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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昌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通讯作者：温亚利，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林业经济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803005）;国家林业局保护司项目（编号：621720）。
（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2.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陕西眉县 722300；
3.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陕西周至710400）
摘要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一直缺乏其社会效益计量的研究。该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初步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包括：社会文明进步、人类健康和社会生产生活改善3种类型11项指标。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进行了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每年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总货币量约11.68亿元人民币，与周边区域密切相关的社会文明进步效益为1.68亿元；人类健康效益为1.62亿元；社会生产生活改善效益为8.37亿元。该研究的社会效益计量指标及计量方法可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层工作人员及类似保护区社会效益计量及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 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效益内涵；计量分析；秦岭
中图分类号 S759.9；X361；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113-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20
对社会效益的分析过去一直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但是随着认识问题越来越要求更加深刻和准确，社会效益的定量分析就显得更加紧迫。其中：社会效益内涵、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和社会效益评价模型是社会效益计量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反映了自然保护区本身对周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效益。它既包括经济活动引起的社会效益，也包括非经济活动引起的社会效益，即由设立自然保护区引起的一系列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状况，包括有形的社会效益，也有无形的社会效益。具体而言，就是在设立自然保护区后，由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保护区的资源状况，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周边社区社会经济发展开始转轨，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开始转变，整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该研究试图通过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内涵进行解释，构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计量指标体系，同时利用一手调研数据或者二手统计资料对计量指标进行计算，目的是揭示就地保护这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式对区域社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为国家区域宏观管理决策提供依据，促进陕西省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由于研究的需要以及学科的限制，在该项研究中不涉及自然保护区设立而产生的社会文化、伦理道德、法制观念以及等方面的变化，只能就社会效益中可计量或者可定性分析的部分进行计量分析。
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1.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
本研究选取了陕西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为研究对象，自然保护区群主要是指在某种特定生物栖息地保护中，由于其栖息地生境的破碎，在地理分布上不连续，通过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建立若干个有联系的保护区，形成一个自然保护区网［1］。本文研究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范围界定为秦岭保护区群的主体自然保护区，主要包括太白山、周至、佛坪、长青、朱、牛背梁以及天华山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秦岭保护区群地处长安区、周至、太白、眉县、宁陕、洋县、佛坪、柞水等县境内。地理位置为东经107°20′-109°04′，北纬33°16′-34°05′。东西长约150 km，南北宽约95 km。保护区群总面积约251 300 hm2；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是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之一。
1.2 研究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于2009年7月12日至8月5日对秦岭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群中5个国家级保护区周边19个乡镇46个自然行政村进行入户访谈以及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原则选择样本农户。调查共得到问卷466份,剔除由于户主外出打工而不能得到有效回答问卷，一些缺失数据较多的问卷和有明显偏差的问卷,最终的有效问卷为411份；另外，于2010年7月21日至31日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中其余2个自然保护区（牛背梁及天华山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社区进行了调研，最终得到有效农户问卷127份。最后，还收集了大量二手资料，主要包括七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相关资料及问卷调查、各保护区所属县域的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相关概念及特征
2.1 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概念界定
自然保护区产生的社会效益既有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社会效益，又有与经济活动无关的社会效益。既有有形的社会效益，也有无形的社会效益。因此，迄今为止，关于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的明确定义并不多见，保护区社会效益的界定必须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客观、实际地界定。对“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进行科学的定义是研究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的关键。中国学者在森林社会效益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因为保护区群属于森林生态系统，其社会效益和森林社会效益有着特殊的联系。基于此，本研究把森林社会效益作为研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基础。张建国、周晓峰认为, 森林社会效益是指森林为人类社会提供的除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外的一切效益，它主要包括人类身心健康的促进、促进人类社会结构的改进以及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状态的改进［2］；张颖认为森林社会效益是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在消费森林物质产品、劳务或者服务时所产生的某种后果的比较关系。具体的说是以森林资源为对象的经济活动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作用［3］。在综合众多研究社会效益的基础上，目前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内还没有形成对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的明确定义，文献很少。
