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18 18:27:4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生产、积聚和传播的中心。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又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资源经济、资本经济和知识经济三个阶段。在当前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进步使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信息化的程度和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的主要指标,信息化正在成为城市一切领域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1]。在城市信息化进程中,数字城市成了推进城市信息化的标志性工程,这是有着深刻背景的。就社会背景而言,国家的信息化催生数字城市,解决城市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呼唤数字城市,这是需求牵引;就技术背景而言,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城市数字化,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数字化,这是技术推动。数字城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2]。实践表明,数字城市在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和提高政府科学决策水平、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和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开拓地理信息产业新领域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全社会的文明进步和改变公众工作学习生活方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数字城市”建设还存在许多制约城市信息化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其一,信息获取手段的自动化程度低,实时性差,更新慢,导致“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脱节;其二,缺乏统一规划,整体推动力量薄弱,信息不能共享,系统之间不能互连互通互操作,导致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其三,智能化程度差,数据多但用不上,有数据但用不好,有信息但找不着,有系统但不好用,影响整体效能的发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也有技术方面的问题。物联网、云计算和网格技术的出现,为解决“数字城市”面临的上述问题提供了机遇。怎样利用物联网技术解决对城市的实时感知和实现“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无缝连接的问题,怎样利用云计算技术来解决多源异构海量数据处理的问题和增强智能服务的能力,怎样利用网格技术解决信息资源共享的问题和实现协同工作,这些都是学界和业界思考的问题。“数字城市”往何处去?由“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呼之欲出的。智慧让城市更美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全社会的心声。
2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的关系目前,全国有一百多个城市都在建设“数字城市”基础地理空间信息共享平台,许多城市依托数字城市基础地理空间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的电子政务已投入使用,东部沿海城市启动了数字城市的全面建设。与此同时,智慧城市的理念和规划也纷纷推出,这就涉及到智慧城市的理念、特点及其与数字城市的关系。
2.1智慧城市的理念智慧,指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或指学习、记忆、思维、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核心是思维能力。而这就必须具备更透彻的感知、更全面的互联互通和更深入的智能化服务等智慧的要素。智慧城市,简单地说就是让城市更聪明,本质上是让作为城市主体的人更聪明。它是通过互联网把无处不在的被植入城市物体的传感器连接起来形成的物联网,实现对现实城市的全面感知,利用云计算技术对感知信息进行智能处理和分析,实现网上“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的无缝连接,并发出指令,对包括政务、民生、环境、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活动等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化响应和智能化决策支持。
2.2智慧城市的特征智慧城市“智”在哪里?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众说纷纭,但还是可以归纳为以下六句话[3],即透彻感知、全面互联、深度整合、协同运行、智能服务和激励创新。这6个方面中的每个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对现实城市的全面、综合透彻感知和对城市运行的各种信息系统的实时感测,就不可能有面向现实城市的正确判断和决策;没有无所不在的传感器的全面互联并实现感知数据的智能传输和存储,就不可能发挥透彻感知的后续作用;没有对多源异构空间数据的深度整合,就不可能从海量数据中获取知识,也不可能提供一致性数据服务,信息共享将成为一句空话;没有基于网格环境的城市各个要素、单元和系统及其参与者的组织和高效的协同运行,就不可能达到城市运行的最佳状态;没有云计算这种新的智能服务模式,就不可能为人们提供各种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个性化服务;没有激励创新机制,就不可能为政府、企业和公众提供科技和业务创新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实验平台,也就不可能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3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的演化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两者一脉相承。数字城市是城市的数字化,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的智慧化,是数字城市功能的延伸、拓展和升华。这里,使用“演化”一词是采用隐喻方法,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数字城市的科学演化、技术演化和工程演化[4]。在科学层面上,数字城市可以理解为“现实城市”(存在物)的“数字空间”,而智慧城市则可视为“数字城市”的“智能空间”,其科学目标是实现由数字到信息再到知识的转化;从技术层面看,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的物联化、智能化,是现实物理世界、互联网虚拟世界与物联网智能世界这“三个世界”的无缝连接、相互叠合构成的面向未来的全新城市形态;从工程角度看,“现实城市”建设、“数字城市”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都属于工程活动的范畴,由“现实城市”工程到“数字城市”工程再到“智慧城市”工程,本质上是工程演化过程。城市建设的科学演化、技术演化与工程演化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既有连续性又有差异性,数字城市是数字化的城市,智慧城市是智慧化的城市,数字化是基础,智慧化是灵魂。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只有建设好了数字城市才能建设智慧城市,正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具有并行性,所以智慧城市也可以称之谓智慧数字城市[5]。
3数字城市如何向智慧城市演化实现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的演化,首先要有一个总体解决方案。如图1所示,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由智慧基础设施层、智慧服务公共支撑层、智慧服务层和智慧服务应用层等组成。图1 智慧城市总体架构由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可知,实现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的演化有以下3个关键技术。
