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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宁国的文化传统；开放的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126-02
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步由主要通过政治方式，向以文化为主要表现力的综合方式转变。文化软实力成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力量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必须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相结合。近年来，宁国市通过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努力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宁国的文化传统、宁国的现实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宁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路径。
作为一个山区县市，宁国市综合经济实力连续多年位居安徽县市前列，连续三年被授予安徽省科学发展先进县，连续五年荣获“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称号，连续三年跻身中国十佳“两型”中小城市行列，之所以能够在安徽率先崛起，从根本上讲就是依靠开放的文化软实力，这也是宁国市今后发展最大的无形资产。宁国市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也需要从文化中寻找动力、提振信心、集聚智慧、凝聚力量。构建宁国开放的文化生态，必须提升建立在县域文化、公共服务和人力素质提升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特色文化感召力、居民创造力和对区域外的吸引力。
一、宁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探索
1.提炼城市精神，构筑城市共同价值。城市精神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精髓，是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提炼，是生活信念与人生境界的升华。它是一座城市从外到内显示出的地域性的群体精神，包含着城市内生活成员的共有价值观；它是城市被认同的价值与共同追求的境界；是城市创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是城市的精、气、神。
宁国是著名的“中国元竹之乡”和“中国竹子之乡”。莽莽山冈、津河两岸、村前屋后，处处都有翠竹的身影，无论土地是否肥沃，无论雨露是否滋润，宁国悠悠翠竹都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傲然挺立。这种生生不息的“翠竹精神”，正是宁国人创新、创业、创优的真实写照，也是推动宁国率先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凝聚全市发展合力的一面旗帜。近年来，宁国市大力弘扬翠竹文化，积极倡导勇破勇立的拼搏创新精神、自信自强的艰苦创业精神、竞风竞节的争先创优精神，努力塑造新时代宁国城市精神。
勇破勇立的拼搏创新精神是宁国“翠竹”精神的灵魂。在宁国，没有一条整车生产线，却拥有全国汽车橡胶密封件30%的份额；没有一条家用电器终端生产线，却拥有全国电子元器件20%的份额；没有任何建材资源优势，却诞生了亚洲最大的耐磨材料生产基地，拥有全国耐磨铸件21%的份额，荣膺“中国耐磨铸件之都”荣誉称号；宁国的工业企业很少生产终端产品，但却在末端做得小而精，80%的企业担负了发达地区产业龙头的配套角色，并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自信自强的艰苦创业精神是宁国“翠竹”精神的基石。从闻名全国的以夏鼎湖、陈宗明为代表的“四大名旦”，到以金国清、唐新国、周夏耘等企业界“十大金刚”，宁国初步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宝塔式的企业家群体，成功研发百余种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60多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省、市奖，涌现出“海螺”牌水泥、“凤形”牌磨球、“鼎湖”牌密封圈、“司尔特”牌复合肥等一批中国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竞风竞节的争先创优精神是宁国“翠竹”精神的价值取向。从安徽省唯一的县级金融安全区，到全省“名牌产品”高居榜首的县级市，从第一个推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轨运行制度，到率先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均衡化，成为安徽61个县市中第一例；从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到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宁国市先后进入了全国、全省先进行列。
时下，“翠竹”精神正成为宁国全市上下创新、创业、创优的一种力量，一种激励，一面鼓舞人心的旗帜，经过几年的努力，已不断深入人心，并转化为日常工作的动力。
2.打造城市品牌，塑造良好城市形象。城市品牌可以彰显城市的独特魅力和核心价值，对内增强市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对外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和美誉度。宁国城市有三张名片：
第一张，宁国是“自然山水，宜居、度假的创业之地”，致力建设生态环保型的人居城市。宁国是水阳江、青弋江、富春江的源头，境内西津、东津、中津三条河流穿城而过，拥有峰岭地貌的天下奇观青龙湖，有北亚热带东北部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板桥自然保护区，有地球上濒临灭绝的防癌治癌珍稀树种、素有植物界大熊猫之称的天然红豆杉群落。宁国的森林覆盖率近75%，是“中国山核桃之乡”、“中国元竹之乡”，素有“长三角绿色氧吧”之称。宁国的国土面积2 48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8万、依山傍水的地形地貌与卢森堡相当相似，繁华雅致的都市风情、江南诗韵的田园风光、宛如仙境的世外桃源相兼相容，构成了一幅“东方卢森堡，梦中桃花源”的优美画卷。
第二张，宁国是“多元文化，相融、共生的繁荣之地”，致力建设开放创新型的文化城市。宁国文化底蕴浓厚，东汉建安十三年置县，1997年撤县设市，儒释道文化源远流长，江南商埠文化、徽商文化和苏商浙商文化一脉相承，风土人情与“红学文化”息息相关。宁国民风开放包容，这里是清末的移民城市，在20世纪初就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传播，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曾有3万上海人在此生产生活，形成了“打造创新型城市、构建企业家社会、培育文明化市民”的城市价值理念，其移民文化素有“安徽深圳、中国上海、世界美国”之称。
第三张，宁国是“特色产业，研发、经营的总部之地”，致力建设先进高端型的产业城市。已形成汽车橡胶密封件、耐磨铸件、灯具电容器三大产业集群，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0%、21%和80%，跻身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农业产业化先进县（市）、“安徽省旅游经济发展十强县”、“安徽县域银行业金融服务创新试点市”行列，被授予“中国耐磨铸件之都”。
3.弘扬传统文化，增加城市文化厚度。宁国是个移民城市，“土著少，客藉多，五方杂居，风俗不一”。历史的变迁，移民迁徙垦荒生息，儒释道文化、江南文化、徽文化、移民文化、西方文化、上海文化、浙商文化等交融积淀共同形成了宁国的文脉，形成了“开放包容、进取创新”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有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的良好传统，宁国作为一个交通较为闭塞的山区县市，之所以能够在全省率先崛起，靠得就是这种多元文化的软实力，靠得就是创新创业和尊重企业家的良好氛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宁国人愈来愈体会到宁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动力，尤其需要立足已有的文化积淀，大力传承和弘扬文化精神。从2002年开始，宁国启动了每年一届的节庆文化活动，每年一个主题，将宁国文化的传统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挖掘宁国文化的内涵和符合现展的精神，构建创新文化、和谐文化、生态文化，打造符合时展的核心价值观念。
二、宁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经验启示
1.与城市文化相结合，构建城市核心价值理念。宁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城市的文化，尤其是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和城市精神，体现和反映着该城市的核心价值理论。城市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应该与城市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城市文化之中，形成市民的共同认识，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从而使主流价值观通过文化载体潜移默化地内化为市民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2.与城市形象相结合，提升城市的文化感召力。宁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的精神支柱，集中表现为城市的整体价值观及市民的价值取向，是维系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优美的城市形象，不仅对提高城市知名度，创立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品位，繁荣城市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增强城市软实力，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富有导向性的城市形象，对广大市民具有激励性，对城市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具体来说，对内应具有凝聚力，对外应具有吸引力和辐射力，它对城市的繁荣和健康发展应具有引导作用。