本研究参考森林社会效益，给予“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概念界定:是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在与自然保护区交互作用过程中获得的各种需求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它是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对人类社会整体有益的、除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外的那部分年增加效益。它至少包括: 自然保护区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效益；对人类健康的效益；以及对社会生产生活改善的效益。
2.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特征
2.2.1 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具有公共物品属性
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可以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一般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和个人来提供，主要由政府来提供。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4］。根据公共物品理论和自然保护区的特点，可以清楚的判断出自然保护区整体的公共物品特性。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特殊的自然文化遗产资源，而保护工作具有比较明显的公共物品性质。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首先满足的是公共的需要，而且它具有较大的外部收益，属于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就是说，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不可能排除任何一个人不享有这种建立的好处，而且，当一个人享受自然保护区带来的生态功能及其他服务功能的好处时，不会减少其他人享有这种好处［5］。为了达到保护目的，国家制定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约束保护区内的资源利用方式。同时，为了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因此，自然保护区从整体来看是一项应该由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
2.2.2 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具有典型外部经济性
外部经济性是指生产者或消费者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市场失效和技术等原因把一部分额外效益免费或无价转移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现象，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效果，而这种影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上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4］。外部经济性活动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的增进，国家应该采取补偿政策以利于它们产出的提高。例如，企业的废渣综合利用就是一种外部经济性，因为它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给社会带来环境效益。自然保护区除了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还是科研、教学、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和生态旅游的重要基地。从自然保护区设定的目的和所发挥的作用看，自然保护区的产出主要是提供清新的空气、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为野生动植物种等自然资源提供良好的栖息地［6］。简单地说，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就是为了保存一定的生物生存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7］，从而为周边社区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提高当地居民的农业收入，增强了旅客及其他人群的保护意识等，这是自然保护区功能的一种体现，也是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属于典型的外部经济现象。
2.2.3 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无市场价格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自然保护区的社会效益并没有参合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因而不具有价值。同样依据公共物品的属性，自然保护区的社会效益也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也不具有价格，因为消费者不愿意个人支付公共物品的费用而让别人消费。因此，自然保护区的社会效益具有西方经济学中“灯塔效应”、“免费搭便车”的特点［8］。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为周边社会提供了生存所需的优质水源、肥沃土壤、新鲜空气等，同样也为居民的身心健康带来正效应，如居民素质的提高。因此，本研究视为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无市场价值，也不视为商品能进行市场流通（无价格）。
3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3.1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指标设置是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的基础，指标设置应依据以下原则［9］：①科学性原则；②全面性原则；③系统层次性原则；④系统动态性原则；⑤简明可操作性原则。其中需要解释的是，系统动态性原则：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是自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对立统一，构成一个多指标、多参数的动态计量系统工程。既要以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基础，又要尽可能囊括自然保护区社会功能的方方面面，还要避免重复计算；既要有统一的计量系数，又要兼顾不同时空的差异；既坚持计量的精确性，又要注重计量的合理性。
3.2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3.2.1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通过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概念及特征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保护区实际情况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本研究初步设计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体系。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的选取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本研究主要是在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通过专家咨询的方式，选取了那些文献中使用频率较高，同时结合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的实际，综合考虑周边社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现状及主要存在的问题，选择针对性较强的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国家林业局动植物保护司、陕西省林业厅的专家以及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对本指标体系给予最终修改意见，使体系设计的合理性进一步完善。
3.2.2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的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是基于保护区群建设的整体效益，系统地分析自然保护区群建设对整个自然保护区系统产生的各方面作用，最终构建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表1）。
