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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各种传播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各种新媒体,在组织结构、传播手段上日益相互渗透和融合,媒介间的技术和形态界限日渐模糊。
这场遍及全球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革命,不仅给传播业务和传播产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使传统的传播规制政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媒体分立时代所构建的政策架构,已经成为媒介融合在推进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因此,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变革的必要性以及路径、模式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已成为一项在实践和理论两个领域都非常迫切且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本文立足于文献研究,在对媒介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与厘清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的必要性以及相关研究的现状。
一、媒介融合的研究现状
有关“媒介融合”的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McLuhan)。在媒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视野里,没有一种媒介能够独立存在。“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这种媒介观事实上便已包含“媒介融合”思想的基因。
不过,“媒介融合”思想真正萌芽的始点一般认为是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Negroponte)提出的观点:“广播电视业”、“电脑业”和“印刷出版业”将在数字化浪潮下呈现交叠重合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介实验室(Media Lab)的筹建演讲上,尼葛洛庞帝提出了这种“传播与资讯通讯科技终将汇聚合一”的思想,并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机、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
自尼葛洛庞帝提出“三个重叠的圆圈”之后,媒介问的融聚汇合便备受关注和讨论。但“媒介融合”真正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契尔・索勒・浦尔(IthielDe Sola Pool)首先提出的。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浦尔首次提出“形态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并率先对媒介融合的内涵作出界定,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界线日渐模糊”的进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间的融聚、汇流便在数字化的潮流中日渐得以显现和证实。而媒介融合作为一项前沿课题也逐渐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开始得到接续和深入。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热情非常高涨,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逐年增多,美国一些大学甚至专门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或方向。从已经问世的成果看,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元化,目前已开辟了媒介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多个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即开始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互动以及整合、融合的问题。但具学理意义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则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状况过程中引进。2005年开始,以蔡雯为首的一批学者以极大的学术热情迅速投入该课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随即迅速增多。目前,国内各学者围绕该课题的研究已获得了第一批成果。
一些先行研究者围绕“媒介融合”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围和层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整理,初步搭建起该课题的理论架构。从2006年开始,以蔡雯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应用新闻学角度对“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进行研究与探索,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传播方式和流程的变革、新闻资源开发、新闻报道策划以及新闻人才技能的更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以一种相对宏观的视角,探讨“媒介融合”对传媒产业和社会可能带来的变革与影响,研究视角逐渐呈现出微观、具体视角和宏观、思辨视角并重的局面。
综观既有研究,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学界的研究视角正在趋于多样化。不过,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其理论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研究的广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较欠缺。而且,既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媒介形态、功能的融合。对媒介所有权、组织结构上的融合还关注不够;同时,基本基于一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理论取向,对媒介融合过程中的技术推动力量持一种过于简单和乐观的态度,而普遍忽视了政策规制、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媒介融合进程的制约作用。不过,目前学界已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和局限。从研究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媒介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等既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一种基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宏观研究视角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规制融合:“社会形成论”视野下的新视角
从尼葛洛庞帝开始。技术因素便被定义为媒介融合的直接诱因,而媒介间的融聚、汇合过程被认为是技术驱动的进程。如,在浦尔的最初理解中,媒介融合不过是由于数字化的发展而导致的通信和广播的形态融合。Pavlik(1996)将融合定义为“在计算机技术驱动下,传播媒体的所有形式汇聚到一个电子化、数字化的平台之上”。
确实,在许多人看来,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之所以会产生碰撞而导致边界模糊,主要是由于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影响。但这些将数字技术(或者称为“计算机技术”等)视为媒介融合唯一前因的观点,显然充满了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色彩。在技术决定论的理论视野下。技术被看成是形塑社会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甚至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唯一逻辑。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技术单向决定社会发展的线性模式便已受到众多批判。作为最主要的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theory,SST)十分强调技术的社会因素塑造。注重考察社会、体制、经济以及文化等力量对技术的形塑和影响作用,认为技术并不是完全按照技术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的,而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情境所决定的。
因此,遵循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认识论,一些学者对媒介融合技术决定的论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技术因素并非媒介融合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唯一因素,媒介融合作为技术变革的产物,并不完全依赖于技术的内部逻辑,而要受到其
运作环境和社会情境的限定。即使媒介形态在技术上实现了融合,但媒介融合的社会进程必然是缓慢和渐进的。正如Winseck所指出的,媒介融合其实在数字化之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媒介私有化的制度以及政府规制等种种限制阻碍了其进程。
事实上,媒介融合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也已经证实了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观点。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媒介融合作为媒介的发展趋势,受到了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认同和追捧,但在产业、组织等现实推进中却是困难重重。政策规制变革的滞后、产业和市场融合所面临的种种壁垒、盈利模式的探索和转换以及相应人才资源的匮乏……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成为了进一步推进媒介融合的束缚。
在种种限制性社会因素中,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传统媒介规制体制无疑是最主要的阻力之一。在大部分的国家,传统的媒介规制方式都由基础技术平台的分类所决定。如在我国,报刊以及印刷出版归属新闻出版局管理,广播电视归属广播电视局管理,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等归属信产部管理。但在媒介技术平台日益汇流以后,媒体功能出现重迭,传统媒介产业之间乃至于媒介产业与通讯产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原本处于不同产业中的报刊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以及通讯渠道相互渗透和交叉竞争。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基础平台分类为依据的产业分立规制体制便面临着出现双重标准、规制失灵等问题,而媒介融合无论是在技术平台上的融合,还是内容产品、媒介组织乃至媒介产业的融合上,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牵制和阻碍。
基于媒介融合融合的现实困境和发展规律,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认为,所谓“规制融合”,其实意味着通过展开一系列因应媒介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媒介规制变革,从而“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所有融合领域的共通的规制框架”。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来看,“规制融合”的推进是一项涉及到机构变革、政策调整等方方面面内容的系统工程。如,不仅包括规制主体和对象的融合,而且要求建立适应媒介融合领域的规制政策以及更灵活、更具融合性的市场准入制度,并且建立相应的市场监管制度,以促使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充分竞争。