3.1传感器网与物联网感知感测技术传感器网与物联网技术,是智慧城市实时获取现实城市各类信息的基础。包括天基、空基、地基、海基的传感器网获取的地理空间数据,连接被植入城市物体和运行信息系统的传感器形成的物联网获取的感知、感测数据,通过互联网传输到智慧城市云计算中心进行整合处理并存储管理。没有实时、动态的现实城市的海量数据,智慧城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网络与传感技术把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
3.2云计算技术云计算是智慧城市海量数据处理的智能平台,对上提供虚拟支撑,包括计算虚拟化和存储虚拟化。云计算是一种新的计算模式,它通过虚拟化技术把计算资源、数据资源等管理起来,组成一个庞大的资源池,并将其作为服务通过互联网传输给用户。“云”就像是一个“发电厂”,只是它提供的不是电力,而是计算机的计算、应用和管理能力的服务。只要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并得到授权,你就可以使用这些能力和资源。
3.3网格技术网格(Grid)指第三代Internet,或下一代web。不同于Internet和web,Grid的特点是:资源的范围更加广泛,具有很强的分布性、更复杂的异构性;共享更具目的性,引入了虚拟组织(Virture Origion,VO)的概念,而且具有动态性和可伸缩性;强调协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服务的有序性和可控性。对于智慧城市而言,网格技术主要解决4个问题:其一,系统集成,指已建(或历史遗留)分布异构城市空间信息系统的网格化集成,实现已建系统的互联互通互操作;其二,信息整合,指多源异构地理空间信息的集成、融合与同化,从而从海量数据中获取知识,提供无缝连接的一致性城市地理信息服务;其三,资源共享,指广义信息资源共享,即一切都是服务的理念,如DaaS(数据即服务)、SaaS(软件即服务)、KaaS(知识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等等;其四,协同工作,指网格上多个节点协同运行,共同解决城市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由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必须解决的。可以肯定地说,传感器网与物联网感知感测、云计算和网格等技术的发展必将让城市更加智慧。
总部设在纽约的“智慧社区论坛”(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ICF),创建了一套“遴选-分析评价-颁奖”流程,自1999年_始在世界范围评选“年度智慧城市”,分别遴选出“智慧城市21强”、“智慧城市7强”,最后评选一家“年度智慧城市”。
ICF构建的“智慧城市关键评价指标”,由宽带连接、知识型劳动力、数字包容(后改为数字平等)、创新、营销和共识等5个一级指标构成;2015年又增加了“可持续性”指标,表达对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关注。1999年,新加坡荣膺第一届“ICF年度智慧城市”奖。
ICF评比活动对智慧城市理念的普及和推广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其历年的年度顶级智慧城市奖项来看,逐步聚焦于城市的信息-网络-智慧化建设,但对城市传统产业转型的重视,尤其是近年获奖内容,更加关注智慧建设对现代城市“经济发展”和“创新经济”的贡献,例如2013年ICF了年度主题白皮书《创新与就业》,介绍了一系列获奖城市转型案例。这些,也为我国智慧经济建设提供了国际范例。
欧洲智慧城市6维度指标体系
2007年,维也纳大学等机构受邀为欧洲开展智慧城市评价及排名活动。
评价方法和数据来源。研究采用2001-2007年间的城市数据,从欧洲ESPON空间规划项目的1600个城市数据库中选择了70个中等城市为样本。评价系统由6个一级指标(关键维度)、31个二级指标(见表2)和74个三级指标构成,例如,一级指标“智慧经济”由创新精神、创业才能、经济情景与知识产权、生产率、劳动市场弹性、国际市场参与度和经济转型能力等7个二级指标组成。数据来源方面,74个三级指标中,48个采用本地或区域数据,26个采用各相关国家的数据,也有部分数据从其他研究中获得。数据收集后需进行标准化处理。
排名评价结果的表达。提炼并归纳出智慧城市的6个维度特征,包括:智慧经济、智慧交通、智慧环境、智慧市民(公民)、智慧生活和智慧(政府)治理,其理论基础分别对应区域竞争力理论、交通和ICT经济学、自然资源理论、人力和社会资本理论、生活品质理论,以及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理论等,并对卢森堡等70个城市依评价分值进行了排名。
整整十年了,维也纳理工大学不经意间完成了首次大规模的智慧城市评价实践,堪称完美成功的一次评价活动。其构建的智慧城市研究框架体系,严格的评价逻辑和数据处理方法,著名论文《智慧城市-欧洲中等城市排名》的发表,以及六维度模型的提出,形成了业界广为引用的智慧城市评价报告,被广泛认同为智慧建设评价体系的经典样本。
“中欧绿色智慧城市合作”评估框架
2013年起,我国与欧盟开展了“中欧绿色智慧城市合作”项目,双方各选择15个试点城市(区),评估主旨是“比较每个城市的主要特征,以便确定智慧城市诸多项目中的最佳实践;通过一套共同的标准来评估各个城市,评价智慧城市项目所产生的效益,理解智慧城市项目所面临的挑战”。2016年,我国浙江省宁波市作为该项目合作方之一,获得“卓越奖”。
项目评估框架包括9要素,即智慧城市战略思路、利益攸关方、治理结构、融资、价值评估、商业模式、ICT基础设施、城市智慧服务,以及法律与监管政策。
其中“智慧城市战略思路”方面,关注是否具有智慧城市战略规划或顶层设计,是否制订了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是否体现了ICT技术发展趋势;KPI指标是否以国际标准为基准。“利益攸关方”关注智慧发展决策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也关注市民参与智慧城市的发展。“价值评估”指智慧城市建设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影响,包括创造多少收入和就业、对城市GDP的影响、解决交通拥堵和城市碳排量能力,以及对智慧项目投资的社会回报率问题。“商业模式”则关注将智慧项目投资变现的商业能力,如收取交通拥堵费来为改善公共交通系统提供资金等。“城市智慧服务”关注服务的技术系统架构设计,包括是否可扩展到城市的其他系统或其他城市、是否云上交付、是否利用了物联网技术、是单一服务还是集成产品的一部分、是否利用应用程序接口API设计的开放系统等。
项目还编制了“试点城市成熟度评估标准”,将评估9要素分别设置为“基本、合格、较先进、最成熟”等四个级别成熟度。
【案例】巴塞罗那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智慧城市之一,在中欧评价框架上,其评分为:
“智慧城市战略”之“最成熟”:清晰地制订了各类可量化的智慧城市关键指标,具有完整的智慧城市战略规划或顶层设计;智慧城市考核绩效指标符合国际标准,适用于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城市规划中体现了ICT 技术发展趋势;
“利益攸关方”之“较先进”:各利益参与方的作用和关系能够清晰定义;市民能够较大程度地参与应用设计,政府具有及时的响应反馈机制;
“治理机制”之“较先进”:形成了跨部门覆盖整个城市的治理结构,制订了跨部门绩效评价目标;
“融资”之“较先进”:拥有充裕的资金将试点项目推广到整个城市,对智慧建设资金的使用设计了完备的监控体系;
“价值评估”之“较先进”:建立了智慧城市评价框架,包括社会、环境等非财务因素,且对所有智慧项目开展评估;
“商业模式”之“较先进”:其具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智慧应用”之“最成熟”:智慧应用在城市内大范围普及,一些应用代表了最佳实践水平,并获得荣誉;能够通过开放数据和资源提供智慧城市各项服务。
中欧绿色智慧城市项目的启动,通过提出较为全面的评价框架及成熟度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探知智慧城市建设国际视野的良好机会。
从文献材料看,中方注重评估框架和智慧城市建设,而欧方优选了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曼彻斯特、哥本哈根等知名智慧城市,重点在评估逻辑和项目完成的可移植性,9大评估因素让我们直接观察到不同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及其评价视角。为此,建议将中欧交流的经验及教训适时与国内其他城市分享,及早扩大合作成果。