表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
指标体系及计量结果
Tab.1 The measurement system and results of social
benefits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3.3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解释与计量方法说明
每个计量指标如何操作，是指标体系能否正确计量的关键，也会对社会效益评价产生重要的影响［10］，因此，对每个计量指标进行解释是必要的。为实现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定量分析, 运用替代法、成本法和支付意愿法等计量方法初步尝试了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计量方法, 并运用数学公式建立了11个主要指标的具体计量方法。
3.3.1 科研、教育效益（C11）
科研水平可以表示文化的发展潜力, 此处以有效的科研成果收益为表示量, 通过投入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科研经费总额和成果转化率和收益率对该指标进行计算。计量公式 （1）：
C11科研效益 + 文化教育效益
N ・f・r + 文化教育效益（用教育成本替代）
N ・f・r + 实习教育费用+出版物费用+论文费用
式中 C11 -科研、教育效益；N -科研经费总量；f-成果转化率；r-成果转化社会收益率。
3.3.2 人口素养效益（C12）
人口素养可以表示自然保护区文化影响社会的程度, 此处以保护区高素质人才的经济收益作为替代量［11］。即将保护区大中专以上学历人口工资与平均工资差额作为计算基底, 综合考虑各类高层次人数（大中专及以上）。计量公式（2）：
C12 （G - G′） ・N
式中 C12 -人口素养效益；N-大中专学历以上人口数；G-大中专学历人口平均月工资；G′-陕西社会平均月工资。
3.3.3 人口文化脱贫效益（C13）
人口文化脱贫是新世纪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来体现［12］。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脱贫的效益是非常难用定量的方法去衡量的，这里仅仅是为了需要找出一种替代方法去简单计量。其效益的计量可以用问卷形式获得周边社区年文化消费平均金额，然后乘以周边社区人口数。计量公式（3）：
C13 N・Δf
式中 C13 -人口文化脱贫效益；N -周边社区人口总量；Δf-人均年文化消费增量金额。
3.3.4 社会安定效益（C14）
社会治安条件的改善是人民生活安定和优越的保证, 通过比对来体现林区治安的优良。其效益的计量可以用案件发生数量和全社会单位面积案件发生数量之差, 结合损失量进行计算［13］。计量公式（4）：
C14 （N - N′）/n ・G・r
式中 C14 -社会治安效益；N ,N′-陕西省某年发生林业案件总数量；n-N 与N′间隔的年份;r-保护区群面积与陕西省保护区总面积比；G-平均损失。
3.3.5 人口寿命延长效益（C21）
延长寿命是森林保健的目的和最高要求, 可以采用意愿支付法进行计算。其效益的计量可以用掌握自然保护区群生态环境可能延长人类寿命的年限和居民意愿为延长寿命支付的额度, 参照当地人口数计算总量。计量公式（5）：
C21N ・ΔA ・G
式中 C21-人口寿命效益；ΔA -寿命延长年限；G-意愿支付额度；N -当地人口数量。
3.3.6 疗养防病效益（C22）
吃药治病，不如健康无病。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健康的良友，离开喧闹的都市，到寂静、秀美的森林中来，不仅享受大自然的乐趣，而且不知不觉中有得到健身强体的保健效果［14］。疗养防病效益是森林保健的直观体现。其效益计量可以用保护区群周边社区居民医疗支出和社会该项支付的平均值之差替代防病效益, 结合人口数量和区域工资系数进行计算。计量公式（6）：
C22 （G-G′） ・N ・r
式中 C22 -疗养防病效益；G-保护区周边人均医疗支付额；G′-社会平均医疗支付额；N -当地人口数量；r-工资调整系数。
3.3.7 居民陶冶情操效益（C23）
自然保护区群内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可以陶冶游客的情操，也可以丰富社区居民的感情。该项效益计量可以用统计自然保护区内休闲、旅游的人数, 通过统计其停留平均时间，再结合其平均工资进行计算。计量公式（7）：
C23 N・P・r
式中 C23 -居住陶冶情操效益；N-游客人数；P-游客平均游玩时间；r-区域平均小时工资。
3.3.8 劳动力就业效益（C31）
新增就业体现保护区群吸收就业的功能, 也是改善林区居民生活的关键。该项社会效益计量方法可以表述为保护区群年新增就业人数, 结合其平均工资进行计算［15］。计量公式（8）：
C31 ΔN ・G
式中 C31-新增就业效益；ΔN -当年新增就业人数；G-平均工资。
3.3.9 劳动生产率效益（C32）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16］。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劳动生产率是自然保护区文化对生产活动进行作用的现实体现［17］。本研究采用的计量方法为自然保护区一年内生产的GDP增长量和保护区存在对GDP的影响系数相乘。计量公式（9）：
C32 ΔG・I
式中 C32-劳动生产率效益；ΔG-GDP年均增长量；I-保护区存在对GDP的影响系数。
3.3.10 生活质量提高效益（C33）
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效益主要是指保护区内居民在家庭和个人物质文化生活提高方面应具有的效益。由于质量提高很多表现为居民对自身生存、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因此，本研究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转化然后进行计量。本研究认为，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以及年均家用消费品消费的增加是其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本研究欲采用住房条件改善的效益和消费品增加效益来代替生活质量提高的效益。具体计量方法可以通过保护区内居民平均居住面积和房屋均价计算总价格, 综合考虑调整系数计算总量。通过问卷形式，统计出居民家庭日用品及家电增加量，即统计处消费品的平均增加量，然后乘以居民总数。计量公式（10）：
C33 X・P1・N + P2・N
式中 C33-居住条件效益；X -年住宅增加面积；P1-单位面积均价；N -该地区社区户数；P2-家庭消费品年增长货币量；
3.3.11 科技推广效益（C34）
科技推广产生的效益主要是指政府组织科技人员到保护区内进行科技指导，并免费提供技术和种植需要的种子、种苗等。因此，科技推广的成果主要是表现自然保护区为农业增收，特别是应用新科技，新技术来管理农业。计量公式（11）：
C34ΔG・I・R・r
式中 C34 -科技应用效益；ΔG-粮食单位面积增产量；I-粮食均价；R-农业耕地总面积；r-科技应用比例。
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结果
4.1 科研、教育效益（C11）计量
秦岭自然保护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为科研及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场所。目前，秦岭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林业科学院等国内科研机构的常年科学研究对象。秦岭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我国每年投入大批经费用于科学研究，根据调研得知，据不完全统计，2000-2009年，仅中国科学院、中国林科院10年间针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七大保护区）进行项目研究的科研经费之和就多达15亿元，年均1.5亿元（不包括自然保护区地理遥感区划研究经费）。此外国际非政府机构，如WWF（世界自然基金会）、GEF（全球环境基金会）等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进行研究项目投资，保守估计每年有1 000万元左右。根据研究，我国科研单位科研成果转化率均值约为10%［18］。根据研究得知，科学研究的社会收益率为56%-99%［19］。本研究取r70%。根据计量公式（1）计算获得科研效益为11 200万元。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现已经成为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学生的实习、教育基地。近似地以教育费用、出版物费用及研究论文成本估算文化教育效益。经过咨询专家意见，文化教育的效益主要取决于科学研究论文的产出及科技出版物的发行。针对实际舍去了实习、参观等教育费用。根据陕西林业厅及国家图书馆统计数据，1980-2008年以秦岭七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题材正式出版发行的图书及音像制品共计300多种，29年的图书发行总收益为2亿元，年平均为689.66万元。的效益计量仍以支付成本代替收益，根据中国知网检索，1980-2009年，以秦岭七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题材的各类论文总计约2 000篇，其中学术论文1 700篇，毕业论文300篇（不包括未上网公示的硕士及博士论文），论文费用1 150万元。因此，文化教育效益为1 839.66万元。
