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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我国票据诉讼制度的充实和完善
公示催告制度自实施以来，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一是票据流通范围广，企业和银行难以注意到授受的票据是否已被公示催告，承担着较大的风险；二是见票即付的票据，特别是银行汇票，其付款银行遍及全国各地，公示催告的止付书难以送达确切的付款银行，使公示催告难以实行；三是由于“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行为无效”，有碍于票据的流通使用。鉴于只靠公示催告办法难以解决票据运行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所以，我国《票据法》在规定了失票人可以采用公示催告的方式进行救济，同时还规定失票人可以通过诉讼实现对自己权利的保护。
式 作为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除我国《票据法》第15条明确规定失票人可以采取“诉讼”这种方式外，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有相关的规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在利害关系人提出权利申报、人民法院作出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后，“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198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前引“司法解释”第35条规定：“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在票据权利时效届满以前请求出票人补发票据，或者请求债务人付款，在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下因债务人拒绝付款或者出票人拒绝补发票据提起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票据支付地人民法院管辖。”，所以，这种“诉讼”绝不像有人理解的“只是适用普通民事诉讼问题”那么简单。
笔者认为，在上述规定中，除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8条所规定提起的撤销之诉，是属于对不当除权判决的救济措施外，其他规定中所涉及的“诉讼”，都应当是《票据法》第15条规定之“诉讼”的具体类别。根据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在票据丧失的情况下，失票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提起相应的民事诉讼：在票据灭失或者票据丧失后票据现持有人不明确的情况下，失票人可以提起付款请求权诉讼；如果丧失票据的时效尚未届至（未到付款期），失票人还可以要求出票人补发票据，出票人拒绝的，则失票人可以向出票人提起补发票据请求权诉讼。在票据丧失后票据现持有人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失票人可以向相对人提起的票据返还请求权诉讼。至于这些诉讼应当适用何种诉讼程序，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具体的规定。
由于票据权利属于一种证券权利，它是票据这种物（纸）的物权与票据上记载的票据权利的结合。而票据返还请求权诉讼是因为票据现持有人不当占有失票人的票据，失票人提起的请求返还票据这种物的诉讼。这与普通的财产所有权返还诉讼并无太大差异，因此，失票人完全可以按照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权利的救济，而无须重新设置一种程序。而在我国现有的票据法律制度框架下，对所谓的补发票据请求权诉讼能否发生，笔者表示严重质疑。因为，我们前文所述的英美法系中票据丧失后失票人申请出票人补发票据的救济方法，是建立在复本制度基础之上的。而我国《票据法》并未规定票据复本制度。那么，在没有票据复本的情况下要求出票人补发票据，这只能发生出票人重新出票的问题。而出票人重新签发的这一票据绝对不能成为丧失票据的替代品。出票人重新出票就意味着与受款人发生一种新的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出票人拒绝补发票据应该是当然的事，如果失票人据此也可以得到司法救济，那对出票人绝对是不公正的。既然在目前条件下补发票据请求权诉讼是无发生依据的，那在此谈论它的程序设计也是没有意义的。
而对于在票据丧失的情况下，为进行票据权利的恢复性救济而提起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的程序应当如何设置问题，是需要我们深人研究的。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在没有确定的被告的情况下，原告是不能提起诉讼的。那么，失票人在不知自己的票据于何人之手的情况下，诉讼应以何人为被告？在具备何种条件下方能确定被告？而诉讼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设计程序时应当关注的。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关于票据诉讼的法律规定，并结合我国的法制现状，对票据丧失付款请求权诉讼的程序作如下设计：
1．丧失票据的票据权利人可以向票据付款地或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出请求票据的付款人、付款人支付票据金额的诉讼；
如果付款人、付款人死亡或被宣告破产或被终止业务活动或由于种种理由无从查找，失票人也可以请求其他票据债务人支付票据金额。之所以规定失票人首先应请求票据的付款人、付款人付款，而不将被请求的对象延伸到其他票据的债务人，是因为，如果法院最终确定票据的付款人、付款人付款，那么，票据的法律关系也就到此终结了。而如果以其他票据债务人为被告，那么，其他票据债务人势必在履行票据债务后向他的前手进行追索，但票据已被原告丧失，已无法通过票据确定前手，而判决书中也不可能为履行票据义务的其他票据债务人确定前手，因此，当其他票据债务人履行了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后，若要向其前手追索就必须另行诉讼，如此类推，无端增加讼累。
但是，如果把被请求的对象绝对地限定在票据的付款人、付款人，也会造成票据信用的缺失，不利于我国票据制度的健康发展，因此，如果付款人、付款人死亡或被宣告破产或被终止业务活动或由于种种理由无从查找，也应该允许失票人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款。
2．丧失的票据已到付款期限的，原告可以提供担保，请求给付票据金额；或不提供担保而提存该票据。
由于失票人是在不持有票据的情况下要求票据的付款人支付票据金额的。在票据的付款人向失票人支付票款后，如果有善意第三人持票请求付款人付款，根据票据是无因性证券和提示证券的特点，该票据付款人是应当付款的。这样，票据的付款人就会构成双重付款。所以，规定原告提供担保，就是要避免票据的付款人因票款之支付而造成双重给付的损失。
3．丧失的票据未到付款期限的，原告可以提供担保，要求票据付款人、出票人在票据付款期限届满时支付票据金额；或不提供担保而在票据付款期限届满后提存该票据。
如前所述，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请求补发票据的法律依据，因此，原告不可能像英美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票据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那样，向出票人提出补发票据的请求。而如果失票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就尚未到付款期限的票据为付款的主张，那么，这就会形成这样一个悖论：票据权利人如果持票向票据付款人请求付款，就必须是在票据付款期限届至时；而假如票据权利人无票据却可以在票据期限到来之前，就可以向付款人请求付款。如果允许这样的悖论存在，那么，一些心存不良的票据权利人势必利用这样的法律漏洞，提前要求票据付款人付款，获取不当利益。所以，笔者认为，如果原告在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出将来给付之诉，不仅能够弥补我国现行《票据法》因立法缺陷给当事人权利保护所带来的障碍，而且，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当事人权益的平等保护。
4．原告提起诉讼时，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提出票据的影印本，或开示票据要旨及足以辨认票据之事项，并释明票据被盗、遗失或灭失等的事实和理由。
这是对原告起诉的形式要求，即原告起诉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在起诉状中应当对票据的种类、票据的金额、票据的付款期限、票据的付款人、票据的付款地等票据基本要旨，以及对票据被盗、遗失或灭失等的过程进行阐述，以方便人民法院对事实的审查认定。
