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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演变过程8篇

时间:2024-04-17 15:35:1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学的演变过程,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

篇1

一方面,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脑科学的结合、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结合等被认为是为经济学发展寻找到了新手段,可以以更加接近白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与发展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使得研究人类的经济动机与经济力量成为可能,能使主流经济学研究更加接近真实世界。

在上述两方面,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得到了普遍认同。与此不同,本文主要关注:如果主流经济学把行为经济学纳入到白身理论框架中,可能会给经济学理论体系整体带来什么影响,未来经济学(形式)理论严密化的努力应该走向何方?

(1)首先,行为经济学发展出的系列偏好选择理论松动了传递性,从根本上弱化了理性含义,理性假设的扩展对完善经济学理论框架有着重要意义。传递性是经济学对人类选择行为进行形式化的最低要求,有限理性假设在行为经济学中不再是通过简单缩小选择集来定义,而是直接松动了传递性。如果传递性不能保证,那么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就会面临最大挑战:从特定局部导出的理论不能平行推广到全局范围,Poincare所言的科学就是“A=A”就将不复存在。有限理性的研究进展使主流经济学今后的发展必须更加重视两个问题:(1)个体行为在不同时点或者不同长度时问段之问的联系;(2)个人与社会(或者说不同层次)之问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不再是主流经济学中简单的加总或者平行移动)。如何把特定时点、特定层次的个体选择偏好的传递性扩展到全局时问范围和社会体系的不同层次结构是维护经济学理论形式系统一致性的主要挑战。

(2)其次,行为经济学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关注,把主流经济学研究图式从“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转化为“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一劳动”。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各类票赋共同作用形成人类消费品的有效过程,作为选择机制的(效用与利润)最大化只是为了驱动这一过程,所秉持的是“土地加劳动到产品”图式。与此不同,无论是给定环境下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还是脑神经元的白我激励与满足机制,行为经济学所探讨的是个体信念、偏好与行为的演变以及该行为对其白身真实生理上的满足(特别是神经元经济学的出现),或者说是作为消费行为结果产生的行为选择(个体偏好、信念与行为异质性的内生化),并把情感或者精神满足纳入到选择分析框架中,从而使行为目的指向人本身。行为经济学研究图式变换为“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一劳动”,经济过程不再只是产品再生产过程,而是产品与劳动的复合再生产过程。

(3)第三,心理账户、前景理论等有关异质性的研究提升了互补性研究的重要性,完全替代的选择空问因为互补性而不复存在,局部选择(偏好)的传递性无法通过平移来维系全局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心理账户发现:异质性使得作为替代性之锚的货币不再具有完全替代性,其充分说明经济体系存在高度异质性。异质性不仅导致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完全,扭曲完全替代和完美一般均衡,进而导致局部传递性无法通过不再是完全替代的选择空问维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白洽性;异质性还会导致技术一社会互补性的出现,规模报酬递增为社会体系中的创造性与生产性提供动力机制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体系收敛的理论问题。这必然要求:经济学把互补性的处理从一般性报酬递增的地位提升到与替代性同等的基础位置,规模报酬必须因异质性而限制在局部空问以保证竞争性均衡的存在。

篇2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理论基础 现实基础

一、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比较

在上个世纪末,我国经济政策主要从需求端入手,依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即通过国民收入均衡公式Y=C+I+G+NX,认为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使经济中的C、I、G和NX的需求增加来实现。

而供给经济学遵循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Y=F(A,K,L),他们认为经济的增长依靠A、K、L,不过在长期中增加K与L并不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因为K会达到稳态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也是不变的。所以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在于A(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现在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就是旨在提高生产力,也即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产出水平。

二、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演变看供给侧管理的发展

(一)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演变

20世纪是“宏观经济学”不平凡的100年,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及政策的演变过程,以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之争为主线,大体可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30年代之前,主要强调供给决定需求、政府不应干预,这时是供给管理。

(2)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凯恩斯认为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政府干预消费和投资等需求。这是需求管理。尽管在短期它可以解决一定的经济衰退问题,但长期看会产生滞胀的后果。由此,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除了对需求端分析外,还必须对供给端进行分析。这就是供给需求综合管理。

(3)70-80年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市场大部分时间能够调节好经济,然而供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长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供给也会提高。这就是供给管理。

