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30 08:30:5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区治理需求，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3年6月期间我区380名老年人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其中男性224例，女性156例；年龄60-91岁，平均（69.1±7.2）岁，其中60-69岁者218名，70-79岁者124名，80-89岁者38名；职业：农民23名，工人103名，教师52名，医务人员15名，企业职工91名，公务员67名，无业者12名，其它17名；文化程度：小学114名，中学及高中192名，大专及以上74名；婚姻状况：丧偶68名，夫妻健在305名，独身7名。
1.3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对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①受试者一般情况：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②受试者的健康水平：高血压、心血管病、糖尿病等11种老年常见疾病史；③制定社区护理的需求问卷，包括疾病预防、疾病护理、健康促进三个方面，共23个条目；④采用GQOLI-74生活质量的综合评定量表[1]，内容包括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物质功能、社会功能四个方面，共74个条目，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调查问卷由经培训的专业人员入户发放，使用统一指导用语向受试者讲解。调查表由受试者本人填写。本次共发放400份问卷调查表，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80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5.0%。
1.4统计学处理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均由我院数据处理中心专门人员进行，保证数据真实性与科学性。初步数据录入EXCEL（2003版）进行逻辑校对与分析，得出清洁数据采用四方表格法进行统计学分析，分析结果以p
2结果
2.1老年群体疾病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380名老年人中，患病者273名（71.8%）。其中患1种疾病165名，2种及以上108名。患病率最高的的前五名疾病是高血压（125名）、关节炎（76名）、心血管病（63名）、糖尿病（46名）、白内障（19名）。
2.2社区老年人护理需求影响因素
表1社区老年人护理需求影响因素
2.3社区老年人生活质量评分
本研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区老年人生活质量平均（61.72±9.84）分，躯体功能平均（60.11±11.86）分，心理功能平均（67.31±12.62）分，社会功能平均（63.34±10.76）分，物质功能平均（55.76±13.52）分。
2.4社区老年人护理需求和生活质量间相关性
表2社区老年人护理需求和生活质量间相关性（r）
注：*表示P
3结论
3.1护理工作利用情况与影响因素
本调查显示，社区老人的护理服务利用率较低。通过调查结果可知，380名社区老年人中273名患病，患病率高达71.8%。而患病率最高的前五位分别是高血压（125名）、关节炎（76名）、心血管病（63名）、糖尿病（46名）、白内障（19名）。此类疾病与老人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也说明老人对于社区护理服务的需求较高。社区老人生活质量平均（61.72±9.84）分，这与国内外相关资料[2-3]的研究结果相近。该现象也说明老人有较高社区护理需求，但目前我区护理服务的状况并不乐观，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区护理工作处于起步阶段，社区服务站工作宣传不充分，老人对于社区护理工作的性质、特点、方法、意义等缺乏深入了解；而社区老人对社区护理不接受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费用问题，老人对于费用考虑与平时经济收入和消费习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同时也可反映出老人对于护理工作认识的缺乏[4]。
3.2增强护理服务工作
3.2.1全面了解社区老人护理需求，针对性开展健康宣教 实施健康宣教工作，进一步提高社区老人健康意识与自我保健的能力，提倡科学、文明生活方式，可有效预防和控制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本调查显示社区老人主要患病为高血压、关节炎、心血管病、糖尿病及白内障，因此，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开展健康宣教是一项具有实际意义的干预对策[5]。
3.2.2增强对社区老人生活质量的检测，对生活质量较差的老人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 特困老人与空巢老人属于社区老人中的困难群体，护理工作人员应增强对该类群体的护理。可将该类老年人资料进行分开保存，让护理人员心中有数，定期对老年人进行针对性护理。
关键词：知识交流 知识共享 虚拟社区 成就需求理论
所谓虚拟社区是和实体社区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通过互联网这个媒体将拥有共同兴趣或是共同目标的人们集合到一起，在这个虚拟空间里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流、交谈、互相帮助甚至是从事交易。
对于虚拟社区经营者而言，如何吸引更多的成员，如何激励成员的参与，如何增加成员的忠诚度，影响不同成员互动交流的因素是否不同等均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有在了解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吸引和留住成员，使虚拟社区成为汇集人气的空间和平台。
本文拟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下，从整合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研究架构如下：在虚拟社区环境下，研究其中成员的知识交流行为，试图从知识获取和知识贡献两个方面来了解社区成员的参与情况，探讨影响这种知识交流过程的因素，进而提出应该如何激励知识交流的管理建议。
成就需求理论概述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avid Meclelland）经过对成就动机的深入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成就需求理论，将人们的内在需求归纳为成就需求、权力需求与亲和需求三种。成就需求是基于个人理由去设定并完成目标的欲望，即一种根据适当标准追求卓越、争取成功的内驱动力。权力需求是指使他人改变行为、顺从自己的需求。亲和需求是指追求友善并重视人际关系的需求。
实证模型设计及假设
本文试图利用麦克利兰提出的成就需求理论，将虚拟社区成员的内在需求、内在动机、自我效验等作为影响其进行知识交流的因素，以讨论社区内知识交流和共享以及激励机制的作用。
具体而言，本文从成就需求理论出发，研究成员特征、知识交流和社区强化之间的关系，试图找出影响虚拟社区成员知识交流的因素。在研究模型设计时，成员特征被分解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和个性特征（如自我效验、成就需求、内在动机等）；知识交流则分为知识获取和知识奉献两种情形；而社区强化指的是社区对于成员参与的奖励计划，包括经济强化、身份认知以及表现评估等形式。
研究拟采用的实证模型如图1所示，其主要假设如下：假设H1：虚拟社区成员的自我效验会影响其知识获取程度；假设H2：虚拟社区成员的自我效验会影响其知识贡献程度；假设H3：虚拟社区成员的内在需求会影响其知识获取程度；假设H4：虚拟社区成员的内在需求会影响其知识贡献程度；假设H5：虚拟社区成员的内在动机会影响其知识获取；假设H6：虚拟社区成员的内在动机会影响其知识贡献；假设H7：虚拟社区的强化机制会影响其成员的愉快程度；假设H8：虚拟社区的强化机制会影响其成员的兴趣；假设H9：虚拟社区的强化机制会影响其成员的满意程度。
研究内容及结果分析
本文在长三角地区的高校学生以及上班族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采用书面问卷和网上问卷两种形式，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50份，回收356份，其中书面问卷发放200份，回收132份；网上问卷发放450份，回收224份。在356份问卷中，有效问卷数量为316份，有效回收率为48.6％。
对于回收的样本，笔者主要用SPSS软件，通过统计描述、可靠性分析（信度分析）、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来验证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研究提出的假设中除了H9只得到部分支持之外，其余假设均成立，并得出知识获取和知识贡献的回归方程。
知识获取＝-8.4E-17＋0.577×亲和需求＋0.182×自我效验＋0.177×满意＋0.108×愉快
知识贡献＝-4.8E-16＋0.402×权力需求＋0.268×愉快＋0.181×成就需求＋0.120×自我效验＋0.103×兴趣
研究结论与营销启示
根据研究结果分析，本文为虚拟社区服务提供商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够藉此推动社区内的知识交流和共享，提高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提升虚拟社区经营者的竞争力。
首先，对于成就需求的刺激，必须让社区成员有被尊重、受到重视的感觉。比如论坛中对具有价值的帖子的标记措施，可以使发帖者感受到自身的付出得到重视，而其他成员则可以了解他人对社区的贡献程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加社区成员的成就感，从而愿意继续在社区内提出和解决具有一定水准的问题；而在刺激网友的权力需求上，可以通过提供社区权限分级制来进行，只有做出一定贡献的成员才能提高等级，拥有更多的特殊权限，这样可以吸引更多权力需求高的成员参与；社区还可以通过创造一种良好的交流氛围来刺激成员的亲和需求，当社区被营造成为一个温馨团结的大家庭时，其成员就会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从而想要更深层次地融入到社区之中，与其他成员建立更为亲密和友善的关系。
其次，自我效验也是影响虚拟社区成员进行知识交流的重要因素。因此，社区也应该致力于提高成员的自我效验水平，这里主要指科技效验、信息效验和联系效验三种。社区可以通过创造简单易用的界面、介绍基本的电脑和网络知识、帮助成员学习和使用在线社区技术，及时向知识提供者反馈其知识的价值等信息，让成员了解其贡献得到了社区的重视和肯定等措施来进行。如此往复，社区成员的自我效验水平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加强其知识的交流。
