并且空置率高没有成为租房市场的房源。以2012年北京市为例，通过人口调查分析得到表2：
根据表2显示，多套住房占有率高并没有激活租赁市场，证明了住房自有率高，多套住房居民占有率高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构失衡，租赁市场发展不匹配。住房空置率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3、高住房自有率和住房空置率的研究分析
住房自有率与经济负相关，中国经济虽然在不断的发展，但是较于发达国家水平还是比较低，同时劳动力流动率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城市化进程不高，并且文化习惯及社会结构的影响，居民倾向于购房等种种因素造成中国住房自有率高的情况。
住房产生价值有两种形式：出售与租赁。出售价格是对房屋一次性消耗的市场出价，体现是住房的商品价值属性，衡量了一定时期住房的需求关系；租赁价格是住房的使用价格。两者的区别在于：住房价值的回收形式与时间不同。出售是即期的资本利得，租赁是持续的现金流，但两者都是对同一商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住房拥有者选择出售还是租赁，空置高低一定程度受到租售比机制的影响。
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的房价之比。国际上通过这个概念衡量一个地区的房地产的运行情况，标准通常为1：300 1：200，比值越高说明投资房产的价值越大，出租房屋的数量越多。租售比无论是高于1∶200还是低于1∶160，均表明房产价格偏离理性真实的房产价值。以历年北京租售比为例，2005年租售比为1：335，2008年突破1：400，在2010年达到1：600，从侧面反映了租赁市场和出售市场的背离。房租收益过低与房价的巨大差异正是造成空置房高达30%的原因。从经济学角度，合理的住房租售比是住房的寿命期满，购房需求的货币价值等于租房获得全部货币价值。不断下降的租售比反映住宅市场的投资投机氛围加剧，租赁市场被架空，房地产泡沫加重。住房租赁前期需要投入，很多剩余住房是未装修的毛坯房。此外，租金面临违约风险，法律保护不完善，维护花费精力，租赁时间的增加因承租方的道德风险损坏住房的可能性加大，降低了房屋的价值。相对租赁而言，空置房屋不存在任何成本，不需要投入，日益增长的房价，使得增值的收益远远大于租赁。住房持有人的选择进一步降低租售比，低的租售比又促进住房空置，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租赁市场的发展。
4、租赁成本
除了空置率高，以自有住房为主的租赁市场加重了租赁成本。租赁市场供需双方主要是单独个的出租方与承租方。政策导向和收益成本，以及巨大的租售比，企业从事房屋租赁获得利润不足于驱使其推动整个租赁市场。作为单个出租方的租赁成本为居住条件的投入、维护成本、税费和时间成本以及承租方的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居住条件的投入是指将预备租赁的住房改善成适合租赁条件的花费。房屋质量和居住条件是承租方考虑的重要因素，决定了租金的高低和出租方的收益。维护成本是指租赁过程中，保持居住条件的花费。税费是租金中应缴的税额，这部分一般出租方转嫁给承租方。时间成本是租金收益与房屋价值下降的差值。承租方的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主要是承租方违背租约和损坏房屋的可能性。由于承租方是单体的个人，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发生后，出租方要自己承担损失，导致租约合同主要倾向于出租方，采取押金策略降低风险，因此通常存在霸王条款。个体的存在使租赁市场无法完全市场化，出租方可以通过提高租金的方式，将风险转嫁到承租方，加剧的供需市场的失衡。
对于承租方，由于市场参与的主体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体，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租房信息收集成本高。虽然企业不直接进入租赁市场，却开办中介业务，表面上降低了搜寻成本，但实际上通过中介费用变相提高了租金。同时，近些年来，住房租赁中介通过信息获取优势，垄断了租房信息，切断了出租方与承租方的关系，蓄意通过提高租金获取高额的差价利润，也搅乱了整个租赁市场。房价居高不下，承租方面临很大的违约风险，出租方随时终止合约出售住房。承租方又面临着搬迁成本和再一次的搜寻成本，租赁成本的加大促使承租方选择购房。
5、结语
本文通过对自有住房分析我国住房租赁市场，住房自有率高并不代表我国租房需求不高，反而说明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和发展水平不高，住房结构体系需要优化。高的住房空置率影响了租房房源的供给，加剧了租售比的背离。租赁市场的单体性，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消除租赁成本。即使完善的法律面前，高昂的监管成本也无法覆盖所有参与者。政府除了大力开展公租房和廉租房建设，还要注意引导租赁市场的市场化发展，将购房需求引流到租赁市场，从而达到合理的租售比，进一步是销售和租赁两个市场平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覃刚毅.被忽略的房屋租赁市场[J].住宅与房地产，2004（9）.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2013年2月-2014年12月期间收治的脑卒中继发癫痫患者共130例，按照随机原则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各组65例。对照组中男患34例，女患31例;年龄在42-63岁之间，平均年龄（51.4±3.3）岁;发生癫痫时间：9例卒中后3-7天内发生、21例卒中后0.5-2天内发生、35例卒中后12小时内发生。观察组中男患35例，女患30例;年龄在41-66岁之间，平均年龄（52.6±3.7）岁;发生癫痫时间：7例卒中后3-7天内发生、22例卒中后0.5-2天内发生、36例卒中后12小时内发生。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发生癫痫时间等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一般方法