（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摘 要：我国的高职院校作为国家人才培养的主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各行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高职院校对培养模式与教学模式的创新性探索，校企合作的比例不断加大。一方面，企业为高校学生提供了实习锻炼的平台，同学们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企业实践中去，另一方面，高等院校也为企业提供了所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这本身就是一种双赢。学生从校园走进企业的过程中，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对接
中图分类号：F27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34-0175-02
收稿日期：2014-11-20
基金项目：此论文是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对接回归课程化研究》
作者简介：余燕（1969-），女，汉族，江苏南通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管理学。李克卫（1988-），男，汉，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人，助教，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1、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
校园文化（campus culture）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涵盖院校领导、教职工在内，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校园文化是一种教育文化，其最高目标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企业文化是一种经营文化，企业文化建设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提供良好服务的同时追求利润和效益的最大化。但是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都属于社会文化分支下的组织文化，都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着眼点，重视人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
2 、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必要性
2.1 能更好的为企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
企业很难找到满意的毕业生，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学校所培养的学生和社会需求相脱节，彼此文化的互动性较差。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可以使学校以企业导向为目标，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人才。
2.2 有利于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一个组织所特有的，难以被其他组织模仿的一种资源能力。高职院校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以就业为导向，因此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能否满足企业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培养过程中企业的参与程度，也即两者文化的对接与融合程度如何。高职院校的校园企业文化是否和企业文化对接，以及对接的程度如何都影响着学校培养学生的质量，而学生质量的好坏直接反映着一个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2.3 缩短学生的就业适应期
学生从大学校园步入企业，实现了从学生向企业员工转变的过程。在转变的过程中，面对全新的环境，学生不论是在知识、技能、社交以及心理上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学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注重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那么无疑会缩短学生的就业适应期，能使学生迅速地融入到企业的工作中去。
3、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实现对接的途径
由于企业相对于校园来说，企业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所以校园文化相对于企业文化来说显得有些滞后与迟钝。所以，校园文化在明确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应该多借鉴学习企业文化，多吸取优秀企业文化的理念，达到以企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目的。
3.1 课程的互动
课程的设置对于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顺利对接至关重要，首先课程的设置要以企业为导向，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应该通过改变课程的设置来满足企业的需求。以往，每个学校的教学计划都是通过学校自身的教师团队来制定的，新形势下，学校的课程设置应该提倡让企业也参与进来，可以请企业全方位参与学校的教学改革，通过企业与学校的双向互动，制定更好的培养方案。此外，也将与企业相关的内容（如企业文化、企业制度、企业案例等）安排进学生的相关课程里。
3.2 人员的互动
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互动，是以人员为载体的对接互动，因此应该多加强校园与企业人员之间的交流，例如派一些教师去企业参观学习，尽量使教师所讲的内容切合企业实际，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同时，也鼓励一些企业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走进高校、走进课堂，为同学们带来丰富的案例讲解，提升学生们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一些国外的发达国家就十分注重大学与企业人员的互动，例如日本的大学就鼓励大学教师兼职企业的顾问，而企业中的一些工作人员则兼任大学的讲师等。
3.3 合作形式的不断创新
校企合作是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一条重要途径，高职院校按照以企业为导向来培养学生，决定了高职院校必须强化实践教学，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大学和企业可以通过一些创新的合作形式来促进彼此文化的对接，例如学校可以在企业的指导下建设实训基地，直接在学校为学生开辟第二课堂来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学校也可以通过入股的形式，参与企业事务的管理决策，拉近彼此的距离。学校还可以创新对学生的评价体系，以往对学生的评价主体只有学校的教师，学校也可考虑把企业加入到学生的评价主体中去。
3.4 制度的保障
学校为了保障教学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有一套约束学生和教师的管理制度。企业也是一样，为了保障企业的顺利运营，也要有一套规范组织成员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本身又构成了各自文化的一部分。制度的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时，高校应该积极引入企业先进的管理制度，创新自己的管理理念，创造出既符合高校教育规律，又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制度。另一方面，高校通过制度的形式，来保障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例如通过制度的形式规定学生参加企业实践的时间，教师每年去企业参观学习的次数等。
4、结语
高职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牢牢把握以企业为导向的培养目标。高职教育的目标决定了学校与企业必须深化合作，学校要充分借鉴和引进优秀的企业文化，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融合，从而建设具有自身核心竞争力的特色高职校园文化，为社会多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
参考文献：
[1] 罗先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融合的路径[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3，17（1）：70—73．
[2] 曾海娟.高职校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与对接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8．
关键词：高校后勤改革；利益主体；职责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7)04－0067－02
改革的实质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分配，只有使改革中的各利益主体实现了共赢，改革才能继续 深化。自1999年11月第一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以来，高校后勤社会化改 革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过近七年的 改革实践，目前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如何跨越这个阶段，需要我们进一步 理清思路，明确各利益主体的职责，以使改革稳步推进。
一、当前改革所处的阶段与面临的问题
有学者将中国高校后勤改革分为四个阶段，其中2004～2008年为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显 著特征是：改革速度减缓，市场化运作受阻，改革风险增大。政府缺位，政策不到位。社会 企业全面撤离。学生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问题：
1体制上的困惑。目前，比较多的高校是由后勤保障(管理)处代表学校和 后勤集团形成学 校后勤服务工作的甲乙方关系，后勤集团还往往具有部分事业型的性质。由于后勤实体还未 取得法人资格，无法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因此，市场化运作受阻，从学校分 离出来的后勤实体的生存能力不强。