综上所述，科研、教育效益为13 039.66万元。
4.2 人口素养效益（C12）计量
根据2008年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本研究的自然保护区群7大自然保护区全属林业部门主管。根据各保护区管理局给出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保护区群管理局从业人员统计结果（表2）。根据计量公式（2），人口素养效益计量结果为1 918.78万元。
表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林业系统大专以上
就业人员统计表
Tab.2 The statistical table for employed personnel with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注：本研究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作为林业系统的高层次人才； 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均按照12个月计算工资。
数据来源：各保护区管理局资料整理所得；月收入数据由林业从业人员调研问卷整理所得。
4.3 人口文化脱贫效益（C13）计量
在研究人口文化脱贫效益时，剔除了城镇人口，因为这些人口整体文化程度要高于农村社区人口6.7年，本研究只计算周边农村社区人口文化脱贫的效益。采用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社区农户访谈问卷”中关于农户文化消费的统计数据，涉及7个自然保护区的周边农户（总人口43 642人），共收到378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表明：文教、娱乐等机电消费品支出费用为36.79元，书、报、杂志支出费用为34.51元，教育支出费用为346.80元，支出总计418.10元。因此，根据计量公式（3），人口文化脱贫效益为1 824.67万元。
4.4 社会安定效益（C14）计量
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为数不少的关于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通过开展我国自然保护政策宣传教育，使周边社区人群及游客保护意识增强，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大大减少（表3），与此同时，社区参与（社区共管）保护在保护区有效开展，物种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生态环境进一步恢复。根据计量公式（4），保护区群社会安定效益为：27.23万元。
表3 陕西省林业违法犯罪案件统计表
Tab.3 The statistical table for forestry criminal
case in Shaanxi
注：案均值 3 203.89元。
数据来源：陕西林业厅统计数据；保护区群林业案件统计数据位各保护区管理局提供。
4.5 人口寿命延长效益（C21）计量
保护区平均寿命的延长可以间接反映保护区建立以来对当地居民身体状况的影响。秦岭自然保护区大部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的，由于保护区统计工作不完善的原因，保护区内及周边人口普查数据缺乏，因此，本研究采用2000年陕西人口普查数据。根据《陕西人口统计年鉴2008》可以得知，同时期，陕西省区域人口寿命呈现分化，其中全省平均人口寿命是70.07岁，陕南人口寿命为72.67岁，陕北67.89岁。本研究采用同省份，有林（陕南）和无林（陕北）区域人口寿命做比较。因此，对比显示，自然保护区群所属县域人口寿命要比无林的陕北相关区域人口寿命延长5年左右。
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在问卷调查中设置了几道相关的题目来考察保护区区域内居民的因森林延长寿命产生的环境保护支付意愿。样本人群为保护区周边农村社区居民及县域居民，样本数为243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为：农村社区居民支付意愿为20元/年，县城居民支付意愿为50元/年。G取二者平均值35元/年。
根据计量公式（5），人口寿命延长效益为763.73万元。
4.6 疗养防病效益（C22）计量
根据调查问卷统计，2008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农村社区居民及城镇居民的年医疗支付分别为：农村108.75元/年/人、城镇180.21元/年/人。G取二者均值，G144.48元/年/人。根据中国2008年人口统计年鉴，我国全社会平均人口支付医疗费用270.55元/年。根据计量公式（6），疗养防病效益为550.19万元。
4.7 居民陶冶情操效益（C23）计量
根据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各管理局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保护区及周边生态旅游人数呈上升趋势，仅2008年一年保护区群及周边社区共接待游客62.18万人次，本研究通过2008年保护区群内游客问卷调查统计得出游客平均停留2天，各类人群人均平均收入为120元/天。
根据计量公式（6），居民陶冶情操效益为14 923.2万元。
4.8 劳动力就业效益（C31）计量
自然保护区进行的投资也必然带动保护区内劳动就业水平的提高，如为保护区群众免费提供树种、树苗，发展经济林；为保护区内群众提供技术指导，市场开拓，为农林产品增值服务。修建公路、桥梁，进行保护区建设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保护区劳动力就业。当然，就业有短期就业，也有长期就业；有是直接就业，也有是间接就业，本研究仅对近年来保护区吸纳就业人数进行了统计，据不完全统计， 2000年-2008年保护区群及周边吸收各类就业人员15.68万人（林业统计年鉴及陕西林业厅调查数据整理）。年均解决就业人员1.742万人。因此，本研究采用简单量化分析法进行评估，即按照劳动力的工资与代替其直接效益，2008年吸收劳动力就业平均工资是1 800元/月。则根据公式（8）计算获得，劳动力就业效益为7 627.2万元。
4.9 劳动生产率效益（C32）计量
本研究欲采用2004-2007年GDP增加值（表4），然后采用平均值得出年GDP增量。保护区存在对当地GDP的影响系数采用专家咨询的方式，本研究整理了陕西林业厅及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大学相关领域的教授专家。最后采用各专家给出的平均结果，I取13.58%。根据公式（9），劳动生产率效益为35 862.88万元。
4.10 生活质量提高效益（C33）
首先，本研究在计量生产生活质量提高效益前，先分析一下实地调研的农户生活质量满意度情况。对于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测度，国际上通用的方法是采用恩格尔系数来测度宏观或者微观主体的消费结构，并测度居民生活的富裕程度。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
根据2009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社区随机抽样，整理问卷得出2008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居民消费支出情况（见表5）。计算得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0.503。
表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县域GDP变化量
统计表（万元）
Tab.4 Statistic variation of GDP in surrounding counties
of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数据来源：各县《统计年鉴》统计数据。
表5 2007-2008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居民
消费支出情况表（元）
Tab.5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surrounding communities of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etween 2007-2008
数据来源：调研问卷整理数据。
联合国贫富衡量的恩格尔系数标准:＜0.2最富裕; 0.2-0.3富裕; 0.3-0.4相对富裕; 0.4-0.5小康水平; 0.5-0.6温饱水平; ＞0.6绝对贫困。为了更好地对恩格尔系数进行分析，收集资料汇总整理出我国恩格尔系数简表（见表6）。
综上所述，从计算结果来看，秦岭保护区群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较上世纪90年代有了较大提高，但尚处于温饱水平，今后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使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是我国各级政府应该考虑的方向。根据农户调查问卷统计，保护区群周边社区从1997-2005年之间住房面积家庭户均增加了83 m2，年均增加9.23 m2。根据计量公式（10），生活质量提高效益为8 886.71万元。
表6 中国恩格尔系数简表
Tab.6 Chinese Engel’s coefficient
4.11 科技推广效益（C34）计量