对照组采用基础护理模式，即针对临床治疗予以护理配合。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强护理干预，具体操作如下：
1.2.1心理护理
由于脑卒中出现癫痫的患者多数存在紧张、恐惧、自卑、抑郁等心理，甚至有自杀倾向，因此护理人员应多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详细向患者讲解病情的预防、治疗、转归、预后等情况，帮助患者重建信心，鼓励患者对抗病痛，使患者积极主动配合治疗。
1.2.2活动指导
由于患者脑卒中致神经受损，在患者病情稳定后除癫痫外，还可能出现失语、吞咽障碍、偏瘫等神经相关类并发症。护理人员应主动帮助患者活动四肢，做简单的翻身、抬腿动作，避免住院期间患者肌肉萎缩[2]。若患者连续5日未再次发生癫痫，可协助患者下床站立，身体状况允许条件下可沿床边走动。
1.2.3健康教育
护理人员需向患者及家属说明癫痫的危害，告知其症状表现以及预后相关知识，提升其对疾病的认知程度并加强预防控制。健康教育还需告知家属对患者的饮食控制要点，避免饮食不当再次诱发脑卒中。
1.2.4呼吸道护理
癫痫患者发病后可能出现呕吐，呕吐物或是呼吸道中的分泌物存在进入气管危险造成窒息。护理人员应及时清洁患者口腔，必要时需在齿间置入一块压舌板，以免癫痫发作时咬伤舌头。若患者已经出现呼吸道堵塞，可采用吸氧及气管插管操作，避免患者由于窒息出现肺水肿危险。
1.3护理效果评价标准[3]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4.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若P
2 结果
统计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差异性，计算护理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详情见下表：
表：护理效果对比表[n（%）]
由上表可见，对照组护理总有效率为87.69%，观察组则达到96.92%，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
3 讨论
在治疗脑卒中继发癫痫患者时，应注意对患者心理状态展开充分的护理，根据康复原则尽可能帮助患者改善语言、运动、认知等功能，使其在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最大程度上得到适应，恢复患者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自主能力，降低其抑郁程度，继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情况[4]。
【关键词】“第二代民族政策” 文化理论体系 民族共享文化
“第二代民族政策”是以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等民族学界的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提出来的民族政策思路。此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了民族学界的广泛反响，还获得了中央相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受到了来自民族学界（不乏大家）和少数民族的质疑。因此，“第二代民族政策”引发了学术界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试图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作为切入点，并利用国际关系领域秦亚青教授构建“文化理论”的方法，结合我国民族文化状况的实际分析了构建民族共享文化的文化理论的三个概念，文化结构、文化力和文化单位，对“构建民族共享文化”作了初步思考。笔者认为当前中国56个民族还没有系统的共享文化，这制约了各民族对国家的最高认同，若以某个民族的文化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是不可取的“政策”或“策略”。只有“构建中华民族共享文化”才是实现“第二代民族政策”目的的路径，才可能实现“国家”、“民族”的最终目标。
一、由“第二代民族政策”所引发的思考
“第二代民族政策”倡导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倡议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加强国家认同，即：一是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持平等的向每个民族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二是经济上促进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三是文化上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每个民族进行文化改造，大力推广普通话，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促使人人争当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的发表引发了学术界的两种对立观点，它受到了中央相关部门领导的肯定，例如中央统战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以其“在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的观点有力地支持了“第二代民族政策”；环球日报陆续出版了一些文章来响应“第二代民族政策”。