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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 甘露醇；外渗；软组织坏死；湿敷
甘露醇是一种主要用于脱水和利尿的药物，在治疗脑水肿、青光眼等疾病方面运用较广1，2。甘露醇外渗是常见的不良反应，可导致软组织坏死3。我院在实践中，通过湿敷处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将有关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科2011年3月—2012年3月接受甘露醇静脉输注并出现局部软组织坏死患者20例。其中：男12例，女8例。年龄27—79岁，平均57.6岁。所有患者均遵医嘱接受甘露醇静脉输注。输注过程中出现甘露醇外渗，并引发局部软组织坏死。
1.2 治疗方法 患者出现外渗以及局部软组织坏死后，立即停止甘露醇输注。确定坏死症状后，用无菌纱布蘸50%硫酸镁和10%炉甘石酒精溶剂对有关部位进行湿敷，每3—4h一次，每日3—4次。对部分症状严重者，使用654—2注射液10mg，并加生理盐水1ml制成0.5%的654—2稀释液，进行湿敷。所有患者均选择上肢静脉穿刺，重新输注甘露醇。
1.3 护理方法
1.3.1 健康宣教 在重新输注甘露醇之前，对患者进行了健康宣教，尤其是甘露醇外渗的危害和注意事项进行了重点讲解，让患者及家属再次输入甘露醇的过程中，对外渗有着充分的认识，从而预防甘露醇外渗的再次发生。
1.3.2 甘露醇加温处理 在注射甘露醇的过程中，对甘露醇进行了加温处理，温度在25℃左右。通过甘露醇的加温处理，以避免静脉炎以及输液反应的出现，有效降低外渗发生的风险。在加温过程中，严格控制温度，尽量不超过30℃，从而保证静脉输注甘露醇不会导致血管内的蛋白质出现变形等问题，诱发血细胞的死亡。
1.3.3 患者心理护理 部分出现外渗及软组织坏死的患者以及家属再次接受甘露醇输注时，存在一定的负面情绪。针对这种情况，我科加强了患者的心理护理，通过积极的讲解甘露醇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以及有效预防甘露醇外渗的注意事项，赢得了患者及家属的信任，为患者软组织坏死及有关疾病的治疗提供了良好的医患基础。
1.3.4 尽可能的使用留置针 留置针具有容易固定、对血管刺激小的特点，而且还可以减少穿刺次数，有助于避免过多的穿刺对患者静脉的破坏。因此，在护理中，通过充分的讲解，让患者尽可能的选择留置针穿刺。
1.3.5 外科处理 进行常规日常护理，并采取外科处理措施，包括静脉滴注抗生素以防止坏死组织痂下液化，清除坏死组织，定期换药等。并要求医护人员密切关注患者情况，一旦有异常情况出现立即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治疗。
1.3.6 出院指导与随访 患者治愈后，进行了出院指导，主要包括交代有关的注意事项，并就医护人员潜在的可能疏忽进行了道歉。同时，进行了1—2次的随访，了解患者情况，以充分赢得患者及家属的原谅。
2 结 果
所有患者经过治疗后，软组织坏死均得到治愈。其中，6例7d内治愈，11例在14d内治愈，3例在21d内治愈。从随访结果来看，患者无不良反应，患者满意率100%。
3 讨 论
由于甘露醇独特的生化性质，在静脉输注的过程中，需要以较快的速度输注完毕4。过快的滴速，极易对穿刺处形成强刺激，并引起甘露醇外渗，严重者还会导致局部软组织坏死5。通常发生软组织坏死意味着甘露醇外渗较为严重。因此，适当的治疗与良好的护理对于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硫酸镁是处理甘露醇外渗的常用药物。硫酸镁本身具有很强的渗透功能，通过将其湿敷于有关部位，可以减轻组织的受损程度，帮助组织恢复。而炉甘石在清除坏死组织、促进组织重生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从我院的实践来看，通过50%硫酸镁和10%炉甘石酒精溶剂交替湿敷患者有关部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注重治疗的过程中，我院还加强了有关护理。护理以患者及家属的心理瓶颈为突破口，通过详细讲解有关注意事项，帮助患者及家属认识到甘露醇输注中需要留意的有关环节，同时以真诚的态度赢得患者及家属对工作的支持，极大的促进了软组织坏死的治疗。由于在护理中，充分考虑到患者及家属的心理因素，我们通过真诚沟通与真心交流，患者对有关工作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和信任。而从随访的结果来看，患者100%的满意率体现了工作的成效。
重视患者心理干预的同时，我院还从药品、器械、外科护理等方面优化了护理方案。比如对甘露醇进行加温处理，建议患者尽可能的使用留置针等。从结果来看，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段娜，范传玲.甘露醇静脉滴注应注意的问题[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09，（22）.