(4)80年代到20世纪结束,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这两大学派之间,以他们的理论在当时的地位来体现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

(二)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三大转换

在这期间,我们可以了解到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倾向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换,这就是:从供给管理倾向需求管理的转换;从需求管理再向供给管理的转换;从供给管理向供给需求综合管理转换。任何单独看重短期发展的需求管理而不注重长期发展的供给管理都是有失偏颇的,供给需求综合管理才是因时度势的方法。

三、供给侧改革的中国选择

(一)出口占比变化

1995年到2014年这20年的出口额从12451.8亿元增加到了143883.8亿元,出口占GDP的比重从最初的20.36%,中间有波动的增加到最高点---2006年的35.65%,在2006-2014年之间出口占比下降,2014年的出口占比为22.63%。近年来,由于国际经济状况的变化,导致我国出口占比减少了,出口再想大幅度增加可能性就小了很多。(图一)

(二)消费占比变化

1995年到2014年这20年的消费总额从23613.8亿元增加到了271896.1亿元,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从最初的38.63%,中间有波动的增加到最高点---2014年的42.76%,在2001-2007年之间消费占比下降,从2001年的39.05%到2007年下降到的最低点,其消费占比为34.91%,但随后占比又上升。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对消费的刺激以及消费观念的变化等原因,我国消费水平大幅上升,但同时这也就说明消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小了很多。(图二)

(三)供需不匹配

我国既出现了“产能过剩”又出现了“供给跟不上需求”,这说明我国经济存在着“供需不匹配”,需要供给改革。这里的供给跟不上需求与产能过剩并不冲突,因为是针对不同的产业而言,比如在钢铁业和水泥等行业上的大量投资,但消费又是既定的,这就造成其产量过剩;在高科技产业上投资不足,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国外商品,这些产品在外形上和质量上都存在优胜于我国产品的地方,导致其供给跟不上需求。

四、结论

当出现产能过剩时,需求侧管理的刺激社会需求与供给侧管理的“过剩”本身就是不合理应该调整的观点是有区别的,那现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管理制度呢?我们发现,因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核心区别在于市场是否出清,当短期经济并未达到市场出清状态时,采取需求侧管理;当长期经济达到市场均衡时,采取供给侧管理。当“三驾马车”在需求侧难以自我实现的时候,就需要供给的作用。当然,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发现供给需求综合管理才是政府管理经济更好的方法,具体时间段的管理应该以侧重点不同而加以区分。

参考文献:

[1]曹国亮.供给侧管理在中国的推出及国际经验[J].品牌营销,2015.

[2]贾康.中国经济需要新供给的“破”与“立”[J].中国发展观察,2015.

[3]王志伟.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4]黄志贤.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趋势[J].厦门大学学报,2000.

篇3

关键词:经济学说史;思辨能力;综合能力;励志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重要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该课程主要讲述西方经济学说产生、发展和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通过学习该课程,可以加强学生经济学理论功底,有助于提高学生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同时为学生学好其他专业课奠定重要理论基础。笔者结合自己多年教学感受,总结了学习课程后对学生的益处,与同行共勉。

1 通过经济学说史学习,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的理解

财经院校的大学生都是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开始接触经济学,但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反映是“经济学”充满了高等数学,不是晦涩难懂的均衡计算就是复杂多变的图形,大部分的学生对此课程都有“想学但难学”的感觉。即使是所谓学的好的学生,也只局限与对图形的掌握和计算题的解题而已。对于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学生难以理解和体会的,使得学生头脑中的经济学只停留在“纸上谈兵”而已,这就失去了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真正作用。

而经济学说史课程,讲述的是经济学说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不同历史阶段展现,产生了不同经济学说并影响当代经济的发展。学生通过对经济学说史学习,可以深刻感受到经济理论存在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跳出固有模型和惯性思维的影响,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视点加深理解以前所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知识,从而得到新启示,使经济学学习与时代相结合,落实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对不同学说的客观评价、理解,可以提高学生思辨能力