5．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后，应当对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告提供的担保是否适当等事项进行审查。
人民法院再审查这类起诉时，最关键是要审查原告提供的担保是否适当、是否足够。在原告提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主张的，那不管它是要求及时给付，还是将来给付，都必须提供适当的、足够的担保，这应当是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假如将这样的条件无限制地扩张到所有的票据丧失付款请求权诉讼中，那么，也有可能使这种救济措施的存在价值大大降低。所以，如果原告不提供担保，或者不能提供适当的担保，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就驳回原告的诉讼。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行使释明权，让原告变更诉讼请求，重新提出提存票据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依然可以受理原告的起诉。
6．原告应当对票据权利存在及自己享有票据权利承担证明责任。
票据关系是在相应的基础关系存在的前提下发生的，所以，即使持票人丧失了票据，不能直接通过持票便捷地向付款人主张票据权利，但是，他还是可以通过票据的基础关系来证明票据权利的存在以及自己是票据权利的主体的事实的。这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担原则。
7．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定原告对票据权利的存在及自己享有票据权利的证明已达到证明标准的，对原告已经提供有效担保的，应当判决被告支付已经到期票据的票据金额，或判决被告在票据到期后支付票据金额；对原告没有提供担保或者原告提供的担保不适当且经人民法院要求变更担保后，仍不能提供适当担保的，应当判决提存或在票据期限届满后提存票据。如果原告对票据权利的存在及自己享有票据权利的事实不能进行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对权利行使发生争议的事实存在的情况下，亦即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条件已经成就，但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因而双方发生争议的事实发生，原告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票据丧失付款请求权诉讼是一种票据权利恢复性诉讼，是对丧失票据的持票人的一种权利救济措施，所以，它与普通的民事诉讼不同，也有别于一般的票据诉讼。在票据丧失付款请求权诉讼中，原告是在不具备行使票据权利的条件（即持有票据），在没有与相对人发生争议（即未向付款人提示票据）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胜诉判决既可能是一种附担保条件的即时判决，也可能是一种附担保条件的将来判决，而且这种将来判决是基于原告将来给付请求和票据尚未到付款期的事实作出的。原告取得附担保条件的判决后，不仅取得即时或将来对票据金额的付款请求权，同时也获得执行的依据，即在票据付款人（判决书中的义务人）拒绝依判决书支付票据金额时，就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担保并不因此解除，通常要持续到票据时效届满后。
关键词：行政契约；司法救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6―0150―02
行政契约作为行政主体的一种新型管理手段，在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俗话说，有权利必有救济，在现代社会，当大量的有关行政契约的纠纷出现时，怎样才能给予其良好的法律救济，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西方国家通过协商、仲裁、行政机关内部裁决或者是行政诉讼等实现在行政法上对行政契约的救济。
在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契约纠纷的解决也倾向于通过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但是，一方面我国救济制度深受民法与经济法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行政契约本身的特点较少受到关注，从而在建设行政契约救济制度时制度存在着不足，所以，对现有救济制度进行讨论和试建很有必要。本文限于篇幅所限，在此仅讨论司法上的救济模式。
1我国行政契约司法救济制度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大部分学者目前更倾向于将行政契约纠纷纳入到诉讼途径解决，但是从现今的司法实践中看，在处理行政契约纠纷时，存在着诸如法院管辖疏漏、行政诉讼障碍等问题。
1.1法院管辖的疏漏
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了许多法院管辖上的疏漏。一部分行政契约纠纷被作为民事纠纷或商事纠纷纳入到民庭或者经济庭管辖，如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城市建设拆迁补偿纠纷、市政工程建设纠纷、国有企业租赁承包经营纠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相对人实施的单方行政行为。行政契约作为一种双方行为，显然并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并于2000年3月10日实行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变更为行政行为，但是，行政契约只是一种具有行政性的新型行为，它并不属于行政行为。所以，行政契约并没有被纳入到行政诉讼法的救济范围。
1.2行政诉讼救济上的障碍
在上文中我们说了，行政契约没有被我国现行行政法纳入到行政诉讼法的救济范围，因此，与行政契约的特点相对应的审判规则及具体制度一定存在着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行政契约的单向性诉讼结构存在不足。行政诉讼法规定只有相对人享有权，在行政主体不能行使行政优益权的场合，如果行政契约的相对人一方侵害行政主体的合法权益，根据现有法律规定，那么行政主体的权益就得不到维护。第二，行政诉讼法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行政机关负主要举证义务。这就造成了行政诉讼双方权利义务、举证责任、诉讼地位上的不对等，从而行政相对人不积极参与诉讼，而行政机关举证时常有瑕疵。法院在对审理案件时，不审查相对人在行政契约履行中的行为是否失当，补救是否恰当、及时等情况，不能与相对应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必要的对比和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裁判的公正性。第三，由于没有一部统一的、有关行政契约的法律，造成了法院在适用规则上的不一致。第四，法院的裁决形式也不能满足行政契约纠纷的需要。
2我国行政契约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行政契约是政府实施民主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行政契约在当前社会的不断增多，行政契约纠纷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但是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行政契约制度，这就违背了当前行政契约实践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行政契约的司法救济制度，从而为行政契约争议的解决搭建起一个良好的诉讼救济平台。
2.1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将“具体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使行政契约这样的双方行为无法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最高人民法院并于2000年3月10日实行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变更为行政行为。但是，即使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做了此种修改，行政契约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前文已述，行政契约是一种新型行为，他不同于行政行为。所以，要将行政契约的纠纷，包括其中涉及民事性质的纠纷，全面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仍需有专门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给予更加明确的支持。为此，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在保持行政行为作为受案范围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并将其与行政契约以及其他因行政法的发展可能衍生出的新型行为一道纳入到行政诉讼之中。