[2] 廖才媛，喻立新.静注甘露醇引起局部软组织坏死中西药湿敷的治疗及护理方法研究[J].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2010，（10）.
[3] 秦芳.20%甘露醇静脉滴注对血管组织的损伤及护理[J].中国民康医学，2010，（02）.
关键词：高考；专业化；历史研究
在历史课程标准“课程的基本理念”中就要求培养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在江苏版考试说明中四大类十二小项考查目标基本涵盖了历史研究的能力要求。就江苏历年高考卷来看，历史研究考查的专业性越来越强：2008年第21题第4问考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分值2分；2009年第25题C第1问考查了史料的分类，分值3分；2010年第23题第2问考查了史料的价值，分值2分，第24题第4问考查了史学研究的原则，分值1分；2011年第22题第3问，考查了如何论证历史结论，分值6分；2012年第22题第2问考查了历史研究的综合内容，分值9分。一系列的数据变化说明，对历史研究考查的分值在不断加大，考查的能力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懂得一点历史研究无论对于解答高考试题，还是彰显历史课程的魅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高考一直是高中教学的指挥棒，在高考试题中怎样体现历史研究的呢？我们以2012年高考江苏卷第22题为例。
第22题，以萧公权的康有为研究为例，以“时代、史家与历史认识的修正”为主题进行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字数250字左右。读罢题目确实难以下手，不过仔细阅读三段材料我们发现，萧公权对康有为认识经历了从假民权、假维新到真民权、真维新。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有关康有为材料的掌握，二是学者自身认识的深入以及萧公权遵循了“过则勿惮改”的古训。也就是说历史认识的变化是在掌握历史史料的多寡之后逐渐变化的，当然也与治史者自身的史德有关。另外，材料三恩格斯的论述给我们提示了要从哲学层面即历史唯
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认识历史。为此，我们可以把这道题目进行一个转化，即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对历史的认识，从而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如何开展高中历史研究的教学呢？
一、学点史学史，了解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
在教师的指导下阅读一些古代史学理论的著作或者名篇，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了解古人撰史的目的，“述往事，思来者”。学习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和章学诚增补的“史才四长”，明白史家对自己的修养要求，学习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提倡实录，编写信使。了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新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了解陈寅恪注意史料真中有伪、伪中存真的特点和诗文的史料价值，善于以史注诗文和以诗文证史；了解顾颉刚的历史地理，拓展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总之，通过学习让学生明白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一是求真，即说话或亮出观点，需要根据，即需要史实支撑，需要逻辑判断，否则只能是猜测。二是对历史上的人和事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这也需要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不能是戏说、胡说。
二、懂点史料学，初步掌握史学研究的方法
明白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知识，能够简单运用数学、系统学、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调查法、考古学等方法。能够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与简单鉴别，例如，史料的分类：口头的（民间传说、民歌、回忆录、口述史）、实物的（遗迹、遗址、遗物）、文字的（碑刻铭文、档案、文献著述、图片）、影像的（照片、影视、录像）。史料的搜集：利用各种检索工具（字典、辞典、表谱、索引、年鉴等）搜集史料，通过平时读书和阅报积累资料，利用访谈、调查等搜集资料。能够对鉴别的史料进行分析和解释，从中提取出各种有用的信息。
三、尝试研究性学习，感受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光靠理论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勤于实践。在实践中巩固已学的知识，完善和拓展新的知识。一方面，教师要更新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方式，为学生的主动学习创造必要的条件。在课堂上以材料、问题等带动教学的开展，坚决杜绝以教师的讲来代替学生的学；在课后以多样化的作业方式巩固课堂成果，如，布置历史习作、历史制作，开展历史调查等等。另一方面，要经常性地开展研究性学习，从课题选择到材料收集再到得出结论、成果展示，在教师的指导下，在活动中，感受历史研究，锻炼、提升学生历史研究的
能力。
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研究在经历了思辨哲学的洗礼之后开始走上科学化之路。当然，这种完全抛开了哲学思辨，过分依赖实证方法的历史研究同样存在缺陷:首先，由于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具有局限性和不完备性，因此，单纯依靠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不可能引申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规律，也不能预见未来，这就丧失了历史研究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其次，过分依赖实证方法必然使得历史研究丧失其应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实证主义态度总是以无批判的方式肯定各种各样的经验，……我们甚至可以把实证主义理解为‘肯定主义’。”丧失了批判精神的史学家们只懂得以赞赏和肯定的目光来看待历史和现实，却不懂得历史的发展恰恰源自于批判和否定。单纯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会把当下存在的社会现实当作永恒不变的状况，并从这种现实出发对社会历史进行分析和论证，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
“哲学”与“科学”的融合: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没有因循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也没有简单复制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在他们看来，科学实证与哲学思辨，对事实的经验描述与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是互为补充、互为条件的。通过对以往社会历史研究的批判反思，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哲学和科学交叉互补的方法论空间，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创造性地实现了哲学与科学的联姻。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批判思辨哲学，但并不否定哲学思辨本身。他们多次提出要“消灭哲学”，但是，他们真正“要消灭的不是一般的哲学，而是那种脱离实际的概念推演和思想上自我编织的幻想”。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哲学是有明确指向的。他们没有否定全部哲学，更不是要否定哲学这个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所要消灭的是那种自视可以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用主观臆造的各种联系强行替代各种客观联系的旧哲学，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就是这种旧哲学的典型代表。当然，思辨哲学只是哲学的一种具体形态，而不能代表全部哲学，思辨哲学的没落并不代表哲学思辨的价值也被同时湮没。“思辨哲学和哲学思辨之间更没有必然关联;……哲学思辨并不必然导致思辨哲学，思辨哲学的衰落也并不意味着哲学思辨本身不合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以往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划分哲学和其他科学的界限，试图解决现实世界各领域中的问题。事实上，现实问题不是“以思辨和非实证为主要特征”的哲学所能解决、所应解决的，真正需要由哲学来研究解决的纯哲学问题只是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哲学的作用体现在对相应的经验材料的“处理方式及其前提”作批判的考察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沿用思辨哲学的方式构造虚拟的观念世界，但他们并不否定哲学思辨本身。他们关于哲学反思和批判功能的阐释就是对哲学思辨的充分肯定。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张把历史交还给科学，但同时也强调辩证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曾多次表示，随着自然科学的日趋成熟和人类社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社会历史研究应该归入实证科学领域。但是，他们同时也强调了辩证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任何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都要实事求是，并尽可能详细地占有经验材料，“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
