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5 04:22:56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保险实务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保险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商业保险主要包括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以及责任保险和保证保险等。社会保险是一种最基本、最普遍、最低程度的对社会中的广大劳动者实行的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商业保险却是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基于合同的约定所建立一种保险关系。商业体系保险的范围一般讲比社会保险要窄，而其保险费却远高于社会保险。有关保险的法律事务很多。律师在办理此类事务时主要的工作内容是：
第一，保险合同订立时的主要工作。这是律师办理法律事务时的重要工作之一。无论是社会保险还是商业保险，投保人在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必须对合同条款进行认真仔细的审查，确实了解自己可以享受什么样的保险权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自己就会造成单方违约。由于保险合同通常都是由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而且随着保险种类的增多和日益多样化，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合同更为复杂，更具有专业性。因此，尤其是律师在办理签订商业保险合同的有关法律事务中，要认真审查合同的主要条款，明确诸如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及其免除、保险期间，保险价值和金额、保险费和保险金赔偿及其支付办法等合同的主要条款，而且要根据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进行有着重点的审查。同时还要明确保险人以及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及其相互关系。只要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保护作为相对弱者的投保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保险合同变更和履行中的主要工作。这主要表现在保险合同的一方主体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变更，或保险合同的内容如保险期俭、保险费或保险赔偿金等的变化上。主要的是这种变更必须是保险当事人的双方自愿而且要经过合同确认等。保险合同的履行，是保险法律事务中又一重要的内容。主要表现在要明确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双方具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双方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情况方面。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如何索赔、在合同约定的什么条件下可以索赔、保险人在什么条件下应按约理赔等。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事故的基本情况以及其的真实性程度等，都是律师在办理此类事务时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内容。当然，根据具体的保险合同，所要进行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而且要复杂的多。
第三，保险合同发生纠纷时的主要工作。当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对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及其真实性程度、是否应予理赔、索赔是否成立以及金额应该是多少等方面发生纠纷时，律师的主要工作应是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全面仔细地调查取证，争取使双方取得和解或进行调解。否则，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双方的纠纷。
高校图书馆流通业务外包的可行性
流通业务外包是图书馆继编目业务外包后的又一个业务外包项目。流通业务外包可以降低图书馆的用工成本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可以改善图书馆人员队伍结构，提高读者服务水平。下面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本馆”）为例论证流通业务外包的可行性。
1可以节约人力资源的用工成本
本馆流通服务部编制34人，占全馆总编制的39%，其中合同工（本馆称“非编人员”）13人、事业编制工人9人。以2010年为例，工作人员上架的图书总量大约为80万册。书库工作人员24人，除去寒暑假和周末，按1年180个工作日计算，每天书库每位工作人员的图书上架量为185册。据了解，北京一些高校图书馆将流通业务外包后，外包商给员工核定的工作量是每人每天上架图书800册，如果未达到800册的上架量，则需要整理书架。即使按照每人每天上架图书600册计算，外包商员工的图书上架量也是本馆工作人员的3倍有余。如果我馆将书库工作外包给外包商，就可以减少2/3的用工，而且，外包商付给员工的薪酬明显要低于学校付给本馆工作人员的薪酬，我馆参照其薪酬标准外包，这样就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用工成本。
2可以节约人力资源的管理成本
由于高校图书馆存在事业编制人员和非编人员，非编人员的工资福利和个人发展空间都远不如事业编制人员。但近年非编人员的学历不断提高，大都在本科以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往往工作几年后就会离开图书馆，辞职现象比较普遍，如本馆每年都有2~3名非编人员辞职。由于人员招聘的繁琐性，工作人员的辞职会给图书馆的人员安排和管理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流通业务外包既可以减少非编人员的聘用，减少劳务纠纷，也可以简化人员和岗位的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3可以优化人力资源的结构
信息时代，高校图书馆将更多地参与到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中，学科化服务将成为高校图书馆未来工作的重点。为适应形势的发展，目前许多高校图书馆都提高了新进人员的标准，引进了一批学历层次高、知识结构多样化的人员。所以，在图书馆处于新老人员交替的时期，把好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关，对图书馆人力资源结构进行优化，是很有必要的。例如本馆2013~2014年就有8名同事退休，如果在这个时候引进一批高学历的工作人员，把书库的上架整架工作进行业务外包，可以让高学历人员集中精力开展学科化、个性化读者服务，同时实现对我馆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
高校图书馆流通业务外包的运行管理
1建立定期的沟通制度
实行流通业务外包工作后，图书馆内部管理层之间、员工之间、管理层和员工之间要经常沟通。通过沟通，以随时了解外包服务的完成情况，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同时也要经常与外包商进行沟通，建立定期的沟通制度。如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与外包商建立了日常沟通机制，外包商每月向该大学图书馆领导汇报一次情况，把双方需要协调的工作提出来，经馆领导决定后，再进行安排、实施。如果遇到突况或者问题，双方则随时沟通。另外该馆还本着谨慎与诚信的原则与外包商就读者投诉、整体形象塑造等建立可靠的协商机制。
2加强对外包服务的监控
业务外包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对业务外包工作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控制。图书馆需要建立一套合理详细的业务外包质量监控制度和标准。如北京的一些高校图书馆就规定每个星期要检查一次书库，检查组成员由图书馆分管领导、相关部门主任、外包商负责人组成。要对图书的上架率、错置率进行检查。对于上架率、错置率要制定出量化（如优良、达标、整改等）标准。如本馆实施的每月书库检查制度，检查内容包括整体架面是否整洁、图书是否及时上架、错架情况等。错架情况又细分大类错、跨层复本错、同层复本错等，并给出不同的分值。另外，图书馆还可以组织馆内资深高级职称人员对各书库上架率、错置率进行检查，这样可以促使工作人员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监控还包括外包商对自身员工工作的检查监督和图书馆对外包商工作的监督。如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的外包商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首先，外包商项目经理每周对在图书馆工作的员工进行2次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员工的工作面貌、仪容仪表，书库图书是否有序、整齐，并进库抽查错架率，详细记录检查结果；其次，外包商给每位员工划分责任区，每月按组长日检查、项目经理周检查，对责任人进行奖惩评定。最后，外包商员工每月必须写工作总结，每月回公司述职一次。外包商根据员工述职和工作情况，进行考核与奖励。因此，加强监控是业务外包工作顺利开展和保证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
3建立读者评价体系
除了图书馆和外包商要有一套日常的监控措施和标准外，还要建立起一套良好的读者评价体系，从读者的角度和感受对流通服务工作给予评价。比如可以在网上设立一些评价指标，读者只需在相应按键上（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按一下即可。读者评价体系的建立，可以起到随时监督的作用。但因为网上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它只能起到一种参考作用。因此成立由读者组成的检查小组，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流通服务工作进行检查打分，将他们对图书馆的反馈意见作为图书流通服务工作的标准。
高校图书馆流通业务外包中应注意的问题
1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在进行流通业务外包工作之前，图书馆一方面要与学校领导和人事处沟通，把业务外包的优势和可能出现的问题阐述清楚，让学校对业务外包的利弊有充分了解。如果学校认为是利大于弊，决定进行业务外包后，图书馆要把外包的方案尽可能地做详细，尽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考虑到。另一方面要使图书馆内部的工作人员明白业务外包能够给图书馆发展带来机遇，消除工作人员对岗位调整的担忧。
2选择信誉好的外包商
