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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经济金融形势 贸易顺差 社会保障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11-08-03
认识中国经济要立足全球化背景。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全球的分工和市场体系中，这样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经济得益于全球化，中国也可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大门实际上很难再关上。中国的生产、贸易、资本和人员的流动，现在都在全球市场上配置资源。我们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和规划，必须有全球视野。
在全球生产分工和供应链中，中国出口是一个大亮点，同时中国也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油、有色金属、大豆等农产品和原材料。认识中国的经济成绩和问题离不开全球市场，分析中国的价格和经济中的问题也要从全球市场分析。如果我们的电便宜，就会有很多厂商把最费电的工厂建在中国；如果我们的油价低于国际油价的幅度比较大，就会发生香港的卡车到深圳和广州加油的情况，甚至会发生向外走私成品油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定价政策必须考虑全球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劳动生产率。中国一直讲有一个无穷的蓝领工人的供给，现在这个供给慢慢地近似于均衡。这些蓝领工人、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最近三年，全国各地的工资都有所增加，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供给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是长期累积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劳动供给发生变化时的一次全释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03-05年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涨，从05年到现在差不多每年农民工的工资能够涨10%左右，所以应该更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下表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情况（表1 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1978-2005）。我建议大家仔细分析中国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样细分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为今后制定政策、发现商机和稳健经营打下坚定的基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也是令人高兴的（表2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 1978-2005）。最近这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是正的，每年都有百分之一点几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经营机制和管理能力变化的综合指标，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那块多出来的产出，如果多出来的产出是正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正的、增长的。它特别关系到中国经济是否有潜力、是否可持续。建议大家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中国有“成长中的烦恼”。比如投资过多、储蓄率高、顺差大、税收增长率远高于消费增长率、人民币也面临升值压力。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唯独环境污染在哪儿都是坏的）。但如果我们把握不住这些“成长的烦恼”的度，就有可能变成问题，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处理好。
市场已经对不均衡做出了调整。在调整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看上去是价格变量的调整，背后都是经济变量的调整。这两个价格都是对不均衡的一种反映。
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很多综合政策。其中一个表面的现象就是涨价和升值的压力。我们的产品中有很多外部的污染，负的外部性的增长没有包含在产品的价格中。如果加大环境的执法力度和对环境的保护，使这部分治污成本由企业承担，那产品价格肯定就高了，所以看上去升值的压力是价格的调整，但它背后反映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是整个经济体调整的必然反映。如果加强劳动保护，实行最低工资制，给农民工也上三险，这些都会在成本和价格中有所体现。既然是市场的选择和调整，那我们对这种调整就要有正确认识、要有平常心，要看到调整的必然性和价格调整背后经济体实际变量的调整。一件小事的背后实际上是价格和体制问题。如果我们看得更深，就会更加理解价格变量的调整。
大额的贸易顺差并非常态。我认为贸易基本平衡对国家经济体制的持续发展才有利。如果是大幅度的贸易顺差，第一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第二也不是常态。经济学家也很难论证大幅的贸易顺差是必然的。长期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比较小的，只有在最近三年贸易顺差在GDP的比重才越来越大。所以，如果顺差占GDP的1%、2%甚至3%，这都是正常的。但如果超过GDP的5%，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注意了。很多出口导向国家，比如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在它们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也并未呈现大幅度的贸易顺差。日本是典型的贸易顺差国家，美国有99年的贸易顺差，但目前日本的顺差也仅占GDP的1%-2%，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应该予以重视。
过去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经常说中国有两大隐性的财政赤字，一个是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第二个典型的财政赤字就是社保欠帐。十年前，我们的银行确实存在巨额的不良资产，特别是国有银行，十年前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叫做中国的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经过97、98年以来的银行改革，特别是最近五年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成功上市。成功上市后，大幅度减少了这些银行的不良资产、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转变了公司治理结构，使得这些银行的竞争力、知名度、服务水平和内部管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整体上看，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从超过30%降到了一位数。正是由于这些坚决的改革，抓住了机遇和时间，使得中国银行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有评论说，外国战略投资者在改革中按照现在的市值计算，他们的股份增值了多少。我觉得这种计算多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希望这种计算要更加全面，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保障、境内的战略投资者和境内外的公众持股人的股权增值情况。在刚才我说的中、工、建、交中，国家控股是绝大多数的。国家控股的概念不仅仅占简单的多数，而是占了绝大部分。除了国家控股以外，还有社会保障、有境内投资者以及境内外以境内为主的公众持股人。如果要计算境外的战略投资者赚了多少，你可以有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要乘以一个很大的数，就是国家、社保、公众持股人和境内战略投资者。如果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其他转轨国家以及发生危机的国家比较，就会看到中国的银行改革和处理危机的方式坚持了国家控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实际上是使得机制更加顺畅、更快地改变预期、更快地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使得市值和市场预期发生较大变化。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还有什么可以完善的地方，是可以讨论的。但东欧和其他转轨国家，拉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亚洲国家，他们在处理危机中外国资本占银行股的比重，都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对银行改革要有基本的判断。
根据这个判断，我认为现在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天赐良机。当前税收好、股市好，应当抓住机会划拨一部分国有股权充实个人帐户。我以前做过一个“转型名义帐户”的社保总体方案，我认为抓住这个时机大大充实个人帐户是非常好的。在转轨国家，把股票分给了老百姓，老百姓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股票卖出，所以这些股票短时间内聚到了寡头手中。如果我们用国有股权的一部分充实养老帐户，这个股权是一个组合，而且有利于收入分配和低收入群体。而且老百姓不能马上卖这个组合，必须等到60岁才能开始拿回他的钱。这些钱可以一次性，也可以分月拿回。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问题，都可以设定。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要抓紧时机把这个事也做好了。这样中国就能够解决另外一个隐性的财政赤字。如果我们把银行不良改革的隐性赤字控制住，再抓住一个改革的机会把我们社保的欠帐、个人帐户的空帐户充实，那10年以前观察家们批评中国经济的两大隐性财政赤字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
