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09 17:11:2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城市环境调研，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公园；景观环境；道路分析；调研分析
一、公园简介及周围环境分析
该公园地处小白楼商业核心地段，北起徐州道，至镇江道截止，东起解放南路到大沽南路为止。南北全长227米，东西全长108米，总占地面积2.9万平米。由于社会发展进程越来越快，小白楼区域逐渐成为天津市主要高档卖场，商务休闲的集中地，周边天津地标建筑林立包括泰达大厦、金煌国际、海信广场、凯旋门大厦，以及正在新建的万通中心。
公园整合功能较差，周边交通流线混杂，机动车停靠困难。该公园逐渐成为露天停车场，对城市景观环境破坏较大。原有中心公园被机动车包围，降低了居民在内活动的舒适度。公园地势较为平坦，周边车流量大，空气质量低，且噪声较大。天津盐碱化土壤较多，植物种植类有限，绿化尺度不和。
公园周围建筑大多是比较高达宏伟的商业建筑，使得空间显得更为突兀，对在此游玩和休息的人们造成心理压抑感。根据调查和统计得知，大多数人对周围建筑的高度对自己休息时的心情都会造成影响。而来自周围的高楼风也会对公园内的行人造成不适与伤害。而且该公园四周都是川流不息的道路，显得公园孤立，使得人们从感官、视觉和心理上都达不到人们理想的舒适效果。
二、公园景观环境和道路分析
城市公园作为小白楼附近区域的一个公共休闲娱乐空间，所以其园内的景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应为周围人们的生活带去绿色和清新的空气，还应为园内的行人带去
视觉上的享受和感觉上的放松。但该公园内绿化不佳，缺乏高大的树木来制造可供人们在夏天休闲和遮蔽阳光。同时植物种类单调，缺少花卉种类，大片面积的草坪空旷而孤立。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公园，景观对分隔空间较弱，不能给人们很好的引导和暗示。例如，在公园内种植较大的乔木，这样则是暗示人们此处可供人们休息遮阳。而大面积的铺地则传递着人们可以在此活动的信息。然而，自然元素和人工元素可营造视觉遮挡，如较小的灌木、绿篱、小乔木、假山、矮墙、小品等景观则作为障景，以此保持区域空间的私密性。因为人类喜欢“眺望而不是被看”的地点，可以看见别人但却不被看到。因此，人类不会喜欢空旷度极高或者极低的环境。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验都证明，人在公共场合中都有窥视他人的习惯，而不愿意被看。在公园内设置座椅则满足人们这种心理，同时也表明坐着观看使得心理感觉更为自然，同时在广场中央设计如喷泉这样的景观元素，使得人们参与其中，无形中成为被看人观看的“演员”。该公园在小路边和中间长廊都设有座椅，但是在公园中间的区域只有一个圆形草坛中央设计部活跃不够吸引人。
现代景观广场中的草坪、铺地、景观小品、喷泉水景以及景观灯，这些要素都会给人视觉上的享受和心理行为引导。而本次调研的公园在绿化上以大面积草坪为主搭配各种颜色的花与灌木加以点缀。但是缺少较大的乔木供人乘凉和休息，景观小品也较少不更满足人们在视觉上的享受。
作为一个以休闲娱乐为主的综合性公园，园内的道路是以几条主干道为主，中间又分出了许多小路。主干道起到一个重要的引导作用，而这些小干道则根据行人的目的，起到了一个捷径和欣赏景观的作用。众所周知，人们在游园时当目标明确下，只要没有障碍人们都会选择最短的路径通过，只有在有其他目的时才信步任其所致，如散步。该公园内的道路有些混杂并不是很明确，基于人们这一心理，需建造许多小路，明确主路，在供行人行走的同时，还供行人欣赏周围景色。该公园内道路铺装材质和颜色都比较单一，应运用不同材质和多种颜色来区分主路与次路。在对于小路的铺装设计应起到避免行人为抄近道，而践踏草地，同时还增添了行人行走过程中。
三、天津市徐州道小公园景观文化特色调查问卷总结
此次调研其主体是针对在此地游玩休息的游客的行为习性以及公园本身建设规划的现状的调查。此次调研活动以实地访问、问卷调查、拍照取样、整理分析等方面进行开展。现以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对此调研活动进行总结：
（一）问卷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问卷共发放30份，回收有效问卷28份，回收率93.3%。问卷共有12题，涉及到性别比例、年龄层次、行为习性分析、主观感受等方面进行调研考察。
（二）周围调查结果分析
1.一周内周围车流量人流量分析：周一～周五：车流量较多，人流量较少。周六～周日：车流量较多，人流量较多。
2.一天内周围车流量人流量分析：上午六点到九点：车流情况为上班期间，车流繁忙。人流情况为运动健身，人流较多。十一点到下午一点：车流情况为一般。人流情况为一般。下午五点到七点：车流情况为下班期间，车流繁忙。人流情况为一般。晚上九点到十一点：车流情况为较少。人流情况为较少。
3.公园存在的问题：
（1）绿化问题：
①该公园现有的植物种类较少，观赏性低。
②该公园草坪面积较大，草坪上少可观赏的植被。
③该公园现有树木过于单一，且有些干枯，所有灌木普遍低矮，无法阻挡来往车辆带来的尾气和粉尘，同时无法成荫在夏天使得整个公园处于暴晒中。
（2）设施问题：
①该公园现有休息设施仅有一个欧式长廊以及少许暴露的座椅。
②该公园周围居民楼，现有活动器械设施没有满足老人和孩童的活动需求。
（3）铺装问题：
①该公园现有铺装类型少，颜色和材质都比较单一没有什么变化。
（4）水系问题：
①公园亲水性不强，无法满足游人与水的亲密接触。
（5）停车问题：
①该公园无停车位，车辆全都停在人行道、马路边或者公园周围。
4.解决方案：
（1）绿化解决方案：
①增加植物种类：成年油松、白皮松、月季、紫花泡桐、合欢等，增加色彩和立面效果。
②在大面积草坪上种植多种乔木、花卉。
③种植高大的乔木。
（2）设施解决方案：
①增加带有遮荫的集中休息区，把到路边的休息椅安放在大乔木有树荫下。
②增加健身器材，设儿童活动区和老年活动区等。
（3）铺装解决方案：
①增加装的种类，提高实用性。
（4）水系解决方案：
①增加喷泉和水池的设置，使人们更好的亲近水区，同时可以增加公园湿度，在夏季更好的启到降温的作用。
（5）停车问题：
①设置地下停车场，同时也可以在地上设置一部分有廊架的车位，使得短暂停车的人更加方便。
参考文献：
[1]王建国，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565859076”为你整理了这篇城市水环境治理工作调研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按照市“六大”活动要求，我围绕自然生态公园城市这一主题，以“保供水、治污水、排积水”为切入点，聚焦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亮点、存在的突出问题短板和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民生关切等，深入市城区三个街道办事处，通过走访基层群众、现场踏勘、座谈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就城市水环境治理工作开展了深入调研，形成此报告。
一、市城区水环境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市城区水体现状与分析
咸宁市城区水系以淦河为主，淦河全长76.6公里，流域面积854平方公里，除淦河外，市城区还有很多小型河湖、水塘等水体、水系。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分析，我市城区水系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蓄水空间总量较大。市城区水体数量71处，总蓄水量达600990.8 m3，在汛期具有一定的蓄洪能力，能有效减轻城市防汛压力。二是水体黑臭现象较多。近年来，我市虽然在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市城区黑臭水体、小微黑臭水体等依然存在。除滨湖港和浮山河等两处较大的黑臭水体外，其他黑臭水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具有咸宁特色的城中村“当家塘”变成“微臭水塘”。根据现场调研情况分析，微臭水塘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水塘水体封闭，自净能力较差；缺乏日常管理，基本未进行清淤、疏浚；部分村民环保意识薄弱，直接在水塘中扔倒垃圾。
通过对市城区水体现状及黑臭水体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我认为，我市水体治理工作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合流制溢流污染严重。以滨湖港为例，滨湖港排水片区为合流制排水分区，该排水片区的雨水、污水全部排往滨湖港，导致水体黑臭，景观效果差。二是工业偷排污染现象依然存在。三是水体急需清淤。市城区大部分水塘和小型沟渠近三年都未进行清淤，仅有少部分纳入黑臭水体治理的蓄水水体进行了清淤。
（二）市城区供水现状与分析
目前，市城区共有三家供水企业，分别是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简称联合水务）、咸宁思源水务有限公司（简称思源水务）和南川源水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南川源），现有最大供水能力为29.9万吨/天，市城区供水以联合水务公司为主。当前，我市城区日平均供水量约为19.7万吨/天，现有供水能力能够满足生产生活供水需要。市城区供水除保障工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需要外，还承担着消防用水、园林绿化用水、市政道路清扫用水等需要（均通过消防栓取水），此类公服用水方式虽然操作便利、水质有保障，但成本较高，且造成了优质水资源的浪费。市城区供水存在问题：一是老旧小区供水水压不足。如温泉办事处夹皮沟巷轻工小区因地势较高，小区供水水压不足，现场走访时发现该小区每家每户都在单元门洞的遮雨板上加设了加压泵，现场一片狼藉，既影响市容市貌，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二是部分小区供水设施“先天不足”。如永安办事处阳光社区的锦城花园小区因进水管管径太小且未配建二次供水设施，在用水高峰时水压严重不足；栗林公租房增压设计从四楼开始，没有考虑低层住户太阳能安装在顶楼的上水需要。三是部分住宅小区供水设施维护管理不善。一些已修建二次供水设施的小区，经常出现水池消毒无人监管等问题，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四是我市再生水的利用率较低。按照公园城市建设标准要求，污水处理厂出水回用率要达到30%以上，但目前我市所有污水处理厂均未达标。五是城区消防用水存在隐患。根据《城市消防规划建设管理规定》《咸宁市城区公共消火栓建设管理办法》等要求，市城区71条主次干道（总长201.49km），共需设置1679个市政消防栓，目前实际只有789个，且有143个消火栓需要维修更换，缺口较大。
（三）市城区排水现状与分析