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政策规制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变革,而政策规制的调整与变革往往是进一步推进技术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对于媒介规制融合与媒介技术融合以及媒介产业和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们并不赞同以一种单向线性的思维,简单地将之构建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在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的Bruce Garrison和Michel Dupagne设计的“媒介融合”模型(图1)中。既可以是技术融合作为经济融合(即市场或产业融合)和规制融合的先决前提,也可以是经济融合和规制融合带来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产生都是技术、经济和规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样一种系统论的思维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和平台的聚合和产业、市场的融汇,也不仅仅是规制政策的应对和融合,而是多种因素(既包括技术的,也包括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研究现状
在媒介融合趋势初露端倪的20世纪末,西方一些学者便开始关注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如,Clements和Blaekman在1998年便注意到了电信产业与媒介产业的融合趋势。并对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进行了探讨。不过,当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融合趋势对广电频率资源以及电信产业政策的挑战,而关于传统媒介内部规制政策的探讨较为鲜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对传统媒体内容与流程的影响日渐扩大和普遍,关于融合趋势下媒介产业内部政策调整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学者们主要围绕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以及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两个问题展开研究。在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个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比较一致:基本上都认为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过往将不同媒体以不同模式分别监管的政策将面临挑战。但在应该如何建立适合媒介融合趋势的传播政策这一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比较多元。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粱丽娟在对比台三地传播政策的基础上,从“政府角色”、“规管模式”和“竞争法律”三个方面探讨了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影响,认为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政策架构由多重规管简化为单一架构以及引入竞争法律将有利跨媒体竞争;因应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02)而成立的ITU-D(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研究小组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事前监控的产业政策(sector specific ex-ante law)转向事后追惩的竞争政策(ex-post application ofcompetition law)的建议:而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研究生袁常捷则针对台湾地区广播电视市场,提出了一种层级模式(layered model)。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从各国或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个案分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台湾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陈立兴在其毕业论文中,对媒介融合语境下台湾地区有线电视与电信事业的相关管制规范与竞争机制进行了研究;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的MarkWheeler对英国传播政策在媒介融合语境的调整与变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伦教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传播政策项目负责人Pesos losifidis探讨了媒介融合刘欧洲各国传播政策的影响和冲击,并初步勾画了融合时代欧洲新的政策架构。总体来言,在个案研究方面,欧盟各国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被认为是目前较为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多。
近两三年来,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研究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学术关注。相关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观点开始散见于各级学术期刊。如,蔡雯及其博士研究生黄金在分析、比较美国、欧盟、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媒介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的观点;肖燕雄在其论文《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管理原则》中,总结了西方国家和一些发达地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原则:法律政策整合原则、管理分散原则、管理国际化原则。同时,一些大型的科研课题也开始将该议题纳入研究框架,如蔡雯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数字化时代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传播改革研究”。重点关注了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肖燕雄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现代传播技术变革与新闻传媒法律、政策”,则在媒介技术变革与传播政策变革的宏观框架下,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政策变革进行了探讨。而在今年10月,我国第一场有关“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内容规制与传播政策”的主题研讨会也将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举行。
总体而言,我国对媒介融合语境下传播政策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不仅成果数量少。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就研究的关注点而言,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还处于总结西方经验的初始阶段,不仅对于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问题的研究未及深入,而且还基本没有涉及我国传播规制政策调整与变革这一问题。
四、小结
【关键词】媒介融合 媒体变革 发展趋势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断融合。媒介融合在业界的繁荣使学界对其的研究进一步深入。2011年,新闻学术期刊中对媒介融合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媒介融合概念的理解、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体变革、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本文对这几个方面的相关研究加以梳理。
一、对媒介融合概念的理解
1978 年,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提出“媒介融合”概念。张建在《简论信息时代的媒介融合》一文中指出:“所谓的媒体融合是在互联网出现后,与传统的四大媒体在信息的流通领域各自发挥作用,并彼此融合和促进。媒介融合时代的特征为:新兴媒体主导,新兴媒体成为引导或影响主流舆论与文化状况的强势媒体;新旧媒体融合,新兴媒介与传统媒介密切交融,共同主导主流舆论与文化状况;媒体竞争加剧,每一种媒体都在激烈的竞争态势中竞相伸张和突显自身的传播优势。”张建运用了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理论――长尾理论来阐述媒介融合的必要性。①
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媒介融合的概念、动因及利弊》中认为:“媒介融合是由新媒体及其他相关因素所促成的媒介间在诸多方面的相交融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现有的国情条件下, 媒介所有权的融合, 常常涉及非常复杂的因素, 是否融合、与谁融合、何时融合、如何融合、在多大程度上融合, 并不是由媒体负责人和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所能自主决定的。”②
丁教授认为媒介融合应从三个层面理解,即物质层面、操作层面和理念层面的融合。物质层面的融合即工具层面的融合,也就是传播工具之间的功能相互交融;操作层面的融合主要包括传播业务和运营业务层面的融合;这主要是针对新闻从业者来说的;理念层面的融合即意识层面的融合。
谭天、刘晓璇在《知行并进的“媒介融合年”》中认为:“当下我国媒介融合的现实图景是以国家层面的政策推进为主导,但更多的还是在行业的框架内展开。由此,广电、报业和新媒体各自为战,总体上呈现分兵合进的融合态势。”广电行业要积极应对三网融合,报业要全面实行全媒体战略,新媒体要积极推进跨界与越位。③
二、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媒体变革
媒体融合带动了媒体变革,而媒体变革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
1、变革手段之一:异质媒体的互动和联合
陈善宝、陈力峰在《从“金喜购”谈媒介融合趋势下报业盈利新模式》一文中,以《楚天都市报》打造“金喜购”网络平台为例,阐释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与联合。“依托于《楚天金报》、金网两大媒体平台的金喜购,一亮相即赢得《楚天金报》50 万忠实读者、金网20 万时尚网民的高度关注。基于《楚天金报》和金网的双向互动,金喜购借助于《楚天金报》的品牌和公信力,聚合了目标客户群体,延伸了报业传统盈利模式的产业链,通过客户和读者的互动体验和支付,形成了媒体形态和商业形态的有机融合,最终实现销售盈利和模式创新。”④
2、变革手段之二:报业集团化经营
姜帅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湖南报业转型之路探析》中指出:“通过媒介组织的融合,组建集团式发展的优势在于,不同的媒体可以通过生产流程的设计与控制实现资源重整,利用不同类型媒介的介质差异,在新闻信息传播上实现资源共享而又产品各异,化竞争为合作,结果就能联手做大区域市场,并且在这一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湖南省现已组建了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和长沙晚报报业集团两大报业集团,湖南报业由此走上集团化发展之路。”⑤