积极推动资源价格的改革。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积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的过程中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改革可以促进节能减排、减少浪费。但改革在一定的时点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如果总是推迟改革，扭曲会逐步累积、损失更大。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积极推进改革。对一些局部的问题可以考虑通过财政的办法来解决。
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财税制度。以物业税为例，十六届三中、五中全会都提到要实施开征土地规范的物业税，它可以稳定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使得财权和事权更加匹配，激励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有了物业税后，地方政府可以不搞工业也能有税收，并且有积极性搞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物业现在非常复杂，全国非常大，物业税的实施可以采取中央决策、省人大通过法规、县市具体征收等可操作的原则，应当加快物业税的试点工作。
对当前经济形势总的看法是:第一,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在平稳中还保持了较快增长,总体形势良好;第二,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有所显现,进入第二季度以来,经济运行出现了一定的减缓;第三,下半年外需可能继续减弱,发展前景不尽明朗,但内需有可能保持较快增长的趋势。如果调控得当,完成全年国民经济增长7%的预期目标还是有可能的。
一、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走势
根据前5个月的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42942亿元,同比增长7.9%,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这一增长速度与今年一季度增长8.1%和去年全年增长8%的速度相比落差不大,也明显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表明国家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从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情况看,有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从生产角度看,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主要是工业增长所推动。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增长2.4%,与第一季度速度基本相当;第二产业增长9.7%,比第一季度略有提高;第三产业增长7%,比第一季度略有回落。从今年工业走势看,相对比较稳定,规模以上工业3月份增长12.1%,4月份增长11.5%,5月份增长1.2%,6月份增长1.1%,上半年增长11%。
第二,从需求角度看,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主要靠内需增长所拉动。从今年以来需求变化情况看,投资增幅提高比较明显,一开局就比较高,1—2月份同比增长16.7%,1—3月份增长15.1%,1—4月份增长16.5%,1—5月份增长17.6%,1—6月份增长17.9%,增速逐月加快,表明国有及其他投资是相当活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是一样,增长速度1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高开,2月份增幅下来一点,3月份又有所回升,4月份比较稳定,5月份由于“五一”因素,增幅又有所提高,上半年增长1.3%。也就是说,从内需的角度看,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基本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发展趋势,表明内需增长机制有所改善。
与此同时,进口和出口增幅都出现了下滑的趋势。1—6月份,出口额达到了1246亿美元,同比增长8.8%。进口额达到1164亿美元,增长14%。进出口增长速度均比一季度和去年全年有明显的回落。进出口相抵,顺差81亿美元,同比减少43亿美元,表明外需出现明显的回落。
第三,从运行过程看,整体经济呈现较快增长、较低通胀和较高经济效益的良好运行态势,表明国民经济继续沿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就通胀角度而言,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与去年四季度相差不大,去年四季度三个月同比分别上涨1.3%、1.5%、1.2%。价格没有明显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消费品价格保持比较低的变化趋势。关于通货膨胀,目前基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通胀可能会明显回升,一种认为通货紧缩还是主要矛盾。我的意见是:今年的通货膨胀还不会呈现急剧的变化趋势。原因主要有四条:第一,目前价格的上涨主要体现为服务价格的上涨,靠政府主动调价,还不是靠市场供求关系改变后自发的上升。吃、穿、用的产品价格还是下降的。第二,我国市场上游产品的涨价趋势是减弱的。今年前6个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分别比上年同期上涨.3%和1.8%,均比上年同期的涨幅有明显的回落。从上游产品价格对下游的影响看,呈一种减缓的趋势。第三,从外部环境看,国际上是通货紧缩趋势而不是通货膨胀。国际上工业品价格除石油外,多数呈下降趋势。所以,来自外部的通胀压力也不是很强烈。第四,从整个宏观环境看,平衡的基础还是比较稳固的。财政收大于支,前6个月,财政同比增收26.2%,大大超过预算增收任务。信贷还是存差,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幅还是走低的趋势,尤其是流动性较强的M 和M 增势都不强烈。国际收支也不错,外贸进出口还是顺差,外汇储备处于18多亿美元的高水平,1-6月外商直接投资到位是26.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因此,宏观三大平衡基础即财政、信贷、外汇收支平衡状况没有大的损伤,有的方面还有改善。
从效益看,1-6月财政收入增长26.2%,1-5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4%,其中国有企业利润增长31.5%,亏损还是下降的。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也保持增长。由此,宏观效益和通货膨胀都在良性循环区间内。
但从发展趋势看,国民经济增长出现了减缓的苗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二季度增长回落到8%以下。与去年情况正好相反,去年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8.3%。这主要是因为,从产业角度看,工业增长从3月份开始逐步回落,工业增加值3月同比增长12.1%,4月增长11.5%,5月增长1.2%,6月增长1.1%,呈现逐月回落走势。从需求角度看,主要是外需的减弱:出口3月同比增长14.3%,4月增长11.1%,5月增长3.5%,6月下降.6%,呈现逐月大幅回落走势。
二、社会总需求适度增长
今年以来,社会总需求在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作用下,保持了适度增长,满足了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需要,但从构成上看,社会总需求呈现出内需增长加快、政府主导明显的两个突出特征。
内需增长加快,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减弱,因而支持了当前经济的增长。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1%,比一季度和去年分别加快2.7个百分点和5.8个百分点。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继续保持着去年以来平稳的增长势头。
而外需,由于国际形势不好以及我们出口政策和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出口增幅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
需要指出的是,内需增长的加快,无论是从投资还是从消费看,都显示出政府主导的特征。在投资领域,上半年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集体和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快1.4个百分点。在消费领域,上半年城镇居民消费增长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快3.5个百分点。
三、结构调整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主旋律
经济结构调整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主旋律,各方面都比较关注。存量和增量调整都有新的进展,农业
和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有所改善,但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反复苗头和收入分配问题的日益突出应引起高度关注。 1.在存量调整方面。农业结构调整比较理想,出现了几个积极的信号。种植业结构继续向优质、高效方向发展。一是品种优化。据农业部门统计,今年优质专用小麦面积比上年扩大2多万亩。二是布局优化。东部沿海较大幅度调减了粮食面积,集中发展优势经济作物和出口创汇农业;中部地区也加大了优质专用粮开发步伐。
