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30 17:38:36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金融发展理论，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在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各自著作中都提出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亚当・(AdamSmith)等人的自由思想是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出版)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试用新技术以求发展，纯粹企业家需要信贷，“他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
格利（john Gurley）和肖(Edward Shaw) 1960 认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方面，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Hugh Patrick（1966）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使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 W. Goldsmith) 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他的理论主要包括：其一，首先提出并系统分析了金融结构概念，分析并提出金融结构衡量指标及金融结构类型。其二，研究并揭示金融深化的内在路径和规律。这些规律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三，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方向。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特别强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金融发展中的明显区别。
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建立了一个分析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重点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放弃了以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为研究对象,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麦金农(1973)放弃了传统金融理论中货币与资本相互替代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而是依靠内部融资；并且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指标―M2/GDP(金融深化指标)。虽然这两人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没有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他们认识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因此人们依然把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看作是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
其后Kapur（1976）和Galbis（1977）等仍以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更加严格的数学模型推导和论证补充建立了开放条件下的模型旨在证明和修补Mckinno n和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
二、最新的理论进展
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有关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相关文献很多,在这里不一一罗列,我们借用Pagano 1993的简易框架,通过一个模型来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正如Pagano 的模型所揭示的一样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写作：
式中g为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A 为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s 为私人储蓄率。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A），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S)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性。Denizer、Iyigun和Owen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纳了King and Levine（1993）提出的四项金融中介体发展指标，即LLY、BANK 、PRIVATE 、PRIVY。基于这些指标和所创建的模型，结合70多个国家的1956年～1998年的年度有关数据，得出如下结论：所有金融发展指标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且金融越发达的国家经济波动越小，说明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
第三，银行股票、市场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2.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Levine(1993)和Greenwood and Smith（1997）在各自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固定交易费用和固定交易成本，说明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只有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出现，即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实现。说明了金融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此外Santomero 和Seater还从经济规模与资本市场规模资、本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得出结论：全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同样使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大。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促进了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内容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公司金融理论的发展就陷入了困境，传统金融理论不能解释金融市场频频发生的“异象”。在对理性经济人假说和有效市场假说修正的基础上，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它以心理学对人们决策行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解释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机制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从而使金融理论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领域。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 理性经济人 有效市场前景理论
研究背景
现代经济学以其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推理建立起庞大的理论大厦而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冠”。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的进展，金融理论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短短五十年内，公司金融理论充分吸收和借鉴现代经济学发展，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在经济学这顶皇冠外，金融学已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萨缪尔森甚至将金融学喻为 “社会科学的珠冠”。 Zvi Bodie和Robert C.Merton将金融学定义为“研究如何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对稀缺资源进行跨时的分配。”现代金融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在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提出预期效用函数理论之后，Arrow和Debreu将其吸收进瓦尔拉斯均衡的框架中，成为处理不确定性决策问题的分析范式，这些经济学理论都对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做出基础性重要贡献。
沿着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基石，公司金融学研究硕果累累，Marko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Modigliani-Miller的MM理论，Sharpe等人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Fama的有效市场理论，Black-Scholes-Merton的期权定价理论（OPT）和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APT）等。这些理论都承袭了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所用的分析框架为一般均衡理论或无套利定价理论。这些理论较好地解释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机理和金融资产的定价机制，成为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市场上日历效应、IPO溢价、封闭式基金之迷等异象不断出现，传统金融理论对此已经无法解释。也正是这些未解之谜推动了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修正传统理论的假设，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它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从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心理出发，重新审视主宰金融市场的人的因素对市场的影响，揭示了投资者心理因素在决策行为以及市场定价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使得金融学研究更接近实际。
传统金融理论的困境