国际标准机构制订智慧城市评价指标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第一城市国际标准,《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城市服务与生活质量指标(ISO 37120)》,于2014年5月,上海成为全球20个试点城市之一。
ISO 37120从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两个维度,在经济、教育、能源、环境、财政、火灾与应急响应、城市治理、健康、休闲娱乐、公共安全、住房、固体垃圾、通讯与创新、交通、城市规划、废水、用水与卫生等17个主题,提出100项指标(46项核心指标和54项辅助指标)来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状态。该标准提供一套全球通用方法,帮助不同国家的同类型城市进行横向比较,以期发现各城市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2014年5月ISO 37120同时成立的“国际城市数据理事会(WCCD)”提示人们警示全球性的“城市数据赤字”,表达了对城市级数据严重不足的关注,强调高质量、标准化的城市级数据是构建智慧城市的核心,因而致力于创造一种“城市数据文化”。为此,该机构倡议开发新的“智慧城市指标体系”(indicators for smart cities)ISO 37122将涵盖智慧基础设施、智慧经济、智慧环境、智慧政府、智慧生活和智慧交通等六维度内容。
杭州市是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字城管首批试点城市,是全国第一个通过验收的数字城管试点城市,通过不断创新和发展,走出了一条符合杭州实际、具有杭州特色的数字城管建设运行之路,被住建部冠名为数字城管“杭州模式”。
近年来,杭州市在“数字城管”的基础上,一直着手建设“智慧城管”,目的是向市民提供更加实用的公众服务资源,同时也让每个人都参与城市管理工作。搭建数字城管协同平台
杭州市于2005年10月份被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确定为全国首批十个数字城管试点城市(区)之一,2006年3月,杭州市数字城管建成运行,同年8月全国率先通过住建部验收,杭州成为全国首个通过验收的数字城管城市。
杭州市数字城管的主要内容是以日常管理为主的街面管理。数字城管采用对城市部件和事件管理的方法,主要是将市政公用设施、道路交通设施、市容环卫、园林绿化、房屋土地和其他城市基本要素(含地下管网)归类为六大类城市部件。同时,将引起城市部件发生改变或影响城市环境的行为列为管理事件,主要包括市容环境、宣传广告、施工管理、突发事件、界面秩序等五大类。
为了打造城市管理行政许可信息与行政执法信息互通,更高效地进行管理,方便广大市民生活,杭州市通过政务网搭建了数字城管协同平台。
目前,杭州市已经有172家城市管理网络单位和362个社区实现了互联互通,实现了政府网络和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
同时,杭州市还初步建立了政务信息与城市地理信息交换平台,实现了与公安视频监控、桥梁在线监测、城区防汛决策等系统的对接。
通过将GPS与GSM定位技术相结合,杭州市实现了对环卫作业车辆的实时跟踪监管,并且实现了全天候监管和对城市管理问题进行统计分析,范围覆盖主城区198.82平方公里。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管理范围的不断拓展,市民对城管工作的要求不断提高,给城市管理提出了诸多新课题。为优化数字城管的服务功能,杭州市开通了12319城管服务热线,全天候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投诉,将市民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纳入数字城管体系一并解决,上线以来累计受理问题15.38万件,综合处置满意率99.85%。
同时,通过开展经常性的数字城管服务进社区、进广场活动,问民需,察民情,求民计,不断地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此外,杭州市充分发挥全市468个社区城管工作室的作用,建立了社区发现问题统一归口数字城管解决的工作机制,为小事不出社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畅通了社情民意。
“智慧”理念提升“数字城管”
杭州市数字城管在全国首创了城市管理信息采集市场化运作,即通过创立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相适应的城市管理信息采集运作方式,较好地实现了资源整合、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功能创新的工作目标,打造了智能化管理模式。
但是,自数字城管运行以来,在发现手段、流程设置、管理方式、运行评价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数字城管有待改进和提升,为此,迫切需要用“智慧城管”的理念和思路来提升杭州数字城管。
为此,一方面需要不断引入新技术,通过整合、扩建、升级、新建应用系统,构建智慧城管的技术支撑体系,提供“智慧的管理工具”;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模式,通过完善标准规范、协同机制、预警机制、评价机制、服务机制等,构建智慧城管的管理支撑体系,提供“智慧的管理方法”,从而为“智慧城管”提供全方位支撑。
杭州市在现有的数字城管全市统一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了系统软硬件,满足数字城管中心镇全覆盖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数字城管流程,实现智能化案卷提醒和回复,增加部门之间的协同能力。开发了市民版“城管通”,升级“12319”系统,进一步提升与市民互动能力。
同时,以网站互动、微博智能手机应用等为载体,整合城市管理行政审批、人行道违停等各类城市设施地理分布。
目前,杭外州市正在积极搭建智慧城管平台,它在原先“数字城管”的基础上进行升级。该平台运用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以数据交换、统一GPS监管、统一视频监控等为应用支撑的智能化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通过智慧城管平台,市民只要打开智能手机,下载一个相应软件。里面便能提供城市管理行政审批、人行道违停、公厕、停车场(位)查询等各类城市设施地理分布以及停车诱导等各类信息,提高了市民在城市管理中的参与度与互动性,可以随时掌握社会舆情。
基于“智慧城管”数据资源中心,杭州市将开发自适应的数字城管智能分析评价系统,进一步提升数字城管考核评价的科学性。建设智能化运维管理系统,增强数字城管系统软硬件运行状态的自动预警和动态感知能力。
在“智慧城管”数据资源中心的基础上,综合数字城管以及其它各类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运行数据,建立城市管理智能预警以及分析决策模型,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实现对城市管理难热点问题、城市管理指标以及各类城市管理专题的智能分析、预警和决策。
资源枯竭城市建成“智慧城镇”
发展智能的、新型的城镇战略,目前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智慧城市数量已经超过400个,而在近期,旨在建立起更大范围,纳入两万余中小城市(镇)的智慧城镇试点项目也在2013年年初正式启动,辽源是其中的榜样。
辽源是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是全国首批12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之一。据悉,吉林移动将在5年内为“数字辽源”建设投入10亿元。辽源与吉林移动在实施“数字城市”、“基础网络”、“信息兴业”、“信息兴农”、“信息兴教”等5大工程方面开始了深度合作。
目前辽源市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常务副市长任副组长,市政府办、工信局、公用事业局、公安局、住建局、卫生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任成员的“数字辽源”建设领导小组。通过踏访、调研、收集资料,组织编制了《“数字辽源”建设项目总体规划方案》。方案清晰地勾勒出了“数字辽源”的基本思路,即夯实基础信息网络体系,打造“数字辽源”云计算中心(信息资源管理中心、数据中心)与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构建辽源市“公共服务云”、“社会管理云”、“行政办公云”三大应用体系,规划建设数字城市集成平台、政府热线、数字城管、数字医疗、监督指挥系统等38个基础应用项目,力争到2015年,初步完成“数字辽源”建设,并达到国内同类城市先进水平。