2.2构建双向性审查结构
前文已提到，在行政诉讼制度构建初期，立法者对行政契约的特性认识不充分，在制度设计上表现为以审查行政行为为唯一目标的单向性构造模式，即行政主体无权借助法院实现行政意志，只有相对人才可以寻求司法救济。所以在传统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诉讼地位是恒定的。也就是说，原告永远是行政行为所针对的行政相对人，而被告则永远是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立法上的这种选择已经明显不适应发展要求。
首先，实践中，行政契约纠纷多数是双方行为所致，或者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行政主体在缔结与履行行政契约中拥有一定的行政特权，但这种特权的行使是要受到限制的，行政主体的意志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完全通过其单方意思表示得以实现，而需要人民法院居中作出裁判。由此可见，行政主体同样存在要求司法机关查清、认定事实的需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在立法上作出变动，赋予行政主体在一定条件下的权。
其次，如果不对行政诉讼结构进行重新构建，即使承认行政契约案件可以作为行政案件受理，也会因为不契合行政诉讼结构而不能实际解决行政契约纠纷。以德国为例，战后德国之所以行政契约能蓬勃发展，就是得益于行政诉讼制度改革。行政诉讼的结构性变化，使得其功能的多元性毫不逊色于民事诉讼，从而解决相应的行政契约纠纷也变得更加轻松。综上，我们应当针对行政契约的特点对审判的规则及具体制度进行相应的增补与重构。
2.3适用混合性审查规则
行政契约作为一种新型行为，它具有契约性与行政性的混合属性。在我国并未制定专门的行政契约法律制度的前提下，现有的行政法律并不能满足调整行政契约的需要。而行政契约有其契约属性，例如，要约与承诺、契约自由等等，可见，行政法所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与民法有着相似的地方，援用民法上共同的法理对相似问题进行处理，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在司法审判中，适用民法规则应符合以下两个标准：一是行政法未作特别规定，且与行政性相容；二是处理行政契约关系所依据的法理与民法原理有着共同性。适用民法规则时，上面这两个标准应当共同满足。由于行政契约关系为行政法律关系，这种属性决定了适用法律的专属性。而且，在依法行政的理念支配下，排斥适用其他法律。相反，只有在行政法未作特别规定时，且适用民法也不会与行政契约的行政性不相容时，则可以适用民法规则。
2.4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通常由行政主体一方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担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但是为了公平起见，在行政契约纠纷中应区别不同的情况对举证责任进行合理分配。笔者认为，如果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特权的情况下引起的行政争议，确实应当由行政主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但是如果是行政合同本身所引起、争议内容只涉及一般民事权益的行政契约纠纷，则应当援引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来分配举证责任。
2.5判决类型多元化
对行政契约案件的判决既有针对行政契约的判决，又有针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行为的判决。针对行政契约的判决包括确认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履行判决等；针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优益权的判决包括撤销判决、赔偿或补偿判决等。具体设计如下：
确认判决：即确认行政契约是否合法、有效。各国均规定了民事合同的无效情形，我国也应对行政契约的无效情形做详细规定，包括：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不具备缔约能力的；所缔结的契约违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等等。
撤销判决：是指契约欠缺生效要件，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请求法院判决契约为无效。可撤销的合同是一种相对无效的合同，只有合同存在重大误解、显示公平或一方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使他人丧失真实意思表示时，经另一方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合同，法院才可以做撤销判决。
变更判决：该判决形式主要适用于显示公平的行政契约案件。行政契约适用变更判决的理由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别主要在于行政机关负有维护公共利益的义务，因此，行政合同成立后，为防止或免除公益桑重大之损失，行政机关有权申请法院作出变更判决，以维护公益。
履行判决：是指行政契约一方当事人认为另一方未履行契约义务，向人民法院，法院在审查后判决另一方继续履行契约的制度。
【关键词】仲裁；司法；救济；完善
一、民商事仲裁与司法终局辨析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法治的进步，社会纠纷的发生与解决不再是为社会所轻视，传统的“厌讼”观念得到了有效的改观，普通群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其中，仲裁与司法是两类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仲裁制度发展上，现在仲裁机构从过去的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变为现在的民间机构。所谓仲裁是指“仲裁是区别于司法的纠纷解决机制，它以纠纷双方当事人事先达成的有效仲裁协议为依据，排除司法管辖，而由非官方的仲裁庭进行审理，并作出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的裁决。”《仲裁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民商事仲裁裁决终局的效力。《仲裁法》第9条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就该纠纷可以根据双方重新达到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司法终局，是法治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认同的一种观念，终局性是现代司法的根本属性。一切案件或纠纷，一旦进入司法程序，由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生效的判决、裁定或决定，便应得到最终解决或平息，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应再作处理，以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
二、民商事仲裁的内容
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其本身程序的要求低，以及高效公正的特点，对进入司法程序的纠纷进行了有效的分流，这对于缓解司法机关的裁判压力，并在当前对于解决社会纠纷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依据《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依据这条规定，对于仲裁的进行明确了三条原则：一是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必须是民事主体，包括国内外法人、自然人和其他合法的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组织；二是仲裁的争议事项应当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三是仲裁范围必须是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此外《仲裁法》从反面对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等内容不予受理。其中，仲裁进行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双方协商一致基础上，在仲裁协议基础上申请的仲裁。这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再次宣示。仲裁在于司法机关的职权分工上，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三、司法对民商事仲裁救济制度的完善
