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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政府审计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综合的政府活动在经济管理领域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开展政府绩效审计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审计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代表人民并按人民的意志行使国家权力，政府占有并支配的国家资产实质上为全体人民所有，包括各种税收或其他形式取得财政收入，那么一切以人民名义取得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消耗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从而才能保证其真实、合理、有效，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
二、惩治腐败、打击，建立高效、精干、廉洁的政府机构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飞速发展。伴随着公共支出大幅度扩张，由于规划不当，经济责任不清和铺张浪费等原因造成的公共资金浪费日益严重，在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中突出存在几个严峻问题：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管理效率低下；二是严重，腐败盛行，这种现象在经济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和浪费。开展绩效审计，提供公共资：金使用方面信息，加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已成为当务之急。要使政府有效的使用资源，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关键是要提高政府管理官员的责任感、责任心和法律政策水平。政府绩效审计审查的就是政府管理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评价政府的责任履行情况，发现不足，提出建议促进提高效率，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确保国家职能发挥的需要
虽然我国财政支出规模连年增长，然而财政支出占CDP比重却呈现下降趋势，且连续出现亦字，财政状况不佳，这就要求我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经济有效地使用资源。目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还很不合理，财政支出绩效不高，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改善投资环境的支出相对较少，人员经费成为财政支出的主要方面，许多地方财政主要是吃饭财政。更有许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还存在重收入轻支出，重开源轻节流的理财观念，这种低水平的财政支出局面已经严重制约和影响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而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的低下更是雪上加霜。对财政支出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检查，有利于促进各部门、各单位加强财政支出的控制，提高财政支出的绩效。
集约型经济是建立于市场经济上的效益型经济，它对审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客观上需要突破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的局限，扩大到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审计上。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政府绩效审计无疑是顺应了社会呼唤，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部门的经济行为效果。另外，政府绩效审计也应主动承担起为集约型经济弹好前奏的任务，主动将审计前置，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迅速转换。到目前为止，我国一直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方式是靠高投入来维持产出效果，因此投入产出比率低，经济效益不理想，这种客观事实造成人们对投入产出经济效益的观念淡薄，有些部门的负责人造成上千万元的损失却照样高升。事实上贪污可治罪，损失浪费却让政府手足无措。在社会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走集约型经济道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集约型经济是一种精耕细作的经济，是管理型和效益型相结合的经济，浪费和无效果是集约型经济的天敌。国家审计作为社会经济监督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应率先将工作重点从财政财务审计向绩效审计转变以推动经济的转型。
关键词：职业教育；质量；经济发展方式；基础；关键
中图分类号：G71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3）01-0070-04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消耗、低质量、低价格、低效益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提出了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低消耗、高质量、高价格、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党的十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但是，实现这种转变却很困难。这与我国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存在密切的关系，而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又是由职业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引起的。因此，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和关键。
一、长期以来我国只能实行粗放型
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因
（一）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征
要加快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首先必须要弄清楚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征。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指在低技术水平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即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劳动力，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和更多地使用体力来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大、成本高、质量低、价值低、效益低。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提高科技含量的方式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为内涵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率，更多地运用智力来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低消耗、高质量、高价值、高效益。
（二）我国长期以来以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的根本原因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经济。主要由文盲或文化程度不高，科技、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未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和较低层次的复杂劳动者来从事。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智力密集型经济。是由文化水平较高，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熟练掌握科技和经营管理技能的智力劳动者来从事。
我国原本是一个农业大国，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普及程度和质量都不高，特别是亿万农民大多数都是未经过职业教育的简单劳动者。当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大量转移时，由于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低下，所以我国只能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当前我国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主要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是粗放式的。我国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由于技术水平不高，所以在改革后也只能采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改革
