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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简述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通货膨胀 传递效应 价格指数 物价水平
一、引言
近年， 我国进入新一轮通货膨胀，消费价格指数从2007年4 月份开始持续上升，到当年的8月份达到6.5%，至2008年2月份更是高达8.7%。通货膨胀问题成为社会焦点。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我国许多学者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讨论，大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有一定的影响，但作用较小。因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大相径庭，本文将选取部分学者的研究方法，下面将有关观点综述如下。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
刘亚，李伟平，杨宇俊（2008）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水平的传递是不完全的且存在明显的时滞，长期和短期汇率传递效应都很低；与自身惯性、国外价格和食品价格冲击相比，汇率变动对我国CPI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食品价格冲击在汇率变动对我国CPI的传递效应方面影响非常大。
张帅、赵昕、王茂林（2008）综合运用图表法，格兰因果关系检验，线性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模型等方法，对国内物价水平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波动情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国内物价水平的波动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动影响程度很小，可以忽略从而近似认为二者之间仅有单项联系；而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有相对较大程度的影响，人民币升值1%，在之后的3年内，我国的总体物价水平（或通货膨胀率）将下降0.1%，说明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的上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国内物价水平的提高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对通胀的正面效应为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6倍以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施建淮，傅雄广，许伟（2008）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物价的传递动态进行了研究。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不同于其他学者，他们选取了世界能源商品价格指数来反映外生冲击变量，并且对模型中的变量分解方法做出了改变。研究结果也表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并且传递有一定的时滞。除此之外，对于不同类别消费品价格，名义有效汇率的传递率存在着显著差异。人民币汇改以后，汇率冲击可以减少对不同总体价格通货膨胀的预测误差。
张成思（2009）强调了中国当前通货膨胀动态传导的现实机理，即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所导致的通胀效果远远超过升值对通胀的抑制效应。通过建立动态模型来研究流动性过剩指标以及汇率因素对通货膨胀动态驱动效应，综合结果发现：我国近10年来流动性过剩指标对通货膨胀的动态驱动效果显著， 但汇率变化因素的通胀传递效应相对不明显，即使考虑汇改因素、使用向量模型，这种结果仍然具有稳健性。
项后军，王清（2010）基于汇率传递模型，分析了通货膨胀环境因素对汇率传递的影响机制； 同时， 对上述理论模型加以拓展， 证明了在通货膨胀环境影响下， 汇率变动对消费者价格传递效应具有非线性平滑变化特征。他们又运用非线性平滑转换STR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环境下， 汇率传递效应较低，在较高的不稳定的通货膨胀环境下， 汇率传递效应较高；随着通货膨胀环境的变化，汇率传递弹性在-0.136至-0.049之间非线性平滑变化， 汇率传递变化幅度较大， 因此需重视通货膨胀环境因素对汇率传递的影响。
潘锡泉，项后军（2010）从内生结构突变协整方法的汇率传递视角对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有效抑制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协整方程参数在样本期内发生了显著的结构突变，突变时点为2006年12月，且结构突变前后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均存在， 但其作用机制却发生了显著变化。结构突变前人民币升值不仅不支持“升值抑胀论”，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而结构突变后人民币升值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其效果微弱。
高瞻（2010）运用VEC模型检验了在引入汇率因素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表明，外汇储备变动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很小，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实行了有效的货币冲销政策，缓解了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我国汇率的变动削弱了外汇储备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且汇率变动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也不大。因为：一方面，它通过外汇储备对国内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会减弱；另一方面，由于微观、宏观（如市场定价、结算货币、一国的经济规模、经济全球化等）等诸多影响因素，汇率到通货膨胀的其他传导途径也并不顺畅。