工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煤炭行业在巩固近两年成果基础上,继续实施关井压产,企业产品平均售价上升,煤炭行业整体上扭亏为盈。冶金行业在继续做好“关小、淘汰落后”工作的同时,加快了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步伐,宝钢、首钢、武钢宣布战略结盟,市场销售较好的产品增长较快,产品价格稳中有升,应该说冶金行业今年的效益也是不错的。
2.在增量调整方面。从投资角度来说,第三产业投资快速增长,西部地区投资也明显加快。1-6月份,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4.3%,这是比较快的,其中运输、邮电、通信业投资增长46.9%,科教、文化投资增长更快。西部地区投资增长也是明显加快,1-6月份,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8.8%,分别比东部和中部快11和1.5个百分点。从收入角度来说,国家从1月1日开始提高了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的收入标准,对特殊地区实施特殊岗位津贴,这必然增加低阶层的收入,“两个确保”工作也得到了强化,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保证率上升。在“两个确保”方面,到5月末,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到94.6%,按时足额发放率达到99.9%;93%的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中心,基本生活费发放率达到98%。这都是一个良好的趋势。
但在经济结构调整向前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需要注意的苗头。如工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行业出现了逆向的变化,平板玻璃行业新增生产能力过多,非法小煤窑死灰复燃严重,市场过剩的普通小型钢材、线材产量快速增长,纺织行业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苗头。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说,应该说今年问题还是比较大的,调整进展还是不明显。主要是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国民收入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比较明显,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四、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仍保持较好的趋势
总的看,今年以来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总体上仍保持较好的趋势,财政收入继续快速增长,企业利润继续增加,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但企业利润增幅回落明显,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仍比较低,不少地方财政困难欠发工资现象较突出。
比如1-5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4%,国有企业利润增长31.5%,增幅相对去年而言是一个回落的趋势。估计上半年工业利润增幅只有2%左右,利润的增加更多是由少数行业、少数地区带来的,多数中小企业经济仍比较困难,多数地区仍是微利状态。尤其是农民收入整体上增长比较慢,上半年增幅只有4.2%,与城市居民的增幅相差1.3个百分点,表明农业的效益比较低,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开拓,势必影响消费的增长。
五、国民经济发展趋势
受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持续减慢的惯性和滞后因素的影响,下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将可能比上半年继续有所回落,但随着扩大内需措施的逐步落实到位,内需的扩大仍将会弥补一部分外需的减弱,其回落的幅度也不会太大。全年经济总的走势大体是,一季度高开,二季度有所回落,三季度可能会进一步回落,四季度可能相对稳定,但完成全年经济增长7%的预期目标还是有可能的。
从生产方面来看,今年农业生产受干旱等灾害因素的影响,加上粮食面积的调减,粮食总产量可能会略有减产,但其他农产品生产形势还是比较平稳。工业,由于产品结构的调整,加上内需的稳定增长,生产形势还比较不错。第三产业由于金融、房地产的增长相对平稳,运输业增幅有所回落,全年可能略低于去年水平。因此,从生产环节初步判断,全年GDP的增长速度还是可以在7%以上。
从需求方面看,全社会投资上半年增长15.1%,全年估计增长1%以上,目前看是有可能做到的。第一是国家投资力度从整体上看还是比较大的。上半年投资增长,使用的资金更多的还是去年结转的5亿特别国债,而今年新发行的15亿的特别国债到位比较慢,基本上还没有产生实际结果。即使如此,1-6月投资就已经增长了17.9%,从这一意义来说,下半年来自资金的动力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不会是一个减弱的趋势。第二是利用外资今年前6个月增长2.5%,全年估计也会是两位数增长,可能会比去年47亿美元高出几十亿。第三是从民间投资来说,制约其增长的因素是改善的趋势。一个是对民间投资市场准入的高门槛问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宣布,凡是对外资开放的对内资也要开放,从政策面上来说基本上是肯定的。尤其是各级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大幅度缩减行政性审批范围,加上推进垄断行业的调整改革,对民间资本的活跃也会有所推动。其次是就投融资渠道而言,尽管目前各方面反映贷款对中小企业来说还是比较艰难,但另一方面,银行对个人的消费性贷款明显增加,前5个月已经增加了1多个亿,这种消费性贷款是不是全部用于消费,目前各方面已经提出了疑问。可以判断,有一块已经转到投资中去了,而且随着国家银行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会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这也是可以预见的。创业板市场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目前,各种政策上、法律上的障碍基本消除,等待的只是出台时机。融资环境我觉得也是一个改善的趋势。再次是政府透露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各地也都在积极调整。产业政策信息、投资指南日趋透明规范,行政机关实施一站地办公,办事效率有很大的提高。第四是投资者利益的法制环境也在改善。现
在,各方面都在完善法律,一种谁投资,谁承担风险,谁享受利益的法律框架在逐步完善当中。另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民间投资有了比较好的成长空间。所以,从发展趋势看,尽管农民投资增长不快,但总的民间投资是增长的趋势。由此,下半年总投资不会明显回落,全年增长1%以上还是有可能的。 从国内消费来看,尽管下半年没有多少消费热点,但亮点还是有的。总体上看,居民消费、集团消费都还是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预测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可增长近1%。从消费结构变化趋势看,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住房、汽车、教育、旅游、通信都有较快的增长。在一季度,个人购买的车增长36%,个人购买的房增长55%,趋势还是比较积极的。从全社会看,近两年个人购买的车占75%,个人购房更占83%左右,都是比较高的数字。旅游休闲、通信费用增加很快。目前来讲,消费最大的障碍还是农民收入上不去,全年也就增长3%[:请记住我站域名/]左右,虽然比去年增长幅度略高,但仍是低水平的增长。第二个问题是消费环境仍不完善。假冒伪劣影响消费,市场环境还不好,另一方面政府引导也不够。
从国外需求看,预测全年贸易顺差将比去年241亿美元低,因而来自外部的拉动可能是减弱的。
由此可见,就需求而言,今年外需将减少一块,但内需将增加一块,有可能大致抵消外需减少的影响,因而全年支持经济增长7%的需求动力还是有的。
考虑到今年是实施“十五”计划的第一年,争取全年国民经济有个更快更好的发展有着不寻常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要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的结果,努力加强改善宏观调控。
六、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总的看,面对外部需求的不确定因素增多,面对需要保持内部发展的要求,确实需要把稳定发展作为各项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但是,根据前5个月情况和下半年趋势的分析角度来考虑,我个人认为,不需要在宏观政策上做太剧烈的调整,更多的是贯彻好、落实好既定政策,但在微观政策上还需要加大工作力度,适当搞活。也就是说“宏观宜稳、微观宜活”应当成为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把握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一方面,由于国际上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围绕利率、汇率等大的措施采取动作似乎时机还不成熟,另一方面,搞活企业、扶植弱势群体、激活民间投资等方面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一、落实好去年下半年增发的5亿元和今年的15亿元建设国债。目前落实情况还不理想,15亿元还没下达,需要及时改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投资的稳定较快增长。
第二、做好防洪抗旱工作,力争秋粮有个好收成。今年夏季,北方干旱,南方多雨。夏粮和早稻均可能减产,如果秋粮再减产,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而秋粮的丰收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市场的稳定,特别是有利于后者,各方面对此应当引起重视。
