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05 14:40:0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空气污染的现象，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方法；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X8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2945（2017）20-0079-02
引言
空气污染是空气质量中的常见现象，空气污染从古代就有，只是以前空气污染的程度小，人们的生活水平低，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现代社会中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各大城市的“通病”，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能放任空气污染，走国外城市“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因此必提高治理空气污染的意识，完善城市空气污染监测方法，采用合理的解决措施，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笔者就这些方面在下出具体的探析。
1 我国城市空气质量的现状和特点
1.1 我国空气质量的现状
根据近期城市环境空气污染监测报告现实，现阶段城市空气污染总体变化不大，局部地区还有改善的趋势，但是城市空气污染仍具有一定规模，国家政府对城市空气污染做出了改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近几年城市汽车尾气排放、工业废气等因素，使得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因此我国城市空气质量标准中做出了明确地规定，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铅、氟化物等十种污物的浓度不能超过规定限制。从全国范围来看，城市空气污染物最主要的还是可吸入颗粒物和悬浮颗粒物，部分城市二氧化硫浓度较高，酸雨范围和规模总体保持稳定，大约为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1.2 我国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特点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正在经历飞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占有率逐年增加，但是部分人没有长远的发展眼光，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造成了城市空气污染，从经济发展规模来看，我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缺乏城市空气质量的意识，在空气治理过程中技术水平也整体落后于发达国家，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绿化面积少。城市人口众多，各种建设用地都很紧张，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下，城市绿化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人均绿化面积很少，绿化植物的作用就是进行化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有毒气体，但是有限的城市绿化不能满足城市空气污染的净化，所以城市中单位空气面积的污染物占空气的浓度极大，对人体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2）城市规划不合理，缺乏整体意识。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管理者缺乏整体意识，大城市的发展就是“摊饼”式的对外扩张，新兴城市没有整体合理的布局，粗放式管理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普遍超标，成为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另外根据最终的环境监测报告显示，部分地区空气恶化的趋势有所改善，可吸入颗粒物、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的浓度降低，达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的二级标准的城市，占调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达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的三级标准的城市数量，占调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该数据是根据全国三百五十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报告总结出的，具有权威性。
2 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方法
现阶段城市空气质量监测主要包括简单评价和综合评价，其中简单评价分为单因素和单指标，综合评价主要因素是多因素和多指标，在对城市空气质量监测过程中，可以采用新式监测方法或者完善已有的监测方法，主要目的还是真实可靠地监测空气质量。
2.1 指数法
指数法主要内容是在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时，根据在现实生活中采集的空气质量数据和空气质量标准值进行比较，通过对比法得出空气质量是否符合标准的方法，指数法主要包括单因子指数法和综合指数法。（1）单因子指数法。顾名思义，单因子指数法就是采用对照比较法和概率统计法进行比较，对单个污染物在空气中的浓度进行分析，该方法的优势简单明了，可以快速了解污染物对空气的污染程度，但是缺点就是不能整体分析污染物之间的相关性。（2）综合指数法。综合指数法以采集的空气质量数据为基础，通过公式运算得出的空气污染程度的指数，该方法还可以细分为环境空气污染指数法和综合污染指数法，分别表现为两个方面：环境空气污染指数仅仅依据的是采集数据的最大值，不注重其他方面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作用于空气质量日报的数据指标评价中；综合污染指数法的优势可以准确表现出各个污染物之间的比例，可以体现出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和次要来源，该方法目前主要应用于空气质量报告中的各污染物在总体里的比例变化情况。