根据自然保护区群内县域统计年鉴及调研的数据，调研组从陕西农业厅及林业厅处的专家访谈中获知，保护区群周边社区至少有1/3耕地应用了科技新成果，因此，本研究r1/3。由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得知，秦岭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耕地应用科技成果可增收粮食约为250 kg/hm2,粮食均价取值为1.5元/kg［20］。根据计量公式（11），科技推广效益为1 352.05万元。
5 计量结果分析
通过一手数据以及二手数据（主要是参考文献资料及保护区统计资料），对七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构成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进行了社会效益计量，最后得出了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相对值，见表1。
首先，由表1计量结果可以看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由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产生的年均社会效益（C）总和约为11.68亿元人民币。其中社会生产生活改善效益（C3）最为显著约为8.37亿元；社会文明进步效益（C1）与人类健康效益（C2）几乎差不多，分别约为1.68亿元和1.62亿元。因此，整体来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产生了可观的社会效益，为当地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契机。
其次，从表1中个别社会效益计量指标来看，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1）在社会文明进步效益（C1）中，C11 ＞C12 ＞C13 ＞C14。其中科研、教育效益C11相对来说是最大的（1.30亿元），占社会文明进步效益的77.57%，遥遥领先于其他社会文明进步效益指标，原因也简单，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有着世界独一无二的物种基因，这为全世界科研工作者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机会，同时教育下一代也是自然保护区群承担的另一项任务。社会安定效益是最小的（27.23万元），仅仅占社会文明进步效益的0.1%。这个计量结果还是比较小的，这与保护区群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系，毕竟地处贫困山区的群众离不开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偶尔发生一些偷采偷猎必不可免，同时这个结果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目前关系依然不和谐，有待政府部门及时了解情况，做出政策的调整。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素养和文化脱贫效益是差不多的，其中文化脱贫效益的计量结果也反映了周边社区文化生产的投入，这与保护区周边社会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
（2）保护区群对人类健康效益（C2）中，居民陶冶情操的效益所占比重最大，约为91.91%。这也不难理解，保护区群独特的自然资源为全国各地的人民可以通过旅游享受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带给他们的愉悦心情，计量结果主要取决于全国有旅游支付能力的工作人群，他们愿意为这个放松的方式支付收入的一部分。另外，疗养防病效益及人口延长效益总体占到人类健康效益的8.19%，这部分效益主要取决于保护区群周边社区，它是在无意识中就产生的效益，由于没有直接计量的方法，本研究采取了周边社区环境支付意愿的计量方法，虽有主观性，但这种方法还是目前最适合计量这两种效益的最好替代方法。
（3）在社会生产生活改善效益（C3）中，整体比重是最高的，约为71.69%。在国内外很多关于森林社会效益的研究中，劳动力就业效益及劳动生产率提高效益是最主要的考察指标，本研究的计量结果也不难理解，保护区群的存在，为中国特别是陕西地区解决了一大批人口就业（其中包括正式编制及非正式就业），其实这部分效益是难以用数字估计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区域GDP年增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将带动整个区域的劳动结构及生产形式的改变，社会效益显著。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周边社区农户生活质量提高效益也是保护区群社会效益一项很重要的衡量指标，这关乎人们对保护事业的态度及积极性。本研究此部分采用一手调研数据，其计量结果显示，周边社区生活质量的确较以前提高了，但整体还是不太显著，仅占整体社会效益的7.61%。这也说明了保护区管理部分，特别是中国地方政府要注重关心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生活质量，只有社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保护区与社区矛盾的根源，这也是中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
6 结论与讨论
由于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计量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有些学者做了些定性分析，但大部分社会效益分析还是针对森林这一独特区域展开的。对于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计量必须以经济学理论为主，同时兼顾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辅助，本研究的计量指标只是初步对秦岭地区社会发展能力的一种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指标体系还有待完善，由于社会效益的计量指标数据获取还是比较困难的，采用替代法得出的结果或大或小，这也是本研究以后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特别是计量公式（模型）的完善更有助于计量结果的贴切和被社会认可。另外，本研究在设计计量指标体系的原则中已经表明，可操作性是本研究必须依据的基本原则，因此在现实中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暂时还不能实现计量的社会效益也是很显著的，比如由于自然保护群的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较以前明显减少，人民生命财产得到有效保护；特别是在家庭保护意识观念方面，保护区周边的农户也发生了极大的思想变化，由原来的被动保护变为现在的主动保护。这是因为，近年来保护区政府的教育、宣传，周边社区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及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农户传统上山安夹放套、偷采偷猎的行为大大减少。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主要是针对森林生态系统、野生动物保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群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不能适合所有类型的保护区社会效益计量。
致谢：感谢国家林业局保护司贾建生副司长、陕西省林业厅动管处周灵国副处长对该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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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asurement of Social Benefits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ased on Connotation Analyses
WANG Chang-hai1 WEN Ya-li1 LI Qiang1 HU Chong-de2 SI Kai-chuang3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2.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Shaanxi Taibai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Meixian Shaanxi 722300,China;
3.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Shaanxi Zhouzh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ZhouzhiShaanxi 710400, China）
1、欲揽春*入自家，无可奈何成落花。
2、我是一只小小小鸟，总是飞呀飞不高。
3、清除污染靓城市，从我做起强素质。
4、一叶知秋，一屑知城人人重小节，市容必整洁。
5、万众成一心，脏乱不近身。
6、排放废水少一刻，小鱼欢乐多一刻。
7、手拉手，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创建生态校园。
8、人人参与环保，共建绿色学校。
9、人人爱环保，校园更美好。
10、人面天天洗，市容日日新。
11、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