项后军、潘锡泉（2011）运用内生结构突变检验与考虑结构突变的ARDL―ECM方法，将货币政策变量纳入模型中，从而把汇率变动、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重新对汇率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分别在2003年4月和2005年9月发生了结构突变。在此背景下，本文发现汇率传递效应仍是不完全的，但其长期传递弹性却由2005年9月结构突变前的0.065迅速增大到了结构突变后的0.118，且与现实中自2006年开始的较高通货膨胀环境也相当吻合，但通过人民币升值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观点仍值得商榷。而体现货币政策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CPI的长期传递弹性为2.254，远远大于汇率传递弹性，这显示政策当局完全可以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稳定通货膨胀水平且相比于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具有更好的效果。
三、结论与分析
通过对以上学者所作研究的内容综述，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观点同异互见而且交叉。首先，从以上观点中，可明显看出，学者们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通货膨胀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来抑制或决定通货膨胀的变化。而学者们对两者关系得出的具体结论却是大相径庭的。
现将以上学者的观点不同处简述如下：
就研究汇率传递方面，刘亚，李伟平，杨宇俊（2008）认为长期和短期汇率传递效应都很低。施建淮，傅雄广，许伟（2008）认为人民币汇改以后，汇率冲击可以减少对不同总体价格通货膨胀的预测误差。而项后军、潘锡泉（2011）则认为因受2005年7月汇制改革的影响，导致同年9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发生了显著改变，且在突变后，通货膨胀水平有了相当幅度的提高，虽然汇率传递效应仍是不完全的，但长期传递弹性确明显变大。
就衡量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指标方面，王家玮、孙华妤、门明（2011）通过对中间投入价格指数，总产出指数，最终使用价格指数，最终消费价格指数等的分析，测算出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动通过进口中间投入对国内各部门以及社会生产不同环节价格水平的影响程度。张成思（2009）研究了因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发现即使人民币在加速升值，仍没有显现出对通胀的抑制效果，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流动性过剩问题却日益突出，成为了中国近年来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就人民币汇率和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方面，张帅、赵昕、王茂林（2008）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并非是替代关系，虽然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价格方面的通胀/紧缩并不能导致人民币汇率上形成贬值/升值压力。项后军， 王清（2010）则认为通货膨胀环境因素对汇率传递存在一定的影响，需要重视通胀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它表现为：在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环境下， 汇率传递效应较低，在较高的不稳定的通货膨胀环境下， 汇率传递效应较高。
通过本文综述如上，不难看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确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微小作用，但这也表明了汇率因素无法对通胀情况起决定作用。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该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基础上，关注其他因素如通货预期、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亚，李伟平，杨宇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汇率传递视角的研究[J].金融研究，2008，（3）.
[2]张帅，赵昕，王茂林.人民币汇率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J].上海金融，2008，（4）.
[3]施建淮，傅雄广，许伟.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物价的传递动态[J].经济研究，2008，（7）.
[4]张成思.人民币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动态走势[J].国际金融研究，2009，（5）.
[5]项后军，王清.通货膨胀环境视角下的人民币汇率传递―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0，（11）.
[6]潘锡泉，项后军.人民币升值能够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吗―基于内生结构突变协整方法的汇率传递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2010，（12）.
[7]高瞻.我国外汇储备、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基于国际收支视角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0，（11）.