历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和现实历史的起点相重合，历史研究首先是“对现实的描述”。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实证方法并非完美无缺。马克思曾就19世纪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单纯依靠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做法进行过批判，指出过度依赖实证方法的社会历史研究必然会陷入非批判性和保守性的误区。马克思认为，实证方法存在的缺陷需要由辩证法来弥补。将辩证法引入社会历史研究的优点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所提示的批判原则乃是使科学避开无思想的实证主义和引导到‘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的守护神”。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哲学和科学做了明确区分，但也强调二者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高度互补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就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他们一方面批判了传统思辨哲学从抽象理性原则出发建构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观念世界;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单纯依靠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存在的局限性。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放弃过对现实世界的细心观察，也从未中断过基于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考。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超越了以往的一切历史观，在曾经混乱不堪的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认识路径。后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种种误解，“不管是依据马克思学说中的哲学性内容而将马克思解释为自觉发动了哲学革命的哲学家，还是依据他终结哲学并推崇科学的言论而将他塑造成旨在发现铁的规律的科学家，都是对哲学和科学在马克思学说中相互交织的复杂性程度认识不足的表现”。事实上，“哲学”和“科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有机融合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一大特色。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哲学—科学二重性”
从实践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从联系和发展变化出发的辩证法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哲学原则进行“科学化”改造的理论成果，是他们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过程中。“从抽象到具体”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p#分页标题#e#
(一)从实践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
唯物主义思想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可谓源远流长。然而，长期以来，多数唯物主义者只能用这一原则去解释自然界，一旦回归社会历史领域，他们就彻底背弃了唯物主义。在旧唯物主义者中，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最为直接。由于他把客观存在的人引入了社会历史，因此赢得了马克思的高度赞誉。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缺陷也逐渐呈现出来，他虽然看到了人的“感性存在”，却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由此，他也不可能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也不会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现实意义。
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看到了“现实的个人”，而且看到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重新阐释了唯物主义原则———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原则。实践的世界观的确立使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摆脱了旧唯物主义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原则，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的“原则”;社会历史不再是某种神秘力量统治下的观念世界，而是由“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交织而成的客观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现的实践唯物主义原则重新“输入”了他们的社会历史研究之中。由此，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原则也就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内在的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中，他们始终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在占有丰富实证材料的基础上总结历史规律而不是在观念的世界中构造历史。
(二)从联系和发展变化出发的辩证法原则
在古希腊，辩证法曾是一种在对话中通过矛盾的揭示与否定而通达真理、理念的思想或认识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辩证法是一种一般的方法，可以运用于一切科学和知识领域。康德把辩证法同揭示客观矛盾联系了起来，从而使辩证法具有了客观的含义。此后，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充分发展，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
在肯定黑格尔辩证法进步意义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找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即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容纳了一些“事实”，蕴含着批判的本性，但它的目的是构成一个与“事实”相对立的“概念”世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徒有一副“批判的外表”，实质上不过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唯心主义基础的同时也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精髓，并将其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逻辑先于历史，所以需要由逻辑来决定历史据以实现的模式，历史仅仅是逻辑的注脚;对马克思而言，从逻辑出发构想历史的实现模式是徒劳无功的，历史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历史的实现模式只能由历史本身决定而非由逻辑决定。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为他们自己的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辩证法原则。沃尔佩认为，的辩证法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对立的“科学”的辩证法，这种科学性来自于它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