目前市城区雨污管网总长1030公里，其中雨水管网464公里，污水管网492公里，雨污合流管网74公里，城区内建有污水中转泵站21个，截至2019年底生活污水收集率为34.10%。由于过去市城区排水管网系统缺乏统一的规划设计，管网布局比较分散、覆盖范围相对较小，管线常有雨污混接、混流现象。2019年以来，我市以咸宁大道东片区10.45平方公里为试点，启动了片区管网详查工作，调查结果显示该片区雨污分流效果微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建成区范围内小区内雨污管网情况。咸宁大道东片区建成区可分为182个地块，其中内部分流制无混接错接的地块为47个，内部分流制但存在混错接15个，合流制区域115个，井盖被淹没，无法查明区域4个，完全分流制面积占比为28.66%，需改造区域占比71.34%；片区共排查出市政排水管网约112.7公里，其中雨水管网61.6公里，污水管网43.3公里，合流管网7.8公里。通过调研分析，我市在管网建设、污水收集、雨污分流、排水防涝等方面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规划统筹不够。城市排水专项规划滞后于城市总体规划，前期统筹不够除了造成管网对接难、排水不畅等问题外，还会给后期改造带来困难，增加改造成本。二是管网建设管理有待加强。雨污管网建设管理薄弱甚至混乱，还存在部分“真空”地带，需要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形成事前、事中、事后闭环管理机制，从源头上杜绝管网建设不规范现象。三是管网维护管理机制混乱。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单位有市政管理部门、城发集团、咸安区、各污水处理厂、各住宅小区开发商等，建好的污水管道多由投资方自行负责管理维护，造成“交汇处互不连通、堵塞外溢时各显神通”的管理机制。四是部分老旧小区排水状况堪忧。部分区域房屋地势较低，房屋陈旧，导致下雨即淹，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如永安办事处毕曹街、十全巷等处，房屋一楼在路面以下，在汛期暴雨时积水严重。此外，老旧城区由于管道老化、破损等易导致管道堵塞，且部分管道管径小，堵塞现象较多，急需进行老旧城区管道重建。
二、关于助力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建议的对策建议
结合调研中对我市水治理工作现状及问题分析，就统筹城市水治理、助力公园城市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坚持规划先行，统筹推进治理
以当前正在开展的“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为契机，结合我市《咸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编制工作成果，及时编制《咸宁市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十四五”规划》《咸宁市城区排水防涝专项规划》《咸宁市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专项规划》等专项规划，并对《咸宁市城区供水中长期规划（2020-2035年）》《咸宁市城区排水中长期规划（2020-2035年）》等中长期规划进行修编，做好城市水治理顶层设计，转变传统建设理念及模式，将市城区水环境治理（供水、雨水、污水中水、海绵城市、智慧水务等）相关的项目建设与城市总体规划进行统筹考虑，确保城市建设与供排水管网建设同步推进、相辅相成。
（二）升级城区供水管网，确保供水安全
1.坚持质量优先，尽快完成市政供水管网改造。坚持充分利用、适度超前的原则，统筹供水管网现状布局与未来发展趋势，合理布局供水管网，积极筹措资金，加快城区供水管网改造。同时，充分考虑消防用水需求，将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纳入城市供水管网改造总体规划中，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确保满足消防需求。
2.坚持节水先行，减少水资源浪费。一是要探索制定地方标准，从公共场所开始，从千家万户节水龙头的使用做起，在工程设计、审批等环节严格把关，引导节水用具的推广供应，以当年推广节能灯应用的魄力，深入群众，大力淘汰非节水器具的使用。二是加快推进再生水利用。建议“十四五”期间在市城区布局建设再生水管线和取水点，利用再生水进行园林绿化浇灌及环卫作业等，进一步提高污水出水回用率，充分发挥其环保和经济效益，形成水生态良性循环。
3.坚持以民为本，着力解决老旧小区供水难题。以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为契机，坚持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原则，打破传统小区概念，以片区为单位，适当扩大建设范围。
4.坚持治保并举，加强供水管网及饮用水源保护。一是加强供水管网维护管理，严格监督管网建设单位按照规范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同时，对损坏管网的行为及时进行处罚和追偿。二是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思源水务的取水点五一水库未被列入水源地保护区，建议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及时督促整改，切实做好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三是要及时解决潘湾水厂单电源供电、思源水厂无污泥处置装置等问题，确保供水安全。
（三）全面摸清底数，推进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1.摸清排水管网的现状和家底。加快推进温泉、永安、高新区、梓山湖四个片区管网详细调查、功能病害检测工作，全面掌握管网运行现状并进行细化评估，切实解决排水管线“家底不清、现状不明”问题，为后续管网改造决策提供数据基础。
2.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建设把关。加快推动地方立法或者地方政府规章建设，从法治高度严格执行建设项目雨污分流审查机制，在规划阶段、设计阶段、验收阶段、管理阶段均严格执行雨污分流要求，形成闭合管理机制，确保城区所有新建小区排水管网实现全分流，真正做到“凡雨污分流实现不了的地块不批项目，批准项目不开工，开工项目不验收，验收项目不入住”。
3.开展排水管网缺陷修复，清除污水直排、消除管网空白。针对管网详查中发现排水管网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同时，加大河段不明排口及其排放情况的检查力度，对河道不明排口来源进行彻查，对偷排、漏排、直排等各种恶意违法行为“零容忍”，做到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进一步大污水管网建设并完善沿河截污管建设，全面消除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污水管网空白区、排水基础设施薄弱区，基本消除河道排污口。
4.加大“当家塘”等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力度。一是坚持系统规划、综合治理。综合考虑生态、景观、蓄水、文化遗产等功能，并与城市园林绿化紧密结合，进行乡建文化特色的凝练，形成“一组一塘一景”的美好未来。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借“创文固卫”东风，动员居民群众成为保护和监督水塘管理的主体，提高大家对“当家塘”的保护意识。三是激发居民的美丽乡愁，杜绝“破窗效应”，进行样板工程建设，保护塘中种植的植物，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蓝天碧水的美景，集体受益，逐步自发形成居民自治机制。
5.建设“智慧排水”信息系统。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造“源、网、厂、站、口”一体化监管体系，实现排水管理地上地下一体化、网格管理精细化、档案管理信息化、维修养护标准化、监管手段智能化的目标。
6.建立完善长效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河湖库长制”作用，结合“创文固卫”等活动的开展，常态化做好河道日常的保洁保障，包括河道保洁、违规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查处等，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四）坚持疏堵结合，不断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
关键词: 城市环境; 地球化学调查; 生态评价; 污染指示物
自上世纪60 年代系列公害事件发生后， 环境问题已成为倍受各国关注的国际性的重大问题。作为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 其环境状况早已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一些地球化学研究相继集中在城市区域。目前，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已在世界各地展开， 如亚洲的香港[1]; 欧洲的伦敦[2]、柏林市[3]， 非洲的哈博罗内市[4]。调查的目的在于查明市区的污染水平及郊区的“背景值”， 区分鉴定不同的污染源， 评价城市环境的生态效应， 研究城市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1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技术路线
1.1 采样点布置方案
目前， 国外的城市环境调查一般在两个区域进行， 即郊区和城区。在郊区的调查一是为了确定城区的背景值， 二是获得城- 郊地理变化区域内元素分布的地球化学变化梯度。如Lind等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调查土壤重金属的含量时， 以城市最繁华地带为中心， 分带布置样点， 带距为0～3km， 3～9km 和>9km[5];Birke 等在德国柏林市的调查中就包括大范围的郊区区域[3]。通过对比城- 郊区的地球化学特征来揭示人类活动对城区地球化学环境状况的影响程度。
为了调查城市不同区域内的环境地球化学状况，研究不同的用地类型对元素分布的影响， 分别在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域分类取样， 即: 郊区土壤、工业区土壤、居民区土壤、商业区土壤和农业土壤[3- 5]。主要采集表层土壤(0～5cm)。在不同类型区域内选择代表性点位取垂向土壤剖面样品。城区的土壤难以实现均匀的网格化取样， 一般按公园和绿地的分布随机布置取样点。
1.2 采样介质
环境地球化学的采样介质包括土壤、大气、水、水系沉积物、生物样等。但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大气降尘等三种。其中较常用的是采集和分析城市浅层土壤样和降尘样。