关键词：分位数 股市 费雪效应
背景分析
近年来，随着物价水平的不断上升，通货膨胀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采取了多项经济措施，但通货膨胀的持续时间依然很长，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便是货币贬值、实际收入水平降低。按照古典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费雪（1930）提出的著名的费雪效应理论，在经济社会中，名义利息率应该等于实际利息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而根据股票价格与利息率之间的联系，可以推导出股市中的费雪效应，即股票的名义收益率应该等于股票的实际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因此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投资股票来降低货币贬值的风险，也就是说股票是抵御通货膨胀的良好投资品。
正如费雪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学中，没有别的问题比物价水平与利率关系的问题争论得更激烈了”，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股市中的费雪效应。因为从该理论提出之初就不断有与之相对的理论被提出来，影响比较大的有：Fama（1981）提出的假说理论、Malkiel（1979）和Hendershott（1981）提出的波动性假说理论以及Geske和Roll（1983）提出的反向因果关系假说。并且实证研究结果也相差较大，有的支持费雪效应理论，另外一些则需要用与之相对的其他理论来解释。
由于我国股票历史较短，因此对股市中费雪效应的实证检验起步也较晚，就现存的一些研究文献来看，其中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表明，我国股市中确实存在费雪效应，例如：刘霞（2011）对2001-2011年沪市和深市的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名义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中存在费雪效应悖论，即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无关，甚至是负相关，例如郭建军（2008）的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与股票收益呈负相关关系，并利用波动性假说进行了解释。班洁等（2010）的实证计量分析表明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没有一定的线性关系，并分析了产生费雪效应悖论的理论原因。
在本文中，将利用分位数回归的思想，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对我国股市中是否存在费雪效应进行再分析和再检验。
研究假设
费雪效应的理论基础是“人们的理性预期”，即费雪效应假设人们对通货膨胀率具有“充分的远见”，使得名义利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进行适时的一对一的调整，这样才能够实现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所谓理性预期是指理性的人们可以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对经济变量作出在长期中平均来说最准确的预期。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人们在生理和智力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以及外界事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使得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只能达到“有限理性”的水平，具体到费雪效应中，可以推测，人们并不总能对通货膨胀做到准确理性预期，当发生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时，费雪效应失效。
另外，根据西方经济学中通货膨胀的相关理论可知，按照通货膨胀率的大小可以分为“温和的”、“奔腾的”以及“超级”通货膨胀。其中，“温和的”通货膨胀并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甚至有些人认为这种缓慢而逐步的价格上升对经济和收入的增长有积极的刺激作用，而“奔腾的”通货膨胀以及“超级”通货膨胀，由于价格上涨的速度较快，会引起较强的公众预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由于没有引起社会普遍的“理性预期”，因此费雪效应无效，形成费雪效应悖论。而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由于有较强的“理性预期”，因此也有较明显的费雪效应，并且通货膨胀率越高，理性预期就越强，费雪效应也就越明显。根据这种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费雪效应存在，并且通货膨胀率越高，费雪效应越明显。
根据其他一些理论（假说理论、波动性假说理论、反向因果关系假说理论等）研究成果可知，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系数应为负数，并且是显著的，但是费雪效应的存在会抵消该反向效应（将上述三种假说产生的效果简述为“反向效应”），总效应、费雪效应与反向效应的关系式如下：
总效应=费雪效应+反向效应
这样，在假设1成立的情况下，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费雪效应>反向效应，总效应为正，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系数应为正数；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费雪效应
