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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的产生与西方的管理科学和工程经济、苏联的技术经济分析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二十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曾先后产生了对工程项目和生产经营决策进行分析计算的一些方法,如可行性研究、价值工程等。
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纯技术,也不是纯经济,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即把技术与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选择最佳技术方案。
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将技术更好地应用于经济建设,包括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发展生产力的综合论证。
技术经济学把研究的技术问题置于经济建设的大系统之中,用系统的观点,系统的方法进行各种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
技术经济学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并采用各种数学公式、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评价。
技术经济学在研究中采用两种以上的技术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并在分析比较中选择经济效果最好的方案。
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领域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也涉及生产和建设的各个阶段。
从全局的范围来看,技术经济学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例、效果、结构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最佳关系问题;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合理转移问题;投资方向、项目选择问题;能源的开源与节流、生产与供应、开发与运输的最优选择问题;技术引进方案的论证问题;外资的利用与偿还,引进前的可行性研究与引进后的经济效果评价问题;技术政策的论证、物资流通方式与渠道的选择问题;等等。
从部门和企业范围看,技术经济学研究厂址选择的论证,企业规模的分析,产品方向的确定,技术设备的选择、使用与更新的分析,原材料路线的选择,新技术、新工艺的经济效果分析,新产品开发的论证与评价,等等。
从生产与建设的各个阶段看,技术经济学研究试验研究、勘测考察、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生产运行等各个阶段的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综合发展规划和工程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与评价,等等。
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正确研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解析两者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既能科学地说明两者的本质关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实效性。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作者:刘玥 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服务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20世纪30年代 ,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以后,人们开始对第三产业进行理论研究。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产业,所以也是对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的开始。
第三产业是农业、工业以外的包括文教卫生、政府机关、军队警察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总称,内容十分庞杂。服务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服务业的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基石 ,服务经济学就是以这些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服务产品是商品。同一般商品一样,服务产品的二重性是由创造服务产品的服务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即服务劳动的具体形式创造使用价值,服务劳动作为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支出形成价值。服务产品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一部分,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服务产品是由服务企业或个体劳动者生产和经营的。大多数服务劳动者在企业或经济组织中进行劳动,个体劳动者是少数。企业活动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是由服务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或以货币为代表的生产资金,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
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服务者对消费者直接的服务,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对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比其他部门更有决定意义。因此,服务经济学特别注意研究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服务产品作为商品必须进入市场才能实现自身的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服务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也是以市场为舞台。因此,对服务产品市场的研究,也是对服务业内部和外部的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同时,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服务产品市场不同于实物产品市场。
例如,服务产品市场的弹性很大,是由于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经常处在相互替代的变动之中。服务企业或单位若要扩展市场、开拓市场,必须使自己的服务产品适销、优质、廉价。因此,对服务业进行计划指导,也要以服务产品市场的特点为依据。
服务经济学不是孤立地考察服务业的经济活动,而是在它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相互联系中,考察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全过程,考察它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服务业为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它的产品是当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
它为了满足自己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从其他部门取得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个过程,就是服务业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生产越发展,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服务业的需要越大,同服务业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探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重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续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摘要: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征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和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非凡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功能。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给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和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答应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和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摘要:“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摘要:“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新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和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摘要: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和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摘要: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靠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新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新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和发展、贸易和环境等新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摘要: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假如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靠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摘要: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假如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摘要: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功能,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和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探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摘要:
①考虑战略互动功能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索,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新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新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功能,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功能,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索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索政府政策的功能,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新问题。对于这一新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和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探究和开发、学习效应和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探究和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摘要: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假如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和福利。他和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新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平安、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向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向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和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靠、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向。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摘要: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摘要: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非凡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心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新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
1980—1994期间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技术进步和最佳实践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1978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了吗?