3、变革手段之三:自身模式的创新
在媒介融合大趋势下,不同的媒体要争取“和而不同”。王凡在《“和而不同”―――媒介融合下的报纸生存之路》一文中认为,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在进行报网融合的同时,努力突破新闻专业主义的种种限制,在“和而不同”中提供优质的观点,才能真正意义上成为国民知情权的代言人,找到新媒体环境下自身的发展壮大之路。
广播媒体也同样如此,需要不断创新模式。郭珂在《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广播媒体发展创新策略》中认为:第一,强化广播在舆论引领中所起到的独特功能;第二,精办广播栏目,坚持走品牌经营的道路;第三,实时更新节目形态,开发适合新媒体播出平台的节目。在多种媒体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今天,对于广播而言,一定要采取正确的发展创新策略,借助新媒体的手段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
在可预见的未来,媒介融合的进程会逐渐影响到传媒的各个方面。在此背景下,为了适应未来媒介市场的需要,新闻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也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徐文婷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教育改革探讨――以“5W”模式为分析框架》中总结了现在很多新闻院系做出的一些有益尝试。包括通过专业设置开辟传统新闻专业人才的“试验田”,通过借鉴国外的融合教育模式来改造教育环境以及通过与业界合作,依托媒体平台开展融合教育。她认为对于学界而言,要想真正培养出适应业界发展的人才,必须从教师角色的转变、教育内容的变革以及教育理念的转变上做出实质性的改变,解决新闻教育中最最关键的由谁教、教什么以及怎么教这几个问题。
管文娟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教育改革刍议》中认为“在媒介融合时代,单一媒体专业技能的界限被打破,具备跨媒体技能的多面手将成为未来新闻人才的首选。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是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人才的突出表现,记者不再为某一单一媒体服务,而是为集团内的多个媒体信息数据库服务。”⑥
媒介融合大潮引发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对新闻传播课程体系的设置及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姜卫玲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一文中认为媒介环境的改变导致过去的新闻教育模式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新闻教育体系需要重新建构。
四、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将会引领媒介向哪个方向走,不少文章将重点放在了这一个议题上。
程美华在《出版媒介的融合方式及其发展》中总结了出版媒介的五个发展趋势:第一,出版媒介组织机构间的融合将会渐渐摆脱行政力量的因素,不会受行政干扰;第二,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仍会是业界较为关注的话题;第三,媒介形态的融合将会进一步加大;第四,资本的力量将会日趋彰显,并且在出版媒介融合中起纽带作用,出版媒介融资的渠道将会更宽、力度也将更大;第五,出版媒介融合出现的多元化趋势将极大地促进出版产业的完善和发展。
孔玮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体发展方向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市场格局的主导者将会是传媒集团,尤其是多媒体新闻集团,例如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新闻融合”的竞争焦点。⑦
对于媒介融合的方向孔玮认为可以归纳为四个,即跨媒介融合、跨区域融合、媒介资本融合、媒介集团化融合。孔玉双、孔庆帅在《中国媒介融合的现状、表现形式与未来》中提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内容融合势在必行;接收终端的融合的实现,它是指将多种媒体功能整合在一起,以一种开放的终端平台和统一的技术标准将信息和服务传递给使用者;媒介融合更趋向于多元化;媒介融合将进一步满足受众的需求,强化人文关怀,以受众为中心,实现最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⑧
五、2011年媒介融合研究的特点
综合分析2011年对于媒介融合的论文,我们可以发现既有对宏观规制的分析,也有对具体业务的探讨。总体来说,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对于媒介融合的概念等基础性研究继续进行
众所周知,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了传播业界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实践,也是一个涵盖面十分广并且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于其概念的解读可能有所不同。2011年,对于媒介融合概念等基础性研究依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2、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传媒治理与媒体变革方面
梳理2011年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传媒治理与媒体变革方面占很大部分。当今世界,伴随传播进步的是业界传播理念的更新。媒介形态的创新以及多种媒介的融合会导致新闻传播理念和实践的创新,这种创新也体现在媒体变革和传媒治理上。研究者们在媒介变革与传媒治理这个议题上展开了不少讨论。
3、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操作建议
研究者们较多关注媒体技术发展给媒介生态环境带来的变化,进而讨论媒体变革的必要性和手段。这部分研究成果大部分是结合现实案例,指导性较强。
纵观2011年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研究者大多把目光投向媒介融合给传播领域带来的益处,与对媒介融合带来的担忧相比,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学者们对于媒介融合持过度赞扬的态度,对媒介融合带来的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①张建,《简论信息时代的媒介融合》[J].《丝绸之路》,2011(22)
②丁柏栓,《媒介融合的概念、动因及利弊》[J].《南京社会科学》,2011(11)
③谭天、刘晓璇,《知行并进的“媒介融合年”》[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3)
④陈善宝、陈力峰,《从“金喜购”谈媒介融合趋势下报业盈利新模式》[J].《新闻研究导刊》,2011(1)
⑤姜帅,《媒介融合背景下湖南报业转型之路探析》[J].《东南传播》,2011(5)
⑥管文娟,《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教育改革刍议》[J].《科技信息》,2006(26)
⑦孔玮,《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体发展方向的思考》[J].《传媒观察》.2011(3)
⑧孔玉双、孔庆帅,《中国媒介融合的现状、表现形式与未来》[J].《探索思考》,2011(3)
关键词 广播媒体;媒介融合;信息化;品牌形象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19-0033-02
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传统广播媒体而言,即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同时也带了很大的发展机遇,那就是通过与现代传媒技术进行有效的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新的媒介传播现象,媒介融合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广播电视媒体的生存环境,同时有效地推动了新形势下广播媒体的发展模式的突破,例如你可以用手机收听广播,你可以通过网络渠道收听广播,亦或者你可以通过相关渠道收听你错过时间的新闻广播等等,这些便捷的收听方式,无疑是媒介融合这个大的发展趋势给广播媒体带来的新的变革。
1媒介融合的概念及特征
1.1媒介融合概念
所谓媒介融合,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普尔教授率先提出,其最初的含义是多种媒体的一种发展趋势在功能上的体现。媒介融合的概念共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其隶属的电子杂志、博客、新闻等在内的媒体的媒介形态通过整体运作而变化的过程;另一个层面上媒介融合涵盖范围更为广泛,泛指媒介融合的主体和外延部分,也就是说与媒介有关的所有构成元素,不仅涵盖了第一层面的媒介形态融合,同时将触角延伸到其媒介功能、所有权形式、传播方式,以及组织结构的融合等方面。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媒介融合是一种适应时展的新型产业模式,是现代社会信息传输方式多元化发展的必然,是集传统的报纸、电视、电台等媒体与信息时代的产物互联网、手机等多种传媒发展为一体,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经过信息统一处理,形成多种媒体形式和内容的组合,促进了信息产品的多元化发展,而这些新产品又通过多种渠道迅捷的传播出去。
1.2媒介融合的特征分析
1)数字技术的网络融合。信息技术是新时代的产物,与数字化技术共同促进了多个产业领域的发展,这两项技术将多种形式的信息通过信息技术转化,成为可读的计算机二进制数据,计算机再将这些信息转化为相同的数字符号,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交流。换一种说法,统一后的信息,经过先进的数字化技术给了传统形式的信息以新的传播机遇,网络传播,这一新颖渠道使信息流通更加广泛便捷;
2)终端的多元化融合。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媒介终端的功能也走向高科技,以有线电视为例,IP机顶盒、数字机顶盒技术屡屡更新,其他辅助设备也与时俱进,消费者收看电视更快捷,更方便,还有更多的功能可以选择,比如通过加入新的传收介质,如今电视也拥有了浏览互联网、电子商务、下载数据等原来网络特有的功能。媒介融合凭借不断更新的技术优势,也提升了移动电话的进步,移动电话网络化已成新趋势,上网、收看电视节目、收发邮件、APP应用等功能是手机的又一个进步。
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传统媒介产业的界限逐渐模糊。为此,传统媒介都有自己固有的传播范畴和模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产业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具有时代优势和市场需求。传统的媒介报纸和广播是两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其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营销渠道也有各自的优势。如今,我们能看到报纸、广播媒介这些传统媒介与其他媒介的互动、合作、融合,使得其原有的较为明晰的传播范畴扩大,媒介之间交互性明显化。
2 新时期我国广播媒体进行媒介融合的必要性及优势
2.1广播媒体进行媒介融合的必要性
1)传统媒体落后的管理机制与运营手段。媒介融合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表现最突出的是媒体技术的改变,当然,管理体制、运营手段、盈利模式等也随之进行整合。我国广播影视行业所实行的管理体制建立在行政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导致管理机制以及运营手段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法适应新媒体的发展与受众的需求,因此广电行业机构设置上下层级之间表现出很大的矛盾,另外,有线电视网络市场也存在严重的分割现象,广播资源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共享;