假设2：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即存在费雪效应悖论。
假设3：在某通货膨胀率范围内，由于抵消作用，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本文将通过相关数据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要想验证上述假设，可以利用分位数回归的计量方法。Koenker和Bassett在1978年提出了分位数回归的基本思想，并且Koenker和Hallock（2001）对其理论和应用做了进一步扩展。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及OLS估计方法相比，分位数回归模型不再对误差项的分布做具体的假定，因此，研究具有偏态和非正态性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分位数回归模型具有更强的稳健性和有效性。另外，分位数回归模型允许所研究的回归参数在不同分位点处具有不同的估计值，不再局限于较简单的线性函数关系式，便于进行更细致的回归关系分析。
为对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定义：股票收益率ri=lnpi-lnpi-1，其中pi表示股票市场的月度收盘价；通货膨胀πi=（CPIi-100）/100，其中CPIi表示消费者价格指数。
检验费雪效应的模型定义为：ri=π`iβ+εi，估计参数β的正负标志着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同向或反向的变化关系，其绝对值的大小标志着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
（二）数据选择
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因此选择1999年7月至2013年3月的上证综指的月度数据和月度CPI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上述定义方法，可以得到上证综指的股票收益率和通货膨胀率共计163对样本点。1999年7月至2013年3月，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走势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在我国，通货膨胀率与股市收益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因此相关文献中的普通线性回归或协整分析有可能会失效，估计出的结果不具有一致性和有效性。
利用软件EVIEWS6.0得到上证综指的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基本统计量与单位根检验（Phillips-Perron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计算出的PP统计量，发现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均能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假设。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股票收益率具有左偏现象，而通货膨胀率具有右偏现象；收益率相对于通货膨胀率具有更高的峰态。并且，根据JB统计量，可以看出两者都拒绝正态分布的分布假设。因此，应该选择区别于普通线性均值回归的分位数回归作为研究方法。
实证分析
利用EVIEWS 6.0对上述数据进行分位数回归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最后一行给出了普通线性回归的估计结果）。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若采用普通线性回归方法，OLS给出的结果是斜率系数为负，并且是不显著的，如果只用该方法进行研究就会得出不存在费雪效应的错误结论。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看，第70、80、90分位数的估计结果是显著的，并且估计系数为正值，说明在较高分位数的情况下，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现正的变化关系，存在费雪效应，并且分位数越高斜率系数越大，说明假设1是正确的。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第10、20、30分位数的估计结果是显著的，并且估计系数为负值，说明在较低分位数的情况下，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现负的变化关系，费雪效应
图2给出了分位数回归系数与分位数之间关系的对应图。从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估计系数呈倒S的形状提高，在最高分位数附近，估计系数接近于1，说明在最高的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预期的通货膨胀能够完全反映到股票收益率上。表3给出了分位数系数对称性的卡方检验结果，该结果不能拒绝估计系数对称的假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国股市中，费雪效应随着通货膨胀率的增长呈现出对称性的增加或减少。
结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股市中是否存在费雪效应的3个假设，并结合股市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数据特点，针对通常普通最小二乘法带来的非一致性估计结果，采用了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证实，费雪效应存在与否取决于通货膨胀率的大小：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费雪效应存在，并且通货膨胀率越高，费雪效应越明显；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即存在费雪效应悖论；在某通货膨胀率范围内，由于抵消作用，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班洁，戴菲菲.中国费雪效应悖论的实证分析[J].中国证券期货，2010（4）
