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01 10: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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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化 法学教育改革 公共精神
【中图分类号】D926.5 【文献标识码】A
在西方近代法律职业的发展中，“近代法律职业通过与大学法学院的联姻，成功地从中世纪的智识性行业逐步转化为现代职业。”①法学院作为法律职业的看门人，控制着法律职业的数量和法律服务的产出②，法学院在法律职业实现职业化、专业化、公共精神这一职业蓝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笔者以美国律师职业发展中的危机为参照，进而转向对中国律师职业成长困局的思考，通过法律教育的重塑和改革，探索法学院在律师职业主义建构中应有的角色和功能。
过度商业化的美国律师业
近30年来，西方法学界充斥的法治危机、职业危机的声音不断。水门事件、安然事件引发了社会对法律职业伦理和道德沦丧的讨论，这些外显事件的产生与学者们惊呼“律师的迷失，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的论断③共同掀起了关注法律职业沦落的浪潮。
在这场危机的讨论中，公众提到了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是律师角色的职业危机。调查表明，五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律师是贪婪的，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认为律师“诚实和道德”或“关怀和富有同情心”。第二个问题涉及律师的辩护者角色以及在对抗制度下律师的责任问题，三分之二的受访美国人相信律师不再是“寻求正义”，四分之一相信他们不当操纵法律系统。大约一半的受访人指责律师申请太多的诉讼，四分之三的人认为美国有太多的律师。从公众的角度来看，问题源自法律结构。律师协会的说客角色和立法者、法官共同建构了一个结构，它似乎过于复杂，价格昂贵，而且容易被滥用。美国的对抗制度下，诉讼很少以双赢的结果出现，失败者往往把一些责任归因于律师。公众的不满主要是认为对方当事人的律师滥用诉权并且法律程序无法阻止他们的诉权滥用 。公众同样面临资金和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低收入家庭中，超过四分之三的法律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此外，在法律职业的监管和职业行为中，被诟病的问题还包括过度收费、反应迟钝的职业惩戒制度、过于宽泛的职业垄断保护。面对指责，从业者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和自豪感也跌至低点。调查结果显示，约四分之三的受访律师认为从业者更具有“金钱意识”，如果可能，大多数的律师将选择另一个职业，四分之三的人不期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律师。④
批判者眼中，所谓的职业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危机的根本在于商业化模式对法律职业的渗透，其他方面的危机都是这一趋势所导致的后果；随着对抗制度的盛行，产生了专业技术的职业伦理观点。大型律师事务所出现后，为了谋求利益和维持自身的运作往往不得不追求利益的导向，法律职业逐步丧失了公共精神；由于律师业的分化，对抗制的影响，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步地分裂；传统的法学教育受到了商业化的影响，在昂贵的法律教育学费的影响下，许多学生终止学业或者背负巨额的债务，⑤进一步加剧了执业后的金钱意识和趋利性，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往往以失败告终；法律职业的自我管制也引发了对职业监督和惩戒的质疑；法律职业的职业垄断、准入限制、广告和价格控制等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
纵观美国律师职业发展的轨迹，独立战争以后，美国律师职业脱离了英国的影响，走出了一条迈向职业化、专业化的律师职业发展路径。律师职业从最初学徒制的培养模式中脱离出来，建立了适应职业化要求的大学法学教育，进而强化了律师职业的数量和品质。
法学教育对入学学生的学历、教育背景、品质、学习时间的控制，以及作为职业的自治组织律师协会在提倡职业准入条件上的不遗余力，共同型塑了美国当代职业化的律师团体。而近些年来职业危机的谈论，实际上是在建构职业化道路上的反思和改革，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已有的职业主义建构中的成果，但商业化对职业发展带来的种种冲击，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和反思。
中国法律职业发展中的问题
法学教育的成长与危机。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匮乏和法律大学法学教育的枯萎是法律革命时代的产物。资料显示：1977年，全国仅有3所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法律专业本科生，共招生233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法学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改革开放30年增长了105.67倍；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增长了200多倍。但是与蓬勃发展的法律院校相比，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甚至成为最难就业的专业。
作为职业的守门人，律师业广泛的分化要求一种机制以分配法学毕业生到各种角色中去，并在那些角色中将他们社会化。法学院自从作为律师界的看门人出现后就履行了这项功能。中国法学教育的危机正是在法律职业的发展中，看门人角色的缺失，法学教育未能根据市场的需求塑造法律职业。纵观我国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我们历来以传授系统和科学的知识为目的，通识化的教育方式，很少考虑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和社会的实际需求；⑥其次，在职业准入控制上，大学本科法学教育未成为从事法律职业的唯一条件，其结果导致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长期以来存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在一条鸿沟；⑦最后，在法学院的数量控制上，缺乏法律职业管理者的反向选择机制，由此导致法学院数量的不断扩张和良莠不齐。
商业化影响下的中国律师业。市场机制对中国律师业的影响是多层次的，这种影响体现为：促进律师职业的分化，推动律师职业结构的变迁，影响律师的分布和业务类型，促使律师职业地位的变化以及职业定位的转变。市场的调节具有趋利性、自发性、滞后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在促进律师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以客户为取向的职业主义建构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同；律师分布不平衡的，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2007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所占比例为37.9%，却集中了 54.0%的律师，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 33.1%和 28.6%，而律师所占比例分别只有 23.7%和 22.3%。⑧
笔者曾就全国31个省的律师人员数量、案件数量、人口数量、年人均经济总量、律师人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量等指标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律师的数量和人口数量、案件的数量、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律师年人均受理的案件数量和年人均经济数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4851，两者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发达地区，律师年人均受理的案件数量会有所减少。⑨这一数据表明律师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已经逐步呈现出饱和的趋势，与之相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律师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另一份调查由日本神户大学市场化社会法动态学研究中心主持，这份调查显示了律师业务结构的分化与客户类型的转变。在民事案件的中，企业成为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客户，其中以中小企业比例最高，占到律师业务的40%以上，个人和行政机关在业务比例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其中，个人客户的平均值为6.02%，行政机关客户的平均值为9.36%。从总体上看，北京、上海、广州等8省市的指标都显示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都转向了企业，而个人业务所占的比重均低于10%。
职业危机的消解与律师业的未来
法学教育的反思与改革。广泛的法律职业的分布要求法学院因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塑造不同的职业角色。在经历了法学院招生人数的增长后，法学院学生的就业问题却成为导火索，引发了对法学教育的规模、结构、目标和教学方式的反思。
2011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颁布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直指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中存在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法治建设的需求，法治理念的培养和教育不深入，培养模式单一，培养的职业人员实践能力欠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等问题。因此，控制法律人才的产出和质量，培养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成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实施的重点内容。为此，法学教育应当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强化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这种改革的思路和学者提出的引入司法研修制度，培养专业型、复合型、理论型法律职业人才，从通识型教育模式向复合型专业型模式转化的改革路径不谋而合。⑩尽管卓越法律人培养计划确立了培养复合型、应用型法律职业人员的培养模式，并制定了相应了工作机制，从师资队伍的培养、教学方式的改革、实务人员的引入等方面做出了工作部署。但改革措施对于职业伦理教育、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问题语焉不详。
美国是职业主义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在职业人员的培养上，在重视应用型、实务型人才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职业法律人的公共精神和职业伦理的养成。1972年的水门事件后，美国律师协会要求法学院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96%的法学院开设了相关的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向学生传授律师职业规范。尽管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在美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有学者指出，职业伦理教育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课程应该与主干课程相整合将其内容融入到其中，贯穿于法学院学生学习的始终，不仅如此，律师事务所还应当和法学院合作来开展公益活动，借助法律诊所式教学方式，要求学生提供慈善性的法律服务。