（1）合理地界定我国司法机关对仲裁裁决的监督范围。我国《仲裁法》应对我国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范围重新进行界定。应当规定，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对象只能是程序问题，而不包括实体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因为有权审查仲裁裁决的法院既可能是本国法院，也可能是外国法院，若以实体公正为法院审查仲裁裁决的基点，实际上等于要求仲裁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符合全世界的法律观，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没有合理而明确的监督范围，这直接导致司法机关对仲裁裁决的监督没有一个可依据的标准，这对于仲裁的救济是很危险的。（2）细化对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司法救济范围。仲裁裁决在一般情况下具有终局的效力，但是也有例外。依据《仲裁法》的相关规定，裁定不予执行的法定事由包括：无仲裁条款或协议；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决行为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院此时对仲裁权的监督，是对仲裁权的实现的监督，虽然这种监督也是被动的，但其监督范围扩大了，此时的监督，不仅有程序上的监督，也有实体方面的监督。法院在此阶段对仲裁的监督，是对仲裁公正的最终保障。”但是，申请不予执行对于一项仲裁裁决的效力已经到了即将实现的边缘，作为司法对仲裁的最后救济和监督手段，对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应该更加细化以及范围放宽。
参考文献
【关键词】；行政救济；司法制度；文化历史传统
“有权利必有救济”，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利的不法侵害后，法律应当赋予公民寻求和获得救济的渠道。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多元的行政救济法律机制，包括行政诉讼救济、行政复议救济和救济。而其中，制度承载着艰巨的任务。制度是一项脱胎于东方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行政监督和权利救济制度。近年来，不断出现，上访人数、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与此构成鲜明反差的是，公民本可走法律程序的行政救济（包括行政诉讼救济和行政复议救济）却一直面临着一种困境：收案数严重不足。我们不禁思考：缘何缺乏一定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却在中国如此受欢迎，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我国司法的制度缺陷导致民众偏好
司法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中国的司法制度，深深扎根在中国广袤的沃土，因此，难免带有人治的色彩。法治与人治不断碰撞与交融，不仅可能损害程序公正，更有可能损害实体公正。现如今，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独立性不强、权威不足等问题。当群众在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受到损害寻求救济时，中国司法制度的缺陷使民众不得不选择。
（1）司法救济的高成本。正如有学者指出：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司法的每一项活动都有成本，甚至要考虑司法腐败所额外增加的成本。总之，司法的活动成本是可以明确、理性计算的，而且是预交的。相对而言，的成本是有优势的，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如此。政府不仅受理案件不收费，甚至来回路费都会给予一定的补贴。有学者在研究私力救济时发现了一个成本支付定理：事前支付比事后支付尤其不受欢迎，即使事前支付小于事后支付。这个定理更适用于，即使的实际费用高于司法，行政相对人仍会感觉费用低，在权利救济中选择。（2）司法救济的窄范围。司法的救济范围太窄，只包括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合法权益不仅仅包括这两项。当公民的其他权益受到损害，而司法却不能受理时，公民就只能转向寻求救助。保护的是行政相对人的所有一切权益，对任何的侵害均可以提出请求，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在司法，尤其是行政复议中，明确规定不适用调解，强制的、冰冷的判决没有可回旋的协商。却不同，调解在中被广泛应用，几乎大部分的案件的处理都是经过调解最后解决的。的宽范围成为民众偏向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3）司法制度的不独立。司法只有不依托于行政、不受制于组织和个人权力，才有可能实现应有的公正。司法不独立就无法程序公正，甚至导致司法腐败的现象出现。现实生活中，关系网的错综复杂，权力触角的不断延伸，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民众通过司法诉诸他们的需要和请求，而如果出现权力干扰司法最终导致结果不公正，民众必然出现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威不认同的负面情绪。制度尽管缺乏规范的程序，但在整个体系运作中，仍有可能给民众提供一个引起上级重视的机会，虽然机会很小，但这对于仍对司法持怀疑态度的行政相对人来说，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导致民众偏好
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给人以不同的处事方式。中国的儒家文化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庸之道更是深入人心。长期以来，我们在面对和处理冲突时，更希望能以委婉、平和的方式协商解决。中国民众不喜欢过于生硬、冲突性过强的方式。在个人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时，司法诉讼的方式，在民众心理，认为比较冰冷，没有感彩，所以会排斥。于是相比较而言，程序的模糊反而让人易于接受。
儒学文化中有无讼理想，这也是中国人避免诉讼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更希望出现一位“无所不能”的清官。他既能体察民情，又能不畏强权，为民做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在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心理中，清官意识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无不抱有一份对清官的向往和期待，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蕴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清官意识。渴望清官能了解情况、引起重视，并为自己做主。理所当然被认为是这样的一种途径和桥梁，而且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很多群众一旦遇到不公时，就给市里、省里、甚至中央写信，引起领导的重视，希望上级做主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虽然基本上是杳无音讯，但他们仍会坚持不懈，完全忽略了寻求法律的帮助。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角度，我们分析了中国民众为什么在权利受到损害寻求救济时，偏向选择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司法制度上的缺陷；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历史传统。（1）司法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司法缺乏独立性和公信力，导致人们转而求助于权力，这是最终造成泛滥的体质根源。推进司法的改革，摆脱人治的弊端，首先要优化司法的权力配置。赋予司法更独立，更权威的权力，真正确立法律第一的地位。依法治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法律的工具效力应上升到主导地位。其次，司法要进行专业化改革。专业化的人才，专业化的机构，专业化的行动。只有专业化才能更有权威和效力。最后，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救济制度要进行改革和推进。构建多元化的救济渠道才是主流。