2011年7月9日,随着IBM云计算中心的启动实施,“数字辽源”建设又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上,辐射东北地区,扩散到全国,数字辽源正在向智慧城市迈进。据负责IBM辽源云技术中心运营服务的软通动力集团辽源子公司总经理吴江介绍,目前,通过辽源市场已经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业务签订和应用服务都转移到了辽源市。辽源已经成为了上述地区云计算服务的领头羊,带动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辽源在云计算方面的区域核心地位越来越明显。
据数字辽源工作委员会信息化主任刘翠介绍,围绕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体系,辽源重点打造三个应用服务平台:
构建产业链协同服务平台,以商务应用、行业应用、企业应用为核心,加快建设智能工业园区。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物流集散、企业协理、云计算应用等信息服务业,带动软件产业园建设,加快信息产业发展。
构建政务信息化应用平台,加强政务信息化应用平台建设,扩大网上政务服务范围,重点建设网上审批、网上投诉、官方微博、政府公共服务呼叫中心等系统。
构建城市智能管理平台,依托东北云计算中心和应用软件基础平台,整合和分配城市管理资源,深化政府各职能部门在管理和业务等方面的信息化应用,实现对城市的科学、精细、长效管理。
14个项目率先应用
据孙德录介绍,“数字辽源”重点规划的38个基础应用项目中,数字工商、平安城市、数字交通出租车监控管理平台已经上线运行,数字医疗完成了系统框架与功能建设,数字城管和应急指挥系统于2012年8月末全面完成系统建设工作,其他项目也将陆续上线运行。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投资9.7亿元。
“市民一卡通系统、民生账单、政府公共信息呼叫中心系统、数字药监、数字社区、数字旅游、数字教育等28项是2012年到2015年数字辽源重点建设项目。”孙德录介绍说,市民将来看病不用再做重复检查,拍张图片上传就能完成城市管理,地下管线、地上建筑全部三维呈现,数字防控让城市“四门落锁”,市民幸福感、安全感极大提升。
数字医疗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基于全市卫生医疗服务需求搭建了全方位覆盖、全过程监控、信息化支撑的新型卫生医疗服务模式。逐步实现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为重点的统一高效、互联互通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为全市卫生管理、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医疗协同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目前,已完成全市(包括县区)53家医疗服务机构纸质档案的收集归类和汇总整理工作,建档数量806349份,建档率达70%,2012年8月已经上线运行。实现了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为重点的统一高效、互联互通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为全市卫生管理和广大市民享有便捷高效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和高效服务。
在城市管理上,辽源数字城管上线后,整个城市的部件和事件都可能通过信息化的手段进行管理。对水井盖、路灯、护栏、广告牌等建立档案,划分网格,按照网格化进行管理;政府与百姓之间搭建一个互动平台,发生问题时能立即发现,及时解决。再如数字安监,可对城市的矿山、高危企业、加油站、危险源进行监控,起到提前预警的作用。
关键词: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设计应用
在当前的数字化时代中,数字化技术应用于众多领域,其中,城市管理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数字化管理的方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来的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城市管理的要求,因此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快速更新系统为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契机,该系统的采用可以提升现代化服务水平,促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效率提升。
1系统背景概况
太原数字城管城市管理部件快速更新系统属于北斗测绘地理信息技术领域,主要是对城市部件信息进行快速采集、更新。该系统充分应用现代北斗测绘地理信息技术,选用北斗高精度平板采集器,把城市部件分类展示在最新的地形图内进行核查,从而快速进行部件采集、更新。运用北斗地理信息技术具有速度更快、精度更高、更直观等优势,外业采集人员可随时随地进行部件的属性查询及更新,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加快政府部门的信息化、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
2系统开展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技术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要求,早期数字城市管理系统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工艺流程不全面,导致系统比较陈旧,完全不适应城市建设、管理。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测绘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数字城市管理系统也日趋成熟,城市建设规模也越来越大,数字城市管理系统的准确性越来越低,严重影响城管系统的使用,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早期部件普查不准确、遗漏的问题不断凸显出来;第二,城市道路变化、城区扩大,有大量部件涌现,导致部分区域的城市部件未纳入系统管理;第三,基础地形图老旧,迫切需要更新。这些问题导致数字城管系统案卷上报困难的同时,也为确权、处置和考核评价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因此部件普查更新迫在眉睫。
3系统工作开展与组织
城市管理系统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各参与单位彼此之间需要良好的组织与分工,才能按期完成城市管理系统部件快速更新。太原市数字化城乡管理指挥中心是省内唯一一家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理事单位,拥有5年的数字化城市管理经验,致力于城市管理领域的不断探索、创新,力图推动城市管理迈上一个新台阶。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城管中心与合作单位一起研发智慧化城市管理平台,使得智慧城市管理平台本土化,充分满足本地城市管理需要,也将推进省内其他城市数字城管向智慧城管的转变。
4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4.1系统设计。城市部件快速更新系统主要是依托专业普查测绘设备对数字城市管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进行更新,是一种将未普查城管类部件进行外部普查与内部数据加工录入相结合的软件系统。普查设备配置高精度全球定位系统模块,可以准确对城管部件进行高精度定位(误差不大于0.3m)。对现有数字城管1/500基础地形图进行相应数据转换,到普查设备中,利用定位系统对部件进行实时精确定位,并对库中部件与现实不符的情况进行更正。1)对数据库里的已有部件进行核查,可对应选取任何一个部件进行属性及坐标的查询并时时核对。2)未普查或新增部件的采集更新,可实时对地形图上没有的部件进行实时采集位置信息及属性,并输入上传。4.2系统优势。该数字城市管理数据更新软件安装于北斗高精度平板采集器内,可实时对每一个部件进行查询、编辑、采集、上传。将传统的作业模式融为一体化作业,其优势体现为:1)与北斗定位技术、GIS技术相结合;2)北斗高精度平板采集器屏幕大、精度高,具有可实时查询属性并可上传;3)传统系统只是运用定位技术进行定位后拿纸质地图查询,运用先进的技术将定位和查询两者进行实时结合,进而实现数字化、可视化和智能化。4.3系统成效。项目实施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对社会发展起到支撑和引领作用。系统在应用之后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在2015年以前,系统对于已普查过的部件出现的新增和缺失等情况无法及时进行更新。在2014年年底,相关中心与单位共同完成了“城市部件快速更新系统”研发工作。新的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快速更新系统可以在信息采集人员对新增、缺失部件进行点数的基础上,对部件进行精准定位,实现新增、缺失部件的实时更新入库,大大提高了新增、缺失部件数据更新入库的工作效率,有效凸显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部件数据的优势,节约了专项普查经费。4.4推广与应用评价。此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快速更新系统的设计主要是为了保证数字城市管理部件数的实时性,一旦部件数据发生变化可以及时进行数据更新。它主要是依托测绘专业普查设备,对数字城市管理基础信息数据库中未普查城管类部件进行外业普查与内业数据加工录入相结合的软件系统。指挥中心可以利用该系统对城市健身器材、救助站指示牌、应急避难场所指示牌等城市管理部件进行在线更新,确保城市部件数据完整,为提高派单准确率提供了数据保障。