2)新时期国外媒体的强势行业竞争力。通过分析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得知,西方发达国家都将科学技术作为新媒体的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力求成为掌握核心技术以及行业标准的第一人(国)。以美国、瑞士为首的一些国家致力于IP电视的推广和应用,韩国、意大利等国家新媒体发展方向则瞄准了手机电视。举个例子,上个世纪的美国福克斯公司专门设立了一个制作移动电视节目的部门,该部门成立之后已经成功负责了超过一百个移动节目的制作。另外,互联网也以迅猛的发展势头进驻新媒体领域。由此可见,整个新媒体市场正在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所以,随着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的传媒市场也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国外媒体,以推动我国新媒体的进一步融合。
2.2广播媒体进行媒介融合的有利条件
1)具有广泛的受众群体,利于本土化品牌的塑造。任何事物发展都有规律,新生事物取代传统的事物时有发生。基于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广播电台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压力也是契机,广播媒体应该坦然面对,广播电台可以利用丰富的本土资源优势,打造本土化品牌产品。如何打造本土化品牌,是目前广播电台发展的当务之急,所采取的措施制约着品牌打造的成败,我认为要具有本土优势,就要贴近当地人们的生活,关注上至民生国策,下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真实反映,以当地人们的生活为出发点,同时还要弘扬正气,关注弱势群体,将群众的生活放到第一位。这样一来,立足于本土,才能更好的扩展其外延,为媒介融合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
2)不同媒体之间的合作为广播媒体的整合奠定了基础。广播电台应该充分利用当前发展的有利时机,突破传统媒体的桎梏,将自己打造成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媒体。广播电台应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首先,多种媒体之间要加强互动。在当前的社会要求下,广播媒体应该不断提高观众参与互动的热情,如利用手机、网络等实时更新平台,为观众提供更多的参与节目互动的机会;其次,媒体资源需要进一步整合,这个整合过程不但要继续发扬广播媒体的传统优势,还要充分借鉴手机、网络、报刊等新老媒体的先进性,提升媒体资源的利用效率。手机可以突破参与互动的时空限制,网络具有信息传播的即时性,而报纸能够将隐藏在信息背后的社会价值挖掘出来。现今,很多广播电台的节目都拥有了自己的同步微博、微信平台,并且推出了手机APP应用下载,就是传统与新颖的有效结合;
3)不同媒体之间要加强合作,推动广播媒体的不断壮大。从当前来看,不同媒体之间的竞争要大于合作,这就导致媒体资源的整合度较低,很多资源难以实现共享,这不利于广播媒体的发展。不同媒体之间要尽量加强合作,构建一个良好的媒介统一体。这样既可以消除不同媒体之间的竞争压力,使不同媒体之间能够进一步沟通。此外,不同媒体之间通过合作可以提高信息资源的使用效率。同一个信息源,广播播送、电视播放、报纸刊发、网络更新等等形式都可以利用,只要每个媒介形式做到同源异现,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和播送范围,全方位使用信息。在这一前提下,广播媒体的影响力必将不断壮大。
3 我国广播媒体实施“媒介融合”的策略
3.1立足品牌形象,树立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要想提高广播的收听率就必须要提高受众的忠诚度,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提高媒体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专业频率要将专业领域内的信息作为主要内容,如音乐频率主要以最流行、最时尚的音乐为主要内容,交通频率主要以路况信息、汽车性信息为主要内容。提升广播频率公信力必须要表现出客观公正的信息处理态度,注重在节目中体现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得态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受众的忠诚度。
3.2创新广播内容,形成广播媒体独特的节目风格
对任何广播节目来说,一定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样才能提升受众的关注度。所以,各广播频率都要力求在内容上以及表现形式上突出创新,形成自己别具特色的风格特征。我们发现广播节目的风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广播节目的收听率,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零点乐话》,楚天电台的《吉祥鸟》等,无论是节目主持人还是节目形式都以独特的风格吸引了众多听众。所以,各广播频道应该进行细致的市场调研,准确把握听众的具体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创新自己的节目风格,以提高受众的收听率。
在当今媒介融合的形势下,独特的节目形式具有很高的媒介价值,所以有时候策划一档新节目的重要程度要远高于节目本身的内容。如今,信息传播的渠道日益增多,受众面临着多种选择机会,因此媒介之间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一定要重视节目形式的创新,在开发节目过程中要重点把握受众的需求,形成独特的节目风格,以创新来赢得更多的受众。节目策划者要重点把握受众需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发生偏离,在准确了解传播特征的基础上适应更多受众的需要才是正确之策。
3.3适应媒介融合趋势,培养跨媒体全能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往往更容易也更应该受到广播媒体的青睐,但是复合型人才数量却十分有限,媒体应该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复合型人才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能够承担起基本工作,也就是能够胜任不同形式的采访报道工作,不但可以对着摄像头发表即兴评论,也能够挖掘信息的价值,还能够快速出稿等。第二,高于第一层面的要求,如具备一定的判断力和决断力,了解不同媒介的传播特征,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判断出吸引受众的表达方式,能够很快分配好各种资源,顺利完成节目的制作过程,这样才能在采访过程中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适应多媒体发展的要求。第一层面要求准确把握不同媒介的表现特征,充分了解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规律,第二层面的要求是,必须在日常实践工作中灵活运用这些传播规律,这样才能胜任不同形式的媒体工作。
4结论
虽然,媒介融合发展呼声很高,但真正的落实很难,站在哲学的角度分析,所有新事物的诞生都需要一个过程,但以新代旧,以先进取代落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媒介融合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诸如市场的、技术的以及成本的,目前,新媒体的发展还只是媒体市场的一角,与应有的发展趋势相距甚远。不久的将来,信息传播渠道会更加通畅。总之,在现代社会,传媒数字化发展要适应时代的要求,传统广播媒体要积极向媒介融合迈进,依托现代化的科技优势,树立新的品牌形象,紧跟时代的要求发展,也是听众受体的集体呼声。媒介融合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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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课程建设的深入,原本以关注信息本身为主,侧重于信息加工能力的信息素养教育,已开始向关注信息文化,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人文素质转变,信息素养的含义在不断扩大,其内涵囊括了媒介素养,成为一种“综合素养”;而媒介素养经过各国多年的探索,也逐渐有意识地在培养人们的批判能力的同时引入信息与传播技术,以技术为导向,提高人们分析、处理、利用媒介信息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联系密切,目标趋同。借助下图可形象地展现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这种相互交融的共生共存关系。
二、信息素养教育引入媒介素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信息素养教育引入媒介素养的必要性
人们对媒介本身的掌握运用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掌握与媒介相关的信息水平就越强。媒介素养教育所提倡的是教育人们了解、使用媒介工具和媒介产生方法,是从媒介素养教育方面增强人们的信息素养。在信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媒介本身成为了信息的一种,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可以说是与信息素养相关联的。如今,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存储技术发展越来越快,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虽然各不相同,但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的需求却越来越明显,在此基础上,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浅层次的信息需要,对深层次的信息需求也日益增长,而这正是媒介素养的优势所在。良好的媒介素养能够帮助人们主动通过媒介获取信息;能够帮助人们通过表层信息获取更多纵深性的信息,并进行加工整合和深度揭示,从而达到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和社会服务的目的,长此以往,个体信息素养也将日渐深化和提升。
“数字鸿沟”是数字时代所带来的严峻现实,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成为信息时代凸显的社会问题,其存在直接导致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不公平。根据多项针对个体信息素养的调查显示,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水平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行业、阶层之间信息素养的差距较大。究其原因,固然有经济上的差异而导致的媒介普及和接触上的差距,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个体在自然禀赋、知识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每个人的信息能力不可能是相同的。要改善这种现状,单靠普及媒介和基础设施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培养个体的媒介素养,培养个体在获取信息之后理解、分析和接受信息的能力,实现信息主体的信息能力平等,从而切实提高个体自身的信息素养。可见,媒介素养教育是缩小信息素养“数字鸿沟”的一项具有长期效力的举措。
2信息素养教育引入媒介素养的可行性
随着“三网合一”的推进,媒介融合的趋势使得信息交互趋向多元化,不同形态的信息不但可以融合在一个平台上,而且也可以实现跨平台传播,这就使得信息的传播途径更为多样,媒介环境也更显复杂。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进入大众视野的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媒体特质开始得以不断彰显,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迅速改进了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以其强大的信息检索功能为受众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最感兴趣的信息提供了便捷的途径,通过其反馈功能,实现与网络之间的互动。媒介的发展使得信息与媒介已趋于融合无法剥离。虽然媒介素养的概念比信息素养的概念更早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二者的理论渊源不同,实践趋向不同,但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同一性远大于差异性,媒介信息化和信息媒介化趋势有目共睹,这在当下乃至将来对媒介与信息的整体化思考意义重大。
