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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本文从我国政社关系发展历程出发，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治理理论的观点，提出“新型合作互动的网状模式”这一理想架构。通过分析当前现状向理想模式转变的困境，得出“政社职能分开”是理顺当前政社关系，实现理想模式之关键节点。并以社区为例，探讨政社职能分开的具体问题，尝试性地提出解决策略。以期促进政社分开进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 ：政社关系；政府职能；政社分开政社关系，即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静态上讲，政社关系主要包括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影响、社会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三个方面。政社关系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方面，政府具有内在扩张的本能，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易对政府形成约束，二者之间难以达到良性平衡，因此处于长期博弈状态。另一方面，政社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的影响，随环境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十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厘清政社关系现状，针对政社分开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分析原因，并探讨解决对策。
一、我国政社关系发展历程概述
有学者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概况为五种类型：公民制衡国家、公民对抗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政府与社会之间，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二者之间力量消涨，职能转化，政社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改革开放之前（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社完全合一。政府以单位制为主导，组织控制“单位人”，以街居制为补充，管理无单位居民。政社合一的关系形态下，管理主体一元化，政府全能；管理方式单线化，采取以单位制为依托的垂直式管理；管理手段简单化，仅采取单一的行政管理手段。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社会紧密贴合，社会管理的权力完全集中于政府。
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成为重要的调控机制。基于“市场的发展，使政府管理所面临的是一个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社会”这一理论假设，二元制的政社关系被提出，即政府与社会相互独立，互不干涉。政社二分的意识产生，并在实践上进行探索，1980 年,全国性社团猛增至1600 个, 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但是，一方面政府不知如何放权；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发育滞后，力量弱小；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力量不足，决定其难以满足社会公共产品的需要，无法解决其自身产生的消极社会效应。因此，政社关系呈现出“社会依附，政府支配”的特点。
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体制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经济方面，市场经济发育愈发成熟，力量逐步增强。政治方面，居委会、社团、行业组织的相关法律陆续颁布，创造出良性的政治环境；社会方面，公民意识大幅度提升，我国社会组织较之改革开放初期，已具备一定的自治能力。社会组织虽仍受桎梏，但亦开始独立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我国政社关系呈现出“以政府为核心，政社逐步分离”的特点。我国政社关系形态演变，如下图所 示：
纵观政社关系发展至今的数种形态，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环境变化，社会管理主体从一元化向二元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管理方式呈现多样化。但总体上，我国政社关系仍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与我国长期强国家、弱社会的国情分不开。
二、政社关系的理想架构-新型合作互动的网状模式
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出现，倡导社会组织功能边界的分化，治理主体、治理机制的多元化。分别从两种理论出发，我国学者提出过数种理想模式的设想。根据治理理论的观点，治理的目的是有效地反应公共利益的诉求，实现公共利益。治理理论下，理想的政社关系是“政府在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而非支配性作用”。根据新公共理论的观点，理想的政社关系模式是建立一个以共同目标为纽带、以多个权力中心为特征、合作互动的模式。其实质就是使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从过去的“政府垄断”专为政府、私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共同参与的过程。
从我国现实环境来看，我国社会发展的本土化因素不容易忽视。一方面，社会组织从接近真空的状态中发展起来，从计划行政体系中脱胎而出，发展初期依赖行政推动，几乎是城市基层政府用行政力量塑造着社会，社会力量仍不足以独立应对；另一方面，中国人重政府，轻社会的传统观念短期难以改变。
联系我国实际，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治理理论的观点，我们认为“新型合作互动的网状模式”是我国政社关系的理想模式，它是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最大目标，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为多元主体互动合作为基础的，权力分散，权责统一，多元协商，方式灵活的关系模式。
权力结构上，社会管理的权力应分散于社会的各主体，公共权力的运行应具有动态性：从自上而下的权力的实施，到多元互动的权力的运用。管理机制上，依靠多元主体的合作网络的权威，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打破单一中心论。运行方式上，多元主体应提升主体意识，主动提供服务，发现问题，共同推动公共议题的进展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成熟的公民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在合作网络中，应当作为社会组织发展的坚强后盾，为其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实现理想模式的关键结点-政社职能分开
政社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受环境变化影响的渐进过程。以社区为例，要完成当下的政社关系向理想模式的转变，面临如下困境：
1.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2003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突破了82年以来几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局限，将简单的机构改革深化到运行机制的创新上。十六大提出了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行政职能定位,明确街道承担的职能以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为主, 居委会的职能则是居民自治。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可能一步到位，两级城市基层组织的定位与职能划分亦较为笼统，使体制改革的优势无法体现，使得二者在互动过程中必然相互制约。
2.政社分开的动力不足