卓越法律人的培养不妨在现有改革举措的基础上，在职业伦理教育和促进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衔接问题上有所着重。其一，在职业伦理教育中，法学院应开设职业伦理相关的课程，并贯穿于法学院学生学习的始终，在职业准入考试和申请律师职业资格的实习中引入职业道德的问答和品质测试的内容，借助实习基地的实践活动，要求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的公共精神。其二，促进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在职业准入上，应明确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备法学本科的教育背景，同时将在入学期间无不当行为、积极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等作为职业准入的补充条件。探索法律教育与法律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衔接问题，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的终身学习机制。
法学院应从通识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从职业主义的培养模式转变为兼具职业性、公共性、专业性的法律人员培养模式。法学院作为法律职业的看门人还应建立动态的机制，依据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和市场的需求控制法律职业人才的品质和产出，在法律职业准入、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法律职业的惩戒中，发挥应有的功能。
律师的公共精神与商业化矛盾的消解。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律师业完成了角色的转变。律师从国家工作人员的角色转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这种转变使得律师的分布和业务结构不再按照国家计划和安排来进行调整，而是依据市场的趋势性，自发调节。其结果造成大城市的律师过分集中，中小城市、农村的律师数量的普遍不足，律师的业务向企业和中高等收入人群集中，大量低收入人群和不发达地区所享有的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难得满足。随着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一状况，但法律援助条例的适用范围仅仅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等六类情形，实难满足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
法学教育在法学伦理教义和利他主义精神培养的基础上，需要形塑不同层次的法律职业人员。一方面，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以满足大城市对高端法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把培养中、西部基层法律人才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着力点，适应中、西部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基层法律人才。
商业化和公共精神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作为行动者的律师其关心的问题是在相对自由的竞争环境中如何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和获取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的获取并不仅仅包含国家对于律师业自治、职业垄断的承认和保护，更是律师业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法律援助等行为以获得大众的认同。非此，职业自治和国家的赋予律师业的种种特权就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源。罗斯科・庞德认为“公共服务是法律职业的首要目标”，法律职业只是“附带地”谋生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公益服务不是一种慈善行为，而是一种对职业垄断的国家保护的报答义务。所有律师所接受的资助法学教育，还有他们享有的特别的经济和社会特权使得从事公共服务成为强制的义务。试想每年法律援助案子的微不足道的负担，如果由所有律师来承担，将极大地增加法律援助的数量。同时，有组织的律师协会、法学教育机构还应当利用其道德权威和政治影响力来增加政府在购买法律服务中的支出。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本文系河南科技大学青年基金“中原经济区法律服务业的战略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QN049）
【注释】
①李学尧：《法律职业主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②Richarad L. Abel， American lawy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25.
③Anthony T. Kromman， The lost lawyer：Failing Ideal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Harvard College Press， 1994.
④Deborah Rhode，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Reforming the Legal Profess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⑤Paul Campos， The Crisis of American law School， Michigan Journal of Law Reform， October2012.
⑥陈建民：“从法律教育的目标审视诊所法律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
⑦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⑧冉井富：“律师地区分布的非均衡性―一个描述和解释”，《法哲学与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1期。
⑨郭国坚：“转型社会的律师业结构变迁”，《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⑩季卫东：“让我们共同探讨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最佳途径”，华中大法律网，http：///Law2008/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97。
陈宜：“试论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中国司法》，2005年第4期。
关键词： 法律职业 高职教育 法律教育
一、法律职业的特殊性
“职业”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①法律职业者，顾名思义，是指以从事法律工作为职业的人。
关于法律职业的内涵，学术界似乎并无太大的分歧，然而，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所以，在比较法的视野中看，法律职业的含义仍有不同。
英文“profession”一词主要指“脑力或知识的而不是体力的或手工的劳动和技能”，“原本专指神学、法学和医学，后随着科学和知识广泛应用于别的事务部门，也指别的职业，以示其具有相当程度的特殊知识含量，与仅仅是技能相区别”。可见，从花费时间和生活来源的角度，“profession”与中文“职业”一词意义相同；从职业性质和社会层次来看，“profession”本指神职人员、律师和医生，后因愈来愈多的职业知识含量增加，便逐渐扩展，也可指其他的白领职业。
中文的“职业”一词原本没有英文“profession”的涵义，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法律教育和法律从业人员的关注，“法律职业”（legal profession）的概念逐渐开始在学术著作中被广泛使用。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法律“职业”和法律“职业”教育，是使用英文“profession”的涵义，因为中国法律教育也确实是一种“高级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训练”，而不是“体力或手工技艺”的培训。②
尽管如此，各国法律职业制度的不同只能影响人们关于法律职业概念之外延的判断，并不影响人们关于其内涵的判断。所以，这并不妨碍给其以定义性描述：法律职业是指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具备法律预先规定的任职条件、取得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而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一种社会角色。
法律职业具体范围在各国并不一致。在英国，法律职业一般限于律师。在美国法律职业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包括私人开业律师、政府部门法律官员、公司法律顾问、法官和法律教师；狭义上仅指私人开业律师。加拿大的法律职业范围较广，分为法官、律师和公证人、法律辅助职业（如专利人、法律书记员、专利查询专家、合同书记员、地产契约书记员、所有权审查员）、法庭官员（如法庭书记员、法警、行政司法官员）等。在日本，法律职业一般指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我国的法律职业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主要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广义也包括书记官、法律助理、法律文秘、司法警察等辅助型法律职业，法律教师及法津研究人员、公证人员、仲裁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等。③
在各种社会职业中，法律职业具有突出的行业背景和职业特殊性。这种职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对象的特殊性
法律职业主要是以人以及人与人关系为工作对象的，而人又是地球上最复杂多变、最难界定的高级生命形式，它不同于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由于法律职业接触的是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类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工作对象十分复杂，加上工作性质、特点等原因，他们还要广泛接触各种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思想、伦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等，特别是还要接触社会上的阴暗面和不良现象，所以对其职业的基本要求(基本资质)和准入条件更高、更严格。再从行业背景看，由于法律集中反映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而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抽象性和概括性，司法又是各种纠纷最后的解决办法而具有终结性，司法裁决因可决定人的生杀予夺和财产、利益的归属而具有重要性、权威性，加之法律自身具有普适性、程序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等等，这一切，使得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员有着比社会其他职业更为严格、更为规范和更高层次的要求。正是基于职业对象的特殊性，法律职业与工程技术性职业相比，有内在的和先天的差异性。由此也形成了法律职业教育的基本特点。