一直以来,整个信息素养教育重视的是方法和技能等外显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对信息的把握。在媒介化时代,信息素养除了需要能知道如何有效获取、利用信息以及如何正确使用信息处理工具外,还需要能批判性地评价信息、创造性地使用信息,并能通过各种媒体形式传播信息。媒介素养的内容和理念融入到信息素养教育中将是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新起点,坚实的实践研究为媒介素养介入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加拿大,将媒介素养融入到不同层次、不同科目的学科教育中,特别是与信息技术课程整合起来,改称综合素养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指导学生分析、利用媒介信息。[9]安徽省教育厅教学研究项目资助设计的媒介素养网络课程,利用Moodle平台,与信息技术课相结合,具有强大的课程管理功能,其自主探究型学习模式符合媒介素养课程设计的需要,在信息技术课程中融入媒介素养开创了信息素养教育的新局面。[10]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发挥学科特色,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构建大平台,实现讲座、课程、教材、图书馆、优质师资、远程指导的全面开放与共享,促进高校与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此举旨在开拓多元化的信息素养教育,开创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新局面。
三、信息素养教育引入媒介素养的新趋势
1媒介素养视角下信息素养教育的新内涵
CNNIC(中国互联网络中心)2012年1月《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使用率在2011年已达96.1%,大学生仍然是各重点群体中互联网使用率最高的群体。[12]新媒介的不断涌现,已成为影响大学生生活、学习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此背景下,媒介素养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根据多项针对大学生素养的调查显示,大学生虽然能够快速、便捷地获取信息,但却无法对媒介传播信息的方式及信息本身做出更为准确的评价,无法将自身的信息需求与媒介所提供的内容有效联系起来,使得他们不能有效地辨别信息的价值,也因此不能充分地利用媒介资源。[13]所以,应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大学生识读媒介的能力以及批判性地利用网络的能力,培养他们主动参与网络信息互动和创造的能力,培养他们分析、选择媒介信息的能力,提升其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教育不仅仅只关注信息本身,还包含了信息的来源、传播途径、传播效果等各个方面,它是一种综合的传统文化素养的培养,尤其强调主动地批判性地识别媒介信息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引入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应该有新的内涵,信息素养教育应该从过去的“外显能力”向“内显能力”转变,通过信息素养教育的任务、目标和内容三个方面对传统的信息素养教育和媒介融合下的信息素养教育进行比较分析,以更清楚地认识媒介融合背景下信息素养的内涵。如表2所示: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在媒介融合时代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对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原本只注重计算机信息技能培养的信息素养,将更注重信息文化和综合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信息素养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拓宽,成为一种包含媒介素养在内的“综合素养”。
2媒介素养视角下信息素养教育的新方向
目前,我国高校还很少有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学生对媒介的认识基本上散见在新闻传播学的专业课程中,或学校开设的选修课。[14]考察美国的图书馆学博士研究方向,其中之一就有媒体研究,与传播学密切相关。[15]可见,在国外的研究中,信息素养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联系紧密,两者的融合可以促生新的学科生长点。图书馆虽然不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场所,但其本身所积累的媒介资源使其又具备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优势,丰富的媒介资源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帮助,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媒介知识使得大部分学生都不会利用这些资源,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因此,图书馆应充分发挥资源和人才优势,积极介入媒介素养教育,在“图书馆使用”教育课程中整合媒介知识,通过普及媒介基础知识,介绍媒介的使用方法,引导学生正确识读媒介,合理利用媒介。文献检索课主要讲授信息检索的方法和原理,内容枯燥,又缺乏实用性,应将媒介素养教育中的媒介知识,如常见媒介的类型、性质、特点、用途等内容嵌入到文献检索课程教学中去,对学生进行媒介基础知识的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传媒素养,而素养的提高不仅靠传授,更重在应用,通过系统地教授如何高效地借助网络或多媒体获取信息,教会并鼓励大学生利用Web2.0环境下的内容系统(博客、播客等)制作信息、内容聚合系统(RSS、Tag等)聚合信息、SNS构建自己的社会化网络,使他们有自己获取、传播和沟通的传媒通道,培养学生利用媒介获取、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利用媒介创造、传播信息的能力以及接触、参与媒介环境的能力,这既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又丰富了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
摘要:广播电台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近年来受到新媒体的猛烈冲击,收听率不断下降。媒体融合是形势所趋。本文从媒介融合概念界定和溯源、媒介融合的焦点,移动互联网发展情况三个角度出发,系统整理和归纳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微信之即时通讯以及语音互动与广播电台的必要性和高度契合性。当广播电台与微信结成战略联盟的方式,将重新改造广播电台传统传播方式,以期为广播事业重振雄风。
关键词:广播电台;移动终端;微信;点播模式
2015年的春晚让人映像深刻,这场每个农历新年全中国最大的盛宴上首次被另一个媒介――微信――抢尽风头。这一天在微信上抢红包是看春晚最大的乐趣,比节目更吸引。
微信来自中国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腾讯,腾讯的动作的整合时快速和激烈的,上线仅仅四年的微信,全球使用人数已经突破6亿。移动互联网时代后,运营商甚至已经成为了腾讯的“管道”,甚至传统企业都正在被腾讯削弱。腾讯微信“公众账号”中,很容易看到类似“CCTV焦点访谈”这样的媒体人都在大家关注之中。
新媒体环境的影响,广播电台面临着巨大困境。改革势在必行。微信的媒体营销,虽然还在早期的探索阶段,但是微信作为移动终端的一个代表,具有个性化、私密化、移动化、互动性等传播特点,笔者认为简直像是为广播量身定做一样。而且因为它是一种声音传播软件,尤其适用于广播。此外,我们发现,许多传统广播软件多是同步播出,其次是在线自主点播,原创内容是比较罕见的。传统媒体――广播电台,如果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研究移动终端使用人群的特点,开发一些有针对性的,突出优秀的品牌节目和主持人,将有更强的服务性和影响力。
一、媒介融合概念的界定和溯源
“媒介融合”是过去20年里最引人注目的命题之一。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一切拉平了地球,人类改写了通讯的历史,创造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个时代,信息已成为自然界的基本要素。从口语、纸笔、印.刷到广播、电视等,人类无一不被媒介的强大气场所震慑:一种媒介接踵另一种媒介出现,一种媒介交错另一种媒介,信息环境里媒介的演化越来越人性化、合理化、完善化。“后麦克卢汉主义”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提出了“补救性媒介”理论在融合研究领域获得广泛认可:“媒体的发展是一个自我调整和自我组织的系统,其作用机制是弥补媒体,后生的媒体对先有的媒体有补救作用。”[1]我国媒介融合研究是从2005年开始,2009年后的研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理论探索和问题的丰富度逐年提高。媒介融合的概念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宏观层面:媒介融合的政策、法规研究;二是中观层面:传媒业的发展和转型,传媒业的管理;三是微观层面:新闻制作、流程再造。本文涉及媒介融合为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由于媒介融合的学术定义又不同的意见,所以这篇文章对媒介融合和整合相关媒介的概念做溯源界定。
要定义媒介融合和媒体融合,我们必须首先定义“媒介”和“媒体”这两个词。学界等同换用这两个词的现象经常存在,但其实是有广义和狭义差别的:
媒介:中文当中“媒介”第一次出现在《旧唐书・张行成传》中。当时的“媒介”是指使彼此发生关联的人或事物。“媒”指媒人,后来扩展到导致事情发生的原因。“介”字,一直是指两个对象之间的中介或工具。英文当中首次出现有关媒体的字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media”是“medium”的复数形式,其意义是使事物发生关系的中介或用具。在第二十世纪原始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著名的论断:媒介就是讯息。[2]中国学者胡正荣认为媒介是中介,在事物的发生中存在。[3]
媒体:此词来自拉丁语“Medium”,音译成媒体,意指信息从发出到接受两者之中承载并传递的承载物和工具。媒体指两层寓意,一指携带消息的东西,二指贮存和传递消息的实体。中国学者大多数认同媒体是一种媒介组织,指的是拥有、使用并经营媒介的机构。如广播是一种媒介,广播电台则是一种媒体。[4]
不过中国传播学者们一般认为媒体和媒介两词不需要有那么明确界定,可以尝尝互换使用。蔡雯就认为“媒体融合或称媒介融合。”[5]这种使用方式源于:当代大众媒介,一般都由物质工具和组织机构共同参与构成一个完整的传播系统,故提及“电视媒介”时会同时考虑作为物质工具和组织机构的双重存在。
媒介融合:这个概念早载30年前在《自由的科技》中被美国学者伊契尔・索乐・普尔提及,指多种媒介呈现混合各功能于一体的趋势。“媒介融合”被美国新闻传媒学院的媒介融合中心主任定义为:“打印、音频、视频、互动数字媒体战略、经营、文化联盟。”[6]
中国学者邵培仁的定义是:媒介融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仅指不同的媒介在一起,“量变”到“质变”过程,构成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如移动电话、互联网广播等等。而广义的概念指所有的媒介和相关要素趋向一体化。[7]
中国学者蔡雯认为,媒介融合是指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进步,新一代的传输平台的创建,可以整合不同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不同媒体之间,内容和传播方式可以互相借用,从而形成发展潜力。
二、媒介融合研究的焦点
因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试验层出不穷,信息与经济的增长点也不断涌现。这种高速实验性的发展导致了媒介融合的报告里糅合了很多个人倾向与意愿。媒介融合研究是一个急速变动的领域,笔者搜集的研究资料不过多时就急需更新。
目前国内外媒介融合研究主要内容涉及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出版等具体媒体,从宏观上从产业着手,微观上从个案剖析。研究者对“媒介融合”具有两种态度:
(1)三网融合说