中创业的民营企业，由于创业者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创业的起点技术含量低、规模小，因此也只能采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其主要表现为投资少，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重复投资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如浙商的小商品生产等。另外，从我国消费品出口的角度看，主要生产出口低端的衣、鞋、帽、箱包、玩具等消费品。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附加值少、价格低、效益低。这种情况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
二是外商经济是一种高新技术产品下的粗放式组装性生产。外资企业的产品是很先进的，但其核心技术部件都在国外生产和开发，在中国建立产品生产流水线，将高端产品的零部件在国内生产好之后运到中国，用泰罗制生产方式，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无技术的、简单的、单调的流水作业式组装生产，其利润的绝大部分都给外商拿走了，中国只能得到微薄的利润。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为鼓励和吸引外资，为解决我国过剩的劳动力就业，是必须的，也是迫不得已的，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因此，中央提出了必须要加快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三、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与中央的
主观愿望有很大差距的原因
实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个国家的劳动力技能水平要高。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能实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办得好、质量高。如美国和澳大利亚以职业能力标准为抓手，英国以考证为抓手，德国以“双元制”教育为抓手，形成了职业教育过程中一环扣一环严谨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国家职业教育法规颁布、职业教育研究、职业能力标准制定、职业培训大纲和专业教学计划实施、职业教材编写、职业培训实训室建设、职业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方法创新、学生考核发证、教学检查评估、教学社会评价等职业教育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形成逻辑严密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政府的职责、职业教育科研所的职责、行业协会的职责、职业学校的职责、企业的职责、职业教师的职责、学生的义务等，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相互的联动和制约，从而为培养出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型人才通力合作并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进而为国家实行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人才保障条件。
而我国的职业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从国家的角度讲，没有系统化的整体设计，国家没有制定职业教育标准，教师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为好，学生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为好，都不太清楚；国家、科研院所、职业院校、企业、行业协会，各自为政；专业设置不太符合社会需求，技能培养不符合企业要求；重理论轻技能，等等。
总之，我国要想实现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建立系统完善的职业教育体制和机制。
四、深化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机制，
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思路
我国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在怎样提高我国职业教育质量的问题上认识不高，没有一个严谨的逻辑设计，未将社会力量凝聚到一起。为解决上述问题特提出深化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总体思路。
（一）从上到下要提高职业教育是国民经济发展基础和柱石这一战略性认识
在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上，德国的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德国原是落后于英国的农业国，二次大战后，德国工业成为一片废墟，然而德国却能赶超英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并在二战废墟上快速振兴，现在领先于欧洲各国，其秘诀在哪里？经济界人士一致认为，联邦德国经济振兴的一个很重要，甚至主要的原因是得益于职业教育。德国联邦政府也公开宣称，职业教育是他们“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是德国经济发展的柱石，是一个民族能够存在的基础”。德国联邦原总理科尔说：“经过良好职业培训的青年是德国最大的资本，是经济稳定的保障。”而我国从上到下只重视文凭，不重视技能；只重视学历，而不重视能力；只重视教人知道什么，而不重视教人会做什么；只关心经济短期的高速增长，而不关心经济长期的稳定增长。其表现为重视本科教育，轻视职业教育；重视知识传授，忽视技能培训；重用本科以上人才，轻用职业教育人才；重视对GDP增长率的追逐，轻视对职业教育普及和质量提高的投入。认为发展经济是个硬任务，而发展职业教育是个软任务，因此，对职业教育重视不够，思考不多，投入不足，抓地不力。我国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上到下必须转变观念，普及职业教育和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并要认识到这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支撑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柱石的高度去认识，下决心普及职业教育并把职业教育质量搞上去。
（二）搞好我国职业教育顶层设计
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没有科学的、环环相扣的、逻辑严谨的、系统的顶层设计，在抓职业院校内涵建设和教学质量提高方面，东一锤西一棒，见效甚微。因此，搞好我国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现将我国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构想如下：
1.健全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为重视和规范我国职业教育，应象德国一样健全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德国为重视和保障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制定了《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促进法》、《实训教师资格条例》、《通过计划和研究促进职业教育法》、《职业学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形成德国职业教育完整的法律体系，通过立法，使政府、企业、工会三股社会力量分工合作，共同促进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我国应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法制化的经验，梳理一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律建设，围绕建立比较系统的职业教育体制和机制，补缺补差，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使我国职业教育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使我国职业教育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国家要建立和颁布职业教育标准
职业教育标准是对职业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及其掌握水平的具体规定和描述，是建立职业教育质量保证系统的逻辑起点。制定职业教育标准是保证职业教育质量和学以致用的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工作。因此国家首先要颁布国家承认的职业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每个职业的教育标准，根据职业教育标准再制定职业培训大纲和教学计划，指导全国职业院校和企业编写职业教材和授课计划。使全国职业院校和培训企业及跨企业培训中心明确应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应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以及对教育质量的评价和对学生毕业合格的考核有一个可操作的量化标准。因此，国家一定要建立职业教育标准。
3.明确国家、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工会在职业教育中的角色分工