在街道两边或高层建筑物顶部收集降尘并结合地面土壤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主要方法。如Rasmussen等在渥太华市内取居室内灰尘、附近的街道降尘和公园土壤进行比较来研究该市的环境质量[6]。降尘和土壤对比调查， 即可查明元素在不同介质中的污染水平， 还有助于分析污染物的来源。
2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的解释与评价
2.1 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解释
城市环境调查结果的地球化学解释是指对城市环境中重金属元素的分布特征、成因及其来源进行解释，毕业论文 研究元素地球化学分布模式、迁移转化规律和机理， 建立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成果解释体系。
2.1.1元素来源判别
对城市环境中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因进行分析判断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重要内容。多元统计方法在研究城市环境的物源判断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并以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为主[7- 9]。不同来源的元素在因子分析中常常进入不同的主因子或表现为聚类分析中的不同元素组合， 根据元素的组合特征来区分元素的来源。如Manta 等在意大利的城市土壤中发现了Cu、Pb、Zn人为源的因子组合， 而V， Ni， Mn， Co等元素作为自然源进入另一因子， 并在聚类分析中组合在一起[8]。
城市环境物源判断的另一重要方法是富集因子(EF)法， 它是一种能反映不同地质环境的化学元素比率方法， 用代表陆地来源的元素(如Al、Ti、Zr 和稀土元素等)和代表海洋源的元素(Na)作为参考元素对样品中的元素含量进行标准化， 以平抑自然差异对元素含量的影响， 在此情况下出现的较高的富集因子值即意味着人为源的存在， 这种方法在环境地球化学判断
元素来源及富集程度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10- 11]， 特别是在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介质中的应用效果尤为显著。其计算公式为[11]:
EF 海(X)=( X/Na) 气/( X/Na) 海(1)
EF 壳(X)=( X/Na) 气/( X/Na) 壳(2)
其中， 公式(1)为判断海洋源的计算公式， 以Na为参考元素; 公式(2)为陆地源的计算公式， 以Al 为参考元素。(X/Na)气、(X/Na)海、(X/Na)壳分别代表元素X在大气颗粒物、海水及地壳中的含量。
通常将EF>10 作为大气颗粒物的人为源标志。但在粒径为2.5μm 的大气颗粒物中， EF>5 即为人为源的标志[12]。
2.1.2元素分布类型及成因
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含量普遍偏高， 但在不同的城市中变化很大， 这依赖于城市的历史年代、经济发达程度、硕士论文 不同的用地类型、汽油的添加济成分、车辆元件的组成等， 在城市环境元素分布及成因的解释中应综合分析以上各种因素。城市交通是产生重金属元素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Cu 通常是汽车剂的组分， 而Pb 曾一度是汽油的防爆剂， Sb 可以作为闸垫材料。因此， 交通是城市中Cu、Pb、Zn、Sb 等元素的主要来源。Romic 等发现， 燃烧和道路交通， 尤其是轮胎的磨损和消耗是城市区域内Cd 的主要污染源[7];Moller 等在大马士革调查时认为交通是表层土壤中Cu、Pb、Zn 等重金属元素富集的主要原因[9]。与历史久远的工业化城市相比， 相对年轻的城市具有较低的重金属含量， 如非洲的哈博罗内市[4]比悠久的重工业城市伦敦[2]、柏林[3]的表层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偏低[9]， Li 等发现， 城市公园土壤中Cu， Pb和Zn 的含量与公园的年龄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1]，即城市历史越长， 重金属含量越高。元素在表层土壤中的分布明显依赖于城市用地及工业类型， 如Birke 等[3]在柏林市调查中发现， Al，K， Si， Na， Sc 和Ti 主要是自然源， 即与母质的组成有关; 工业区域倾向于被Cu， Cd， Zn， Pb， Hg 污染; 农业区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污泥， 富集Cd， F， Cr， Hg， Ni，Zn 和P 元素。尽管非洲的哈博罗内市比较年轻， 但它的不同区域仍然受Cr， Co， Ni， Cu， Zn 和Pb 等元素不同程度的污染。如城市中心和工业区的Co， Cu， Pb，Zn 等元素污染， 农业土壤中的Cr，Ni 污染， 居民区及工业区的Zn 污染[4]。
2.2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评价
2.2.1污染程度评价
将郊区土壤背景值与城市各功能区含量进行比较是了解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最常用、最直接的方法。如瑞典斯德哥你摩市Hg 在市中心土壤中的含量是郊区背景值的20 倍， Pb 和Zn 在市区中的含量也远远高于背景值[5]; 在柏林老工业区， Cu 的最大值是背景值的2050 倍， Cd 是1638 倍， Hg 是1780 倍[3]。通过同一城市不同功能区内元素含量的对比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对比， 也常用来评价城市环境的污染水平。
农业土壤与城区内土壤不同， 除了农用化学品外，大气沉降、污水灌溉、垃圾填埋场等都会对农田中的重金属积累产生重要影响。对这部分的污染评价， 比较有效的评价方法是地质积累指标法(Igeo)和富集因子法(EF)。对大气污染物的评价， 富集因子法尤为有效。
2.2.2生态效应评价
( 1) 气溶胶的生态效应评价。大气固体悬浮物的粒径大小具有来源特征， 粗粒源于陆地尘埃， 而细粒源于燃料的燃烧[13]。颗粒越细， 危害越大， 极细的颗粒物可通过呼吸进入人体， 粒径小于10μm (PM10)， 尤其是小于
( 2) 元素生物有效性评价。研究元素生态效应的常规方法是连续偏提取法， 在城市环境调查中， 也有相关的研究实例， 如Zhai等调查发现， 医学论文 由交通引起的人为源的Pb主要以有机质吸附和铁- 锰氧化物态存在[4]; 香港和伦敦的路尘中， Pb， Zn主要以铁锰氧化物相存在， Cu主要以有机质吸附态存在[15]。影响降尘中元素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是降雨的pH值。一般情况下，在较低pH条件下元素易于溶解， Alloway等报道其可溶性Cd平均为总量( 降尘量) 的60%[16]; 这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输入的硫和氮的氧化物使雨水酸化。因此，在易出现酸雨的城市区域具有较大的生态风险性。
3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应解决的重点问题
3.1 开展城市环境的立体空间调查
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和大气， 缺乏系统的地下水及地表水资料。在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元素循环过程中， 起源于自然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的元素在土壤- 大气- 水- 生物系统内迁移转化， 借风力作用进入大气中的元素通过干湿沉降进入土壤和水体。世界各国所进行的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 获得了大量土壤和大气颗粒物等方面的资料， 但结合水体和生物样的调查不多。如果采样介质涵盖环境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环境因子， 将有助于综合分析重金属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规律， 建立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循环演化模型。
3.2 确定城市环境调查的污染指示物
城市区域内浅层土壤样及农业土壤深、浅层样是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城市环境调查指示物， 但是，以何种粒度的样品作为指示物尚没有统一。Birke等在柏林市的土壤调查中分析了
其次是大气颗粒物或是气溶胶。由工业排污、燃料燃烧、机动车交通等引起的污染物， 多以气态、颗粒物或气溶胶等形式存在[5]。一般情况下， 污染物含量依赖于粒径大小， 颗粒越细， 越具有毒性效应[16]， 因此Fairley等认为， PM2.5适于作为颗粒物质引起的风险评估[17]。
另外， 重金属通过自然作用和人类活动进入大气圈， 它们主要以分子或颗粒物形式通过大气圈进行大规模的迁移[18]。在英国城市区域内Cd 的大气沉降速率为3.9～29.6g/hm2·a， 郊区为2.6～19g/hm2·a[7]。所以，城市区域内的表层土壤和路边尘土是大气沉降污染的有效指示物。
3.3 城市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
城市环境质量标准是城市环境污染评价、城市环境监测、保证大众身心健康的重要依据， 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 依赖于大量的调查资料、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实验结果。上已述及，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指示物包括表土、降尘、大气颗粒物等， 不同的指示物应有各自的限度值。2000年，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大气质量标准， 如Pb， Cd的大气质量标准分别为500， 5ng/m3(WHO， 2000)。作为城市环境污染重要指示物的尘埃及表土等介质中的污染限度值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参考文献]
[1] Xiangdong Li， Chi - sun Poon， Pui Sum Liu.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of urban soils and street dusts in Hong Kong [J]. Applied Geochemistry， 2001，16 : 1361- 1368.