(三)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原则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原则最初是由黑格尔提出的。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观念是事物存在的第一原则，它的纯粹逻辑的发展是现实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现实事物只是思维的外部表现。由于黑格尔“将思维方法的结构本身直接硬化为逻辑本体”，从而彻底落入了绝对观念的陷阱。
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在理论研究的两端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具体:第一个具体是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第二个具体是理论研究的最终结果(思维的具体)。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就是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再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马克思还认识到，科学研究并不等同于理论构建。理论构建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以叙述的方式将理论呈现出来的过程，它只能以抽象作为逻辑起点。因此，从抽象到具体是理论构建活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式和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运动过程虽然表现为概念的运动，但它是在直观和表象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脱离具体对象的纯粹的概念的运动。马克思认为，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应从感性材料出发，通过分析、综合、概括等人的抽象思维活动，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形成一系列反映着对象本质的概念和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社会历史研究工作业已完成的情况下，社会历史理论的建构才成为可能。因此，研究方法是叙述方法的前提和准备，叙述方法必须以现实的具体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落脚点是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实证考察，正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内容为叙述方法提供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虽然也表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但却完全不同于思辨哲学对于历史的空想和虚构。
1 完整性不够
我军装甲装备保障历史研究完整性不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而:一是绝对缺失。我军装甲装备保障的工作起始较早，但是装甲装备保障的概念形成固化较晚，长期以来，装甲装备保障历史散布于作战、后勤保障、装备保障的历史之中，以装甲装备保障活动为主线进行研究并见诸文字的资料少之又少，缺少独立完整的历史研究记载，散布式的存在造成了一些阶段性历史研究的缺失、重要历史史实的流失。二是相对缺失。这种缺失是研究者的客观认识不足或主观臆断选择造成的，由于其时代局限性把一些本该被记录、被研究的史实被选择性遗忘，或者只见结果不见过程的留存，对于分析其成因带来极大的困难，例如，完全照搬苏军既有模式阶段，我军独立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历史均被淹没在成型的舶来经验之中。
2 系统性不强
系统性不强在很大程度是完整性不够的必然结果，尽管某一阶段、某个专题或某个单位有过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对于我军装甲装备保障历史的整体，目前还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总结。除此之外，大部分研究成果只是停留在了对史料的整理和对装甲装备保障各阶段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和描述。一是外部关联不够造成的缺陷。一些研究，抛弃了时代特征、军事战略方针，离开了战法、保法、训法、军队编制体制以及装甲机械化部队的发展状况，单纯地研究保障历史，结果只能是自说自话、孤立片而，对当时和后人的借鉴意义都不大。二是内部互动不够造成的缺陷。装甲装备保障是管、修、供、训、研、战多项业务融合互动的统一体，一些历史研究的方法往往是就事论事，孤立地实施个体研究或业务纵向研究，忽略了业务间的关联性，其结果造成了对规律的探究不深不透，对原则的归纳若即若离。
3 对比性缺失
对比性缺失的表现形式是重在序贯性的史实记录，缺少优劣比对解读和发展脉络走向判断，具体体现在:一是缺乏横向对比。这种情况从1945年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史研究中体现的较为明显，经历了装甲装备保障初创探索、学习借鉴、自主发展、曲折发展四个时期，尤其缺少与外军的同时期比对研究，即使是学习借鉴时期研究前苏联的装备保障，也是处于单方而、无基础的全盘模仿学习，而非比对研究，造成对发展状况定位不准，无法掌握同期外军保障工作的异同，出现固步自封、闭门造车的后果。二是缺乏纵向对比。以装备保障力量的培训体系为例，现在能够见到的均是各时期的历史静态记录，“截比50年代末，赴苏留学、院校培训、部队自训的人员培训体系初步形成”，"20实际60年代修理工‘先训后补’的训练体制基本成型”，缺少时期转换、重大变革的分析研判、动态解读，则把握不清发展节奏，研究缺少历史剖析与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微观史，史学碎化，宏大叙事
[中图分类号]K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4―0003―03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的领域一直在扩大，历史研究的题材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不仅是家庭、婚姻、妇女、儿童、老人等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且像感觉、身体、仪式、象征、记忆等非传统的历史题材也纷纷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界。
史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从好的方面讲，将史学的领地扩展到囊括每个人和所有种类的人类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对历史社会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细致，这说明，史学在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看，人们也发现，这种发展是有一定的代价的，这就是史学的碎片化。史学的碎片化不仅使历史知识变得支离破碎，在某些情形下，由于历史研究者专心于奇闻趣事，注意力集中于社会边缘的人和事，史学正在失去关怀的重心。正像《年鉴》杂志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加速扩张，有待探索的领域层出不穷，这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危险，即产生新的隔绝。这不再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隔绝，而是以新的专业化的方式在历史学科内部造成的相互隔绝”。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在一次访谈中也曾讲到，“我很遗憾地意识到了历史研究之日益碎片化，就像人类知识总体的碎片化一样。从集体来看，人们知道得越来越多。从个别来看，要看到一个人自己的‘领地’与其他领域的关联，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毫不奇怪可以同时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些人忧虑史学的前景，认为历史研究不应碎片化，并希图防止史学碎化，如伯克认为，务之急是“要停止碎片化和专门化。或者，至少要将事物看作一个整体、在不同学科之间展开合作的有意识的努力，来抵消和抗衡专门化和碎片化的趋势”翻㈣。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史学碎化得还不够，支持历史研究进一步碎片化的趋势②。
历史研究中存在的碎化问题似乎在微观史研究中得到比较典型的体现。
微观史学虽然不以规模较小的研究对象为限，但它的确以历史上的个案或微小的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见长。人们熟知的微观史代表作金兹堡的《奶酪和蠕虫》、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叙述的就是关于某个普通人的经历和故事；达恩顿的《屠猫记》叙述的也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讲述的是一个较小的地方小区里的人与事。在德国，微观史学以研究“日常生活史”闻名，仅这个名称就足以说明德国微观史学家所关心的主要是社会地位微末的人和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大量地进入史学领域以后，历史研究的题材便极大地丰富起来。