对政府而言，对政社分开的积极性缺乏。一方面，基层政府存在大包大揽的惯性。政社职能边界模糊，不知如何放权；出于维稳的压力，亦不敢放权。另一方面，近年来机关精简整编,部分机关通过“官办”社区的形式,弥补行政人员不足,延伸相关职能,使得机关与社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社区而言，由于政府与社区职能界定尚且模糊，社区在脱离政府管制后，面临自我定位的困境,对政社分开亦缺乏积极性。
学界多对政社职能进行宏观探讨，即政府职能转变、政社职能分开的应然性分析。对于政社职能如何转变的探讨却相对模糊。而造成困境的关键恰在于政社职能划分不明晰。政社职能划分面临如下几个具体问题：
①政府与社区履职方式混淆。政府将监管责任和具体落实责任一肩挑。形成一肩挑的原因在于部门利益的制约使政府具有主观偏好与政社职能划分的路径依赖。②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NGO、社区等社会组织力量普遍薄弱，实际能承担的社会职能难以界定。在此现状下，政府哪些职能应该外放，职能应该如何外放，社会应以何种方式承接，都成为政社职能分开面临的现实问题。
③社区经费的依赖性。政府表面上将微观领域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转移给了社区,但由于没有费随事转,反而加重了社区负担。看似精简了政府的机构和职能,但实际只缩小了政府的组织边界,政府的功能边界没有改变甚至仍在扩大。
四、政社职能分开的对策探究-以社区为例
基于群众自治发展来说，政府职能在于启动社区建设，规划或参与规划社区组织体系的建立。在实践中，政府职能的度的把握是关键。我们尝试性地提出对策以解决政社职能分开面临的问题：
1.以法制和契约规范政府与社区组织间的关系
政府与社区组织在承认双方法律主体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明确各自的责,权,利，形成了双向约束机制，避免行政专横和职权滥用，提升二者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
2.独立社区财政体系，多元社区经费来源
社区建立自主独立的财政体系，增加社区建设经费渠道，减少社区与政府在人、财、物方面的牵涉。有利于二者职能明确划分，促进政社分开进程。
3.优化社会环境，关注NGO 组织培育与发展
在新型互动网状模式的建构中，要求主体多元，各方参与的互动性。NGO组织的发展，是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力量提升、政社之间有效互动的要求，为政社职能的具体划分提供了可能。
4.提升公民社会意识，发展社区自主管理
把政府的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分开，把部门职能与一般社会职能分开，培养社区自我管理组织，提高社区自律水平，提升公民社会意识与自主意识，将大部分公共事务还给社区进行管理。
5.构建合理的协商程序和规则
社区参与能力的平等协商能否顺利展开，关键是协商程序和规则的合理设计。首先，建立一个能够产生广泛代表性的协商主体遴选机制; 其次，保证各方协商能力实质平等，因为协商的意义于在合理化方案，要保证各方基于平等的信息资源和论辩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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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建立健全我国卫生评价制度
社会团体发展的前瞻与思考
加强智库研究建设新型智库
做好社会救助和慈善资源的对接
完善我国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议
“三社联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
用治理理念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改进我国儿童安全保护工作的思路
徐州市街居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与对策
新常态下中国式邻避困境的解决思路
完善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
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民间公共资源的传统利用与乡村建设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基于近年来几起重特大事故灾难的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全面提升领导力
英国开放公共服务改革及其启示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加强国家安全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设计
运用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
县域社会协同治理的“田东经验”分析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微信谣言治理
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重庆城乡社区服务差异分析及政策建议
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构建的几点建议
引导新文艺组织和文化群体参与社会建设
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改革方略及挑战
扎实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我国社会发展展望
从台湾社区发展看社区网络治理的前景与挑战
社会风险与基层社区治理:问题、理念与对策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充分发挥关工委的独特作用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开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黄金时代”
中国合和式风险治理的概念框架与主要设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思考
清前期山东“义集”的兴起与地方市场治理策略
人口老龄化再认识及对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的建议
推进以社区治理为基础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实践
《国家安全法》颁行背景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公共应急管理法治化
推进公共安全体系系统化常态化法治化社会化建设
深圳市基本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客家家训——客家人修身处世创业持家的座右铭
关键词：青年社会组织；研究现状；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D4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177-02
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的增多，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已日渐受到政府及社会的关注。而青年社会组织已渐成为社会组织中的创新主体，如国内较为成功的如徐州汉唐公益、成都爱思青年等社会组织。2016年，中央下拨2亿元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且地方政府及企业对社会组织的资助力度不断加大。因此，对于青年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培育与发展、相关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以及对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已成为相关学者的研究热点。但与此同时，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并提出对策，对于我国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青年社会组织的研究概况