2.刘霞.通货膨胀与股票收益关系的实证分析[J].特区经济，2011（9）
关键词：通货膨胀；CPI；资产价格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2-0009-03
一、通货膨胀测度简述及问题的提出
通货膨胀是指社会商品和劳务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或货币贬值的过程。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利率管制，货币政策只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指标，通货膨胀率于是成了衡量货币供应量是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重要标准，其灵敏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制订的有效性。而在目前国家统计局的七类物价指数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又是测度通货膨胀的基本指标。
在实践中，CPI的测量存在许多技术上的困难，会形成一些系统性偏差。有人指责，中国当前的CPI既不能真实地反映货币购买力的变化，也不能确切地衡量整体经济的运行情况。钱颖觉得现行CPI的权重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特别突出的是CPI中尚未包含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易宪容也认为，国内居民目前最大的消费支出特别是住房消费，其价格的变化不反映在中国CPI编制中是不合理的。
维持物价稳定始终是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通胀测度标准的选择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对目前经济态势的正确判断和相关货币政策的出台。资产价格是否应该纳入通胀测度标准，以什么方式纳入，直接将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纳入CPI是否合适，这些都是尚待解决的难题。
二、资产价格与通胀测度指数关系的理论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研究，大体上有两条思路：一是将资产价格纳入到通货膨胀的测量中去，具体探讨资产价格在测量通货膨胀中所占的比重。二是从资产价格的变动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来展开研究，探讨资产价格的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关系。
(一)制定通胀指数的新尝试
早在1911年，Fisher就曾提出，政策制定者应致力于稳定包括资产价格(如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及生产、消费和服务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1]首先明确提出测度通货膨胀的价格指数应包含资产价格的是Armen.A.Alchian和Benjamin.Klein。[2]他们对通行的CPI和GDP平减指数测度通货膨胀的准确性提出质疑，并构造了一个“跨期生活成本指数”(ICLI)。该指数能够满足消费者既定的跨期效用水平，使消费者的行为具有了动态的性质。由于资产价格能够作为未来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替代，因此必须包含入通胀指数的测量。接着，Shibuya将Alchian和Klein的观点进一步简单化处理，将其概括为传统方法测量的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膨胀的加权平均值。[3]
无独有偶，Goodhart(1993)也提出从原则上讲中央银行应该控制的价格指数不仅应包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且应包括未来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他认为，比较好的替代方法是将许多资产的价格包括在中央银行所关注的价格指数之内。
涉谷(1992)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度量标准――动态均衡价格指数DEPI。它将Alchian与Klein提出的ICLI与物价指数(如GDP平减指数)pt、资产价格qt进行几何加权平均推导而出。[4]但Shiratsuka(2000)指出了其缺陷。(1)DEPI往往给与资产价格相当大的权重，过低估计了当前价格波动的重要性。(2)资产价格变动的来源过多。即使不管未来价格走势的因素是否导致资产价格的波动，指数上也会有所反映，造成误差。(3)DEPI既然要考虑资产因素，那就不应只包括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还应包括所有能够影响到当前和未来消费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资产，而这在实际中相当困难。
Bryan和Cecchetti的“动态因素指数”DPI，将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纳入对通货膨胀指数的测量。他们根据美国房产价格、股票价格以及CPI的月度数据测算了这一指数。[5]结果表明，资产价格的变化能影响总体价格指数，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在编制通货膨胀指数中有重要作用。而未考虑资产价格变化因素的传统通膨指数CPI往往低估了通膨程度。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资产价格波动中反映出的通胀信息可能不多。