12、除了相片，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3、地球是我家，绿化靠大家。()
14、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
15、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
16、小草有生命，足下多留“青”。
17、小草对您微微笑，请您把路绕一绕。
您好！我是车辆小学的一名普普通通的一名小学生。
我们生长在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地球上，是地球母亲母亲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然而，在此同时，我们却不顾后果的破坏各种资源，不但使它们不能再生，还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在大街上，一些再乱扔垃圾的人屈指可数，还有一些不讲卫生的人的人随地吐痰，一个个细菌蔓延开来，使人胆战心惊。为此，我向您诚恳地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1：请让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乱扔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乱扔垃圾不但影响市容，还污染了环境，请市民们不要乱扔垃圾，更不要扔到海边。
2：建议市民们自己组织一个环保队，去制止身边乱扔垃圾的人，并进行教育和提醒。
3：市民们要在马路旁边多多种树，树会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气，使空气更清新。
希望大家好好保护地球，让它不要破碎。
您好！我是车辆小学的一名普普通通的一名小学生。
我们生长在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地球上，是地球母亲母亲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然而，在此同时，我们却不顾后果的破坏各种资源，不但使它们不能再生，还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在大街上，一些再乱扔垃圾的人屈指可数，还有一些不讲卫生的人的人随地吐痰，一个个细菌蔓延开来，使人胆战心惊。为此，我向您诚恳地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1：请让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乱扔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乱扔垃圾不但影响市容，还污染了环境，请市民们不要乱扔垃圾，更不要扔到海边。
2：建议市民们自己组织一个环保队，去制止身边乱扔垃圾的人，并进行教育和提醒。
3：市民们要在马路旁边多多种树，树会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气，使空气更清新。
希望大家好好保护地球，让它不要破碎。
随着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开展，自然保护区的环境容量已经不堪重负，脆弱的生态系统也遭到致命的打击，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旅游业迅猛发展，加上缺乏规划和管理，国民生态意识较差。有的风景区出于经济目的，热衷建设，盲目扩张；生活污水增多，垃圾废渣、废物剧增。有的地方在风景名胜区邻近盖工厂、办企业，甚至在景区违法进行采煤、采矿生产，浓烟滚滚，污水横流；如较为典型的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非法开发建设小水电站案件，云南绿春黄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非法建设水电站案件，内蒙古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内非法建设空中索道和旱地滑道等旅游设施案件，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违法建设交通设施案件。
二、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的解决对策和建议
1规划先行原则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自然保护区各功能分区的特点和要求，依据资源类型、景观特色、环境条件，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编制生态旅游的总体规划，提出旅游发展战略、制定保护和开发利用及保护管理措施、确定接待容量等，经专家评审并提交规划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按法定程序审批实施，严格执行。拟建设的各类项目，均需经相应程序、组织相关单位和领域专家会审，有效防止建了拆、拆了建及其他公害的发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良性循环。
2适度建设原则
坚持服从规划、高效利用的指导思想，建设规模与游人容量相适应，对自然保护区现有的管理设施、野外保护设施及原住民生产生活设施等进行改造与利用，旅游设施建设不能超出环境容许的限度，避免盲目性开发；要处理好旅游旺季与淡季的关系，在旺季游客过多时，要利用现有当地农民闲置的空地、房间开发农家体验游、疗养游、采摘游等，有组织地调动当地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旅游，如欧洲几个旅游业较发达的国家，供旺季使用的“补充住处床位”比正规床数还多。这既是一种经济有效的办法，也是分享建立自然保护区给当地带来的红利。要建立、引导在区内旅游观光、区外娱乐消费的模式，使自然保护区青山依旧、绿水长流。
3统筹兼顾原则
统筹旅游开发、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按照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要求，促进生态建设产业化、旅游发展生态化，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化，积极推行绿色环保的开发、经营和消费模式，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旅游产业，建立生态环境与旅游开发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实现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农村整体环境，保持乡土本色，突出田园特色，发展乡村旅游。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统筹协调旅游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理顺相关利益为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
根据国家林业局第50号令（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管理暂行办法）中第十三条规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居民，在遵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关规定和不破坏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在固定生产生活活动范围内修筑必要的种植、养殖和生活用房设施的，应当在修筑设施前向所在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报告，并接受指导和监督。国家林业局不再审批。”按照相关职能部门要求审批，不需要新增建房办法。
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
1.根据“法无禁止则可为”原则，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建设的，在不造成大破坏前提下，建议参照实验区相关规定；
2.在自然保护区内不具备搬迁条件的村民，建议同意审批。
一、引言
与传统旅游相比，生态旅游具有生态、环保等优点。自然保护区具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独特的自然景观，是进行生态旅游活动的理想场所。但如果开发和管理不当，就会对保护区生态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环境和资源危机。因此，保护区在开展生态旅游时，首先要意识到资源环境对于生态旅游的重要性，采取严格的措施，才能确生态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旅游活动对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虽然生态旅游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育，但不少地方也存在利用保护区优良生态环境为“旅游”服务的现象，这加剧了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冲突，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一）对植物的影响