2.2 复杂数学模型评价法
（1）模糊综合评价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主要考虑的是各部分的关联性，在评价过程中做到了定向、定量的针对性，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不仅可以反应时间、空间等因子的相关性，可以清晰明了地观察不同因子的关系，但是该评价法也有一定的劣势，在采用线性加权模型的情况下，污染因子权重较少，然而污染因素较多的时候，评估结果会失去真实性，部分真正的有用信息不会得到重视，对城市空气质量的监测造成误差。（2）灰色系统法。灰色系统法主要作用是利用推理知识进行的空气质量的推演，主要内容是通过已知的部分信息、数据，运用灰色系统法的推演知识，对系统中的行为和规律详尽的描绘出来，但是灰色系统法推论出的现象不是绝对的，有时会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判断出的现象与真实情况有一些误差，这并不妨碍灰色系统法成为目前较好的城市空气监测方法之一，该方法的实践操作方法分为灰色聚类法和灰色关联法，完成对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监测的任务。（3）物元分析法。物元分析法相当于一个运算模型，在进行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监测过程中将物元分析法中的评价标准、指标、特征作为物元，统一进行分析管理，运算出的节域、权重建立健全评估模型，就可以得出想要的结论，物元分析法关联度的最大值对应级别应该为评价级别。
2.3 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监测方法的注意问题
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建设规模、城市功能区布局、产业结构分布都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在对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点进行调整，达到最优的局面，因此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选择空气质量监测点位时，要注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又要注重监测点周边环境的稳定性，保障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真实可靠，才能评估正确的结果。（2）对于污染区域的监测点安排，要摒弃错误思想，主要包括城区边界地带污染较小的意识，保证监测点符合空气质量监测中的合理，准确。（3）要根据城市人口和工业分布合理安置空气质量监测点，具体操作如下：在人口密集的地区适当的增加监测点，可以更好的得出人们生活活动对空气的污染程度。在工业密集分布的地区，在工业区周边和中心地带增设空气质量监测点，以便更好地做出工业活动对空气污染的评估报告。
3 城市空气污染的防治措施
3.1 加强城市空气质量的监测，从源头开始控制污染源
运用各种空气污染监测方法，全天候监测城市空气的质量，保证对整个城市的空气掌控，一旦某些区域发生空气污染的现象，城市空气监测部门一定要做到及时曝光，让社会的舆论道德压力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预将空气污染源扼杀在萌芽中，并且还可以唤醒城市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用整个社会的力量去保护空气质量安全。
3.2 加强防治汽车尾气排放对空气的污染
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城市汽车保有量基本饱和，大量的汽车不仅使城市交通变得拥挤，汽车尾气还造成了空气污染，因此政府相关部门严格按照机动车环保制度，采用限制行车区域、时间等方式，减少汽车尾气对空气的污染。还可以大力扶持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及共享自行车等一系列手段，根本目的就是减少汽车尾气对城市空气的污染。
3.3 加强防治工业对空气的污染
政府要制定有关工业排放废气的准则，使工业废气的排放能被自然环境净化，对于重度污染工业可以搬迁到远离城市的区域，对于城区工业的废气排放，一定要严格监测，发现企业违规排放要严肃处理，不能给企业留下侥幸心理，并且还要鼓励企业发展新型废气处理设备，尽量杜绝工业对城市空气污染的现象。
3.4 加强城市绿化规划
绿色植物是天然的空气调节器，是净化城市空气的最主要手段，因此城市规划时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预留出足够的绿化地区，并且合理规划绿化地区的分布，实现绿化的功能最大化。
4 结束语
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难题，因此监测城市空气质量不仅解决了城市居民关注的民生问题，而且可以使城市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全社会应该有长远的发展眼光，也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干净的蓝天，本文就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方法和防治措施进行了具体探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庄素敏.基于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化监y的研究[J].科技与创新，2016（12）：110-111.
[2]洪千淇，刘萌萌，王尧.浅谈室内空气污染的危害及其防治措施[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6（12）：162.
[3]侯洪刚.室内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及防治措施[J].环境与发展，2014（03）：151-152.
【关键词】城市；空气污染；优治理