2政策上的困惑。改革的实施离不开国家政策上的扶持。高校的后勤服务 企业必须坚持 为教学、科研、师生服务的方向，提供“公益服务”，企业在有偿服务中必须充分考虑教育 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和学生的承受能力。为此，国家在政策上的扶持应更加明显与明确。为了 配合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国家曾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但该政策截止到2005年底，只是一 种 过渡性质的优惠政策。目前高校后勤法人化改革进展缓慢，大部分高校后勤企业在2005年 之前可能享受不到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另外，政府为了稳定大局，对后勤服务企业在学生住 宿费收取及食堂的物价调控上都作出了一些规定，而有些地方的政府和学校又没有给予一定 的补贴，从而使社会力量投入高校后勤的企业负担加重，许多企业纷纷退出，给改革蒙上 了阴影。
3人员上的困惑。在传统管理体制下高校后勤队伍的特点是人员较多，年 龄偏大，文化素 质低。后勤社会化改革意味着必须按市场运作方式进行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后勤员工的分 流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改革之初，为稳定起见，提出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人事 管理办法。随着改革的深入，人员结构及素质与改革的矛盾也愈来愈明显。一方面老人由于 系上了保险带工作积极性并没有最大程度地发挥，而且还影响了一批新人，同工同酬在新人 和老人中不能一视同仁。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教学、科研岗位待遇提高， 后勤实体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再加上有些实体没有成为独立法人，缺乏用人上的自，制 约了优秀人才在后勤实体的集聚，企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4认识上的困惑。在师生群体中，把高校后勤误认为是为自己提供一项新 的社会福利，对 高校后勤社会化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心理预期：既希望借助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得到全方位高 标准的服务，又不愿意为此支付对等的代价。许多后勤服务的焦点问题向学校集中。这些都 给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阻力。
以上这些困惑造成了三难，即政府的改革难以维继，企业的利益难以保证，学校的负担难以 减轻。
二、明确各利益主体的职责是深化改革的关键
(一)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
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过程中持有不同的目的。
1政府的需求。政府希望通过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突破高校后勤的瓶颈 制约，满足高等教育发展对后勤的需求，注重得到社会效益。
2企业的需求。企业希望通过后勤社会化改革，获得更广的赢利空间，注 重得到经济效益。
3学校的需求。学校希望通过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减小 对后勤资产的投入，并使广大师生享受到优质低价服务。
可见，不同的利益主体其价值取向是不同的。
(二)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
由于都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所以往往会出现对自身有利的事情就做，对自身不利的事就不 做的情况。当职能与利益相冲突时，有时会将利益放在第―位。因此，工作中错位、越位和 不到位的情况就不可避免，主要表现在：
1政府没有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对企业的行为行政干预过多。主要表现在 ， 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要求企业服从社会效益，但又不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2企业在市场中没有扮演主要者角色。企业的主体行为不强，竞争不力， 有些后勤实体作为准行政性机构还在按事业管理方式进行运作，市场生存能力弱。
3学校没有扮演好消费者的角色。在后勤保障系统中，学校中的师生是被 服务者，即是消 费者。消费者有对商品和服务的选择权和投诉权。而目前的现状是，学校的角色有两重性， 即是消费者又是服务者，如代替企业来行使职能，束缚了企业的发展。
如果以上这些情况不改变，将影响后勤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三)政府、企业和学校的职责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市场提供服务、学校自主选择、国家宏观调控、行业自律 管理、职能部门监督的新型高校后勤保障系统。因此，作为改革中各利益主体的政府、企业 和学校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只有做到了各司其职，才能取得共赢，才能得到共同发展 ，才能使高校后勤改革顺利推进。
1政府的主导职能。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 中写道，政府的 职能主要有四方面：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 负责”的社会成员。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而公共产品不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 这种产品应由政府来提供，政府要弥补市场的缺陷。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也必须由政府来进 行一定的投入与政策上的支持。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指，它作为公共机构能够真正从社会公共 利益出发，顺应制度变迁的大趋势和成员对新的更优制度安排的需求或要求，及时提出可供 选择的改革方案及政策措施，能够将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可接受程度恰当地契合起来，从而 使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恰当的方式顺利推进。因此，目前政府在高校后勤改革中的主导 工作应为：一是加快实现教育行政部门的高校后勤管理职能的转变，建立并完善对高校后勤 的行 业管理。目前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后勤的管理最多能做到一般的要求和非专业性的检查、指 导，属于粗放型的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只能满足一般的需要。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高等 教育的发展，国家、社会和高校对高校后勤保障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但要求学校摆脱办后勤 的负担，而且还要求后勤保障高质量、低成本、多方位、体现公益性，保持学校稳定，并不 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为此，应成立教育后勤协会，转变以往的粗放型管理，实行精细化 、 专业化的管理。二是要完善必要的配套政策。我们有些后勤保障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体 现公益性的责任在于政府。例如，目前国家依然要求控制学生食堂和宿舍的价格。控制价格 是应该的，但用行政手段控制价格不符合市场规律，在机制上理不顺，必然会制约改革的深 入，甚至引起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免税、零租赁、补贴、投入等办法体现公益性。 在这个基础上，使学生承受的价格要低于市场价格波动线下，随着市场价格波动，这样才是 合理的。三是应制定有利于后勤实体长远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将现行后勤税收优惠政策延 续至2008年(完成后勤改革的攻坚阶段)，待高校后勤实体切实成长为成熟的市场主体后，再 适时考虑优惠政策的范围与比例。
2企业的主体职能。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对于没有从学校剥离的后勤机构 来说，实现后勤 企业法人化改革是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关键。只有具有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 我发展的后勤法人实体，才能增强市场中的竞争力。这样的实体，在运行中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 要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后勤资源的合理配置。要按照市场规律，依照供求矛盾， 使学生宿舍和食堂资源得到新的配置，通过竞争形成合理的价格．同时，必须加强核算，克 服在原体制下的“供给制”、“福利型”带来的不计成本、不计消耗、不讲效益的做法，降 低成本，减少损失和浪费，使各项服务价格一般都比同类社会价格优惠。二是努力实行资本 经营和股权多元化。以股权为纽带的合作和联合，将增强实体自身的实力，获取更多的融资 渠道，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多的优势。三是实施后勤实体的股权改革，通过教职工的入股把 后勤职工形成“连股连心”的“命运共同体”，发挥教职工的主人翁作用，增强企业的凝聚 力。
3学校的选择与监督职能。第一，学校有代表师生选择服务企业的权利， 在享受权利的同 时也有它的义务。一是做好宣传工作，使后勤改革与师生的愿望相一致，使改革的深入与广 大师生的心理承受能力相一致。二是要为企业创设好的服务氛围，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对 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要予以制止，要设立学生与后勤实体的沟通渠道，有问题及时消化与解决 ，防止学生与后勤实体间的矛盾激化。第二，学校要做好督查工作。要构建有效的后勤监督 机制，加强后勤监控职能。后勤监督制约机制要能够监督服务实体的经营活动，确保其做到 遵 纪守法，合法经营。在高校的后勤保障体系中，学校后勤部门作为学校归口管理的“小机关 ”，要真正负 起学校后勤方面的规划、协调、监控和管理工作。要建立由学校、企业共同组成的考核监督 小组，定期组织评估和考核，奖优罚懒，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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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士安．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的偏差及修正［J］．中国院校后勤信息，200 6(3)