2.法律职业精英化与大众化的统一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一方面，社会必然要求提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任职条件和准入标准，进一步推进法律职业的精英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法律人才需求的不平衡，社会各个方面也同样需要大批辅助类的应用型法律人才。随着中国法律职业划分科学化，法律辅助型职业将成系列。
3.法律职业与法治的特殊关系
近代以来法治国家的实践屡屡表明：法治是全民的事业，离开全民的理解、参与和支持，法治往往只能是海市蜃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忽视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法治的关键和紧要处，每每是法律家在担当大任，所以，人们常称法治就是法律家之治。这在关于法律家（法律职业）作用的估计中可见一斑。托克维尔强调：“……民主精神如不结合法学家精神，我怀疑民主可以长期治理社会；而且，如果法学家对公务的影响不随人民权力的增加而增加，我也不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共和国能够有望保住其存在。”埃尔曼指出：“法律专业人员负有塑造法律制度的结构与类型的使命，并在很大程度确定法律用作于其中的一般趋势。”而大木雅夫则把法律职业（法律家）的作用概括为“法律秩序的创造者”。
法律职业具有区别于一般职业的特殊性，也正是此特殊性决定了法律职业教育区别于一般的高等职业教育。在这方面，我们以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并未认真区别职业对象和层次的不同，仍然是粗放式地按照一般的社会职业对待，即仍习惯于沿用社会通用的“手工或技艺”人才的培养模式和采用普通的教育制度，或者只考虑到法律职业教育制度的教育属性和共性，其结果是所培养的人才仅仅只是“半成品”或是“残废品”，尚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特殊需要。
二、关于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性质问题
法律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法律教育是以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和法律技能、培养合格的法律专业人才为内容的教育活动。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我国高等法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专科层次的以法律职业技能培养为本位的高等职业教育。从法律职业的特殊背景出发，笔者认为应当将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性质作以下把握：
其一，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属于法律职业教育，是针对具体职业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特定的法律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使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和资格。高职高专法律人才培养应当突出职业性、行业性的特点。不能把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与普通法学教育等同。前者是以法律职业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后者是以法学学科为本位的教育模式。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技能培养和管理的教育。它以岗位群的需要为依据制定教学计划；在进行职业岗位描述、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上，按需施教；着眼于职业知识和能力的提升，而组织理论和实践教学；着眼于我国法律制度的调整、补充、更新，选择教学内容与构建课程结构，体现职业能力要求而形成课程体系。这种体系应是打破学科型的教学模式，建立以职业能力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才能培养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掌握法律实践技能的与法治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这样的应用型法律职业者应具有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和信息素养，具有合作精神与开拓能力，能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线发挥有效作用。④
其二，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不能将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与职业培训等同。
法律职业教育虽有明显的优势，却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单纯的法律职业教育会使法律教育流于浅薄。目前，以市场为导向、以职业技能培训为本位的法律教育虽很有必要，但也要防止顾此失彼。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正是由于过于关注市场动向，致使现在的学校教育有简单化的倾向，如一些课程里仅仅注重技术操作层面上的东西，法律教育变成了条文解说，忽视了基本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如此学生很难真正理解法律精神，这对法律教育和法律实务都是致命的杀伤力，因为法律职业者对法律的适用，绝对不是机械的生搬硬套，更应是对法律精神和原则的把握。
确实，法律的运用有许多技巧，但在法治原则下技巧的获得源自于对法律概念、原理的深刻把握，源自于使用法律的人对它灵活运用和真正理解。
单纯的职业教育趋向于奉行实用主义，片面强调与职业有关的知识的灌输和特殊技能的培训。其极端的形式便是“用什么就学什么”，结果是把“人”与“人才”隔离开来，导致大量的“机器人”出现，甚至是有才无德的“佞才”。片面的职业教育对大学法律教育而言是及其危险的。法律的目的在于追求正义，而“机器人”和“佞才”所能做到的，就是无意或有意地损害法律正义。⑤
那么，高职高专法律教育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对这个问题，柏林大学的缔造者、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1767－1835）曾这样回答：大学教育是要培养兼具个性和理智的“完人”，既要掌握经验知识，又要掌握道德科学，从而发展出完善的人格，在精神上“成人”。20世纪40年代曾任司法院大法官的燕树棠先生也曾主张：法律事业是公益事业，法律教育是训练社会服务人才的教育，因此，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在训练社会服务人才，而不是造就个人谋生的能力；法律人才的训练，不能只限于一般的专门知识，还需要一种“法律头脑”；有“法律头脑”的法律人才应具备四项条件，要有社会的常识、剖辩的能力、远大的思想、历史的眼光，能使机械的法律知识有了生机和动力，使死知识变为活知识、死法律变为活法律。⑥
当然，寄希望于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实现洪堡的“完人”教育的理想并不实际，但对高职法律专业学生进行法学理论知识、道德素养、全局视野及应变能力的培养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国近代法学家杨兆龙曾警示的那样：在法律教育中忽视法律伦理教育，不顾学生的道德修养，“那无异替国家社会造就一班饿虎”。
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法律教育既应包括通识教育，又包括职业教育，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高职法律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将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了，以致出现培养出的学生不会起草合同，不会办案的反常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单纯强调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法学本科教育制度内外都缺乏必要的职业教育和训练，不得不等法科毕业生进入法律职业之后，自己慢慢去摸索。而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可能是另一种反应过度，单纯强调法律职业操作技能的培训，这种错位的结果又影响了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职业所必需的法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素质的形成，同样影响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究其原因都在于割裂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
法律职业的特点决定了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必须由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部分构成。法律职业，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操作上的问题，更是涉及思维、理论、职业道德层面的问题。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处于一个难以两全的尴尬境地：职业训练要求教学关注技能，而在没有足够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仅关注技能就很可能浪费人才，而且也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职业人员；而注重素质教育又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职业训练，特别是我国高校学生绝大多数都来自高中校门，缺乏足够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通识教育又是必须的。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企图在三年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教育培训任务，培养高层次的、精英化的法律人才是不现实的，而将辅助类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我国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目标是具有客观现实性的。
笔者认为，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以及我国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实际出发，其应当定位于：以职业教育为主，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既要重视职业教育，又不能目光短浅，把法律专科教育变成一般的律师职业培训，因此我们的法律高等专科教育既要以职业教育为主，又要注意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根据法律教育的性质、社会需求、学校发展定位和战略目标来确定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标准和模式。
注释：
①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第1616页.
②王宏林.国际一流法律人才培养论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9～30.
③王冰路.法律技能的培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14）.
④邵文华.高职的定位.职业特色［N］.中国教育报，2001-10-1.