1.城市空气污染状况与特征
城市环境空气污染同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活动紧密相连，从我国实施工业化发展以来，城市空气污染便一直长期存在。七十年代，兰州石化基地的淡蓝色烟雾现象、八十年代二氧化硫总体排放量的迅猛增长、酸雨现象的形成、九十年代氮氧化物污染现象以及当前我国多地持续的雾霾天气，无不说明，城市空气污染现象已越发严峻，并呈现出一种逐步上升的趋势。
2010年我国颁布的机动车污染预防治理年报，公布了机动车形成污染、排放毒害气体的状况。目前该类污染现象越发严重，机动车尾气逐步变成我国较多城市空气污染的主体来源。同时呈现出较多区域高浓度颗粒物污染以及臭氧污染的双高污染特征，还显现为污染的区域性以及复杂性特点。
2.城市空气污染治理包含的问题
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首先在质量标准层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标准对于治理污染发挥了基础作用。该过程中需要明确大气出现的污染物种类，具体浓度，对大众生活形成的影响等，方能制定有效的治理措施。环境质量标准为在一定时期阶段中，对空气污染物质最大准许的质量浓度限定。
对人类健康形成影响作用的空气污染物质均应囊括到该标准范畴之中。而当前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该标准却没能全面显现出确保大众健康的工作原则，同时无法及时全面的映射大气环境的具体状态以及发展变化。尤其是PM2.5变成污染物区域能见度降低的显著空气污染特征，却没能在我国全部各城市囊括到评价因子之中，同时还存在监测技术应用的困难问题。
另外，城市空气污染治理工作中，还存在区域治理方式较为单一的问题。例如就烟尘污染明确相应控制区域，并配置消烟除尘系统装置。对于二氧化硫污染，制定控制区域预防规划，限定高硫煤应用开采，注重管控火电厂生产污染、化工、冶金行业发展，并降低排放总量。而当氮氧化物变成主要污染物质之时，则进行机动车污染治理，并分阶段履行管理标准。该类单一模式下虽然在治理专项污染物层面呈现出一定效果，然而当前以臭氧以及雾霾为主体的空气污染现象，仍旧沿用单一方式则无法契合新时期复合性空气污染治理的工作需要。
另外，对于触犯大气污染预防治理法规的行为惩处的力度较为有限，无法实现威慑作用。通常处理形式为罚款，并制定上限，不会超出限定金额。对于谎报、拒绝检查、弄虚作假、不当处置、应用污染物、擅自、超标排放等行为，处罚的金额往往低于企业违规所得。进而导致企业甘愿缴纳罚款也不会遵循规定要求做好防污治理工作。同时处罚管理通常针对企业，而责任人却没能实施相应处罚。
3.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有效机制
3.1实施区域联合防控机制
区域联合防控管理机制，是治理区域空气污染的良好手段。我们应总结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工作的成功经验，遵循联防联控管理、优化区域空气环境质量有关指导意见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工作思想、基础原则，把握具体目标、掌握重点防控区域。应创新工作机制，基于科学研究之上进行统一规划。应将区域视为核心整体，利用科学分析明确区域空气环境污染的总体排放量以及物质分布状况，呈现出的时空变化特征、大气污染相互影响作用的强度以及传输的具体规律，而后制定有效的防范治理策略。可引入数值模拟手段技术，掌控污染特征，通过联合制定，确保空气治理合乎标准。应把握属地管理以及不同区域联动的工作原则，通过横向合作、签署协议履行预防治理工作规划。倘若区域中各个主体经济实力相当，而大气污染为急需应对处理的问题，则可进行合作治理。相反区域经济主体水平包含明显差别，治理问题等级不一致，便可履行非合作策略。
3.2多重污染物质同步治理
针对单一污染物治理实效性不强的状况，应基于当前大气污染复合性特征，采用多重污染物质同步治理的工作模式。由传统单一物质治理发展形成多污染物质全面治理的局面。应树立战略目标，开始时期可进行一类主要污染物质的管理治理，而后可基于一类物质的治理逐步发展为防控复杂性二次污染的治理。接下来通过多类主体污染物质治理防控二次污染物质。最终形成同步治理多类二次有毒污染物质的模式。
应树立协同治理的工作理念，汲取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将污染环境治理、能源管理政策以及管控温室气体总体排放的整合管理策略，通过互相关联影响，达到事半功倍的工作效果，以合理的成本投入创建合理的共同利益。该类更丰富意义的多类污染同步治理的工作模式，可使空气质量符合相应标准限值要求，同时可达到减排的工作效果。
另外，可引入低碳环保策略控制硫化物、氮氧化物以及颗粒物等污染物的总体排放量，降低额外投入成本，营造健康环保的空间环境。
3.3加大惩处力度，优化法治管理机制
纵观城市空气污染治理工作发展，不难看出，目前逐步严峻的城市空气污染形势，同惩处违规行为力度较轻有紧密联系。为此，应优化法制化管理工作机制，加大惩治力度。进一步修订相关环境空气防治污染法规。正视提升环境执法力度不仅不会对经济建设发展形成负面影响，还可良好的管控污染物总体排放。
为此，应有效的降低行政命令，杜绝责令行为导致的较多争议现象。应强化强制执行效果，通过行政处罚，达到良好效果。另外，应丰富行政处罚类别，不应对明显的盈利工作进行惩处，没收违规所得。
还应对其他类非直接性，但却包含间接盈利特征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处罚。例如，违法进行排污的行为，虽然企业没有通过排污的过程取得直接的利润，却节约了用于污染物治理的经费投入，进而实现了间接获利的目标。因此针对以上情况，也应惩罚并剥夺其相应的经济利益。针对情节过于严重或屡次违规的行为应责令停产。另外应对有关负责人进行违规惩处，进行刑事指控，或者判处行政拘留。还应确保处罚金额高出违规所得，进而提升管理防控威慑力。
4.结语
综上所述，只有针对城市空气污染特点、环保治理工作特征、存在的问题等，合理制定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有效的弥补漏洞与不足，提升工作实效性，开创洁净环保型城市，优化提升城市行驶，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真正实现健康、可持续、生态化、绿色化的发展要求。 [科]
【参考文献】
[1]刘永红，余志，黄艳玲，蔡铭，徐伟嘉，李璐.城市空气污染分布不均匀特征分析[J].中国环境监测，2011（3）.
[2]勤耕，夏思佳，万祎雪.当前城市空气污染预报方法存在的问题及新思路[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9（3）.