在知网中，关于青年社会组织研究的文献共检索到75篇，从时间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2010―2016年，其中，2010―2013年每年文献数量在1―7篇，2014年15篇，2015年24篇，2016年年初至6月为止有19篇。可见，近年来青年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从地域分布来看，绝大多数研究来自东部地区，少部分研究来自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尚未开展方面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仅有两篇文献使用了定量方法研究分析，剩余文献的多数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向、研究视角来看，主要由以下四个研究方向：一是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在新常态下关系发展应具备的特点，以及共青团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作用，并指出目前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联动关系不够广泛深入这一确切问题（徐灿荣，2015）。二是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发挥研究：主要研究青年社会组织具备的社会功能以及如何良好地发挥该社会功能，具体包括青年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以及如何促进就业的研究（童潇，2015）。三是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支持、扶持）研究：主要研究对于青年社会组织有效的培育路径、支持体系、扶持政策、孵化平台等。并将主要目光集中于青年社会组织的资源培育与组织结构、制度的构建（刘鸿方，2016）。四是青年社会组织的困境分析与对策建议研究：主要研究青年社会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对策（赵亚静、姜力丹，2016）。
二、青年社会组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分析与建议
目前，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受外部、内部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综述相关文献，可将此类研究的影响因素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治理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一是管理体制。在现行管理体制下，行政化色彩相对浓厚，使得准入前严格限制、审核检验多，而准入后则业务上的行政指导和服务较少。这样的管理体制不利于政府与青年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青年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二是政策导向及社会认知度。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扶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政策得不到真正落实；另一方面，政府对青年社会组织社会管理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对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引导不够；与此同时，青年社会组织社会认同知低、公信力缺乏。三是政府与青年社会组织有效对接的枢纽力量急需发展。目前大多数枢纽型社会组织处于半官方半民间状态，与政府的关系较为模糊；且专门培育青年社会组织的枢纽型社会组织较为稀缺，青年社会组织缺乏与政府的交流的合适渠道。
内部治理影响因素如下：一是多数青年社会组织在持续发展上面临着“四缺”问题，即欠缺资金、人才、场地和规模。青年社会组织有着与社会组织同样的发展困境，而因其成员较为年轻，更为缺乏社会资本，在资金与人才方面，受限更大。二是多数青年社会组织在持续发展中缺乏现代社会组织理念，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效率不高。由于其成员因兴趣等原因结缘，青年社会组织人情味更浓，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或即使建立了规章制度，但执行度不高，导致其发展缓慢，人员流动性大。
（二）青年社会组织培育路径探索
关于青年社会组织培育路径的探索主要有两类研究：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发展与推广；对培育青年社会组织的模式和有效经验的分析及对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的构建。
关于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发展与推广：目前，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发展存在以下困境：制度缺失、孵化模式存在风险、资源支持不足、社会认知存在偏差。其中，旨在完善社会组织孵化而提出的对策有：提升社会组织孵化平台作用；创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有效整合资源；营造良好的政府支持环境；加强完善社会组织的组织建设。
关于对培育青年社会组织的模式和有效经验的分析及对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的构建，此类研究认为，社会公益活动可以成为基层团建的重要活动内容，支持与发展青年社会组织可以成为体制内团建的创新型工作方式。支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对于党团建设非常有帮助。而关于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构建的建议有：将社会组织工作纳为各级党建工作内容；大力推进政府购买行动及其改革；建立评估监督机制；推动形成公益组织购买专项。
而关于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构建的建议有：将社会组织工作纳为各级党建工作内容；大力推进政府购买行动及其改革；建立评估监督机制；推动形成公益组织购买专项。
（三）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特征与特点：童潇（2016）认为，青年社会组织的参与领域丰富多样；在资金来源上，自筹与外引兼具；参与态度较为积极并日趋火热；活动场所以一区县及社区为中心，共青团在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枢纽引领作用。
关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展的相关思路建议：（1）发育主体，即推动青年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社会主体。（2）释放空间，即推动社会治理领域向青年社会组织开放，能够给予青年社会组织相应机会，放宽青年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充分信任青年社会组织。（3）完善政策，主要可立足于下述四个方面：一是推进以孵化园、孵化器为支撑的青年社会组织基地建设；二是大力推进青年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建立相应的信息体制和机制，扎实推进青年社会组织规范化评估工作，开展提高组织能力的培训；三是加强外部监管体系建设；四是建立青年社会组织扶持基金。（4）完善平台，主要是可以推进青年公益创投平台、供求对接平台和众筹平台三项平台的搭建工作，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刘春蕾，2016）。
三、青年社会组织的研究评析与未来展望
（一）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在概念界定方面，由于目前对青年社会组织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在研究时存在概念混淆的情况，将青年社会组织等同于社会组织。如黄科瑞、潘永弟对百色青年社会组织的定义中，并没有明确青年社会组织是否是社会组织，而黄婷婷也只对青年社会组织做了一个概念界定，并未提出明确的界定。
在发展困境的研究方面，以往研究集中于对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列举与描述性分析，缺乏对其内在因素的分析，且对于此类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主要是定性分析，缺乏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对于主要的影响因素尚不清楚。
在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探索上，虽然学界对已有的孵化模式的风险已有研究，但尚未提出完善的新型孵化模式，在社会组织的培育问题上，孵化器平台的发展并非唯一路径，更应培育与发挥青年社会组织自身所具备的支持体系。