（2）转变思想观念，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的政治参与要求是成熟的公民文化所必需的。我们现在依然存在太多的封建统治的残余思想。在民众思想中，人治依然被放在第一位置。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损害了程序公正，更破坏了实体公正。法律不能随主观意志的随意变更而改动。思想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一个教育和强化的过程。（3）制度的改革。对于现在的何去何从，专家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与现代法治社会不相适应，应该取消；也有的认为要立法，把制度纳入法治建设的正轨中去。笔者认为：如今我国虽在不断的进行法治化建设，但是还存在很多人治的因素，制度的存在仍可以弥补这一点。当司法救济拒绝保证私权时，当司法救济导致实体正义失落时，当用尽司法救济仍无法获得权利保障时，当司法腐败导致人们丧失对司法的信心时，我们仍然为人们保留将作为“底线救济”的权利，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权利。制度的改革首先要从程序上规范，变革的核心是改变长期存在的模糊性的特点。对工作的边界进行界定，可以明确问题的受理范围。最后合理利用电子政务技术，构建网络平台。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便捷的条件，这样有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
参 考 文 献
[1]胡元梓．中国民众何以偏好――以冲突解决理论为视角[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2）
[2]张泰苏．中国人在行政纠纷中为何偏好[J]．社会学研究．2009（3）
[3]朱最新，朱孔武．权利的迷思[J]．新视野．2006（2）
[4]刘丽芳，房倩．论制度的行政救济功能[J]．法制与社会．2008（19）
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权利救济制度
在当今的中国，利益多元化及其冲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邻里之间的相邻权纠纷、学生与学校对簿公堂、职工与单位的纠纷、球队与协会的管理权争执、动迁户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对抗、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行政诉讼、医患关系的紧张等等，这些现象直接地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利益之争的白炽化程度。如何有效地抑制社会矛盾，解决权利纠纷，尤其是遏制暴力性的利益冲突的出现，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公民的救济权利的重要地位，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权利救济体系设置的合理性以及权利救济观念的文化缺失。大体说来，我国权利救济制度应该有三个方向：
第一，将救济权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类型。通俗地讲，权利救济是指私人权利受到私权力或者公权力侵害发生纠纷后，所形成的权利矫正、利益恢复的方式方法。西方法律谚语形象地说：“没有救济就没有法律”。按照世界人权公约的逻辑，救济权在人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948年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申明：“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1966年通过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要求缔约国承诺：保证任何人之权利或自由遭受侵害后获得有效救济，公务员职务侵害亦不例外；权利保护由主管司法、行政或立法机关裁定；权利救济由主管机关执行。
简而言之，在世界范围内，救济权在人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庭成为解决权利冲突、利益纠纷的最有效、最重要和终极性场所和机制。
第二，反思权利救济文化缺失。在法理层次上，法律界似乎并没有重视到救济权与人权的逻辑关系。正是救济权与人权关系的模糊性认识，才导致了中国司法改革和法院现代化在制度设计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支点，中国的司法改革没有被置于公民权利救济这个宏大叙事背景和语境之下。中国权利救济文化的缺失，集中于正式制度的缺失。虽然，中国权利救济文化并不缺少救济意识，但是，保证受害权利有效矫正或者恢复的机制恰恰是松散的、非正式的，因而往往缺乏实效。权利救济制度建构的不完备，根子在于权利救济文化模式有不健全性，长期以来，一些传统的思维和作法阻碍着权利救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在今天，中国权利救济文化模式正在展现出一种新的变迁趋势：权利侵害矛盾消解转向外部化，即从私了到打官司；转向和平化，即从暴力复仇转向正当程序；转向制度救济，即从清官救济转向规则救济、从领导重视转向平民主义立场；转向常规救济，即从运动战、攻坚战转向日常治理和疏浚。
第三，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权利救济制度。受权利救济文化模式的影响，中国权利救济制度还保留着两个特征：一是注重所谓的具有东方特色的调解制度，这种调解制度包含了民间调解、单位调解和政府调解三种主要模式。二是注重非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被人类经验认可的主流权利救济制度是司法中心主义下的诉权模式，但是，我国更看重调解和制度。也就是说，我国虽然有多种权利的救济制度，但是没有形成核心制度，没有形成司法权为中心的权利救济制度体系，而是形成了司法审判、行政裁决、民间调解、政府、单位调解、当事人私了并驾齐驱的权利救济制度框架。
关键词：衡平法救济模式；衡平价值；司法制度完善
英美法律体系中的衡平法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其弥补了普通法、制定法的僵硬与保守，在平衡利益权衡事宜和实现社会公正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我国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借鉴了相类似的思想，法官可以依据个案平衡原则进行适当的自由裁量，灵活运用法条解决实际问题，平衡社会利益。对英美法系中衡平法的法律价值及其社会效用加以认识和探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我国法律制度中个案平衡原则的适用与发展，更好把握个案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平衡点”。
一、衡平法司法救济模式发展
（一）普通司法救济的僵化
普通法源于习惯法，是将习惯法中所体现的普遍正义抽象出来，希望借于一系列司法程序、形式等表面上的正义，将各种习惯蕴含的价值表现。强调形式主义是普通法日趋成熟的标志，限制了当时一些地区过于自由散漫的司法审判形式，使得当事人获得更加公正的司法救济。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普通法的一些缺点也逐渐暴露，过于苛刻的司法理念使得普通法缺少柔性，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一些个案的正义无法通过普通法进行伸张。普通法的僵化，为衡平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普通法的僵化在诉讼制度中的体现即为令状制的僵化，具体表现为：法官不能及时制订新令状；令状种类固化，内容单一，形式刻板。而这些因素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受到应有的保护，很多诉求被排除在司法的大门外。
另外，实体法调整内容的局限性也在普通法适用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当时大部分普通法规制的对象为不动产，关于契约和侵权的相关规定不全面。再加上侵权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合同的意定性、自由性，也使得刻板的法条无法合理适当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用法律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制度体系亟待完善。
（二）衡平法救济原理
衡平法在有关财产利益、财产原则以及违反禁令和依照信托的相关法律行为上起着重要的衡平作用。其主要救济形式包括法院的禁令、特定履行、更正以及废除。当事人可以在自己的意思表示范围内，通过为一定的法律行为表现出自己的意志。例如废除相关合同，更正因为程序瑕疵但曾经达成的协议的内容。同时法院也可以强制执行相关命令，例如命令特定履行人对合同履行义务，或者裁定一人或数人为或不为某些事。禁令只能为强制执行或保护某项普通法上或衡平法上的权利才能做出。