提出不同的行业“将/正趋向融合”的人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兼执行总监的Nicholas Negroponte(1978)。他用三个互相穿插的圆(代表计算机行业、印刷及出版业和广播电影业)来展示他们的技能和描绘聚合过程的边界重合,而它们三个的交织处将成为增长最快、改进最多的范畴。在这个基础上,他会理解为各种技术和形式的媒体融合在一块。这给新闻传播学界的许多其他研究者启迪[8]。不断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实践中走向深入的媒介融合状态下,传统媒介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种观点在业界和学界中涌现,将来会出现一种以互联网为基础,超媒体集传统媒介的所有功能于一体,完全取代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和其他媒体。
(2)新旧媒体共存说
美国学者罗杰・菲德勒(2000)并不赞同超级媒介会取代所有传统媒介的说法。他引用1950年代美国人对“通用载体”的研究给了答案:“尽管媒介融合一直被描述的天花乱坠,我们不应期望,一种单一网络突然取代电视机、收音机、电话、传真机、书刊。所有形式的媒体成了一个巨大的媒体的想法几乎就跟当年1950通用载体的想法一样异想天开,当时人们认为所有形式的个人交通工具将被集成到一个单一的通用的携带装置。想把一般媒体混合在一起的通用媒介,是不可能得到的所有功能都特别好。[9]”根据菲德勒的观点,每一种媒体都有独特的优势不同于其他媒体,互联网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高岩研究了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相关新闻变革及对传媒业的影响后,同时研究了西方媒体的形态,他总结为六个字:矛盾、融合、共存[10]。孙旭培先生坚持在中国国内推进新闻变革,他主张中国国内的新闻改革,要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说起,通过对中国新闻改革三十年有余的仔细研究,媒体在改革背景和国家开放时期,不断发现自身潜力和优点,新闻事业在中国曾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媒体呈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特别是舆论监督报道的兴起,对传统媒体广播、电视、报纸和其他媒体相结合的媒体有其自身的特点,积极促进社会进步。孙旭培也认为,在中国的传统媒体已经开始进行网络化、电子化改革,这是由于新媒体的冲击,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共识,这将极大影响我们的媒体未来的发展模式[11]。
中国学者王菲(2007)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在数字化和网络技术情景下,考虑移动终端需求的情况下,媒介生态的演变由内容、网络和终端三者构成。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和‘任何时间’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这是所有媒介在数字化时展的内在动力和最终目标。由此产生的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传统媒体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大媒体产业一体化形成。[12]”新闻改革应考虑如何针对融合的方法到目标,达到整个媒体的融合。
但笔者发现研究较少探究媒介融合深层次矛盾,常聚焦媒体与微博在传播信息方面的优缺点、传播渠道的简单互动,较少研究传统媒体是如何艰难被迫适应新闻媒体的传播侵染,并给出解决答案。笔者认为传统媒体的生产者虽然借助了新媒体寻找新闻线索,利用了新媒体自身内容来扩大影响力,但传统媒体却沦为新媒体的主要内容提供商,且无法得到新媒体的同等回馈,传统媒体已成新媒体的免费打工者。若由此角度开展融合研究,或许将会为两种媒体提供一种解决之道。
三、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相关综述
(1)移动互联网发展状况
在世界各地,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的升级,尤其日本韩国普及率较高[13]。日本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增长快速的国家,它的发展仰赖和产业链的合作,尤其结合移动通信运营商和金融业,对中国移动通讯互联网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14]。移动支付方法的普及和降低互联网流量的成本,这为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转型的人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了日本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迈克尔.塞勒对整个移动互联网对传播的影响有较详细的叙述描写。在国外,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了我们启示:要大力覆盖3G网络并提高网络的稳定,还需要注意和产业链紧密联系。
(2)移动终端与广播结合的条件
2015年2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表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即时通信使用手机率为91.2%,逐渐演变成移动即时通信渐渐从一个单一的通讯工具转变为付款、娱乐、O2O等附加值的服务入口,其庞大的用户群为其他服务提供了潜力巨大的商业价值。笑蜀(2010)认为移动互联网将是有线和无线相结合,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人为本、即时为深化和扩散的人际传播形式的方向[16]。广播的传播特征与移动终端的个性化、私密化、移动便捷性、互动沟通性这些传播特征,具有天然的适应性。
(3)移动终端的代表――微信
关于微信的研究著述和分析报告大多是从传播学或者社交网络的视角出发,如方志鑫,蔡莉白两位在传播学上对微信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从微信的产生、传输和微信传输模式所带来的彼岸花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效用和满意理论”为基础,分析为什么受众普遍接受微信。[17]再如党昊祺分析微信的使用人群、传递内涵、传播媒介和受众三者的关联主要通拉斯韦尔的“5W模式”理论。文章介绍了整个过程,明确阐述了微信通信,详细分析了通信内容的多样化和微信发展的紧密联系。’[18]匡文波和刘德寰写作描述目当前的发展前景和未来手机媒体的应用。[19][20]上述著作对微信和传播学的研究起到了极好的指导作用。不只在通信领域,在其他领域的一些研究也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视线,但大多数研究都是将微信作为即时通讯,如张敏展示了微信、米聊等几个颇具特色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影响和改变。[21]此外,媒体《微信潮不是传统的短信“生与死”的咒语》报告中,也将微信和传统的短信相比,微信对短信彩信业务有影响,但分析后,认为短期内微信取代短信“有难度”。这些研究总结了微信在移动互联网中的发展,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四、结论及不足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电台生死攸关,我们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趋势,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发展,运用微信等新媒体传播方式的运用,工具和概念的创新组合,全方位的整合传播资源,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新的媒体宣传大战中,微信是不可取代的传播手段。
本文从媒介融合概念界定和溯源、媒介融合的焦点,移动互联网发展情况三个角度出发,系统整理和归纳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微信之即时通讯以及语音互动与广播电台的必要性和高度契合性。当广播电台与微信结成战略联盟的方式,将重新改造广播电台传统传播方式,以期为广播事业重振雄风。(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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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融合;高校培养体系;新闻人才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6-0173-02
在全球化媒介融合形势的催逼下,大规模的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兴起则直接加速了国内媒介融合的步伐。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其最大特点是打破了媒介间的壁垒,消融了媒体介质之间,地域、行政之间,甚至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边界。数字技术为不同的传媒提供了资源整合的平台和基础,为不同传媒形态提供了新的基础。传统媒介之间、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之间是一个互为补充、相互渗透包容、转化整合、共生共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与特点
媒介融合是新闻传播界正在探索的一个前沿性课题。根据最早提出此概念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的本意,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近几年,不断有西方学者尝试对融合媒介做出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他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媒介融合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一是对于技术手段的依赖,媒介融合的基础就是网络与数字技术的出现;二是与受众的互动性增强,全面反映新闻事件全貌,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三是各媒体之间的合作与渗透,这包含了内容和技术的合作与渗透。
二、培养媒介融合下新闻从业者的必要性
不同媒介的融合,必然打破过去单一媒体对于媒介生产的限制,而要求在跨媒介介质的平台上整合不同媒介的新闻,这也必然催生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新的媒介生产流程。媒介的融合促进了新闻传播业务的变革,出现了“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主要特点是采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新闻传播活动。融合新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同媒介之间的合作,而是将同一内容的新闻素材制成不同的新闻产品,以适应不同媒介不同受众群的需要。因此,对媒介从业者的要求不再是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通才记者”,而是要培养跨媒体记者。记者需要具有全新的头脑,全新的思维方式,能在网络上自由穿梭于文字、音频、视频之间,不仅会使用采访本、照相机,而且会使用录音机、摄像机、互联网等多种手段,根据采访内容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采访手段。
三、高校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学专业设置的整体框架是按照传统媒体的特点与人才需求为基础的,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以及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和融合,这种按照媒介种类来设置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媒介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媒介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已经有一批新闻传播学院开始了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的改革,为了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人才的需求,我们也必须抓紧改革现有的新闻专业培养和课程设置体系,以适应新型人才需要。