（二）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学界无论是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研究、困境及对策研究，还是对其功能的探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便是，青年社会组织的生存问题。既便是目前的公益创投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离不开政府政策及资金支持，而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第三部门，其生存与发展不能长期依赖于政府和企业的扶持。实现社会组织的自盈利，即社会组织能够为创建或运营社会组织者提供工资支持并实现组织的自运行或转型为社会企业。而青年作为社会创业与创新的主体，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通过创建或运营青年社会组织来进行创业或就业具备较好的前景，其行为本身便实现了较高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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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中心治理理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自主治理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057-02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诺姆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多赢”，即网络结构中每个参与者都能够获取各自的利益所得[1]33。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应用领域
（一）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教育问题
多中心治理理论最初引入我国是用于解决教育问题，曲正伟指出多中心治理体制在我国义务教育治理中具有适用的合法性，提出了保持各中心之间均衡和突出政府责任主要性的多中心治理体制[2]9。付小倩等从建设主体、建设路线、制度创新三个方面出发提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多中心思路，为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优化、深化提供了有益借鉴[3]106。
（二）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
刘芳雄最早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环境问题中，对于温州企业忽视环境保护责任的现状，提出了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引，运用市场机制，通过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合作解决温州环境问题[4]139。对于我国城市地区的雾霾问题，刘菲提出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健全社会的参与机制，实现由传统到“绿色”的环境治理模式转变[5]1-2。
（三）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农村事务治理问题
对于农村公共物品在供给总量、供给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李莹莹提出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改革农村公共物品单一的供给主体，构建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组织三位一体的多元化供给主体[6]1。张海涛以多中心治理为视角，探寻乡村治理的新模式，提出了发挥第三部门、农村民间组织和行业协会在政府治理中的补充作用，形成多个中心相互协作治理局面，形成村级治理的“善治”局面[7]1。
（四）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
对于我国社区居委会一支独大格局的负面影响，刘伟红提出了发展其他社区组织，提升社区组织发展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形成多中心的公益物品供给格局，以打破社区居委会的绝对优势状态[8]88。对于我国城市社区存在的问题，史敏应用“多中心”治理，提出落实治理主体多元化，培育社区自主治理组织、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热情，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的关系，通过不同平台促使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中[9]1。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应用存在的问题
（一）偏离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指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机构、个人均可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并以平等的地位处理公共事务以及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我国学者建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大多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在此基础上发挥企业、福利机构、公民个人等治理主体的作用，这种“多中心”趋势，偏离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表现为在政府这个轴心的周边围绕着几个不完全依附、部分自治的治理主体，这种模式主要是在政府指导下，各层级主体发挥相应的治理作用，层次化清晰，不同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较少，这种现象是根据多中心治理框架来寻找我国与之相对应的元素，通过协调政府职能与各级主体达到治理平衡，偏离了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
（二）与我国国情结合得不够紧密
多中心治理理论主要是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治理模式，以美国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设计的，尽管我国公民社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但在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权利运用的民主化程度、社会组织运行的自主化程度、政府权力分配的合理化程度方面，都与理论最初要求存在差异。作为一种非本土化理论，我们在应用该理论时，不能完全照搬而要与我国国情结合，虽然我国学者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这种结合还不够紧密，大多学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介绍，未能建立起实践性的理论框架体系，理论的本土化推进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三、提升多中心治理理论应用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注重理论应用角度的自发性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多中心主体之所以能够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团体是多元主体的自主组织，在自组织的过程中不同主体会以平等的地位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处事原则，这一过程确保了多元主体地位的平等性。