而纳日碧力戈教授则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是继承了旧日的同化思想，从学理上犯了“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要和国家的边界一致（熔炉论）”、“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文化中心论）”和“对美苏国情误读”三个错误。郝时远教授认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统一市场形成、城镇化人口流动、社会权益均等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自然结果，而不是通过“第二代民族政策”设计的一系列这个“不允许”、那个“不容许”来强制实现的。
笔者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民族交流交融一体，以减少民族矛盾，达到民族团结。其主观愿望是好的，甚至也是我们民族学界一直致力的方向。但是因为“第二代民族政策”超前判断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符合民族实际，所以对解决民族问题起不到实质作用，有可能还会造成有些少数民族的反感和学界的批评。
二、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构建民族共享文化
既然“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显得过于超前，笔者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核心，为实现“民族融合”，各民族具有共享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文化目前呈多维复合体状态，各民族文化有共性也有差异，也各自强调自己文化的重要性，少有吸收其他族文化之优点、弃不足、共建共享文化的思想，所以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难以铲除。就当前中国民族研究界的成果来看，强调民族融合的多，而对构建共享文化的思考却少之又少。
构建共享文化是民族团结之根本，民族团结是民族融合之前提。众所周知汉族由若干民族逐步融合而成，其所谓的融合就是众多的民族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汉文化。在这个构建过程中不同民族与中原文化不断的交流、碰撞、兼收并蓄，中原文化也利用自身文化的精深博大与厚重向其他民族渗透，这是形成今天世界第一大民族――汉族的历史过程。鉴于这一历史事实，为了化解中国的民族矛盾，构建各民族都乐于接受并以此为荣的共享文化就显得十分必要。
那共享文化是什么呢？
在今天，文化交融是文化演进中不可缺少的主要渠道，文化生命力的强弱也在于此。在交融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会在各方面发生碰撞，形成许多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新文化的产物，是参加碰撞的各方文化所共同认可并为其民族成员共同享受的。这种共同的文化成分就是民族团结的根本―民族共享文化。
三、建设民族共享文化的方法探讨―使用国际关系领域构建文化理论的方法构建民族文化理论
构建民族共享文化是一个浩大并复杂的工程，其范围之广涉及到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语言文字、、行为方式等方面；促使共享文化形成的因素也多种多样。要构建民族共享文化是需要文化理论的，为便于分析，本文借鉴了秦亚青教授构建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来构建民族文化理论，以期达到构建共享文化。那么，为什么可以使用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构建理论方法来构建民族文化理论呢？笔者认为：
第一，国际关系学领域追求和平，致力于各国共同发展与民族学界寻求解决民族问题，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并且两者研究领域中的行为体国家和民族也有相似之处。
第二，本文只借鉴了秦亚青教授构建的文化理论的三个概念（文化结构、文化单位和文化力）和结构，且并非按照其模式生搬套用，而是充分结合了我国民族文化目前的状况。
所构建的文化理论结构大致如下：
在各族文化交流过程中，行动者在相互实践活动之前独自持有的观念，即私有文化就会形成行动者均认可的共享文化。
这其中包含三个概念， 即：文化结构、文化单位和文化力。文化的形成势必包含文化结构和文化单位这两个因素， 文化单位之间的互动通过文化力的推进形成文化结构和改变文化结构， 文化结构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影响文化环境中的文化单位。
（一）文化结构。
虽然不存在系统的共享文化结构， 但民族单位文化结构是存在的。如果我国各个民族作为文化交流的行为体， 其身份多为自身文化结构建构的，这主要是作为历史上中国朝贡国以及间接管理（使用土司制度）或直接管理的对象以及在经济贸易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所导致的。而如今全国经济高速发展，尤其在西部大开发政策下，民族间的交流空前频繁，决定某个民族对身份的认同不仅仅是本民族文化结构，还有各民族交往和构建的共享文化。如果共享文化结构和单位文化结构都会发生作用， 那么什么时候前者发生作用以及什么时候后者发生作用就成为需要梳理清楚的问题。