在传统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理性经济人假说和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始终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根基。金融理论研究的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主流方法是理性经济人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zi为不确定的状态ω赋予一个概率分布，并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理性经济人以期望效用最大化确定自己的证券组合。各类证券供求相等所决定的价格就是证券的市场均衡价格。由于交易者作决策时利用了所掌握的信息，证券的均衡价格就会反映交易者持有的信息。那么，反过来说，交易者在什么情景下能正确地从价格中推测出“足够”的信息以利于自己的决策呢？这就引出了理性预期均衡。交易者携带不同的信念和信息进入市场，达到理性预期均衡时，他们利用均衡价格反映的信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得到的决策就视同他们拥有全部私人信息时一样；如果没有新的信息进入，交易者就没有重新交易的意愿，均衡处于稳定状态且可以达到资产的帕累托最优配置。
现代金融学关注的是金融资产的定价和配置问题，而金融资产配置的信息有效性，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效市场假说被认为是传统主流金融理论的核心之一，它充分的反映了传统金融的研究脉络。Eugene Fama（1970）对有效市场的经典定义是：有效市场是指证券价格总是可以充分体现可获信息变化所带来影响的市场。具体来说，EMH包含以下三层基本含义：投资者是理性的，他们能合理评价证券价值，此时市场是有效的；假如某些投资者并非理性，但他们的非理是随机的，从而彼此的行为相互抵消，此时市场依然有效；假如非理性投资者的非理并非随机，但由于市场中理性套利者的存在，会消除市场的异常波动，此时市场依然有效。
有效市场理论诞生后，曾在较长时间内经受住了理论和市场的考验。然而随着金融市场各种异象频繁出现，对有效市场的各种质疑不断涌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为金融学通过实验手段，从人类决策行为的非理性角度出发，对市场有效性假说提出了质疑。
（一）有限理性个体
根据EMH的观点，人是完全理性的，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他们总会根据期望效用最大化和贝叶斯法则进行决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Kahneman和Tversky（1973）的研究指出，投资者在决策时，并不遵循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他们并不看重决策最终获得财富的绝对水平，而更加在意以某参照点为标准的相对财富的变化状况；Kahneman和Tversky（1979）进一步研究表明，投资者并不是风险厌恶者，而是损失厌恶者。Van Raaij（1981）提出的“经济心理学”更表明，首先，经济环境反应出一般经济状况的改变，但由于个人因素的差异，不同的人对经济情况会有不同的认知与感受，加上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进而通过行为表现而与经济环境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不同的个体对市场或经济状况会有相同或不同的“认知”（Perception），进而转化为行为和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最后再反馈到市场和经济中。传统金融理论将人视之为理性，认为价格变动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基本面的变化（盈利水平、宏观经济环境等等），而忽视了个人和群体决策的作用。行为金融学则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修正了传统金融理论理性人假设的基础。
（二）非理性投资者的行为并非随机交易而是群体行为
EMH在理性人假设之后，进一步放松假设：即使存在非理性投资者，但他们之间的交易是随机进行的，所以彼此的非理会相互抵消掉。但在社会心理学表面，在一个群体中，人们容易受到群体情感的感染，倾向于放弃自己的偏好与习惯，忽略自身可获得的信息而采取与群体行为相近的行为。认知的系统偏差会导致人们的认知受到整个系统因素的影响，也受到自身所在群体的因素的影响。信息串流使人们在决策时都会参考其他人的选择，当该选择是传统的、流行的或权威的时候，人们更容易忽略自己已有的或可获得的信息而遵循该选择。试验证实人们在相互交流时，交流最多的是共同知识，私有信息得不到交换。Shiller（1999）指出由于人们注意力的限制，只能关注那些热点信息，并形成相似的信念，而人们的交流以及媒体的宣传使得这些信念得到进一步加强。羊群效应，即从众行为，也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处于群体中的人们彼此模仿，相互传染，通过相互间的循环反应和刺激，情绪逐渐高涨人们逐渐失去理性。在金融市场中，通常会导致热点的频繁出现，严重的时候将出现市场泡沫和金融危机。这些研究可有力地证明了非理性投资者的行为并非是随机交易而是一种群体行为。
（三）套利者不能保证市场有效
EMH最后一道防线认为即使投资者的行为并非随机，但由于市场上套利者的存在，也会将市场拉回到有效的基本面上，非理性投资者最终会因为财产消失殆尽而自动离开市场。市场依然将是有效的。现实中的套利不仅充满风险，而且作用有限。首先，套利的核心是无风险，套利能否发挥其功效，关键看能否找到合适的替代品。为了回避风险，套利者在卖出或卖空价格高估证券的同时，必须能买到同质或近似的并且价格未被高估的替代证券。但大多数情况下，证券并没有明显合适的替代品。其次，即使能找到合适的替代品，但由于证券的未来价格具有不可预知性，再加上市场上噪音交易者的存在，套利者依然面临着重大风险。因此，套利者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市场的有效。
至此，传统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被击穿，以心理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的“行为金融学”逐渐成为金融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行为金融理论的兴起及研究体系
（一）行为金融学的产生和发展
1979年，Kahneman和Tversky里程碑式的文章《前景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发表，在更加现实的假设基础之上，正式提出了经典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对投资者的决策框架进行了修正，提出在不确定条件下投资者的决策动机会受到自身和外界各种变量的影响，在决策的编辑阶段往往会依据个人决策偏好而对各种备择方案进行编码，在决策评价阶段，相对于参考点，投资者对收益和风险的预期决定了最终决策方案的制定。Kahneman和Tversky在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者决策框架之后，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来诠释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此模型分别用两个函数来描述投资者的决策：一是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v（x）；二是决策权重函数（decision weighting function）π（p）。其中，价值函数取代了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决策权重函数则将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概率转换成决策权重，则投资者的决策方案（假定期望值为psi的方案被选择）的选择模型为：
，其中（j=1，2，…，m ；j∈J）（1）
ps0= Maxpi s其中（i=1，2，…，n；i∈I） （2）
pij>0且，pij为备择方案，i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概率，j为某个概率的编号。在各种备择方案中，具有最大期望值ps0的决策方案将被投资者所选择。
前景理论通过一个完全按照心理试验结果构造出来的函数来刻画偏好，创造性地建立了一种非期望效用的决策目标。该理论对传统的风险决策理论进行了修正，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许多判断和决策都会系统性地偏离传统金融理论的最优决策过程，从而严重冲击和动摇了传统财务理论所信奉的期望效用理论。1982年，Kahneman和Tversky与Slovic合作发表了《不确定下的判断：启发式与偏差》一文，研究了人类行为与投资决策经典经济模型的基本假设相冲突的三个方面，即风险态度、心理账户和过度自信，并将观察到的现象称之为“认知偏差”。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行为金融理论的正式创立，为行为金融理论的兴起和成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行为金融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实践中金融市场异象频发，理论上前景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实验心理学完成了影响巨大的认知革命，这些都促进了行为金融学的深化发展。Debondt和Thaler（1985） 发表了《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一文，着力对“过度反应”进行深入的研究，系统地提出了“过度反应”假说，并利用50多年的市场数据对此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文章认为所谓的“过度反应”是和贝叶斯规则中的“恰当反应”相对而言的。在贝叶斯规则中，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他们对信息的理解是一致的、无偏的，对信息会产生适当的修正。“过度反应”无疑打破了这一观点，投资者实际的投资行为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对信息反应情绪化，会产生反应过度，造成估价过低或过高，并得出了美国股市存在反应过度的实证结论。基于“过度反应”假设，Debondt和Thaler（1987）对“价格长期反转现象”进行了解释：投资者在前期的交易中反应过度，导致价格偏离太远，后期进行自我纠正，因而出现了前期“亏损”组合在后期有更好的收益率表现的现象。Shefrin和Statman（1985）发表《过早出售赢利股而过久持有损失股的处置效应：理论和证据》一文，解释了投资者对赢利股票过早抛出、对损失股票继续持有的异常现象――处置效应，并验证了美国股市的投资者存在处置效应。这两篇论文表明行为金融理论已经开始解释金融市场异象，进入理论指导实践的阶段。这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行为金融理论的魅力所在，从而吸引了一大批优秀学者的介入研究，掀开了行为金融理论研究的热潮。
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为金融理论迎来了它的繁荣阶段。Shiller（1981，1990）主要研究了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股票市场中的羊群行为、投资价格与流行心态的关系等；thaler（1987，1999）主要研究了股票回报率的时间序列以及投资者的心理账户问题；Debondt （1993）发现个体投资者的情绪与股市总体表现呈显著的相关关系；Shefrin和Statman（1994）提出了BAPM模型；Barberis，Shleifer和Vishny（1998）提出了BSV模型；Shefrin和Statman（2000）提出了BPT模型；Jegadeesh和Titman（2001）发现美国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中期动量效应。特别是Shleifer教授2000年出版了《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一书，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探讨了行为金融领域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并就四个方面提出了20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继续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