关键词：空气污染 全局空间自相关 分析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2（b）-0000-00
作者简介：曾礼祥（1988-），男，广东梅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引言
由于粤港珠三角区域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随之出现了很多与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污染问题。由于空气污染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还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治理空气污染问题仅靠某个城市自身的改善是不完全的，还必须关注到区域间的空气流转和影响。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能较好的分析空间关系[1]，而且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区域空气污染研究尚不多见，特别是对于粤港珠三角区域。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空气污染指数（API）数据选取自粤港珠三角区域空气监测网2012年监测报告。选择2012年1月―12月的每月的空气污染指数。
2 粤港珠三角区域的空气污染的邻近矩阵
根据粤港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控网络子站的空间分布，可得到15个监控网络子站的邻近状况。根据邻近关系原则[2]，可得满足邻近性的空间权重矩阵为：
3 空气污染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数据及Matlab软件[3]，计算全局Moran’s I及其检验的标准化统计量Z（I），结果如表3.1所示。
表3.1 2012年粤港珠三角区域空气污染指数的全局Moran’s I及其检验
月份
Moran’s I
Z（I）
2012年1月
-0.1733
-0.3712
2012年2月
0.2500
1.1714
2012年3月
0.2605
1.2096
2012年4月
-0.0170
0.1983
2012年5月
-0.0100
0.2249
2012年6月
-0.1503
-0.2874
2012年7月
0.1019
0.6316
2012年8月
-0.0503
0.0770
2012年9月
-0.0081
0.2308
2012年10月
0.0148
0.3139
2012年11月
-0.1305
-0.2153
2012年12月
0.0025
0.2694
从表3.1可以看出，在2012年1月、4月、5月、6月、8月、9月、11月中，粤港珠三角区域空气污染指数的全局Moran’s I为负值，即存在负空间自相关。这说明空气污染在空间分布上出现差异，其特征是：空气污染较高的区域相对地趋于和较低的空气污染区域相邻，或是较低的空气污染区域相对地趋于和空气污染较高的区域相邻。不过从Z（I）检验统计量的结果来看这种空间格局不显著。而在2012年2月、3月、7月、10月、12月中，空气污染指数的全局Moran’s I为正值，即这五个月空气污染在空间上呈现出相似值之间的聚集现象，其特征为：较高空气污染的区域，其周围区域空气污染也比较高，或是较低空气污染的区域，相邻区域的空气污染也比较低。但对全局Moran’s I检验的结果并不显著。
4 结论
本文从2012年1月―12月粤港珠三角区域15个空气污染监测网络子站监测数据出发，根据空气污染数据，应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客观上证明了在研究时段内，空气污染在粤港珠三角区域的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
参考文献
[1] Haining R. Spatial Data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关键词：空气污染；劳动供给，局部均衡模型；劳动生产率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3.21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3-0099-04
Abstract： The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s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air pollution on labor supply by constructing the 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improving air quality on labor supply time depends on the tradeoff of the “income effect” and “substitution effect”， but the latter plays a dominant role， and air pollution will indirect impact on the labor supply by impacting labor productivity. Then empirical examines on the a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labor supply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by impacting incom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empir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income effect， air pollution will reduce labor supply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Finally，it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nhibit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labor supply.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labor supply； the 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 labor productivity
中的空气污染问题备受关注，特别是“雾霾”已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凤凰网报道称，大气污染的扩散性使得其无法被隔离，对所有人都造成消极影响，比非典等传染性疾病还可怕[1]。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消极影响也在逐渐显现，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更加明显，甚至出现了“逃离北京”的现象。
国外关于空气污染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较早，Ostro以1976年美国健康调查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空气中颗粒悬浮物增加1%，劳动者误工天数显著增加0.44%[2]；Hausman等使用相同的数据，通过控制不同城市个体效应，实证表明颗粒悬浮物增加1个标准差会造成误工天数增加10%[3]。Hanna和Oliva采用类似自然试验的方法研究了墨西哥的一座大型炼油厂二氧化硫排放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表明前者每增加1%，后者会降低0.61%[4]。Carson等以孟加拉国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砷暴露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暴露区的劳动力供给状况较非暴露区的劳动力供给低7.9%[5]。Zivin和Neidell采用Orange Enterprise公司的TET数据分析臭氧水平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认为臭氧每上升10ppb单位，会减少17分钟的劳动时间，但这一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6]。国内方面，李佳以我国199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二氧化硫排放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认为前者每增长1%，后者将减少0.028%，并且这种影响存在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7]。这篇文献对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未考虑空气污染从工资、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对就业的间接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除考虑空气污染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外，还从空气污染影响工资、劳动生产率方面考察了空气污染对就业的间接影响。
1 理论分析
1.1 基本假设
假设1：消费者效用函数为u=u（c，lp），c是消费水平，l是劳动时间，p是空气污染状况，由于空气污染状况外生，该式表达为消费者在既定的空气污染状况下决定自己的消费水平和劳动时间，如果消费者无法忍受空气污染可以选择离开。此外，借鉴魏翔的思想[8]，假设存在uc>0，ucc
假设2：外生的空气污染对消费者效用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通过劳动供给影响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好的空气质量有利于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能够增加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存在ulp>0；二是通过消费影响劳动者的效用水平，但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好的空气质量可能会促使劳动者更愿意外出消费，二者互补，存在ucp>0；另一方面，良好的空气质量会减少劳动者在某些药品和锻炼器材方面的消费，二者相互替代，存在ucp
式（3）表示空气质量p对边际收入φ的影响，由ull
式（4）表示空气质量p对劳动时间l的影响。由于ull0，所以这一边际影响主要取决于φ/p的大小与符号。将式（4）中ulp和（φ/p）w定义为空气污染状况对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的含义是空气质量的改善会通过降低负效应而正向影响劳动力供给；“收入效应”的含义是空气质量的改善通过增加边际收入而减少劳动力供给。当φ/p>0时，“收入效应”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增加（l/p>0），也即“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一致造成空气质量改善与劳动供给时间的正向关系；当φ/p