不过，微观史研究本身并非必然会引起史学的碎化。在依托某个具有总体性的宏大历史架构的情况下，微观史研究不会游离于宏大历史主题，反而与宏观历史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比如微观研究可以揭示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不易发现的现象，这种研究结果或者可以用来充实宏大历史架构，给历史的大结构和大进程增添具体内容。或者可以用来纠正以前的某些观点或思路。在经过若干例个案研究以后，倘若人们发现了存在于其中的某些共性，而这些共性与以前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不相符合，那么，新的结论甚至可以取代旧的概括。总之，与宏观历史主题相联系的微观史研究完全可以成为总体史的组成部分，或者成为观察总体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和途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也喜欢将微观史学比喻为“显微镜”。
的确，个案值得研究，重要的原因在于个案中包含着可以反映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大量信息，研究者把它们置于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可以捕获到与该个案有关的那个社会的细节，该微观研究从而成为人们认识个案所发生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一扇窗户。由此，该个案及研究的结果就有了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在《马丁•盖尔归来》②这个故事里，马丁•盖尔的经历绝对离奇和独一无二。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人们可以发现马丁•盖尔的经历完全是在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情景中发生的，他的经历没有超越那个时代的乡村社会对爱情、婚姻、性关系的习惯和一般性看法，也受到时的财产继承、司法方面的制度性约束。可见，马丁•盖尔的故事不管如何奇特，它也需要被放在16世纪法国乡村生活和法律的价值和习惯之中来理解。该个案的研究者戴维斯说过，“就马丁•盖尔而论，没有了早期现代法国国家的司法体系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广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没有了意义。历史学家必须在这些高度聚焦的研究和更加广泛的研究之间保持不间断的对话，并将对话所可能具有的意蕴充分发挥出来”。法国历史学家拉杜里的《蒙塔尤》则是“以小见大”的历史研究的典型，拉杜里通过《蒙塔尤》来反映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法国乡村社会的生存状况和农民的意识，他用一滴水与显微镜的关系来比喻教区与宗教裁判所，并且用“一团泥”来说明个案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一团泥，人们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只有泥是真实的，变化的只是名称而已。
大体上讲，目前人们所了解的、有重要学术影响的微观史学作品总是与宏大的历史结构和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建立了这样的联系，相关历史细节的研究不会发生离散的倾向。
然，微观研究脱离了历史的整体背景，史学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支离破碎的情形。个案成为一个孤立的观察对象，不仅这一研究对象在整个历史架构或进程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而且，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也会随之降低。研究者专心于这种案例，只能是发一发思古之幽情而已。有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批评西德的历史研究正在离开历史学的宏大主题而“走向了微小的生活世界，走向了日常生活的昏暗领域与边缘角落”。这一批评或许有些过头，但只研究“昏暗区域”和“角落”，那一定是荒唐之举。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微观史研究者普遍重视文化人类学的叙述方法，就是对研究对象做极为细密的描述④。假如用“密描法”去叙述一个游离于宏大历史主题之外的微观对象，不免令人感到小题大做。这然也会遭人批评，有人指出，这种做法就好比是研究者围着一个偏离中心的鼹鼠窝，堆砌一座文字山。
所以，对历史做细微的研究与历史学的碎化还不是一回事。细微的研究是对总体历史中的局部的细化，不以粉碎历史全局为追求。而碎片化则是不顾、甚至否定宏大的历史结构和进程，具有与中心离散的倾向。在史学失去中心和重点、缺乏可
以包容微观历史内容的大结构的情况下，历史研究的对象越来越细微、选题越来越怪偏，碎化的趋势就不可避免。
这样一来，微观史研究会不会引起史学碎化的问题，就转化为历史学者是否信任和依赖总体历史的问题。史学发生碎化，根子就在于人们对有关的宏大叙事失去信心。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史学中不断扩大，助推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根据后现代史学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的说法，“后现代主义首要地是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今天的一切东西都在走向碎片化、解体和丧失中心的方向”。史学的碎化体现了后现代思想在历史研究中的回应。所以，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的碎化有直接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助推史学碎化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动摇和否定宏大叙事。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历史学中逐渐弥漫着对宏大叙事的怀疑气氛，很多人不再相信进步的观念，否认历史有规律性，反对就历史过程做因果关系的分析，不承认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进程的基础性作用。后现代思想从理论上否定了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学家孜孜以求总体历史或“社会的历史”的雄心，为史学的碎化做好了理论准备。正如彼得・伯克所言，“微观史是整个学科在那一特定时刻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它的出现，源于对于宏观历史性质的某些主导性解释模式的不满。到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看到了结构史的缺陷。因此，微观史就抓住了这一专业性的层面”。
二是在微观史研究中找到寄托。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人类好像失去了方向在漂浮。这种迷失方向的状态反映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就是宣称微小的、偶然的事件可以产生巨大的、不可控制的后果。这样，微观史研究领域很自然地成了践行后现代史学思想的理想场所。事实上，微观史研究与后现代历史思想确有一些共性，使它们易于接近，比如微观史所研究的是众多的、具有个性特征的微小对象，这与后现代主义者追求差异性、多样性、偶然性是相吻合的；微观研究中的人与事往往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或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这又与后现代主义所擅长的从边缘出发去解构中心的路径相一致；微观史学关注人的经历，重视文化因素，倾向于采用文化人类学家的描述法来叙述历史，这符合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表述就是讲故事的主张，如此等等共性，使得后现代主义很容易在微观史研究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由此看来，如若微观史研究的发展对于史学的碎化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这主要不是因为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过于微小和众多，实在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把微观史研究领域当作落实后现代史学思想的载体和场所。而这正是历史学之所以碎片化的要害之所在。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提出了为了防止史学的碎化，我们是否需要更加合适的宏大叙事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史学的碎化最终也不利于微观史的发展，因为微观史的前途同样系于这样的大叙事，正如彼得・伯克所说，微观历史研究若想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者需要展示小社区和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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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 中国历史学 界限模糊 社会科学
一、中国历史学的内容