学者项麟通过在北京“浙江村”为期6年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对浙江村自有的一套治理模式进行了研究，从最朴素的事实中发掘我国社会存在的自主治理。浙江村的社区生活以由亲友圈和生意圈构成的系为基础，每个人都有一个“系”的关系网，两个圈子重叠的部分是核心系，人们靠亲友圈来组织平常的生活，多人与个人多向投资格局促使不同的亲友圈、系之间交叉重叠，增强了一些人纠纷调解和经济能力以及在各自朋友圈的声望，这些人影响范围深远，波及到它原来的系之外，这种机制促进了“大人物”的产生，这些主体构成了浙江村社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浙江村的生意交往中人们通过掌握对方的底细减少风险，亲友圈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中介作用，例如：在A的系中他与B是亲友关系，B与C又是亲友关系，那么A在与C开展生意合作时可以发挥B的连接与监督作用。广泛的亲友圈不仅可以对对方进行监督，还可以对其失信行为进行惩罚和纠正，人们在亲友圈与生意圈的互动中锁住客户，一个系的人共享这组具有锁住能力的亲友圈。浙江村内不同的关系之间构成了关系丛，使人们有很强的互相帮忙意识，认为互相帮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A帮了B的忙，C又来帮A的忙，因此帮助别人实质上是在给自己的“关系丛”投资，“助人者人助之”，这个“人”在村内所包含的主体是相当广泛的，同时浙江村内的生活透明度极高，如果不帮会遭人闲话，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人们互相帮助的积极性。村内的大人物主要提供大院、市场等公共场所和调解内部纠纷，是社区组织的核心，大人物和小人物各做各的生意，内部关系的编织构成大人物的权威基础，对于不能解决的纠纷都要找大人物进行调节，同时大人物也乐于为人提供服务和帮助而不计回报，这样反过来也能提高他在关系丛中的威信。浙江村的这种自主治理模式不仅加强了和外部经济体的“联结”，促进了自身社区的持续发展与扩张，也积极改变着外部社会的经济格局。这样源于社会内部自发性的自主治理是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相符合的，从这种自发性的角度出发引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发挥治理理论的指导作用以解决我国社会组织自主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社会环境内部的自主治理模式是需要广大学者加强研究的地方。
（二）提升治理理论与我国国情的结合程度
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主张多种制度规划相结合，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对社会管理中遇到的集体行动困境做出良好的响应，这与我国公共事务管理本身层次多，复杂性强的现状相吻合，为解决由政府单一管理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思路，对我国公共事务治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即使是同一地区不同组织之间的具体情况还会有所差别，所以在引用针对美国国情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时必须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使构建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符合我国实际。
学者陈剩勇、马斌在《温州民间商会：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温州服装商会的典型研究》一文中对多中心治理实现的制度机制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主要以公用的草地和山地等“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案例所得出的自主治理理论，在分析温州民间商会的自主治理时，显然还应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下做一定的修正和本土化的建构[10]33。温州民间商会是相关业内人士为在行业混乱无序，政府无力解决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以其良好的自主治理绩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者根据奥斯特罗姆自主合约治理的八项原则：分享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之边界界定清晰；使用、供给与当地具体情况相适应；集体选择安排；有效监督；越“规”的分级制裁；低成本如论坛式的冲突协调机制；对组织权的认可；分权制组织[1]17。分析了温州民间商会的生发机制―制度基础和内在逻辑、温州服装商会―制度变迁与自主治理机制的演进、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困境及其发展出路，最后总结与探讨了自主治理与政府作用。这样一种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应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及解决我国社会自主治理的生发机制及存在问题的方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需要广大学者进行广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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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综述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旅游活动场所，以乡村特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文化风情等为旅游资源，以满足旅游者各种旅游需求的生态旅游形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就是让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来，把全体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开发、管理、监督以及受益的主体。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近年来，学者们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从论文的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意义和内容研究、模式研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特定地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等方面。从研究方法上看，不断结合多学科进行研究，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多样化。
一.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研究内容
（一）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意义内容方面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分析了参与式乡村旅游的经济学意义，认为社区全面参与旅游开发，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1]。方文华，王力峰（2008）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利，还可以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王琼英（2006）构建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型，提出以表演者、决策参与者、投资者、资源环境保护者身份参与乡村旅游[3]。于笑云（2007）阐述了乡村旅游对社区经济、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指出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范围应贯穿旅游发展全过程，包括规划与决策过程、利益分配、环境保护、文化维护和教育培训[4]。周丽洁（2009）认为社区参与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能促进社区自身的良性发展，要让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规划与开发、经营与管理、利益分配和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5]。郭凌（2008）对社区参与的主体、方式和目的进行了解析并以 “决策”与“分享”两大基本因素为核心，以参与决策的充分性、文化延续的稳定性、环境资源保护的有效性和当地居民生活改善的明显性为支撑框架来构建有效社区参与体系[6]。向富华（2012）认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本质是维护社区居民权利，并依据社区居民的3项基本权利，提出9种参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的支撑体系由政府、村委会、企业、社区居民等4方的行动体系构成[7]。
综上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延长农民的收益期；促进社区自身经济、文化、环境的良性发展；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社区居民应该参与乡村旅游的全过程，包括经营决策、环境保护、利益分配等方面。