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及制约其变动的某些因素——就天津市城镇居民家户特征的影响进行的一些讨论
中国城镇职工实物收入下降的原因分析
中国农村耐用消费品需求研究
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结构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
经济发展、地区分工与地方贸易保护
双重成本约束下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石器时代”的规则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的评价与完善
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
中国利率期限结构分析
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9)
企业产品最优品种数量确定及其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
税收中介:环状模型
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
中国城镇就业所有制结构的演变:1988—2000年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布的变化:1988—1999年
我国地区经济收敛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1978—2002年
中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内生制度根源
创新的合约选择与企业家精神
制度变迁、银企关系和扭曲的杠杆治理
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溢价的实证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分布实证分析——以电子通讯行业为例
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的再比较
报复性反倾销对外来反倾销的抑制
外国技术授权策略与本国关税政策之探讨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成份、家庭文化和教育
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信息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个人电脑使用回报率的估计
发展中国家间的民主进步能促进其双边贸易吗——基于引力模型的一个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协商:不确定性与最优选择
实际汇率变动对商品国内价格的影响研究
收益递增、运输成本与贸易模式
财政转移与产业集聚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
企业家合约与经济增长
市场规模与中国省区的产业增长
外部掠夺下的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
银行监管力量重构损害了市场约束的效用吗——基于亚洲银行1991—2005年面板数据的研究
信息优势、市场预期与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基于不完全信息Cournot混合寡占模型的分析
信贷需求:小额信贷覆盖率的决定因素之一——来自中国北方四县调查的证据
波动率微笑、相对偏差和交易策略——基于非线性生灭过程的股价波动一般扩散模型
声誉、搜寻成本与网上交易市场均衡
非参数估计方法在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分析中的应用
卢现祥,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规划部部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高等教育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学会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二、研究方向及主要贡献
一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主要出版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本)、《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0年第二版)及《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12年第二版)。这三本书都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进行了探讨,各有特色和侧重点。专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的专著,多次重印,在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1年4月29日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的“被引次数最多的图书”显示,1996年出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被引1251次,在经济学类排在较前面。CSSCI评析卢现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五年内在经济学领域被引100次以上的著作”中排名第9,五年内被引246次。在我国2000—2004年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96种图书中,卢现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排在第19位。
二是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去解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注重中国现实问题的剖析,关注国计民生。近年来以寻找一个好制度为主线,以现实问题为题材,先后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等发表了近百篇理论随笔,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并于2010年出版了《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随笔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本随笔集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搜狐读书、凤凰网读书、当当网读书、中国文化传媒网等多家网站转载或连载。
三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并探讨一些转型中的中国现实问题。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这也是作为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吸引人的地方所在。经过筛选和修改,汇集成了这本《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次选择了36篇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即制度理论、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与中国模式及中国经济问题。此前还出版了《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和《有利于穷人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三、主要成就及获奖情况
卢现祥教授先后在《经济研究》、《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世界经济》、《财贸经济》、《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改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了与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文章80多篇,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并引起了较大反响,其中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英文名称:Economics Study of Shanghai School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上海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
国内刊号: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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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语言经济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分别在语言与收入的关系、语 言与经济发展、语言的动态发展及语言政策方面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并对宏观语言政策的 制定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一、 语言与收入的关系
语言与收入的关系一直都是语言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探讨语言与收入的关系主要 从下面两个视角入手:一方面,某个人群或社会阶层归属于一个特定的语 言种群,该种群在社会经济中实物和金融资产所占份额比较低,则归属于这一特定语言种群 的社会阶层也将获得劣势的收入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或者其他合理的因素和语言 水 平相关,特定语言种群成员的收入理所当然会与其他种群成员的收入有所差别。另一方面 ,讨论第二语言对收入的影响。语言经济学家不是从种族歧视的角度而是从语言沟通费用的 角度来考 察这两者的关系。F.Grin等人2000年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收集了在瑞士掌握英 语对收入影响的数据。在研究中,英语被分为听、说、读、写四种不同的技巧,根据 掌握情况的不同,每种技巧又分为四个等级:熟练、良好、一般、无。下列表格说明了这种 关系:
很显然,调整后的收入与第二语言水平有很大关系,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英语水 平高收入水平也高,英语水平低收入相对也低。
当然,第二语言水平高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受教育水平高,收入的提高同时也是来自于受教育 水平的提高。其他因素比如经验也都会影响收入的高低。
二、语言与经济发展
这个方向的研究成果很多,而且内容各异,主要是考察在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中语 言所起的作用。有些学者研究过语言在广告和客户关系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双语国家或地 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实证性、描述性的。还有一些学者从"跨文化管理"的角度 来解 释语言对经济的作用。他们并没有把语言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而是指出文化差异在生产和 交 换中的作用,语言差异是作为文化差异的一部分来影响生产和交换的。在这方面,Hocevar( 1975)和Sabourin(1985)的研究贡献是深远的。Hocevar分析了 把语言作为影响生产的一个单独变量后生产成本函数的变化,Sabourin考察了具有一定外语 能力的雇员和要求一定外语能力的工作岗位之间的匹配过程。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 最基础的理论。
从宏观角度上,有些学者试图把经济体内工人的语言能力和经济体的外部贸易联系起来(Sta nton & Lee,1995),但是这个联系只是叙述性的,没有任何实证验证。很多研究也都试图量 化特定语言的出现对某些地区经济的影响(ó Cinnéide & Keane, 1998;Sproull, 1996)
Albert Breton 在《语言和双语主义》中提出,国际贸易中的语言障碍类似于进行贸易的 两个国家间的地理距离,要克服这种距离是要花费成本的,这种成本类似于运费,是支付给 翻译人员的酬薪。
三、语言的"网络效应"与语言的动态发展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Reinhard Selten与经济学家Jonathan Pool合作的《外语 技巧分布的博弈均衡》验证了语言的"网络效应":当更多人使用一种语言时,对其他人来 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语言变得更有用了。语言的这种性质明显不同于公共产 品 ,也不同于私人产品。毫无疑问,网络效应在语言动态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语言的网 络效应在解释语言的动态发展的应用这个问题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语种的发展过 程,尤其是小语种 的生存问题;二是世界通用语言的出现,尤其是在网络经济条件下通用语言的出现问题。
对于语言的动态发展问题,社会语言学家的理论难以很好地解释,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成 为 语言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John和Yi在1996年提出了语言随经济发展进化的一般过程 : 第一阶段,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两种语言群落并存,并且它们很少有经济往来;第二阶段 ,其中一个群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繁荣时期,比如工业化;第三阶段,另一个语言群落被收 到经济力量强大的群落中,只懂经济力量弱小群落语言的人越来越少。针对如何保持和发展 小语种的问题,语言经济学目前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政府的语言政策鼓励对劳动力市场上 小语种掌握者的需求,提高小语种人群的收入,由需求来刺激供给,激励越来越多的人学习 小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