历史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和完整的，而是有选择的和有限度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而逐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理论方法，它们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人们和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内容的认知、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角度逐渐更新。与此相应的，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就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多元化，也更多地寻找历史的借鉴，从而使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社团史、人口史、法制史、教育史、现代化史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兴起。即使是一些老学科，也会因时代的需要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基层政权等，经济史研究中的企业、金融、商业、经济制度、原初工业化等，文化史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等，从而使各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用于历史研究。
从历史学的涵义来说，所谓历史学，就是重建历史的科学。它既要重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要重建这些事情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既要复原和描述各种历史现象，又要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各种特点和规律。如果说复原和描述历史现象，不一定需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要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则不能不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政治史从研究政权更替、政治变动进入到研究制度变革、政治效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史从定性分析、举例研究、现象陈述进入到定量分析、综合研究、规律探讨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数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从研究民众生活、风俗习惯进入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无不如此。
如果历史是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历史学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那么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和结合就是必然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除了有历史学这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但是，历史学研究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向历史的渗透，即这两者的专门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后者侧重于其学科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前者除了包括后者的研究内容外，更注重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关的社会情况的研究，对各方面的社会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意味着历史学这一本来就是社会科学之一的学科，将具有更多、更强的社会科学性，乃至成为涵盖面最宽的社会科学，也要求历史研究者除了需要坚持以发展着的为指导以外，还需要具有更多、更全面的社会科学知识。
二、中国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原因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因为自己的无知，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同各个学科一样，也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在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见到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之外，还可以明显地发现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就一定要放弃以经验为特征的史学方法及原则。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而非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堆砌或历史文献的积累，也不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上。这就需要揭示考实性判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于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只有传统史学的界限不断被打开、被扩展史学不再像历史学，或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先定的、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模式，就只能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三、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一）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二）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包容。第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它叙述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这就构成了历史叙事的独立性的基础。所以，从历史学的叙事性使命而言，历史学相对于各种社会科学都有其独立性，不可能以某种社会科学来完整地包涵历史。第二，历史学的独立性正是其具有包容性的基础。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即在每一个时代可以采用这个时代突出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认识历史，从而使历史叙事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或表现为历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或表现为新学科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借用。它们最终都可以从新的历史叙事方式中得到体现。第三，历史学的独立性与包容性，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科学和各种理论应保持开放头脑而不能盲从迷信。在采用某种理论得出一种历史的解释后，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解释，但不能说这是唯一可用的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历史研究者仍然可以选用其他方法来描述。套用一句老话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
四、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一）培养多元化观点。史学家长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摒除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反对用欧洲历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作为模式来匡正、臧否中国历史，主张通过本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一套真正反映中国历史本相的研究体系。在美国科学家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之后，更多学者开始思考“非中心问题”。国内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创者侯且岸教授指出，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全部解决了问题。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培养一种“非中心的意识”，而且只有在普遍问题的研究上树立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西方主流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关系，克服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突破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历史局限。