到目前为止，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仍有争论。但有一点非常明确的是，学者们对行为金融学应该由“基于个人认知和决策相关的心理学研究的投资者心态与行为分析”和“有限套利及市场非有效性”这两个理论基础构成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其中“有限套利和市场非有效性”主要探讨现实证券市场中套利行为的作用不可能充分实现，它解释了为什么价格对信息会存在着不适当的反应；而“投资者心态和行为分析”则要研究现实世界中投资者在买卖证券时是如何形成投资理念和对证券进行判断的。Shleifer（2003）认为，“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套利是充分的，那么套利者可以及时调整无信息变化下的需求变动，而且价格也会及时做出准确的反应。这样的话，即使许多投资者是非理性的，市场仍然有效。另一方面，如果投资者都完全理性，就没有力量来扰乱最初的有效市场，价格也就不会偏离有效价值水平。”有鉴于此，李心丹（2005）认为，与传统金融学相对应，行为金融学研究主题包括三个层次：投资者的个体行为；投资者的群体行为；有限套利和非有效市场 ，其中前两个层次归纳起来就是“投资者心理和行为分析”。第一个层次就是投资者个体行为，它侧重于分析投资者个体行为，以及这种普遍性的个体行为偏差对市场可能产生的中长期影响；另一个层次就是投资者群体行为，它主要是指因投资者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而导致的市场整体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偏差。第三层次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市场异象的挖掘和其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一系列理论文章表明在理易者和非理易者相互影响的经济体中，非理性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原因导致传统金融理论中有效市场赖以生存的“套利”难以发挥作用，从而导致股市对信息的反应存在着系统性的偏离。
关于行为金融理论发展的几点思考
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还不成熟。行为金融理论对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人的角度来解释市场行为和现象，充分考虑了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和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打破了“理性人的神话”，为人们理解资本市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性化的视角。同时较为系统地对EMH和传统财务理论提出挑战并能够有效的解释了市场异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行为金融学距离一个成熟的学派尚有相当的距离。迄今为止还没能整合成一个系统的理论，较为分散。在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与结合传统金融方法的道路上，也还没有太多的标志性的案例。其提出的理论框架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实证数据的支持。由于该理论所引用的主要是实验心理学的若干理论，而实验室与现实生活有较大差别这也是该理论的一个弱点。
行为金融理论并非是传统金融理论的取而代之。行为金融学并不试图完全以往的理论，它只是在开拓金融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有益补充，以求完善和修正金融理论，使其更加可信、有效。行为金融学把“人”重新放入研究的视野，把实验的方法带入了金融学，并且对整个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进行了一种革命式的检讨和前提性的反思，使人们的眼界豁然开朗。行为金融学并非是对传统金融学的取而代之，金融理论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将传统金融理论与行为理论更好的融合，最终构建起完整有效的现代金融理论框架。
从传统金融理论到行为金融理论，是从研究金融市场“应该”怎样运行到研究金融市场“实际”是怎样运行的发展。传统金融理论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在解释金融市场“应该”怎样运行的“规范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但是，现实中人们的实际决策行为与假设中的“理性经济人”又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传统金融理论在解释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行为金融学以心理学对人们决策行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解释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机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可以说，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是解释金融市场实际运行机制的一个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1979)"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2.Shefrin, H•(2000)•Beyond Greed and Fear,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3.Tversky, A•, and D•Kahneman (1974)•"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 185
4.李心丹.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体系及展望.金融研究，2005(1)
5.李心丹，王冀宁，傅浩.中国个体证券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2(11)
6.张圣平，熊德华等.现代经典金融学的困境与行为金融学的崛起.金融研究，2003(4)
7.张多蕾，孟华婷.行为财务理论发展历程评述.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7(4)
8.李心合.对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局限性的认识与批判.会计研究，2004(10)
9.威廉•L•麦金森.公司财务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10.李心合.财务管理学的困境与出路.会计研究，2006(7)
11.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2)
12.安德瑞•史莱佛著，赵英军译.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2003
13.李心丹.行为金融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
作者简介：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王松奇：《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长期以来，金融理论的核心阵地一直被新古典学派所占据，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被排斥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之外。这种情形在2005年为之改变，就在这一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博迪（Merton & Bodie）在西方理论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定义了“（新）制度金融学”。从此，制度金融学开始在经济学的理论圣殿上正式“登堂入室”，获得与新古典金融学“平起平坐”的学术身份。
在新古典金融学的视野中，由于忽略交易成本，因此金融交易由谁（银行体系或者金融市场）来完成并不重要。基于科斯定理，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则不同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会得到相同的最优金融资源配置结果。制度金融学可以帮助我们甄别不同金融制度环境的特征，并确定在某些特定的经济金融发展背景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结构是最具优势的。
基于这种新的理论视角，在新古典金融学那里被“外生”处理的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已然转变成为“内生”的结果。重要的是，金融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增进这些特定金融制度结构的效率，从而把金融交易成本以及相应的金融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因此，默顿和博迪新命题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得到良好发展的金融体系中，基于金融制度结构的一系列内生变化，新古典金融学关于资产价格和资源配置的结论是大体正确的。
默顿和博迪试图通过弥合两种金融学的裂痕完成金融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新古典综合”。与经济学曾经的“新古典综合”相类似，他们倾向于将制度金融学视为新古典金融学在考虑交易成本情形下的一种特例。不管金融交易过程在制度金融学那里的表现多么变化多端，最终都要归结到新古典金融学的均衡解中来。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新范式
默顿和博迪对于制度金融理论发展的建树与其所拥有的“冠名权”并不相称。相比之下，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更为实质性的努力早在20世纪初期已在货币理论层面展开。传统的货币理论一贯忽视信息成本、风险以及激励等制度因素，这种忽视使得货币经济学的宏观框架长期缺乏微观经济基础。2002年，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Stiglitz & Greenwald）提出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通过把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因素“内生化”于既有的分析框架，尝试性地将传统的货币理论建立在银行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在理论上扭转了微观信贷市场和宏观货币运行长期相互隔离的局面。
“新范式”的构建也是从挑战所谓“古典二分法”的基本理念入手的。由于将一些被长期搁置的因素引入货币经济学的框架，因此信贷和银行因素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该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在“新范式”中，银行因素是如此重要，它不仅为经济社会提供和记录信用依据、判断当事人的还款承诺以及确保所贷资金的合理使用，而且还是一国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的基本环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范式”还进一步注意到了银行制度结构的变迁及其影响，这就意味着该理论已经触碰到了制度金融学的要害部位。