为推进我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既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目标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创造性地落实好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和问题
近年来，我县的农村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农村文化事业发展还相对滞后，为基层提供的文化总量仍偏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还较多。
1、阵地建设已起步，但普及率不高。仅占全县农村总数的18%。
2、文化活动有所活跃，但与农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难以满足需求。
3、文化建设机制正在形成，但还不配套，有待进一步完善。政府、村（居）、群众三大主体的结合与协调发展尚缺乏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比如投资机制问题，政府补一点，具体要补多少？怎么补？集体出一点，要在哪里出？能否出的出？群众筹一点，要怎么筹？谁来筹等等的问题还欠明确、欠规范。
4、文化资源配置不平衡。基层农村文化资源稀缺，群众文化生活贫乏。在我县的农村特别是广大山区，农民群众看电视难、听广播难、看电影难、看戏难、读书报难，仍然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基层文化单位条件艰苦，部分文化站仍处于无场地、无器材、无队伍、无活动的境地，工作很难开展。
（二）履行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
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政府部门必须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这包括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以确保农村文化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实现。只有切实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落实有关部门责任，加强督促检查，这项工作才能得到更好开展，使广大农村和农民得益，从而在农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1、抓规划。各级政府部门都应该对所辖区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作出整体的、长远的、符合实际的规划，并按规划认真实施。在具体操作中，各地要注重发展农村特色文化，实施特色文化品牌战略，要树立新的建设理念，探索新的建设模式，发展新的建设内容，引进新的管理机制，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实现一地一品、一村一品的目标。
2、抓投入。现行的农村文化建设中政府投入基础上的效果和方式主要存在以下三大问题：一是投入量太少；二是投入机制不配套；三是投入效果有待提高。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投入与需求不成比例；二是投入的领域不够全面；三是投入方式过于单一，仅限于给钱、给物，关键是要给人才、给政策；四是投入渠道过于狭小，应该是多渠道、多途径的；五是缺少投入的绩效评估机制，花钱多办事少的情况时有出现。因此，要建立健全的投入机制，加大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
【关键词】体育利益；制度；功能；要求
1.体育利益关系协调制度化的整合功能
为了及时解决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政治制度应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整个社会的政治规则结构完整，配合默契，从而实现其调节各阶层间冲突、促进合作的整合功能。政治制度通过相应的规则和程序，把互相冲突的各种社会阶层整合在统一的体制和秩序之中，使冲突得到解决或缓解，使合作得以进行。矛盾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分配不公和腐败，并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机制。为了发挥政治制度有效协调和整合的功能，除了使政治制度在整体上具有协调和整合的机制外，还必须在政治制度的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以及政治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建立起表达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协调利益的规则和程序。通过这些规则和程序，使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得到表达，矛盾和冲突得到解决或协调，并使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得到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得以确立，共同的社会目标得以实现。
1.1 社会协调的途径
从社会控制理论来讲，通常有三种途径控制社会冲突，即：观念途径、经济途径和制度途径，具体采用哪种途径则应根据冲突的自身特性来决定。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冲突的特殊性在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逐利行为的多样性，以及满足主体需要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稀缺性和有限性，造成了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只有通过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社会利益的分配制度才能消除冲突。
1.1.1法律控制利益冲突有两个途径：第一，立法控制，通过公平立法，建立合理的利益整合制度，分配利益，保障利益和协商利益，在宏观上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第二，司法控制，通过公正司法，建立合法利益的救济机制，抑制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包容法外利益，在微观上解决具体的利益冲突。同时要注意保持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使各种利益诉求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表达，避免矛盾的积累和激化[1]。
1.1.2体育利益冲突的关键在于，体育利益格局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社会结构愈趋复杂，社会的异质性程度愈高，体育利益格局的分化重组就愈频繁[2]。然而解决体育利益矛盾是体育利益冲突控制的关键环节。并非所有的利益冲突都能由法律来调整，法律只调整适合法律评价的利益冲突：第一，这种冲突必须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统治秩序、制度的基本方面及主流道德意识；第二，冲突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社会单位，即自然人和法人。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则从控制论的角度提出了较深入的认识。研究冲突归根到底是为了控制冲突，但控制冲突首先面临着手段的选择。
1.2 社会体育利益的整合
中国单位制属于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结合的这样一种体制。单位成为整合社会体育活动的有效的组织系统[3]。具体说来，国家通过垄断各种社会资源，进而对单位组织形成控制；单位通过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进而形成对单位成员的领导与支配。换言之，通过设置、运用一定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使得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得以产生。
2.体育利益关系协调制度化的公平分配功能
许多学者认为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社会中的价值或利益进行权威性的分配，这种分配实际是在对人与人、阶层与阶层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这种分配可能会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也可能加剧冲突或引起分裂。问题的关键在于分配是否公平。而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分化过程中出现问题，尤其是收入差距拉大，说明政治制度的这一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提高政治制度和政府公平分配的功能，解决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分配差距过大将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影响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
2.1 体育利益主体
探讨体育利益的前提是体育利益主体的正确认识。利益是永恒的，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4]。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受损状况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者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通过体育体制改革、加快体育市场化来实现体育利益相对公平[5]。
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要想取得较大的市场竞争优势，必须依托人才素质优势。这样，高职学生仅凭学业成绩优异恐难适应社会发展。一个人要想获得事业成功，除了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应有为人处事的社会能力。因此，培养经管类专业学生社会能力非常关键，而日常课程教育又是学生学习的核心，责不旁贷。积极优化基于经管类专业学生社会能力培养一体化的高职经管类专业课程，对于推动高职经管类专业学生社会能力培养，显得十分重要。
一、构建专业教学和社会能力培养一体化课程必要性
（一）树立综合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意识，有效衔接专业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培养