图书馆业务外包涉及到学校、图书馆、外包商三方利益。业务外包的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在三方的利益都得到满足的基础之上，如果损害其中任何一方利益都会对其他一方或两方的利益造成影响，最终也会使图书馆业务外包的可持续性和外包服务的质量受到影响。外包商的选择是业务外包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如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在选择外包商时综合考虑了以下因素：一是外包商的信誉与行业背景，包括其是否具有较高的诚信度，是否有过成功案例。二是外包商的能力架构，包括外包商的管理水平、创新能力、员工素质及其是否具备可调整的灵活条件和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等。三是企业文化的相容性，即外包商是否具有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理念，是否认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四是所需的外包费用。在同等条件下，选择能提供价廉物美服务的外包商。外包商的信誉和行业背景以及是否有相关业务的外包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外包服务质量。外包价格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绝不能作为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应为质量、效率、管理服务。好的业务外包服务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能够达到共赢效果的。因此，图书馆在写招标书的时候一定要把外包商的资质等综合考虑清楚，并尽量详细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3制定详细周密的合同
合同是图书馆与外包商合作的基础，也是维护双方利益的有效凭证。所以制定详细周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合同十分重要。在合同中要明确外包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对于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安排、突发事件的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等等都需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说明。如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的流通业务外包的合同里就有一条：在不增加总工作量的前提下，服从图书馆因工作需要的临时性调整。
4加强监控
财政部于2006年2月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一—合并财务报表》(以下简称新准则)，已经于2007年1月在上市公司正式实施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新准则属于新制定的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趋同。以前在实务中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是按财政部1995年的《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以及有关复函财政部1996年《关于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复函》、财政部1999年《关于资不抵债合并报表问题请示的复函》和2000年的《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进行的。新准则全面推行后，实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企业不再执行原准则、各项专业核算办法和问题解答。笔者就实务操作中用新准则编制财务报表合并的变化及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影响进行一番探讨。
一、新合并财务报表的变化
(一)合并财务报表的定义变化
新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定义是“指反映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司形成的企业集团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财务报表。其中母公司，是指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子公司的企业（或主体）。子公司，是指被母公司控制的企业。”；在《暂行规定》中合并会计报表是指“凡设立于我国境内，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子公司的母公司，应当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以综合反映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形成的企业集团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其变动情况。”；在《国际准则第27号——合并财务报表和对附属公司投资的会计》（以下简称《国际准则》）中“合并财务报表应包括由母公司控制的所有企业”，新准则特点强调控制,并且是被母公司控制的全部子公司，这与《国际准则》表述基本趋同。
(二)合并财务报表组成部分变化
新准则合并财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下列组成部分：
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合并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下同）变动表；）附注。
在《暂行规定》中合并会计报表包括下列内容：
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损益表；合并财务状况变动表；合并利润分配表。新准则规定、规范了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该差异的原因是企业1998年开始编制现金流量表，《暂行规定》没有作修订，新准则有效地填补了现行实务当中的理论空白。
（三）合并范围变化
1．“新准则”进一步强调了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合并范围的基本理念
控制含义是指一个企业能够决定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另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力。在确定合并范围时，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综合考虑投资企业是否直接或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上的表决权、虽拥有半数或以下的表决权但具有实质控制情形标准（如通过与被投资单位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协议，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上的表决权；根据公司章程或协议，有权决定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权任免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的多数成员；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占多数表决权）、持有的潜在表决权（如持有的当期可转换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期可执行的认股权证）等因素，将投资企业能够控制的所有被投资单位认定为其子公司，全部纳入合并范围，无论该子公司的规模大小、经营性质、经营状况如何。但是，有证据表明母公司不能控制被投资单位的除外，如被投资单位已被法院依法宣告破产、被政府部门托管或查封等，不纳入合并范围。新准则所强调的是，控制是实际意义上的控制，而不是仅仅法律形式的控制。在某种情况下，虽然某一方具有形式上的控股权，但是根据公司章程或其他协议合同规定，可能这一方并没有实际的控制权，这时就不应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相反，虽然某一方没有控股权，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投资对象却具有实际的控制权且能取得相应的控制利益，这时也应编制合并报表。我们要提高母公司实质上是否控制子公司的判断力。
2．在确定合并范围时不再强调重要性原则
在《关于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请示的复函》(财会二字[1996]2号)中，依据重要性原则规定：“对于子公司的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及当期净利润小于母公司与其所有子公司相应指标合计数的10％时，该子公司可以不纳入合并范围，同时，对于银行和保险业等特殊行业的子公司，也可以不纳入合并范围”。“新准则”强调的是控制原则，规定母公司控制的所有子公司都纳入合并范围，这表明无论是小规模公司，还是经营业务性质特殊的子公司都应纳入合并范围，从而使得合并报表真实反映了母公司和子公司所构成的企业集团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信息。
3．原则上取消了比例合并法
《企业会计制度》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企业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应当将合营企业合并在内，并按照比例合并法予以合并。新准则取消了比例合并法。因为控制实质上意味着只有一方能够对另一方实施控制，按照合同约定同受两方或多方控制的合营企业不完全符合合并财务报表控制的定义。也就是说，按比例合并的这部分被投资企业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及损益和现金流量等，实际上母公司单方面是控制不了的，就不应将这种联合控制主体按比例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四)报表格式变化
规定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不属于母公司的份额，应作为非控制权益在合并资产负债表所有者项目下以“非控制性权益”项目单独列示，这就结束了少数股东究竟是权益还是负债的争论。
（五）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变化
新准则规定“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子公司，投资企业应将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投资企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照权益法进行调整”。
按《暂行规定》的要求，投资企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必须使用权益法，将子公司净资产变动对于母公司相关项目的影响在“长期股权投资”帐户中反映出来。
新准则的这种做法可以简化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日常核算，而且提供的独立财务报表具有相关性。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再按照权益法进行调整，调整项目比较集中。
二、实施新准则对企业影响