如果考虑到金融制度结构的国别差异以及其他制度性因素，“金融竞争可以单调增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新古典金融学核心命题的普适性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货币经济学“新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发现。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曾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借此极力“推销”和“输出”所谓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其核心理念就是“竞争越充分则经济效率越高”。基于这一理念，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低效率，就是因为在那里普遍存在着与新古典要求相左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制度因素，由此形成的制度障碍影响了金融竞争的充分性。因此，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就是尽快拆除这些制度障碍，重新打造竞争性的金融体系。由于这些国家随后被认为是原本就缺乏竞争性金融体系的基本要素，因此，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整体“引进”或者“移植”这种金融体系就成为虽然迫不得已但总归是正确的政策选择。
以默顿为代表的金融学的“新古典综合”和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学“新范式”都试图通过强调“制度”因素来修补和拓展新古典金融学或者传统货币经济学的既有框架，这种努力有意无意间为制度金融学的肇建开辟了新的道路。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的努力重新开启了观察货币金融运行的微观视角，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金融学就是包含“微观金融基础”的货币经济学或者新古典金融学。
“分工均衡”货币分析框架
及其制度涵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些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借助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交易费用经济学迅速发展的势头，分工问题开始重返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的核心位置。人们对分工演进与货币金融关系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实际上预示着，现有主流经济学框架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型。总体看来，此次转型将使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视角回归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命题，而制度金融学将无疑成为此次经济学转型的一个重要结晶。
在理论史上，经济学家对货币与分工的关系早已有所察觉。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学家对分工与货币金融制度关系的讨论长期停留于简单描述的层面，相比之下，有关分工与货币信贷制度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是由杨小凯（Borland & Yang）做出的。由于此研究是杨小凯重建经济学“古典传统”长期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种努力的核心之一就是为现有的经济学框架找回制度、经济组织等关键要素并形成一个全新的体系，从而重塑经济学质朴务实的气质。因此，杨小凯有关讨论对于构建制度金融学的基础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小凯的真正理论贡献是将分工、货币与信贷以及法律、政府等多种因素引入一个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可信的逻辑联系，据此揭示了货币的性质以及货币制度演进的深层涵义。商品货币是一种过渡性货币安排，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含量”较低。或者说，由于它自身具有价值且“眼见为实”，经济交易双方对持有这种货币具有较低的信用需求。特别是，随着分工水平的增进和经济交易频率的提高，人们觉得，继续使用这种货币的交易成本会越来越高。就这样，商品货币触碰到自身无法跨越的交易效率边界，货币制度也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在此刻，信贷体系的重要性开始浮现，高信用含量的货币注定成为分工经济的“新宠”。
不过，要用“信用因素”替换既有货币的“自身价值”，除了基于长期的经济交易过程所逐步内生并积累起来的相互信任之外，还需要一些关键的外部条件，其中以法律和政府制度最为重要。对于货币制度而言，政府制度具有显著的“双刃剑”效应，这在理论上并非新鲜事。政府制度是一个多功能交织的复杂体系，在其效用函数中，难免存在效用目标之间的冲突。就拿维持货币体系的合理“信用含量”而言，它本身就时常包含着成本与收益的尖锐较量。如果政府制度出现“功能失衡”，一般是公共财政功能“挤出”了信用提供功能，则政府便可通过增发信用货币来向其持有者间接征税或者抢劫公民财产。由于信用货币的“信用含量”与其发行量成反比，而且信用含量过低会使信用货币变成比商品货币交易效率低得多的交易媒介，从而阻碍分工经济发展，因此一个受到约束的政府总能将信用货币规模控制在能够体现“均衡信用含量”的适当水平。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该理论的提出并不是金融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简单拼凑，而是观察和思考金融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的结果。尽管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即何为因、何为果），但是经济发展的历史明确地表明，一方面，每一次经济发展的都伴随着金融制度、金融过程以及金融功能向高级化和复杂化演变，而每一次金融整体水平的提升，都使经济运行的某些环节更为平滑；另一方面，更为明显的是，每一次经济发展的停滞，都造成金融运行和金融秩序的混乱，而每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或多或少地导致经济发展的暂时中断。正是二者之间的这种经验关联，促使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倡导者们有目的、有意识地去考察和摸索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本质规律，将其确定为其理论的基本问题。
2 金融发展理论的政策含义
（一）金融结构高度复杂化
对金融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它既可以是戈德史密斯所指“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也可以特指短期金融、间接金融与长期金融、直接金融比例的不平行发展与不均衡发展，以及后者对前者的逆转，即“金融倾斜及其逆转”。还可以是包括全球不同类型国家或一国不同时期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金融市场、金融商品、金融衍生商品、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金融）的数量变化（比例）与质量高低，以及上述因素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与不同要素的变化与比例等。但是，在复杂的金融结构变迁中，最为重大而深刻的金融结构变迁还是“金融倾斜及其逆转”。它大体上反映了由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由以银行机构为主体的金融到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由以银行为主导主体的简单金融到以金融市场为主导主体的复杂金融，由以国别经济体为单元的相对封闭的国别金融到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真正全球性的全球金融的结构变迁。
（二）金融功能的实质性扩展与提升
在传统上，在以银行为金融主导主体的条件下，金融的功能被简单地限定在单纯的中介功能，而在以金融市场为金融主导主体的条件下，在金融经济中，金融的功能得到不断丰富、扩展与提升。根据默顿（1999）的归纳，现代金融系统的主要核心功能是清算和支付结算的功能、聚集和分配资源的功能、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之间转移资源的功能、管理风险的功能、提供信息的功能和解决激励问题的功能。莱文（1997）的研究则表明，金融功能主要有动员储蓄、配置资源、实施企业监控、便利商品劳务、促进风险管理和合约的交换。总之，不管对金融功能如何进行概括，但金融功能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扩展与提升却是无庸置疑的。
3 金融功能、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
发展金融学是研究金融是什么以及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科学，即不仅研究金融本质的演进及发展，而且研究经济发展的科学，但它不是孤立地、一般地研究金融的发展和经济发展，而是研究金融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与影响，即二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而金融功能就是联结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关节点或桥梁。换言之，发展金融学既从金融与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又从金融的本质演进与金融经济互动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的角度来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既研究金融与经济的正效应、正功能，又研究二者关系的负效应、负功能。
（一）金融功能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核心
金融功能作为联结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关节点，因此，它当之无愧成为发展金融学研究的核心。货币作为金融产生的标志，它所承载的价值运动就构成了金融的范畴，因此，货币对于金融功能有着基础性的意义，货币的产生是金融功能演进的起点。金融功能的承载体是金融体系中的子系统（如包括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等在内的金融结构），没有这一载体金融功能将无所依附，更无从谈及功能的发挥，当然，金融功能的载体也处于发展之中，它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金融功能产生的动力来自于经济系统对它的需求，因此，金融功能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不过，金融功能也不是单向决定的，而是相关的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金融与经济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此外，金融功能是有目的和指向性的，即它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存在，更具体的就是媒介价值运动，因为货币是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具有天然的效率优势，通过以货币为基础的价值流通来媒介其他商品载体的价值运动更有效率。
（二）金融结构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主体