在学习西方经济学过程中,大多使用国内教材。为了能够较系统的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国内出版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以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主,也就是说讲述的是一种看法和思路。随着近年来教学计划调整和课时压缩,教师在有限课堂时间里讲述大纲考试的相关内容都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去介绍其他的理论。这样很容易让学生产生误解,认为经济学只有所学的一家之言。而学说史的学习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通过介绍不同时期不同的经济理论,让学生看到经济理论之间的差异和继承以及不断发展、演变,思考为什么某人理论能够成为主流,为什么若干年前的支流后来又变为主流学说,背后形成和推动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对经济学说不断演变分析中就会逐渐提高学生思辨能力,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成为一个不只会考试做题,关键是有思想和思辨能力的大学生。

3 从学说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体会经济理论运用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性

经济理论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虽然通过历代经济学家努力和奋斗,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在大学教学中,由于教学体制和课时限制,学生很难在课堂上体会到自己所学的经济理论到底对经济发展能起多大作用。而在经济学说史课程讲述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学说的时代背景分析,通过结合当时历史现实,讨论理论产生的根基和成为主流后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如经济学说史上著名的“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对于经济学走向现代成为社会科学殿堂的“明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理论的正确运用可以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英国剑桥学派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不但对本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同时通过经济理论变革也为促进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虽然国内的教材中对此介绍相对较少,但国外经济学说史的教材却叙述内容多而且面广。因为任何时期经济学说产生都是时代缩影和需要,其内容是与历史背景不可分割的,所以把时代背景介绍与经济学家理论结合起来讲解,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体系,同时体会经济学说的历史性、阶级性和政治性,理解所谓“纯粹经济学”的欺骗性。在经济学教学中经常讲“为什么学习西方经济学”,但学生却不能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体会到“西学中用”目的是有选择的,甚至有很多人会被西方表面宣传所迷惑,认为“全盘西化”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选择。而如果从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待此问题,就可不辨而胜,让学生感受到学习该课程重要性和实用性,改变固有的“历史无用论”的想法,同时可以激发思考的主动性。

4 有利于学生对不同课程内容的链接,融会贯通提高学习综合能力

不管什么专业对于在校大学生,每天都穿梭于各个教室之间,听着不同老师在讲述着不同的课程。所以在学生脑中所学的各个课程只是大学知识结构中若干个点而已,至于不同点应该摆放在哪里,各个点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们并未思考过或能够得出清晰构图。这正是造成社会所说大学生“高分低能”的一个重要原因。“高分”是表明学生在校把所学课程即各个点掌握的很清楚,“低能”是因为其脑中只是零散“点”的堆积,而不能形成一个有形、有用的“网”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正是现在大学教学的一个弊端。大学中开设的有些课程只是强调理论性,而没有教会学生如何使用知识。同时各个专业课程都是“各自为政”,针对某个问题任课老师只讲本课程理论和观点,而现实中任何问题都绝不是只用一门课程知识就能解决的,所以要求有综合应用所学各门课程的能力,而这正是学生所缺乏的,也是在现有学校考核制度下所不能衡量的“高分低能”就不奇怪了。所以如何去构建这个“网”既要学生自己主动学习,也要借助于老师在课堂上思路引导和勾画线条,帮助学生在学习中提高知识运用的综合能力。而经济学说的发展是现实经济现象的浓缩,是众多历史原因的综合物,演变中涉及宏观、微观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福利经济学等各课程内容,所以在讲解某经济学的理论时经常会涉及到不同专业领域课程,如斯密的理论,既有宏微观的理论,还有国际贸易、税收、财政、金融等各方面的知识,这些理论成为不同的点,围绕“国家财富如何增长”这个中心,以“经济自由”为主导的思路构建出了斯密的《国富论》的全部内容,同时也成为经济学永远追随的主题和方向,这种情况在许多经济学家理论中都会有所体现,教师就可以与学生已学课程情况结合,提供一个新视角去理解学过的理论,搭建起贯通各个课程的思路,让学生体会到对同一个问题不同课程是如何寻找解决之路的,哪些是现实中可行的或效果更好的,通过分析、梳理理论脉络,锻炼学生知识的综合应用同时增强解决现实问题能力。只有不断的加深理解变为自己的知识达到“融会”,才有可能去“贯通”,把各个点链接起来构建实体的专业知识结构,在现实经济生活和工作中解决问题,成为有文凭也有水平的大学生,成为企业和社会欢迎的人才。