5结语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是将数字化城市管理和指挥相融合的系统,可以实现对城市的有效管理,而城市部件的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系统是否能够对城市实施实时、有效的管理,因此本文所涉及的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快速更新系统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值得推广与应用。
参考文献:
[1]吴楠,杨永崇,高佳.数字化城市部件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西安科技大学学报,2013(3):319-324.
关键词:智慧城市;城市发展;影响因子;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K901.8 文献标志码:A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及知识经济的兴起,世界竞争开始转向虚拟空间[1],城市发展思潮也逐渐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2-3],之前的基于信息技术的数字城市[4-5]框架正向一个融技术、经济、社会、空间于一体的智慧城市演变[6],城市愈发追求更加低碳、环保、高效、智能、幸福的美好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智慧城市”的概念被提出。智慧城市是运用先进的ICT技术,将人、商业、运输、通信、水和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核心系统整合,从而使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之系统”,以更为智慧的方式运行[7]。智慧城市不仅是智慧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利于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学化,为未来城市提供了新的路径。因此,很多国家和城市启动了智慧城市的建设热潮[8-9],学术界也开展了很多有益的研究。目前,国外智慧城市研究的视角主要有技术应用[10]、产业组织[11]、资源配置[12]、城市规划[13]、人本主义[14]。国内智慧城市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顶层设计[15]、大数据对智慧城市规划的影响[16,17]、国外智慧城市发展对中国的启示[18-20]、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21]、智慧城市评价[22]、智慧城市的作用[23-25]、评述与展望[26]。智慧城市的发展评价相关研究很多,但大多局限于单个城市,仅有的一些多城市发展差异比较研究,样本量也较少,不能很好地揭示智慧城市的发展差异。另外,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差异大多基于单个年份,少有探讨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差异演变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公布的三批智慧城市为范围,本着可比性、科学性、可行性及完整性的原则,选取了77个地市级的智慧城市,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以判断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然后对2011年和2014年这些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最后分析其原因,以期为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1 数据来源与指标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年和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各相关省市统计年鉴和各相关城市的政府统计公报。首先遵循科学性、可行性、完整性及可比性的原则,即要满足以下要求:可准确表征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数据可获得;数据完整;在同一层级有可比性。根据智慧城市的含义,智慧城市的指标设计应注重两方面:其一,以信息、知识为核心资源,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手段;其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因此本研究选取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服务及智慧生态五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表征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构建起智慧城市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选取77个地级试点智慧城市进行空间差异分析。
2 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差异及演化
2.1影响因子的测度及分析
2.1.1 2011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主因子
首先,分别对2011年和2014年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数据量纲的差异,采用因子分析,运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处理后得出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表2)。根据特征值均大于1的原则,从19个因子中提取了4个主因子作为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为78.02%(表2),根据旋转成分矩阵(表2)可知F1主因子与X2、X3、X4、X5、X6、X8、X9、X10、X12、X13等10因子有很高的关联性,这些因子主要涉及到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技术、智慧服务和邮政业务总量,可将F1主因子命名为智慧城市综合实力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芜湖和昆明;F2主因子与X1、X7、X13、X14、X15、X16等6个因子关联性较高,主要涉及互联网用户、就医便利度及生态,可将F2命名为宜居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重庆、广州、上海、杭州、天津、武汉、大连。F3主因子与X11(单位GDP能耗)、X17(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呈较高相关性,为生产方式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上海、广州、杭州、武汉、无锡、南通、常州。F4主因子与X17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相关性较高,可称为绿化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上海、珠海、大连、昆明、无锡。四个主因子分别不同角度反映了2011年的智慧城市的发展程度。