（二）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在结合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四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开发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和个体农庄模式[1]。廖珍杰，张丽娟（2009）按开发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不同进行分类，认为目前国内乡村旅游存在的社区参与模式主要有个体农庄模式、“农户+ 农户”模式、“公司+ 农户”模式、“公司+ 社区+ 农户”的模式、“政府+ 公司+ 农户”模式、“政府+ 公司+ 农村旅游协会+ 旅行社”模式和股份制模式这七种模式[8]。邓阿岚、李庆雷、郭喜梅（2009）提出民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分阶段模式，分为发展初期的打工式参与、发展中期的自主经营式参与和发展成熟期的监控式参与，强调社区参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9]。徐燕（2011）依据社区参与模式理论资料总结中国乡村的社区参与模式有居民自发型，动员型和互动合作型，认为总体的趋向是以居民为主导，政府合作、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支持、各种利益相关者支持配合的方向发展[10]。王敏娴（2010）在常见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基础上提出“政府+农户+NPO”模式和“政府+农户+企业+NPO”模式，其中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意为非营利组织，例如乡村旅游协会，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监督和协调的功能，前者模式适用于经济相对发达、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依托城镇客源的乡村社区，后者模式适用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11]。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式进行了研究，不乏一些创新的模式，但如何选择合适的社区参与模式，应当对当地社区进行全面调查，根据当地社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标准。
（三）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社区参与问题逐渐显露，学者们渐渐把目光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对策研究上。
黎平（2005）认为传统观念的抑制和相关组织与个人对其的漠视是山区居民参与旅游的障碍，并提出了几点解决思路，包括政府正确引导、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对居民进行教育培训[12]。彭敏，付华（2007）分析了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状况极不平衡和初级特征明显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认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必要性，并深刻挖掘其内涵，大力提倡社区参与.扩大专题交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加强社区居民的培训，在把握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这几点建议[13]。方文华，王力峰（2008）指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机制不健全、乡村旅游管理体制不畅，提出对居民进行相关旅游知识培训，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村民利益[2]。陈丽华、董恒年（2008）分析了贫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碍，并提出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思路，包括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加强社区居民的培训以及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14]。李玉新（2008）在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障碍基础上提出了以和谐发展为目标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措施[15]。樊忠涛（2010）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参与渠道单一、参与层次低以及不规范参与等问题，并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创新机制[16]。张文磊（2012）认为经济利益分配是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最主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选取了3个较为成功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典型案例，对它们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比较，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分配原则和架构[17]。
（四）特定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证研究
保继刚、孙九霞（2003）对阳朔遇龙河风景区规划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要给居民提供参与旅游规划、旅游发展决策的机会、对居民进行教育培训等建议[18]。梁军、郑硕飞（2008）对井陉县于家村居民对乡村旅游意向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大多数村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有较全面和客观认识，愿意为当地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调查基础上提出于家村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维护措施[19]。何喜刚，高亚芳（2009）分析了甘肃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可行性，并根据发展现状归纳出甘肃乡村旅游4大主要社区参与类型是城郊休憩型、新型城镇型、景区覆盖型、交通节点型[20]。明跃玲（2010）调查湘西德夯苗寨，了解到该地社区成员参与积极性高，参与程度低的现状，认为应通过更新传统观念、 发展民族教育、 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等方式培养社区成员参与乡村旅游的主体意识[21]。周杰、陈志永（2012）对贵州出现的三类典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朗德模式、天龙模式和西江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民族村寨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需要村民从单方治理、参与管理过渡到共同治理角色[22]。焦慧元（2012）分析秦皇岛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23]。陈岚雪，唐雪琼（2012）阐述了咪依噜风情谷社区参与的主体、内容以及模式，并提出从引导机制、决策机制、利益保障机制以及监督评估机制等方面构建彝族社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24]。