我国《公司法》中规定母公司以其对子公司的投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对于资不抵债超额亏损的公司，财政部答复广东省正中会计师事务所《关于资不抵债合并报表问题请示的复函》中，规定投资企业未确认的被投资单位的亏损分担额，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可以在合并会计报表的未分配利润项目上增设未确认的投资损失项目；同时，在利润表的少数股东损益项目下增设未确认的投资损失项目。这两个项目反映母公司未确认子公司的投资亏损额。即在合并抵销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净资产时将其差额通过“未确认的投资损失”科目来反映，并分别以正数和负数填列在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未确认的投资损失”项目中。
新会计准则对所有者权益为负数的子公司，根据控制的要求，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其余额应当分别下列情况进行处理：
（一）公司章程或协议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并且少数股东有能力予以弥补的，该项余额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近年来，保险电子商务发展迅速，业内人士表示，在飞速发展的网络经济背景下，随着电子商务各项功能的完善与发挥，保险电子商务的前途将是一片光明。
据中国保险报6月4日报道，电子商务对很多企业和消费者来说，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企业利用网络买卖商品，消费者通过网络上网购物。可以说网络经济已成为人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险行业也不例外。
在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火热发展的同时，金融业“三驾马车”之一的保险也没有甘居其后。大多数保险公司都意识到，谁能突破保险电子商务的核心关键点，谁能找到打动客户的卖点，谁就能占领网上保险这个巨大的市场。近年来，包括外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大型金融网站在内的各路诸侯都在互联网上大展宏图，发动市场攻势，先后推出车险、意外险、旅游险、家财险、货运险等简单保险产品。
据了解，部分涉足电子商务领域较早的保险公司，已经开发出几十种用于在线销售的网上保险产品，保费收入连续多年保持100%以上的增长速度，如：中国人保、太平洋(601099行情,股吧)保险、泰康人寿等。不仅保险公司在大力开拓电子商务市场，近年来一些金融网站也都赶来凑热闹，如：慧择网、保网等。
保险电子商务是保险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产物，指保险企业通过网络开展电子商务，通过因特网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保险服务和综合理财服务；从更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保险电子商务还包括：保险企业的内部活动、保险企业之间、保险企业与非保险企业之间以及与保监会、税务部门等政府相关机构之间的商务活动、消费活动、沟通活动等。
网上保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电子交易，即通过网络实现咨询、对比、投保、核保、支付、理赔甚至是管理等过程。客户通过保险电子商务网站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项目的详细内容，选择或对比选择适合自己的险种、费率等投保内容；在网上输入个人资料，确定后资料通过网络保险平台传入保险公司或保险网站自己的系统；客户通过网络银行的电子支付方式进行保费支付，保费自动转入保险公司或保险网站的账户，保险合同成立，保单正式生效。
担保物权制度是随着交易安全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它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本身作为“商品经济安全阀”的作用被各国立法所重视，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对此制定和行成了大量的法律和判例。但在我国，长时间的计划经济的存在，人为的割裂了市场与商品流通的联系，物权制度无从谈起，更不用说有关物权制度的立法工作了，因此在建国之后关于担保物权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一个无法可依的真空状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物权制度的立法和完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物权制度的理论和实践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担保物权制度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随着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担保制度本身完善和发展的需求，使得《担保法》逐渐表现出它的不足，尤其在担保物权的设立、冲突、实现等方面存在着一些缺欠。也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本文力图通过对担保物权的基础理论以及中外法律的比较着手，就担保物权的竞合问题谈一点自己拙浅的想法。
一、担保物权竞合的概念及种类
1、担保物权竞合的概念
在解释担保物权竞合之前，首先必须解释何为担保物权。所谓担保物权：是指为确保债务之清偿为目的，而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之特定物或权利上所设立的一种定限物权①。由此可见，所谓担保物权系为保证债务履行而于他人财产或权利上设定的权利，因此，其实现必然不能由权利人一人主张即可实现，这是由于担保物权的定限性和他物权性所决定，因此其实现较自物权相比要受到一定的约束。担保物权人在实现担保物权时，不能无条件对抗其他权利人。其原因在于担保物权常常不能完全符合物权之“一物一权”的原则，“一物数权，数物一权”的现象颇为平常，各担保物权人之间的权利常有冲突，任何一方的权利得以行使均要与它方权利人的权利相对抗方得实现。因此，就产生了担保物权的实现的冲突问题。而所谓的担保物权的竞合，即是指担保物权冲突的解决。有学者为担保物权的竞合下如下的定义：担保物权的竞合，亦称物的担保的竞合，是指同一标的物上存在不同种类的担保物权，此时应以何种担保物权的效力优先的问题②。而我认为此定义似有不妥，正如上文所述，担保物权的竞合，起因于担保物权本身之冲突，而非担保物权种类不同而必然存在的效力等级的差异。即应当强调的是担保物权共存时的对抗的状态，而不必强调这种对抗现象下的效力必须来自不同的担保物权种类。因此，担保物权的竞合应当不仅包括异种的担保物权共存一物而效力孰优孰劣的问题，也应该包括同一物上多个同种担保物权共存时的冲突问题，即不论共存的权利有没有效力优先问题，只要其存在冲突（同顺位的比例受偿）即为担保物权的竞合，其重点在于冲突而非效力的优先问题。因此，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所谓担保物权的竞合系指解决同一物上共存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种或异种担保物权时产生的冲突的规则。
2、担保物权竞合的种类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担保物权的种类这个问题，只有确定了担保物权的种类，才能正确的概括出担保物权竞合的种类来。担保物权的分类依不同的分析角度可以分为学理的分类和法律形态的分类两种。依学理的分类方法担保物权分为：法定的担保物权和约定的担保物权、优先性的担保物权和占有性的担保物权、登记的担保物权和非登记的担保物权等等。因在分析担保物权竞合问题上以法律形态角度的分类为基础，而以学理分析为辅助，因此下面就担保物权的法律形态分类着重加以论述。
担保物权初肇于罗马法，包括信托质、质权、抵押权三种，但至优帝时信托质归于消灭③。现代各国民法亦大多沿袭了此一规定，只是于个别只处有些许不同，皆大与其国情有关，但总结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基本可以归纳为四种：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优先权。其中以前三种为理论界之通论，而对于优先权是否具有担保物权的属性存有争议。其中赞同者的观点认为，优先权是特定债权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享有的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动产、不动产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认为优先权具有以下的特点：①优先权是一种法定的担保物权而区别于其他的约定担保物权。②优先权的无须以登记或占有的形式进行公示。③优先权的顺位由法律直接规定，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改动④。而反对的意见认为，优先权是立法上基于特殊政策性考虑，为保障某些特种债权或其他权利优先实现，而赋予权利人得就债务人的一般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一种特殊权利。其理由为：①担保物权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优先权实质上为债权本身的法定效力其并未形成一种新的物权，根本无任何的独立性可言。②担保物权以公示为原则，而优先权不具有任何公示性，因而不能做为担保物权。③有限权制度不具有现代担保物权制度信用保障、资金融通的基本功能。④大多数的优先权均基于税法、劳动法、诉讼法等公法而设立，实质是为保障某些特种债权或其他权利优先实现，而赋予权利人得就债务人的一般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一种特殊权利⑤。因此认为优先权不具有担保物权的属性。我同意后者的观点，因为无论从优先权的设立、公示、还是它的实现方式来看，都不益于把它作为担保物权处理，而似乎把它作为一种特殊债权更为合理一些，因此在担保物权竞合的分类当中，优先权将不在其列，而在担保物权竞合的特殊问题中加以论述。基于以上的分析我把担保物权以法律形态分类归纳为以下三种：抵押权（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质权（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留置权。从而担保物权竞合的种类相应的包括：Ⅰ、同一物上多个抵押权的竞合，Ⅱ、抵押权与质权的竞合，Ⅲ、质权与留置权的竞合，Ⅳ、抵押权与留置权的竞合。据此关于担保物权竞合的问题仅就此四种类型展开，而就优先权与担保物权的竞合问题则作为担保物权竞合的特别问题加以研究。
二、担保物权竞合的实现
所谓担保物权竞合的实现，既是指担保物权冲突的解决。上文已经对担保物权竞合的种类进行了分析。下面就区分不同的种类，对担保物权竞合实现的问题加以分析。
1、同一物上多个抵押权的竞合
在现实社会中抵押人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担保物的融资效能常于一抵押物上同时设置多个抵押权，在形式上一般表现为重复抵押和余额抵押两种。所谓重复抵押是指抵押人在已设立抵押权的物上，于同一物上又设立新的抵押权既是指同一物上同一部分价值，得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抵押权，此种抵押方式与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均为合法之抵押形式。而在我国则为例外，如一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5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在抵押期间，非经抵押权人的同意，抵押人将同一抵押物转让他人或就抵押价值已设置部分再作抵押的，其行为无效。”即重复抵押有效须以抵押权人的同意为前提条件，但《担保法》第35条则完全否定了重复抵押，因此在现行法律条件下，重复抵押并非合法的抵押形式，而且就现实而言重复抵押相较余额抵押是以牺牲担保物的信用保证的效能从而实现其扩大其融资效能的目的，其显然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十分不利。并且重复抵押权人的权利在设立当时虽已为当事人明知之下的效力重叠，但仍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效力的冲突，于是在法、德等国的相应法律当中确定了以抵押权登录的日期决定清偿顺位，顺位在先的先受偿的原则，以此来解决重复抵押权竞合的问题⑦。