以往的课程体系，仅仅是根据教学大纲和计划制定，部分高职院校，办学历史不长，甚至是照搬其他本科院校的课程体系，这样就无法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和趋势。高职院校，要培养学生较强的社会能力，就应该突破过去的学科体系框架，树立综合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意识，实现专业教学与社会能力培养一体化课程的构建。也就是说，高职院校在构建课程体系，不仅要培养经管学生的专业能力，尤其是加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应用，同时要培养社会以及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自控能以及自我发展能力等。整个经管专业的课程体系，要始终站在培养人才的角度，树立综合职业能力本文的课程意识，将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渗透到每一门的专业课程中。例如，《现代企业管理基础》，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管理学知识，还要求学生提升沟通能力、组织能力等。
（二）构建专业和社会能力一体化课程，有助于高职院校的发展
作为高职院校，要发展，就要有比较清晰的定位，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竞争是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的竞争，要提升自己的实力，仅仅依靠过去的教学模式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作为高职院校，可以采用工学结合、学做合作的方式，利用现实完整的产品（服务）、活动项目和过程为以真实的系列产品（服务）的开发过程建设课程，为学校经管类专业学生能够在实际的工作情境中和职业环境中去提升自我，学习将来必备的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及社会职业素养，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提升沟通组织能力，为将来的在职场上竞争打下扎实的基础。总之将真实、完整的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为驱动构建课程，为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搭建了强大的平台，为学生的自身发展提供了较广阔的舞台，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高职院校的专业课程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其长期的发展。
二、开发专业教学与社会能力培养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
（一）以人才培养方案优化来促进高职院校综合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建设
作为经管专业，是一个招生和就业都比较傲热门的专业，尤其是近些年来就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要达到学校经管类专业大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目标，就要在加大力度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例如会计专业、金融专业、物流专业、营销专业、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等人才培养方案。另外，高职院校在制定培养方案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专业能力的培养思路上，更要将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计划列入到人才培养方案里面，总的来说专业的培养目标就包括专业能力和与社会能力的培养。高职院校在构建综合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利用整体――基础――渗透等策略去加强专业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另外，从专业能力的角度划分，课程体系可以由“基础理论知识模块”“专业水平模块”以及“社会能力模块”等组成，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经管专业的课程体系内容。例如营销专业的培养方案，就包括营销基础知识、沟通能力的培养、推销能力的加强。
（二）借助真实的产品（服务）驱动专业能力模块课程开发以融合专业课程与社会能力
作为高职院校，应该参与到企业的市场调查中，从选择商品或服务开始，深入认识经管专业的行业背景与人才需求等信息，例如财会专业要了解现在企业各个管理环节涉及的财会知识，以及相关企业的运营里路程及职位相关特点。高职院校，要进一步解职业岗位资格标准，包括对技能证书的要求，例如金融专业，是否需要银行从业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营销专业哪些岗位需要营销员、助理营销师等技能证书等。接下来，是要明确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就业岗位群，明确驱动专业的专业能力模块课程，经管专业教研组要加强沟通和交流，根据系列产品设计与制作环节，开设专业能力模块的关键课程。同时要认真研究产品每一道工序要具备的技能，将这些技能性的具体要求列入到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构建适合岗位群。总的来说，要根据这逻辑统筹每门专业核心课程，原则上每道工序都有对应的课程，借助依据核心课程所需要融入的基础知识，开始设置每门专业基础课程，例如金融专业的《金融市场学》，进而要实现专业能力模块课程的设置。在这个课程设置的整个过程中，有助于让大一的学生就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树立自己的方向，由于其制定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了解自己将来想立足的行业，自己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行业等。
三、建立专业教学与社会能力培养一体化的课程标准
（一）构建专业能力、基础能力课程的“大案例”课程标准
前面提到，经管专业的一体化课程，涵盖了专业教学与社会能力的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的由三大课程模块构成，其中就有专业能力、基础技能以及社会能力等。一般来说，高职院校的专业能力和基础能力的相关课程在整个教学管理中处于十分关键的作用，将会以“第一课堂”的身份开展，“大案例”将是这个课程标准的驱动力，融入社会能力培养，构建科学、合理的“一体化”课程标准，另外要鼓励各专业的学生大胆参与其中，学习相关从业人员应该具备的精神和能力，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处的“大案例”通常被称为“大任务”，一般是指在日常的专业课程体系中设置的完善的工作项目。在现实的教学中，大案例应该遵循“一案到底”的原则，高职院校经管专业要优化课程体系，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对课程内容的重新整合，实现相关的大案例。
高职院校的经管专业，应该保证每一门课程拥有10个左右的大案例，对于案例库要实现动态管理，尤其是像会计专业、等，每年的会计法都有所更新，教师要对相关的内容进行完善。同时要时刻把握当年的经济最新形势，更新会计专业的相关案例，作为培养会计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资源。
在构建课程标准的时候，首先应该先从大案例的选取出发，同时要将课程案例模块进行细分，接着要对实践任务、支撑任务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另外，要认真安排好每个课程案例的考核方式、评分标准等，为构建课程标准提供操作依据。
（二）以竞赛活动为驱动，构建基础能力课程模块
随着教育的改革，素质的教育要求培养人才不能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要有相应的课外教学进行辅助。尤其是经管类专业，就业非常激烈，更应该丰富课外活动，为学生提供锻炼自我的平台。因此，高职院校要以课外活动作为驱动，例如增加“点钞比赛”“做账比赛”“股票模拟比赛”“营销比赛等”，还可以组织文艺表演等活动，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作为教师，可以针对各门专业课程的特征，设计适合的活动或者比赛让学生在活动中提升自己的基础能力，增强实践能力。
（三）以社会实践活动为驱动，构建社会能力课程模块
在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变迁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进一步完善，导致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乃至不同人群的目标越来越独立，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并由此分化出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为此，必须从建立现代社会结构的角度去分析各职工群体存在的社会基础、利益分配及生存状况，及时把握住职工队伍中各利益群体的发展趋势，引导扶持各利益群体健康发展，使其达到应有的社会定位，使社会结构现代化并日趋合理。
辽宁作为一个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老工业基地省份，不同利益群体的重构在辽宁社会的阶层建构中表现出了一系列的特殊性，私营企业主群体发展滞后，大量产业工人阶层社会地位总体下移，工人阶级的整体认同感弱化，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构成不相适应的群体分化整合特征，构成辽宁社会阶层结构的特有变化，其基本构成如下：
1.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社会的稀缺资源，集企业的决策权、经营权、管理权于一身，是企业各种资源的支配者、市场化政策的积极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其群体素质的完善与否，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和普通工人的命运。
2.普通工人群体。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城镇企业的工人、服务业中的工人与下层管理人员和由农村流入城镇的打工者，约占辽宁职工队伍中的60%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传统重工业基地的特征之一。
3.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拥有社会文化资源和实现自我价值、社会价值的能力。目前辽宁专业技术人员群体规模比20世纪90年代略有下降，但大多收入较为丰厚，因单位所属系列的不同和专业技术等级的不同，其工资存在3-4倍的差距。
4.公务员群体。具有等级差别的科层系列，在相应的科层位置上取得相应的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和经济权益，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收益者之一。自进入21世纪以来，辽宁公务员群体约有41万余人，按30%为国家社会管理者计算，这一群体数量比重约占辽宁职工队伍的0.7%。