（二）坚持历史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原则。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文化的一体化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具有的不平衡、多元化、多线条、多种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历史研究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魅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形成公正合理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当然，纷繁复杂的历史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资格。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否则就会最终陷入不可知论。需求普遍主义的结构，是西方新史学甚至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多样性的历史研究就是要重建真实的历史，以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经验解决一体化产生的种种问题，消除文明单一化的倾向。因此，阐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三）与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建立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重新定向中国史学的关键不是要盲目否定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而是与这些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其传统学术借助西方的话语系统向现代转换，既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但凡生命力长久的理论都是上升到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经验的结晶。另外，当下，和传统之间隔着一个现代西方，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意义来说，西方曾经设定或正在设定的框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它，只能应对挑战，更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意识到西方的话语系统及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普遍价值的种种局限与不足，看到它的问题与危机及西方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吸取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同时消除其消极影响，不再重蹈覆辙。
（四）中国史学的研究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并求得持续的发展与进步，都不能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绝，都必须时刻关注和了解世界。从20世纪5O年代起，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范围内的史学反省活动推动着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东西方史学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与高度重视的一个误区，即视野狭窄，抛开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去片面孤立地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史学的研究尤其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重新定向中国史学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狭隘性和局限性，而且有益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和解答中国历史发展嬗变的特殊动因及其规律，以期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科学准确的定位及客观的评价，更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走向世界，加速推动中国史研究与国际史学接轨，促进和国外同行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消除长期以来在世界史研究中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与歧视。这是中国史研究真正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胸中有中国固然重要，但是绝不可眼中无世界。
中国史学要重新定向，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继承传统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信心，超越传统是为了给个性创造以空间。当然，在传统史学遗产中，有一些已不适用于今日，重要的是，在传统史学中，蕴含丰富的智慧和特有的思想，这些智慧不会因时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会因时而废，都值得史学工作者认真发掘。只要史学工作者具有这样的信念，则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会面貌一新，而且这种创新的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必将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借助和吸纳域外的一切优秀史学遗产，积极引进，“洋为中用”，密切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对话，以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流和日益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为发展新史学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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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
[8]彭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关键词：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学习方法；存在问题
研究性学习是各种学习方式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学习方式。广义上是指学生研究问题的学习方式，狭义上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学习各门课程，在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同时，让学生自我体验、理解和运用学习方法，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这种学习方式主要是指教师不把问题的结果直接告诉学生，而是学生通过教师启发自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下面主要针对高中人民版的历史教科书展开对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的思考。
一、开展高中历史研究性学习的方法
1.搜集历史课题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
高中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搜集有关某一重要课题的资料，加以整理和分析，再把研究的结论以历史小论文的形式撰写下来。一般来讲，论文要有它的研究意义，要有明确的论点，分析及论证都要有依据，让学生独立思考，有学生自己的见解。
2.撰写有关历史题材的小型社会调查报告
学生围绕某一历史课题，组织开展走访或是实地调查等有意义的活动，将搜集的资料和得到的结论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撰写出来。活动的进行不能盲目，组织者要事先选定调查的地方和对象，并做好各项记录，在此过程中，学生们或学生和教师之间可以互相沟通交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3.教师不定期地组织学生进行历史知识辩论
组织辩论主要是针对某一个具有正反面的历史问题，将学生分为正反两方，双方各持一个观点，以正规辩论赛的形式组织开展活动。教师不能任意的将课题视为辩论课题，被选中的辩题一定要具备可辨性和适中性，是学生都比较有兴趣或是比较重视的历史问题，但必须要求这一辩题不偏向于任何一方，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4.适当地采取试教法