而余额抵押是指抵押人在一物上除去先于抵押的价值的部分而剩余的价值部分再行设立抵押的行为。因其抵押物的价值远大于总体债务之和，正常情况下对抵押权人各方均无影响，不会产生抵押权的冲突。但是在现代的商品社会，物的价值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一物设立抵押之后有可能升值也有可能贬值，而于此时同时存在的抵押权既有无法完全实现的危险，冲突即为产生。又依各国抵押权成立要件的约束，往往抵押权的设立又存有瑕疵，而于此时抵押权冲突就更不可避免。又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了余额抵押制度，因此下面着重就余额抵押情况下抵押权竞合的实现的原则进行论述。
①依登记原则———抵押权顺位的确定
公示原则是担保物权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原则，而登记则为抵押权的最重要的公示的形式。各国民法均对此形式要件作了严格的规定。我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也分别就抵押权的登记作了详细的规定，但这两条的法律意义却是不同的。我们知道依我国的《担保法》对于抵押权的分类依标的物的不同而分为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两种，而由于不动产在物权制度中的特殊意义，《担保法》的第四十一条把不动产抵押的登记作为抵押权的生效要件，即不登记则抵押权至始不产生效力。而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则针对动产抵押权，其意义是不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即其为抵押权的对抗要件。因此对于不同的抵押权竞合，登记要件的意义也是不同的。（Ⅰ）在不动产抵押时，依登记原则应当理解为：登记的抵押权优先于无登记的抵押权；同为登记的抵押权依登记日期之先后而决定受偿的顺序；登记日期相同者，在其顺位上取得相同权利而比例受偿；而如果同一物上各不动产抵押权均未登记的，则认为其均为普通债权而无就抵押物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担保法》第五十四条基本上也确认了以上的原则。（Ⅱ）而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原则应当理解为：多个动产抵押权有的登记有的没登记的，其登记的优先受偿；均为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登记日期不同时，日期在前的优先受偿，日期相同的则比例受偿。而各动产抵押权均未登记时则与不动产抵押时有所不同，依《担保法》动产抵押权不依登记为生效要件，即不登记动产抵押权依然成立，只是不得对抗第三人。那么同一动产上的多个抵押权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假设物主甲与债权人乙、丙同时就一动产设定抵押权，那么就甲、乙之间抵押合同丙为第三人，同理乙为甲、丙之间抵押合同的第三人。即乙之抵押权不得对抗丙之抵押权，丙之亦然。那么于抵押物不能同时满足乙、丙的全部抵押权时，一方之全额实现必以损害对方利益为前提。而于此时未登记动产抵押权显然是不能及于第三人的，即乙、丙之间抵押权不应有对抗对方的权利。有因于此，两者权利即无优劣之分，得于同时受偿，即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与同一顺序比例受偿，而不论成立的先后。即“为贯彻非登记不得对抗之规定，宜认为未登记之数动产抵押权处于同一位次。”但在我国现行《担保法》第五十四条第㈡款之规定“未登记的，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受偿”显与动产抵押登记原则的对抗性原则相悖，似有修改的必要。
②顺位变更的相对性原则
公示原则解决的是抵押权效力确定的问题，而顺位变更相对性原则所要解决的则是效力确定情况下权利实现的顺位问题。因此，公示原则是顺位变更原则的基础，只有依公示原则确定了抵押权的效力问题，于此顺位变更原则才有其意义。所谓顺位变更，指同一抵押人的数抵押权人，将其抵押权的次序互为交换。而产生抵押权变更的前提条件是抵押权人为三人或三人以上；且让与人与受让人非同顺位或最后两顺位抵押权人。只有满足以上的两个条件，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顺位让与行为才能对第三方抵押权人产生影响，也只有此时抵押权人顺位的变更才有产生抵押权的冲突的可能。依各国的立法以及法理来看，抵押权顺位变更的效力大致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绝对效力说，一种是相对效力说⑥。绝对效力说认为抵押权人对于抵押权的顺位拥有独立的处置权，其权利源至于抵押权的独立性，因此，先顺位的抵押权人与后顺位的的抵押权人一旦达成让与的合意，则其顺位即发生绝对的变更互相取代对方的顺位的权利。而对于其他的顺位的抵押权人绝对有效。例如第一与第三顺位抵押权人互相变更顺位则第三顺位权利人当然取得第一顺位人的权利地位，而对抗其他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而相对说认为，两者的顺位变更不应当损害其他抵押权人的利益。由于各抵押权人就抵押物的权利份额是不同的，如果实行绝对主义，有可能损害其他人的抵押权的实现。如上之例，当第三顺位抵押权人的债权显大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时，于其他抵押权人而言，抵押权将受到很大损失。基于这样的考虑，相对主义认为顺位变更只于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即顺位变更之后，双方在众抵押权人之中的顺位并不发生变化，而只在清偿时，就优先清偿额度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后顺位人只取得前顺位人权利范围内的优先受偿的权利。显然后者的内容是较为合理的。在我国将来的《物权法》立法时我认为也应当确立顺位变更的相对性原则，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以上就是解决抵押权冲突的两个原则，两者以公示原则为基础，而以顺位变更相对性原则为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同一物上异种担保物权的竞合
（1）抵押权与质权的竞合
前文已经提到抵押权是于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动产或不动产上设立的担保物权，而与它不同的是质权的标的物则是动产或权利，因此两者的竞合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发生的，一般只有在标的物是动产时，即动产抵押权与动产质权才有竞合的可能。因此，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仅就此种类型而言。
①公示要件完备效力均等原则
正如前文所述，公示原则是物权制度当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解决担保物权竞合的情况下最为基本的解决方法。因此在解决异种担保物权竞合的时候，依然需要运用这一原则，只是内容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不同的担保物权的公示形式、意义存在着差异。具体到抵押权与质权的竞合的情况下，动产抵押的法定公示形式是登记，但其意义仅为对抗第三人的形式要件，而动产质权以占有为公示形式，且此要件为动产质权的生效要件。因此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动产质权人已经占有标的物则推定其质权得为有效而不论出质人有无质物之处分权此为质权的善意取得制度，而动产抵押权人如无登记则认为其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动产质权应当优于抵押权优先受偿，其原因就在于动产质权人因占有而使公示要件完备，而动产抵押权人则由于公示要件的瑕疵而不具有对抗的能力。那么两者均达到公示要件完备的时候应当如何解决呢？依《担保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采取的是抵押权优先原则，这样的规定无论是在各国的理论界还是立法来看都可谓独一无二，但独创不见得就正确，其抵押权优先的观点另人费解。首先，就两种担保物权而言均依法律规定完成了公示要件，即都符合物权法定的原则，两者在权利性质上不应该存在差异。其次，两者均是为保证一般债权的实现而设立，就其产生原因上不存在优劣之分。因此，抵押权根本没有优于质权优先受偿的理由。在梁彗星先生的《物权法草案意见稿》第三百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项中这样认为“同一财产上既有抵押权又有质权的，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抵押权人和质权人按照各自设定的先后顺序受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其各自的债权额的比例受偿。”其在解释的理由当中也指出两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无优劣之分。
②设立在先原则的例外———债权人权利优先原则
所谓设立在先原则是指，同为已公示抵押权、质权，设立在先的优先受偿。此为解决担保物权竞合的一般原则，但在抵押权与质权竞合时却存在例外。抵押权与质权竞合在设立顺序上存在两种类型即先质后押和先押后质。此时无论后押还是后质，如果均是为抵押人或出质人的债权而在原有权利后再行设立的担保物权都应依设立在先原则而在先设立的抵押权或质权后受偿。但是如果质权人或抵押权人经出质人或抵押人同意为担保自己的债务，就标的物再行设立抵押权或质权时则不能适用设立在先原则。其理由是，如果适用设立在先原则，质权人或抵押权人的债权人的担保物权将劣于其债务人对标的物的优先受偿权，其债权的担保则形同虚设，于担保物权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宗旨相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即所谓债务人的权利不应优于债权人的权利。因此于此时后设立的担保物权应优于先设立的质权或抵押权优先受偿，这就是设立优先原则的例外。《担保法》解释第九十四条“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为担保自己的债务，经出质人同意，以其所占有的质物为第三人设定质权的，应当在原质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之内，超过的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转质权的效力优于原质权。”仅就转质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而对其他类型没有规定。
（2）质权和留置权的竞合
在一般情况下动产质权与留置权一般不会在同一个在债务人与数个债权人之间发生。因为如果先成立一个留置权，物之所有人将无法向质权人交付质物；而先设立质权，则出质人已不占有标的物，自然没有支配物的可能当然也不会因他引起产生留置的法律行为的可能。因此，只有在权利质押时才有可能使质权与留置权同时指向同一个债务人。而大部分的质权与留置权的竞合都是由于留置权人或质权人的行为而产生的例如质权人交由第三人加工质物，质物被加工人留置的情况；以及留置权人为担保自身债务出质留置物的情况，都会产生两者的权利竞合。那么对于以上的情况应当如何解决呢？
①法定担保物权优先原则