与外在动机相比，内在激励的虚拟社区成员更愿意努力工作，更乐于付出和贡献。因此，从内在动机出发，虚拟社区应该让社区成员感知到愉快、对社区的强烈兴趣，以及对社区提供的内容和服务满意等，这些可以通过在社区内创造话题相对集中的分讨论区、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服务和更加人性化的界面设计、经常了解社区成员的需求和不满等，并及时做出调整来实现；同时，社区还要利用好经济强化、表现评估和社会赞誉等强化机制来激发虚拟社区成员的内在动机。
参考文献
【摘要】 目的 调查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及其对社区护理服务需求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探索适合本地区老年人的照顾模式。方法 采用基本情况调查表、sf-36生存质量量表、自理能力量表和社区护理服务量表对长治市1328例老年人的生存质量、自理能力及社区护理服务需求及利用情况进行调查，并对结果进行t检验、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依据张磊的老年人生存质量划分标准，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处于“中(72.1～117分)”占98.5%。影响老年人群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是自理能力、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医疗支付形式;长治市老年人对健康宣教、定期体检的需求率高于对治疗性护理的需求率，而各级社区护理站实际提供的治疗性护理服务率却高于健康宣教及定期体检。结论 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而老年人社区护理服务需求与社区实际提供服务情况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将全面影响老年人未来的生存质量，故需专业人员积极探索，尽早采取综合措施来满足老年人不断提高的社区护理服务需求水平，从而维持老年人现有的生存质量水平。
【关键词】 老年人;生存质量;护理需求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demand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of the elderly, then to analyze the factors.methods the quality of life,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demand and utilization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of 1328 elderly in changzhi city, shanxi province was measured simultaneously by sf-36,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and community care needs scale, then survey result was analyzed by t test,correlation analysis,stepwise regression.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on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hich was proposed by zhanglei,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scored between 72.1-117 reached 98.5%.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as impacted by the ability of caring oneself,marital status,the degree of culture,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 on. the demand rate for health guidance and periodic physical examin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rapeutic care. in contrast, the utilization of therapeutic ca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ealth guidance and periodic physical examination.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s at a medium level. there was a wide gap between the demand of community care and the utilization of community care. the quail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ill be impacted by this gap in future. community care model was needed to find out by the professionals' active exploration,in order to 1.meet the high level demand of the elderly for community care. ultimately,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changzhi city was kept by comprehensive measures.
[key words] the elderly;quality of life;nursing needs
2000年我国与全球同步宣告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已有老年人口1.53亿并以3%的年增长率增长。长治市居太行之巅，辖13个县市，2006年总人口312万，老年人34万，占总人口的10.6%，表明本市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大城市相比，长治市受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限制，社区护理发展缓慢，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范围局限。为了解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状况与其社区护理需求情况，笔者抽取城区、郊区及三个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入选2009年3—12月，长治市城区、郊区和11个县市(县市按经济条件好、中、差各抽取1个县)的老年人1328名，其中男性718名，女性610名，年龄60~92(68.39±6.94)岁。
1.2 老年人一般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健康状况、生活状态等。
1.3 调查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简明健康调查问卷sf-36(medical outcomes study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老年人自理能力量表adl(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及自行编制的护理需求调查问卷。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本次抽样调查采取分层、整群、多阶段抽样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大专及以上专业人员进行入户调查，由调查对象本人填写完成，实名记录，对书写障碍者由调查员向研究对象逐条询问记录。
1.3.1 生存质量量表sf-36问卷
sf-36问卷源自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中心，已被许多国家验证，信度、效度及实用性较好[1]。包括生理功能(pf)、生理职能(pr)、躯体疼痛(bp)、总体健康(gh)、活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和精神健康(mh)8个维度。老年人生存质量划分标准依据张磊[2]的研究结果而定：良(>117分)、中(72.1～117分)、差(≤72分)。
1.3.2 自理能力量表
adl adl量表由美国的lawton和brody制定于1969年，主要用于评定被试者的自理能力[3]。内容包括使用公共车辆、行走、做饭、做家务、吃药、吃饭、穿衣、梳头(刷牙等)、洗衣、洗澡、购物、定时上厕所、打电话和处理自己钱财，共14项。本量表采用4级评分，总分最低14分，最高56分，≤20为基本正常，>20分为日常生活能力轻度障碍(21~30分)、中度障碍(31~40分)和重度障碍(≥40分)[4]。
1.3.3 护理需求调查表
在全面查阅文献资料基础上，参考健康促进模式，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设计，采用likert五级评分法。请有关专家审评调查表，并通过预调查对问卷进行反复修改和补充，其信度为0.82。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学分析。对老年人生存质量、自理能力、护理需求采用描述性统计性分析;对老年人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对老年人社区护理需求与其生存质量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问卷发放情况
共发放问卷1340份，有效问卷1328份，有效率99.1 %。
2.2 老年人一般资料
2.2.1 人口学资料
1328名老年人中， 60～69岁的老人占63.41%，70～79岁的老人占28.46%，80岁以上的占8.13%;农民占总人数的50%;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老年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82.83%;68.52%收入低于1000元;无配偶老年人占总调查人数的26.96%。
2.2.2 健康状况
被调查的老年人中患病870例(65.52%)，存在各种心理问题的老年人有838例(63.1%)。
2.3 老年人自理能力
本次调查中，基本正常占76.5%，轻度障碍占24.40%，中度障碍占3.47%，重度障碍占3.01%。
2.4 老年人生存质量
2.4.1 老年人生存质量等级划分
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处于“差”占1.05%，“中”占98.5%，“良”占0.45%。本市老年人生存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
2.4.2 老年人生存质量影响因素