火灾是植物最大的威胁，会对植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烟头、野炊等均可能导致森林火灾的发生。旅游设施的兴建和游客踩踏除了会直接导致植物的死亡，还会影响植物种子的萌发和群落的演替，造成植物种类减少、种群结构变化。另外，游客的采摘也会对植物造成伤害，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掠夺式的采摘往往会使这些物种濒临灭绝。同时，游客的进入还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的危险。
（二）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游客的进入，打破了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规律，增加了它们的精神压力，影响了它们的繁育，导致动物种类和数量不断减少。比如在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曾经在河滩灌丛常见的鸟类、兽类以及爬行动物等，有些如今已难觅踪迹，一些物种甚至开始向外迁徙逃离。游客的投喂，改变了动物的觅食习惯，降低了物种野外生存能力。还有一些不法之徒，在利益驱使下，大肆捕杀野生动物，对物种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
（三）对土壤的影响
旅游设施的兴建和游客的踩踏会引起地表、土壤板结、水土流失、土壤贫瘠化。土壤环境的破坏，会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降低土壤动物数量和活力、打破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对水体的影响
水体污染主要来自于区内酒店、餐馆等场所排放的废水以及水上娱乐项目产生的尾气、燃油排放和游客丢弃的生活垃圾，这些污染物极易造成水质的污染，威胁水生动植物的生存。由于水体清理难度大、自我修复速度慢，因此很多污染是永久的、不可逆的。
（五）对大气的影响
大气污染主要来自服务设施和车船的废气排放。煤气和液化气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烟尘；汽车所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铅化合物；固体垃圾堆积产生的恶臭等，都会对保护区大气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个别保护区甚至开设了野炊项目，这不仅增加了火灾隐患，也对空气造成了污染。
（六）对景观的影响
一些保护区完全不顾保护区环境承载能力，大量兴建旅游设施，破坏了保护区自然景观和原始风貌。由于旅游道路的开发建设，人为形成了很多干扰廊道，造成了生境的破碎化，降低了保护效果。有些保护区甚至违规建设索道，大面积炸毁山体，严重破坏了区内自然景观，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失。
三、对策
（一）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
建议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纳入法制轨道。各级政府要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加大执法力度，任何项目都要坚持先环评再建设。对环境破坏大的项目，要坚决禁止；对环境保护者要给予相应的政策、资金扶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二）严控游客数量，加强环境监测
在旅游开发前，应先对保护区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估，并在运营过程中严控游客数量。应定期对保护区的环境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旅游开发对保护区环境的破坏。
（三）加大环保宣传，倡导文明出游
利用一切媒体手段，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生态旅游资源不可再生的教育，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同时，保护区要精心策划旅游线路，在游客游览过程中融入环保讲解的内容，帮助游客树立环保意识，保护区内生态环境。
（四）加强部门协调，深化综合治理
要加强旅游、林业、环保、建设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系和信息通报制度，以便形成合力，增强监管力度。建议成立由林业部门牵头、其它相关部门和相关专家共同组成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管理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环境保护和治理等工作。
四、结语
[关键词] 生态旅游 自然保护区 王朗模式 小众
一、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王朗模式
1.生态旅游在王朗的成功
王朗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65年，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四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之一。保护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的平武县，是岷山山系的腹心地区，属于全球生物多样性核心地区之一的喜玛拉雅——横断山区。保护区内生活着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7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2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根据1989年的调查，这里是大熊猫分布最密集、人为干扰最少、栖息地质量最好的区域。区内还有着种类丰富的鸟类资源。植物种类也十分丰富，区系组成复杂。完整独特的生态系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大熊猫的特殊吸引力是王朗开展生态旅游的天赋条件。
199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国家林业部在王朗自然保护区所在的四川平武县开展“综合保护与发展项目”（icdp）旨在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寻求森林资源保护与当地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王朗及其周边社区的生态旅游就是平武icdp项目的一个子项目。
王朗的生态旅游从1997年开始启动，在经过最初三年的规划筹备之后，从2000年10月开始正式对外运营。入区旅游人数在2001年即超过1万人，旅游收入达40万。并在此后的几年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与此同时王朗的生态旅游以它鲜明的特色迅速获得了国内外的反响。2001年王朗的生态旅游顺利通过了国际著名的生态旅游认证机构——澳大利亚全国生态旅游认证项目（neap）的生态旅游认证，2002年王朗的生态旅游被作为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的典型案例向当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生态旅游大会”推荐，王朗的生态旅游开始有了国际性影响。同年，王朗自然保护区由原来的省级自然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5年王朗的生态旅游又通过了“绿色环球21”生态旅游认证达标阶段的评估，这在当时国内的自然保护区中是第一个。在生态旅游发展的同时，王朗的管理、科研、环境教育、监测巡护等工作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王朗自然保护区因此三次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先进集体”。 并且因为在有效管理、生态旅游、科研合作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而被列为51个“全国示范保护区”之一。
2.王朗生态旅游的“小众”特征
与许多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不同，王朗生态旅游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保护区协调发展的要求，而非单纯的经济目的或政府的行政安排。在借鉴了澳大利亚、尼泊尔等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王朗的生态旅游一开始就避开了其他自然保护区大规模、大众化旅游开发的误区，以其鲜明的个性在保护区的生态旅游中独树一帜。王朗的生态旅游模式具有鲜明的“小众”特点，可以称之为小众型生态旅游。
“小众”旅游是区别于大众旅游的一种精品化的旅游模式，它以旅游市场中对其产品的重度使用者为目标市场，其产品设计、市场营销、服务方式都针对性地围绕这几类小众游客的特点展开。王朗的生态旅游正是这样一种“小众”旅游，它以科研工作者、国际生态旅游者、会议旅游者、学生等八类市场为其主要服务对象。并且通过网站、媒体宣传、会议、信件、电话甚至私人接触等方式与这一部分“小众”保持良好而持久的关系。保护区提供的专业性、知识性极强的旅游产品如讲座、科考、专业解说等也正是适应了这一类消费者的需求。而旅游接待中保护区员工与旅游者个人接触广泛，人性化的服务模式也十分契合这些目标消费者的心理。
王朗所选择的这几类游客的人数虽然不多，但重游率高，花费高，因而构成王朗生态旅游的主要市场。据王朗自然保护区的统计，这一部分游客的数量只占王朗入区游客总数的25％，但其消费占保护区旅游总收入的70％。成功的市场定位与产品定位成为王朗生态旅游最大的竞争优势。