此原则适用于权利质权与留置权的竞合的情形，即只适用于质权、留置权同指向一个债务人的时候。我们知道物权制度的除公示原则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设定，形式，内容均由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而法定担保物权的法定是指担保物权的适用该担保物权的债权项目的法定。即此种担保物权的设置原因亦由法律规定而不得当事人的自治，是一种严格意义的法定原则，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留置权。而设定这种担保物权的债权项目一般都是这些项目的债权较之其他债权，债权人不获给付满足的危险更大，因此，法律往往直接规定符合条件的债权项目能够自动就债权的相关财产取得担保物权；另外，如留置权相较质权、抵押权，不具有物上代位性，从而也决定了它实现权利的有限性。因此通过对立法本意、以及保护特别债权的考虑，法定担保物权应当优于意定担保物权优先受偿。但有时，权利质押权人常常依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作为抗辩理由要求留置权人实现其票据权利，对于此如何解决呢？我认为，质权人基于票据而取得了物之所有人的地位，但是质权人的权利取得于出质人，因权利出让人不得出让大于自身的权利于受让人，因而，留置权人对于物质人就留置物的优先受偿的权利同时及于质权人，即留置权人对留置物的约束同样及于被留置人的权利受让人（权利质权人）。所以，此时质权人不得主张票据行为无因性而对抗留置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②设立在先原则的例外———债权人权利优先原则
此原则适用于动产质权、留置权指向非同一债务人的情况，理由已经在抵押权与质权竞合时论述过，在这里将不在赘述。即于此时，后设立担保物权优先受偿。
（3）抵押权与留置权的竞合
两者的竞合仅在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相竞合的情况，又由于动产抵押权以登记为公示形式，第三人不可能于留置权人手中善意取得抵押权，即留置权人不可能就留置物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抵押。因此，这种情况只要适用法定担保物权优于意定担保物权原则即可，即两者竞合时，留置权优于抵押权优先受偿。《〈担保法〉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同一财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亦作了同样的规定。
总结对以上四种担保物权竞合类型的论述，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依登记原则2、顺位变更的相对性原则3、设定在先原则4、公示要件完备效力均等原则5、债权人权利优先原则6、法定担保物权优先原则
三、优先权与担保物权竞合的实现
优先权作为一种法定的特别债权，是区别于担保物权而独立存在的一项准物权制度。在我国立法中，没有优先权的专门性法律规定，而只是散见于各部门法中。例如，《海商法》中船舶优先权制度，《合同法》中不动产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制度等。与此同时关于优先权与担保物权的竞合的实现问题亦有相关的规定，如在《海商法》中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而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置权受偿。”因此可以看出作为船舶这一特定财产，优先权优于担保物权而实现。
那么是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优先权均优于担保物权呢？首先来看一下《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关于优先权的规定中，规定优先权所及于的财产只能是破产财产，而依《破产法》的定义，"已作为担保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也就是说优先权只能于担保物权实现后的剩余财产部分行使优先受偿的权利。我想立法作出这样的规定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和法律的尊严。担保物权人与破产人依法成立担保法律关系，无论从立法的目的和当事人的意志自治，都是为了保证交易安全，法律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如果在破产人破产时规定优先权优先于担保物权，则担保物权对于担保权人而言很可能形同虚设，而无法实现。这样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担保物权人对于担保制度的信任，而且于此时如果不能保护担保物权人的担保物权得以实现的话，则可能造成一家破产，株连多家的情况。此于优化社会资源，鼓励交易，保护交易安全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如果优先权及于全部财产的话，则会出现下面的情况。即优先权先于设有担保物权的标的物上优先受偿，而使此项担保物权沦为普通债权，而只能于其他债权人比例受偿。之后的破产财产又会在优先权不能在担保物上完全实现时，再优先受偿剩余部分的财产。这样一来，无论是原有的担保物权人还是普通债权人的利益将都会受到侵害。这样一来就会在极大保护优先权所保护的特殊主体的同时，使大多数的交易主体受到不同程度的牺牲，这样的结果显然超出了优先权保护的必要限度，实际上是对其它债权人的歧视待遇。
综上可以看出，优先权的优先性应当严格的限定在特定（法定）财产范围内得以优先于担保物权和某些公权力，而不能任意的优先于特定（法定）财产之外的财产上设立的担保物权，也就是说在这部分财产上，担保物权应当优先于优先权得到清偿。
作者：马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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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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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论》史尚宽荣泰印书馆1979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梁慧星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并且内容日益丰富化。随之而来的便是像猫狗之类的宠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亲睐，家庭拥有的宠物总量激增。仅在北京一地，猫狗等宠物数量就有100万只左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宠物数量也与此相当。
1.市场需求增加
宠物数量的急剧增加，其所产生的疾病、护理等支出也相应增加；其次，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初级产品以及能源供应的紧缺，物价水平的上涨，宠物看病、手术等费用恶性增长；再次，原先因为高昂的宠物注册费和年检费所造成的“黑户”现象，目前正在逐步消除，有户口的宠物数量的增加将会带来宠物保险潜在客户范围的扩大；最后，我国老年人口、单身、丁克家庭数量的增加，使得宠物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宠物被视为家庭成员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宠物的健康成长牵动着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心。
综上所述，随着宠物数量的增加，宠物医疗、手术等费用的增长，宠物主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大，客观上刺激了宠物主人的保险需求。此外，注册费和年检费的减少或者废除，也使得宠物保险潜在投保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宠物地位的提高，还从主观上增加了主人的保险需求。
2.供给主体不足，险种单一
与国外发展较为成熟的宠物保险市场相比较，我国宠物保险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发育程度低，保障范围小。国内目前开展宠物保险的保险公司寥寥可数，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推出了可以独立购买的宠物保险险种，如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一些保险公司的宠物保险则是作为家庭财产综合保险的附加险种，如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这些保险公司仅对宠物的第三者责任风险承保，即只承担因被保险人合法拥有的宠物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的直接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且规定了多种责任免除条款，保障范围狭窄，不能有效满足人们对宠物保险的潜在需求。
二、我国宠物保险市场的创新
我国的宠物保险尚处于初级阶段，还应该更多地借助国外成熟保险市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来不断完善自身的发展。根据国外宠物保险的现状，再结合我国特殊的国情，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力建设我国的宠物保险。
1.扩大保障范围，积极开发新险种
鉴于我国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大的现状，进一步发展宠物保险可以借鉴类似于公共责任保险、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即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宠物保险可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宠物市场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先行推广试点工程，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最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宠物保险市场。在试点地区，应逐步扩大宠物保险的保障范围，将医疗费用、意外死亡等基本保障先行引入到宠物保险中，满足因宠物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等原因而产生的扩大宠物保险保障范围的需求。当宠物保险的经验数据、数理精算、核保、理赔等技术不断完善，宠物保险保障基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保险公司可以针对客户的特殊需求开发多种多样的保险保障产品，满足人们对宠物保险的个性化需求。
2.开展与宠物医疗机构的合作，打造信息交流平台
宠物保险中的医疗、意外死亡等保障的费率设定需要大量的经验数据。如果单凭保险公司的一己之力去搜集理念的观测数据，将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对保险公司来说就显得十分被动。而通过与宠物医疗机构的合作，打造信息交流平台，则可以使保险公司化被动为主动。因为宠物医疗机构掌握的经验数据可信度高，又较为全面，恰恰迎合了保险公司的需要。此外，利用这样一个信息平台，保险公司还可以了解大量的潜在客户的信息，这对于扩大宠物保险的覆盖水平，提高承保质量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最后，保险公司还可以采取类似于银行保险这样的销售方式，直接委托宠物医疗机构营销宠物保险，扩大销售渠道，节约销售成本。
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保险意识