总而言之，另外构建一个将资产价格纳入其中的物价指数理论上似乎可行，但是由于这一指数不稳定，波动原因复杂，不同资产价格也很难放到同一指数中去，要将其应用到实践相当困难。事实上，Vickers(1999)干脆就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将资产价格包括进来都有问题。如果中央银行追捕资产泡沫，那么各种原因引发的资产价格变动都将引发货币政策的调整，这将是十分危险的。
(二)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的实践检验
资产价格的上升引致预期未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膨胀，这一过程是通过多种渠道实现的。较高的资产价格增加了人们的财富水平，从而增加消费，导致总需求的上升；如果总需求上升超过总供给，就会产生通胀压力。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导致更高的通胀预期，最后引发实体经济中更高水平的通货膨胀。最后，若资产价格的上涨能给央行带来一个信号，即央行认为私人部门正在预期更高的通货膨胀，这种信息就会影响到中央银行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判断。
Bryan、Cecchetti和Sullivan在《通货膨胀测量中的资产价格》一文中将资产价格作为未来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对这一理论，不少学者作了严肃的检验。其中，Robert Pollack(1989)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而Shibuya(1992)、Flemming(1999)、Goodhart和Hofmann(2000)等人则从实证上进行了研究。[6]Goodhart和Hofmann(2001)构建了包括实际房地产价格和实际股票价格的金融条件指数FCI。他们发现，将资产价格包含在内的FCI确实包含了关于未来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信息；但在样本数据外，要想预测通货膨胀是相当困难的。Filardo(2000，2001)也发现，房产价格与未来通货膨胀指数呈正相关，而股票价格与未来通货膨胀呈负相关。
我国学者也做了不少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经朝明和谈有花在《中国房地产价格与中国通货膨胀的关系――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长短期均衡关系。结论是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房地产价格的变化都会影响通货膨胀。王子明(2001)在其博士论文《泡沫与泡沫经济研究》中曾对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过定性的描述。并发现，从我国零售物价指数涨幅与股票价格指数涨幅从动态上看似乎并无多大关系。王维安和贺聪在《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预期》中通过构建房地产均衡市场模型发现，房地产预期收益率与通货膨胀预期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房地产价格在资产价格中相比而言与通货膨胀的相关性较强。
三、CPI测度失真之谜：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我国目前以CPI做为测度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但是，似乎存在对实体经济的测度失真。1998年以来，我国年均GDP增长8.41%，但通货膨胀率(用居民消费指数CPI核算)只增长了1%(见表1)。这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产生了较大的“漂移缺口”(GDP增长率减去CPI涨幅)。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学者从CPI本身的构成找原因。张立群等就认为，CPI是市场成熟的工业化国家测度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不太符合我国国情。[7]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投资占GDP很大比重，投资品的价格往往波动较大，带动物价总水平的波动。而未能包纳投资平价格的CPI，自然无从反映这种通胀预期的变化。
另外，今天的中国又有着特殊的国情：一是20世纪末以来，住房改革逐步取消了以往福利分房的政策。居民开始将大量的投资与消费向住房支出倾斜。未来的房地产费用支出已开始对当前的生活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替代作用。但是，CPI的构成中仅包括了房租且权重不高，不能很好的反映整个市场的住房需求。二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生产资料市场与消费品市场相对封闭运行态势，造成了生产资料产品价格与消费品价格走势独立的局面，阻断了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产品价格的显性传导，从而导致了CPI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相悖情况的出现。而体内循环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建筑资料占很大比重。
由此可见，由于未能将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纳入到CPI中，忽视了资产价格传递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导致其失真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目前在我国，种种证据表明，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率有着一种稳定的函数关系。我们不能忽视资产价格的价格预期功效，但同时也不能盲目地把资产价格并入CPI中计量。原因如下。