金融体系是金融活动过程的总体概括和规定，是金融过程的上层建筑，而金融结构是金融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排列、搭配、比例等关系，是金融体系的具体体现。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体系的功能来予以表现的，而金融结构是金融体系功能的主要体现，金融体系是金融结构作用的表现形式。因此，一国金融体系与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二者金融结构之间的差异上，有什么样的金融结构，相应地就有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因此，金融结构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金融发展最直观的外在表现形式，对其的比较分析自然也就成了发展金融学研究的主体。
（三）金融效率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归宿
金融效率作为各金融结构主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绩效，反映的是金融与经济的正效应与正功能，与之相反，金融危机（预期风险的实现）反映的则是金融与经济的负效应与负功能，金融效率与金融危机都产生于金融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二者好比一对孪生姐妹，不可能只要其一而不要其二。事实上，本文虽然没有直接将金融风险（financial risk）单独列出来，与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放在平行、并列的地位而纳入发展金融學研究框架，但这并不表明发展金融学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不关注金融风险，相反，本文将金融效率定义为发展金融学的研究框架就是在金融风险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总之，在发展金融学研究框架中，金融结构通过金融功能的纽带与金融效率发生作用，金融结构是金融功能的表现形式。
4 结语
目前，全世界的金融理论都是在在宏观金融学领域和微观金融学领域中发展，主要分析与论证了金融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效率等，这对于未来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于在金融市场中很多模糊和不确定的认识在金融理论体系中都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可以说当下的金融的新理论都是结合金融市场的现状发展起来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发展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但是，还需根据金融危机时代进行执行，这不仅能有效解决金融市场中的实际问题，对未来金融市场的实践与发展具有无法忽略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扬、王国刚、安国俊等.中国金融改革开放30年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2]布赖恩·克特尔.金融经济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 EVOLUTION THEORETICS AND OUR FINANCIAL SYSTEM'S REFORMATION
CHEN Liu_qin
(Tianjin Economic &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 Tianjin 30020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finance control and its localization， finance deepen and its disfigurement inherently， finance restrain and its tropism on the policy， put forward that our financial system 's reformation should confirm the finance deepen as an ultimate goal of the reformation， take the finance restrain as an essential measure， and harmon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rrency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Finance control; Finance deepen; Finance restrain; Financial system;
一、 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 “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家的货币金融作为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
透过传统的深化，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 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竞争会造成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 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的丰富与发展。
四、 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性功能，避免产生不利于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
[1]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2]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谈儒勇：《金融发展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 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 王松奇： 《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关键词：金融中介 金融业 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8-16-04
引言
经济学对金融中介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的金融发展理论。Gurley和Shaw(1955,1956)认为金融中介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基于不完美市场理论，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证明了金融中介机构存在的必要性。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经济理论的发展，金融学家陆续提出了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说、价值增加说等金融中介理论。从西方金融中介理论的产生、发展中，我们从中可以找到以资借鉴的东西，来指导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实行综合经营，取得改革实效。
一、西方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简述
（一）传统金融中介理论
1．交易成本说
Benston和Smith(1976)认为在没有任何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不可分割性等摩擦的市场上，也就不会有金融中介存在。在完善的市场上，资金供求双方能够得到多种选择和最优美的风险配置。但是现实中，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摩擦不可避免。如果没有金融中介的存在，金融交易可能会因为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完成。银行等金融中介可以将众多存款人的资金集中起来发放贷款，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分散投资降低投资风险。Benston和Smith第一次运用交易成本理论通过模型证明金融中介存在的必要性。此外，他们还证明金融中介可以通过期间内(intra-temporal)的消费转换和跨时期(inter-temporal)的消费转换来降低金融产品的交易费用。
2．信息不对称说
Akerlof(1970)的二手车市场模型证明，逆向选择的存在会影响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导致拥有投资机会的企业无法得到外部投资者的融资。Leland和Pyle(1977)从分析借款人如何使信贷市场相信其项目的真实价值入手，强调了内部投资的信号作用。他们提出，金融中介可通过投资于他们拥有专门知识的领域以显示其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地位。Diamond(1984)研究的是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认为投资者可以委托金融中介作为监督者来克服企业的道德风险，因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投资者的监督成本。
3．传统金融中介理论评析
交易成本说认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减少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这也是金融中介相对市场存在的意义；信息不对称说则认为金融中介具有信息处理和监督管理的比较优势，能够有效地减少资金供求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上述两个学说共同论证了金融中介存在的必要性。但是随着市场的日趋完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大大地减少，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并未曾降低，像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非存款类金融中介机构却明显增加。显然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
（二）现代金融中介理论
1．风险管理说
Allen和Santomero(1998)认为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过分强调中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完善正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金融中介的最大变化是，风险管理业务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成为许多金融中介的核心业务。传统金融中介理论无法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Allen和Santomero认为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税收的非线性，财务困境成本和资本市场的非完美性等四个原因的存在使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有风险管理的需求，它们需要金融中介为他们规避风险提供相应的避险产品和增值工具。这也是当今金融中介广泛开展风险管理的原因所在。
2．参与成本说