第三、各地还要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政策。目前,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落实的还不理想,大城市落实得好一点,中等城市落实得差一点,县城多数基本没有落实;东部地区落实得好一点,中西部地区落实得差一点。如何把提高收入政策落实好,我们认为需要加强检查督促,对确有困难的地区,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有必要予以适当支持。
第四、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放松,还是要积极稳妥推进。目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迫在眉睫,年底加入可能性很大。因此,为迎接竞争,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放慢,需要通过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这也是推进供给结构改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五、不能放弃国际市场,在稳定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把出口尽量维持在一定的增长速度上,目前,退税政策落实还有一些问题,退税不足、退税进展缓慢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此外,通关不畅、环节过多也影响了出口增长。当然,如何提高质量,改善结构,完善服务,加快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六、积极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高新技术固然重要,需要大力加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认为,用高新技术武装传统产业,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我去浙江调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浙江在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结合方面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面。传统产业多数跟国际水平接轨,包括技术、标准,所以不少产品品牌在国内很有竞争力。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采购、全球生产、全球销售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对我们是最有利的。问题是必须让传统产业插上现代技术的翅膀。什么时候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什么时候中国经济增长就有了希望。而恰恰中国加入WTO后,就有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因此,如何用高新技术武装传统产业,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我认为,制造业是振兴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中国如果在实体经济没有大的发展,而任虚拟经济膨胀,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多的问题。
（一）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产业结构单一
2000年以?恚?柬埔寨实际GDP由140826亿瑞尔增至2015年的749320亿瑞尔，年均增长率达11.8%。虽然2008年全球性国际金融危机对东盟国家造成了较大冲击，使得部分国家（如文莱）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柬当年实际GDP增长率仍达6.69%，位居东盟十国第二。之后的2009年，柬GDP增长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2010年以来，柬一直保持在高速增长态势区间。与此同时，柬人均GDP也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2015年达到1228美元，是2000年的4.1倍，是2005年的3.4倍，是2010年的1.6倍。IMF报告最新预测，得益于制衣制鞋业、旅游业、建筑业、农业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拉动，2016年到2020年柬GDP将分别增长7.0%、7.0%、6.9%、6.8%、6.5%。
制衣制鞋业是柬支柱行业且占据出口创汇龙头地位，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约1007家制衣制鞋厂，创造约75万个就业岗位，出口总额达71.7亿美元，同比增长18%。旅游业是柬国第二大支柱产业，被政府誉为“绿金”，2015年全年柬共接待外国游客477.5万人次，同比增长6.1%，旅游收入达30.1亿美元，占GDP的16.3%，共创造62万个就业岗位。
（二）失业率为东盟国家中最低，通货膨胀率处于可控范围
受经济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2000年到2015年柬埔寨失业率呈现出“坠崖式”下降的态势。2000年到2003年一度维持在2.5%的水平，之后以年均39.66%的速度一直回落至2008年0.2%的水平，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甚至出现了“0”失业率的状况。2010年之后，失业率虽有温和上升的态势，但总体上维持在0.5%以下的历史低位。柬劳工与职业培训部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上半年，柬失业率仅为0.7%，为东盟十国中最低。
通货膨胀方面，2000年以来柬通胀率出现逐步上升态势，2008年一度涨至25%的历史高位，但随着经济步入稳态增长轨道，2009年到2016年柬通胀率呈现总体下降态势，2017年1小幅反弹至4.4%，仍处于柬国家银行提出的5%可控范围之内。
（三）财政“寅吃卯粮”有所加重，外汇储备“阶梯式”增长
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加上沉重的“扶贫重担”，使得柬政府长期实行赤字政策。进入2010年以来，随着对社会福利、教育、国防与安全等领域投入的持续加码，柬财政赤字呈现出不断加重的态势，2015年财政赤字额已上升至9.6亿美元，占GDP比重为5.2%。
2010年至2015年柬外汇储备额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势头，2010年为25.5亿美元，到2014年增至43.9亿美元，2015年继续上涨至49.3亿美元，可满足4.5个月的进口需要。
（四）要素禀赋相对劣势，“马太效应”魔咒短期无法打破
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等多重利好因素影响，柬要素禀赋的“活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激活”。但是，不容否认的是，由于发展阶段、历史遗留、社会制度和现实体制机制等原因制约，与新加坡等东盟发达国家相比，柬现代意义上“高效、发达、有序”的要素市场并未形成。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柬适龄劳动力（15―64岁）占比从2000年的55.38%增长至2015年的64%，增幅约8个百分点，但仍显著低于多数东盟国家。从资本形成来看，2000年到2015年柬资本形成总额占比波动区间维持在16%―20%之间，显著低于同时期经济相对发达的东盟成员国。而从技术进步来看，2000年到2015年柬高科技出口产品占制成品出口比重均为零，远低于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东盟发达成员国。正是柬等国要素禀赋层面的相对劣势，使得“东盟”内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在短时间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二、中柬经贸合作成效显著，互利共赢格局逐步形成
（一）双边贸易总量“低开高走”，我是柬大米最大进口国
自1958年7月19日正式建交以来，中柬双边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呈现出逐步扩大趋势。据我海关统计，2016年两国双边贸易额上升至47.6亿美元，同比增长7.4%。其中，对柬埔寨出口额39.3亿美元，同比增长4.4%，从柬埔寨进口额8.3亿美元，同比增长达24.5%。
2016年在柬大米出口连续遇挫，农民生活水平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积极增加柬埔寨大米进口，仅1―9月份柬对我大米出口量就达36.15万吨，接近去年36.91万吨的总水平。目前我已是柬大米最大进口国，占柬大米总出口比重的18.5%。
（二）对柬投资规模增长显著，投资领域走向“多元纵深”
虽然从我对外投资地区分布来看，对柬的投资比重并不大，但总体上却保持了连续增长的态势。从存量上来看，截至2015年末，我对柬直接投资额达36.8亿美元；从流量上来看，2015年我对柬直接投资额为4.2亿美元。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投资环境较差、成熟的产业集群尚未形成以及体制机制僵化等众多因素制约，柬对外投资能力和意愿较弱，故柬对华投资规模非常小，统计上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得益于中柬两国紧密友好的双边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对柬开展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意愿逐步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投资资金呈现出向产业链纵深流动的趋势。截至目前，中资企业在柬国投资已涵盖水电站、电网、通讯、服务业、纺织业、农业、烟草、医药、能源矿产、境外合作区众多领域。
（三）承包工程营业额持续增长，劳务合作派出人数逐年增加
经济合作方面，2015年我企业在柬新签承包工程合同93份，新签合同额14.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2.1亿美元；2015年当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546人，年末在柬劳务人员为7884人。项目方面，2015年新签的有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金边SINO PLAZA，中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承建的柬国家电网西南环网输变电工程以及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金边豪利国会街商务住宅开?l项目等。