在职业教育事业中，参与者有国家政府教育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工会、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以及学生和学生家长等。国家应是职业教育的领导者、法律的制定者、职业教育标准、职业教育大纲和教育计划的颁布者；行业协会和企业应是职业能力标准的拟定者；行业协会是职业学校毕业生技能考核的执行者；职业学校、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是职业能力标准的实施者；学生是职业能力的学习者和被考核者；工会是学员权利的保护者；学生家长是职业教育的参与者――这些社会力量如能很好地分工合作共同推进，就能有效地促进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在这方面一定要向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学习，职业学校和企业对知识教育与技能实训要进行合理分工和合作。现在我国的企业界游离在职业教育之外，这是违反职业教育规律的。要想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质量，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我国企业一定要作为主角承担起职业技能培训任务。这有赖于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激励机制对涉及的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发。
4.依法明确职业教育师资的从业资格
职业教育的师资一般分为公共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和专业实训教师。职业教育是以技能为本位的教育。由于职业教育强调技能和操作能力的培养，因此，对于专业课教师特别是专业实训教师，在技能方面要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类教师队伍的建设必须在学历和工作经验两个方面的结合上提出符合职业教育的相应要求，使他们在技能方面确实能达到师傅带徒弟的水平，实现良师出高徒的培养目标。为此，今后职业学校的专业教师和实训教师一定不能直接从应届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中招聘，而应从具有较高职业教育学历并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中招聘。在企业和跨企业培训中心从事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师傅也要提出同样的要求。对现有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专业教师和实训教师，一定要分批分期送到有关企业顶岗工作一段时间以获取实操经验。
5.加大职业教育投入
加大投入，即建立先进的职业技能实训室或培训中心，使职业技能培训具有足够的物质保障。大企业要建立自己独立职业培训中心，与职业学校分工协作，高质量地培训好本企业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社会可建立跨企业职业培训中心，为中小企业培训技术工人和工程师提供服务；职业学校建立实训室为专业理论课教学提供服务。现在国家对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在投入方面重视本科轻视职业教育的现象必须要尽快改变。
6.教考分离，实行第三方评价机制
教考分离，实行第三方评价机制，使国家制定的职业教育标准在强有力的监督下落到实处。现在学生毕业都是学校自己考核，学校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学校出于种种原因的考虑，会放松或降低考试标准使毕业生质量下降。为确保毕业生达到国家职业教育标准的合格程度，做到零距离就业，教考必须分离，由第三方评价。职业学校和培训单位只管教学和技能实训。学生毕业时，由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考核和发证。这样可以制约学校和培训单位按照职业教育标准的要求，努力搞好教学和实训，并促使学生按照职业教育标准去努力学习，在毕业时达到合格标准，以便更好地就业或创业。在这方面国家要建立奖惩机制，优胜劣汰，奖优罚劣。
7.改变职业院校现行的招生、培养、就业程序
我国现在的职业院校是按照招生、培养、就业的程序进行的，企业需要人才就到人才市场上去招聘――这样校企之间在人才供需和培养方面就难以建立紧密联系和合作的关系。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可向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学习，将职业院校先招生，后培养再就业的程序，改为由企业先招工，企业与徒工之间签订培训合同，然后由企业把招聘的徒工送到相关的职业院校去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企业负责对徒工进行技能培训，校企分工合作共同培养出适合企业工作需要的技能型人才。这样，校企之间在人才供需和培养方面就能自然而然地紧密结合了，同时也促使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主角。
8.建立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界线清晰的教学模块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集约型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及分类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模式。从其物质内容来讲，就是资源利用的方式，即资源利用过程中所具有的基本的质的特征。一般来讲，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要素投入量的单纯扩大来获得总量上的增长。这种经营方式资源耗费量大，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容易造成商品质量低，经济资源紧张，产业结构失衡等不良后果，从而影响各个阶段经济的有效增长和较快发展；另一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即在资源投入量适度增加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和资源利用率、降低消耗，以达到经济质和量的增加。这种经营方式科技含量大，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资源，达到投入少、产出多，产品质量优，经济效益高的目的，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粗放型和集约型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经济发展的进程看，一般是先有粗放型经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受到资源的约束，经济效益下滑等因素的制约之后，才逐步转为以科技投入为主的集约型经营。
二、煤炭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过去那种以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扩大为主，通过大量资源的投入，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煤炭企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必须代之以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为主，通过提高要素质量和资源利用率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1、是煤炭企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建国以来，通过八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煤炭工业已建成了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煤炭总产量已经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名列世界前茅。但是，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煤炭企业基本上走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路子，这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其客观必然性。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总量水平后，继续实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只注意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高；只注意外延发展，忽视内涵挖潜；只注意投入，忽视产出。从而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水平落后，企业综合效益差。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症结就在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与当前煤炭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要求极不适应。煤炭企业应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是煤炭企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煤炭是我国主要的一次性能源，实现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近年来，全国煤炭市场疲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煤炭企业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尽快形成有利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形成有利于实用新技术进步机制；形成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促进效率和效益的提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3、是提高煤炭企业整体素质和效益的要求。