Allen和Santomero(1998)认为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假定所有的投资者都无成本地参与市场交易，但大量事实表明市场只是一个有限参与市场，Allen和Santomero认为对有限参与市场的合理解释是，投资者要有效地参与市场，就要花时间和精力学习市场的运作规律、资本收益的分布情况以及如何监控金融工具的跨时期变化，这就是投资者参与市场的固定成本。此外，投资者还要支付平时监控和跟随市场的边际成本。但是，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投资者的时间价值也相应上升，这也就意味着投资者参与市场的机会成本迅速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效的办法是让金融中介代替投资者参与市场和进行投资，这样可以降低投资者的参与成本。
3．价值增加说
Scholtens和Wensveen(2000)认为参与成本说不能很好解释金融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诸如共同基金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在他们看来，这些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风险而不是参与成本。他们认为，金融中介积极地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参与金融转换，通过转换金融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为客户创造价值。金融中介所扮演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介于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人的角色，而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是价值的创造者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为客户提供价值增加。
4．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评析
与传统金融中介理论不同，现代金融中介理论不再局限于分析金融中介对于弥补市场缺陷的意义，而更多的是从金融中介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和降低参与成本等具体功能进行分析。如果说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是从市场缺陷出发，关注的是“金融中介为什么相对于金融市场而存在”的话，那么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则是从投资者需要借助金融中介以更有效地参与金融活动的角度来分析金融中介存在的意义，它侧重于探讨“金融中介为什么会相对于投资者而存在”。
二、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启示
（一）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
从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新发展可以看出，不论是风险管理论还是价值增加论，它们都是建立在功能观的分析方法之上。金融中介功能观的核心内容可以表述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亦即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变化更小，而且功能观首先要搞清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最好则又进一步取决于时机和现有的技术。因此可以判断，金融中介机构今后的发展也必定是功能导向型的。
（二）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具有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
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在提供金融产品上具有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具有标准化条款，能够服务于大量客户并且在定价上能够被交易所充分理解的金融产品；而金融中介更适合提供那些为具有独特金融需要的少量客户特别定制的金融产品。由金融中介提供的金融产品一旦适应了市场，或者说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后，就会从金融中介转向金融市场。因此就单一产品的时间路径可以推断：标准化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会最终取代金融中介。但对于金融中介整体而言，这一观点并不成立。因为，金融中介除了“提供定制的产品和服务外，还具有重要的创新和检验新产品的功能，是整个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三）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竞争表现为一种金融创新螺旋式的互动发展
当由金融中介特别定制的金融产品标准化、适合大量交易后，就会从金融中介转向金融市场。金融中介通过创造构成新市场基础的产品和加大市场上已有产品的交易量来帮助市场成长，而市场则通过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帮助中介创造出更具特色的新金融产品。市场交易的活跃和产品创新的成功会激励金融中介更积极地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依此循环，螺旋前进。
三、中国现代金融中介体系的构建
（一）以功能导向规划中国金融中介机构的格局
1．由分业经营逐步走向综合经营
从理论上来说，金融中介今后的发展方向必定是功能导向型的。银行的发展历史表明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机体，因为它同时可以承载一些其它金融中介的功能，因此总能够在不断变革的金融系统中拥有一席之地。目前我国虽处于分业经常模式之下，但商业银行同证券及保险公司已经开展了丰富的合作业务，这些业务被定位于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一方面它们为商业银行创造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良好的市场效果也促使商业银行同证券及保险公司寻求更加深入的合作。眼下综合经营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它也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2．由分业监管逐步走向功能监管
功能监管按照金融机构业务的风险性质开展，而不论这些业务是由单一金融机构开展还是分散在不同的机构。实践证明，功能监管有利于业务的专项监管，有利于信息的集中、沟通和披露，有利于监管责任的明确。在功能监管理念的指导下，市场经济国家对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活动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监管体制。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仍然是分业监管的格局。但是，中信集团、中国光大集团公司、平安集团公司等机构已经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开始了综合经营，随着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逐步推进，必然会对金融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对中国而言，目前在金融业综合经营方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目前比较好的建议是在保留功能性监管的同时，实行伞型监管或牵头监管。伞型监管和牵头监管要求设立一个领头监管者来负责对整个全能银行或金融集团的监管以便在危机出现的时候能够及时介入。领头监管人必须有直接处理金融问题的权威，包括有效协调各个功能监管者行为的权力。
（二）完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
1．融资结构的优化
从目前中国的贷款融资与证券融资情况来看，中介贷款融资所占比重基本上保持在80%左右。显然，中国一直保持着以中介贷款融资为主、市场证券融资为辅的格局。而中国证券融资中股票融资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股票市场融资能力有限，尚处于发育阶段，发展也不是很稳定。经济要高速发展，一定需要非常强大的资金来支撑，因此一个极发达的金融系统是必须的。中国目前的融资结构是金融中介主导型的，相对于股票市场而言，银行体系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弱小与银行过多的融资负担又使得金融体系整体发展水平落后，效率低下。所以，加快中国融资结构的优化，突破融资障碍，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刻不容缓的。
2．金融结构的改善
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启示我们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螺旋式的互动发展的关系，因此只有当它们共同发展才能使金融系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能力。因此，应同时改善中国的中介融资结构和市场融资结构。金融结构的改善，一方面要确保银行等金融中介的顺利改革，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资本市场。银行的改革关键是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关键在于建立完整的规范制度。同时，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迅速发展的金融中介机构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而资本市场的激励作用又促进了金融中介机构的日益完善。因此，加快基金、保险、信托等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银行全能化，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客户的金融意识不断提高，金融需求日益复杂多样，即使对于银行的需求也已不同于传统的银行服务，而是希望银行也能提供综合、高端的金融服务，包括资本市场产品或是便利他们进入资本市场的服务，以更丰富的产品和更高质量的服务争夺优质客户越来越成为银行业竞争的主题。在证券化浪潮下，银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开始从事证券业务：本身发行、持有的证券，通过担保、咨询服务等形式为企业发行证券提供服务以赚取手续费等。银行与证券、保险的业务结合与金融业的发展变迁使各业务界限越来越模糊，顺应了全球金融混业的趋势。这也可以从金融中介“功能观”中得到一点启示。金融中介的功能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帮助在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在不同时期配置和使用经济资源。但无论业务如何结合，最终目的都是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只是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全能性银行可能是提供服务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二）加大金融创新，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根据Scholtens和Wensveen(2000)的价值增加学说，现代金融中介机构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它创造金融产品，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为客户提供增加值。商业银行的本质也是企业，企业的生存之道是增加产品收入，降低生产成本。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增加产品收入就是要不断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因此，商业银行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产品创新，努力创造出具有更高价值增值能力的金融产品来吸引顾客，扩大收入来源，提高盈利能力。综合看来，商业银行更应该重视发展“理财师、顾问”的角色，因为它不仅有着低风险高收益的优势，还能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要，因为这些产品能够带来更丰富的价值增加。同时商业银行也要不断树立自己的品牌，从现实来看品牌作为吸引和维持客户忠诚度工具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品牌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在其产品销售中也能带来更丰厚的利润，即可以理解为商业银行为自己提供了价值增加。