⑤周世中.倪业群等著.法学教育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法律职业法律人才培养法律信仰
0前言
对法律人才的培养主要的目标就是使其能够成为一名专业的法律职业人，并且通过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去帮助更多的人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法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如今法律职业的发展情况，采取有效的法律人才培养措施，这样才能够提高法律人才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促进法律行业的良好发展。
1法律职业对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
法律职业作为一种专业性非常强的职业，需要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充分的了解，并且需要对法律的思想、法律的演变过程进行重点的把握，法律职业人要具有完善的法律知识结构体系，并且具有较高的法律信仰等等。因此，在进行法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也需要根据法律职业的相关要求进行法律人才的培养，具体要满足如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1要有坚定的法律信仰
法律职业要求相关的从业人员要有坚定的法律信仰。因此，在进行法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也需要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律信仰，在法律面前，应该做到坚定不移的支持，并且坚决执行法律的相关要求，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坚决与其抗争到底，并且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法律人才只有具有坚定的法律信仰，在成为法律职业人的时候才能够一切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做好法律的维护者和倡导者，实现法律职业信仰。因此，在进行法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具有坚定的法律信仰是前提条件。
1.2要有较强的法律思辨能力和法律技能
在进行法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需要人才具有较强的法律思辨能力和法律技能。这也是法律职业对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所谓的思辨能力，主要就是指，在进行法律推理的过程中，需要运用自身的思维逻辑，将一些法律疑点能够推理出来，并且要能够对推理出来的事情进行合理的法律解释，让人们所信服。而法律技能主要就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能够具有较强的法律实务操作能力，具有较高的法律实务处理能力等等。
1.3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法律职业要求在法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包括的内容较多，其最为主要的素质就是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法律人才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对于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非常全面，法律知识结构较为完善，对于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能够做到全面的掌握，并且对于一些国际法律法规也能够做到有所了解。另外，法律人才要能够拥有根据国内法律法规解决经济纠纷的能力，并且在国际大背景下处理国际经济纠纷的能力。法律人才还要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质，将法律作为最高信仰，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坚持法律的立场，对于金钱的诱惑以及其他的诱惑能够坚决抵制，确保法律的纯洁性。法律人才只有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质，才能够坚决的维护法律的权威，与触犯法律的行为进行斗争。
2以法律职业为导向进行法律人才培养的策略
2.1加强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
在法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加强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法律是具有坚决的权威性的，并且任何人都不能与法律开玩笑，触犯法律就需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因此，需要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学生能够全面的了解到法律所代表的意义，并且使学生了解到怎样才能够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成为法律的捍卫者。在实际的法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对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使学生树立起相应的法律理念，对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进行培养，这样才能够实现良好的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使学生在毕业之后都能够成为一名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法律职业人。
2.2构建培养学生法律应用能力的教学体系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型学科，没有实践的训练是难以真正掌握法律精髓的。因此，能够培养和激励学生分析和论证能力的教学体系是实现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在实际的法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需要构建培养学生法律应用能力的教学体系。教师应该将法律理论性知识教学与实践教学进行有机的结合，使学生在充分的实践当中提高自身的法律应用能力，对法律的相关理论性知识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实现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
2.3培养综合性的法律人才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被联系成为一体，而在法律人才的需求方面，也逐渐的向复合型的人才发展。因此，在进行法律人才的培养上，应该培养综合型的法律人才。应该增设一些与法律专业相关的一些课程，像，经济、财政、市场、会计、等，并且应该加强西方法律制度、国际贸易、商法、比较法和外语等课程的教学，这样才能够实现综合法律人才培养的目的，使法律人才逐渐走向国际化，促进法律人才的良好发展。
3结束语
本文主要针对于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进行了相关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了解到，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只有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法律人才，才能够提高法律职业的整体水平，而法律人才的培养也是需要依据法律职业的发展情况采取有效的措施，因此，应该在培养法律人才的过程中，对法律职业进行充分的认识，最终实现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霍宪丹.法学教育的一个基本前提――试析法律职业的特殊性[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11（01）.
[2]苏力.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挑战与机遇[J].法学，2012（02）.
[3]徐崇利.中美法学教育模式之比较：“法官型”人才v.“律师型”人才[J].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2006（01）.
论文关键词：本科法学教育；定位；应用型；
一、普通本科院校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1.就业难，就业率低、失业率高
《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法学大类毕业生就业率排名倒数第二，仅法学一个专业失业人数在全部本科专业小类中排名第一；高职高专毕业生法律大类就业率排名也是倒数第一。法学专业成了就业率最低、失业率最高的专业。确实目前法学专业学生就业存在着困境：就业环境方面，应届毕业生考公务员面临着多省联考的机会限制、具备基层工作经验的资历限制、通过司法考试的资格限制和生源地限制，公务员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就业竞争力培养方面，学生眼高手低，求职就业的能力训练不够；再加上地方本科院校没有地缘优势，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远不及其他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就业难显得尤为突出。
2.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
实际上，在西方法治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紧密联系。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备条件。例如德国、法国等国家，接受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前提条件，英国美国等国家，法学教育本质上是职业教育，接受法学院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由之路。而在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处于分离状态是不争的事实，例如：部队转业人员可以安置到司法机关工作，法学教育不是法律职业的必备条件，不管什么专业，只要能够通过司法考试，就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条件，法律职业也不是法学教育的目标。调查发现普通本科院校法学专业毕业生从事法律职业的不到50%，形成了学习法学的人数众多而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数有限的尴尬局面，造成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
3.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
我们调查发现在法学专业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着人找工作和工作招找人的矛盾，曾经有一则新闻报道说一个法学博士到法院工作后竟然连一起离婚案件也审理不了。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错综复杂，笔者认为应用型法学教育模式的缺失是关键。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教学注重对法学理论的研究，但是，法律工作却尤为注重实践经验。学生毕业后，无论是到企业干法务，还是到律所当律师，再或者到法院、检察院工作都需要大量实践经验，这也是现行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脱节的地方。
二、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定位
我国目前法学教育规模大、层次多。全国除了五所专门的政法院校，几乎所有综合型大学都有法学院，除此以外，还有电大、自考的法学专业，涉及到专科、本科、硕士等层次。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是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形成了重知识、轻能力的明显倾向，从近几年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存在培养出的法律专业人才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的弊端。关于本科法学教育的定位成了法学教育改革关注的焦点，对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1.精英教育
即认为普通本科法学教育应当是精英教育。美国对法学教育的要求比其他教育要求更高、更严格，其法学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这种培养方式要求学生在学习法律之前已经获得了必要的人文社科知识，报考法学院的学生通常已经取得了学士学位，并且要通过法学院的考试。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研究生教育起点。这种精英式教育源于美国人民对于法律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和对法治的真正制度要求。就我国目前的条件来讲，照搬这样的制度是不合适的。
2.职业教育