将老年人生存质量各维度作为因变量，其一般情况作为自变量，经多元回归分析自理能力、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医疗支付形式可以进入回归方程(p<0.05)。结果表明：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自理能力、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医疗支付形式。见表1。
2.5 社区护理状况
2.5.1 社区护理需求情况
长治市老年人对健康宣教、定期体检的需求率远远地高于对治疗性护理的需求率。在健康宣教这一维度中，疾病知识宣教需求率最高达25.38%，其次用药指导为16.64%，见表2。
2.5.2 社区护理站实际提供服务情况
长治市各级社区护理站实际提供的治疗性护理服务率远远的高于健康宣教及定期体检。在治疗性护理这一维度中，注射或(及)输液的提供率最高达33.28%，其次血压或(及)血糖监测为24.32%，定期体检的提供率最低仅为2.03%，见表3。
2.6 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社区护理情况的相关分析
2.6.1 对老年人生存质量与社区护理需求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老年人生存质量与社区护理需求情况呈负相关(p<0.05)，结果表明：老年人生存质量得分越低，其社区护理需求越大，见表4。
2.6.2 对老年人生存质量与社区护理实际提供服务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老年人生存质量与社区护理实际提供服务情况呈正相关(p<0.05)，结果表明：老年人生存质量得分越低，其社区护理实际提供服务情况越差，见表5。表1 老年人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2 老年人社区护理服务项目需求分布表 例
表3 社区护理站实际提供服务情况 表4 老年人社区护理需求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表5 老年人社区护理实际提供服务情况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为自理能力、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医疗支付形式。认为其原因为：(1)长治市地处山区，农村人口居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本次被调查者中农民占50%， 经济收入1000元以下者占68.52%，虽然农民的经济收入不高,消费水平偏低，但他们中大部分人有自己的耕地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所以本市老年人面临的经济压力较小。(2)长治市城镇人口大多参加了城镇医保。问卷调查时，国家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已经落实，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就医费用。(3)长治市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本次调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82.83%，他们受教育水平的低下导致其对疾病的认识与重视程度不足。(4)sf-36量表主要反映的是调查者主观的生存质量感受。虽然他们中有65.52%的人受各种慢性疾病困扰，有63.1%的人存在各种心理问题，但是这些身心的不适或病痛不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思想负担。(5)长治市老年人幸福感指数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幸福感指数较高，说明长治市老年人容易满足。
但是在老年人社区护理服务需求与实际提供服务的调查中，发现老年人对社区护理服务的需求项目与社区服务站实际提供项目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社区护理服务站很少开展老年人需求率较高的健康宣教与定期体检服务项目。随着长治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差距将会不断增加，为了缩小差距并不断提高本市老年人生存质量水平，建议：(1)居家照顾者支持对策：政府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建议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市场规范化、法制化。改进三级医疗保障制度，构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家庭服务网络，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扩展卫生服务范围。(2)医院和医学院校提供技术扶持：由具有一定规模和条件的医院和医学院校负责培训基层和家庭卫生服务人员，并成立专门的社区服务组织，形成一支高素质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开展家庭访视服务，将护理服务范畴延伸到院外，医院为出院老年人提供上门随访服务。护士进行家庭访视时，对患者进行康复指导，对现存或潜在的护理问题进行干预，使老年人在享受到专业护理的同时，也因获得了相关的健康指导知识而产生安全感，从而有效地应对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红妹，李鲁，沈毅.中文版sf-36量表用于杭州市区居民生命质量的研究.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1，35(6)：428-430.
2 张磊，徐德忠，黄九仪，等.sf-36量表中文版的应用及分级截断点选择的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4，25(1)：69-73.
关键词：瑞典学习圈 社区治理 制度变迁 多元治理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各国都在寻求适合自身的治理模式，以应对不断出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在中国同样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有的集中统一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新问题，我们必须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社区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新生力量，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其在公民美德和社会价值方面有着法律和体制的约束力无法实现的作用。所以社区是公民社会重要的的培育基地。
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中国相比于国外起步晚，也不如国外研究深入，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模式经验，借鉴国外有价值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移植。不管是美国的社会组织主导型的社区模式还是新加坡的政府主导型社区模式都是切合本国实际，社区治理制度移植并非市照搬外国模式，而是将先进的经验引入中国后不断“调试”，使之适合中国现阶段在国情。
学习圈式社区能够凭借其互动性和参与性为社会民主、多元治理奠定基础。学习圈式社区能够进一步培养公民美德，进而逐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同时又能为公共行政提供参考，是公共治理的补充和重要组成。制度分析框架下，本文通过分析制度的主体及社区治理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探讨社区治理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
1.理论基础――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
按照诺思的定义，制度均衡是指在给定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任何人或者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1]制度均衡可以说是一种帕累托最优，而在现实社会中不同个人或群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利益存在冲突，对于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是不同的，因此不一定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显然现阶段社区治理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所以需要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是从一个制度的均衡想另一个制度均衡转移的过程。基于制度主义理论分析，学习圈模式作为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所以本文对其进行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分析并探究学习圈模式在中国社区治理中的应用。
2.学习圈模式的制度分析
2.1瑞典“学习圈”模式
瑞典的学习圈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一种“大众成人教育”模式，如今已成为瑞典非正规教育的主干部分。1902年，奥斯卡・奥尔森创立了瑞典第一个学习圈，并撰写了第一个学习圈的内容。学习圈采取铁三角模式，即：训练有素的领导者而不是主导者、催化性的材料而不是教本、主动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受教者组成了学习圈的铁三角。
2.1.1遵循平等、民主的原则。每位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到学习圈中，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学习圈的成员享有、平等的发言权，每个人的观点都应该被接纳，每个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学习圈的领导者只能对学习圈进行主持，而不是主导。
2.1.2具有自发性和自愿参与性。公民因相同的兴趣爱好或者相近的地域、教育背景而自发组成学习圈。人们也可以从报纸等媒体上获得各种学习圈的信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
2.1.3具有高效性。学习圈的规模一般控制在5到10人，这确保了成员获得均等的参与机会，更好地与其他成员进行互动与合作，分享彼此的观点、收获，共同承担责任；还使成员们能够深入地学习、探讨。此外，学习圈是成员自主组成的，所以具有较高的学习积极性。