现代宠物保险诞生至今也不过30多年的历史，而在我国宠物保险第三者责任险的兴起更是最近几年的事，因此很少有人对宠物保险有所了解。即便是在宠物保险较为发达的美国，还是存在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听说过宠物保险的现象。因此，要扩大宠物保险的覆盖面，刺激国民的保险需求，促进宠物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大宠物保险产品以及保险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国民的保险意识，养成良好的风险管理习惯。具体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报刊杂志、公车广告、地铁站、火车站、飞机场、娱乐场所的宣传海报等传播媒介吸引国民的眼球，起到宣传宠物保险的作用。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应聚焦宠物购买、治疗等环节，因为这些环节最接近于潜在的客户，若是能提高他们的保险意识，培养起保险习惯，使他们切身体会到保险的价值，那么宠物保险必将会步入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结论
我国宠物保险业方兴未艾，宠物保险市场上蕴含着巨大的需求。借助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结合我国宠物保险的发展现状，可以着力解决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宠物保险发展的道路。但同时不能忽视发展道路中存在的缺乏统计资料、新险种开发的定价风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监管，保险产品的创新需要宽松的市场行为监管和严格的偿付能力监管环境。在这个层面上，如何发挥政府的职能，落实监管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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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机构；企业文化精神；途径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家园。对于一个保险机构来说，企业文化建设是创新保险服务的精神动力和重要举措，是激发员工团结进取和爱岗敬业的关键所在，是做强做大保险业务的重要基石。
保险机构的企业文化是指保险机构的中长期形成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作风、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保险机构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创造精神财富的总和，对保险机构员工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能把员工的兴趣、目的、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统一起来，是保险机构长期文化建设的集中体现。包含价值观、最高目标、行为准则、管理制度、道德风尚等内容。它以全体员工为工作对象，通过宣传、教育、培训、文化娱乐和交心联谊等方式，以最大限度地统一员工意志，规范员工行为，凝聚员工力量，为保险机构总目标服务。
一、保险机构企业文化建设势在必行
一是保险行业业务竞争十分激烈，决定企业文化建设的迫切性。改革开发以来，固定资产总额大幅度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私家车的数量迅速扩大，所有这些都给财产保险机构带来了丰富的保险资源。然而由于保险机构大量增加，以致于保险业务竞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程度。作为保险机构必须转变观念、拓宽思路，尤其是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创新保险服务，提升员工文化素质，把和谐、包容、热情的文化元素融入于保险业务的各项工作之中，增强保险机构的整体竞争能力，才能确保保险机构的稳健经营。
二是保险客户参保意识日趋理性，决定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求新、求美、求舒适、求方便的心理也在逐步增强。对于城乡居民家庭来说，购房购车成为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固定资产的拥有者来说，必然要寻求保障财富安全途径，而选择保险是保护家庭财产的明智选择。因此作为保险机构和员工，如果仅仅停留在就业务而业务的旧观念，缺乏对企业文化内涵的提升，必然会适应不了客户的客观需求，久而久之会失去客户，影响保险机构的稳健发展。
三是保险机构经营观念相对狭隘，决定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机构要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是保障企业生存，增强企业实力，实现经营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对内提升员工福利待遇的实力所在。但是从客观现实上来说，保险机构在拓展业务中，仍然存在着因循守旧和传统经营的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给保险业的发展带来制约因素。保险机构的发展离不开员工同心同德与同甘共苦，离不开员工为实现保险机构整体经营目标，自觉奋斗和甘愿奉献的企业文化支撑。但部分保险机构领导对企业文化建设仍然处于表面应付的初级阶段，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到位，没有真正把丰富的文化元素融入于各项保险业务工作中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保险事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制约保险机构的健康发展。
二、保险机构企业文化建设主要途径
1.凝聚精神文化
一是要切实把握保险机构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着力将企业精神、企业宗旨、经营理念、价值观念、团队精神等文化元素融为一体，形成保险机构的精神文化，去凝聚员工们的心灵，努力提升保险服务的质量。二是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进一步深化员工思想、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积极引导员工自觉地将个人理想与保险机构的发展目标融为一体，激发员工强烈的责任感，以便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提升创新保险服务的动力，努力为保险事业的发展多做贡献。三是要注重树立先进人物典型，以先进保险工作者高尚的职业道德服务客户，以细致的职业素养取信客户，以和谐的职业态度感动客户。同时要通过会议表彰、媒体宣传，使先进人物事迹成为让员工学有榜样和赶有目标的方向，从而逐步把企业文化渗透于员工的心中，转化为一种精神动力，努力为保险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建设制度文化
一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企业文化建设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强经营管理，而建立健全制度又是经营管理中的基础工作。要倡导建立健康向上、激励斗志的制度文化，利用有形制度载体，凸显无形的文化元素。二是保险机构在经营管理中必须建立一整套争先创优、职务晋升、业绩考核、多奖少罚、尊重人才、员工培训和经验交流等制度，根植于每个员工头脑之中，引导员工在执行充满文化气息的制度中，自觉规范职业行为，不断提升职业素养，提高服务质量，从而达到把卓越的制度文化转为工作动力，推进保险事业健康发展。
3.倡导团队文化
一是团队内必须充满活力。活力可以通过员工的创造性、工作热情、和谐的团队氛围体现出来。二是团队内必须有一套为达到目标而设置的控制系统。三是团队成员必须拥有完成任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四是团队领导必须要有一定的影响能力，不仅在团队内部有影响力，而且对团队以外的更大范围内有足够影响力。五是团队精神能推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要通过会议座谈、征文、演讲文体娱乐活动等形式，积极引导全体员工树立立足本职、着眼部门、服务保险机构的集体主义意识，发扬团结拼搏、奋发向上，紧密协作，加强服务，共谋发展的团队精神，形成人人贡献才干，个个乐于奉献的保险机构文化氛围。
4.繁荣服务文化
一是服务文化是整个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保险服务水平和做强保险事业的明智选择。保险机构服务质量的高低是保险消费者选择保险机构的主要因素。因此保险机构和员工，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诚为本”理念，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保险服务，保险事业才会兴旺发达。二是在服务文化建设过程中，保险机构领导必须积极引导员工实行服务制度规范化、服务效率快捷化、服务态度人性化、服务手段多种化，让客户在内心体验到保险机构高效优质的服务。三是在柜台服务上要教育员工注重仪表仪容、规范行为举止。为客户办业务时，要做到“三声两站一双手”，即客户来有问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客户来时站起来迎接，客户走时再站起来送行，传递客户资料用双手。在对外服务上做到“三个一样”，即对亲朋客户一样按章办事不谋私，对关系客户一样对照标准不特殊，对陌生和老年客户一样耐心解释不马虎，让客户亲身感觉到公平公正。四是对保险客户销售保险产品时进行售前认真调查、售中热情办理、售后开展回访服务，通过全流程的规范服务，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5.营造宣传文化
一是要进一步丰富宣传内容。积极面向社会，着重把法规重点、投保要点、品种亮点、理赔手续、服务项目特别是免赔条款等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向客户讲深讲细，提高保险的透明度，让客户有选择参保和有目的投保。二是要进一步拓展宣传方式。改变过去单一盯住报刊、电台和电视等高成本的宣传方法，积极借助社会力量，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以踊跃参加保险，建设美好家园和服务和谐社会，助推经济发展为主题，运用征文、演讲、文体活动、街头设摊、问卷征答和案例解析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保险意识。三是要拓宽宣传范围。主要加强对重点企业客户、汽车销售公司和乡村服务网点等相关部门的联系，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类车友会、联谊会、车主答谢会和消防运动会等，并借此机会向客户提供多种保险服务，热情宣传保险知识，吸收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参加保险。
参考文献：