即认为普通本科法学教育就是培养法律职业人才的职业教育。这是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把法学教育当作职业教育，采用投师见习制（也称师徒传授制）的法学教育制度，在教学上一般采用判例教学法，法学教育带有浓重的行业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特别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
3.复合型教育
即认为普通法学本科教育既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和能力，还进行相关学科基础知识的传授，为其进入研究生教育从事高层次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不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一个完善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既包括通识理论教育又包括职业技能教育。
笔者认为：我国传统的本科法学教育是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但目前法学教育的规模如此庞大，是不可能都进行学术化培养的，绝大多数本科毕业生将直接走向工作岗位，面对法学专业严峻的就业形势，作为普通本科院校来讲不应坐享其成或者坐以待毙，应找准定位，形成特色，以法律职业要求为导向定位本科法学教育，探索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升法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解决法律专业人才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的矛盾。本科法学教育的定位应该是分层次的，地方本科院校的法学教育应主要是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服务，立足于实际，形成办学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法学教育的定位上不能照抄照搬。 转贴于
三、本科院校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法律职业具有突出的行业背景和特殊性，我国新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对法律职业人员的从业资格有统一规定，要求都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自2002年开始实施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体现了法律职业内在规定性和同一性。法律职业共同体不仅是法律知识的共同体，而且还必须是法律职业素养和法律职业技能的共同体。一体化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缺失，结果导致盲目的人才高消费，专业不对口和万金油式的人才过剩的现象并存。一体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世界主要法治国家法律人才的培养体制包括四部分：一是法律的学科教育；二是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三是统一的法律职业培训；四是终身化的法律继续教育。笔者认为本科法学教育作为一体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既不能越位也不能错位，根据法律职业的内涵应定为于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具体实现路径如下。
1.课程设置方面
我国现行的本科法学教育只考虑到法学教育的教育属性和一般共性，将法律职业按照一般的社会职业对待，沿用社会通用人才的培养模式和采用普通的教育制度，其结果是所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因此笔者建议开设专业导读课程，建起具有政法特色的全程化、专业化、体系化的就业指导体系；将就业指导的普及性与提高性相结合；将知识指导与能力训练相结合。
2.教学内容方面
许多本科生毕业后不会办案、不会起草合同，其原因在于法学本科教育缺乏必要的法律职业教育和法律实务训练。因此笔者建议加大专业实践课程的比例，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且严格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当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就要求转变教学观念，加强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比重。完善实践教学的方式和内容。②建设高质量的实践教学基地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质量、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备条件，法学院应加强和当地的公、检、法机关的合作，在当地的司法机关建立学生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3.教学方法方面
在各年级学生的法学专业课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在本科阶段的二年级，组织学生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旁听、观摩法律实务活动；定期开展法律宣传咨询；进行法律文书写作的集中训练。三年级，开展模拟法庭审判；许多大学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在校内建模拟法庭的成功经验，从而使学生在学校里就能够接受实践能力训练。建立模拟法庭辅助教学的目标是：通过模拟法庭演练，增强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提高其法律职业技能。借鉴英美法系的诊所式教学，法学专业学生就像医学院的学生在诊所实习一样，可以接触到真实的案件，在教师指导下学习处理，为以后从事法律职业积累实践经验。在掌握了一定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这个阶段可以在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四年级，组织毕业实习；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综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有效地组织各个教学环节，提高教学质量。
4.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加强法学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提高教师实践能力；有助于提高教学的实效性，避免纸上谈兵，使学生能够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并得到逻辑推理和法律技巧的训练，从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兼职教师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一个手段，法学院可以聘请富有经验的法官和律师，担任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讲授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让法官和律师等指导教师将鲜活的经验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接触到真实的法律实践。
5.考核、考试方面
论文关键词:本科法学教育;定位;应用型;
一、普通本科院校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1.就业难,就业率低、失业率高
《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法学大类毕业生就业率排名倒数第二,仅法学一个专业失业人数在全部本科专业小类中排名第一;高职高专毕业生法律大类就业率排名也是倒数第一。法学专业成了就业率最低、失业率最高的专业。确实目前法学专业学生就业存在着困境:就业环境方面,应届毕业生考公务员面临着多省联考的机会限制、具备基层工作经验的资历限制、通过司法考试的资格限制和生源地限制,公务员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就业竞争力培养方面,学生眼高手低,求职就业的能力训练不够;再加上地方本科院校没有地缘优势,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远不及其他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就业难显得尤为突出。
2.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
实际上,在西方法治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紧密联系。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备条件。例如德国、法国等国家,接受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前提条件,英国美国等国家,法学教育本质上是职业教育,接受法学院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由之路。而在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处于分离状态是不争的事实,例如:部队转业人员可以安置到司法机关工作,法学教育不是法律职业的必备条件,不管什么专业,只要能够通过司法考试,就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条件,法律职业也不是法学教育的目标。调查发现普通本科院校法学专业毕业生从事法律职业的不到50%,形成了学习法学的人数众多而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数有限的尴尬局面,造成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
3.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
我们调查发现在法学专业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着人找工作和工作招找人的矛盾,曾经有一则新闻报道说一个法学博士到法院工作后竟然连一起离婚案件也审理不了。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错综复杂,笔者认为应用型法学教育模式的缺失是关键。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教学注重对法学理论的研究,但是,法律工作却尤为注重实践经验。学生毕业后,无论是到企业干法务,还是到律所当律师,再或者到法院、检察院工作都需要大量实践经验,这也是现行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脱节的地方。
二、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定位
我国目前法学教育规模大、层次多。全国除了五所专门的政法院校,几乎所有综合型大学都有法学院,除此以外,还有电大、自考的法学专业,涉及到专科、本科、硕士等层次。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是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形成了重知识、轻能力的明显倾向,从近几年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存在培养出的法律专业人才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的弊端。关于本科法学教育的定位成了法学教育改革关注的焦点,对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1.精英教育
即认为普通本科法学教育应当是精英教育。美国对法学教育的要求比其他教育要求更高、更严格,其法学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这种培养方式要求学生在学习法律之前已经获得了必要的人文社科知识,报考法学院的学生通常已经取得了学士学位,并且要通过法学院的考试。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研究生教育起点。这种精英式教育源于美国人民对于法律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和对法治的真正制度要求。就我国目前的条件来讲,照搬这样的制度是不合适的。
2.职业教育
即认为普通本科法学教育就是培养法律职业人才的职业教育。这是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把法学教育当作职业教育,采用投师见习制(也称师徒传授制)的法学教育制度,在教学上一般采用判例教学法,法学教育带有浓重的行业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特别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
3.复合型教育
即认为普通 法学本科教育既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和能力,还进行相关学科基础知识的传授,为其进入研究生教育从事高层次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不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一个完善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既包括通识理论教育又包括职业技能教育。