提出设想：如果民族体系两种文化结构是共同存在的，那么共享文化结构与单位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单位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许共享文化结构和单位文化结构之间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 整体的存在不是个体的消亡， 个体是整体的部分和缩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体系主导文化结构绝对不是某个民族单位的私有文化，否则那样会沦为“文化中心主义”例如，在我国，大体上汉族的经济文化是走在各民族的前端的，但不表示主导文化就一定是汉族的私有观念。
（二）文化单位。
本文认为民族是构建共享文化的基本单位，但民族单位绝对不是单纯地呈现某种文化特征，因为民族单位存在三个方向的拉力，一个方向是力求保持并固化本民族的文化结构，例如，少数民族中的精英、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如国家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以及民族院校从事民族研究的老师。另一个相反方向则是在国家内部因为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出现空前的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出现的融入全国民族交往的熔炉中的群体，例如，通常为生计奔波的某些少数民族老百姓。还有一个方向无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还会出现新的文化单位，这里暂不探讨第三个拉力。
（三）文化力。
私有观念是否能够上升到共有观念， 主要取决于文化力。
那么什么构成了文化力？ 笔者认为是权力。权力又有软硬之分： 硬权力是强制性权力， 它可以帮助推进文化观念， 例如国家对文化的相关制度和规定。奈[ 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权力”（Soft Power）概念而闻名。]提出了软权力，即为同化性权力。软权力是靠对其他行为体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产生作用的，同时也可以推进文化的传播。例如，某些民族单位心甘情愿地去做认可和接受其他民族单位的文化，彝族的毕摩主要通过念经来替人驱鬼、保佑丰收，而贵州某地区的彝族因为受到外来传教人士的影响而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与毕摩文化显然有冲突，但是该地区的彝族选择信仰基督教肯定是有这方面的信仰需求。
在我国，硬权力体现之处很多，例如法律所赋予的“所有公民不论（民族）成分，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包括加强官员的异地交流任职，加强学生的异地就业等）”，这能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淡化分属在汉族和各少数族（族群）身份的族群（民族）意识，淡化了本身的族群身份和族群认识，无疑会加强对法制文化的认同。硬权力有国家这个强大的推动者，而软权力的推动者则是各民族交往时影响力较强的一方，即一方行为体受到另一方行为体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使软权力产生作用。
四、对私有文化过渡到共享文化的理论探讨
构建文化理论的三要素的分析大致阐述到这里。另外，民族单位私有文化通过文化力以何种路径过渡到民族体系共享文化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存在多种路径的情况下， 是什么力量使私有观念通过某种特定的路径而没有通过另外的路径， 是什么力量使私有文化成为体系层面的某一种共识而没有成为另外一种共识。又如， 文化力虽然不是政府的垄断物，那现在存在由我国一些非政府力量或由个人提出和倡导的，并且在其提出和倡导之时，无硬权力强行推进最后又修成正果从而成为民族体系层面的共享文化吗？那么民族单位中的个体在民族体系共有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什么？
五、结语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做一个总结：
第一，笔者认为，构建共享文化可作为取代“第二代民族政策”中的激进措施的重要替代方向之一。因为民族本身就是文化共同体，共享文化的缺失会制约各族对国家的最高认同。共享文化的构建是合理和可行的，因为目前就能寻找到很多共享文化成分，只是未形成系统。
随着足球商业化、职业化的不断深入，足球经济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足球经纪人作为足球市场发展的行为主体之一，直接参于足球比赛、足球经纪活动及足球运动员流动等，为活跃足球市场，促进足球运动事业发展做了大量的创造性工作，对挖掘足球运动自身潜力，开发足球运动商业价值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我国足球经纪人还处在起步阶段，存在着足球经纪人发展水平低、资信度不高、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现行足球管理体制不适应足球经纪人发展的需要、从业人员素质低、大众对足球经纪人的作用缺乏足够了解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妨碍了足球经纪人事业或活动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研究，为找