试教法简单来说就是教师和学生进行角色互换，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扮演教师给大家上课，从“学”转变为“教”，在“教”中学习，做到真正的“教”“学”相结合。历史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学生扮演自己的身份，把一些指定的历史教学内容在课堂上教给其他学生。但是学生一定要重视每次的上课，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分析好教材，找齐所需资料等。在学生准备的过程中，教师要给予适时的指导，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收获。
5.自办报刊，尝试编写历史性事件
在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了解后，可以让学生尝试“成为”一名编辑或是记者，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和编写。学生不但可以模拟当时的历史情境，也可以对日常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选取一个视角进行编辑。这种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也让学生明白掌握历史事件阶段性的重要性。
二、高中生在历史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高中生选取的历史研究课题的范围过于广泛
由于学生以往都是接受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作为一个新的学习方法，学生对其还是有些生疏，不能很快适应它。因此，学生在选择或制订课题时盲目不合理地选择了一些大范围的研究课题。一个较大范围的研究课题，由于它的文化范畴较为广泛，学生很难把握住它的教学方向，不仅不利于学生掌握知识，也浪费了学生的学习时间，严重挫伤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学生搜集资料有一定难度
历史具有过去性，历史学科不像那些物理学科，可以通过做实验来获取所需结果。历史研究性学习所需的资料很少有实物资料，一般都是以文字资料为主要参考资料，影像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学生获取资料的方式只能是通过书本上的文字叙述或是图片资料，然后分析出与之有关的知识点来。
3.学生历史知识薄弱，无法掌握完善的历史知识结构
有的学者认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使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故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其中包括将哲学认识方式、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以探求各个文明地区和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各个社会分域的历史发展规律，从事历史理论研究；也可将价值认识方式与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的理论指导，自觉抵制“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倾思想影响下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唯物史观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较严重的混乱，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否定的社会思潮。并在国内思想界有所反映，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其三，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人国内，但由于缺乏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诸如“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需要面对现实，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关注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时地回应社会的呼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了应对唯物史观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一，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包括史学在内的所谓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第三，高度重视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仅要重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辉煌，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把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有的学者认为，坚持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才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观的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们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宜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的唯物史观。
有的学者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看待唯物史观；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所以，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加強对唯物史观产生背景、时代意义、根本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灵魂与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其二，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其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学要在新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要有一大批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优秀学术成果；其四，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的学术根基广布于哲学、历史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具体研究工作中，而作为学术与普通大众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艺作品能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则是唯物史观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思想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唯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进而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也是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虽然时下没有人会对应该丰富和发展持有异议。但是一旦涉及原创性的经典结论，人们便很难有所突破，往往使丰富发展流于一句空话。而新的文化哲学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新文化观具有它的理论生命力，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具有容纳解释能力，不像其他哲学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确阐述自身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搁置。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之所以这样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第一，这一理论体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即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而社会实践本身就具有广泛联系，从而构成开放系统；第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从而既具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宜传诠释，发展创新．开放的系统较之封闭的系统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终结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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