2.1.4成本性较低，资金来源范围广。学习圈的地点选取较为灵活，多选在成员的家中进行学习，其花费一般用在购买学习资料上，是一种低廉的学习形式。同时，学习圈受到政府、企业及各类社会组织的支持，有较广泛的资金来源。
2.2学习圈模式下社区治理的主体分析
治理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2]社区治理则在一定区域内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互动下实现配置有效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长期实行的单一制的社区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转变，更无法满足现阶段复杂多变的社区问题，以及居民多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社区治理的主体应多元化，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应区分。本文将社区治理的主体归纳为公民、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
2.2.1公民
这里的公民主要是指社区居民，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他们是社区最核心的主体，我们应对他们给予充分重视。社区是否能够达到善治，关键在于社区居民是否能够树立起公民美德。我们可以将社区看做国家为了实现善治的一种手段和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共同体。社区治理不仅是为了公民生存，不仅是为了提供交易便利的场所，不仅是提供治安保障，而是要实现美好的生活。学习圈是组织管理学习的一种形式，还是一种持续探索、质疑的精神和学习气氛（奥斯卡・奥尔森）。学习圈参与者都是平等、自愿、自我负责的，在这种氛围下，有利于公民民主意识、权责观念的形成，进而有利于培育公民美德，最终实现公民社会。
2.2.2政府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主要是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通过行政管理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和学期工作站来提供公共服务。[3]根据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政府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4]，政府应该向社区分权而不是集权。但是依据我国现阶段实际，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并未真正分离。在学习圈模式下，政府无法直接管理每个学习圈，这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提供财政支持，制定方针政策，简政放权，由社区具体实践。
2.2.3市场
在政府与市场差异功能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将市场机制引入社区治理，在市场准入规则的条件下，明确市场和政府承担职能的界限，把市场激励和服务机制以提高资源在社区中配置的效率。
2.2.4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与宏观经济运行相似，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而社会组织凭借其非营利性、民间性、互益性很好地弥补市场和政府在社区治理中无法实现的作用。社会组织能够为学习圈提供必要的公共资源，能够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能够营造社区公益氛围。正如瑞典的学习圈就是起源于社会组织和大众运动，如工会、禁酒社团和农场主运动等，社会组织对学习圈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5]在学习圈模式中，财政问题可能会影响其进一步发展，瑞典亦然，所以我们必须把社区基金会纳入社区治理中。
2.3在中国应用学习圈模式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
2.3.1制度需求分析
正如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社区治理主体对社区治理制度的需求也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的变化导致制度需求的变化，进而影响制度均衡。社区治理对于学习圈的需求，是因为学习圈能够给公民提供便利，增加收益，这也就是学习圈发挥的作用和功能。学习圈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推动社区治理制度趋向制度均衡。分析制度需求就是要说明中国社区为什么要移植学习圈制度。
传统社区制度是以政府主导，单位制为核心的社区管理制度，人情关系为纽带的管理制度。社区传统的管理模式虽然逐渐被打破，但是它的残余势力还在侵蚀现代社区治理制度的有效实施。社区迫切需要一种现代社区治理模式，它不仅依赖于制度，还依赖于人的能力和素质。
社会资本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社区人口流动性强，结构复杂，居民的社会背景差异较大，导致人与人之前的信任感大大降低。社区治理需要人与人之间形成信任感和公共精神，通过托克维尔的观点可知，结社可以促使人们形成公共参与的习惯。[8]学习圈模式下能为人们结社减少机会成本，降低风险。通过学习圈系统性、程序化的构建方式，为学习互动提供稳定和秩序，减少人们学习互动所消耗的精力和财力，提高人们结社的效率。人们依据个人偏好，自愿组成学习圈，平等对话，主动参与，增强了互动与沟通能力，逐步建立与他人的信任感，方便在生产生活中的合作，最终为社区培育公共精神奠定社会基础。
集体利益的需求。现代社区系统比以往更加多变，社区治理面临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现代社区常常需要利益代言人，以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形式表达集体利益诉求。参考学者的相关调查（闵学勤，2009）我们发现，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即使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也无法真正代表集体利益。居委会机关化、行政化[9]，被大量行政事务拖累无法扮演好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业主委员会缺乏动力机制，社区居民参与合作能力不足，导致其“形同虚设”[10]。瑞典前首相奥罗夫・帕尔梅（Olof Palme）把瑞典称作为“一个学习圈的民主”。学习圈创建公民聚会的场所，通过平对对话，共同讨论，互动参与，缩小社区中不同人群知识和信息的差距，加强社会民主文化，让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民主的价值，从而激发民主的活力。充满民主活力的社区中，公民拥有较高的参与能力，能够为业主委员会运行创造动力，调解社区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社区。学习圈下，成员拥有平等的学习权利，是否能够得到知识和技能的收益，取决于是否能对自己行为负责，这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权责意识。学习圈下的公民能够以文明的方式，在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中解决利益冲突，对自己负责，而不是有事就找“组织”，这就推动居委会职能转变，使其为化解利益冲突提供机会。
教育稀缺的需求。中国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成人教育发展不足，成人教育的渠道少，教育成本高，师资力量薄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拥有了基本生存资料，教育资源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大，但社会供给不足。学习圈因其成本较低，学习范围广，教育门槛低，受众面大，能够满足社区教育需求，整合、创造更多的教育资源，维护教育资源公平，形成开放性、激励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社区教育体系。
政府失灵的需求。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领域并非万能的，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效率，对于长期的公共供给不足，官僚机制膨胀导致公共物品供给扩大趋势，政府为纠正外部性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形成新的外部性。[11]在社区治理中，政府也会面临以上难题。社区治理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成本高效率低，政府难以满足人民对公共物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市场无法完全弥补政府在公共领域的失灵，社会组织也只能在社区治理的局部提供公共物品。经由社区的集体交换是达到基于经济公正的实质自由的最好途径[12]。学习圈能够激发社区自身的生产力，实现社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弥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不足。
2.3.2制度供给分析
制度供给是对制度需求的回应，即制度的生产。分析学习圈的制度供给也就是研究学习圈对制度需求回应的方式。即学习圈制度如何对社区治理产生效用。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主要有：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知识积累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当权者的利益，制度的设计与实施的成本[13]。
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1982年，社区居民自治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82年《宪法》第111条）。这使学习圈能够在法律的保障下得以确立，并以宪法精神发挥作用。规范受到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学习圈只有与文化准则相和谐才能使制度迁移的成本大大降低。中国熟人社会中人情在社区治理中尤为突出，诚然随着单位制社区的瓦解，熟人社会开始分化，但是熟人社会与人情文化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学习圈能够承接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为传统的人情关系提供互动的平台，并且建立有共同偏好的新的人情关系。这种人情关系更加趋于非利益化，有助于够打造和谐社区。