1.3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上述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劳动生产率不随空气质量发生变化，但实际中空气质量的改善也会改进劳动生产率，Graff和Neidell认为环境污染可以在不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前提下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9]，Clay等发现使用铝材料管道的城市，更加严重的铝污染显著降低了劳动生产率[10]；杨俊和盛鹏飞认为环境污染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在环境污染规模较低时会增加劳动生产率，但随着环境污染规模的增大，环境污染会抑制劳动生产率的增加[11]。本文假设空气质量p会影响以工资水平代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式（9）为工资方程，因变量为平均工资水平lnwage，采用平均工资指数进行调整，剔除物价的影响；空气污染变量为烟（粉）尘排放量lnsoot，采用烟尘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的加总表示；X为控制变量，包括实际人均产出lnpergdp，采用GDP平减指数调整后的真实人均GDP表示；人均税负水平lnperrev，采用整体税收除以人口数表示；城市化水平lnus，采用城市人口（部分年份为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表示；教育水平lnedu，采用受教育年限表示，计算方法参考李秀敏采用的方法计算[14]；老龄化趋势lnold，采用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式（10）为劳动生产率方程，因变量为全员劳动生产率lnolp，采用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就业人数表示；S为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lnstr，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技术水平lntech，采用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表示；还包括城市化水平lnus、教育水平lnedu和老龄化趋势lnold。式（11）为劳动力供给方程，因变量为劳动力供给lnls，采用年末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为考察工资水平与劳动力供给间是否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本文将工资水平的平方项（lnwage）2引入回归方程中，Z为劳动力供给方程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税负水平lnperrev、产业结构lnstr、教育水平lnedu以及老龄化趋势lnold。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样本为中国大陆地区除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为分析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分三大区域①进行分析。
式（12）中，右边第一项表示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直接影响效应；右边第二项表示空气污染通过影响平均工资水平对劳动力供给的间接影响效应；右边第三项表示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的间接影响效应。因此，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效应取决于三者的权衡，影响系数为θ1+α1（θ2+2θ3lnwage）+β1θ4。
3 实证分析
3.1 回归结果分析
3.1.1 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对工资方程进行回归，如表1所示。通过4个回归方程的AR（1）检验、AR（2）检验和Sarga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系统GMM模型的设定较为合理，能够反映真实状况，检验结果具有说服力。
由表1可知，空气污染增加了工资水平，所有相关系数都在给定的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空气污染每增加1%，工资水平分别增加0.027%、0.043%、0.014%和0.012%，东部地区工资水平对空气污染状况的弹性系数要远大于中西部地区，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使得居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空气污染程度的加重使得居民需要更多的工资来补偿这一部分损失，而中西部地区居民所需要的补偿却相对较小，但仍然需要给予一定的补偿。
3.1.2 劳动生产率方程回归结果
表2为劳动生产率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空气污染变量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空气污染每增加1%，劳动生产率水平分别降低0.057%、0.114%、0.045%和0.035%。空气污染会对劳诱叩墓ぷ骰肪场⒐ぷ餍率和有效劳动时间产生影响，如因空气污染带来的工人病假以及高素质劳动力“逃离”现象，这都会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下降。此外，与工资方程回归结果相似，空气污染对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影响远大于中西部地区，这也表明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效率的影响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样具有空间差异性。
3.1.3 劳动力供给方程回归结果
表3是劳动力供给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空气污染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影响系数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空气质量改善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假设相符，工资水平与劳动力供给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增加工资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劳动力供给增加，而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者对生活质量（空闲）的追求高于对工资的追求，此时增加工资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了就业人数，这是因为生产效率与劳动者需求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效率越高，劳动者需求越低，因此，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会伴随一定裁员，导致部分劳动者失业，降低就业人数。
3.2 空气污染的劳动力供给效应计算
由于间接影响效应和总效应的大小还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的自然对数，这里按照各样本组内人均工资水平的均值水平计算，根据式（12）可计算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直接影响效应、间接影响效应和总效应，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空气污染除直接降低劳动力供给外，还会通过影响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间接降低劳动力供给，以全国范围内的样本为例，当空气污染程度增加1%时，劳动力供给直接减少0.045%，间接减少0.034%，空气污染通过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使劳动力供给减少0.079%。分地区来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造成了空气污染对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都越大，如东部地区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效应为-0.082，而中西部地区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025和-0.022。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将空气污染引入劳动力供给的局部均衡模型中，在理论探讨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机制之后，以我国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为例，从空气污染直接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效应和通过影响工资水平及劳动生产率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双重视角考察了空气污染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实证结果也表明空气污染除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外，还可以通过增加工资水平和降低劳动生产率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这些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总效应为负，印证了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理论结论。实证分析还表明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抑制效应存在空间差异性，会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抑制效应越大。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逐步控制并缓解空气污染状况，从源头杜绝空气质量恶化对劳动力供给的抑制效应，关于如何控制空气污染问题，学术界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政策，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种：“末端治理”政策和“前端控制”政策。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应以“前端控制”为主，“末端治理”为辅，完善环保技术研发和引进激励机制，逐步加大环境污染排放的惩罚力度，双管齐下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二是建立健全空气污染危害身体健康的监测机制和预警机制。政府应对空气污染状况进行监测、整理，准确评估空气污染的危害程度，在危害之前提出预警，以便相关部门和劳动者做出预防；三是政府部门和民间环保组织还应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预防空气污染对身体危害的技术和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水平，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凤凰网.谁来应对比非典更可怕的雾霾[EB/OL]. http：///opinion/special/wumai/.2013-01-15.