现代衡平法依旧以司法判例为基础，由司法解释和相关法律适用原则组成。衡平法以其简便的程序形式，对实体权利内容的深度考量，以及相关利益的平衡与对实体公正的维护，对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相较于普通法，衡平法的救济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产生衡平法的社会因素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通法的救济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一些新的社会矛盾，调整新出现的社会关系，而衡平法赋予大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力，以“公正”和“良心”向当事人的诉求予以司法帮助，完善了司法救济体系。另外，衡平法追求实质正义，与普通法关注程序正义有所区别。法律的终极价值是为当事人提供公平与正义，但是由于法律条文的高度抽象性，仅凭法律规则进行裁判在某些个案中并不能很好体现公正这一价值。因此衡平法的出现能够很好地克服法律的刚性这一特点，将“自然正义”引入司法裁判中，让大法官实现个案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动态平衡。从价值取向来看，衡平法更注重效率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平衡，而较少关注形式与过程的严苛。
二、衡平法司法救济模式对我国司法制度的价值导向
（一）中国古代法制史中的衡平救济思想体现
中華文化源远流长形成其一脉相承的独特的法律文化体系。在远古中国的国家和法主要是在战争和延续氏族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法或者说相关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以维护氏族稳定为目的，古代司法活动中常以解决纠纷为重点，而不是企图以通过解决纠纷建立一套影响当事人和他人未来行为的规范，而这种解决纠纷的体制背后是由法官的“仁义”和“理”等类似于自然正义的概念作支撑。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便有“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衡平思想，即要求君主以和谐和衡平为目标调整社会关系。综上，中国传统的“衡平”司法来源于以儒家伦理纲常为主流的多元思想影响，司法官基于天理、国法、风俗、人情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对具体案件做出符合统治阶级现实要求的审判。虽然与英国“衡平法”的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但是殊途同归，采用更加务实、灵活的法律适用方法。
（二）衡平法救济理念对当代中国法制发展的影响
我国当代的法律体系主要是以制定法为主体的一元法律体系，对于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关于如何紧密围绕制定法、适用制定法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虽然这样表面上看似维护了制定法的权威和尊严，实际上容易造成具体问题得不到充分合理的解决，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得不到化解，很容易引起上诉、再审程序的启动，对于司法资源的过度使用也同样会导致司法权威性受损。因此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将个人能动性与法律稳定性相结合是衡平价值赋予司法实践主动创造能力的具体体现。
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司法裁判运用的个案平衡原则能很好反映出衡平价值。个案平衡原则主要适用于同一位阶上相冲突的法的价值，需要司法裁判官综合考量主体的情况、需求与利益，以使得解决方案能兼顾双方利益，做到定纷止争。例如在某些侵权案件的事后赔偿问题的划分上，法官可能会基于被侵权人的利益损害比以及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给出具体的赔偿方案。有时候基于公平责任原则还会让侵权人自己承担一部分风险责任。这都是基于衡平考量的结果。司法的能动性要求法官的司法行为为立法者与普通大众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使法律更好运用到解决民众的纠纷中去。
三、衡平法对于中国司法制度的具体构造的影响
（一）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作
英国衡平法制度的发展契机来源于法律的保守性与稳定性致使法律本身不能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变化而及时作出相应改变，因此需要一个更为灵活的法律制度体系来弥补刚性的法律体制的不足。另外法律自身的僵化体制表现在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普遍适用的规范体系，不可避免会忽视个案的特殊性，完全适用严格主义规范会造成个案正义难以实现。我国当前实施的法律中没有对自由裁量权的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模糊，权力界限不清，使得司法裁判文书的撰写以及裁判理由的阐述存在困难，具体裁判也主要囿于法律条文的条条框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没有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相应指引和规定，会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造成司法腐败的可能。因此建立我国司法审判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作机制非常重要。
（二）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制度模式建立
当事人诉讼主义在促进个案公正和利益衡平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首先，当事人主导辩论确保了双方当事人处于一个平等的诉讼主体地位，在庭辩活动中据理力争维护自身权益不受外界干扰，此外还能依照自己的意志处分相应的权利。其次，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就案件事实来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比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更有助于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在搜集证据这一程序中，当事人双方为了胜诉，会积极参与诉讼活动，证据收集，向法院举证等。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虽然容易使法官产生先入为主的预断，并且与现代程序所要求的中立、平等、充分参与等有一定的差距，但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也具有许多优点：如法官适当参与和介入，可以对案件的调查进展和基本情况有所了解，避免在庭审过程中被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技巧所蒙蔽，也可以给予适当的阐释和引导，平衡当事人参加诉讼的能力。因此我国在诉讼制度改革方面，可以考虑吸收借鉴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可取之处，取长补短，实现现代审判制度公正、效率的要求。
（三）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判例是英美法系法律的主要渊源，其强调法律的灵魂，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的价值取向，以及其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性和司法能动性的实践优势，对于我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着较高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1.弥补制定法的滞后性
衡平法与制定法的创设目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共同维护了法律制度的整体统一。一个稳定的法律体系有利于从整体架构上把握社会发展的总体模式和方向，可以在经济或者政治动荡时期快速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而判例是由司法审判机关作出的对于具体问题统一适用的参考范式，有助于弥补制定法在社会动态情况下无法应急作出相应补救措施的弊端。正因为判例制度的灵活和变通性质使其具有推动法律体系与时俱进，连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2.實现个案利益的衡平