知识积累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学习圈可以采用远程学习互动的方式，打破地理局限，为社区居民共同探讨问题提供更多的渠道，拓宽基层民主的方式，使公民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同时能够使政府多渠道把握民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步一样都会使制度供给曲线向右移。因为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11]学习圈能够有效提供社会科学知识，比如瑞典的一些农民、工人，就是通过学习圈获得了社会、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知识，后来成了议员和贸易联盟、工会组织、政党的领导。
制度的设计与实施的成本。按照菲尼的观点，制度设计的成本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源等要素的价格。就人力资源而言，若要保证新的制度安排的供给是非常高素质的尖端劳动力投入，这种制度的设计成本必然很高，反之，设计成本则较低。由业余爱好者担任领导的学习圈相比于由专业老师组成的学校教育人力资源的投入是很小的，并且其收益更加有效，因为参加者共同为学习的结果而负责。
当权者的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上层决策者对制度供给起重要作用。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方向与当权者的利益一致，上层决策者才有激励供给新的制度。学习圈式的社区治理模式，是解决社会冲突中文明温和的治理模式，是与当权者维护社会稳定的利益需求向一致的。应用学习圈模式治理中国社区响应学习型社会的号召，适应精神文明社会建设，顺应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3.结论与启示
3.1结论
经过以上论证不难发现，学习圈模式能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制度移植的方式，将该模式引入中国，以完善我国的社区治理制度。
3.1.1逐步构建以公民自治为核心、以学习圈为依托的社区多元治理模式
在社区治理中，培育民主协商、平等对话、独立互助的公民美德，调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创造性。合理发挥政府协调引导作用，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力量，完善市场激励机制的学习圈模式，全面整合政府、社会和公民三方面优质资源，实现科学高效的社区治理机制。
3.1.2进一步形成互助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治理网络
通过学习圈模式，培育公民的合作互助能力，相互激励，共同创造社会精神财富；逐步编制资源共享型、邻里互助型、环境友好型的治理网络。
3.1.3稳定性、包容性、开放性社区系统
新型社区治理模式能够整合单位制崩离后的分散资源，维持社区秩序，维护社区稳定；能够包容社会群体的差异性，协调社区发展；能不断容纳新的外部资源，内外统筹兼顾。
3.1.4通过社区学习圈由点及面建成学习型社会
结合宁波镇海的案例，学习圈可以从局部试点到大范围推广，由点到线， 由线及面，从而实现“学习圈―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国家”的发展模式。
3.2启示
3.2.1以社区治理需求为导向
社区问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组织学习圈时应根据社区自身特点，考虑不同社区的需求类型。组建学习圈时要依据原有规范、经济水平、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因素。
3.2.2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社区治理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区治理应当借鉴学习圈通过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区的运作机制，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3.2.3以民主平等、权责统一为关键
民主平等作为学习圈最大的特色，是公民自治的本质，社区治理的必要条件。平等协商为公民参与创造激励机制。区分治理主体权责，各司其职，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实现社区治理的效益最大化。树立公民权责意识，积极行使社区自治的权利，对社区负责，进而协调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区。
3.2.4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实现社区善治必须大力发展社区自身生产力，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学习圈模式能够社区根据社会环境变化自动调试、自动整合。社区治理平衡供给关系，从而从不均衡走向均衡。
参考文献：
[1][美]戴维斯・诺思. 制度创新理论[D].见：[美]A.阿尔钦，D.诺斯，R.科斯，等.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译文集[M].刘守英，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97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30
[3]沈千帆.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7-45
[4][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2-56
[5]高淑婷，[瑞]托瑞・珀尔森.中国远程教育[R]. 常波译.
[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0-63
[9] 陈淑云.城市居住区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有效整合机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出 版），2009（5）
[10]丁军.业主委员会良性运转需四大制度[J].中国改革2007（11）
[11] 杨团.社区公共服务论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56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挑战；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8.113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8-0-02
近年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相对传统的社会群体整合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城市社区成为基础性的治理单位。同时，在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的现阶段，各种问题、矛盾集中于城市社区，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社区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相关人员需要探究新型治理模式，以便在更好的解决城市社区问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城市社区的作用，推进社会稳步发展。
1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
社区治理是将社区作为载体，政府、居民共同管理社区事项的互动，是一种为不同主体提供各种服务，且各活动相互作用的管理模式。“社区治理通过对相应制度的合理安排，能满足适度开发、调试公共资源系统的需求。”因此，社区治理的实施能够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社会时能力不足的问题。
2 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
2.1 社区治理行政色彩浓厚
通常情况下，城市社区的建设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的，所以社区除了自治以外，还承担了许多政府转移的职能，导致社区治理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城市社区治理权力多来自上级需求，社区各组织具有行政化的特征，比如，经济来源的行政化、工作模式的行政化等。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组织。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居民委员会多承担“政府代言人”的职责，通常根据政府的需求开展基础性公共服务，并未进行明确分工，未给居民谋取效益。居民选举也常常流于形式，加之居民委员会工作职责、工作角色的错位，造成社区长期处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忙于行政性事务的状态，基本无暇顾及居民的需求、效益。
从另一方面来看，因行政色彩的浓厚，使社区治理出现角色错位、迷失的现象，表现为：从政策上看，国家主张城市社区自治，减少政府的过多干预，但实际的社区治理中，政府却又不可控的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因而在社区治理现实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和主要来源于社区权力、结构的冲突。
2.2 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困境
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物业公司、居民委员会等是最为关键的主体，主体之间存在工作职责不明确、角色混乱等情况，间接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居民委员会是一个集行政管理、社区服务于一体的组织，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相对优质的公共服务，但通常不会主动作为，回应社区居民的诉求。近年来，伴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住房逐渐趋向于商品化，物业公司开始进入城市社区。物业公司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机构，主要工作是为业主提供房屋保养、设施维修、保安等服务。物业公司作为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新型组织机构，和业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然而，由于经济效益的驱使、监管机制的缺乏，物业公司通常因权力的不对称而凌驾于居民、业主之上，导致利益纠纷事件频繁发生。而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社区治理各主体间权责不明确，最终造成角色定位处于混乱状态，主体之间缺乏信任，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