今后的几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这不仅要求经济总量和规模继续扩大，而且要求经济质量和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煤炭企业一方面在煤炭生产总量上确保供需平衡，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同时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煤炭产品结构。既要不断完善内部经营机制，实行科学管理，以科技进步为先导，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又要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提高煤炭企业的综合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煤炭企业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
三、煤炭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途径。
由于煤炭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煤炭企业在实现以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难题。例如：一、煤炭生产为地下作业，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程度大；生产条件恶劣，自然灾害多，对技术及设备有着特殊的要求，技术进步难度大。二、由于煤炭企业基建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新技术的应用往往带有一定的滞后性。三、煤炭生产对自然资源的绝对依赖性，决定了资金转移的困难。四、煤炭企业职工文化技术素质相对较低，劳动的专业性较强，对其他行业的适应性较差，向其他行业流动困难等等。以上这些都决定了煤炭企业要随着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人、财、物等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长期以来，由于价值规律在煤炭市场的具体体现受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煤炭价格总体上只能在平均价值线以下波动，煤炭产品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
由于以上原因，煤炭行业相对其他行业来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要大些，情况要复杂一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特殊性，抓住转变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推行全行业的转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针对煤炭行业实际，应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几方面：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好思想准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煤炭企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煤炭企业的领导应该做到：转变以产量为中心的旧观念，树立以效益为中心的新观念；转变单纯实物形态管理的旧观念，树立价值形态管理的新观念；转变粗放型经营思想指导下的等、靠、要的旧观念，树立集约型经营思想指导下的务实求实增效的新观念。只有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真正转变，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自觉按照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积极更新经济发展思路。迈出新步子，闯出新路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顺利实现经济 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进而促进煤炭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明确目标，抓住重点，循序渐进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提高经济效益，煤炭企业要坚持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实现扭亏增盈为目的”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由于各个煤炭企业煤层储存、煤质、煤炭品种、科技水平、经济规模、职工素质以及矿山的地理环境等条件参差不齐。因此，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法步骤上，决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各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合理的转变布署，选准选好适合该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点和切入点，以此作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头戏。实现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3、调整产品结构，实现自主经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煤炭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要继续贯彻“以煤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方针，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改变多年来的产业结构单一，产品单一，经营单一的状态。开展以煤为主，多元化经营，积极开发利用煤所具有的优势，加快发展煤矸石等低热值燃料及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提高煤炭深加工能力。要按照高起点、专业化规模经济的要求，调整多种经营的规模结构，采取择优扶强的方针，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落实“抓大放小”的方针，对产品有市场，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要大力扶持；对小煤矿要推向市场；对进入衰老期的亏损大户要加紧实施解困脱贫工程，实行转产。尽快建成一批大型骨干项目，使之成为煤炭企业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支柱产业。这就是说要构建发展空间，实施多元化经营。在竞争性经济条件下，企业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保护和增强它在市场中的相对地位，才能够生存下去，比如兼并就可大幅度降低企业发展的风险和成本。兼并者不仅获得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各种资产，还可获得原有企业的经验。进而企业在产品上可以发展成为以煤为主，多业并兴的多角化经营的集团企业，提高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4、依靠科技进步，实施科教兴煤战略，从根本上促进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煤炭企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技术进步缓慢，后劲不足，设备落后，缺乏高附加值产品，市场竞争力弱。因此，煤炭企业要想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走挖潜改造，集约型经营的发展道路，把煤炭企业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要坚持教育为本的原则，把科技和教育摆在重要位置，提高职工队伍技术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增强市场竞争意识，切实提高煤炭企业科技实力和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能力。要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机制，不断推进技术创新，通过引进、研制、开发、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成果，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提高煤炭企业综合经济效益。要根据煤炭行业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统缆全局，突出重点，努力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科技研究，加快煤炭企业实现高技术专业化的进程。同时，科技创新也可以提高煤炭产品深加工能力，增加产品的含金量。这就要求国有煤炭企业必须成立科技开发小组，同时与科研院所联姻，大力开发煤炭产品的深加工，利用各种方式筹集资本，实施煤炭产品加工转化，增加产品的含金量，求得较高利润。
综上所述，煤炭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单靠降低单耗、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管理，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才是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1]王吉生《国有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谷泉《中国煤炭企业煤炭资源优势及深加工战略》中央编译出版社.