笔者认为:我国传统的本科法学教育是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但目前法学教育的规模如此庞大,是不可能都进行学术化培养的,绝大多数本科毕业生将直接走向工作岗位,面对法学专业严峻的就业形势,作为普通本科院校来讲不应坐享其成或者坐以待毙,应找准定位,形成特色,以法律职业要求为导向定位本科法学教育,探索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升法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解决法律专业人才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的矛盾。本科法学教育的定位应该是分层次的,地方本科院校的法学教育应主要是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服务,立足于实际,形成办学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法学教育的定位上不能照抄照搬。
三、本科院校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法律职业具有突出的行业背景和特殊性,我国新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对法律职业人员的从业资格有统一规定,要求都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自2002年开始实施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体现了法律职业内在规定性和同一性。法律职业共同体不仅是法律知识的共同体,而且还必须是法律职业素养和法律职业技能的共同体。一体化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缺失,结果导致盲目的人才高消费,专业不对口和万金油式的人才过剩的现象并存。一体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世界主要法治国家法律人才的培养体制包括四部分:一是法律的学科教育;二是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三是统一的法律职业培训;四是终身化的法律继续教育。笔者认为本科法学教育作为一体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既不能越位也不能错位,根据法律职业的内涵应定为于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具体实现路径如下。
1.课程设置方面
我国现行的本科法学教育只考虑到法学教育的教育属性和一般共性,将法律职业按照一般的社会职业对待,沿用社会通用人才的培养模式和采用普通的教育制度,其结果是所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因此笔者建议开设专业导读课程,建起具有政法特色的全程化、专业化、体系化的就业指导体系;将就业指导的普及性与提高性相结合;将知识指导与能力训练相结合。
2.教学内容方面
许多本科生毕业后不会办案、不会起草合同,其原因在于法学本科教育缺乏必要的法律职业教育和法律实务训练。因此笔者建议加大专业实践课程的比例,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且严格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当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就要求转变教学观念,加强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比重。完善实践教学的方式和内容。②建设高质量的实践教学基地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质量、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备条件,法学院应加强和当地的公、检、法机关的合作,在当地的司法机关建立学生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3.教学方法方面
在各年级学生的法学专业课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在本科阶段的二年级,组织学生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旁听、观摩法律实务活动;定期开展法律宣传咨询;进行法律文书写作的集中训练。三年级,开展模拟法庭审判;许多大学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在校内建模拟法庭的成功经验,从而使学生在学校里就能够接受实践能力训练。建立模拟法庭辅助教学的目标是:通过模拟法庭演练,增强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提高其法律职业技能。借鉴英美法系的诊所式教学,法学专业学生就像医学院的学生在诊所实习一样,可以接触到真实的案件,在教师指导下学习处理,为以后从事法律职业积累实践经验。在掌握了一定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这个阶段可以在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四年级,组织毕业实习;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综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有效地组织各个教学环节,提高教学质量。
4.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加强法学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提高教师实践能力;有助于提高教学的实效性,避免纸上谈兵,使学生能够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并得到逻辑推理和法律技巧的训练,从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兼职教师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一个手段,法学院可以聘请富有经验的法官和律师,担任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讲授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让法官和律师等指导教师将鲜活的经验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接触到真实的法律实践。
5.考核、考试方面
论文关键词:本科法学教育;定位;应用型;
一、普通本科院校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1.就业难,就业率低、失业率高
《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法学大类毕业生就业率排名倒数第二,仅法学一个专业失业人数在全部本科专业小类中排名第一;高职高专毕业生法律大类就业率排名也是倒数第一。法学专业成了就业率最低、失业率最高的专业。确实目前法学专业学生就业存在着困境:就业环境方面,应届毕业生考公务员面临着多省联考的机会限制、具备基层工作经验的资历限制、通过司法考试的资格限制和生源地限制,公务员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就业竞争力培养方面,学生眼高手低,求职就业的能力训练不够;再加上地方本科院校没有地缘优势,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远不及其他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就业难显得尤为突出。
2.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
实际上,在西方法治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紧密联系。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备条件。例如德国、法国等国家,接受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前提条件,英国美国等国家,法学教育本质上是职业教育,接受法学院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由之路。而在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处于分离状态是不争的事实,例如:部队转业人员可以安置到司法机关工作,法学教育不是法律职业的必备条件,不管什么专业,只要能够通过司法考试,就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条件,法律职业也不是法学教育的目标。调查发现普通本科院校法学专业毕业生从事法律职业的不到50%,形成了学习法学的人数众多而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数有限的尴尬局面,造成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
3.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
我们调查发现在法学专业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着人找工作和工作招找人的矛盾,曾经有一则新闻报道说一个法学博士到法院工作后竟然连一起离婚案件也审理不了。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错综复杂,笔者认为应用型法学教育模式的缺失是关键。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教学注重对法学理论的研究,但是,法律工作却尤为注重实践经验。学生毕业后,无论是到企业干法务,还是到律所当律师,再或者到法院、检察院工作都需要大量实践经验,这也是现行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脱节的地方。
二、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定位
我国目前法学教育规模大、层次多。全国除了五所专门的政法院校,几乎所有综合型大学都有法学院,除此以外,还有电大、自考的法学专业,涉及到专科、本科、硕士等层次。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是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形成了重知识、轻能力的明显倾向,从近几年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存在培养出的法律专业人才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的弊端。关于本科法学教育的定位成了法学教育改革关注的焦点,对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1.精英教育
即认为普通本科法学教育应当是精英教育。美国对法学教育的要求比其他教育要求更高、更严格,其法学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这种培养方式要求学生在学习法律之前已经获得了必要的人文社科知识,报考法学院的学生通常已经取得了学士学位,并且要通过法学院的考试。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研究生教育起点。这种精英式教育源于美国人民对于法律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和对法治的真正制度要求。就我国目前的条件来讲,照搬这样的制度是不合适的。
2.职业教育
即认为普通本科法学教育就是培养法律职业人才的职业教育。这是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把法学教育当作职业教育,采用投师见习制(也称师徒传授制)的法学教育制度,在教学上一般采用判例教学法,法学教育带有浓重的行业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特别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
3.复合型教育
即认为普通法学本科教育既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和能力,还进行相关学科基础知识的传授,为其进入研究生教育从事高层次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不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一个完善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既包括通识理论教育又包括职业技能教育。
笔者认为:我国传统的本科法学教育是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但目前法学教育的规模如此庞大,是不可能都进行学术化培养的,绝大多数本科毕业生将直接走向工作岗位,面对法学专业严峻的就业形势,作为普通本科院校来讲不应坐享其成或者坐以待毙,应找准定位,形成特色,以法律职业要求为导向定位本科法学教育,探索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升法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解决法律专业人才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的矛盾。本科法学教育的定位应该是分层次的,地方本科院校的法学教育应主要是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服务,立足于实际,形成办学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法学教育的定位上不能照抄照搬。