1.师资结构重整。改革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在于能够胜任媒介融合教育的教师极度匮乏。媒介融合的特点首先要求教师必须拥有丰富的业界实践经历,其次在专业技能方面,要求教师必须能够熟练使用多种媒介工具,例如懂得摄像、摄影,会创建网站、管理网站、使用图片编辑软件、音频视频编辑软件。纵观现有的新闻传播专业师资,大多都是新闻相关专业科班出生,理论功底深厚,但是实践方面难免欠缺,更遑论熟练的多媒体技能。针对此种情况,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一种是“请进来”,即直接从媒体中引进优秀资深从业人员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专兼职俱可。来自媒体前线的从业人员能够将从业经验和业务技能这些“一手货”直接传授给学生,对学生来说也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吸引力。不过这种“请进来”的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高校在师资方面缺乏变通机制,有的硬性要求授课教师必须具备教师资格证,否则不能授课,这对于媒体从业人员进课堂可以说是一个不甚合理的规定,因此,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上也应更加人性化,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第二种措施,就是“送出去”,为那些有意到媒体单位实习、提高的教师创造条件,积极鼓励和引导教师参与到媒体实践中,这样,教师就可以改变以往空谈理论,把最新的媒介技术、动态和趋势带到课堂上来,将自身的理论优势和实践经验相结合,达到教学的完美境界。
2.课程体系的革新。首先,针对媒介融合的要求设立新的课程,例如媒介融合理论课程、融合新闻学、数字新闻学等;其次,更新传统课程,例如,新闻编辑学要加入网络数字编辑,新闻采访学应加入网络在线采访等,新闻写作学要加大多媒体写作的训练。再次,按照“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模式,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宽广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深厚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各类媒介技术操作能力教育。高校可以尝试增加选修课的比重,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自主选择,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助于拓宽包括新闻专业在内的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复合型人才。
3.培养环节的变革。长期以来,高校的新闻类专业的毕业生真正从事新闻业工作的较少,主要原因还在于学生不能把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充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借鉴世界知名新闻学府——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经验,其教学核心理念是:新闻实践,是培养新闻人才最有效途径。“密苏里模式”所倡导的注重实践的理念,对于我们革新新闻培养模式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高校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相结合,改变以理论考试评定成绩,重视实践操作环节,将实践操作纳入学分考核指标中,督促学生从实践中获取经验。通过课外讨论、媒体参观、专业讲座和实践作业等途径,实现“知行”合一。在资金允许的条件下,开设媒体融合的实验室,把实践和实习结合起来,把平面、影像、网络等在数码技术平台上融合到一起,形成多元化交互式的新媒体传播形式。这样既可以实现报纸、电视和网站的多种媒体内容的和共享,节省资源,又能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在学中做,做中学。
高校还可以加强与地方媒体和企业的合作,建立实习实践基地或联合办学,一方面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传媒工作实践实习基地,利于学生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基础,为企业培养应用型人才,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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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兰.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4]董广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J].新闻战线,2009,(4).
【论文摘要媒介融合是当前媒介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本文重点分析了媒介融合的四大驱动因素摘要: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受众综合性媒体内容、主体性的地位及个性化的信息需求的满足;传媒行业的激烈竞争演变为合作;国际国内政策法规由控制转为支持。
“媒介融合”的概念,其英文单词Convergence,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有两个意思[1摘要:(1)线条、运动物心得于一点,向一点会合、聚集;(2)(用于比喻义)两种事物相似或者相同。
因此,媒介融合就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会聚”“结合”,是将不同的媒介结合为一个共同体,是低层次的“融合”;第二层意思才是融合,是将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为一种,是突破媒介形态的内在的统一,是融合发展的最高阶段。事物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那么媒介融合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从低层次融合到高层次融合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各个媒介之间包括内容、技术、所有权、组织结构、文化等要素的一个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统一的过程。正如AndrewNachison在“融合媒介”的定义中所强调的摘要:“融合媒介”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集中了各种媒介的操作平台,而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2。笔者认为,这才是“媒介融合”的核心部分,也是当前媒介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
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必然的因果联系,媒介融合也不例外,它的产生,是技术进步、受众需求、传媒行业竞争和政府政策等这四个方面共同功能的结果。
一、数字、网络技术的推动
媒介发展的历史表明,技术的力量是媒介变革的根本动力。
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的革命,使得传统的媒介边界走向消解,为媒介内容的共享提供了可能。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则是在实施这种共享,使得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接收到任何形态的信息内容。如在手机上看报纸、看电视、上网。可以说,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媒介间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是媒介融合的基础和前提。
二、受众需求的召唤
在媒介发展的进程中,受众的需求是支撑每一个创新和进步的最重要的内驱力量。
融合能满足受众对综合性的媒体内容的需求。网络媒体一出现就带有传播内容多媒体性、信息容量超限性和信息链接无限性的特质,这些特质使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也带来了人类信息消费方式的改变——由传统媒介的对信息分割式消费向综合性消费模式转变。可以说,受众对于不同的媒体内容的综合性需求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而被逐步激发的。
融合能满足受众对主体性地位的需求。在以传统媒介为主导的传播活动中,种种的不便使得受众迫切地需要改变这种不利处境,变被动地位为主体地位。受众对主体性地位的需求,要求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更丰富,接收更自由、无地域性,具有互动功能,这些需求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任何一方都很难满足。网络具有多媒体性、传播范围无限性和互动性,而传统媒介拥有巨大的采编队伍和大量的信息资源,只有传统媒介和网络相结合,才能实现双赢。
融合能满足受众对个性化信息的需求。个性化、多样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现代受众已不满足于信息同质化的大众传播,而倾向于适合小众口味的内容和个性化的信息服务。网络媒介具有易检索的功能,这样,只需要将传统媒介丰富的信息内容进行整合和分类加工,受众就能在网上轻松地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只有集中各自的优势,相互融合,对媒介内容加以整合和分类加工,再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到特定的人群,使不同层次、不同喜好喜好、不同信息需求的受众都能够获得适合自己的传播内容和讯息,这样才能充分满足受众对个性化信息的需要。
三、传媒行业竞争的驱动
网络媒介和传统媒介作为两种不同的传媒,必然存在竞争。两者通过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调整组合,最终将形成新的、适应市场需要的经营模式。
1、传媒行业的竞争态势
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作为两大传媒,他们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实力的竞争,通过对媒介受众覆盖率、受众媒介接触时间和媒介经营收入等几个方面的比较,可以了解这两大媒介的竞争态势摘要:
(1)传统媒介的受众覆盖率高于网络媒介。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传统媒介中,电视的受众覆盖率最高,占96.23%;广播居其次,达到95.04%[3;报纸没有专门的受众覆盖率统计数据,但按照一份报纸的实际阅读人数为3人统计,报纸媒介的覆盖率大约在24%上下。网络媒介的受众覆盖率相对较低,目前我国网络媒介的覆盖率为16%[4。
但网络媒介是技术上最领先的媒介,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新媒介的逐渐熟悉,其受众覆盖率将会达到较高的水平。
(2)网络媒介正在挤占传统媒介的受众接触时间。
根据统计数据,报纸的受众日平均接触时间为39分钟[5,电视为176分钟[6,且呈下降趋向。而网民的周平均上网时间为16.2小时[7,日平均为2.3小时,即139分钟,已经趋近于电视的日平均收视时间,而且呈飞速上升形势。
——网络媒介正在挤占受众原先接触传统媒介的时间,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向,而传统媒介正在流失受众接触的时间。
(3)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赶超传统媒介。从2001年开始,虽然报纸、广播的广告经营额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是其广告经营额占全国广告总经营额的比重却变化不大。电视的广告经营额占全国广告经营额的比重虽然在不断增长,但2005年和2006年的增长率分别为21.87%和21.6%[8,可见电视媒介的广告经营额增长放缓。
而网络媒介虽然起步晚,但是它的经济增长点多,且正处于新兴阶段,发展潜力巨大,总体呈上升趋向。传统媒介不想继续走下坡路,网络媒介也想更加快速发展,那么他们只有合作,才能使双方受益。
2、传媒行业的合作趋向
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各有优劣势,在竞争中合作是他们进行优势互补、战略重组,占据新世纪主导地位的现实需要。
(1)传统媒介渴望和网络媒介共舞。1999年1月9日,在美国举行的“新闻业和互联网”专题研讨会上,美国在线董事长凯茨说摘要:“假如你们观察一下美国在线,你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记者和消息来源。但是,天天从美国在线获得他们感喜好新闻的人,比全美国11家顶尖报纸的读者总数还要多;在黄金时间,我们的读者和CNN或MTV的观众一样多。”[9