5 经济学家的生平可以触动学生,有励志的作用对学生成才有所启示

篇4

关键词: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同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二、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应当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而且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吸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推动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马克思经典范式是迄今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同西方经济学相比,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其次,我们之所以要实现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创新、现代化,是因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两类十分明显的“反常现象”:其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大量“反常现象”,其二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大量“反常现象”。这两类“反常现象”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学只有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对新的大量“反常现象”具有适应性,才能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信息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在马克思经典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学。再次,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经济学应充分吸收这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形成制度经济学范式。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运用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特征和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并对其进行的科学解释,形成了引人关注的经济理论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目前,“经济学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其自身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兴经济学门类进行科学综合。一般说来,经济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与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胡进,2004)。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是一个“建立——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纵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自我扬弃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成果与方法的横向综合过程。从历史上看,经济学经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当时经济学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构建现代制度经济学范式,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广泛借鉴当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与科学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成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四是广泛应用数学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总的来说,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临经济社会生活的挑战,但其实证分析方法、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数学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因而是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应科学借鉴和利用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门类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20世纪以来,新制度学派、西方马克思学派、结构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等学派广泛发展起来,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总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坚持“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经济学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主张,接近于经济学,成为构筑现代经济学大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新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鉴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拓宽到制度领域里。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如,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经典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引入实验室实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方法。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实绩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及相通之处。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特别是动态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历史感。“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第二,两种理论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与创新中的作用,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化滞后性。第三,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当代经济学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吸收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进行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过现代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体系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还能在寻求融合的基础上带来重大的理论创新,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三、怎样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总体上说,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就是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制度经济学理论,建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形式。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是由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因为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它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远距离、深层次、长镜头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但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任务所决定,对短时期内的具体制度变迁过程,这种研究就无法直接回答。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深入的微观分析,又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和数理分析。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综合,某种程度上就是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是一项宏大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工程,需要科学设计、正确推进。从总体上说,这一工程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构建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即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一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一研究是本质层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从本质上剖析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一个人类社会长期的、本质的整体制度分析的框架结构,以此作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础。其次,在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吸收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相关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构建一个综合的制度分析的科学框架。二二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经济学的新观点。三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客观规律,确立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提出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化的新观点。

具体说,进行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应抓住以下三个主要环节:

(一)在经济学宏观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微观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研究对象的制度经济学综合。总体而言,制度经济学属于宏观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试图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客观必然及其各种主客观条件,并从现存社会制度内在的矛盾推演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既体现人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体现人类理性构建能力和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观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等具体经济制度,这是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制度经济学将这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一是要在生产要素所有制、劳动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即在分析社会形态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二是要在分析各种法律、契约、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时,研究各种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种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种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这样,既可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的真实过程,又可以用更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技术手段来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方式,从而在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统一上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

(二)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制度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质和真实演变过程的科学方法,显然这是一种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同时,制度经济学还应采用个体方法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个体分析方法在细致描述和刻画制度形成和变迁特征方面,在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过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个体方法论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从而使制度经济学能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和描述方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来补充与完善制度经济学。

(三)在阐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实现基本理论的制度经济学综合。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繁盛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当而且必须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历史唯物主义地置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的变迁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来分析,认为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计较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认识到在人的动机背后决定人行为方式的客观力量。前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后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构建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揭示与阐明制度变迁两种动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内在联系:当生产的物质发展要求生产的社会形式进行相应变革时,必定同时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主体会通过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比较来努力实现该种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分析上,我们将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体步骤、原因及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更不能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进行数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阐明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并将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

从总体上说,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的综合,也包括理论观点的科学综合。通过这些综合,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得到丰富、完善、发展与创新,形成制度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这一科学范式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制度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的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及以此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体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基本主体和主要内容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二是制度经济学的“保护层”部分。如,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谈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逻辑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数理——模型”的数学分析方法。又如制度经济学的新观点: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根本动力与具体动力综合作用的统一:制度变迁的范围是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的统一;制度变迁过程是长期制度变革与短期制度调整的统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集团的集体力量与个人参与的统一,等等。

实现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这种综合是经济学价值判断的综合和演变过程。它既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理论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种关于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思想认识的深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经济学提供了营养,经济学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四、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

(一)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方法论方面看,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应坚定不移地坚持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与指导作用。同时,应把经济学研究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努力实现其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