[3]《中国行业发展报告：煤炭业》中国经济出版社.
【关键词】区域 生产力一体化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有其特有的经济发展规律与过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在给社会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难题。生产结构的不合理、生产链条的初级阶段、生产资源的浪费与整合都是新一轮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作为目前可行的发展方式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等经济区域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与实践。实行区域生产力一体化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提高经济竞争综合实力。
一、区域生产力一体化的发展过程
生产力发展往往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受制于特定的生产条件生产关系，发展过程呈现出特有的生产形态。就劳动者和劳动对象而言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劳动者依然是人，劳动对象也基本是大自然，而劳动资料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最初的石器发展到现在的机械化生产，生产资料的改革带动生产力的变革，构成了上层建筑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早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分散型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城市建设相对落后，。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珠江三角洲面临发达国家第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契机，借助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城市建设基础，开始建构大珠三角城市群。通过城市之间的比较沟通，整合地区资源，发展集约型经济，从而大大提高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竞争力。简单来说，生产力一体化的发展得益于城市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通过城市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制定统一的发展策略，由分散型经济发展到集约型经济，实现生产劳动力、结构、规模、市场的统一，实现生产力一体化目标。
二、生产力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生产结构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要想实现生产力一体化目标，需要各个组成部分的配合与适应。生产力结构大致由五个方面组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也由最初的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方向转变。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释放了资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提升了发展空间。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比如长三角发展模式与苏南发展模式，各有其独特的发展条件和限制条件，因此在做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要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了低端生产状态，将科技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改变了以往靠消耗资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低效益、高污染局面，有效缓解了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劳动力、资源市场的调整，就劳动力而言，以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正在慢慢消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和科技人才。资源市场的转变改变了以往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将资源的能量释放出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二）生产规模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生产规模一体化过程其实也是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过程。小规模的经济发展状态不利于发展地区优势，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目标。生产集团的吞并与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整合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生产集团规模的扩大，从内部来讲，分工的细化优化，可以有效的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发展速度；从外部来说，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形成统一有效的市场，商品销售，人才培养都具备了相应的市场供应，统一的市场一旦形成，地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地区的投资环境，拉动海外投资市场的扩大与增长，这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三）生产力布局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生产力布局一体化过程往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的产物，经济效益的提高要求生产的集约化与效率的提高。因为资源利用成本、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生产商为了减少成本，更有效的利用有限的公共设施资源，会自觉的发生进行集聚，发生集聚效应。加上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产业的生产布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与限制性，这些都促使生产力布局朝一体化方向发展。生产力布局一体化不仅可以有效的节约生产成本，还有利于加强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形成统一的销售市场，增强地区经济竞争实力。
三、结语
生产力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产业规模、产业布局的调整与统一规划，并通过打破行政界线，组建城市共同发展圈的方式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整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唐正霞，罗泽龙.论区域生产力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J].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15年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土地节约集约
一、我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现状
1.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内涵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指合理有效的利用土地，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提高土地利用率，以最小的土地成本满足最大的土地需求，实现经济效益、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最大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要求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从外延扩张型转为内涵挖潜型，从用地粗放型转为用地集约型，因地制宜的采取先进的技术措施和保护政策，以实现真正的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缓解土地供需矛盾、解决城市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体现。
2.我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现状
土地集约利用包括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农村土地集约利用。
2.1我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用地迅速扩张，造成农用地大量流失，土地资源严重浪费。（1）城市盲目扩张行为，导致用地扩张的速度远远大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种现象既是对土地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2）土地闲置现象普遍存在。土地闲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府过度追求招商引资进度，大面积占用土地，多处圈地建设，但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和研究，导致大量土地被圈后长年闲置，浪费惊人。（3）“城中村”带来的土地问题亟待解决。由于城市扩张速度较快，城市内部的一些地区仍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建设用地所包围之中，形成城乡并存的二元结构，即为“城中村”。“城中村”虽然位于城市之中，有的甚至还处于黄金地段，但其土地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多数依旧采用农村传统的住房方式，建筑密度和容积率都较低。
2.2我国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分析
长期以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不够全面，对土地的管理较松散，农村居民点没有统一的规划，造成了农村土地结构不合理，土地布局混乱，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再加上农民对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认识不够深刻，“一户多宅”、建房乱占耕地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如果进行有效的农村土地整理，对废旧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对农村居民点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不仅能达到节约集约用地的目的，实现耕地面积的增加，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使广大农民受益。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经济增长的方式通常可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包括劳动力）的投入使产品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资源资金利用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迅猛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这种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带了很多问题。高消耗、高污染、高成本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损耗和浪费。而我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1.4亩，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土地资源的浪费将会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必然之需，即经济增长的方式向可持续型转变，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向节约集约型转变，向低碳经济型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实现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需要。