[2]Ostro B D. The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on Work Loss and Morbidit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83， 10（4）： 371-382.
[3]Hausman J A， Ostro B D， Wise D A. Air Pollution and Lost Work[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84.1263.
[4]Hanna R， Oliva P. The Effect of Pollution on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Mexico City[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1.
[5]Carson R T， Koundouri P， Nauges C. Arsenic Mitigation in Bangladesh： A Household Labor Market Approach[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1， 93（2）： 407-414.
[6]Zivin J S G， Neidell M J.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on Worker Productiv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7）： 3652-3673.
[7]李佳. 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 2014（5）：67-77.
[8]魏翔. 基于闲暇时间-效用函数的居民消费研究――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J]. 经济科学， 2006（4）： 104-113.
[9]Graff Z J， Neidell M J. Temperatu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Time：Implications for Climate Chance[R]. NBER Working Paper， 2011.
[10]Clay K， Troesken W， Haines M R. Lead and Mortality[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0.
[11]羁。盛鹏飞. 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5）： 56-65.
[12]Halkos G E，Paizanos E A.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the Environ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3， 91 （3）： 48-56.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空气污染易致癌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这个报告，有一个数字是非常令人震惊的：2012年因空气污染而丧生的人数高达700万人。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空气污染问题，小到一家一户的生火做饭，大到巨型化工厂向天空排放废气，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因空气污染而致死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世界卫生组织在2008年曾做过一次统计，那个时候死于室外空气污染的全球数字是130万，死于室内空气污染的数字是190万。
全球范围内的空气污染问题远比人类之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此前在全球范围内的参加世界环保组织的400多位专家――他们从2010年来就开始监控因为室外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数据的变化。他们在2010年公布的数据是――全球死于室外空气污染的数字是320万，这个数字比世界卫生组织在2008年公布的室外空气污染死亡数字要多大约130万，差不多翻了一倍。
世界卫生组织新的研究数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因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据总死亡人数的八分之一。空气污染最容易导致的致命疾病是心脏病、中风、肺病和呼吸系统的癌症。专家们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发现，空气污染问题对于免疫系统能力低下的儿童和婴儿的伤害尤其大。空气污染可能会导致婴儿畸形或者导致婴儿某方面功能的缺失。
人类对于空气污染的科学研究水平在进步，2014年这些科学家们监控的数据不仅仅来源于因空气污染而接受治疗的患者，也得益于他们有了更好的研究和分析空气污染的工具。举个例子来说，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可以将室内空气污染和室外空气污染对人类造成的身体影响分开来分析，而且科学家们也发现了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的紧密联系。科学家们已经可以弄清楚空气污染对人类心血管造成的危害，而且对于空气污染对于诱发癌症的原因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空气污染对于呼吸系统的影响也已经得到了确认，空气污染最容易导致的呼吸系统的疾病是感冒和慢性肺炎。
东南亚是空气污染重灾区
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共关系与环境卫生中心的负责人玛利亚・尼拉说：“空气污染，不管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现在已经成为最大的环境健康问题。空气污染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发达国家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受到空气污染的伤害。
全球有430万人的死亡与室内空气污染有关，导致他们死亡的首要死亡原因是煤气中毒，或一氧化碳中毒。这些死者往往用煤炭、木头或者用动物粪便作为做饭的燃料。煤炭、木头、动物粪便的不完全燃烧，导致他们一氧化碳中毒。因室外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据估计有370万。罪魁祸首是工业用煤燃烧的废气和粉尘以及汽车尾气。
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说，很多人受到室内空气污染和室外空气污染的双重伤害，所以因室内空气污染和室外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不能简单的相加，不过据他们估计，因为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不会少于700万人。