三、本科院校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法律职业具有突出的行业背景和特殊性,我国新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对法律职业人员的从业资格有统一规定,要求都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自2002年开始实施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体现了法律职业内在规定性和同一性。法律职业共同体不仅是法律知识的共同体,而且还必须是法律职业素养和法律职业技能的共同体。一体化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缺失,结果导致盲目的人才高消费,专业不对口和万金油式的人才过剩的现象并存。一体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世界主要法治国家法律人才的培养体制包括四部分:一是法律的学科教育;二是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三是统一的法律职业培训;四是终身化的法律继续教育。笔者认为本科法学教育作为一体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既不能越位也不能错位,根据法律职业的内涵应定为于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具体实现路径如下。
1.课程设置方面
我国现行的本科法学教育只考虑到法学教育的教育属性和一般共性,将法律职业按照一般的社会职业对待,沿用社会通用人才的培养模式和采用普通的教育制度,其结果是所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因此笔者建议开设专业导读课程,建起具有政法特色的全程化、专业化、体系化的就业指导体系;将就业指导的普及性与提高性相结合;将知识指导与能力训练相结合。
2.教学内容方面
许多本科生毕业后不会办案、不会起草合同,其原因在于法学本科教育缺乏必要的法律职业教育和法律实务训练。因此笔者建议加大专业实践课程的比例,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且严格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当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就要求转变教学观念,加强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比重。完善实践教学的方式和内容。②建设高质量的实践教学基地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质量、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备条件,法学院应加强和当地的公、检、法机关的合作,在当地的司法机关建立学生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3.教学方法方面
在各年级学生的法学专业课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在本科阶段的二年级,组织学生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旁听、观摩法律实务活动;定期开展法律宣传咨询;进行法律文书写作的集中训练。三年级,开展模拟法庭审判;许多大学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在校内建模拟法庭的成功经验,从而使学生在学校里就能够接受实践能力训练。建立模拟法庭辅助教学的目标是:通过模拟法庭演练,增强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提高其法律职业技能。借鉴英美法系的诊所式教学,法学专业学生就像医学院的学生在诊所实习一样,可以接触到真实的案件,在教师指导下学习处理,为以后从事法律职业积累实践经验。在掌握了一定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这个阶段可以在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四年级,组织毕业实习;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综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有效地组织各个教学环节,提高教学质量。
4.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加强法学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提高教师实践能力;有助于提高教学的实效性,避免纸上谈兵,使学生能够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并得到逻辑推理和法律技巧的训练,从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兼职教师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一个手段,法学院可以聘请富有经验的法官和律师,担任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讲授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让法官和律师等指导教师将鲜活的经验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接触到真实的法律实践。
5.考核、考试方面
【关键词】法官职业化；司法方法论；同质化
法官的非职业化是我国司法的痼疾之一。从司法方法论的角度来审视和探讨法官职业化的相关问题，对夯实我国法治进程的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一 、法官职业化的发展源流
作为一种制度，法律职业化始于13世纪的英国。韦伯指出：“对于职业性法律训练以及在这种训练中的特殊法律思想类型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将法律作为工艺的经验性训练路线，这是一种在法律实践中师徒的训练方式。第二种是在特殊的法律学校里教授法律，按照这种方式，重点是法律理论和科学，即以理性和系统的方式分析法律现象”[1]法官作为一种独特的职业，随着社会分工的愈加精确及严密而逐渐从职业体系中剥离出来。
职业化要求专门从事某类工作的人们形成独特的知识、技能、方法、生活方式及思维模式。法官职业是通过法律的适用这一中介环节，把法律规范的抽象设定和普遍要求，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具体单个的行为。[2]首先，“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言说的知识，一套自恰、不矛盾的例题，一套可以演绎成篇的逻辑，而且是一种话语的实践，一种对参与者的训练。”[3]法律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属性及技术性，这必然要求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官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其次，“法官适用法律依靠于自己对法律的解释，每个法官都带着自己的‘视界’，‘即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但‘每一种视界都对应于一种判断体系’”[4]。法官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不仅仅是停留在分析案件事实，解释运用法律这些具体而实际的“形而下”的范畴之内，也常常会上升到法律是什么，司法功能、司法与立法相互作用的层面上来。司法活动过程也与法官所持的政治、经济哲学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另一位优秀的美国法官汉德所说的“对一名被要求审核一个有关宪法的问题的法官，他除了要熟悉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著，还要懂得一点阿克顿和梅特兰、修昔底德、吉本和卡莱尔、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马基雅弗利、柏拉图、培根、休谟和康德。因为在这些知识中，每一种都全有助于解决摆在他面前的问题。”[5]法哲学思想使得法官职业成为一个有着法律文化氛围的独特职业，也使得法官有着睿智的眼光、敏锐的判断力和对法理的深刻洞察力。
二、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
方法论问题是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自身的反思与审视的结果。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提到“方法论的自治性是其所谓的‘法律秩序’之重要特征”。[6]基于独特的方法论基础上法官职业的职业化有着必然性及必要性。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逻辑推理
有如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所谈到的“法律推理具有一种使其区别于其他科学解释以及伦理、政治、经济论证的方法或风格。”[7]现代司法是以理性推理为特征的。即以法律和事实两个已知的前提，运用科学的方法和规则为法律适用提供正当理由的一种逻辑思维活动。按照法律形式主义的理想模式构建的司法系统是一个巨大的三段论机器。只要一个具体案件事实满足某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要件，则可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相应的结果。法官的角色似乎只是技术熟练的机械工人，只需其正确识别外部规则。且由于法律推理乃直接自既定规则出发,无须触及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价值判断如正义等问题。[8]法官的审判活动无一例外地要经历“获得案件事实——择取法律规范——解释法律规范——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逻辑关系进行内心确信——形成判决的思维推理过程”。这种无限往复的逻辑推理过程是由法官独立完成的，并逐渐外化为一种定向的思维习惯。
（二）经验总结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霍姆斯并没有给予经验一个准确的内涵和外延，但其并不是要向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可供套用的规则，而是要使司法过程由逻辑推理转向社会政策考量，由机械适用法律教条转向灵活应对社会问题，由法律内部因素的“画地为牢”转向外部社会因素的“统筹兼顾”，由追求形式性的一般正义转向追求实质性个案正义。[9]
案件的多元化与个案具有的惟一性特征决定了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要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与联系，这要求法官在长期的职业活动中不断的总结经验并加以验证。在裁判过程中，考虑的对象不仅是客观法律事实本身，而应将法理、情理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这项技能需要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长时间的积淀。可以这样说，每一份判决都是一个法官的职业经验与人生阅历在法律裁判过程中的呈现。
（三）利益衡量
波斯纳指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未必会导致利欲熏心，它也可能使得一个职业追求良好的行为和“产品”。法官裁判的过程绝非简单地针对个案的现实特征、性质，选择相应的法律，加以套用。事实上，在错综复杂的具体事实面前，一个判决必须最大程度的实现法律的价值，达到最优化的利益效果。法官不仅要遵守实体法和程序规则，还必须进行利益衡量及选择。
所谓利益衡量，指的是法官查清案件事实后，不急于翻查法律法规大全和审判工作手册，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作比较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10]法官的裁决过程即为对比案情以及各种裁判所会达成的社会效果，择取最优化的裁判。
（四）法律解释
社会行为的不可预测，法律的制定过程中难免出现漏洞以及现时制定的法律并未能完全包涵将来出现的情况。如同艺术创作一样，法官的裁判也要紧随时代潮流，表现社会的新兴吁求，尤其是在既有法律规则已落后于社会发展时，应对其涵义做出“与时俱进的解释”。[11]这是司法活动保持其时代性的必然。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的原本含义以及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所作的探索而形成的解释，一般包括法律的本意解释和对法律的不足补充。基于自由裁量权的享有，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进行创造性的法律解释，有利于保障司法过程的顺利进行。但法律解释也绝非是为了冠冕堂皇地越轨而抹煞个案正义，而应秉承最大限度的体现立法本意，还原事实，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
三、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之检视
职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对一个职业的教育背景、技能训练、行为伦理、身份地位、等多方的合理制度构建及安排。法官职业化不仅要对法官队伍本身进行深度改造，还包含了对法官职业所处环境的良好期许。从司法方法论的视角对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进行检讨和反思不无裨益。