第一，资产价格波动的原因有多种，虽然可能有助于预测通胀预期，但也有可能与通胀无关，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货膨胀口径将导致通货膨胀指数的含义趋于模糊。不单是房地产、股票，外汇资产、应收款项、人力资本等也都是资产，但却难以计量。因此分别构造通货膨胀指数与资产价格指数将比混合指数更具有清晰的内含，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操作。
第二，CPI主要衡量了当期普通居民的一般消费状况。如果纳入资产价格，即使非通胀的因素导致了资产价格波动，也会在CPI上显示出来，不利于对实际经济扰动的分析。何况，现在统计局公布的七类物价指数中，已包含了房地产价格指数。央行在判断经济运行态势时，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考虑，较之把它们合二为一，更能快速分清通胀滋生的主要动力。
第三，质疑CPI数据“失真”的依据集中在住房消费上。2006年上半年，全国70城市房价涨幅5.6%，超过CPI四倍。很多学者于是提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理应纳入CPI统计范围。哈继铭即持此论。他称，当前CPI未充分反映近年住房价格的大幅上涨，低估真实通货膨胀；而房地产价格泡沫，更是CPI误差的首要原因。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对此解释，未将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直接纳入CPI的统计范围，是因为商品住宅具有明显的投资性，折旧年限较长。同时，商品住宅的投资性质极易波动，这对于观察宏观经济形势、根据CPI决定工资和养老金等补贴极为不利。因此以房租来反映居民居住消费价格变动较为准确。他说的也有道理，问题在于如何推算已经拥有房子的人的虚拟房租。按国际惯例，虚拟租金应该与市场房价挂钩。但大部分中国城镇家庭仍居住在老旧低质的住房里，且计划将来购买新建商品房，他们的住房成本远高于官方CPI中估算的租金。这也是CPI数据严重低估居民通胀预期的原因之一。
第四，测度通货膨胀最终是为了帮助观察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从而制定出符合国情的相关政策。Cecchetti， Genberg， Lipsky， and Wadhwani(2000)认为哪些价格应计入通货膨胀纯粹是一个经验问题。我国经济学家宋国青也认为，房价没有纳入CPI中，没必要去讨论，因为“CPI是一种人为的规定，住房消费用租金是一个定义问题。”以CPI为测度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同时参考资产价格，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总而言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把应该将资产价格纳入CPI的计量中，而在于制定相关货币政策时是否应该考虑资产价格因素。就中央银行实现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而言，中央银行必须关注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物价指数均未直接包括资产价格，因为物价一般是用来反映不同时点上商品消费的成本变动，属于流量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不应该包括作为存量的各种资产。建议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参考资产价格，关注而不钉牢。货币政策不应该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将资产价格纳入目标体系，而是应该致力于物价的稳定，并保证金融体系足以应付资产价格的波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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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ryan，Cecchtti and Sullivan(2001)：“Asset Pric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Inflation”，NBER，working paper no.8700
官方为了影响汇率水平，在通常情况下用他们自己的货币买卖外汇时，就发生了外汇市场上的官方干预。但是当局并不能完全正确理解识别经济基本面所含的汇率，即使他们能够识别，但汇率干预的成本远大于它的收益。同时，设计汇率干预的另一个困难在于这样的事实：当局不容易了解已经观察到的干扰到底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因此，就很难判断是否应该在外汇市场上对这种年扰作出特别的反应，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官方干预的需要可能只有在事后才能确切地说明。
由此可以看出，官方的外汇干预效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实际中我国的情况又如何呢?这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理论简述
从理论上讲，官方干预包括冲销干预和非冲销干预。冲销干预是指，官方同时或者在很短的时滞内采取行动抵消或“冲销”官方持有的国外资产的变化对国内基础货币的影响；非冲销干预是指，当局通常用他们自己的货币买卖外汇，而并不采取抵消行动。一般来说，非冲销干预能够影响汇率，同样也通过引导基础货币存量的变化影响货币政策，而基础货币的变化导致广义货币存量、利率和市场预期的改变，最终引起汇率的变化。然而，冲销干预的有效性是非常有争议的，对官方在外汇市场上千预的有效性的争议的核心很大程度上与冲销干预有关。
冲销干预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影响汇率：改变资产的相对供应量和发出政策意图信号。