以4个主成分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综合分值,得分仅表示在构建的指标下各地智慧城市的相对差别。选取前20个城市的总和得分排序(表3)排名最高的前五位依次是为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综合得分都大于0.71。其次为宁波、武汉、芜湖、无锡、金华、昆明、大连,综合得分在0.24~0.36之间。重庆、南通、青岛、烟台、温州、常州、珠海的综合得分在0.048~0.13,其余城市综合得分都小于0。北京呈正相关的主因子F1中排名第一,综合得分也远远高于其他的城市,表现出了北京发展智慧城市具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但是其它主因子为负数,说明北京在互联网、生态宜居、绿化方面应该进一步强化。根据2011年中国智慧产业发展水平发现,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智慧城市发展较好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等一些特大城市,其它城市发展较为滞后,且具有明显的等级结构,其智慧城市水平等级与其规模呈正比。
2.1.2 2014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主因子
运用相同的方法对2014年中国智慧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系统对选取的19个因子进行旋转后提取4个主因子。4个主因子对选取的19个指标的解释能力达到78.541%。进行因子得分级算得出2014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排名前20位的城市(表5)。
2014年主因子F1在X2、X3、X4、X5、X6、X9、X10、X14、X15、X16、X17、X18等12个因子上载荷值较大,这些因子多侧重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技术及智慧生态,体现的是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综合实力,可将F1主因子命名为智慧城市综合实力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乌海、郑州和昆明;F2主因子与X1、X8、X12、X13等6个因子相关度极高,主要涉及互联网用户、社会保障及通达性,可将F2命名为通达性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重庆、广州、天津、上海、鄂尔多斯、杭州、大连和武汉。F3主因子在X11 (单位GDP能耗)载荷量相对较高,为生产方式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广州、杭州、常州、温州、武汉、泰州和珠海。F4主因子与X7(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有很强的相关性,可称为智慧服务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秦皇岛、珠海、鄂尔多斯、新余、四平、石家庄和北京。
2014年和2011年相比,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前三位城市变化不大,北京、上海和广州都是前三位。重庆发展很快,由13位上升到第4位,天津、杭州和武汉则略有下降,宁波下降较多,下降到第12位,无锡也发展较快,有第9位上升到第7。郑州和秦皇岛发展最为迅猛,分别从60位和41位大幅度上升到第9和20位,太原市也有所发展从21位上升到18位,而烟台、唐山和芜湖排名则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芜湖下降最为明显。整体看来,智慧城市的发展的水平都在整体提高且发展呈现出以北京、上海的“双中心”发展趋势。
2.2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利用全国地级以上的77个试点智慧城市综合实力整体得分F,进行聚类分析,将2011年和2014年77样本智慧城市分为5个等级。2011年五个等级的智慧城市数量分别为1、1、3、7、65,智慧城市等级体系呈金字塔型分布。2014年五个等级的智慧城市数量分别为1、1、4、70、1,智慧城市等级体系为不规则的梭形结构,中等层次以上的城市数量较多,高等和低等层次的城市数量较少。
2011年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智慧城市分别是北京和上海,2014年仍然是北京和上海,综合得分大于1的智慧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减少到仅北京和上海,且北京的综合得分从2011的4.83增加到2014年的5.12,处于第一等级,而上海从2011年的2.98下降到2.77,处于第二等级,北京和上海的发展速度远超其它城市,日益成为我国智慧城市等级体系的两极。第三等级的智慧城市2011年有广州、天津和杭州,2014年增加了重庆,这些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发展迅速,科技创新能力强,智慧城市发展潜力巨大。2011年处于第四等级的智慧城市仅有7个:宁波、武汉、芜湖、无锡、金华、昆明和大连,2014年很多智慧城市发展迅速,处于第四等级的智慧城市增加到了70个,而第五等级的智慧城市从2011年到2014年从65个减少到仅鄂尔多斯1个。
将智慧城市与地理空间结构相结合,从而反应出智慧城市的空间分布结构。全国77个地级智慧城市的整体得分F,体现了各个城市智慧建设的强弱。得分高,实力强的城市,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经济和科技创新实力强、社会保障能力业相对较高;相反,得分较低的智慧城市,总体实力较弱,智慧城市的各个方面需要提高。将智慧城市与地理空间结构相结合,从而反应出智慧城市的空间结构类型(图1)。
3 智慧城市空间差异的成因
3.1 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人口、资本、产品等要素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城市自身也在不断膨胀,出现了经济活动频繁而无序、流动人口管理困难、城市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交通拥挤等诸多问题。中国的特大城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对城市管理理念、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在更新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的同时,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城市管理模式,再造城市管理流程,使信息化、数字化城市管理从功能到效率得到全面升级,使数字化城市向集成化、智慧化、协调化发展[27]。这些内在需求及城市发展从低级向高级演替的规律促进了智慧城市的发展,也造就了这些高水平的智慧城市。
3.2 对原有资源禀赋的惯性依赖
规模较大的城市经济基础好、科技实力强,智慧技术链和产业链有了初步的发展。比如无锡建有国家传感网示范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是国家云计算服务创新示范城市。特大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也较高,而小城市这方面的资源条件较匮乏。所以在原有发展路径的影响下,造成了特大城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较高而小城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格局。然而,等级较低的城市,发展潜力巨大,具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图1)。
3.3 政策驱动
在政策方面,城市规划和政府政策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推M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2012年12月5日,住房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方法》以及《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实行)》的通知;2013年,住建部先后公布两批国家智慧城市(区、县、镇)试点,城市数高达193个。为各个地区智慧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可能,2014年8月29日,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在地方上,许多城市将智慧城市纳入地方“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行地区还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政策规划,逐步建立起保障智慧城市稳定健康推进的政策体系[18]。各个城市还从不同方面开始建立智慧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系统、智慧城市综合体、智慧政务城市综合管理运用平台、智慧安居服务、智慧教育人文服务、智慧服务应用、智慧健康保障体系建设、和智慧交通的建设。