（三）调整银行资产结构，积极开拓为金融市场融资活动的服务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成本的下降，开始出现融资非中介化，这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银行在尽力与大客户保持持久联系的基础上还必须摆脱业务过分依赖大企业贷款这种单一的资产结构，积极开拓为金融市场融资活动的服务，加大对信用较好的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同时，由于我国仍然存在着商业信用不完全、商业票据和票据市场不完全(只有银行承兑汇票，没有开放商业本票，实际是由银行信用承担了本应由企业本票承担的信用风险)，消费信用没有推行的状况，我们还可以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消费金融，填补信用方面的这块空白，以应对国外银行的竞争。
（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正如Scholtens和Wensveen(2000)所说，自从金融中介机构诞生以来风险管理就是它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因此，建立一整套风险管理机制是国有商业银行成功完成市场化改革的有效保障。
1．构建完整独立的风险管理体系
首先，要培育先进的全员风险管理文化。我国商业银行需要采取多种方法加强风险管理知识教育，树立“全面风险管理、全员风险管理”的风险管理理念，让员工充分认识商业银行能够通过主动的风险管理来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同时全面培育健康的风险管理文化，实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目标由“管住风险”向“为股东创造价值”过渡，将风险管理贯穿到所有员工和所有业务中去，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文化。其次，建立独立而权威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和实施银行的风险管理工作，负责全行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和标准的执行、监督，实现对银行风险的统一管理。最后，通过科学的风险管理模式，对各类风险实现全面管理。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风险种类越来越多，表现形式也越来越隐蔽。因此，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全方位的风险管理体系，既在加强对信贷风险管理的同时也应将市场风险、国家风险、地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投资风险、结算风险、财产风险、财务风险、操作风险等方面的风险纳入风险管理范畴，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2．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
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框架的要素之一，是防范金融风险最主要、最基本的防线，也是银行风险控制的一项专门技术。可以说，健全的风险控制，特别是操作风险控制有赖于有效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关键是要求银行的业务操作和各项活动遵循既定的风险控制原则和授权限制，风险控制的任务和目标则是在风险识别、风险定价的基础上，在银行的不同业务领域分配资本，权衡风险和回报，追求风险和资本的最佳配比，或者利润的最大化。目前应加强内部控制组织建设、加强内控管理文化建设、理顺业务内部控制程序，完善岗位授权机制，加强对内部控制的监督和评价。
参考文献：
1.Allen & Santomero. What do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do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1, (25).
2.Scholtens & Wensvee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 essay on what it does (not) explain [Z]. Vienna: The European Money and Finance Forum, 2003
3.孙涛.全球化时代金融中介体系的构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贾康，周雪飞.转轨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5.龚明华，雷电发.金融创新，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前沿理论综述[J] .金融研究，2005,(10).
6.吴晓灵.金融综合经营趋势――中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选择[J].科学决策，2004,(9).
7.龚明华，陈丹.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理论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5,(5).
8.胡仁彩.金融业混业经营:中国的选择模式[J].商业研究，2006,(3).
9.黄丽珠.中国亟待构建走向综合经营的改革框架[N].金融时报,2006-4-24.
关键词：金融资源 金融结构 金融功能 金融效率
F830A
佟硕（1982-），男，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策性金融、金融发展理论；张磊（1981-），男，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发展理论；吕正日（1992-），男，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发展理论。
现有的金融发展理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在宏观制度层面和微观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层面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构建了完整的金融发展理论框架，证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但是已有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金融发展问题本身，没有对金融的本质属性问题、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的关系问题、金融效率以及金融体系生态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构建系统的社会科学分析体系，总体的研究状态还停留在量性金融的阶段。以白钦先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问题为切入点，经过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建立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哲学视角和人文关怀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金融发展理论做出了创新性的完善和拓展。
一、对金融资源属性的研究
金融资源学说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而对金融资源属性的揭示又是金融资源学说的逻辑起点。白钦先（1998）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经过对百年金融发展史的反思和对已有金融发展理论的再认识，对传统资源观进行了拓展，确认了非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赋予金融以资源属性的定位，提出了金融是一种资源的观点，并明确指出金融资源是最基本的稀缺性战略资源和社会资源，建立了全新的金融观。为了清晰地界定金融资源属性，白钦先（1998）将金融资源属性概括和抽象为三个层次，即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广义的货币资本或资金）、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金融组织和金融工具）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各种金融因素构成的体制机制及相互影响产生的关系），三个层次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同时，白钦先对金融资源的特征展开了研究，启发性地揭示了金融资源的二重性特征，即金融资源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也是资源配置的对象。金融资源在受到配置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的传导机制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二重性之间是统一的。金融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枢纽和关键因素。白钦先对金融资源属性的认识，是一种对金融问题研究的全新视角，从本质上提升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层次，为研究金融发展问题建立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将金融从单独的符号、服务、中介、工具、杠杆一类提升到人类社会一切资财之源的高度，提升到成为人类核心性资源，战略性资源的层面”。
白钦先建立的金融资源学说，通过对金融资源属性的揭示，将狭义的金融观提升为广义的金融观，将对货币非中性的认识上升为对金融非中性的认识，从而使稀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与人类欲望无限需求的关系成为金融发展与经济研究之间重要的契合点，促使金融分析与经济分析有机结合。
二、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的研究