从另一方面来讲，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化、业主委员会等机构力量薄弱，相应工作的实施均在物业公司的帮助下进行，而物业公司的经营目标又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成效，导致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情况严重时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还会升级。城市社区各主体不具备完善的监管机制、制衡机制，代表业力的委员会力量薄弱，无法制约物业公司，做不到真正维护业益，最终导致社区居民委员会忙于行政事务性工作，降低了服务效益；而市场化运营的物业公司，为了谋取更多的经济效益，不顾及业主的需求，降低该组织机构的服务质量。
2.3 社区居民参与度低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础组成单位，也是整合基层、城市生活的共同体，也应当是表达居民需求、反映居民生活状况的单位，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城市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社区居民参与是保证社区问题有效治理的关键。居民作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成员，通过监督作用的发挥、社区活动的参与，使社区治理成为社会基本单元。但从实际工作上看，因受传统组织参与形式的影响，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性、责任意识差，未对社区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大部分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社区活动的状态。同时，个别居民还认为是否参与社区活动，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无法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在社区重大决策中不主动行使发言权。目前，社区居民参与较多的社区活动主要是文体性的健身活动，如广场舞等，参与人群为老年人、妇女，大多数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缺乏真正的决策性参与，所具备的监督作用有限，造成社区治理长时间处于“失语”状态，阻碍了城市社区的发展。
3 城市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3.1 明确城市社区主体职权
政府需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完善治理流程，明确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职权、关系。在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想创新治理机制，最为主要的任务是政府转变对基层社区的治理理念，给予社区治理针对性的指导，将权力归还于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的治理过程中，明确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主体关系、工作职权和角色，强化居民委员会对业主、物业公司的监管作用。同时，还需适当扶持居民自治组织，以便于充分发挥居民的作用。
3.2 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
目前，物业公司普遍存在不公开收支、居民上缴物业费未用到社区硬件维护方面等现象。并且，物业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不认真处理居民、社区反映的问题。比如：居民上缴物业费后，物业公司未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常见的有社区卫生、治安l件差等，即便居民一再催促物业公司处理，也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应，总体服务质量低。针对这种情况，需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收费等程序实施公开、透明制度，强化社区居民的监管作用，便于在法律帮助下更好的维护居民权益。
3.3 构建社区参与平台，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
社区居民参与度是评估社区建设水平的关键。目前，城市社区居民主要从以下途径参与社区活动：在居民委员会引导下参与、在社区党支部引导下参与、通过社区网站或是微信公众号参与、通过社区民间组织参与、通过听证会的开展参与等。由此可见，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途径越来越多，并且在不断进行创新。但从城市社区的实际参与情况上看，居民参与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城市社区活动缺乏针对性，并不是针对社区居民关心的问题而开展的活动。因此，除构建相对科学、合理、多样化的社区参与平台外，还要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重点是在参与内容上进行创新，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前提下，激发居民的兴趣，提高其参与自主性，并根据社区居民构成的特点开展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进而达到有效治理。例如，基于物业公司和业主矛盾较突出的问题，组织双方代表召开恳谈会，让物业公司明确了解居民的需求，让居民了解物业公司的实际困难，双方协调、共同解决问题；在卫生环境差的社区，多组织“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集体活动，动员居民广泛参与，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共同改善社区的居住环境；为老年人多组织休闲、娱乐性的活动；为小朋友多组织学习知识的活动等。
3.4 再造社区组织，提高运行效率
在全面发展城市社区组织的基础上，保证社区组织真正服务于居民、彻底治理社区问题是创新治理制度的又一主题。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提出的“政府再造”理论中的“再造”是对社会公共组织、公共体制的转变，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创新能力。并且，还可通过对组织目标的改变，权力结构、组织激励的变革来完成该转型。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城市社区的组织再造。
从城市社区的组织再造上讲，其主导思想是将激励机制、管理制度纳入社区治理中，使以公益活动、社区服务等为主要业务的组织机构更好的借鉴先进的管理模式，增强组织发展能力。曾有学者基于社区再造的基础提出了构建企业化的社区，也有学者在再造理论基础上，提出程度不同的管理模式，如绩效导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等，这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治理内容的创新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的参与行为也可以进行再造，现在很多地方的社区对活动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行为尝试采取积分制或是银行储蓄制管理模式，这都是很有益的创新。
3.5 将社区社会资本管理进行公开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处于统一机构的人通过互动、接触，能建立期望、义务，形成信任关系，能动员社会关系，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而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当前社区急需解决的问题，以预防社区发展、资本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要人员，而社区又是组织居民生活时所形成的主要场所，社区资本主要体现在居民对自身生活环境、社区服务人员工作状况的认可和相关活动的参与上。而将社区资本运作进行公开作为城市社区治理路径的创新，不但能有效解决社区问题，还能帮助社区治理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提高社区居民生活的质量。
4 结 语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作为社会的基础“细胞”，其治理效果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情况的分析，发现社区治理普遍存在主体关系不明确、行政化色彩浓厚等问题，影响着社区治理的效果。因此，相关人员需加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力度，明确社区主体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角色；居民委员会要认真处理行政权、自治权关系，加大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功能；重视居民委员会的管理方式、管理机构的改革力度，增强社区居民活动参与性等。此外，物业公司还应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构建相对合适的治理机构，将社区治理作为维护基层秩序的基础，并将社区的社会资本管理进行公开，在发挥居民作用的情况下，进一步治理社区，推动基层社会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严志兰，邓伟志.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与路径创新探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4）.
[2]李军.国家治理体系下城市社区治理的挑战与创新[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3]肖林.国家渗透能力建设：社区治理挑战下的国家应对策略[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4]冯敏良.隔离社区的兴盛与社区治理的迷思――中国式社区治理的范式危机[J].学术界，2014（3）.
[5]王义保，李宁.社会资本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困境与能力创新[J].思想战线，2016（1）.