出适合我国国情、对足球经纪人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提供依据，从而促进我国足球产业及足球运动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并对我国足球经纪人的规范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将对我国足球职业化初期，影响足球经纪人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参阅了有关体育管理学、市场营销学、体育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广泛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足球经纪人的文献资料。
2.2.2 问卷调查 针对本文所研究的问题，设计制作问卷调查表，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发放，共计发出 68 份，回收 62 份，回收率 91.2% 。
2.2.3 数理统计 运用 SPSS 软件对返回问卷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影响因素的确立
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性质和侧重点又各不相同。本文广泛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列出影响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因素 21 项，后在对相关专家咨询的基础上，对这 21 项因素进行了筛选，最终归纳为 6 类因子共 15 项，构成了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
3.2 影响因素的结果分析
3.2.1 管理法规因子的结果分析
我国现在虽然还没有国际足联认可的足球经纪人，但是足球经纪活动是客观存在的，我国足坛实行转会制和允许外援加盟是从 1994 年开始的，那时的内转外引工作多半由俱乐部老总或教练扮演经纪人的角色，由于没有正规的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办法，围绕着球员的身价、年薪、奖金以及其他类似住房、汽车等附加条件，俱乐部之间、球员和俱乐部之间一直存在着重重黑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当时足管部门对从事经纪的人和机构没有进行资格认定，以致足球经纪人进行种种非法操作，炮制出转会市场的不正当的幕后交易，使俱乐部蒙受巨大损失，损害球员的利益。但由于没有制度的规范和管理，这些俱乐部和球员无处可诉，也无法追究经纪人的责任。
3.2.2 智能结构因子的结果分析
足球经纪人的职业特点对其知识结构有一定的特殊要求。一是广博性，即足球经纪人应具备体育专业、市场经济、组织管理、法律金融、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二是实用性，即足球经纪人学习掌握广博的知识，主要不是为了理论的研究，而是为了将所学的知识更好地运用到实践中，解决经纪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据调查，在我国从事足球经纪行业的人员中，具备全面的知识、高超的能力及良好的经纪意识还不多见，现有的足球经纪人当中，大多数是兼职的体育经纪人，或是广告公司、教练员等，并非专业的足球经纪人，而且其必备的超前意识、信息意识、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更为薄弱，成为制约我国足球经纪人开展经纪业务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我国足球经纪人的综合素质已是足球经纪人建设中的首要任务。
3.2.3 市场化因子的结果分析
市场需求是经纪人成长的基本条件，足球市场的需求使足球经纪人成为不可缺少的交易中介。对于运动员来说，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在有限时间内发挥体育潜能，利用其知名度获取最大收益及为他们规划退役后的生活；对于体育组织来说，需要有人为他们的比赛寻求赞助，利用其特殊标志获取各方面的收益及最大限度地开发该组织的市场；对于体育投资商和赞助商来说，需要有人为他们联系合适的投资对象及最大限度地回收赞助效益。由于自身精力和能力的限制，市场主体们不得不借助外力来满足这此需求，因此雇用足球经纪人成为既省时又省力的有效途径。同时足球市场的发展繁荣也会产生更多足球经纪服务需求，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3.3 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对策分析
3.3.1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足球经纪人管理体系和法规体系
在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上，中国足球决策层如果仅限于原来的思想框架对原有体制修补，则只能流于治标而难以治本。因此，首先的一点是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关系。中国足协在发展思路上，应以转变职能、政事分开为原则，强化资产管理，加强宏观调控，从行政事业性实体管理型逐渐向纯社团性协会实体管理型发展。同时，进一步明确体育法规中的责任条款，严格责任制度，加强足球市场的规范化，杜绝体育法律漏洞，促进体育纠纷的解决，根据体育行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足球经纪人管理法规和规章制度，制定《足球经纪人管理条例》，特别是可操作的实施细则。逐步 建立起高效、廉洁、透明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职能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3.3.2 加大培训力度，构建足球经纪人培养体系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培养足球经纪人的院校，但在时机成熟和条件充许的情况下，可以借签国外的经验，采用体育院校和经济院校联合办学并建立、健全足球经纪人的课程体系，由此构建足球经纪人的培养体系。