从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演进的过程看，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是理论研究的重点，由金融结构观向金融功能观的转变，是深刻理解和把握金融发展问题的关键。白钦先从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融资方式结构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入手，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内，对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比较银行学》中，白钦先首次提出了金融体制是由九大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框架，开始了有关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问题的研究。在金融结构研究方面，白钦先（1999）通过对世界一些主要国家金融业及其业务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观察到内生性自然演进过程的存在，即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间呈现出不平行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状态，其将这种状态高度概括为“金融倾斜”。在此基础上，白钦先（2003）通过对传统金融（直接融资）与新金融（间接融资）的发展速度和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直接金融在绝对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逐渐接近甚至超过了间接金融，并将这种现象定义为“金融倾斜逆转”，认为这种逆转是重大而深刻的金融结构变迁。通过对金融结构的重新认识，白钦先指出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结构（特指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变迁即金融发展”的观点是一种量性金融发展观，是一种忽视了金融发展内在实质性内容的片面金融发展观。通过对这种观点进行修正补充，白钦先（1998—2004）阐述了“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观，提出金融结构变迁并不必然就是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应该是质性发展与量性发展相统一的一种状态。
在金融功能研究方面。白钦先（1998）明确指出金融研究的重点应该由金融结构观向金融功能观转变。他认为金融功能也是一种金融资源，属于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与金融结构相比，金融功能具有客观性、稳定性、稀缺性和层次性的特征，其更易于整体观察与把握，更少受人为干预，所以更难能，更难成，更难得，也就更稀缺（2006）。白钦先在关注金融功能问题的过程中，还深刻地揭示了金融正功能与负功能的辩证存在问题。其认为，现有的研究对金融正功能的关注和研究较多，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受到比较广泛认同。但是，在关于金融负功能的研究方面，理论的深度还很欠缺。所以，结果是金融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金融功能偏离正常运行状态，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白钦先、谭庆华（2006）系统地研究了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问题。他们对金融功能重新界定，提出了由基础功能（服务功能、中介功能）、核心功能（资源配置）、扩展功能（经济调节、风险规避）和衍生功能（风险交易、信息传递、公司治理、引导消费、区域协调、财富再分配等）构成的金融功能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金融功能的演进轨迹。他们认为金融功能的演进并不是完全的替代关系，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会发生共存状态下交替重叠。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功能演进即是金融功能的扩张与提升，金融功能的扩张与提升即是金融发展。金融发展的功能观点实现了金融量性发展观与质性发展观的有机结合。
白钦先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问题的系统阐述和深刻揭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触及到了金融及金融发展的本质性核心，对金融发展的实质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提出了评估金融发展的客观标准，使金融发展问题研究的对象更加明确，层次更加清晰，理论基础更加坚实。
三、对金融效率的研究
随着白钦先对金融的资源属性的揭示和对金融功能观的阐述，金融效率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并成为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白钦先（2001）对金融效率定义是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应该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衡量，而这种效率应该实现量性发展与质性发展的统一。从静态来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既要实现金融各子系统的协调，也要达到金融与经济两个复杂系统的协调。从动态来说，金融配置效率既要实现时点上的金融与经济的协调，也要考虑发展过程中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影响关系。因此，白钦先，丁志杰（1998）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应该是金融整体效率与微观效率并重的发展。白钦先，沈军（2006）基于系统科学的视角，将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整合在金融系统内进行研究，提出了SFE框架。他们认为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金融问题的关键是以金融效率为切入点。金融结构、金融功能和金融效率三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金融结构通过金融功能这一纽带与金融效率发生作用，金融与经济之间的联系环节是金融效率。在他们看来，已有的关于金融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金融个体或是诸如保险、银行、证券等局部的金融市场运行效率方面，缺乏对不同金融市场互动影响、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金融结构内部构成、要素配置机制及其效率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他们引入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重点通过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简称CAS理论），按照“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的思想，将金融系统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进行研究。
通过在理论体系中引入金融效率因素，白钦先为金融发展问题建立现实的基础。将金融资源、金融功能与金融结构等问题与进行效率相关联，一方面为理论分析提供了现实的落脚点，另一方面也为评价和评估金融发展提供工具和方法，同时，为研究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建立了基准。
四、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问题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白钦先（1998）提出了建立金融可持续发展观的问题。其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在遵循金融自身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兼顾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建立与健全金融体制，发展与完善金融机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质性金融与量性金融的良性协调发展，达到经济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白钦先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一脉相承，这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影响世界各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安全与的战略问题。白钦先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涉及经济资源观、金融资源论与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他利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对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有力的解释。指出由金融危机衍生出的金融理论的危机问题，解释了亚洲一些国家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没有按照自身所拥有的金融资源属性，不合理配置，导致了金融的负功能超过了正功能，导致了泡沫的积累和金融系统的超负荷运转，最终危机爆发。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说，这种不可持续的金融发展战略必须得到摒弃。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白钦先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其基本原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金融可持续发展是量和质统一的发展；二是金融可持续发展是相对稳定发展与跳跃性发展并存的发展；三是金融可持续发展是金融整体效率与微观效率并重的发展。白钦先（2003）将这一战略是应对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挑战，保持国别和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长治久安的根本性战略对策。
白钦先教授建立的以金融资源理论为核心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金融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通过全新的视角审视金融发展问题，为金融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使得关于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不再只局限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在金融发展的估计与测度时，更应该从是否实现人本关怀、人文精神、人性启发的角度，对金融发展进行评价。在现实方面，一个国家在构建金融体系，发挥金融功能，通过金融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必须要理解本国金融资源的分配状况，针对这种客观存在，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既要避免开发不足造成的浪费，更要避免过度开发导致的掠夺性使用。因此，在金融资源利用上，也要关注金融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保持，实现建设友好型金融生态环境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白钦先比较银行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2]白钦先建立面向21世纪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观[J]城市金融论坛，1998（8）
[3]白钦先论金融可持续发展国际金融研究，1999（4）
[4]白钦先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5]白钦先百年金融的历史性变迁[J]国际金融研究，2003（2）
[6]白钦先，谭庆华论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J]金融研究，2006（7）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