最后,自2010年智慧城市的概念被明确提出后,国家各个层面都非常重视智慧城市的发展,所以在2011年时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处于第五等级的城市很多,经过2年的发展,2014年第五等级城市明显减少,而第三等级城市急剧增多,从侧面表明国家及政府的重视对智慧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4 智慧文化
构建智慧城市的过程中,信息化和科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然而其渗透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中,还有赖于城市居民思维意识的转变,有赖于智慧文化在社会的普及程度。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无锡、宁波等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开放程度较高,易于接受新事物,上述城市的物联网较发达,淘宝村的数量也较多,这有助于形成智慧文化氛围。同时,这些城市信息化程度比较高,通过网络平台接受城乡居民预约服务的人也在不断增加,各公共服务机构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也为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推动了智慧城市的发展。
4 结论
智慧城市对促进城市科学化管理及提升经济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代表了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对于其发展水平差异及发展形成规律的研究较少。因此,基于智慧城市的内涵及相关研究,构建了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选取了77个样本智慧城市进行分析评价,主要结论如下:
(1) 影响智慧城市空间结构和区域差异的主因子动态变化不大,主要是综合实力因子。2011年,除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等城市位于前三等级,宁波、武汉、芜湖、无锡、金华、昆明、大连位于第四等级,其余大量城市都属于第五等级。影响智慧城市主因子有四个,其中综合实力因素包括了初始因素的大多数,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宜居因子、互联网、生态及绿化因子也发挥了一定作用;2014年中国智慧城市整体上有了较大发展,影响智慧城市的因子变化不大。
(2) 中国地级以上智慧城市的总体水平正处于初级上升阶段,但空间差异较明显。无论是2011年还是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都是前三等级智慧城市,重庆发展迅速进入第三等级。而其余71个城市虽仍属于第四第五等级,但是大部分城市正处于上升和发展阶段,其发展空间广阔,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员来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2014年和2011年相比,第五等级城市迅速减少,第四等级智慧城市急剧增加。
(3) 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格局单极态势较明显、呈“梭”型结构。2014年和2011年相比,前三等级变化不大,仅重庆进入第三等级,但是第四等级的城市急剧增多,形成了以北京为第一等级、上海为第二等级的单极不规则“梭”型的发展格局。这一阶段发展格局的演变主要得益于各地级市政府优惠政策的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中小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为特点。
(4) 智慧城市的发展受到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原有资源禀赋的惯性依赖、政策的影响及智慧文化,尤其是政策的作用非常显著。
随着“四网融合”及“互联网+”的逐步推进,智慧城市发展是一种趋势,智慧城市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科技和信息在城市发展及城市居民生活中的渗入程度,而考虑到本研究选取的样本较多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的主要指标对新兴的一些指标关注较少,比如城市居民对智慧城市的认可程度、物联网、淘宝村数量等,因此本研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地市层面智慧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未来应增加一些新指标,多选择一些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截面数据。
参考文献:
[1] 刘云刚, 谢安琪, 林浩曦. 基于信息权力论的智慧城市建设刍议[J]. 人文地理,2014,139(5):8-13.
[2] 柴彦威, 沈洁. 基于居民移动―活动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J]. 人文地理,2006,21(5):108-112.
[3] 汤茂林. 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多样化问题[J]. 地理研究,2009,28(4):865-882.
[4] 段学军. 数宇城市建设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22(5):1-4.
[5] 魏海平,陈应东,钱海忠. 数字环境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23(6):45-47.
[6] 甄峰, 翟青. 信息时代移动社会理论构建与城市地理研究[J]. 地理研究,2012,31(2):197-206.
[7] IBM商业价值研究院信息时. 智慧地球[M].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1-3.
[8] 刘静玉,王发曾. 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城市开放空间信息系统设计[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24(5):114-119.
[9] 李保杰,顾和和,纪亚,等. 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的矿业城市空间扩展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1(1):50-54.
[10] Washburn D, Sindhu U, Balaouras S, et al. Helping CIOs Understand "Smart City” Initiatives: Defining the Smart City, its Drivers, and the Role of the CIO[M]. Cambridge : Forrester Research, Inc, 2010:10-17.
[11] Harrigan P 0, Boyd M M, Ramsey E,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e-procurement within the I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Ireland[J]. Management Decision,2008,46(3):481-500.
[12] Lenzen M, Peters G M. How city dwellers affect their resource hinter land[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2010,14(1):73-90.
[13] Graham S, Marvin S.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M]. London: Routledqe,2001:1-11.
[14] Batadgan L. Smart cities and sustainability models[J]. Revistade Informatical Economico,2011,15(3):
1453-1465.