世界卫生组织说，全球空气污染的重灾区是东南亚，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太平洋西岸地区，从中国到菲律宾。该地区因为室内空气污染的死亡人数是330万人，因为室外空气污染的死亡人数是260万人，两个数字相加、去除重叠部分该地区死于空气污染的人高达510万人。
在非洲，死于室内空气污染和室外空气污染的死亡总数是68万人，在中东地区死于空气污染的大约40万人。在欧洲的中低收入国家有28.7万人，在拉丁美洲有13.1万人。在欧洲的高收入国家有29.5万人，在北美有9.6万人。在太平洋中的富裕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有6.8万人。
尼拉说，她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也被吓了一大跳，因为数字增长太快了。不过她表示，要将2008年的数据与2012年的数据进行比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2008年的数据没有去除叠加部分，而且当时的数据采样主要是在城市中进行的。
明火做饭一小时，等于抽400根香烟
从卫星图像上来看是很容易看出空气污染的范围的，卫星图像为研究空气污染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提供了更好的数据保障――根据卫星图像上的空气污染范围进行研究，更容易确定研究范围的大小，而且数据更加确实可靠。空气污染导致的问题远比世界卫生组织先前估计的要严重得多，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说，有数据表明，空气污染现在是导致心脏病和中风的罪魁祸首之一。人类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过，全球各种污染问题，也以空气污染的危害最大。尼拉说：“我们以后可能要采取措施，把我们呼吸的空气给清洁一遍。”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全世界的贫困国家中，大约29亿人仍然用生火煮饭或者烧开水，他们在煮饭或者烧开水的时候吸进去大量油烟和烟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与健康中心的科学家科克・史密斯形象地说：“你在厨房里使用明火做饭，在一小时内，相当于你抽了400根香烟。”他特别强调，室内污染在印度是最严重的，印度的妇女和女孩子是世界上遭受室内空气污染最大的群体。
卡洛斯・多拉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关系与环境卫生中心的副主任，他说，现代家庭越来越像氧化车间，大家越来越喜欢把门窗紧闭。大家想尽办法地想让室内空气清洁一些，包括使用空气净化器――多拉说，实际上使用空气净化器没啥效果，还不如开窗通风。
他说，世界各国需要反思各自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环境政策，大家应该致力于开发新的清洁能源，并提高目前能源使用的效率，尤其是要让汽车工业进行尾气排放的技术革命，让尾气尽量清洁起来。不过，如果真要进行这些变革的话，那就是一个地动山摇的彻底革命了。
中国：空气污染受害大国
近期因为空气污染问题，法国出现了一些震荡，导致法国严格限制现在汽车的使用量，法国为了推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还在巴黎降低了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费用。多拉说，这样的措施需要持之以恒，长久实行。
“你是买不到瓶装的清洁空气的”，多拉说，“空气是人类共享的资源。为了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们不得不干预世界各地的空气污染问题。”
关键词：联防联控；空气污染；能源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028-01
衡水市作为北方地区的一个处于快速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城市，衡水市空气污染问题也非常严重，用联防联控的方法解决衡水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对衡水市环境改善、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一、衡水市空气污染及联防联控实施现状
1.衡水市空气污染现状
衡水市地处华北平原地带,是一个小型的发展中城市,以农业为主,大气污染物主要是颗粒污染物,其次是燃煤(油)产生的煤烟型污染,也有各类机动车辆排放的尾气污染,还有少数的沙尘和浮尘天气造成的污染。近年来，针对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衡水市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采取了多项措施改善空气质量，如禁止焚烧垃圾、关停小火力发电厂、小窑厂等等，这些措施在控制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等污染物方面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衡水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主要是因为空气的流动性特征随着气流将其他地区的污染物带到衡水，加之衡水市机动车数量持续增加，导致了空气污染没有有效的改善。
2.联防联控实施现状
联防联控是西方国家治理空气污染最常用的一项措施，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空气质量改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改变在空气污染治理中各自为战的局面，我国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开始尝试联防联控方法来防治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为了确保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达到申报时的承诺，环境保护部首次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6省(区、市)以及各协办城市建立了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机制，联防联控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监管，这一措施可以说成效十分显著，北京市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达标率为100%(其中12天达到一级标准)，创造了近10年来北京市和华北地区空气质量最好水平，圆满完成了奥运会期间的空气治理任务。奥运会之后，在治理珠三角地区、上海世博会期间的空气污染时，这一方法得到再次检验.2010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正式拉开了联防联控防治序幕。
二、联防联控在空气污染防治中的作用
1.能够有效的控制区域污染源
联防联控空气污染治理措施，改变了以往在空气污染中单兵作战的态势，而是将周围区域内的省市协同起来，对区域内部的污染源联合进行治理和控制。这样就能够有效的解决因为空气治理动作不一致产生的污染空隙，实现了对区域内污染源的全时、全方位的监测与控制。这样原来的污染源通过技术升级、环境改造能够实现有效的减少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的排放量，新上项目的严格审核也避免了新污染源的产生。这样能有效的减少区域内部大气中的污染物数量，达到改善大气质量的目的。