[2] ThorntonI. Soils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M]. Blackwell， Bullock P.， Gregory P.J. (Eds.)， 1991.
[3] Birke M， Rauch U. Urban geochemistry: Investigations in the Berlin Metropolitan area[J].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Health， 2000，22: 233- 248.
[4] Zhai M， Kampunzu H A B， Modisi M P， et al.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s in Gaborone urban soils (Botswan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oil pollution and bedrock composition [J]. Environmental Geology，2003，45:171- 180.
[5] Lind M， Bengtsson H. Concentrations and pools of heavy metals in urban soils in Stockholm， Sweden[J]. Water， Air and Soil Pollution， 2001，1: 83- 101.
[6] Rasmussen P E， Subramanian K S， Jessiman B J. A multielement profile of housedust in relation to exterior dust and soils in the city of Ottawa， Canada[J].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1， 267: 125- 140.
[7] Romic M， Romic D. Heavy metals distribution in agricultural topsoils in urban area[J]. Environmental Geology，2003，43:795- 805.
[8] Manta D S， Angelone M， Bellanca A， et al. Heavy metals in urban soils: a case study from the city of Palermo(Sicily)，Italy [ J ] .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 2002 :229- 243.
[9] Moller A， Müller H W， Abdullah A， et al. Urban soil pollution in Damascus， Syria: concentrations and patterns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oils of the Damascus Ghouta[J]. Geoderma，
2005，124: 63- 71.
[10] Mustafa Y， Semra T， Namik K， et al. Atmospheric trace elements in Ankara， Turkey:1. factors affecting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fine particles[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0， 34: 1305- 1318.
[11] Chabas A， Lefevre R A. Chemistry and microscopy of atmospheric particulates at Delos[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00， 34: 225- 238.
[12] Gao Y， Nelson E D， Field M P，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atmospheric trace elements on PM2.5 particulate matter over the New York- New Jersey Harbor estuary[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2，36:1077- 1086.
[13] Günter J K， Komarnicki. Lead and cadmium in indoor air 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5， 136:47- 61.
[14] Dockery D W， Pope C A. Acute respiratory effects of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Annual Reviews of Public Health[J].Atmospheric Environment ，1994，35:2045- 2051.
[15] Wang W H， Wong M H， Leharne S， et al. Fractionation and Biotoxicity of Heavy Metals in Urban Dusts Collected from Hong Kong and Londonp[J].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Health ，1998， 20:185- 198.
[16] Alloway B J. Atmospheric deposition of heavy metals onto agricultural land in England and Wales[J]. Biogeochemistry of Trace Metals， 1999， 1: 414- 415.
关键词 中心城区;环境管理;调查;污染
中图分类号TU-8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24-0022-02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主题,环境资源的可再生利用是发展的基本保障。在怀化市以市本级经济和中心城区建设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市本级经济,推进鹤中洪芷中心经济区建设的战略进程中,怀化市中心城市发展的载体,交通、区位、资源和生态优势明显,加强中心城区环境管理,能有效地促进怀化中心城区环境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可再生利用,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趋于协调,实现城区的可持续发展。
1 怀化市中心城区污染基本情况
根据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数据统计,鹤城区各类污染源向舞水河排放废水共计2 064.59万t(其中工业源183.41万t,生活源1 857.58万t,农业源16.17万t、垃圾处理厂7.72万t),化学需氧量9 128.8t,超过总量控制目标。城镇居民生活的排污量相当大,环境保护形式严峻。
向辖区大气环境排放废气527 535.64万m3(其中工业源440 516.18万m3,生活源87 019.46万m3),二氧化硫5 536.36t,超过总量控制目标。
鹤城区工业固废产生80 884.5t吨,排放274.08t,处理率达到了99.66%,排放率为0.34%。城区所有的医疗废物均集中收集送往位于中方县境内的医疗垃圾处理中心进行无害化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送垃圾处理厂进行填埋处理。
2 城区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生活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区地表水生活型污染严重
2009年怀化市污水处理厂虽已建成投产,但相关的配套设施――污水收纳管网尚未完善,大部分城区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舞水河或太平溪,尤其是太平溪沿岸的生活污水绝大部分直排入地表水,造成太平溪水质依旧恶化。据市环境监测站2009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显示:城区内舞水河2个断面水质监测结果,化学需氧量、粪大肠菌群超标,其中粪大肠菌群超标率为75%;太平溪氨氮年超标0.48倍,超标率为37.5%,最高超标倍数3.48倍,污染指数1.48,与2008年比最高超标倍数上升2.34倍,污染指数上升0.08,为劣Ⅴ类水质。说明舞水怀化城区段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生活污水影响严重。
2.2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难以改变,城区大气污染问题仍比较突出
怀化市能源结构主要以燃煤为主,电、气、轻油等清洁能源使用率低,且由于市区燃煤大部分属本地所产的高硫、高灰份煤,加之市区小锅炉、大灶消烟除尘措施技术难度大、治理效果差,致使市区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较高,酸雨降水频繁。加之中心城区发展较快,城区大量建筑施工项目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未能到位,建筑垃圾及渣土未使用专用渣土车辆运输;同时汽车用量明显增加,汽车尾气污染日渐突出,环境空气质量不容乐观。2009年城区环境空气污染指数142天优,222天良,空气中污染物为PM10的天数194天,主要是扬尘带来的可吸入颗粒物污染,S02年均浓度值为0.036mg/m3,酸雨频率为75%,典型的硫酸型酸性降水,郊区酸雨率明显高于城区。空气污染属典型的烟煤型污染,以总悬浮颗粒和二氧化硫污染为主,降尘次之,氮氧化物最轻。烟煤型污染短期难以缓解,同时随着中心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农村主要生活能源燃煤率的上升,怀化市的降水酸性污染严重,不仅频率高,而且面广,已扩散到城市郊区,并呈向农村蔓延的趋势。
2.3 固体废弃物处置率低、处理方式简单,存在环境污染隐患
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虽然随着怀化市第二垃圾场的建设和一期工程的投入使用,打破了怀化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零的局面,但总体仍处于简单的填埋和堆放的办法,日益递增的垃圾不仅占用大量土地,造成可利用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且尽管垃圾填埋场底部采取了防渗透处理,但时间一久,防渗造腐烂,老化、破裂、堆场四周仍含有污水渗透,污染土地和地下水,存在环境污染隐患。城市因生产、生活垃圾产生的“脏、乱、差”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
3 加强中心城市环境管理的建议与措施
1)实施节能减排,进行总量控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节能减排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为把怀化市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文明型社会,必须狠抓节能减排,有效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全面实施节能环保重点工程,突出抓好重点企业节能减排,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完善体制和政策体系,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投入,切实加强法制建设,强化节能减排监督管理。同时,要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防止生态破坏,以生态环境的整治与恢复为主要内容,以市场经济调节为手段,以法律保障为前提,实现生态环境补偿的社会化、市场化、法制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加快园区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减轻环境压力,推进工业强市进程。立足现有发展基础和自身优势,紧跟国家产业政策,着力实施“工业强市”发展战略,以工业园区为平台,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招商引资和市场运作为手段,努力做到盘活存量与扩大增量、引进新项目与发展现有企业、壮大经济规模与提高经济质量的有机结合,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培育支柱产业,构建和延长优势产业链条,打造产业集群,实现工业经济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有力推动工业强市进程。政府在政策上提供优惠条件,吸引更多的资金投资建设各类工业区、小加工业区等功能型园区,将原来分散在城区各个角落的工业、小加工业等污染型企业,逐步采取“关、停、并、转”的方式集中到相应的功能区,对污染进行集中管理和防治,减轻中心城区环境压力。
3)积极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
针对我国进入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的现实,借绿色保险制度建设的东风,积极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对辖区内的企业进行排查,摸清新老污染治理设施的现状,选择一批易发生污染事故的重点行业、区域和企业、存储及运输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危险废物处置的企业、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和工业园区等领域开展试点。在日常监察监管中,督促企业加强污染治理力度,加大资金投入,确保设施稳定运行,淘汰落后设施,更新防治设施,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4)加快生态经济圈建设。抢抓怀化创建全国生态示范市的良好机遇,利用鹤城交通、区位、资源和生态优势,围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这一主题,以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生态产品加工为导向,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在东起康龙自然保护区、西至湖天开发区、南起黄岩旅游度假区、北止迎丰东路占地面积约20km2区域内构建怀化生态经济圈,“十一五”期间重点建成生态产业园、交易园、休闲园,使之成为适宜人民居住的生态城市示范区。