[6]佘湘.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解决――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
关键词 城市社区治理域 域动力 合成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77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a French sociologist， the concep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is a system which contains many aspects. On this basis， the sepa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four major areas of power"， namel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mmunity enterprises，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four main body. The four main body has its own specific role and function， but it is not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ut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omain dynamic function， need to build four domain dynamic of innov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ction and influence the synthesis mechanism to realize benign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ynamics； synthesis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社会管理系统中最基层的构成部分。而社区治理，是指一定的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为维持社区正常秩序，满足社区居民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社区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社区治理需要尤其注重社区治理创新，以促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和谐社区构建。
1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内涵界定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概念是基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的。布迪厄将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社会领域作为场域，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共同建构的，由依据特定位置所产生的力量所组成，并包含着各种力量的比较与运动而存在。虽然场域中存在社会成员、组织和规则等因素，但其本质是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的每个结点就是组织和社会成员在这个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谁占据“位置”谁就拥有社会资源及权力。场域具有能动性，它不仅为社会成员及组织提供了社会互动的空间，也通过调整各种要素的功能而使自身获得特定的结构与秩序。而在多元管理主体构建的合作网络下，社会成员的参与式管理，加之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和规则等因素则共同建构了“城市社区治理域”。“城市社区治理域”是由社区成员按照特定逻辑要求共同构建的，是社区个体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着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符号竞争是围绕着各主体的利益而展开的，各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一项措施能使社区居民受益，那他们会采取拥护和支持的策略，反之，如若利益受损，则会表现出反抗的态度和行为。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在“城市社区治理域”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中，社区治理围绕着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开展，继而由社区治理行动者和社区治理组织采取具体的社区治理行动。
2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构成
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不同的行动者或组织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组织为控制在这一场域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而相互竞争，从而形成种种关系，即特定的客观关系结构。依据各主体占据不同的位置和资源，可分离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四大域动力”，即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四大主体。
2.1 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由于其所处的独特位置，使其在宏观调控方面具有优势。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基层政府扮演着领导者、决策者、协调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各个角色之间彼此交错，构成了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角色集，其多重角色中，最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规划社区发展。基层政府凭借其对社区信息和资源的掌握，可以较客观、全面地评估社区的环境与社会的形势，从而确定社区发展的使命与目标。社区不仅有社会目标，同时也有社区自身的特有目标，因而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一则遵循社会总目标的指导，二则挖掘社区自身的特性和独特的目标追求，结合本社区自身的特色来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其次，协调社区平等。政府拥有着宏观调控的能力，运用这种调控优势可以有效调节社区资源。“城市社区治理域”内各成员因为历史积累缘故，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彼此间存在着一种起点的不平等，对此，我们需要在过程和结果平等方面着手，以实现社区资源满足社区成员需要的目标。基层政府应在社区基本生活保障资源、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做好政策上的规定以及实施上的落实。
2.2 驻社区企业
驻社区企业是处于社区地理区域外，但处于“城市社区治理域”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包含着一定数量的社区成员，而数量的比例情况无法确定。由于企业具有运用各种生产要素的特性，因而驻社区企业内部拥有一定的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的调控能力。借助驻社区企业的力量，可以使得社区内部资源得到发挥与延展，如将社区内部的特色资源借助驻社区企业这一平台向外推广。
驻社区企业与社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社区的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工作，实现自我需求的满足，在社区内生活，满足自身安全、尊重的需求。而当社区居民暂时无法在工作中获得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时，社区会对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减少“集群事件”的发生，从而减轻企业压力。此外，当社区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则会激发其生活热情，有更多的动力和精力去参与社区事务，促进社区的稳定与和谐，为社区创造价值。
2.3 社区居民
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的自我评估是社区治理需求分析的重要信息源。由于社区居民亲身经历社区生活的缘故，他们对社区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区中存在的问题等具有较深入的了解。此外，社区居民还可以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平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
社区居民由不同的年龄、职业的人群组成，日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多元化带来的是多元的需求，这便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对此，可将社区居民依据某种特性进行分类，并发挥各群体的特性来满足某群体的需求。如，按职业进行分类，将社区内的老师组织在一起，对社区内的在读学生群体在周末开展相应的课业辅导，或由社区内的医务工作人员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展志愿体检活动等，这样既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现有资源，又能加深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增强共同意识。
2.4 社区社会组织
伴随着社区建设的纵深发展，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开始步入前行的快车道，不断实现着“量”的扩展和“质”的提升。所谓的社区社会组织，特指的是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多样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并自觉参与、以公益或共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组织形式上，大约可以分为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等六大类。社区社会组织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提供了组织平台，对锻炼居民基层政治参与和有序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3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合成
正如力学的合力一样，“城市社区治理域”动力的合成也是多个力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力的方向的一致与背离则决定了合力的大小。因而，要想达成合力最大化，需要设定“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发展主线，在此基础上，明确四大主体的职责，进而达到合力最大化的效果。在发展主线的设定上，一方面，需要保证符合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要求，这是主线设定的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社区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发展需求。依据四大主体自身存在的资源优势，以及其对社区特定部分惯习的影响作用，四大主体在域动力合成中，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是引导、协调动力，驻社区企业是支持动力，社区居民是内驱动力，社区社会组织是整合动力，如图1。
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从宏观方面着手于规划社区的发展，为社区指引方向，并且运用宏观调控的力量来缓和与协调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社区不平等；驻社区企业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借助市场发展的平台扩展社区的发展，并通过企业与社区的良性互动促进社区的稳定；社区居民作为社区需求的信息源和社区惯习的传承者，以自身的多元来包容和满足社区的多元需求；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可以更广范围地扩大社区资本的作用。四大主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彼此间相互作用。例如，基层政府在社区政策方面发生转变，那么驻社区企业等其他三个主体则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相互关系的动态平衡。此外，由于变化的永恒性与绝对性，域动力的合成并不存在最佳值，只存在相对最优值。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协同，再加之信息技术的整合，为“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各方面输入动力。
参考文献
[1] 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 郭学贤.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曹广存，刘珏，曹春梅.城市社区治理主体权力的协调.城市问题，2006（8）.
[4] 周业勤.场域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上海大学学报，2006（4）.