（四）对柬援助额逐年提高，重要性日益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对柬援助额度逐年提升，成为了支持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04年援助额为3247万美元，到2012年达到最高值4.6亿美元，较2004年上升4.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9.3%。之后的2013年，虽较2012年有一定幅度下降，但仍较2004年增加3.8亿美元。成套援助项目方面，有政府办公大楼、参议院会议厅和办公楼、国会办公楼、柬国家7号公路、8号公路、76号公路等。同时，我还帮助柬培训了大批经济建设继续人才，截至2015年，我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共为柬培训了2009名经济人才，涉及外交、金融、商务、农业、交通和卫生等领域。
三、进一步推进中柬双边务实合作的政策思考
新时期，加速打造我国与柬埔寨双边合作的“升级版”，是推进与中柬关系“黄金十年”的关键一招，同时也是构建我国周边安全战略，推进中柬全面战略合作，进而实现“一带一路”先期目标的重要突破口。
（一）加快实现两国发展战略对接
共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总方略，也是谋求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和合作共赢的具体举措；“四角战略”、“2014―2018年国家发展战略计划”和“2015―2025年产业发展计划”是当前柬方为实现“增长、就业、平等、效率”目标，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力、恢复和重建基础设施、发展私人经济和增加就业、培训人才和发展人力资源，进而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应该说，两国战略内涵契合、诉求互补。新时期，推进中柬深入合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快两国战略之间的对接，尽快确定优先合作领域，以使其相互促进、共同发力。
（二）尽快推动已达成合作意向的重点项目建设
抓住中柬经贸合作的有利条件，尽快推进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建设，当前重点应放在扩大招商规模、做实配套设施以及优化投资软环境等方面；同时，大力抓好两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大型项目建设，以金边至西港高速公路和泛亚铁路东线柬埔寨段为抓手，确保相关项目按时落地并保障建设进度；此外，研究建议，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不断拓展合作空间，特别在碾米厂、天然橡胶、种植木薯、水产养殖、能源资源开采以及旅游合作等领域尽快建设一批已形成合作意向的重点投资项目，争取形成跨国、跨产业有较强示范价值和推广意义的优质合作项目。
（三）进一步扩大西港特区影响力和知名度
在“一带一路”中柬双边合作框架下，西港特区扮演着重要角色。近期，应充分利用西港优势，不断提升现代化服务水平，大力吸引各国投资者入驻，加速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链条。其二，着力优化园区管理模式，不断提升园区管理效率，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园区管理委员会。同时，尽量规避柬国在营商环境方面的劣势，打造新时期两国投资合作“新绿洲”。其三，做好宣传推介活动，并尽快开通园区中文微信公众平台，向国际和国内潜在投资者和园区企业推送管理理念、优惠政策以及产品推广等系列信息，打造中柬合作的靓丽“明信片”。
（四）不断创新经贸投资方式
在开展贸易投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因省因业因企施策，灵活采取技术输出、无偿援助、有偿贷款等多种方式，不强求形成“统一化”的合作模式。例如，中柬金边合作特区和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之间在地理优势、发展模式以及政府治理等方面就存在着显著不同，因此在两国合作过程中，发展战略、合作理念以及问题解决措施必须要“一事一议”，切忌“一刀切”。与此同时，建议两国海关、商务、外事等部门尽快出台在税收、标准、劳务、签证、投资者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相关配套措施，为两国经贸和投资合作提供全方位支持和综合保障。
金融形势有所改善
据悉，本次会议是俄罗斯担任2013年G20轮值主席国后举行的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全球经济形势、G20“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长期投资融资、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以及金融部门改革等议题。会后发表了联合公报。
会议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尾部风险下降，金融市场形势有所改善。但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疲弱，并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主要包括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私人部门持续“去杠杆化”、信贷中介功能受损以及全球需求再平衡进程尚未完成等。为应对当前挑战，发达国家应首先制定出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战略，货币政策应以国内价格稳定和经济复苏为目标，并尽量减小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各国要继续落实金融部门改革和结构改革的政策承诺，促进需求再平衡，推动全球经济尽快复苏，同时继续推进市场决定的汇率体制，坚决抵制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会议强调推动长期投资融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性，决定就动员各种长期投资融资问题开展研究；要求尽快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并就份额公式改革达成共识，确保在2014年1月前完成份额总检查；要求全面、及时地落实有关金融部门改革承诺，敦促所有辖区尽快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决定制定一套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措施，继续加强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提出在遵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原则和规定的基础上，继续就气候变化融资问题交流经验、深化合作。
中国致力于调结构
周小川在会上强调，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政策效果显著，为全球再平衡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全球需求再平衡关键在于有关国家加快结构改革，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竞争力，同时出台中期财政调整计划，减少政策不确定性，以启动私人部门需求，恢复增长。
他呼吁G20分析各国储蓄水平差别悬殊的深层原因，探索促进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有效途径。此外，他还呼吁相关国家加快落实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并确保第15次份额总检查按时完成；同时希望IMF有效落实监督新决定，加强对有关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及其溢出效应的监督。
谢旭人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指出2013年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积极扩大内需，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活力和动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税制改革；经济法创新；途径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引言
在经济体制转型的30多年来税制改革步步配合，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服务于财政收入的不完全税收制度，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下以财政收入为主体的全面税收制度，税制的改革基本满足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然而，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诸多问题。这就需要解决经济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
一、当前经济形势下的税制改革与经济法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急速发展，相应的国际经济组织也迅速发展，国际经济调节能力增强，国际经济法规也逐渐完善，资本对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际间贸易、文化等的交流，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同时也有要求各国加快税制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形式的变革。为适应国际经济日趋复杂的新形势，2013年，我国的宏观政策将延续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搭配，在税制改革上也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以及“营改增”等改革举措。笔者认为，通过近年来税制改革的趋势来看，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新一轮财税改革将会结合经济法创新，形成价、税、财、金融等相互协调配套的新型改革形式。