5)突出重点,加大水环境治理力度。从调查的情况看,由于长期以来,怀化市区没有集中的污水处理系统,工业废水只经初级处理,生活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舞水河鹤城区段水体污染相当严重,而市污水处理厂虽于2009年一期竣工投产,但相关的城市下水纳污管网尚未完善,应该尽快完善污水处理厂配套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加强城区生活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力度。由环保、水利、国土、城管、航管等部门按工作职能各司其职,对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进行综合治理,定期抽查水源水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依法取缔保护区内的排污口,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坚决防止污染事故的发生。加强对涉水排污企业的监管,防范各类水污染事故的发生,保障水环境安全。要加强新、老污染源的管理,对老污染限期达标排放,新污染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做好新老污染源排污口规范化建设,重点企业安装自动监测仪;继续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尝试排污许可权交易制度。
6)六大措施,推进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中心城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以燃煤型烟尘、SO2排放量削减,餐饮服务业油烟净化,建筑扬尘污染监管为重点,应努力做好以下:一是调整能源结构,推广使用清洁能源。目前,怀化城区的能源消耗以燃煤为主,本地用煤含硫量高,导致大量SO2和粉尘排入大气,因此,建议由发改委牵头,对现有能源结构进行调整,铺设城区管道煤气,鼓励使用低硫、高热卡精煤,普及民用型煤,提高石油液化气电能的使用率;二是建设洗煤脱硫企业,削减SO2排放总量。
7)加强城区社会、建筑、工业和交通噪声的管理,推进静安工程。一是明确社会噪声的管理职能,加强建筑、工业、社会生活噪声控制。公安部门切实加强鞭炮、街道娱乐噪声等社会生活噪声的管理,严禁商业部门在室外安装高音喇叭和音响设备;建设部门严格控制建筑施工时间,加强施工噪声管理;环保部门加强对经营性噪声的管理,一方面依法把好这类新建项目环保审批关和验收关,积极引导新建项目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必须选用低噪声设备;另一方面要对现有歌舞厅等娱乐噪声实施综合整治,实现达标排放。二是逐步推进汽车禁鸣工作,市区内全面实施汽车禁鸣。
8)加强城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制定固废控制方案与实施规划,建立高效的城市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垃圾收运逐步转化为有偿服务,按市场规律办事,加强背街小巷的垃圾管理,加强宣传,引导市民进行分类,提高垃圾处理效率,提倡少用或不用包装物,重复回收利用,加强垃圾处理场的防渗漏设施建设,避免产生二次污染。
参考文献
[1]卢胜.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是增强城区经营竞争优势的需要[J].环境保护,2003(8).
一、什么是城市的软环境
软环境是指一个城市的诚信环境、服务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文明环境等。
1、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良好的诚信环境是一个城市吸引投资的重要因素，它包括政府部门在投资者、企业和市民中的诚信形象，企业与市民的诚信行为等。一个不讲信用、不守承诺，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行为泛滥的城市是难以吸引大批投资者、经营者进入的。
2、投资者在某地投资建厂，需要来自政府各部门、城市各方面的真诚、高效、优质的服务和帮助，因此良好服务环境的建立与形成是城市投资环境建设的又一重要环节。
3、与投资有关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有利于投资的创业环境，有利于发展成长的人才环境等。一个政府是否对本市市民有凝聚力、对外部人才资金等各类资源和企业有吸引力，关键的因素在于体现政府开放意识、开阔胸怀以及服务导向的各种政策和制度。
4、一个城市的科技、教育与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水平，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决定着城市有无吸引力以及能否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设城市投资环境不能忽视科技教育的发展、文学艺术的繁荣、文体设施的建设以及历史文化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提高城市的档次、品位与魅力，增加对外部资源的吸引力。
5、城市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两者既有区别又有交叉，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对前者有巨大的反作用，作为城市投资软环境的“文明环境”主要是指后者。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从时间上看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它与城市的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发展密不可分，指标上可用城市秩序、社会环境、市民素质、政府行为等进行衡量；现实中体现在市民的文明行为、企业的诚信行为、政府的廉政高效行为等方面。因此城市文明环境也是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因为城市的综合竞争，最终体现为人的竞争、文明程度的竞争。
二、建设和改善城市的软环境即投资环境
1、投资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需要政府各部门自身工作方式与思想观念的转变，也需要企业和市民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但是，由于政府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是城市发展的领导者，是政策制度的制定者与创新主体，担负着城市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的重任，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城市投资环境建设中必然处于规划、领导、指挥、协调的主导地位。由投资环境的内容所决定，城市投资环境建设实际上是与文明城市建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项宏大系统工程，所以政府应当在投资环境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重要职责。
2、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需要先进的理念作指导
（1）用“亲商、安商、富商”的引资理念，指导投资软环境建设。我们要变“招商引资近视症”为放眼全局、着眼未来的大招商观念；坚持以诚信为本，以环境优势取代政策优势；健全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彻底改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现象；改变只爱凤凰不栽树，只爱外资不服务，只想让外商养牛，又不为外商种草的以我为主思想；进行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实实在在地为外商做实事，用我们的热情热心给外商“家”的感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情招商引资、以商招商引资、环境招商引资，使招商引资工作富有持续性和发展潜力。
（2）树立“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事事都关城市形象”的观念。
现实中人人实际参与招商引资虽然不可能，但是人人可以参与城市的对外宣传，人人可以影响城市形象、形成投资环境。为了真正树立“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理念，形成人人关注城市环境，人人自觉为本地环境改善，做贡献的局面，除了要加强宣传和号召之外，还应运用具体政策和制度建立必要的激励与监督机制。
3、、运用营销思想建设良好投资环境
（1）树立“顾客”意识，突出“顾客”导向
政府职能部门要明确自己的定位，真正变管理为服务。实际上市场经济政府职能部门与投资商的关系，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来自国内外的投资商就是一个城市的顾客和上帝，作为城市主体利益代表的政府职部门必须切实转变观念，树立顾客意识，变管理为服务，尤其是与外商直接打交道的职能部门更应率先实现角色和位置的转换。
（2）出台方便客商投资办企业的政策措施
运用营销思想建设城市投资环境，还必须想投资商所想、急投资商所急，只有充分满足投资商的需求，才能实现招商引资目标。这就需要城市有关部门不断根据形势变化和发展需要，不断制定和出台方便客商投资办企业的政策措施，以优化自己的投资环境。
关键词:人居环境；经济发展；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4-0011-04
一、引言
城市人居环境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载体，没有良好的人居环境，城市的经济就不可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为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奠定了物质基础，是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前提和保障，没有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城市的人居环境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只有保持两者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都是关系城市长期发展的重要方面，任何顾此失彼的做法都会给城市的长期发展带来隐患，因此，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就如何把握这两方面的平衡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ene Grossman）和克鲁格（Alan Krueger）[1]对66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内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发展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大多数污染物质的变动趋势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动趋势间呈倒U型关系，即污染程度随人均收入先增加后下降，并据此于1991年发表文章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假说，此后，很多学者都开始围绕EKC假说是否成立开展了大量研究。一些学者的研究支持了EKC假说，认为人们根本不用关心环境保护问题，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环境污染水平自然就会下降了（Holtz-Eakin、Selden（1995）[2]、Panayotou 和Sachs等（1999） [3]、Galeotti（2006） [4]等。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经济的发展只能为环境改善提供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不能自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必须依靠加强环境保护才能改善环境质量（Martin Wagner（2008） [5]等。而Richard 和Christopher（2001）[6]则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关系，重视环境保护并不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经济与环境应保持协调发展，这对于城市的长期发展很重要。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方法建立协调度指数，对大连市1995年至2009年的人居环境建设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定量评估，分析了大连市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的互动发展历程，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城市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城市人居环境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都是涉及多方面的复杂系统，笔者认为构建一套指标体系，采用一定的方法来合成一个综合的指数来代替两个系统是科学可行的方法。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指数，考虑指标的重要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以下几个指标来反映：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年旅游外汇收入，限额以上工业总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共8个指标来综合反映。对于城市人居环境综合系统，参照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成果，本文确定所选的指标体系（见表1）。各指标数据可从1995年至2009年大连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年鉴中获得。
三、计算人居环境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