3.“小众”生态旅游与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全面发展
王朗的旅游实践不但找到了适合自身资源条件和特点的生态旅游模式，而且使得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发展成功地服务于保护区的资源保护与管理。通观王朗生态旅游十年的发展，如果仅从经济效益角度考量，它算不得成功。每年30万～40万元的收入，恐怕是任何一个旅游开发公司所不屑的。但是通过生态旅游的开展，带动了保护区的科研、保护、教育、国际合作和社区工作，使得保护区走上了一条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仅以科研为例，生态旅游开展的十年是自然保护区对外合作和科研发展最快的时期。王朗自然保护区通过生态旅游的发展提高了知名度，吸引了大量的科研机构的合作和资金的注入。保护区已先后成功地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等数十所国内外科研院所进行了20多个科研项目的合作，在巡护、监测和科研的基础上，建立了几十个数据库。同时这些科研成果又被成功地转化为讲座、解说、生态小道等生态旅游产品，极大地丰富了王朗生态旅游的内涵和吸引力。
二、生态旅游王朗模式面临的困境
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区中较早开始生态旅游探索的成功典型，王朗的“小众”生态旅游模式以最小的环境代价获取保护区保护与发展的资源，它符合生态脆弱的自然保护区的特点，也符合以保护为首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的战略目标，是一种值得其他自然保护区借鉴的可持续旅游模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王朗模式自身的生存却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在王朗自然保护区所在的绵阳市的《2000年～2015年旅游发展规划》中，就把王朗白马景区作为绵阳市旅游开发的六大精品景区之一，纳入了绵阳市地方旅游经济发展的格局。2006年，为了加快王朗白马地区的旅游发展，由绵阳地方政府做媒，平武县政府与大型民营投资控股集团公司四川汉龙集团签署协议，计划由汉龙集团投资3个亿，将王朗白马景区打造成四川第二个旅游目的地，形成四川第二大旅游经济圈。2006年12月汉龙集团接手了王朗的旅游经营。王朗保护区内形成了王朗管保护，汉龙新公司管旅游，平武县的王朗白马风景区管理局协调旅游发展的格局。但是由于开发理念上的冲突和管理上的协调问题，目前王朗保护区内的旅游发展进入了紧张的磨合时期。王朗保护区退出了进行中的“绿色环球21”的生态旅游认证，汉龙集团提出的修建林区道路、整治宾馆设施等计划无法开展，景区内游客人数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保护区周边开展旅游接待的白马人为了面对开发商进来后对自身的利益构成威胁的局面，自发成立了自己的旅游开发公司。
在目前的王朗景区内，围绕旅游开发，交织着几对突出的矛盾：保护区旅游开发理念和思路的矛盾、保护区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保护区与旅游开发商的矛盾、旅游开发商与当地居民的矛盾。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王朗的生态旅游可能就此夭折。
三、王朗案例带来的思考
王朗生态旅游的探索和实践、它目前的困境和面临的挑战在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实践中极具代表性。王朗的生态旅游要突破目前的困境得到健康发展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王朗的，也是所有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需要面对的。
1.保护区旅游的定位——经济优先还是保护至上？
没有人不知道保护是自然保护区的首要目标。但是保护区的保护、科研、监测、巡护、环境教育都需要经费。经费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发展，也成为众多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的强劲动力。但是，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应当如何定位？是象“一般风景类土地资源”一样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还是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定位为实现保护区总体目标的一个工具？自然保护区在旅游开发之初就应当明确其旅游定位，才能避免在经济运作中迷失。
王朗自然保护区把他们的生态旅游定位为“小规模、负责任的旅游，它促进周边社区、游客、公司与企业、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参与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机制的建立。”在王朗的案例中，保护区没有把生态旅游的经济目标凌驾于其他目标之上，而是成功地让它成为推动保护区总体目标实现的一个工具。
2.保护区旅游的模式——大众旅游还是小众旅游？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提出，自然保护区尤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世界遗产一样属于“遗产资源”，遗产资源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替代性。遗产旅游经营创新的关键是遗产本真价值的展示。遗产的管理和经营在本质上是非营利的。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和经营应当区别于其他风景区，严格控制旅游容量，坚持小规模、精品化、控制式发展的“小众”旅游模式。我们认为，自然保护区——尤其是那些资源观赏价值高、旅游吸引力强的保护区——不应当拒绝大众游客，但更不宜为了经济目的而盲目迎合市场需求。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应当严格服从保护区的首要目标，寻找与保护区职能协调的主导旅游模式，限制游客数量，加强游客管理和环境教育，担负起引导和培育旅游者的任务，而这本来就是保护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3.保护区旅游的主体——自主开发还是对外招商？
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旅游主要有自主开发、对外招商和联合开发等几种模式。选择何种开发模式应当根据保护区的具体情况确定。我们认为对于具备自主开发条件的自然保护区应当鼓励其自主开发。尤其象王朗这样积累了丰富的自主开发旅游的经验、旅游产品特色鲜明并且为市场认可的自然保护区应当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走自主开发之路，从政策上、资金上、技术上给予支持。对于那些不具备开发资金、人才、经验的自然保护区，可以招商引资或联合开发。但前提是，一定要建立完善的开发商遴选、监控和退出机制，确保其旅游开发不违背自然保护区的总体目标。
4.保护区旅游的管理——保护区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我国许多自然保护区处在生态脆弱、经济贫困地区，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有着强烈发展地方经济的意愿。这种发展经济的强烈意愿与保护区的旅游发展思路往往会发生剧烈的冲突。这种意愿和行为又因其作为一种政府意志和政府行为而影响着保护区旅游发展的方向。
地方政府过度介入经济活动而忽视自身在环境保护、社会管理、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方面的作用，这其中既有发展观上的偏差，也有深刻的制度设计根源。对于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旅游发展中处于特殊地位的自然保护区来说，迫切需要明晰产权，改变产权主体虚设的状况，设立权威机构自然保护区的产权，并且适度回收保护区尤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权，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条状垂直控制。这是使自然保护区，尤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健康发展并服务于保护区管理目标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连玉銮.生态旅游的”小众”模式管窥——从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实践谈起[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1）：37－40
[2]颜竹.四川王朗——九寨沟的皇冠[j].华夏地理，2007，（4）：66－83
[3] 徐嵩龄.论碧峰峡旅游开发模式的意义——兼论“一般风景类土地资源”与“遗产资源”的旅游经营异同[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1）：41－47
[4] 李晟之.小规模：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的选择——王朗自然保护区对生态旅游的探索[j].农村经济，2003，（1）：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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