二、税制改革与经济法创新的必要性
作为税收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税制结构是一国税制建设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它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税收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程度。我国税制的改革不仅要与国际经济形式以及各国税制改革相关，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并适应公共财政的需求，税制改革和经济法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具体如下几点必要性：
1.税制改革和经济法的创新是转变经济结构的前提。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还存在着投资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创新力低下、劳动生产率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基于税收聚财和经济调控的功能，税制的改革对于经济发展及其重要。同时，在深化税制改革和经济法的创新的同时，税制作为政府经济干预的重要手段，其改革必须与推动经济发展的整个经济政策相结合。
2.税制改革和经济法的创新是贯彻国家政策的需要。
首先，税制改革和经济法的创新直接关系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政策。其次，其是国家特定的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如外贸、经济、科技、教育、民政、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必须在税制改革和经济法的创新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并注意方式的选择，进而保障政策的顺利实行。
3.税制改革和经济法的创新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手段。
税收的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我国现行税制在税收调节功能上还未充分发挥，因此，必须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和经济法的创新。只有税制能够充分发挥收入分配的功能，才能协调好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4.税制改革和经济法的创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化。在新的经济形式下，为了适应国际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深度调整，迫切需要我国在正深入了解国内和国际两个经济局势的背景下，正确定位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和经济法创新，进而保障我国的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取得竞争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
三、税制改革与经济法创新的途径选择
本文通过对税制改革与经济法的创新问题的研究认为，税制的改革与经济法的创新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在经济法创新的同时，必须注重税收制度的改革，具体可以从实行“双主体”税制结构、完善主体税和合理调节税负三方面着手。
1.合理选择主体税和合理调节税负是税制改革与经济法创新结构的关键问题
（1）合理选择主体税种
目前，世界各国的税制结构一般都是由多个税种组合的复合税制，主体税种的合理选择是税制结构是否完善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主体税种在税制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税制结构基本形态和特征。由于税收体系的财政、公平和效率目标需要由主体税种来实现，因此我国在进行主体税种选择时，需要对直接税和间接税进行合理组合，进而实现税制的公平和效率，这也是税制改革和经济法创新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具体可以通过降低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来缓解所得税对储蓄和投资的压力，实行增值税来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
（2）合理调节税负
一个国家的税负水平情况通常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职能范围和程度、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税制设计和税收管理的水平相关，合理调节税负是税制改革与经济法创新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现行经济形势下，我国在税制改革上实行了不少减税让利的措施，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保障了财政收入，同时也是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在税负调整上，应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配格局，扩大税基，加强执行力度。
中国经济不会“过热”更不会“滞胀”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11.9％，引发经济过热担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首季度的高增长率既是政策刺激的结果，也有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原因。随着去年二、三、四季度基数的不断走高，以及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和累积，全年经济增长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也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极为复杂，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回落趋势，但回落幅度不会太剧烈。他预测全年经济增长应该在9％以上，其中二季度10.5％，三季度10％，四季度9％以下。
“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在一系列不利因素、不确定风险下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幅下滑。”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指出。
美欧经济形势不见大的好转，国内投资和工业生产增速下滑，股市、楼市表现低迷，CPI涨幅攀升……5月份经济数据公布后，外界又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滞胀”的担忧。
工业是反映经济增速的代表性指标。年初以来，中国工业增速从20.7％开始逐步回落，5月份回落至16.5％。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1％，继5月份回落1.8％后再度回落1.8个百分点。在公众担心的物价方面，5月份中国CPI涨幅突破3％的警戒线，达到3.1％。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担忧：如果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产品出口退税取消、节能减排力度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等多重因素叠加，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将会明显增大。
“增速的适度回落与物价的温和上涨，不能代表我们的经济出现了滞胀，而是说明经济的运行渐趋平稳，回归正常区间。”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解释说。
从4月、5月的数据看，虽然工业增加值增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投资和消费也处在历史同期的较好水平上；出口增速反弹甚至好于市场预期；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也延续着回升向好的势头。
庄健表示，受货币信贷投放较上年回落、重要商品库存充裕等因素影响，实现全年CPI涨幅3％左右的目标是有基础的。无论是从实体经济还是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状态来讲，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并不存在发生“滞胀”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由政策支持的高速回升，转向市场驱动的、相对平稳但更加可持续增长的转变过程中。”张立群说。
当前经济工作仍需高度重视“稳增长”
在近日于长沙召开的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强调，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我们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这些都必须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
王建认为，总理的讲话凸显了中央对“稳增长”的高度重视，透露了下阶段宏观调控政策倾向宽松的信号。在稳增长、调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中，中央仍然将“稳增长”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一切经济工作的重要前提。