（一）法官选任应有所区别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法官选任标准仍然较低。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及其他简单条件，基本都被任命为法官，法官职务仍不失为一种“福利待遇”被平均分配。不同层次的法官职业化标准不明确。事实上，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和要求，不同层级法院的法官应当各自偏重于某种素质，以适应不同层级法院所面对的案件和情况。
一名合格的法官当然应掌握独特的法律方法。如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难以想象的是，尚未养成独特方法论的人进入法院担任法官将会产生的后果，更遑论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直接进入最高人民法院。事实证明，非建立在合理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法官队伍，存在诸多问题，专业技能及职业操守中均是如此。忽视从方法论的角度去评价和衡量法官的基本素质，将很难精英化。笔者认为，对基层法院而言，法官侧重于对个案细节的细研及大量、快捷的解决纠纷，所以对基础法院法官的选任应侧重于解决事实争议的能力和经验，要具备丰富的社会见解、清晰的洞察能力及高超的调判技巧，并适当关注其法学理论水平。基层法院案件量繁重，且处理同样数量案件的工作量要比上级法院的工作量大，对基础法院的法官员额应有所倾斜，以适应基层法院的司法任务需要。上级法院侧重于规则的制定及对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其法官的选任应侧重于理论功底深厚、学术才能突出，善于从不同的案件事实中发掘清晰而准确的法学理念，并能够上升为一般性规则。
（二）同质化程度的提升
郑成良先生认为，法官职业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能够使法官职业群体形成一种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同质化职业共同思维方式，从而通过同质化的司法决策使全社会范围内普遍形成确信。司法裁决不同于学术争议，学术争议允许百花齐放，而司法裁决必须保持统一性及权威性。法官同质化程度的提升，才能相对保证基于相同的方法论要求及法律知识，运用同一的标准对法律问题做出相同或相近的裁决。法官职业化不是一个独立的自循环，而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各方相关问题，如律师职业的规范等。借鉴欧美的成熟经验，初期为律师与法官设立同一的门槛，即系统的法学教育与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法官与律师基于相同的教育背景而形成相同或相近似的执业方法，进而对同一法律问题而得出相同或相近似的理解。以此为基础，在成功律师中选任部分法官。法官与律师之间相互尊重，其本质就是对法律职业的尊重，对法律的尊重。
（三）继续教育的完善
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决定了法官应是一个理性的、独立的居中裁判者，法官具有天生的保守性。[12]法官职业化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职业性的封闭和保守。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化日新月异，与保守的法官职业存在紧张关系。保守的法官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司法的方法论能够不断的发展更新，法官的继续教育问题必须完善。
特别是对现任的、缺乏系统的法学教育的的法官，应集中组织、强化学习。他们通常有多年的办案经验，有着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通过继续教育，深化其法学理论功底，强化现代法律意识。对所有的在任法官，应分批、分流的“回炉”，通过继续教育，实现知识更新和理论提高。尤其应针对社会出现的新案例、新法律应重点加强、及时学习。
法官职业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方法论是对其进行反思和检讨的重要视角。法官职业化建设并非一人一力一时能够完成。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法官职业的教育背景、技能训练、行为伦理、身份地位、职务特权、组织构造等进行制度构建及安排，这不仅是法官职业内部一个渐进调整过程，也是法官职业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过程。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而言，法官职业化的真正实现必将开启新幕。
【关键词】卓越法律人才计划;实务化;培养【Abstract】In view of our country outstanding legal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actice education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status quo, for outstanding legal talent education target and requirement, put forward a sound, perfect our country practice excellence model of training legal talents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practice, points out the training, professional experiment, increase and the judicial practice department communication, optimization of culture system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legal education practical ability.
【Keywords】Excellent legal talent plan; practical training
【中图分类号】G629.2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9-0025-01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遭遇严峻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法律人才市场需求与当前法律人才供给客观现状之间的矛盾,呼唤对当前主导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教育培养模式进行深度反思和系统变革,建立培养高端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培养管理模式和机制。
1对当前实务化法学教育培养管理模式的检视
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体系及教学思路,很多是借鉴和模仿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体系,注重教育培养的学术性和系统性,强调法学思维方式和能力的培养。当前的法学教育培养模式存在职业伦理素养的缺陷和缺乏职业技巧训练的缺陷。培养出来的学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弱,对于职业的敬畏和信仰较弱,缺乏法治理念和应有的职业伦理价值观。
当前各高校推行的实务型法学教育培养模式,意图加强学生法律技能的培养。但从实施效果来看,实践性课程和加强实习环节的考核,对促进学生的法律应用和法律技能的提升有一定改善,但无法从根本改变和纠正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培养模式固有缺陷,亦无法解决当前法律人才供需市场上高端法律人才严重缺乏与低端人才过剩间的矛盾。
2卓越法律人才目标下实务化教育培养模式改革
2.1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教育计划的提出。 “计划”针对当前高等法学教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之间的差距,提出分类培养、创新机制等目标,为我们指明了改进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
2.2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的目标。 高素质法律人才,应是兼具法律专业要素和职业要素的,接受过正规法学院校法学专业教育的人。[1]应体现出职业化与多元化的统一,精英化与平民情怀的统一,正规化和国际化的统一。强调职业要素,要求法律人才的培养,要连接社会需求,并随社会需求进行调适和改进,包括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三方面内涵。专业要素,要求接受正规的系统化的院校教育,具备法律科学体系所必然包含的法律概念、关系、范畴和制度等知识结构,包括法律人的知识结构和法律人的思维能力。
2.3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与实务化法学教育培养模式。 在法律人才的职业要素中,首要的社会加强司法伦理的训练和司法技巧的训练。不具有司法伦理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很难坚持职业的操守,忠于法律。而没有职业技巧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则很难胜任职业的要求,适应职业的挑战。职业技巧的训练,需要诸如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等创新教学模式为载体,逐渐转向专门化的见习阶段训练,最终走向法学教育的专门化和职业化。
2.4对当前实务化法学教育培养模式的检视。 当前实务法学教育改革,多集中于人才培养的实践性,尚无法合理平衡法学教育的实践性与规范性、人文性与技艺性的关系,诸多创新培养方法流于形式或缺乏合适的载体而无从开展。存在的问题包括:⑴将“卓越法律人才”与专业技能训练等同,淡化专业理论学习和法学人文精神的培养塑造。⑵对法学教育培养的“实务化”物质载体和专业技能培养关系认识不足,重训练形式,轻法学技艺学习和训练的科学性和系统性。⑶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选择中的师资建设重视不足,对“双师型”法学教师培养和传统法律职业的“师徒式”管理内在要求的统一性不够重视,致使当前诸多法律人才培养的创新方法和措施或流于形式,或因不具有可操作性而无法有效实施。
3健全、完善实务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总结过去的经验,法学教育应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使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学生的知识结构、能力和素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和要求。在教学体系设计上,还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推进实务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要在系统传授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将实务化训练纳入基础理论学习的过程中。以每一个知识点或知识单元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讲解,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点的同时学会应用。通过实务化教学,促进学生对于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比如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考虑把法律事务专业的法律基础课《宪法》配以《法律思维实训》进行教学,《民法》配以《民事纠纷分析与处理》进行教学。
3.2加强专业实验。 以专业实验课程为载体,培养学生法律运用意识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了解实务界对法律运用的程序,是建设综合性的实务化教学体系的核心任务。法学专业实验可以分为专项实验和综合实验两种基本模式。前者是通过具体制度和规则在某一个具体案例中的适用,使学生了解单项法规和制度的涵义和适用条件,并对之进行检验、适用和评析。后者是较为复杂的完整案例的全部法律适用过程的实验。是让学生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下,分析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寻找可以用到的法律条文,从而提出具体的法律报告和文书,加强学生法言法语、法律思辨能力的训练。
3.3巩固专业实习,加强和法律实务部门的人才交流。 实训基地实习是要把实务技能真正地应用于实践,既是对教学成效的检验,也是对学校实践教学成果的提升和巩固。这首先要求学校要与公、检、法、司等机关,公证处、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等各相关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建有充足的实习、实训基地,保障实习、实训的顺利进行。
3.4优化培养学制,改革实践教学。 我国法学教育直接和高中衔接,经过四年的本科教育就可能直接走向社会,多数学生还未完全掌握系统的实践教育。在接受教育的时间和专业性上和国外法学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对此可以采用本硕连读,建立通识教育、专业课程学习和基础职业训练、研究生学习阶段招生机制或生源选拔机制,分流培养。由学生根据兴趣和能力,分别选择专业学位研究生和科学学位研究生的学习。实行导师制为主、课堂教学为辅教学,学校与职业部门联合培养,通过国际合作办学培养国际视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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