[1]吴阎：《中国非寿险市场发展研究报告》.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2]王宝敏：《保险让生活更美好》.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我国传统上的人格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有内在缺陷，导致了目前社会信用匮乏的状况。而这种状况为人格化的信用向制度化的信用转型提供了契机，担保物权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信用手段即是其重要表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担保物权日益发挥强化信用的功能，这也是担保物权的发展趋势。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作为传统民法之担保法出现了巨大变革，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从而成为民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担保物权的发展体现了由个别性的人格化的信用转向普遍性的制度化的信用的进程。作为信用手段的担保制度在现代社会日新月异，许多新的型类型涌现出来，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信用扩张的需求为担保制度的飞速发展和变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一、传统人格信用的内在缺陷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它在罗马法中的对应概念是拉丁语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与英语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词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信用”一词在《辞海》里有多重含义：一为“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为“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三为“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
我国古代，信用被推崇为一项重要德性。据统计，“信”字在我国古代儒家典籍《论语》中出现了38次之多，仅次于“仁”和“礼”。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国的高度，“民无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但我国传统文化上对信用的强调，主要着眼于私人品德的修养，宗族乡里风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国的礼治要求。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如先生所形容的“差序格局”，人们大都“生于斯、死于斯”，终生生活在封闭的乡土社区中，社会流动性较小，人际交往范围狭窄，熟人大都是沿血缘、地缘、业缘关系而结识的人，层层外推而形成了“家人／熟人／陌生人”的格局。这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在这种稳定的熟人社会结构中，面子、舆论、互惠等形成的激励约束机制足以有效地维持信用关系，无需财产化的担保和强制性的法律。其不过是一种农业社会、乡土社会、宗法社会的道德形态，与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普遍交易伦理的信用不同。这种信用并没有建构成市场交易的一种法权关系，在伦理上也没有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基本道德义务，而往往必须屈从于“尊尊，亲亲”的规范和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安排。严复先生比较东西风俗，指出两种“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有学者认为，诚信不能上升为普遍道德义务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它的阿基里斯之踵。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向市民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债权债务在陌生人之间扩展，熟人社会的人际信用不足以维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统化的财产担保和法律强制保障交易信用，从而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商品、信用和契约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契约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出现的普遍而广泛的商品交换模式，使人们摆脱了血缘关系这根“天然的脐带”，转而通过契约关系这根纽带维护和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权利义务关系，均被利益调整下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信用”，完成了其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过渡。
我国目前的信用匮乏的现状即源于传统的断裂，社会的急剧转型。在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打破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但由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场的交换关系，交易信用无从展开，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构成实行单位制度，个人被组织在相对封闭的单位中，其交往范围、社会流动与传统的熟人社会颇有类似之处，因此信用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对传统熟人社会之下的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适性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国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与信用不足相关的欺诈和犯罪几乎遍布经济生活各个方面，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诸如假冒伪劣商品横行、“豆腐渣”工程充斥、股市“圈钱”、逃废债务、偷税漏税十分普遍等。
在信用极度缺乏的条件下，个人性的人格信用不足以支撑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取而代之的是普遍性的制度化的信用。这种制度化的信用包括制度化的财产信用，即通过财产权利的制度安排创造信用。近代金融信用的大规模展开，交易主体的不特定化必然要求信用脱离个人因素而普遍化。传统社会中的信用局限于个人人身因素，古罗马通过对人身的处罚担保债权的实现，我国古代则通过宗法社会的道德、人情、面子等人格因素保障信用。而近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基础是财产，当事人通过对财产权利的安排实现债的担保，而信用的维持、财产的担保都必须国家和法律的相应配套建设和支持，从人身担保到财产担保、从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到制度化的财产信用的转化，反映了学者所谓的“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进化过程。
二、作为制度化信用的担保物权
信用之所以必须在法律形成债权这种具有强制力的法权关系，并且必须配合以财产担保的制度设计来维护。信用交易的顺利进行，必需有一套相应的由法律、惯例的制度安排来规范和保障。信用担保正是这一金融制度体系的功能之一。担保是为了克服风险、维护信用，而设计出来的一套财产性的制度安排。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化的信用。日本学者认为，被称作“信用”的词句有相当多的含义，有时，“担保”也作为“信用”的一部分被考虑，两者的关系相当的暧昧。金融担保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信用供给”的基础，即作为创造“信用”的必要手段。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企业活动在该信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
伦理信用具有强烈的人格性，而担保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制度设计，在伦理信用不足，或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时，能够有效地弥补伦理信用的不足，保障交易信用的实现。因此，交易信用（债权）、制度信用（担保）、人格信用（信用权及信用评级制度）、伦理信用（社会道德），以交易信用的创设和保障为中心建构了信用关系的体系，该体系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支撑着市场经济的运转秩序。其中，担保作为制度化的信用居于重要地位。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则无须国家和法律。依靠道德支持的人格化信用在功能上不及依靠法制支持的制度化信用。这是因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内在的限制，无法突破熟人社会的限制。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担保作为制度化的信用机制可以通过对风险的克服，创造信用，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可以打破血缘、地缘的限制，扩大信任的范围，使任何个人、群体或国家之间建立广泛信用关系。从而鼓励交易。
关于人格化的机制和制度化的机制的优劣，有一个有趣的实例。经济学家格雷夫（Grief）在《热那亚与马格里布商人：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考察了中世纪的两个前现代社会组织：一个是属于穆斯林文化的马格里布（Maghribis），一个是属于拉丁文化的热那亚（Genoese）。在地中海同样的条件下，热那亚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不排斥与非热那亚人合作从事贸易，并创立了类似于法院的“社区法庭”，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契约的执行。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体主义，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仅从本族商人中选择或雇佣贸易人，其交易机制是一种人格化交易机制。结果证明，基于法治的非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较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更有效率，而热那亚商人在地中海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生存历史较前者也为长远。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结构，它的基础不是人格，而是国家和法律。
我国目前处于道德失范、信用匮乏的社会转型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格信用的危机其实无形中也给制度化信用建立提供了契机。当人们彼此都不信任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选择法律作为共同的信任基础，通过法律工具设计抵押、质权等财产权利克服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的信用风险。所以，这种不信任具有更长远意义的后果是能够为迈向一种普遍主义的制度提供激励，并且也降低了确保良好防范和制度转轨的成本，为人格性的信任迈向普遍主义的制度性信任提供了契机。