(二)新制度经济学尽管在其阶级立场、价值观和基本方法等基本“硬核”方面是错误的,但其研究对象和具体分析方法与成果等方面有许多科学因素和积极意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对立性而且具有互补性、相通性。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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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理论;教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如何把这门课教好学好,让学生真正掌握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学生以后进一步的学习至关重要。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运用大量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以及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难懂并难以掌握。通过几年的教学工作,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总结,并结合与其他相关老师的交流,提出在讲授该门课程中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一、深入理解概念和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学生在大学期间较早接触的经济类课程之一,其中的很多理论甚至概念都是初次碰到。对于这些理论,不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而是要理解,这是关键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同学认为它与其它一些纯粹文科课程一样,通常背背其中的内容就可以。但是这样下来,往往很快就忘记了。在每个学期的讲课过程中,总会有同学反映,很多概念自己能听得懂和看得懂,但是题目做不出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知识真正转化为自己理解的东西。比如,在微观经济学第一章的需求部分,有两个概念需求的变动和需求量的变动。需求的变动指的是由商品本身价格之外的其它因素的变化,带来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而需求量的变动指的是由于价格变化引起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引起变化的原因却有本质差异。在做一些题目,很多学生无法正确区分它们。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对概念的解释,力争让每个同学都能理解并接受。同时,在课堂上及时讲解相关的一些题目,通过这种方式让同学感受如何把概念所描述的内容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巩固对概念的理解。

二、适当地采用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征事件中,从而进行案例的分析。通过学生的思考,进一步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能有效地体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思考方法,是如何来分析具体问题的。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对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的经济学功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案例的选择要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

如果在刚开始的阶段就选择比较复杂的案例讲解,教师需要解释很多相关概念和理论,而学生听起来也会比较吃力,容易使学生产生烦躁的感觉,反而会影响教学效果。

2.要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教学中,理论的学习在课堂中仍占主要地位。如果教学过程过多强调以案例为主,会造成学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解比较到位,但知识的掌握缺乏系统性。案例教学作为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有益补充,可以起到传统教学很多起不到的作用。

3.与实际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等背景紧密相关的。在此方面,我国的情况与它们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一方面要引用西方国家的现有案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另一方面,也需要收集以我国经济发展为背景的本土经济学的成熟案例,更多地关注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这样,才能较好地将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

三、经济模型的使用

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其中,图形就是一种常见的使用方式。与数学方程以及文字对相关理论的描述一样,图形也是表达模型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中,很多同学对于教材中大量出现的图形感到恐惧,不愿意进一步随着教师的分析思路走下去。比如在宏观经济学中,在分析产品般均衡并推导IS曲线时,如果从数学表达式来推导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当把这个过程用图形来表达时,很多同学觉得不好理解。对于这些图形,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数学知识,比如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导数的概念,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当然,还需要同学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因为这门课实际上研究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的,尤其在图形中大多数是使用英文符合来表示。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后,接下来的就是如何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来读懂图形。教材中的大部分图形是在二维坐标上表示的,需要知道坐标的两个轴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颠倒了,则结果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只有从图形的演变过程中深入理解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对基本的经济理论有深刻的掌握。最后,在掌握了相关经济理论后,需要把现实的经济现象及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需要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理论来解释我们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才是我们学习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刘越.提高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效果的路径——兼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2(3):19-25.

[2]乔洪武,郭亮,叶雨晴.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经济伦理教育[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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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深陷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没有明确经济史学的性质。经济史学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什么是经济史学”或“经济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它一直是经济史学研究者不断讨论但又始终有不同说法的重要议题。如吴承明(1995)认为,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希克斯(1987)把经济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诺思(1992)认为,经济史的任务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由此可见,关于什么是经济史这一问题,经济史学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学界之所以对这一问题有诸多不同解释,一是源于学者对于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认识。如,诺思(1992)认为,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及其实绩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希德认为,经济史是研究人们过去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劳动诸问题,又要用不同方法测定上述活动的相对效率。中国学者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研究对象的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在横向方面,主要观点集中在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抑或二者的矛盾统一,以及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等方面。纵向方面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研究对象的时间界限。赵德馨(1999)指出,经济史学按学科研究对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

经济史学又分为经济史实和经济史学通论两部分。经济史实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过程,而经济史学通论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规律。这里的经济史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而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实际上也主要是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在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这一重大问题上,赵德馨(1992)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但这里的历史指学科对象意义的历史,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笔者感觉,赵德馨对于经济史学的定义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源于学者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分歧。长期以来,经济史一直被认为是处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但学界对于这一观点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吴承明(2005)说:“我们说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高德步(2000)更进一步指出,这一提法是学科划分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史学是一个边缘学科是错误的。赵德馨(1999)则说: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就此而言,称经济史学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