为了消除各指标变量在各期受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本文将上述指标中除比率型指标以外的所有货币类型指标都按1990年不变价进行折算。此外，为了消除各指标量纲不同的影响，还将各指标均作了标准化变换处理。然后运用SPSS软件对上述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特征跟大于等于1的原则确定两个系统的主成分个数均为2个，最后再按照主成分合成方法计算得到大连市人居环境系统综合指数和经济发展系统综合指数，结果见表2。为了便于后续分析说明和协调度指数计算的方便，我们以字母Hi代表人居环境指数，以字母Ei代表经济发展指数。
四、两系统间协调度的计算
协调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的一种良性发展的关系（李雪铭、李婉娜，2005）[7]。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均处于整个城市生态系统之中，由于系统间作用具有开放性，且系统间存在着物质、能量流动和经济联系，因此在一定时期内系统会表现出超前或滞后的特征。通常认为城市人居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在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可以产生4种基本模式，即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模式，环境滞后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滞后环境发展模式和经济与环境均落后模式。其中第一种模式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是最理想的情况。当然，在城市运行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表现为，有的时期经济发展快于环境发展，有的时期环境建设要快于经济发展，有的时期则呈现两者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
我们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的城市人居环境发展指经济发展指数分别为数 Hi和Ei ，由于两个指标合成的原理相同，因此，人居环境指数的单位分值与经济发展指数的单位分值代表的指标发展水平具有相同的分量。因此，可以认为当 Hi>Ei 时，表明该年经济发展滞后于人居环境的发展；当Hi =Ei ，表明该年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同步协调发展；当 Hi< Ei 时，表明该年人居环境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由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意义可知，理想状态是 Hi= Ei ，但实际上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两者往往很难达到完全同步，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应该笼统地就断定两个系统是不协调发展的。一般地，我们认为当Hi与Ei之间的差异处于某种可接受的范围内时便可看作两个系统是协调发展的，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设定一个可接受的区间变量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影响。李雪铭、李婉娜（2005） [7]根据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创建了一种状态协调度函数，分析了大连市20世纪90年代的环境经济协调发展关系，本文将继续引用该方法测度大连市近年来的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具体的协调度函数为：
F（i/j）=exp[-（Ti-Ti'）/S2]
式中：F（i/j）表示i系统相对于j系统的状态协调度；Ti表示 j系统对i系统的实际值；Ti'表示 j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协调值；S2 表示 i系统的实际方差。一般来说，当回归系数为0.8～1时即可认定两个系统为协调状态。上述公式是指数形式的，因此，实际值越接近于协调值，状态协调度F（i/j）越大，两系统的协调度就越高。通过状态协调度 F（i/j）可以对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计算公式为：
F=[min{F（i/j）,F（j/i）}/max{F（i/j）,F（j/i）}]
式中，F 表示i 、j 两个系统的协调度指数；
F（i/j）表示i系统对j 系统的状态协调度；F（j/i）表示 j 系统对i系统的状态协调度。F（i/j）与F（j/i）的值越接近，F的值越大，两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也越高，反之，F（i/j）与F（j/i）的值相差越大，F的值越小，说明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越低。当 F=1时，表明两个系统间完全协调发展。
五、协调度等级划分及其标准
为了便于更清楚地反映大连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本文仍采用李雪铭、李婉娜（2005）提出的协调度等级及划分标准（见表3）：
六、大连市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测量
按照上面设定的系统协调度公式，利用前面主成份分析计算得到的1995年～2009年的大连市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和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数据，计算得到大连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如下见表4：
七、结果分析
由表4中的协调度数据，我们看到大连市1995年至2009年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整体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协调度，说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城市各项事业平稳均衡的运行。从协调度变化的情况来看，大连市人居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5年～2000年，人居环境滞后经济发展，但协调度水平大幅上升。
从表4中，我们看到，“九五”期间大连市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呈逐年递增之势，从1995年中级协调度0.7478到1997年的良好协调度0.8359，再到1999年的优质协调度0.9241，大连市的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度发展几乎每隔一年就上升一个层次；1999年之前，大连市的人居环境综合指数Hi为负数，且明显低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Ei，说明1999年之前，大连市的人居环境建设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但两个系统指数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的缩小，从1995年的相差9.6个分数，到1998年的只相差4.7个分数，到了2000年末，城市人居环境指数突破性地领先经济发展指数，两者的差距也缩小到了近1.3个分数，说明这段时期大连市在人居环境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李雪铭、李婉娜（2005）[7]的结论有差异，这可能与选取的指标体系不同和研究期间不同有很大关系。
第二阶段：2001年～2004年，经济发展滞后人居环境发展，协调度开始降低。
从表1，我们看到，2001年至2004年期间，城市人居环境指数Hi大于经济发展指数Gi，且两者的差距逐年增大，说明这段期间，大连市经济发展显著滞后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分析其原因，大连市加大了对城市人居环境改善的力度，使城市人居环境整体水平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拉动了城市经济的增长，但影响大连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相比人居环境的改善程度，城市经济增长略显落后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个阶段：2005年～2009年，经济发展滞后人居环境发展，协调度继续下滑。
2005年～2009年，大连市的人居环境指数仍然显著大于经济发展指数，两者间的协调度也呈继续下滑的趋势，且两者间互动发展的趋势预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人居环境发展的趋势在未来还将越来越突出。经济与环境发展失调，必然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八、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大连市1995年至2009年经济发展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之间协调作用关系的研究，发现大连市在平衡城市经济发展和改善市民生活方面是成功的。相比以往城市的经济发展普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状况，大连市在实现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非但没有损害城市的生态环境，相反却使得市民的人居环境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充分说明了坚持生态人居环境建设的理念是正确的。但同时，研究也发现大连市人居环境建设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交替失衡问题等。对此，本文认为大连市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国内其它城市在今后的人居环境建设中都应注意改善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坚持以人为本，切实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城市的主体是人，离开了人，城市不可能独立存在，离开了人，城市的一切经济活动也就失去了意义。城市建设人居环境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要使居民生活得更幸福。因此，各项人居环境建设活动都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关注市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市民的疾苦，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二）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创建生态宜居城市
城市的发展要着眼于未来，城市建设必须考虑各项环境资源的整体承载能力，任何超负荷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都将损害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城市建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改变传统的资源消耗型生产模式，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同时应注重环保，坚持创建生态宜居型城市。
（三）编制科学合理的人居环境规划，指导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实践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保证这个工程顺利完成，必须事先制订一套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并严格按照规划方案有条不紊地完成每一个目标，而事实上，国内很多城市在竭力倡导建设人居环境的同时，却很少制定相应的规划方案指导人居环境建设实践，这对于提高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质量，保障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编制科学合理的人居环境规划是各城市开展人居环境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Grossman， G.M. and Krueger.A.B.Environmental Impacts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蛳esearch Working Paper. 1991，No.3914.
[2] Holtz-Eakin.D. and Thomas M.Selden.Stoking the Fires? Co2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5.57: 85-101.
[3] Panayotou，T.Sachs.J.andPeterson.A.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C?蛳ontrol of Climate Chang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CAREII Discussion Paper. 1999，No.44.
[4] Galeotti.M and Lanza.A.and Pauli.F.Re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O2 Emissions: A RobustnessExercise[J].EcologicalEconomics， 2006，57:152-163.
[5] Martin Wagner.The Carbon Kuznets Curve: A cloudy picture: Emitted by Bad Econometrics?[J].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08， 30: 338-408.
[6] Richard. C， Relock and Christopher Strea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ersus Economic Development: A false Trade-off?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s， 2001，61(3) :313-321.