二.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们不断引入相关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工具调查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汪芳、郝小斐（2008）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该地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评价[25]。笪玲、张述林（2009）以重庆市近郊乡村的璧山县为例，运用PRS模型分析都市近郊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特点，并提出该类区域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26]。代则光，洪名勇（2009）认为旅游者、开发商、社区居民、政府是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利益相关者，社区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过程，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交易、协调、利益让渡和责任分担而进行社会建制的过程，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社区居民与政府、开发商的博弈[27]。徐福英（2010）运用产权理论的相关原，对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存在的产权主体不明确、 产权边界模糊、 价值衡量不准确、 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的分，并提出相应对策[28]。杜宗斌、苏勤（2011）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归属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出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以浙江安吉――著名的乡村旅游地为例，运用Amos7.0软件对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探讨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29]。曹兴平（2012）将文化绘图工具应用于文化乡村旅游产品规划和管理及社区文化资源管理，认为文化绘图有利于组织整合嵌入乡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可有效解决社区参与中社区本位的缺失问题[30]。时少华（2012）从“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3层权力结构分析工具出发，分析景区并购事件中主体权利运作策略，提出事件中矛盾冲突疏解的路径是经济分化程度与社区记忆的提升[31]。
三.结论与建议
国内学者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并日渐成熟，最初研究大多集中在阐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意义，探讨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内容等理论问题，近几年来，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并研究乡村旅游社区参与遇到的问题及对策，并出现了许多实证研究，引入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不断增多。但与国外相比，仍有不足，因此，仍应加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促进方法和理论的进步，以科学地指导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践工作。
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明确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必要性，社区居民应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管理的全过程中，而在实践中，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并不高，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可知，利益分配问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应加强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关键影响因素及解决对策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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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城市社区建设；社区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229-02
社区是城市社会管理实践的一个微观场域。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明确了社会管理不只限于政府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这一社会变革相适应，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亟须向社区参与导向转型。社区参与，指“社区居民、社会组织自愿参加社区活动和社区事务的管理、决策和运作的过程”[1]，是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加快城市社区建设的内源性动力。
一、城市社区参与的实践功能
（一）拓展居民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培育社会信任
城市社区是以地域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然而，现代社会的深入转型使社区关系网络呈现出人际关系疏远、淡漠和社区自组织发展不足等特点。社区参与可以拓展社区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增进彼此了解，培养社会信任。
其一，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原本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人相互联结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人们容易产生互动和情感认同，形成较强的责任意识，提高社区自治能力，从而有效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合理分配公共资源，协调邻里人际关系，扩展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间，并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而且，这种网络内部成员的信任关系可以通过中间人扩展至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
其二，居民在参与各种社区志愿活动中，能够提升自己和受助者双方的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久而久之，小范围之间的救助行为会进一步向整个社区和全社会扩散。这种公共道德精神是形成社会信任不可或缺的道德源泉和人格基础。
其三，通过社区参与，社区居民与居委会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表达和实现合理利益诉求。这种互惠合作的搭档关系，能够促进公众对居委会的信任。
（二）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合理生产和分配，提升民生福祉
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有赖于政府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而社区组织和居民的参与对于实施的合理性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民生福祉。一是社区居民是公共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可以及时、准确地向相关供应者反映自身需求，有效衔接需求—供应链；二是社区居民通过志愿参与的服务覆盖了社区安全、卫生、教育、环保、慈善等各个方面，是公共产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三是社区组织能够整合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资源，将分散化的参与意愿与资源有效整合，提升资源利用率；四是社区组织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有效弥补政府与市场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双重失灵。
（三）完善基层民主，实现多元利益诉求