5.下岗失业者群体。是普通工人群体的派生物，也是社会转型期间的特殊现象。这个群体为改革做出了牺牲，是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其经济利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因失去工作而受到损害，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转移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风险，辽宁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深化企业改革中，大量解雇或变相解雇劳动者，1995年～2001年，辽宁每年下岗失业人员40万人，到2003年辽宁实际失业率已高达10%以上，成为全国下岗失业率最高的地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引起工人阶层内部群体结构的变化，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是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人事、用工制度，往往使职工被固定在某个单位身份、社会职业身份上，既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使人们从传统的固定身份的壁垒中摆脱出来，大范围的职业变更引起职业分化，在促进工人阶层内部不同利益群体形成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高了人才资源的利用率以及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但适应了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财富的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
其次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工人阶层内部结构由简单向复杂演化的同时，也适应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以及人们对社会工作和生活需求的多样化。工人劳动的流动性和职业身份的可变性为工人阶层内部结构的多元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工人阶层内部新、老群体的消长，实际上是工人阶层对社会关系变革的适应性调整，从而使自身内部结构对外部社会的适应性更趋完善，内部群体的互补性不断增强，达到工人阶层结构与社会系统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匹配、相互支持，在维护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和谐中发挥着自身作用。
二、职工群体分化现状与发展中的不足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辽宁工人阶层中各群体之间成员流动频率加快，各自的规模在进一步调整，但各群体之间的界限、利益关系、总体格局已经基本确定，其发展趋势主要反映在群体利益关系和群体发展规模等方面。
在群体利益关系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之手”的作用，经济利益的第一次分配，倾向于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群体。中国加入WTO进一步引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新的调整，使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有管理权与没有管理权的人，有文化技术技能与没有文化技术技能的人的经济利益差异明显拉大。公务员群体、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得以提升。为促进职工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协调、和谐，实现双赢互利，共同分享改革成果，“政府之手”加大了经济利益二次分配力度，“低保”政策、社会统筹和各种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实施，增加了普通工人群体、下岗失业者群体收入，基本生活得到保证。
从各利益群体发展规模看，公务员群体经过各级政府的机构调整和人员精简分流，群体规模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随着政企分离进程的加快，其规模还应适当的减小。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和专业技术员群体目前在辽宁各群体间所占比例偏低，离社会现代化还有相当的差距。随着教育、科技、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两个群体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仍处于上升、扩展趋势。普通工人群体现在仍是辽宁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群体。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辽宁重工业基地的历史地位，加之农民打工者源源不断地进入城镇和企业，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群体规模不会大幅度下降。下岗失业者群体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再就业难度大，经济结构面临新一轮的调整，有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会萎缩或破产，农村富裕劳动力仍会继续增加，在诸多压力下，下岗失业者群体规模还有进一步加大趋势。
由于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正处于起步阶段，一些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政策还有待完善，使辽宁职工队伍内的各个利益群体均面临着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
1.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健全。收入差距过大主要表现在城镇内部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和地区收入差距拉大，此外，隐性收入依然是高收入的主要来源。一些行业凭着对优厚资源的垄断占有，而非劳动素质、能力因素得到高出资源不丰厚行业几倍的收入。
2.双轨制的负面效应。社会资源多元化的配置格局虽然打开了人们获得社会资源的多种方式，但同时也打开了权钱交易的腐败阀门，使社会上大部分公共资源被少数利益集团占有，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缺陷和资源配制的非制度性因素，不仅产生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主体及其利益实现方式，还聚合成当前社会利益群体分化最主要的演化机制――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快速占有与积累。
3.现行税收制度不健全。国家税务始终存在着对再分配调节力度过低、执行中漏洞较多等问题。特别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手段较落后，缺少规范性。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高收入带来反面的示范作用，严重挫伤人们合法经营的积极性，阻碍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使经济运行紊乱、低效。
4.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援助亟待加强。在职工队伍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快速转型过程中，己显著地形成了一个为数甚众的弱势职工群体，这部分职工主要为下岗失业人员，多集中在效益低下、亏损和停产半停产的国有企业。其特点是收入少、消费低，起码的温饱受到威胁，劳动技能低下，再就业困难。这部分职工的现实问题，如不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5.农民工的维权问题。作为一个新的职工群体，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并迅速走向规模化，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在具体的劳动关系中，打工者群体与其他普通职工群体相比，其合法权益更易受到侵害，近年来许多生产中的恶性伤亡事故和歧视性事件，多发生在打工者群体身上，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风险，尚没有相应规范的制度安排来提供援助。
6.职工队伍的素质亟待加强。在职工队伍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直接、间接地与职工素质有一定关联，因为职工素质决定利益关系。部分职工群众的素质低下，不能适应效率优先、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其利益诉求面对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不能不受到一定的抑制。提高职工技能素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经济性的投入，既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迫切需要提高技术素质的职工，多为困难职工，在其温饱尚面临窘境的情况下，单靠其个体追加这方面的投入，显然是不够的。
三、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
面对职工队伍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企盼与诉求，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应在一定的时期中给予其各种经济性的制度援助，其对策如下:
1.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同时，要发挥政治优势，有效协调整体利益相同、具体利益各异的不同职工群体的关系，激励与约束结合，调控分配差异的悬殊，整顿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减少行业性垄断经营带来的高额利润，同时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并控制在社会所能认可和承受的范围内。