[7] 李雪铭，李婉娜. 1990年年代以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定量分析[J]. 经济地理，2005（3）：383-386.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Dalian
Feng Yu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3，China）
关键词：快速城市化；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155-05
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国用了近四十七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发展的起步阶段，从1996年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中期的快速成长阶段。在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严重。传统城市化以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破坏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破坏治理”的恶性循环发展模式让区域发展付出了沉痛代价。通过已有研究文献探讨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整理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成果，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理性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理论参考。
一、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
1.城市化速度水平高于质量水平。尽管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已达51.3%，但调查研究显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1/10。教育资源、医疗设施、分红收益是按照户籍分层的，并未形成人口劳动力的城乡一体化，为此不少学者定量研究了城市化质量问题。王德利建立了包括城市基础实力、城市化发展协调度、城市化发展可持续水平三个维度的31个指标体系及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城市化发展“质”、“量”协调性测度模型，进而评价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指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从1978年的0.371到2008年的0.622，年均增长0.81%，比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速度0.88%低0.07%，总体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1]。当前中国城市化处于质量、速度及二者协调性的转折发展时期，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欠佳[2]。总体上来说中国城市化的质量水平还很低，不少地方的城市化之路还是城市面积的“摊大饼式”扩张，配套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城中村”普遍存在。推进城市常住人口的福利均等化，在供水、交通、燃气、住房等方面打破城乡区别、地区转接障碍，是保障城市化快速高质发展的关键问题。
2.土地城市化效率较低。城市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过程，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国城市化表现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跃进化”问题明显。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1999—2007年，每年新增建设用地1 760.5平方公里的同时，年均征用农民土地1 397.1平方公里，征地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79.4%。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7.2%，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培祥从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关系分析入手，阐述了广东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3]。陈春提出中国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不高，并从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出发，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内生决定于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进而构建了建设用地扩张效率指数（CLI），并据此对中国各省建设用地扩张效率以及东中西部建设用地扩张效率进行了测算[4]。陈锡文（2011年）在“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指出，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决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不能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总结已有研究，中国土地城市化“”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一是盲目地发展城市，大规模建设，导致建设用地增加速度虽快，却难以保证土地利用效率，地均GDP低下；二是城市扩展速度非常快，重发展轻污染治理，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三是由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缺乏指导、灾害损毁等原因，中国耕地资源流失严重[5～6]。
3.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尖锐。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可以造福人类，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则会造成环境破环，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人类在实现财富高速积累的同时，人口规模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膨胀，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类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7]。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渐超出城市的承载能力，一些大城市发展规模超过了自身资源环境承载力，导致城市过度拥挤、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地下水位下降、空气污染上升、自然环境恶化等严重的自然环境问题，并带来城市发展成本大幅度上升；（2）城市人口扩张超过了城市经济承载力，城市提供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慢于就业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城市失业增长，进而加剧城市贫困与城市犯罪；（3）城市发展速度超过了城市社会承载力，导致城市的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公共住宅、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短缺，由此造成不同城市人群享受公共服务差距加大、社会发展矛盾与冲突加剧。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频出，不仅影响城市化进程，还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恶性发展模式。因此，研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现实意义。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阶段
基于国内外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外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理论构建阶段。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代表性很强的人地关系观点。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和荀况“人定足以胜天，天定足以胜人”的思想是其典型代表。1891年，德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是环境的产物，其生存、活动和发展严格受环境制约，具有“环境决定种族的发展”，“环境影响人们心理的变化”，“环境影响人们的组织和社会发展”等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白兰士为首的法国人文地理学家认为“自然条件只提供可能性，而人类则按照自己的欲望及能力加以选择利用”。以上人地关系思想，是早期学者探讨人口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思想成果，但仅停留在理论构建阶段。
2.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问题导向阶段。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许多人口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开始重视人口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问题研究，探讨应对措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F.A.皮尔逊和F.A.哈珀的《世界的饥饿》（1945）、W.福格特的《生存之路》（1949）等。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一般来说可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派别 [8]。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人口的增长会导致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恶化，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中认为世界面临“人炸”的危机，并认为“人口危机”会导致“资源危机”[9～11]。以博斯拉普（Boserup）、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及朱立安·西蒙等学者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缓解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对人类发展的限制，人类能够解决由于人炸带来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问题[12～13]。在此阶段，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引导学者们研究，人居环境建设开始成为研究的重心。
3.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目标导向阶段。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学者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成为必然的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既有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综合研究，也有从自然地理、资源等各要素的单方面研究；既有战略、模式等宏观层面研究，也有人口调控、产业布局、资源利用与保护等微观层面研究；既有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口规模调控等理论研究，也有相应的定量测度研究[14～15]。David Turnock（2000）认为在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活动中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Rwabizambuga和Alexis（2007）在《环境安全与发展》一文中论述了人口安全和发展与资源环境安全的关系[16～17]。Mark Patrick Taylor在《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动力：资源和机会的不均衡分布》一文中认为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与环境差异是导致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之一[11]。姚愉芳等对由人口、资源、经济与环境子系统组成的PREE系统，采用系统动力学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及系统的可持续发展[18]。吴文恒、牛叔文等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此阶段的研究更侧重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目标、人居环境建设目标而进行问题的剖析和措施体系的构建。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GFHS）是世界人居环境领域高规格的对话平台，论坛树立以人为本的目标和宗旨，致力于研究和应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认为只有人与环境的关系和谐，生态系统保持在良性循环水平上，人的发展才能获得永续的发展空间。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是关乎人类发展和资源环境可持续的重要内容，一直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如人地系统理论、人口承载力理论、人口转移理论、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纵观已有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可归结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基于某要素或层面两个方面。
1.基于可持续发展系统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有四个特性：综合性、系统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些特性决定了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合理的人口数量问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大人口问题；第二，人口承载能力问题；第三，经济最优人口问题；最后是最小人口数量问题。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最大人口数，大概在18亿～20亿之间，人口承载力的界线是16亿左右[20]。
2.基于某要素或层面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一是从人口数量来探讨协调性问题。朱国宏关研究指出，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其实就是土地资源所能提供的食物总量及其所能负担的人口数[21]。袁建华等估算表明：如果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均年用淡水量为532吨，那么，从水资源上看，中国的适度人口是11.45亿[22]。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有的根据最稀缺资源如淡水、土地等计算中国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字；有的考虑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因素，计算既可使这一代人满意，也为后代留下发展余地的人口容量极限[23]；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运算，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学者简单地利用过去许多地区发展的经验数据来估计人口容量[24]。二是从人口和土地利用关系来探讨。对人口与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人口与耕地面积变化、人口与土地退化之间关系的定性描述和定量关系的研究上。比尔鲍若与乔尔斯（Bilsborrow and Geores，1993）论证了人口密度与农用可耕地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伊万逊（Evanson，1993）分析了印度的情况，指出人口的增长导致人们耕种更多的土地，同时更集约化地使用现有土地；明克（Mink，1993）也发现了人口的年增长率与农业土地面积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25～26]。成升魁、沈镭研究了青藏高原的人口数量与环境问题，实地考察了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经济之间的互动匹配关系，用朱宝树提出的“P-E-R”模式估算得出：“人口过快增长是引起资源耗竭与退化、环境质量下降、经济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27]。三是从人口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来揭示其问题。在人口与环境污染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人口变化是否引起环境污染的加剧，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居民对哪些污染物质比较敏感等方面。王祎俊认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导致了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加剧环境污染；而人口就业在经济中不同产业的分布使得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有所改变，不同产业之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亦有所不同，所以人口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影响了环境污染[28]。赵艳霞根据辽宁省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列表比较全省14个城市的人口与环境污染情况，认为人口增长加剧了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并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而作用于环境恶化[29]。四是从人口与森林减少的相关性来解释资源量的问题。塞克森那（SaxenaandNautiyal）等发现人口数量和社会经济状况对森林减少都有重要的影响，在考虑其他因素下，人口不得不被认为是森林减少的驱动因素之一。艾建林通过分析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的数据研究人口增长对林地稳定性的影响，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问题，发现人均占有森林资源的数量急剧下降，人均可合理利用的资源量日益减少，森林承担的负荷越来越重[30]。五是从人口与气候变化相关性来论证人口规模问题。地球上曾经经历过多次的气候变化，例如冰期和间冰期。但是，人们发现近年来气候变化的幅度和形式已经超出了正常状态。许多研究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气体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引起的。按照美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意见，“世界上人口越多，对提供食物、能源、衣服、住房的资源的需求越大，所有这些活动都与CO2气体排放有关”。为了研究人口对气候变化上的驱动作用程度，保罗·艾利奇曾经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框架，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个框架假定环境影响I是由人口规模P、人均消费水平A以及技术决定的人均污染产生量T三者相互作用决定的，即I=PAT。这个方程被一些研究者用来检验人口规模在气候变化上相对于其他要素的重要程度。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方法