三、担保物权对信用强化的趋势
现代社会中，债权居于统治地位。物权的资本化、价值化，与债权的兴起，密不可分的结合，这符合财产的债权化、流动化，“担保权逐渐由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过渡到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发展趋势。担保物权制度作为一种克服风险的制度化的信用，伴随着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在现代社会迅猛发展。担保权作为信用手段，不仅是债权保障，更是融资的媒介。强化担保权的融资能力，是现代担保法发展的必然规律。目前，我国的物权立法应当顺应担保物权的发展潮流，通过制度设计充分发挥其信用强化、金融媒介的功能。担保物权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就客体而言，担保财产日益增多，范围日趋扩大；就功能而言，由传统的保障债权转向金融媒介，担保的目的不再是保障债权实现，而是大规模融通资金，促进金融与产业的结合；就类型而言，除了传统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之外，又相继出现了最高额抵押、动产抵押等多种类型，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日趋活跃。
（一）担保物权客体的扩张
由于物权法定主义，传统的担保物权的标的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抵押仅限于不动产及不动产他物权；质押限于动产；留置权限于动产。由于物权法的一物一权原则，担保物权的客体只能为单一物。这种制度构造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大规模、长时期的连续易作担保，无疑是“小牛拉大车”，力有所不逮。现代担保法的发展，集合物抵押、浮动担保、权利质相继出现，担保权客体的范围极力扩展，各种权利、集合财产、企业等均可作为担保的标的。客体的广泛性增强了债务人的融资能力，弥补了传统物权担保的不足，即所谓“使法律上不能担保的标的物实现担保化是让渡担保的一个重要机能”。[10]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U.C.C）第九章更是将担保客体统一规定，认为凡具有担保利益（securityinterests）均得成立担保，实现担保的自由化，促进新型担保的创设。担保权客体的扩张，表现为：
1．集合财产。在单一的各个财产固然可以分别设定不动产抵押权、动产抵押权、动产质权、权利质权，但各别担保其经济效益有限，对债权人之保障不足，自难发挥其担保之效用；财团之而财团担保则可发挥财团整体效益，其效力往往非各个财产价值之相加效果，而是相乘之效果，自为抵押人所乐于采用，而债权人所乐于接受。
2．浮动的企业财产。浮动担保制度的出现，企业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在市场中从事有偿的活动、其持续经营具有计划性和目的性的整体财产，一揽子纳入担保的客体。企业是以经营为目的的各种财产综合的组织体，被法律视为权利的客体而存在，而非主体意义上的“人”。德国的主要法学流派也一直倾向于认为企业是一种法律客体。作为财产综合体的企业在整体上性质为不动产。企业在整体上以及企业的一部分可以是买卖、抵押、租赁和与设立、变更和终止物权有关的其它法律行为的客体。作为财产综合体的企业包括所有各种用于其活动的财产，其中包括土地、建筑物、构筑物、设备、器材、原料、产品、请求权、债务，以及对使企业、企业产品、工程和服务个别化的标志的权利和其他专属权，但法律和合同有不同规定的除外。企业经营过程中，仓库中储存的原料、产品等动产，通常处于流动状态，现有商品销售出去，新商品运送进来，川流不息，这种流动的集合财产也可以设定担保融资。
3．权利。权利也可以作为担保的客体。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产权的地位越来越高；随着投资方式和财产形态的变化，权利证券化发展迅猛，证券权利成为个人及企业的重要资产；现代社会交易的频繁，是债权统治的社会，债权的在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债权、证券权利、知识产权，这些无形财产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担保财产。权利质出现并且压倒动产质成为最重要的质权，即为其例。
4．其他权利和法益。新的担保方式，尤其是让与担保等权利移转型担保的产生，大大解放了可以充当担保权标的的财产，原则上凡是具有可让与性的财产权利或利益，都可以就其设定担保，例如：高尔夫球会员权、俱乐部会员证、在建房屋、年金债权、信托受益权等。
（二）担保债权的扩张
传统的担保权所担保的债权往往为单一的债权，并且由于担保的从属性，其被担保的债权只能为现实的债权。这种制度构造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大规模、长时期的连续易作担保，无疑是“小牛拉大车”，力有所不逮。现代市场经济交易频繁，企业之间联结紧密，因此最高额担保应运而生，包括最高额抵押、最高额质押、最高额保证、最高额让与担保等等。所谓最高额担保，是指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以担保财产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其担保的对象是不确定的数个债权，在担保设定时，债权的数量、产生时间、金额尚不确定。
在商业往来中，企业与银行、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经常形成连续不断的长期交易关系。按照通常的抵押制度，欲每项交易都获得抵押担保，必须分别设定担保，并办理登记等各种手续，从而导致交易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当事人在长期的商业合作后，相互已有相当的信赖存在，客观上往往无需每次分别设定担保。最高额担保除了信用担保之外，还可简化手续，提高效率，为当事人之间连续发生的债权创造便利，加速资金和财物的融通，有助于当事人之间建立稳固、顺畅的经济往来和信用关系。
（三）从债权保全型担保到金融媒介型担保
传统的保全型担保旨在保障债权的实现，因而担保权与主债权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债权无效，担保权也随之无效，担保权的从属性得到肯定。而过于强调担保权的从属性将阻碍担保权的流通性，牺牲了担保物的交换价值，压抑了担保权作为价值权的根本属性。现今的社会，担保的媒介融资功能日益强化，即所谓“保全型担保”向“媒介型担保”过渡。担保权的独立性与流通性的确保与从属性的缓和是现代担保法的发展潮流，抵押证券、所有人抵押、浮动抵押等新型担保方式应运而生。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提出著名的“近代抵押权”命题，认为抵押权对物的支配，实际上是对物的交换价值的支配，与保全型担保不同的是，金融媒介型担保把握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发挥其价值权本性，其目的是将抵押权作为金钱投资的对象放在金融市场里流通，流通抵押、投资抵押等融资性担保已成为担保法制现代化的标志。德国首创的最高额抵押制度和证券抵押制度即是其典型体现。
（四）从占有型担保到非占有型担保
现代物权法是由单纯的对物支配，向注重物的利用转变。传统的质押必须移转质物占有，且强行规定不得以占有改定方式设定质权，这限制了物的使用价值的实现，不符合物尽其用的要求。从担保制度的历史上看，古代有一个从旧质到新质的发展过程，由占有质到非占有质、再到抵押，该过程即反映了从占有型担保到非占有型担保的转化，新质最终发展形成今天的抵押制度。并且，抵押制度在近代担保体系中逐渐占据了核心地位，被誉为“担保之王”。在非占有型担保中，人们一方面可以继续利用其担保财产从事生产经营，获得收益，并以此收益来清偿债务及利息，同时又通过在该财产上设定的担保，获取他人资金。而在担保权人方面，则免其对担保物的管理、维护义务，使银行等专业金融机构得以摆脱保管担保财产的包袱而专事经营货币业务。
但由于传统的抵押权仅适用于不动产，因此，为了将非占有型担保扩及动产、权利和其他财产，配以新型的公示手段，权利质、动产抵押、让与担保等新型的非占有担保被创设出来。特别是让与担保，其适用范围极为灵活。让与担保移转所有权，但不以移转占有为必要，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保留设定人对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所以，现代社会，转移占有型担保已局限于极狭小的空间，在市场经济中大行其道的几乎都是非占有型担保。
（五）从典型担保到非典型担保
现代担保体系中，非典型担保兴起，日益冲击传统担保制度的地位。传统民法典所规定的抵押或质押等典型担保，都是债权人基于其在担保财产上享有的他物权以优先受偿，在客体范围、转移占有、优先效力、实现程序等方面都有其不尽如人意之处，如现实时必须依照民事执行法所规定拍卖、变卖等的公的实行程序进行，成本高昂。当事人在交易中为规避实现程序的麻烦，同时达到直接支配财产权利的目的，通过契约自由，创设出非典型担保的交易方式，主要有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的形成大致经历如下阶段：当事人意思自治；交易习惯的生成；判例、学说的承认；最终由立法承认。由于担保物权奉行物权法定主义，这与法律之外创设的非典型担保发生冲突。非典型担保意味着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即物权的自由化趋势。物权法定主义过于硬化，难以适应现时社会经济发展，倘于习惯上能有适宜的公示方法之新物权之生成，自不妨予以承认。……对此种社会事实，若绝对严守物权法定主义而不予承认，则法律不免与社会脱节，若竟熟视无睹，不加可否，则又将贻人掩耳盗铃之讥。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动产担保体系即采自由主义，只要有担保利益即可设定担保权，为解决担保竞合问题，美国体系之登记使其有足够力量保障其排他性。
注释：
[1]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2]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3]参见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4页。
[4]于莹：“信用问题的法律分析及调整”，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5]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6][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日]近江幸治：“日本金融担保形态的变迁与日本担保法面临的新问题”，载《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3期。
[8][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9]参见杨光飞：“‘杀熟’：转型期中国人际关系嬗变的一个面相”，载世纪中国网。
[10][日]米仓明：《让渡担保》，转引自顾长浩：《论日本的让渡担保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0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21页。
[11]参见陈隆荣：“两岸担保物权法之比较”，载王利明等主编：《中国民法典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页。
[12]参见范健编：《德国商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4页。
[13]参见[德]托马斯．赖泽尔：《联邦德国的企业法理论》，载《法学译丛》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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