2.有效的避免区域内部空气的再次污染
在传统的空气污染治理当中，一个城市经过治理之后空气质量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一旦治理过去了，各类污染源又回来了，可以说治理很不彻底，再次污染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一来二去的治理费用花去了不少，但是效果却不是很理想。联防联控的措施可以有效的杜绝这一现象的发生，因为联防联控可以有效的解决一个城市的外部污染源，避免了污染外源性输入，减少区域内空气再次污染的机会。
三、衡水在空气污染联防联控应采取的措施
1.继续做好本地污染源的排放控制工作
要想做好衡水市的空气污染治理工作，就应该先从控制污染源排放开始，最大努力减少衡水污染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当前衡水市重点需要做好的就是推进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汽车尾气控制、冬季燃煤控制、燃煤炉窑污染控制、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扬尘污染控制等于空气污染有密切关系的污染源控制。
2.联合周边城市进行重点污染源控制工作
衡水市周围各市也是北方地区重要的空气污染区，在衡水市周围省市存在多家钢铁、化工、建材等高污染行业企业，这些企业也是衡水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这就需要衡水市应该与周围的德州市、沧州市等建立区域环境合作机制，对这周围几个市的钢铁、化工、建材等高污染行业企业进行重点污染监控。共同落实国务院规定的钢铁、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污染控制措施，共同对区域内的空气质量进行治理。
3.实行空气质量监管联动机制
衡水市应该加强空气质量监测，实现对空气质量的24小时动态监测，针对区域内重点污染源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一旦发生空气质量问题，能够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解决。除此之外，应该与德州市、沧州市等周围的城市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网络联动机制，通过共享检测数据实现空气质量的区域性监控目标。同时根据衡水市的实际情况强化城市空气质量分类管理，加强衡水市环境执法监管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空气污染联合执法检查活动，对衡水市主要排污企业进行点对面、点对点的检查，堵塞空气污染的漏洞。针对路北工业区氯气、氨气等工业废气和烟尘、粉尘污染热点问题，继续推进专项治理工作。
4.加强空气质量保障能力建设
衡水市应该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不断推荐空气质量监测、监控能力建设工作，加强衡水大气污染形成机理以及主要污染源的研究工作，深化对衡水市空气污染的科学认识。在此基础上，以政策作为空气污染治理的重要保障，不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严格控制新上项目的环保核查工作，积极推进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工作，对衡水市在空气污染治理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
总之，联防联控空气污染治理的手段是一项比较先进技术，衡水市在未来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要坚持这一手段、完善这一手段，才能达到减少空气污染、有效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
雾天空气差，逆温在作怪
现今，雾天的空气质量不好似乎已经成了人们的生活常识。那么雾跟空气污染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谁是因谁是果呢?
在一般情况下，气温随着高度的上升而下降。热胀冷缩使空气上层重下层轻。在重力的作用下，头重脚轻的空气很容易发生垂直方向上的对流。地面附近的污染物就可以随着对流的空气扩散到高处而被极大地稀释。然而，有时由于各种气象原因，气温随高度降低的趋势被逆转过来，变得下层冷上层热，这种现象就被称为逆温。逆温的空气头轻脚重，结构非常稳定，垂直方向上难以发生空气对流，污染物因而难以往上扩散。在城市里，汽车行驶、工业生产、建筑施工等活动不断地往空气中排放各种污染物，而逆温阻碍了污染物的扩敞稀释，使它们在地面附近累积。如果这时恰好风又很小，污染物在水平方向上也扩散不开，空气质量就会变得更加糟糕。
可是这跟我们要讨论的雾有什么关系呢?雾的种类有很多，但生成的基本原理都一样：地面附近的低温使水蒸汽在颗粒物(即凝结核)表面凝结，形成细小的水滴(或冰晶)漂浮在空气中。低温、水汽、颗粒物是雾形成的三要素，而这三要素逆温恰恰能一并提供。逆温时，地面气温相对低，伴随的稳定空气结构也有利于水蒸汽和颗粒物的累积。于是，强逆温的天气常有大雾发生，而逆温又会导致空气污染加重，结果就是雾和糟糕的空气结伴同行。
雾和污染物，相互纠缠
结伴同行的污染物和雾可不是相安无事，两者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一些气体污染物，如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氨气、部分挥发性有机物是水溶性的，能够溶入雾滴。于是，这几种气体污染物的浓度在雾天可能会比平时还低。然而雾滴对于它们的吸收能力有限，如果排放量很大，加之雾天不利扩散的天气条件，这些气体的污染仍然可能很严重。相反地，一氧化碳不溶于水，它的浓度在雾天比较高就是意料之中的了。另一种重要的气体污染物臭氧的生成有赖于阳光照射。由于阳光被雾层遮挡，臭氧的浓度也可能会在雾天下降。
其实，雾在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对污染物产生影响：颗粒污染物作为雾的凝结核，成了雾滴的一部分。粒径较大的雾滴可以很快地沉降到地面，从而起到清扫空气中颗粒物的作用。而粒径较小的雾滴则会长时间地停留在空气中，起不到清扫的作用。遗憾的是，在受污染的空气中雾滴数量变得更多，粒径更小，这些都不利于污染物的沉降清除。雾也会促使新的颗粒污染物的产生。一个个雾滴就像是一个个微型的反应器，污染物在里面发生着复杂的化学反应，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当属二氧化硫被催化氧化成一种危害更大的颗粒污染物――硫酸盐。硫酸盐颗粒对光线有很强的散射能力，是灰霾天气的罪魁祸首之一。在雾消散时，雾滴的水分被蒸发，而其中的硫酸盐颗粒则被留在空气中，仍然会长时间地停留，继续降低空气的能见度。
雾本身是一种自然的天气现象，即使没有人为污染，雾照样会发生。但是这不意味着雾的发生频率和污染没有任何关系。颗粒污染物，尤其是吸湿性的颗粒物为雾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凝结核，有利于雾的发生。相反地，人类活动使城市气温升高，湿度降低，又会抑制雾的生成。虽然如此，雾的发生频率更多地还是取决于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在城市里，另一种和雾一样会降低能见度的天气――霾，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则主要是人类排放的颗粒污染物所致。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