“中国下一阶段不存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问题，宏观调控的大方向仍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庄健表示。
去年以来，中国一直强调调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前～段时间，无论是控制信贷投放节奏、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密集出台针对房地产市场等的调控举措，都似乎发出了“宏观政策从紧”的信号。
“但现在，从已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面临的国际国内复杂因素来看，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仍是‘松’的基调。”王建说，中国正面临严峻形势――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危险在加大，乐观的声音越来越少，刚刚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和道琼斯指数都很不乐观，美国华尔街分析师认为，美国和欧洲经济复苏依然脆弱，甚至面临“向下”的转折点。
来自美国商务部的报告显示，5月份美国工厂订单环比下降1.4％，为14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报告，6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12.5万人，表明美国就业市场状况持续疲软。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结束了连续三个月的上涨趋势，从5月份的62.7降至6月份的52.9，超出市场预期。
在长沙举行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国内外经济环境极为复杂，必须坚持处理好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稳定政策，扎实工作，确保全面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重点防范各种现实和潜在风险
在6月底于北京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要着眼当前，谋划长远，为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宏观调控既有利于克服短期困难，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又有利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缓解经济长期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
“‘调结构’无疑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工作的主旋律之一。接下来宏观调控的重点将是着力解决中长期发展的问题，在收入分配改革、节能减排、体制改革等方面下功夫。”张立群指出，这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经济增长保持在8％左右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速度。下一步国家应抓住有利时机，腾出更多精力、资源加快结构调整，坚持有保有压，积极推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严格控制过剩产能和“两高一资”行业。
今年以来，中国对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进行了调整，比如信贷投放量正逐步回归正常，同时对一些存在泡沫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市场果断出手。庄健指出，政府进行调控，目标还是在不影响就业、经济内生活力的条件下，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调结构应该成为长久之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宗瑜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及许多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要求中国通过结构根本性调整，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复苏和增长。
他指出，国家统计部门及经济政策研究机构应该收集并定期公布结构调整的数值及数据，建立结构调整的定量评
价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数值及数据；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调整的数值及数据；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数值与数据；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数值与数据；社会阶层结构调整的数值与数据。
分析人士指出，在实体经济内生动力及“元气”还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虚拟经济的泡沫放大及商业银行规模快速放大，加剧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而这会进一步刺激并诱发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现实和潜在风险。
文宗瑜表示，当前政府宏观调控要高度警惕并防范金融企业滞后的运营困难及其金融风险、防范先泡沫后滞胀的经济运行风险和房价超长期持续上涨而导致的房市“崩盘”风险。潜伏的风险决定了宏观调控既要在“稳增长”上着力，也要在“防风险”上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
下阶段是否会再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为期两年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再过几个月就要到期，届时中国是否会再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对此，王建分析指出。中央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刺激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有很多危险性。
他表示，宏观调控未来方向肯定要把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结合起来，过于着眼于短期目标肯定是不行的。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一些领域产能过剩、结构不合理现象已相当突出。在这个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虽然可以在―段时间内依靠新一轮投资扩张拉动增长，但到了产能释放期，原来的矛盾不仅不会缓和，反而更加激化。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也倾向于认为中国不会再出台新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他表示，此前的刺激政策在对经济产生巨大拉动效果同时也带有很多负面作用：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行业快速增长，一些已淘汰的落后产能死灰复燃，结构不合理现象更为突出。
经济学家们认为，今后，中国应通过鼓励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城镇化进程等为持久扩大消费提供根本支撑，为经济稳定发展创造内生动力。
在长沙举行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坚持搞好总量调控的同时，着力完善体制机制，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也为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
人们注意到，一些酝酿多年的重大改革在今年开始破题。根据国务院同意的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今年要加快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重点和措施；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研究实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
中国国务院今年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36条”，配套措施正抓紧制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所长聂高民指出，这实际上是对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接续。
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发表主旨演讲时说：“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他还指出，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将从改革、调结构、改善民生三个方面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
2014年初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3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通货膨胀指数温和，大幅低于今年控制在3.5%以下的目标；令人担忧的是生产者物价指数（PPI），3月份PPI同比下降2.3%，较2月份同比降幅进一步放大，至此已连降25个月，反映出工业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当前乃至过去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明显增加，中长期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