判例制度可以通过限缩或放宽对制定法的解释来技术化处理相关利益纠纷，实现个别案件的正义。普通制定法规定的是对社会关系的普遍调整方式，主要是为实现社会的普遍正义，但很有可能会忽视个案的特殊性，进而在调整具体案件时难免会出现利益失衡，不正义的判决。
判例制度为实现个案正义和普遍正义提供了一个制度天平，方便法官在制定法的普遍适用性和具体案件实际情况中找到平衡点，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会受到法律的欺凌。
3.统一法律的适用
判例法的灵魂在于其判例具体的推理过程和理由。法官通过参考先例，包括先例的说理内容以及先前判决中根据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到最终判决结果的推理脉络，考察在先例中主要的争议焦点以及法官选择适用法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来判断目前的案件是否与先例有相似的争议以及先例对于本案的参考价值具体有多大。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出现也是对自身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相较于司法解释这一法律渊源来看，案例指导制度的优点可总结为两方面，第一，案例指导制度为保障特殊案件判决的一致性提供了具体参考模式，在一些情况下，抽象的司法解释难以解决具体实践的适用困境，如果有活生生的案例展现在法官面前，可能更具有情境还原感和案件相似度的比较，便于法官在特殊案件面前做出大致的决断；第二，案例指导制度与成文法相结合可以提供给当事人更全面可靠的司法救济，不会出现个案利益失衡，甚至是制定法侵害当事人权益的可能性；在保障个案正义的同时实现社会普遍正义之价值。案例指导制度是在不改变我国成文法体系情况下对于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四、结语
英美法系中衡平救济思想对我国的司法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从我国的法文化的历史基础和哲学价值来看，衡平价值思想深深植根于我国一脉传承的社会精神之中，我国有着发展“衡平”法律体系的文化历史背景；从现实发展来看，衡平价值对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具有正面的积极促进的作用，可以在维护我国现有的以成文制定法为基础的法律结构之上，通过司法审判官的能动性，对于个案的特殊情况进行救济，从而提高普通民众对于法律的信赖度，更好地维护我国法律体系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1]李原泉.衡平法司法救济模式探析[D].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库，烟台大学，2013年3月.
[2]公丕祥主编.法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顾元.中国传统衡平司法与英国衡平法之比较——从“同途殊归”到“殊途同归”[J].比较法研究，2004年7月刊.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2000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并于2005年4月5日修订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首次对我国司法救助的概念、范围和条件、申请、缓交期限、减交比例及申请审批等作了原则性规定，该《规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确立。2006年12月19日国务院颁布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六章专章规定了司法救助的主体、条件等内容，其中对缓、减、免诉讼费用分别规定了具体的适用情形。但该制度在现实适用运行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
1、缺乏统一完整的立法规定。《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而《办法》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均仅限于民事、行政诉讼，而不包括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国家赔偿诉讼，没有制定统一的司法救助法，难以全面对司法救助制度进行规范和设计。
2、司法救助范围过于狭窄，而且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的倾向。《规定》及《办法》采取列举式规定，很难穷尽，而且审判实践中，经常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司法救助范围被扩大；二是司法救助范围被缩小。
3、司法救助的内容规定不具体。首先，申请减免交诉讼费用是否包括证人、鉴定人、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和误工补贴没有规定；其次，再审案件、支付令案件、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可否申请司法救助无规定；再次，救助内容只有缓、减、免诉讼费用，没有规定其他救助内容，明显过于单一。
4、司法救助条件规定不科学。《规定》第二条以“经济确有困难”、《办法》第四十四条以“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作为救助条件，但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而“经济确有困难”在实务中很难界定和把握，没有具体标准可比对，导致司法救助随意性较大。
5、司法救助主体规定不明确。营利性法人和外国国民是否属司法救助主体规定不明确。
6、司法救助实施程序缺乏可操作性。《规定》及《办法》对实施司法救助的程序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审批程序不透明，不利于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
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对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内涵与体系进行重构：
1、重新界定概念及确立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为了维护司法公正，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得以真正实现，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对部分经济困难、诉前、诉中、诉后陷入困难或者需要法律帮助以及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的经济救助和法律帮助。这个定义和原来的定义相比在救助阶段、救助对象、救助方式、救助内容上都进行了扩容，它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司法的需要，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充分及时行使。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重构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合法权益及时救济原则；二是弱势群体优先救助原则； 三是经济困难先决原则；四是公开、公正原则。
2、扩大适用范围和主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要求司法救助制度必须具有普适性和平等性，即司法救助范围应涵盖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诉讼及司法ADR；不仅包括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还包括再审程序、督促程序和执行程序；享有司法救助权利主体应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既包括福利性单位，也包括营利性法人，既包括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也包括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被执行人，不仅适用于中国公民或组织，而且还根据国际条约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国民。
3、扩大适用条件及救助内容