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难看出,虽然经济史与经济学当前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但从经济史学的性质和历史来看,它与经济学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因此,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要求,更是遵循经济学发展历史规律的要求。为探讨这一问题,需先简要阐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探讨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怎样研究经济史学,主要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对此,不少学者已发表过相关论述。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吴承明在主张“史无定法”的同时,强调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学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实证主义,包括考证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须臾或离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吴承明虽然主张“史无定法”,但更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这与他关于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熊彼特(1996)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历史学方法被一些学者首当其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德馨提出:“史有定法。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认为,“经济史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难看出,他虽亦反复论述经济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抽象出经济理论。”但更强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以及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融合。也许这是赵德馨一向被学界认为是属于“经济学的经济史”阵营的原因所在。很显然,虽然学者均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侧重。由于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关于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当然,反过来讲,也许正是由于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同,才使人们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出现差异。再来看经济史研究前途乐观之美国。经济史在美国的境遇能够改观的关键在于,学者把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引进了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以文史取向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经济学出身,要么是历史学出身。故而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喜欢做计量分析。而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虽然是学经济的人,但在经济史研究中也没有运用太多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曾说,他毕业于财经学院,并长期在财经学院教学,也没有学到多少经济学方法。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工作者,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多一些,运用得好一些。

三、培养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在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的同时,多学科思维方式的融合对于经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吴承明指出,除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外,经济史研究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他提倡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引入经济史研究。然而,现行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体制不利于这种融合,也不利于学生经济史思维方式的养成。为了培养学生的经济史思维方式,这需要老师在教学方面下功夫。比如,赵德馨在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时,一方面努力创造多种学科思维方式融合的环境与氛围;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提出转变思维方式的任务,引导学生按照以下目标补缺门:从经济学科来的,补上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从历史学科来的,补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504在经济史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与前辈都是实现经济学与历史学思维方式融合、具有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典范。如梁方仲、汤象龙、方显廷、傅筑夫、严中平、陈振汉、汪敬虞、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谷霁光、傅衣凌、何兹全、张荫麟、李埏等。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决定思维方式,而学识素养则是养成思维方式的基础。故而经济史研究者不但要加强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决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积累。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彭南生在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就做的比较成功。他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本、硕学位后,又跟随赵德馨先生学习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相关知识。赵德馨希望他留心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在已有的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并使二者融合为一,从而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彭南生的博士论文获200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与其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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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教学方法

一、导言

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直到80年代才被引入中国。在经济学的众多学科分支中,只有发展经济学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更加值得思考和重视。因此,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对我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发展经济学课程在民族院校的深入开展,除了让学生掌握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理解经典的理论模型,以及认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外,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发展环境,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民族地区的现实问题,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在民族院校全面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有助于民族地区的学生全面、深入的了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发展经济学自引入中国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本土化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我们也看到,在中国高等院校的课程开设中,除了经济学专业以外,很多财经类专业要么不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要么把发展经济学开设成选修课,课时分配不够,其他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就更加难觅发展经济学课程的身影。为民族地区培养干部人才的民族院校到目前来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发展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以中南民族大学为例,近年来,发展经济学课程开设专业不断增加,然而也仅限于经济学院,目前经济学院仅有两个专业将发展经济学设置的是必修课,安排48个学时,其他四个经济类专业都为选修课,并且仅有32个课时,教材内容只能完成一半。