[15] 甄峰,秦萧.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总体框架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14(10):7-12.
[16] 甄峰,秦萧. 大数据在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的应用[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29(6):44-50.
[17] 柴彦威,龙瀛, 申悦. 大数据在中国智慧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探索[J]. 国际城市规划,2014,29(6):9-11.
[18] 沈山,曹远琳, 孙一飞. 国际智慧城市发展实践与研究前瞻[J]. 现代城市研究,2015(1):42-48.
[19] 王广斌,崔庆宏. 欧洲智慧城市建设案例研究: 内容、问题及启示[J]. 中国科技论坛,2013(7):123-128.
[20] 吴志,强柏. 欧洲智慧城市的最新实践[J]. 城市规划学刊,2014,218(5):15-22.
[21] 辜胜阻,王敏.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J]. 中国人口・资源环境,2012,22(5):74-80.
[22] 刘维跃,王海龙,刘凯歌,等. 运用熵权/TOPSIS组合模型构建智慧城市的评价体系[J]. 现代城市研究,2015(1):
31-36.
[23] 赵四东,欧阳东,钟源. 智慧城市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评述[J]. 规划师,2013,29(2):5-10.
[24] 易卫华,张赛飞. 智慧城市的社会影响与对策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3(10):238-242.
[25] 刘兰娟,徐鑫. 智慧城市建设财政支出影响经济转型的CGE模型分析―以上海为例[J]. 上海经济研究,2014(1): 104-111.
[26] 王朝晖,郑新奇. 基于共词分析的智慧城市研究现状与展望[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4):59-63.
[27] 逢金玉. “智慧城市”―大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12):74-78.
Study on spatial difference of smart c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ZHANG Jian-Wei1,2, LI Bei-Ge1, BI Dong-Fang1, WANG Can1
(1.School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nyang 455000; 2. Center for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智慧城市”不是概念,更不是盲目追捧新兴技术的“面子工程”。城市信息化要真正从应用出发,让信息化为城市居民的便利生活发挥作用。
城市,是人类文明精华的汇聚之地,数千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光芒在此交相辉映。然而演进至今,城市却遭遇各种挑战: 人口膨胀、饮水卫生、安全隐患、环境污染和交通拥挤……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终将严重制约城市的发展。所以,用信息技术改善城市生活,改变城市形象势在必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XX城市”成了时髦的理念。从2000年至今,先后就出现了“数字城市”、“无线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然而,名词虽有变化,但本质上并没有差异。
所谓“数字城市”,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要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概念提出后,一直由政府机构主导推进。2000年时,中国近百名市长与IT精英聚首“21世纪数字城市论坛”,共商推动中国城市数字化进程大计。
而没几年,引进了美国“无线费城计划”的“无线城市”概念,又取代了数字城市,并活跃起来。
无线城市主要用无线网络来便利市民生活,除此之外,对于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提升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也有重要意义。此概念一出,迅速刺激了中国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纷纷开始考虑建设此类项目。
然而,从无线费城计划算起,无线城市在全球范围内也发展了5年有余,如今看来,可以作为样本的案例却仍然少之又少。有些国家的无线城市项目在大规模宣传后甚至根本没有启动; 而休斯敦、旧金山、芝加哥等城市宣布暂停该计划后,风光一时的Wi-Fi新创公司如Jolt-age、Cometa等被迫陷入倒闭的绝境。而在中国,除了厦门有较好的实施效果,在其他城市也并无多大进展。
就在此时,更宏观、更庞大的“智慧城市”概念又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它强调用云计算、物联网、传感网等高科技网络搭建城市的“智慧环境”。与前两者不同,智慧城市是由IBM公司提出并倡导的,主导者变成了企业而非政府主导,而且目前已经得到了许多城市的支持。
但笔者认为,无论数字城市、无线城市,还是智慧城市,都无非是城市信息化概念的诠释。而实践证明,凡涉及信息化建设全局目标的实施,都需要大量投入和较长时间,城市信息化建设也一样,需要明确的阶段性目标。特别是在前沿技术的应用上,无论物联网、云计算,或者三网融合,都不是几个企业就能搞定的,这还需要政府去协调、推进。
而已经开展了3、5年的数字城市、无线城市项目中,“夹生饭”大量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全局规划。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在进行信息化建设,导致重复建设,系统之间也不能连接起来发挥综合效应。
近两年,中国发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灾难事件,比如说天津爆炸案,也有一些是自然灾难,比如台风和地震。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会造成悲惨的结局,经济损失也很严重。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智慧城市需要为社会和居民提供更好的保障措施。
目前美国对智慧城市的关注还是值得一提的,尤其是洛杉矶有些团队正在从商业保险的角度来研究它。在调查中,这些人员发现全球因为地震引起的火灾或暴风雨每年高达16000多起,而往往这些灾难可以摧毁任何城市,不管它是不是智慧城市,也不管它有多么“智慧”。因此,在我看来,想要建设智慧城市先要确保这个城市的整体安全问题。而研究人员发现,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并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保险业和保险公司可以发挥其应有作用。这些行业公司可以针对重大灾难事件设计产品,并为灾难事件后果提供可预见和高效的后续计划,比如人员、财产的转移与安置。
通常情况下,智慧城市的建设与高投入和高科技相关联,但是我认为这种联系并非一定存在。美国对智慧城市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种地广人多的国家,推广智慧城市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地震、台风多发的城市,在它们内部建立智慧城市应该涵盖的安全设施,包括基础设施和经济产业上的;第二个阶段再去筛选经常受洪涝灾害侵扰的城市;第三个阶段是在前面的基础上,最终将智慧城市的安全理念推广至更多的城市。
为什么要提保险和安全呢?因为中国的大型城市太多了,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数以百计,但是这个数字在美国不过几十个甚至十几个。而人的安全对任何的智慧城市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