有学者提出,在网络传播时代,要发展壮大,传统媒介必须具备摘要:一流的新闻信息产品;一个影响面广、可靠的内容系统;一个迅猛增长的市场;和合适的网络媒体整合[10。许多传统媒介已有品牌、资金和人力优势,但缺失因特网技术。网络传播时代的最大挑战是高成本的传统媒介产品的营销,因此,和网络媒介整合则是其致胜之道。从现实层面看,传统媒介利用自身资源和电信、ISP等有网络资源的单位整合,能快速实现优势互补和战略重组,降低成本,聚集足够的能量抗衡更强的竞争对手。
(2)网络媒介只有和传统媒介在竞争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才能实现双赢。网络媒介虽然具有很多传统媒介无法比拟的优势,但仍然有自己的缺陷。首先,正茁壮成长的网络媒介在不能自己采制新闻的情况下,需要汲取传统媒介的内容、人力资源等养分。原创内容在任何时候都是媒介的命根,网络事业飞速发展,却并不拥有能吸引大量眼球的内容。网络媒介从诞生起,就从传统媒介获得新闻源。其次,传统媒介长期形成的政治属性和政策优势、机构组织等方面的固有优势都是令网络媒介望尘莫及的,而这些因素对一个新闻媒介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因此,一日千里的网络媒介看到传统媒介的优势和不可替代性,和传统媒介的整合成为一种理想的选择。
四、政策法规的支持
很多国家逐渐意识到分割管理对传媒发展的阻碍,便纷纷调整政策思路,开始为媒体松绑。
1、国际政策环境的变化
自上世纪80年代后,美国政府和联邦通信委员会先后制定了许多解除电信媒体管制的政策和法规。如1996年颁布的《电信法》,它放宽了对广播电台、电视台所有制的限定,并打破对媒介种类的限制和隔绝,答应电话公司参和有线电视市场的节目竞争。1998年1月1日,在新的电信传播法案获得通过后,引发出一场电讯、电子、媒体和文化企业的跨国、跨行业交叉兼并和产业重组浪潮,电讯拍电影、芯片放卫星、微机打电话、软件播新闻,业务的不断交叉,使美国的电讯、电视、微机、软件、互联网、卫星服务和媒体企业厮杀混战成一团。2003年9月,美国又制订了新的有关放宽广播电台经营的法令,如放宽一个企业经营的电台户数规模从占全国户数的35%放宽到45%等等[11。
欧盟于1997年《迈向信息社会之路》,规定不同的网络平台都能一同传送电话信息、电视信息和电脑信息和数据,认为网络融合不仅是不同技术的融合,而且是不同业务(包括电信、电视、广播和电脑图像及文本数据业务,以及交互型多媒体业务)的融合,这种融合可以让用户通过地面广播网、卫星网、电缆网和宽带电话线(如ADSL)享用各种宽带数字业务。
2004年4月,韩国国会通过了新修订的《广播法》,答应进行卫星数字多媒体广播,电信公司韩国SK电讯通过开展卫星DMB业务进入广播领域。
2、国内政策的松动
受到国际政策环境的影响,媒介领域的融合化和全球化大潮也波及到中国,对中国广电媒介、电信及互联网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国在1998年曾提出过互联网、电信网、电视网合为一体的设想,但后来因中国电信拆分,导致该设想无疾而终。不过,三网融合始终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并被认为是行业不可阻挡的趋向。十六届五中全会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这在宏观政策层面点燃了新的希望火花。
一、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
媒介素养教育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以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所引导的流行文化给传统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英国学者ER•利维斯和丹尼斯•汤普森在《文化与环境:培养批判的意识》一书中,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做了系统地阐述。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人们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媒资源,通过教育培养人们具有健康的媒介鉴别能力与批评能力以及运用传媒信息的能力,从而确立科学的传媒观,在丰富而复杂的传媒资源中明晰前进目标,不断完善自我,参与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2〕换言之,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培养人们正确认知媒介、主动参与媒介、合理使用媒介的能力。
二、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许多学者在研究媒介素养教育时,都将着力点放在培养媒介使用能力上。然而,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从根本上应更注重“思想”教育,应该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因为,如何应对媒介传播的大量关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内容,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作用,理应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3〕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客观需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发动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起着基础性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媒介素养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好坏。在传统的大众传媒体系下,信息传播具有单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信息占有上具有绝对的优势,牢牢把握了话语权,体现了较强的权威性。教育者可以按照教学大纲和预先设计好的教案对学生实行既定的思想灌输,而不会遭到学生的反感和质疑。但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信息占有上拥有了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平等的地位,甚至对新兴媒体的利用能力要高于教育者,并逐渐在网络中形成了自己的群体语言。如果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主体不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不了解各大众传媒的属性,就无法对海量的信息进行正确的筛选和解读,不能透过信息看到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渗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在此意义上,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媒介素养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必然要求。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迫切要求。在我国,当代社会大学生的思想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由于大学生尚处于心智成长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尚未成熟,极易受到大众传媒不良信息的吸引和诱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成才。具体来说,现代大众传媒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大众传媒浓重的商业化倾向易引发大学生的消费主义观念。其次,多元的大众传播渠道易导致大学生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次,大众传媒即时传播的海量信息易导致大学生思维的肤浅和混乱。综上所述,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对大学生产生如此深刻的负面影响,是与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不高分不开的。要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急需对其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其媒介道德规范和自律能力。
(二)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可行性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具有共同的内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旨在通过对大学生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达到转变大学生的思想,进而指导大学生的社会行为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是一个思想传播过程,是一个以意识形态的观点为内容,以大学生为对象的传播过程。〔4〕因此,媒介素养教育中必然要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无论是对信息进行选择,还是对信息进行解读,都需要一定的价值观作为判断的标准,而这种价值观的培养就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媒介素养教育共同关乎的问题。可以说,二者之间具有了本质上的必然联系。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方法具有共通性。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开设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二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贯穿于其他相关课程之中;三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注意发挥大众传媒、家庭和社会等各方的力量共同推动该项活动的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的长期关注和共同努力。与此相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构建的教育体系,且其展开渠道也主要是课堂教学与课外的实践活动。这说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媒介素养教育在实施方法上首先具有了融合的契合点,如可以在现有的大学生思想理论课堂教学中单独设立一个章节进行媒介素养教育,这是很容易实现的。
三、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媒介素养教育的新体系
(一)转变观念,营造媒介素养教育的良好氛围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要想使社会各方真正发挥应有的力量进行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必须首先加大对媒介素养教育重要性的宣传强度,改变相关人士的落后观念,使其真正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与此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联合各媒介专门组织和高校制定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步入制度化、规范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及其成果是有效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因此,必须引导广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此领域投入更多的研究精力,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认真调研媒介素养状况,细致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现状,从而获得科学有效的研究成果,并将此付诸实践,真正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