二、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发展经济学》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课题组成员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民族院校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引入有效的教学方法,首先需要全面掌握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目前的发展经济学教学涵盖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导论部分。主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演变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界定。其中有一个章节是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含义、关系和度量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在这一个部分教学中,帮助学生正确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学生明确发展经济学不仅仅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还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二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与传统的经济学课程和理论不同的是,发展经济学在讨论经济增长问题时,不但介绍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总结而来的经济增长理论,而且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提出了针对性的经济增长阶段与起飞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这两个理论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思路有更大的参考意义。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运用一般经济学理论分析收入分配的类型以及测量的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发展经济学通过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储蓄、投资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来解释收入分配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存在较为突出的贫困问题从概念入手,深入解读,说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重要意义。三是经济增长要素。依据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得出的结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经历了唯资本论、唯计划论,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逐渐体现出来。虽然资本不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要素,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匮乏是共性,因此,必须正确理解资本积累的作用以及资本形成的过程。人口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到底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人口转变阶段以及发展中国家高出生率的行为分析,有助于学生理解人口政策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并不完备,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失业问题较之发达国家更加复杂,因此,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以及投资效率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引进能够较快的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然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何测度,技术引进的选择对技术吸收的影响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多方位的考虑。资源、环境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的,由于资源与环境的不可逆性,以资源促发展,以牺牲环境促发展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要时刻平衡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通过政策引导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四是经济结构转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结构严重不合理,农业比重过大,且效率低下,农业技术变革推进缓慢,与农村、农民和农业发展配套的政策制度不能有效实施。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亟待提高工业化比重,完成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以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加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目标的有效保障。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流动问题,失业问题的考虑能够扫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过程中的障碍。五是对外经济贸易。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为重要。传统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国际贸易能够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在既定的国际贸易次序下,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的选择将影响地区福利水平的变化。在利用外资方面,国外借款必须适度,以免引发债务危机;制定的优惠政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也需适度,正确看待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作用。六是制度与市场的关系。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机制是不完备的,因此了解发展中国家制度的重要地位,避免低效率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了解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市场失灵,提高政府效率,促进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动态转换。发展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互呼应,发展经济学能够解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能够指导民族地区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征,确定一条高效的经济发展路径。因此民族院校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是相得益彰的。

三、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

目前,民族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教学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相对比较落后。由于受到目前《发展经济学》课程教材的限制,民族院校在讲授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以及贫困等问题时,常常只能依照已有教材的案例来进行解释和说明,而教材中的这些案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案例选取国家的发展时期比较久;二是案例选取国家学生不太熟悉。例如在介绍后发优势理论时,大部分教材选取的是印度80年代的发展情况,在介绍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时,大都也是以北美国家80年代的发展情况为案例。民族院校大部分的学生来自民族地区,他们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即熟悉也感兴趣,民族院校在教学内容上亟待更新。因此,有必要根据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按照《发展经济学》课程各章节研究内容,设计有足够针对性和说服力的案例供学生分析讨论,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结合民族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其中因地制宜的案例教学方法是较好的选择。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样本,结合发展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将案例合理的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激发民族院校学生的学习兴趣。民族院校的学生来自我国的各个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比较熟悉,也感兴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入他们身边的案例,借助各种多媒体手段对案例进行展示,引发学生对案例中引发的发展问题进行激烈讨论,最后通过案例总结最终能够完全掌握相关知识点。在发展经济学教学手段选择上,可以整合民族院校的多种资源,利用各种民族地区社会调研的机会,引导学生结合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深入民族地区开展调研,既能让学生更加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同时也能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提高调研的效率。

作者:曹考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郭熙保.发展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柏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0(8)

[3]霍明明.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J].中国市场,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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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史中伦理思想的梳理,总结其演进变化的过程,从而加深对整个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的理解,并对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一些建议。

一、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伦主经从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概括为:伦理居于主导,经济受制于伦理。在古代社会,经济学、伦理学都包含在哲学之中,没有得到独立化的发展。对于经济思想的思考主要都散见于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等。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坚持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上,却都有着相同的观点:

第一,财富是幸福的基础,但财富不等同于幸福,同时德行高于财富。色诺芬的财富观以物品是否有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则提出商品有两种用途,既可以用,又可以交换。在对财富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强调人的德行以及灵魂的追求在人生幸福中的地位,认为“最高尚的灵魂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躯体为更可珍贵”。

第二,关注公平和平等。教会代表人物阿奎那提出了“公平价格”的概念,他认为服务于公平利益的交换必须公共地进行。他肯定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商业活动,却贬低为谋利的经商活动。在具体的经济交往中,亚里士多德主张遵循“平等”原则,对于那些“没有名分从某些人手里获得钱财”,却“取得过多”的高利贷者,应受到鄙视。

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二者的“联姻”是不公平的,因为作为其中一方的经济学并不具备独立性。我们可以简单把产生这种关系的原因理解为财富在此历史时期没有独立地位,哲学家和神学家仅仅把财富看成是一种幸福生活的补充,把人生的目的设定于对灵魂的拯救。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经主伦从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居于主导,伦理为经济服务。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类似自由主义、最小程度政府干预等等思想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他们把经济学的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促成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联姻”。