在市场对我国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充满疑虑之时，的此番讲话对于判断今后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势极为重要。尽管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带来的诸多困难，但综合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仍能保持稳健运行。速度并非一切，经济增速放缓实际上反映着一国经济的成长和成熟，这既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和经济体运行内在矛盾与风险逐步释放、国民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结果，也有国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压缩过剩产能、调整债务杠杆、增强资金面约束等积极主动调整因素的作用。目前我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并不是速度，而是结构和可持续性，此时经济增速放缓正是调整结构、为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的表现。
在新的发展阶段，新一届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了我国经济三大方面的全新动力：改革、调整结构、改善民生，即通过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工业、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开发，来形成新的增长点。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出现积极变化的迹象也不容小觑，从投资驱动看，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减少审批事项的推动下，民间投资热情有所上升，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超过20%，高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占全国的比重为63%；从吸纳社会就业人口情况看，我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反映出我国服务业仍在继续扩张，将对就业人口增长形成强力支撑；从产业结构调整看，当前我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企业业务总量呈较快增长；从金融风险缓释角度看，在出现个别金融产品违约事件后，刚性兑付被打破，整个金融体系的抗风险意识已经有明显增强。此外，庞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消费潜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等等，均会支撑国民经济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而社会上数量庞大的微观经济主体基于强烈发展愿望的自发性经济行为与调整，也会给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托底”，能够有效止住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惯性下滑。综上所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将呈现如下特点：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将会紧盯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区间，相机进行政策调整以实现经济维稳；出台较大规模刺激性经济政策几无可能；央行货币政策以稳为主，不能寄望于通过放松货币、扩张信用、货币政策“一松就灵”的方式；政府强调“简政放权”，更多地创新宏观调控政策，构建新的内在稳定增长机制。
“转方式、调结构”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经济任务，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忧虑我国经济前景的“悲观论”、“危机论”甚嚣尘上。对于我们自身，不再需要GDP统领一切的政绩观，不再需要高能耗、高污染的“强势发展”，不应再为速度而牺牲环境，不应再为追求增长数据而忽略其背后的经济质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各种资源要素调整配置，提高资源和要素的利用效率，这依赖于顶层设计和及时推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只有坚持深化改革，告别以往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惯性，坚定于调结构、重环保、重民生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不为外界杂音所左右，才能迎来我国经济社会期待已久的“全新动力”和绿色、可持续增长的美好未来。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上的不合理，会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分别通过对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调节，实现对经济总量的均衡控制，面对我国经济高位运行的状态及经济运行中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实现“双稳健”的搭配政策，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得好不好，关键一点是看它们是否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出发，进行合理的搭配，确立一致的目标，形成趋同的政策效应。我们知道，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经济运行状态下，二者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和政府的支出，来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强的政策性，调控效果比较明显，但长期使用，会引起赤字和贸易逆差及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具有较强的市场调节特点，调控也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可经常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的复杂和滞后，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明显，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弱些；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减，而货币政策使用效果渐大；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增，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减弱。因此，二者的使用必须要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运行状态相适应，根据经济形势的要求，分别选用，配合运行。
二是要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出现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贸易出现顺差和经济的高位运行状态。如果出现经济过热，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或使经济进入下一个萧条周期。为此，要想抑制经济局部过热和物价上涨的苗头，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要适时退出，及时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要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分别采取相应的对策，合理把握紧缩、中性和扩张的政策力度，达到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实现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上的优化。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和增值税转型步伐，推进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企业的公平竞争搭建一个合理的税务平台。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支出结构，要把资金向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上倾斜，着力解决好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环保和民生方面的问题。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扶持，促进地区结构的转换。要发挥国债的经济调节作用，适当地增加一些中短期的国债数量，降低偿债风险。要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层医疗卫生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是间接调控机制，实现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首先要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完善汇率机制。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应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信贷规模，抑制个别地方和行业领域投资的过快增长。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与结构优化调整。要加快金融企业改革，尤其是推进政策性、股份制银行的改革。支持资本市场改革，扩大融资渠道，改变融资结构，协调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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