3.3.3 加强市场法制、机构建设，完善足球市场体系
市场是经纪人进行经纪活动的场所，是经纪人发展的直接经济环境，因此，建立和完善足球市场体系对足球经纪人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逐步健全各种足球竞赛中介服务机构和经纪人制度、并以足球竞赛市场发展为重点，带动足球训练、康复、咨询以及足球用品、足球彩票、赞助、广告等专业市场的发展。第二：足球市场管理人员，要形成新的管理思路，要树立体育资源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观念、市场经营以经济实体和个人为主体的观念、足球市场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观念以及公平竞争的观念和风险意识。应加强各级足球协会实体化和俱乐部建设，保证足球市场的规范化、有序化，为足球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第三：建立健全足球市场的各项法规，并维护这些法规的权威性。还要建立、健全足球市场执法管理机构，包括机构编制、人员配备，提高执法队伍的素质。
3.3.4 推进职业化发展，完善自由转会制度
客观的说，中国在推进足球职业化初期，由于足球市场机制还未形成，各职业俱乐部还不规范，有关职业化的法规政策还不完善，因而还不具备建立足球职业联盟的条件。但经过近 10 年的历练，可以说中国足球职业化、足球职业俱乐部的发展已基本成熟。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足球赖以发展的大环境尚有待于进一步优化，但职业足球体制的框架已初步搭成。因此，我们应不失时机地把握和建立这种先进的职业化管理体制，使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得以良性发展。对球员转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的主要目的，在于立足当前，把握未来，随着我国足球事业的不断发展，球员注册管理办法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以足球经纪人为中介的自由转会制是足球运动发展的必然。我国足球俱乐部、运动员、教练员和各级管理部门必须同心协力为国内运动员转会市场的不断成熟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健全相关的管理法规及制度，在国内转会管理办法中全面推行以足球经纪人为中介的自由转会制。
3.3.5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足球产业发展
目前，我国足球经纪人作为体育领域中从事经纪活动的主体，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成份的扩大，以及社会阶层的多元化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并必将随着体育社会化和体育改革的进程，随着体育经济的发展和足球市场的逐步形成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观念不承认运动员的特殊价值，更没有意识到足球自身强大的经济功能，从而造成中国足球长期无经营、无市场的状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市场机制被引入到体育事业的发展中来，使体育的经济功能勃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效益，从而带动了足球产业的飞速发展，为足球经纪人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为此，我国应继续加强经济体制的改革，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在转变和规范政府职能的同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我国足球经纪人的发展对推动足球职业化的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对足球经纪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展研究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课题。
4.2 本文从理论上初步构建了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在数理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体现为 6 大类 15 项指标， 6 大类分别为：管理法规因子、智能结构因子、职业化因子、市场化因子、文化社会因子、经济环境因子，这些因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分别从不同方面作用于足球经纪人的发展，共同构成了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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