司法救助适用条件为：（1）有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有胜诉可能；（2）有证据证明经济确有困难且年收入或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金；（3）符合司法救助主体和适用范围；（4）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司法救助内容主要应包括：（1）诉讼费用缓交、减交、免交。缓交期限为立案阶段，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仅适用于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减交、免交为立案后至宣判阶段，减交比例为总额30%，减免交在作出判决时一并决定，并均在法律文书上载明。减交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免交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但只适用于自然人；（2）民事、行政诉讼、刑事自诉、刑附民诉讼、国家赔偿诉讼而有胜诉可能时指定人，适用于当事人文盲而又无人的情形；（3）刑事诉讼中指定辩护人，适用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刑事案件；（4）设立法律咨询机构，为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相关诉讼信息；（5）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6）建立执行救助金制度。
4、完善启动、审批程序
（1）由当事人申请启动。在立案审查阶段、审理阶段或执行阶段，由当事人依照不同的救助内容书面提出申请并附有相关证明材料（主要是由县级民政、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优抚对象和收入的证明等），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如决定救助，对当事人请求缓交诉讼费用的，应当在起诉、上诉或申请时提出，由负责立案的审判人员或合议庭提出意见，报庭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在决定立案之日作出准予缓交的决定并在宣判之日补交；对当事人请求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的，由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或合议庭提出意见，经庭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对于申请刑事救助金和执行救助金的，由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提出意见，经庭（局）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对其他救助内容的，则由审判人员或合议庭审查决定即可。法院经审查决定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制作《司法救助决定书》并书面告知当事人办理相关手续，对于没有获得救助的，应告知其不能救助的原因及理由，并告知其申请复议的权利。（2）由法院依职权启动。适用这种启动方式的案件应当限制在现代型诉讼，即围绕着离散性利益、扩散性利益、集团性利益引发的纷争。如医疗事故赔偿纠纷、消费者权益受损纠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产品责任纠纷等案件。建议立法规定法院对此类案件除诉讼费用救助外的其他救助内容，可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5、增设撤销、复议程序
如果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有不当企图或行为时，经对方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发现，应当作出撤销司法救助的决定并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对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的，当事人可以在接到书面决定后三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上级法院应在接到复议申请书三日内予以复议并书面答复。
-旦森
虽然加拿大有两套法院：省级法院和联邦法院，但它也有一套完整的司法制度。省级法院和联邦法院管辖着它们各自范围内的司法权。
一、省级法院：
1、省级最高法院：
省级法院由各自治省立法确立。虽然省与省之间的法院名称不同，但它们的结构却大致相同。从地区法院提升到省级法院的法官，由总督根据内阁的建议任命。法官以其品德高尚执行职务，年满七十五岁退休。法官的薪水、津贴和退休金由自治领议会规定。
省级法院审理涉及省和联邦法律的案件。它们也审理选举请求案和受理基层法院的上诉案。省政府也对省最高法院的任何一项法律条款提出建议。省最高法院和其它法院在加拿大自治领和省的领导下工作。自治领任命、支付酬金和罢免法官，各省建立、组织和管理法院，规定民事案件程序。
2、县法院：
每一个县都有县法院。县法院法官由地方立法委员会总督任命，要求其品行高尚。自治领拥有任命、支付酬金和罢免法官的权力，各省控制县法院的建立、组织和维持。虽然县法院或区法院没有无限的货币管辖权，但它们拥有中等的司法管辖权和裁决不属于小额债务法庭管辖的案件；它们也审理除了最严重的刑事案件以外的刑事案件。除了审案外，县法院和区法院还拥有有限的治安法院审理的上诉案件的司法管辖权。魁北克省没有县法院或区法院这一体制。
3、较小的省级法院：
这种法院的有关的组织、维持、法官任命、支付酬金和服务条件完全置于省的控制之下。这些法院的法官的任期也很随意。它们审理有关死者遗产案和涉及轻微人身行为、违反合同、债务等小额的民事案件。
治安法院根据治安法案建立，审理轻微刑事犯罪和一些特殊身份的民事案件。一般情况下，城镇和城市设有诸如少年犯法院、家庭法院、验尸法院和仲裁法院之类的法院。
二、联邦法院：
《英属北美法案》第101条赋予议会随时建立和组织一个加拿大普通上诉法院和设立外加的更好实施加拿大法律的法院。议会至今已建立了一个最高法院和现在称之为联邦法院的财政法院以及各种各样的法院，诸如税收检查委员会、军事上诉法院和移民上诉委员会。
1、联邦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是加拿大法院系统的最高机构。它建于1857年。它有权审理有关自治领民事和刑事上诉案。起初，它由首法官和五名其他法官组成。1927年增加到六名法官，现在由九名法官组成，其中至少有三名来自魁北克。目前，最高法院是根据1962年的最高法院法案设置。法官由总督根据内阁建议任命，以其品行高尚担任职务，七十五岁退休。法官由加拿大议会提议，由总督罢免。最高法院设在首都渥太华。首席法官每年薪金25000美元，其它法官每年20000美元。
2、联邦最高法院管辖权：
1）上诉案：
联邦最高法院主要拥有上诉案管辖权。首先，它审理省级法院审理的其争议价值超过10000美元的民事案件上诉案。第二，如果涉及法律问题，最高法院可以受理此类上诉案件。第三，它审理来自省最高法院有关许可的其他任何终审判决的上诉案。如果省最高法院不给予的许可，联邦最高法院可以许可。第四，涉及宪法的解释和自治领或省立法的合法性的案件，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第五，如果省法院对上诉案的决议意见不一致的刑事案件，那么最高法院可以提审。第六，最高法院审理选举争议的上诉案。第七，加拿大财政法院和交通委员会的上诉案，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
2）咨询：
与美国不同，跟印度最高法院一样，加拿大最高法院拥有咨询管辖权。最高法院在涉及有关法律或事实方面的问题时，必须向总督提出建议。然而，最高法院在任何特殊案件方面的意见既不约束总督也不约束法官。
可以恰当地指出，虽然1933年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停止受理刑事案件，但在1933年以前，刑事案件的上诉是由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受理。同样地，到1949年，最高法院决定的民事案件是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上诉。由于1949年修正案的通过，授予议会制定有关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取消了枢密院的上诉审权，使最高法院成为一个所有案件的最终上诉法院。虽然在重要事务上，所有法官出庭是惯例，但是，通常是由五个法官一起出庭审理案件。
3）联邦法院：
财政法院，即目前联邦法院的前身。它于1887年从加拿大最高法院分离出来。它由首席法官和五名其它委员会首脑任命的法官组成。他们以其品行高尚担任职务。法官年满七十五岁必须强制退休，由总督根据议会两院的建议罢免。
联邦法院享有省法院涉及的王国政府税收案件的初审管辖权。它对在联邦事务中指控王国的诉讼案件享有排它的管辖权。它审理指控王国侵犯财产、任何由公共建设或公共工作引起的诉讼案和由于任何官员和王国公职人员在工作中过失而给公民造成死伤引起的诉讼案。它也审理有关专利权、版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的案件。它也行使一定的铁路案件管辖权。联邦法院分为审判和上诉两部分。上诉法院审理对审判的决议不服和其他很多机构部门决议不服的上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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