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当中,核心是“无形之手”。“无形之手”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无形之手”的基础——利己心。斯密根据自利是人的本性的逻辑前提,推论出互利是人们在市场经济中遵循的最基本法则。从市场角度来看,首肯利己心等于尊重人权,等于保护个人发挥自身才能的权利;从人性角度来看,利己心为个人充分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在道德和伦理的指引下利己同时利他。第二,“无形之手”的表现——提倡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斯密认为,在自由的市场体系内部,无形之手会在法律的基础上解决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决定问题,从而使个人和社会的利益都能够同时实现“自然秩序”,无须政府干预。第三,“无形之手”的影响——公平分配和效率。斯密关心经济效率提高对于改善社会大多数人生活状况方面的结果,将大多数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结果视为公平的重要内涵。正是无形之手促进了每个经济人对于改善自身境遇的动力,进而提高了市场的效率,提高了对于公平的关注。

斯密的思想包含了对经济行为的描述,也包括了对经济活动的规范研究。一方面,他试图摆脱伦理的干扰,为经济学谋得合法的科学地位,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可以通过纯粹的经济要素来分析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本身就是伦理学家的斯密不可能摆脱经济学和道德伦理的联系,他更多地将伦理因素引入到对经济行为的解释之中,而不是重点对市场中的道德因素作出论述。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伦分离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经济与伦理相分离,道德因素最终被排除到经济学分析之外。新古典经济学坚持三个基本假定:理性经济人假设、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严格划分、价值中立。这些假设充分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经伦分离”的特点,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是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以这一行为模式出发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乃是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是追求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

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最大化行为之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以此为基础试图将经济学打造成为“精确的社会科学”。如约翰·穆勒在《逻辑体系》中解释了经济科学的性质,主张经济学是独立的科学;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名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将经济学严格划为实证科学的范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在这一点上,它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区别。因此,经济学只须研究和解决“什么是”、“是怎样”之类的问题,不用分析解决“应该怎样”之类的带有伦理色彩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定义下的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伦理道德“划清界限”,对于纯经济化因素(例如财富、收入和效用)的关注,使得经济学留给自由、权利的空间越来越少。象征着衡量经济效率准则的帕累托原则更是忽视了分配和平等问题。正是因为有如此多问题的存在,才为经济学内涵的丰富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机会。

四、现代经济:经伦复归

这一阶段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逐渐出现了复归的趋势,这个趋势的产生不仅有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内部因素的发展推动,也有政治哲学领域出现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奇克的权利论的外部压力。两者都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家曾经有过的对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的广泛的兴趣。

面对主流经济学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严重的社会和伦理问题,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伦理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福山于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以信任为主线,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阿马蒂亚·森则“冒着风险触动主流经济学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中立’原则,推动现代经济学回归到奠定经济学学科基础的传统动因上,进而重建了经济学之中的伦理纬度。”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森着重强调了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

当然,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复归并不是说经济学一定要“吃掉”伦理学,或者说伦理学一定要“吞并”经济学。二者的平衡发展和相互影响才是发展的主流和趋势。经济学只有重建伦理道德的思维,才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为之提出解决方法。也许这样,它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五、结论和启示

在与伦理学关系的演变过程中,经济学不仅在自身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方面不断进步,并且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发生着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永远是产生二者关系演变的动因。另一方面,经济与伦理的复归本身就说明了二者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考虑,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启示:

第一,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肯定个人的正当物质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在保证二者实现的基础上通过伦理道德的引导方能实现市场交易的有序进行,保持“经济人”的积极性,进而促进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第二,扩大人的自由选择是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商品经济,政府扮演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在中国,一方面需要提高人们的“自由”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由“大政府”转变为“小政府”,这样才能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公平分享发展成果是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则。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总量的增加,更是社会财富在成员中的合理分配,否则贫富差距将带来社会的动荡,进而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近期中国提出了实现包括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内容的“中国梦”,这就要求加快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发展制度这一“生产力”。

总之,在中国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经济观”和“伦理观”一个都不能偏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对于道德伦理的关注,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梦”;在伦理限定的框架下加快改革、规范市场,才能使得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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