[关键词]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政府
[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4-0006-02
1 多中心治理及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这场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应运而生。
关于治理的定义，西方学者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的说法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他们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为我们描绘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传统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统治格局，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参与的多元的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过各主体间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1.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区体育活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出现，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发展。1997年国家体委等五部委联合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对社区体育进行了界定，社区体育主要是在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内，以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的群众体育。根据这一定义，社区体育服务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增进社区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全面健康；社区体育服务的对象是以街道办事处划分的全体社区成员，不仅包括社区的居民，还包括社区所辖的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其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场地及器材、开设运动处方,进行锻炼指导、体质监测、体育服务信息、体育活动的组织服务等。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为了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和非政府部门（社区所辖各类机构、私营体育服务企业、体育社团或居民）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共同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治理。
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 突破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体制障碍，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一开始就是政府行为，并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三级管理系统。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政府工作职能，社区居民委员会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在具体工作中，二者的职责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带有较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国的社区服务从一开始就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将促使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发生转变。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场经济挑战的情况下，重视政府之外的市场及社会力量，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而社区体育所独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决定了社区体育服务更加适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体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外，还应当有更多的私营体育服务机构及非营利的体育社团参与社区体育服务。非营利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点，能保证其在提供体育服务过程中，解决一些政府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
2.2 突破社区体育发展的资源瓶颈，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从社区体育服务的内容来看，场地、经费及人才是开展社区体育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着政府经费投入有限，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场馆设施资源匮乏，无法满足居民体育需求等问题。除了物质和资金条件，社区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离不开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参与和指导及有关的社区体育管理人员的管理，他们的数量及水平直接影响着社区体育发展的质量、深度和广度。但是，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体育人口来说，我国的社区体育指导员人数少、指导率低，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我国街道社区体协中，专职管理者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员都兼任多职，很难在社区体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经常性的社区体育活动则主要由晨、晚练习点等自发性社区体育组织来完成。以天津市为例，全市晨练活动站的体育指导者中，受过专业培训的不足30%。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场地设施、经费及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区所属的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均可以成为社区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这些单位尤其是学校向社区提供体育场地、设施，是解决场地、设施短缺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一些社区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马场街社区本着双赢互动的原则，与社区内外的机关、院校、部队、医院、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与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共建了社会实践基地，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询、健身技能培训、体质检测等服务。与天马集团、水利局、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干部俱乐部、自然博物馆等12家单位达成协议，通过无偿或低偿等方式，向社区开放35个体育活动场地，总面积达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区运动会和大型体育竞赛都利用这些单位的场地和设施举行。
3 政府在构建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过程中的责任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自发形成，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社会力量和市场发育均比较薄弱的国家，推行这样的管理模式，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3.1 转变职能，培育社会和市场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须贯彻“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原则。把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力分散开来，以纵向放权实现层次化管理，以横向分权实现社会化管理，将体育管理体制从现在的线性结构改为矩阵结构,从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矩阵式管理。政府承担体育的宏观管理、体育总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调控、经费支持等职能。其中，社区体育的基层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由主办体育转为主管体育，其主要职能是制定整个社区体育发展规划，开发利用社区体育资源，培育社区体育组织等。
培育社区体育非营利组织。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组织既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确保社区自治的各项权利，发挥社区在体育服务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应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综合管理权赋予社区居民委员会,使之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会组织。
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根据居民社区体育服务的需求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对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以免费或低收费的方式提供，对于一些个性化的高层次的体育需求，政府可以调动市场力量加以解决，走产业化的道路。政府部门积极创造条件，开发体育产业，依法开辟体育经营场所，为经营体育产业提供场地、税收等有利条件。
3.2 宣传教育，引导居民形成体育观念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对体育价值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体育作为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未被更多社区居民所采纳。由于社区体育具有较强的个人余暇性和自由性，决定了对社区体育的发动、组织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预，而主要应从刺激其体育需求，调动其参与积极性着手。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地向辖区居民宣传全民健身活动的意义，举办健身知识讲座，开展健身知识咨询活动，提高居民健康意识。通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健身活动，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积极性。
3.3 投入经费，保证社区体育服务的公益性
由于社区体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区体育的一项本质特征。政府在鼓励各方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同时，应保证社区体育公益目标的实现。维持社区体育发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对社区体育事业的经费投入，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资助社区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区体育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1(4):30-33.
[论文摘要]城市社区体育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区体育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视角，探讨通过构建城市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来解决问题，并分析这一过程中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1 多中心治理及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这场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应运而生。
关于治理的定义，西方学者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的说法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他们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为我们描绘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传统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统治格局，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参与的多元的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过各主体间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1.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区体育活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出现，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发展。1997年国家体委等五部委联合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对社区体育进行了界定，社区体育主要是在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内，以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的群众体育。根据这一定义，社区体育服务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增进社区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全面健康；社区体育服务的对象是以街道办事处划分的全体社区成员，不仅包括社区的居民，还包括社区所辖的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其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场地及器材、开设运动处方，进行锻炼指导、体质监测、体育服务信息、体育活动的组织服务等。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为了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和非政府部门（社区所辖各类机构、私营体育服务企业、体育社团或居民）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共同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治理。
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 突破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体制障碍，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一开始就是政府行为，并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三级管理系统。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政府工作职能，社区居民委员会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在具体工作中，二者的职责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带有较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国的社区服务从一开始就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将促使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发生转变。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场经济挑战的情况下，重视政府之外的市场及社会力量，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而社区体育所独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决定了社区体育服务更加适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体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外，还应当有更多的私营体育服务机构及非营利的体育社团参与社区体育服务。非营利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点，能保证其在提供体育服务过程中，解决一些政府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
2.2 突破社区体育发展的资源瓶颈，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从社区体育服务的内容来看，场地、经费及人才是开展社区体育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着政府经费投入有限，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场馆设施资源匮乏，无法满足居民体育需求等问题。除了物质和资金条件，社区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离不开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参与和指导及有关的社区体育管理人员的管理，他们的数量及水平直接影响着社区体育发展的质量、深度和广度。但是，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体育人口来说，我国的社区体育指导员人数少、指导率低，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我国街道社区体协中，专职管理者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员都兼任多职，很难在社区体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经常性的社区体育活动则主要由晨、晚练习点等自发性社区体育组织来完成。以天津市为例，全市晨练活动站的体育指导者中，受过专业培训的不足30%。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场地设施、经费及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区所属的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均可以成为社区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这些单位尤其是学校向社区提供体育场地、设施，是解决场地、设施短缺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一些社区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马场街社区本着双赢互动的原则，与社区内外的机关、院校、部队、医院、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与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共建了社会实践基地，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询、健身技能培训、体质检测等服务。与天马集团、水利局、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干部俱乐部、自然博物馆等12家单位达成协议，通过无偿或低偿等方式，向社区开放35个体育活动场地，总面积达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区运动会和大型体育竞赛都利用这些单位的场地和设施举行。
3 政府在构建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过程中的责任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自发形成，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社会力量和市场发育均比较薄弱的国家，推行这样的管理模式，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3.1 转变职能，培育社会和市场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须贯彻“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原则。把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力分散开来，以纵向放权实现层次化管理，以横向分权实现社会化管理，将体育管理体制从现在的线性结构改为矩阵结构，从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矩阵式管理。政府承担体育的宏观管理、体育总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调控、经费支持等职能。其中，社区体育的基层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由主办体育转为主管体育，其主要职能是制定整个社区体育发展规划，开发利用社区体育资源，培育社区体育组织等。
培育社区体育非营利组织。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组织既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确保社区自治的各项权利，发挥社区在体育服务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应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综合管理权赋予社区居民委员会，使之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会组织。
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根据居民社区体育服务的需求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对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以免费或低收费的方式提供，对于一些个性化的高层次的体育需求，政府可以调动市场力量加以解决，走产业化的道路。政府部门积极创造条件，开发体育产业，依法开辟体育经营场所，为经营体育产业提供场地、税收等有利条件。
3.2 宣传教育，引导居民形成体育观念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对体育价值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体育作为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未被更多社区居民所采纳。由于社区体育具有较强的个人余暇性和自由性，决定了对社区体育的发动、组织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预，而主要应从刺激其体育需求，调动其参与积极性着手。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地向辖区居民宣传全民健身活动的意义，举办健身知识讲座，开展健身知识咨询活动，提高居民健康意识。通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健身活动，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积极性。
3.3 投入经费，保证社区体育服务的公益性
由于社区体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区体育的一项本质特征。政府在鼓励各方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同时，应保证社区体育公益目标的实现。维持社区体育发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对社区体育事业的经费投入，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资助社区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区体育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1(4):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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