2.健全和完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确保困难职工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和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提供就业条件以保证稳定的收入和介入社会生活的发展平台，提供教育条件以保证自身的发展基础，提供社会保障以降低风险因素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调剂方式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使中低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准保持同步。
3.政府应加大劳动关系监督力度，加快劳动立法步伐，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劳动关系和解决劳资冲突，运用国际惯例搞好三方协商，维系劳动关系的平等、和谐。同时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调整产生于市场供求关系的效率与涉及社会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问题。针对社会初次分配秩序混乱、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的不争事实，应搞好分配领域的监督和制约工作。对于已经为社会发展做出牺牲、垫付成本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应变现部分国有资产以做补偿。
问题与功能优化
——以“曙光环保”为例
梅献中
（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摘要：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体现了组织化程度高、专业能力强、成员素质高以及比较理性等特点，但目前还存在与政府之间没有建立起相互信赖关系，缺乏信息共享机制，自身能力比较欠缺等问题。为此，对政府而言，应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尽快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与环保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对环保社会组织而言，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升自身影响力。
关键词 ：环保社会组织；政府治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功能优化
中图分类号：G9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9－0052－05
收稿日期：2015－05－31
作者简介：梅献中（1969—），男，河南周口人，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律师，研究方向为法治理论、环境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实践科学发展观研究基地项目“公众参与韶关市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J201402；韶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公众参与韶关生态城市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Z2014011。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推进，公众参与已逐渐成为学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中，对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的研究正在逐渐深化。本文以“曙光环保”组织为例，对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湘江砷超标事件及背后的
“曙光环保”组织
（一）事件回顾
2014年11月15日，环保公益组织“长沙市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曙光环保”）对外披露了他们对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所做的调查的结果：在郴州三十六湾矿区甘溪河底泥中，砷含量超标715.73倍；在郴州三十六湾矿区甘溪村稻田中，镉含量超标206.67倍。中华环保联合会认为，这样一份重金属污染数据凸显了我国环境的严峻现实，同时也应看到，环保公益组织对于推动环保事业做出的努力。[1]
这份重金属污染的数据出自环保公益组织——“曙光环保”，是该组织历经500多天深入湘江流域10个地市调查的结果，同时也是湖南省第一份关于湘江流域重点工矿区重金属污染调查的结果。[2]2014年11月15日，在“重金属污染防治论坛暨农田水田重金属污染防控研讨会”上，“曙光环保”的调查员公开了这一调查结果，同时还有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等重金属治理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专家、学者的参与。在参加研讨会的成员中，除了媒体记者外，还有湖南省部分县市的环保局局长、企业人士，但更多的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环保专家和志愿者。[3]
然而，这份重金属污染数据的科学性很快受到了湖南省环保部门的强烈质疑，但原计划在2014年12月湖南省官方关于重金属耕地修复治理试点总结的阶段性成果却也一直未公布于众。为此，《财经》记者分别联系了湖南省农业厅、环保厅、粮食局等多家单位，均被告知“不便回应”或“时机还不成熟”。[4]2014年12月3日，湖南省环保厅召开媒体沟通会，相关负责人认为，“曙光环保”采样方法“不科学”。12月8日，湖南省环保厅致函“曙光环保”，称调查数据“造成我省环境信息紊乱和公众恐慌”，要求“曙光环保”提供采样的具置、采样方式及监测机构的资质等。12月18日，“曙光环保”复函称取样范围涵盖湖南700多个村庄，采样方法是按照国家《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督技术规范》中的要求进行的，样品是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的。“曙光环保”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参与人员都是环境专业毕业，“我也曾提议由环保厅组织专家去相关地点采样，环保厅不愿意”。[5]
（二）“曙光环保”组织的运作情况及其特点
据相关资料显示，“曙光环保”成立于2013年，是非盈利性质的环保社会组织，其使命在于致力于环境与健康的调查研究，服务于受污染区人民群众。其服务内容包括：对环保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对环境污染地的调查研究及社会救助；探索适宜的绿色生态社区发展模式；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公众等多方共治的协调合作平台与机制；探索一条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从2013年6月至今，“曙光环保”已开展了湖南博友沙龙、长株潭饮用水调查、湖南重金属污染调查和湘江流域农田水土污染和粮食安全调查等多项活动，该组织的主要资助者是中国水安全基金会等。[6]此外，“曙光环保”还通过开设微博账号、举办中国水安全论坛等方式与公众建立了广泛关系。
作为非盈利性环保社会组织，“曙光环保”在重金属污染调查、以及开展论坛、进行科普教育等方面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组织化程度比较高——能够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多项活动特别是长达500天的调查活动足以说明这一点；如果缺乏严密的组织工作，这类调查活动很难持续进行；二是在成员结构上主要为环保志愿者，他们一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素质高，环保意识强，具备较好的专业知识；三是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包括网络和媒体资源、社会热心人士和相应的技术设备等；四是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开展活动，其活动与自身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五是行为比较理性，靠专业技术、调查数据说话，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二、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
保护之利弊
（一）长处与优势
前已述及，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有其明显的优势：组织化程度高，成员文化素质高，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比较理性、中立等，因而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例如：在湘江砷超标事件中，“曙光环保”的行为之所以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一方面是基于他们的专业知识所做出的认真细致的调查；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同科研院校、新闻媒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有关，而且一些专家、记者和公务员都是他们的会员。由于环保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专业性和中立性，他们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重视。一方面，他们的工作使相关政府部门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分担了政府的调查工作；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因调查行为不规范、数据不准确而误导公众，致使政府的工作陷于被动的可能。有研究认为，环保社会组织有着行政机关无法替代的作用。社会事务多种多样，社会治理任务繁重，有些社会事务是政府不该做或者不愿做、做不好的，非政府组织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其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不仅能够解决社会成员在参与环保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减轻政府的负担，而且在有些方面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7]因此，重视、引导、培育环保社会组织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短处与缺陷
⒈环保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尚没有建立起信息共享、相互信赖的良性互动机制。“曙光环保”之所以最先只公开三个数据，是因为在“曙光环保”看来，先公布几个数据，试探一下官方的反应；没有公布全部的数据，是怕引起公众恐慌。事实上，这种公开数据的方式很快引起了官方的强烈质疑，甚至还提出要“曙光环保”提供采样的具置、采样方式及监测机构的资质等要求。[8]由此说明，“曙光环保”与政府之间尚没有建立起信息共享、相互信赖的良性互动机制，政府对环保社会组织介入传统上属于行政管理事务的行为尚没有完全适应。同时，环保社会组织也没有找到与政府有效合作的路径和方法。