三、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资源，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下有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会引起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在不同的区域和阶段也会带来的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土地利用方式也是粗放型的，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更不利用经济的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节约集约用地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目标。土地集约利用的一些指标，比如建设用地容积率、工业项目投资强度等，可以有效的控制企业建设用地面积，迫使企业从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以及管理完善等方面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阶段我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潜力非常大，国家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实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遵守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目标之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用途管制的依据和基础，我国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要求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要严格按照规划的用途和条件使用土地，严禁惩治违法规划用地行为，严格限制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促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深入贯彻“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是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策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指的是经济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式的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指的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的投入而实现对经济的增长，这种高消耗、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就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往往会给环境和资源带来强大的压力，会因为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环境的承载力。因此，我们应该在一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的协调、持续和高速发展。
一、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
1、思想观念方面的束缚
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首先，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对于节约资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人们总以为我国地大物博、资源充足，对节约资源的认识不足。但是实际上，我国的一些重要战略资源还存在着严重的而不足，并且十分匮乏，因此，在生产中资源浪费的现象比较严重。从我国的总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投入产出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资源利用率却远远的低于发达国家。其次，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简单的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那么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了，换句话说，我国的经济发展片面的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率。实际上经济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分属于两层不同的含义。第三，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考虑，一直追求的是产值和产量。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全面的考虑到经济的协调和全面的科学发展观。
2、体制性因素的影响
从微观经济来说，一些企业特别是一部分大型的企业改革虽然在持续的进行改革，但是，改革不到位，存在着产权不清的情况，企业也就很难成为真正的上商品经营者和生产者。也就是说，企业本身缺乏内在的动力，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健全，根本不能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从宏观经济来说，我国的企业存在着强烈的数量扩张的内在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是因为投资权力和资源配置权力的不断扩大。企业没有明确的权责关系，并且各级地方政府也本身存在着财政收入产值增大的问题。从市场方面来说，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健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的起点低，缺乏一定的经验，市场体系不完善，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非体制因素
非体制因素因素指的是在硬件设施上存在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技术改造资金的短缺、技术设备的老化以及科技教育事业的成果不能转变为生产力，或者在这个转化中，资源的利用率比较低。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
1、树立科学发展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社会经济的发展要首先满足人们的需求，其次要不断的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且处理好人的全面发展与物质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只有符合科学发展观或者说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够有利于人、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才能够达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增长的速度相统一。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中要始终尊重自然规律，要充分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和资源二者之间的承载力。
2、推进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推进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条件。对于国有大型企业来说，它们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推动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首先要对国有企业的战略资源进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的将产业政策和市场作为导向，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将国有资产的结构进行优化，使大型企业形成一种规模经济效益，使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第二，要转换企业的经营生产机制，使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和政企分开的现代化企业制度。第三，加强企业的科研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面向市场，走向集约化。
3、深化体制改革，增强企业的的调控能力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更新技术，调整投资的中国店，不断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保证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政府应该切实的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机构的改革，使振幅在规范上和企业行为分开，不断的创造经济发展环境，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在宏观调控的机制和手段方面应该试试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严格的投资约束机制和监督约束体制，将企业粗放的经营方式转变为集约式的增长方式。
4、完善市场体系
作为统一的市场体系应该讲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为发展重点，尽快的打破区域之间的封锁，以建立竞争有序、统一开发的市场体系，这样能够有效的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与此同时，作为生产经营者也要完善市场机制，调整资源配置的方式，保证市场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
5、建立符合集约式发展的评价考核体系
有效的考核指标和评价体系实际上在转变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起着导向作用。因为这种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能够杜绝企业盲目的追求产值，追求企业规模扩张和各种攀比的速度，这样能够哟徐奥的降低消耗，优化结构并且加快技术进步。各种奖惩和财务指标体系的建立能够对企业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到科学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质是从粗放型经济走向集约型经济，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的投入，并且保证经济的协调、健康、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封思贤,李政军,谢静远.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金融支持——来自长三角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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