1.土地人口承载力模型。土地人口承载力受人口、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因子要素制约，它反映的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整体水平和协调程度。通过对多因子要素的评价分析，根据各因子对土地人口承载力所起作用的差异，重点探索其主要影响因子，并从动态角度，对各因子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土地资源利用系统的内在规律和反馈机制，提高土地人口承载力。国内外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常采用单因子分析法、多目标决策分析法、土地资源分析法、系统动力学方法和非线性规划方法等几种方式。其中，前两种方法均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作为承载力计算的目标，基本属于静态的研究方法；后三种分析方法则属动态研究方法。郭艳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从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最大供给量分析，人口规模应控制在3 000万人以下，人均占地200m2左右[31]。
2.协调度模型。吴文恒、牛叔文等人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中国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结果表明：中国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应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天津社科院的阎耀军在探讨建立城市主要方面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理论依据的同时，依据理论原则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结构特点，提出了由人口（P）、资源（R）、环境（E）、经济（E）、社会（S）和域外六个子系统为基本框架的指标体系（简称PREES）[32]。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子系统内部所包含的具体指标，都按照对立统一关系划分为相互对应的两个指标群，从而可以大大增强该指标体系的分析比较功能。刘小林设计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大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进行定量评价，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反映各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确定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并介绍二、三、四系统间的协调系数及计算方法，以此衡量某一系统与其他系统相适应的程度[33]。
3.遥感技术与仿真模拟。近年来在环境动态监测各评价方面被广泛应用的遥感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结合，能够通过对不同地理单元内各种地理信息的采集、转换和软件工具的集成处理，对资源环境演变的空间模式、要素间的统计关系以及时间变化进行系统模拟。目前怎样将表达长期时间序列和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与擅长反映空间动态变化的地理信息系统模型结合起来，可能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研究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解译，可以获取准确的资源空间信息并实现数据的空间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程度将会逐步提高。比如系统动力学（SD）的应用，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系统进行动态的定量化计算，借助遥感技术（RS）能够得到快速、准确的数据，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进行空间分析，随着研究方法的成熟，SD、RS、GIS这三项技术必将在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王炜撰文指出应按照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加大遥感技术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结合地面常规监测，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34]。周晨列举了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土地利用监测、区域生态调查、环境污染事故调查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5]。
三、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趋势
1.深化理论体系研究。在全球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日益重视下，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城市理性发展要求下，将在基础理论、实践案例、法律制度等方面不断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1）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协调发展已成熟的理论为基础，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理论体系，充分考虑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具体现实情况，以及基本制度等，构建适合中国人口发展特点、城市化模式、资源禀赋、环境格局的协调发展理论及其体系。（2）加强实践示范。由于不同区域具体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也不相同。主要表现在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关键领域、重点问题以及优先项目的选择等存在较大差别。学者们关于各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将逐渐形成实践案例示范，供不同区域、不同模式的相近区域参考借鉴。（3）完善法律制度。全球正逐步完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加强可持续发展立法，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制定和完善人口、资源环境、自然灾害防治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规，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的规则，修订相应的法规。同时，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保障体系，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切实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得以实施。（4）强化经济支撑。对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的投入，视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有明显区别。未来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城镇体系规划，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并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措施来达到控制城市规模增长的目的。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和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制定一套系统的限制或者鼓励政策，使之与该地区的资源环境相适应，鼓励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的区域多聚集产业和人口，减少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宏观成本。
2.逐步建立人口与资源环境互动调控体系。从未来的研究趋势来看，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相互协调应当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上有所突破，应当在深刻认识人口、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环境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及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数理关系；确立人口、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达到协调时相互之间的精确的数理关系；应当建立可操作的使各子系统相互趋于协调的最优策略选择方法。通过市场机制强化环境管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市场机制的主要手段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税费、排污权交易、押金退款制度、财政补贴、处罚制度等。在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手段选择上，中国应两手并举，双管齐下。首先，中国应该从税收、信贷政策、财政支持等方面，对于积极主动地推进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给予优惠政策，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组织、团体和企业主动地推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中国应加大对破坏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以严厉的经济惩罚。
3.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定量分析及动态监测。为了能够及时把握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状况的时间趋势特征、及时掌握相关信息、便于人口、资源环境系统预警分析，在协调性测度时间动态特征方面也应当设立依据不同区域自身状况、可以进行纵向比较的参照值，区域相关决策人员可以根据这一参照值随时了解本区域协调状态时间动态变动趋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体现人口、资源环境复合大系统的层次性、目的性和动态性特征。
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考核办法是当前国际较为流行的实现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考核方案。中国应结合自身的实际，加以研究和推广。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是运用生态学的规律而不是运用机械论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的。它打破了传统经济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生产模式，倡导“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反馈式经济发展模式。在推广循环经济的同时，中国还应以绿色经济为考核全国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绿色经济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达和反映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和要求。
四、结语
如何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很多专家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政府对于相关问题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和基于对未来的充分考虑，研究谋求二者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探索人口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应该加强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国是人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过去快速发展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历史欠账较多。因此，目前中国应更加高度重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规范和推广绿色经济考核办法；建立以金融手段和市场机制为主体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体系；通过立法等形势鼓励和支持社会公共组织、团体和个人参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监督工作；依靠协调发展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和谐的国民经济体系；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1] 王德利，方创琳，杨青山，李飞.基于城市化质量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判定分析[J].地理科学，2010，（5）：643-650.
[2] 郑亚平，聂锐.从城市化质量认识省域经济发展差距[J].重庆大学学报，2007，（5）：1-5.
[3] 李培祥.广东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关系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8，（29）.
[4] 陈春，冯长春.建设用地扩张效率指数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4）：133-136.
[5] 丁旭辰.中国耕地流失原因与耕地保护对策初探[J].法制与社会，2010，（12）：176-177.
[6] 魏振香.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流失问题及其成因分析[J].齐鲁学刊，2007，（5）：140-143.
[7] 李秀敏，赵晓旭，朱艳艳.中国东、中、西部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2）：69-73.
[8] 皮尔逊，哈珀.世界的饥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1.
[9] United Nations.Government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M].New York.1997.
[10] Sargent.II，F.Human Ecology.[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n，1997.
[11] Mark Patrick Taylor.The Drivers of Im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J].
Human Ecology，2007：775-776.
[12] Gill Brewer Creating knowledge： knowledge productivity through experiential learning.[G].Training Journal.May 2000.
[13] 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M].The 1998 Revision.New York，1999.
[14] 张维群.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J].特区经济，2006，（5）：265-266.
[15] 周祝平，柴志春.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指数的构建方法初探[J].当代财经，2008，（9）：25-29.
[16] David Turnock.The Human Resource of Eastern Europe：A Preliminary Discussion[J].Geojournal，2000：75-90.
[17] Tetsuo，YasuoMaeda.Is Aging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1：113-127.
[18] 姚愉芳.中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与应用[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37-41.
[19] 吴文恒，牛叔文.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6，（11）.
[20] 张广裕.人口与环境问题研究文献综述[J].生态经济，2008，（4）：50-54.
[21] 朱国宏.关于中国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问题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1）：11-14.
[22] 袁建华，许屹，姜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控制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28-30.
[23] 陈志恺.人口、经济和水资源的关系[R].中国水情分析研究报告，2000：5-11.
[24] 郑振源.中国土地的人口承载潜力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1996，（4）：33-38.
[25] BilsborrowRM.Geores Population，Land Us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ross-National
Data In The Causes of Deforestation，edited by D.Pearce and K.Brow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26] Mink S D.Poverty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M].Washington，D.C： The World Bank，1993.
[27] 成升魁，沈镭.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探讨[J].自然资源学报，2000，（10）：297-304.
[28] 王祎俊.北京市人口增长、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J].首都经贸大学，2011，（1）：1-54.
[29] 赵艳霞.人口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宏观分析[J].辽宁城乡环境科技，2002，（4）：1-4.
[30] 艾建林.云南省森林资源与人口变化的思考[J].云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1997，（1）：39-42；郭艳红.北京市土地资源承载力与
可持续利用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0：1-110.
[31] 阎耀军.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南方论丛，2003，（7）：21-26.
[32] 刘小林.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J].工作视点，2007，（1）：64-65.
[33] 王炜.环境监测中遥感技术的应用[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283-284.
【关键词】 急性咽炎；慢性咽炎；分析；内容与方法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4.03.595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3-1663-02
1 一般资料
1.1 查阅调查组与对照组人群就业前的健康档案，并进行咽部疾患统计。
1.2 职业危害调查 包括询问既往史，病史（以咽部疾病为主），自觉症状，饮食习惯及内科、外科检查。对有咽部自觉症状的对象，首先采取普通检查的方法：病人端坐，自然张口呼吸。医生坐对面，手持压舌板先检查口腔，再将压舌板轻轻向下压舌前1/3处，使舌背低下，暴露口咽部，观察软腭、悬雍垂、腭舌弓、腭咽弓、扁桃体、咽侧壁及咽后壁形态变化和粘膜颜色、湿润程度、有无淋巴滤泡增生等情况。
如发现口咽粘膜增厚，呈暗红色，淋巴组织增生呈颗粒状者，进行专门统计组织他们去定点医院再进行纤维鼻咽镜检查。
诊断标准依据刘文励、徐永健、汪道文主编《内科学》为依据。
1.3 对两组人群所在工作场所进行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包括粉尘浓度、湿度、酸性气体的调查。对肥城市肉类加工行业屠宰车间的317名工人进行同样的对照检查。筛选的对照人群均为男性，年龄、工龄、居住区域与调查组具有高度可比性。
2 结 果
2.1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资料表明，调查组人群所在作业场所，粉尘浓度超过国家标准，相对湿度较大。而对照人群所在作业场所粉尘浓度较低，在国家标准以下，见表1。
2.2 经过病史询问及就业前健康查体资料比较，发现两组样本就业前年龄为21.35岁和20.93岁。在从事工作前其急性咽炎和慢性咽炎的发病率情况无差异，见表2。
2.3 两组样本平均年龄为38.25岁和37.43岁，调查组急性咽炎、慢性咽炎发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见表3。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