⒉政府信息公开不透明，影响了社会组织参与环保的积极性。近年来，虽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但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就会出现当一个环境事件发生后，环保社会组织要想及时获得详尽的第一手资料，还要受制于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信息的态度和机制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和效果。学界认为，有效的参与是以信息来源的多样化、信息交换的公开化以及信息量的对称和充分为基础的，参与者在对信息、资讯或证据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形下所进行的参与不可能是实质性的、有效的。[9]例如：在湘江砷超标事件中，虽然官方对“曙光环保”的调查结果提出了强烈质疑，但其对重金属耕地修复治理试点的数据却一直未予公开，公众不得其详；在“曙光环保”公布自身的调查数据后，官方仍然只提出质疑而不数据、不靠数据说话，这必然会对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产生不利影响，也挫伤了环保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环保的积极性。
⒊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方式不一，欠缺相应的规范。环保社会组织是一个专业化团体，保护环境是组织的目标和使命。一般来说，环保社会组织应与媒体共同将环境污染及其危害公开化，并使其在社会上形成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因为环保社会组织成员一般拥有较为广泛和丰富的个人关系网络，能够通过体制内的渠道表达意见；同时，环保社会组织还具有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能够动员公众更广泛地参与环保行动。[10]但由于缺少相关的法律规定，在环境保护实践中极易出现不规范的情形，也极易出现因其信息失真、采取行为不当等误导公众的后果。这既不利于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保工作，也难以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因而立法机关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环保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环保工作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⒋环保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存在问题。环保社会组织的成员不乏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但由于存在知识结构不全面、实践能力欠缺、资金保障不足、应急能力有限等问题，因而在参与环境保护实践中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而言，环保社会组织缺乏培训机制和培训平台，提升能力的空间和机会有限，很难掌握环境突发事件的内在机理，既无法做到有策略地缓解对立情绪，减少各种非理性行为的发生，也无法发挥其化解社会矛盾的稀释剂和消除社会冲突缓速带的作用。[11]因此，要求环保社会组织像政府一样承担相应的社会管理职责就缺乏可能性，同时也说明环保社会组织在重大环境突发事件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而政府的主导作用、管制功能是环保社会组织无法超越和替代的。
三、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
保护功能之优化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法治国家，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正面临着快速转型，这对于探索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其功能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拓宽政府与环保社会组织的合作渠道，创新合作方式
“曙光环保”在披露湘江重金属污染事件时，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就与“曙光环保”做好沟通，主动为调查提供便利条件，“曙光环保”的调查工作就会更加顺利，其效果也会更加明显。如果事后地方政府不是一味质疑，而是本着的态度进行积极沟通、耐心对话，那么“曙光环保”的调查数据就可以最大程度地与政府分享，相关的原始信息也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建立有关重金属污染的档案，政府就此可以节约调查成本，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可见，建立政府与环保社会组织之间良性互动的合作模式是十分必要的。在建设法治政府的当下，政府应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采取平等的姿态与非政府组织共同承担社会事务。政府在保障其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正确监管和引导的前提下，要主动、有意识地收缩自己的权力，将社会微观管理的权力还给社会，从而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12]
（二）加强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提升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
随着我国环境问题的加剧，环保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将愈加凸显。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组织还不够规范，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因此，法治国家建设“还意味着以市场和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秩序建构；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通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13]因此，笔者建议：
⒈制定有关环保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据民政部的《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到2013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7万个，比上年增长9.6％。其中生态环境类占6636个，比去年增长17.2％。[14]数量众多的环保社会组织每年都在快速增长，其对环境法治建设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瓶颈依然存在，而且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必须改革而且非常迫切。[15]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手续、加大扶持力度、规范参与方式和活动范围、明确权利义务等方面着手，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到既确保环保社会组织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也要将其完全纳入法治化轨道。
⒉非政府组织要抓好自身建设。当前，包括环保社会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自身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合法性不足、诚信度下降、公益性偏离、自主性缺乏等，特别是在组织章程、机构运作、活动范围、资金来源与使用、权利享有与责任承担等方面亟待规范。另外，由于组织成员存在知识结构不全面、实践能力欠缺、应急能力不足等问题，在参与处理环境突发事件时无法起到决策智囊作用、化解社会矛盾的稀释剂和消除社会冲突缓速带的作用，这与环保社会组织自身形象意识、开拓意识、管理能力和功能定位不清晰有关。因此，在政府加大对环保社会组织建设力度的同时，环保社会组织也要加强自身建设，优化组织结构，提升内在素质，开拓资金来源，稳定发展方向，与政府、社会公众、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拓展合作渠道，创新合作方式，在法律框架内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树立打造专业、精干、规范、高效的组织形象，在法治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杨烨.2014中国环保十大事件[N].经济参考报，2014－12－29.
[2][3]曹昌，李永华.湖南首份重金属污染调查结果公布[J].中国经济周刊，2014，（46）：48－49.
[4][5][8]鲁伟.湖南大米再陷重金属污染漩涡[J].财经，2014，（26）：26－27.
[6]百度百科[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4Cg1aq0－aMVEKM＿IkGhWQsIraMHi63GRi5k8gDbI8jYr＿Wl7KPB－EgY0QmssssPwyL0Lxg0BqwULvzopDmKq9a，2015－02－26.
[7]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J].法学研究，2001，（01）：23.
[8][9]张文显.法理学（第4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0.
[10]任丙强.环保领域群体参与模式比较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4，（05）：55.
[11]张仲涛，韩欢欢.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及其优化[J].江海学刊，2014，（06）：124－125.
[12]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76.
[13]江必新.法治社会，从何“治”起[N].人民日报，2014－09－16.
[14]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EB／OL].民政部网站，http：／／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406／20140600654488.shtml，2015－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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