社区参与是公众表述自身需求、满足多元化利益的机制和平台。现代社会民众的需求日益多元，包括物质生活质量、精神文化和自我实现等方面。在社区参与的框架下，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协商，人们只需付出很低代价就能解决问题、摆脱困境、满足自身需求，必定大大增强制度化维权和参与的意识。一旦民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就会进而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甚至衍生出更广阔、更抽象的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更乐意参与公共事务。因此，不但社区内务和利益冲突可以在社区层次加以解决，国家和社会管理事务也可以在此付诸讨论，由此扩大基层民主，实现社会有序稳定。
二、中国城市社区参与存在不足
社区参与总体上推进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进程，但参与的现状并不如政策设计时预期的那样乐观，也并未实现学界理论研究所期待的目标。
（一） 参与主体分布不平衡，总体参与率也较低
调查显示，当前社区活动的参与群体主要为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和低保居民。而占社区成员主体的中青年，因忙于工作生活，鲜少主动参与社区活动[2]，导致居民总体社区参与率偏低。
（二）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层次较低
在当前政府行政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参与局限于非政治性参与，如环保卫生、文体娱乐等目标层级较低的活动，很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即使参与居民代表选举和民主决策活动，也大多流于形式，权力集中于居委会和少数几个社区积极分子手里，社区参与呈现表层化、形式化、工具化。”[3]
（三）被动式参与为主，参与渠道单一
事实上，“中国的社区建设主要由街道和居委会等权利精英来宣传和推动，社区事务也主要是由社区管理机构来解决。”[4]社区居民自主参与的意识不强，相当大一部分是在社区管理机构的行政指令下才会参与社会事务，显然不利于社区参与的发展。此外，居民很少以个人、正式组织成员等身份参与到社区发展中，大多通过参加志愿者组织来参与各种社区活动。
追根究底，社区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几点：一是社区建设中的行政化趋向和现行社区管理体制抑制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热情。政府是社区建设与服务的主要推动者、提供者，社区居民在一味被动的接受服务过程中，极易将社区事务视为行政事务而袖手旁观。而在现有的社区管理体制下，居委会实际成为“国家行政链条的末梢”，承担了繁重的行政事务而未尽其能，难以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直接挫伤其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二是社区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薄弱，缺乏对社区的归属感。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力。居民与社区利益的关联越是紧密，参与的意愿就越强烈，反之，就越低。在旧有单位体制的影响下，多数居民“单位意识”很强，而缺乏“社区意识”，认为“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源主要在社区外的组织中获得，社区只是其休息之地而非主要活动场所”[5]；社区成员的需求不能有效从社区服务中得到满足，则难以建立对社区较强的归属感和依赖感。相应地，居民的参与度就较低。三是社区参与机制不健全，社区工作方法单一。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社区参予以了重视，但参与机制还不完善，影响了居民参与：居委会的工作方式较为封闭，透明性和民主氛围不足；缺乏社区参与的操作性、规范性和程序性，使社区参与渠道不畅；社区工作者缺乏专业性，工作内容与方法陈旧、单一，使得后者普遍产生疏离感，难以融入到社区生活和社区事务中。
三、城市社区参与的实现理路
基于前述分析，要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扩大公众的有序参与，有效发挥社区参与的功能，应注重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增强社区成员的社区意识，充分调动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强烈的社区意识是实现社区参与的思想基础。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社区管理者要重视满足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重点解决好群众的实际需求和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培养起“社区即家”的归属感；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使人们真正了解社区建设状况和活动内容，充分意识到社区参与是实现其利益需求的有效途径，促使居民理解和关爱社区，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组织开展多种参与技能训练，增强居民制度化参与社区事务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社区精英参与的示范与带动作用。
（二）培育和完善社区组织，扩展社区参与的渠道
一是应积极培育和发展多样化的社区非营利组织，扩展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搭建社区居民多元利益诉求的参与平台，有效弥补居委会在“居民自我组织与服务、整合社会信息与资源、调解社会纠纷、综合治理社区环境、维护公共设施等群众自治组织功能方面的欠缺”。因此，政府应在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准入门槛、税收、管理费等方面提供良好的资源与政策支持，为其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强化对社区非营利组织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的监管，确保其服务质量和效能，使其成为居民参与的良好载体。二是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机制和渠道，促进居民参与持续发展。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保障居民参与的各种权利；建立社区参与的激励机制，比如，确定参与者可以优先享有社区服务的权利等，激发居民广泛、持续参与的热情。
（三）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增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
一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基层政府要明确与居委会的关系，转变自身职能，对居委会进行宏观的指导、调控和监督，合理整合和配置社区资源，确保其有效利用；向居委会合理赠权，使其能够为本社区“量体裁衣”，自主制定有关社区服务、管理、运行等规章，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二是增进社区民主。优化居委会的自组织功能，增强居民的参与意愿和政治参与度；注重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通过议事会、听证会、论坛等多种渠道扩大社区参与，同时，加强监督问责和回应机制建设，推进社区参与的良性发展。三是加强社区人才队伍建设。对现有社区工作者进行全覆盖培训，提升其专业素质，并有计划引进一批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使社区服务走向专业化，吸引居民参与社区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参与模式并不意味着将政府排除在社区治理之外，相反，更应该重视发挥政府的效能，尤其是在提供基本保障和培育社会力量方面，政府依然无法被市场和社会所取代。在这一前提下，充分发挥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功能，达到社区“善治”，实现社会和谐，这应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朱淋.城市社区参与研究述评[J].法制与社会，2010，（1）：177-178.
[2] 张亮.上海社区建设面临困境：居民参与不足[J].社会，2002，（1）：4-6.
[3] 章永兰，颜燕.现阶段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表层化的原因及矫治对策[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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