1.影响渠道：资产组合平衡渠道(portfoli。balancechannel)
官方干预通过资产组合平衡渠道的影响可以在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模型(?BM)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在这个框架内，投资者根据各国资产预期的相对收益来平衡他们的资产组合。
由于在实证模型中要考虑非货币资产的选择是困难的，而且在双边基础上数据并不是可以获得的，为了测量PBM，第一类是建立在PBM简化形式上所得解的估计值这一基础上的。这种方法通常被叫做直接需求方法。第二类集中在求解PBM的风险溢价上，并检验不同货币面值的债券的完全替代性，这种方法叫逆向需求法。
PBM的本国资产和外国资产不完全替代性的假设相当于把预期贬值和国内外利率差加以分离的风险溢价的假设；而在PBM中，这种风险溢价原来是相对的本国债务和外国未清偿债务的函数。在使用逆资产需求方法估计资产组合平衡模型中，许多研究者估计了这样的一个方程式，风险溢价(ρ)是国内外债券持有量(Bt和BT)的函数。
2.影响渠道：信号渠道(signalingchannel)
信号渠道或预期渠道(穆萨，1981)假定：干预通过向市场提供新的相关信息影响汇率。更确切地说，通过信号渠道冲销干预发生的影响是私人主体改变了他们对汇率的预期，这或者是因为他们改变了他们对货币当局未来的可能的行动的看法，或者是因为他们改变了他们对货币当局的影响的看法。
汉弗珀杰(Humpage，1989)通过对下式的回归检验了通过信号渠道进行冲销干预的操作的假设：
这里INTt是干预变量，εt是白噪声误差；两期滞后的名义汇率是预期汇率的近似值，并用对利率差的预期来捕捉货币政策的影响。在最近的研究中，张和泰勒(Chang和Taylor，1998)使用1992年10月1日至1993年9月30日的数据对路透社报道的在日元一美元市场上与日本银行干预有关的消息，进一步考察了日本银行干预的效果。他们发现，在路透社刊登干预报道的前后，日元一美元汇率波动的变化非常的不明显。他们使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恩格尔，1982)，发现在路透社报道干预前30-45分钟他们的干预临近时对汇率的极为频繁的波动有最大的影响。
二、我国外汇干预机制分析
在我国，其制度背景比较特殊，我国外汇干预尚未形成成熟的三大市场机制的传导效应。央行根据货币调控的预期目标，先后运用了再贷款回收、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进行冲销。就我国实际情况来说，是怎样的效果?下面在M-F框架内分析。
在M-F模型框架内，非冲销干预在改变外汇供求数量的同时，也引起国内基础货币和利率变动，这将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变化，从而增强对汇率的影响效果。同时，外汇干预也能通过改变金融市场的资产结构，对汇率产生影响：在汇率的资产组合平衡模型内，假设一国居民的财富由本国货币(M)、国内债券(B)和国外债券(F)三种资产构成，投资者依据不同的收益水平和风险水平进行资产组合，均衡汇率形成的同时也受到三大资产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如图1，三条资产平衡线MM、BB和FF分别代表短期内在财富一定的条件下，货币市场、本币债券市场和外币债券市场均衡时的I-S组合，A为初始均衡点。在非冲销干预的情况下，若货币当局用国内货币买进外币资产，那么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在给定汇率水平下引起利率下降，从而MM向左移动到；同时，外币资产供给减少，外币债券市场出现超额需求，使得本币汇率下降，FF向右移动到；BB曲线不变，最终三曲线在C点重新实现均衡，汇率由S0贬值到S1，增强了干预效果。在冲销干预中，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购进外币资产的同时，在公开市场出售本币债券回笼货币；这一过程中，外币资产供给减少同样引起FF曲线右移至FF’；同时，本国债券供应量增加使得本国债券价格下降，导致债券利率上升，BB线也右移至BB''''，而货币供给量MM曲线不变；三曲线最终交于B点，此时S2大于S0，汇率仍实现贬值，但贬值效果因国内债券利率的上升而部分抵消，且本外币资产替代性越强，干预效果越弱。在预期理论框架内，货币当局在进行干预时，可向市场传达一种干预意图或未来货币政策的信号，这将改变投资者市场预期并进行相应资产调整，引起即期汇率变化：如货币当局买入外汇资产，市场投资者预期政府有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倾向，从而增加私人外汇资产的持有，引起本币贬值。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非冲销干预的利率和资产组合机制可以放大干预效果，降低操作成本；但这种干预要以利率平价条件和改变货币供给为前提，干预规模不易过大，否则，会引起内部经济失调。冲销干预可保持货币供给独立性，但冲销效果受本外币资产替代程度、资本流动利率弹性及公开市场业务规模等因素的制约。干预的预期机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货币当局自身要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实力，并能把握信息披露有效的时机。现实中，各国背景与制度不同，干预方式和作用机制也会存在差别。但是，就我国实际情况来讲，有效干预的关键是在实现汇率稳定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内部经济的冲击。
二、对1994年以来央行冲销干预的实证分析
1994年?正率并轨后，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长，为了稳定汇率，央行通过频繁干预，导致外汇储备继续高速增长，截至今年6月末已达9411多亿美元，居全球第一。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改变了货币供应机制，从而使央行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
(一)1994--1997年外汇干预和再贷款冲销的操作
1994年汇率并轨后，这一阶段国际收支年均顺差达451.2亿美元，外汇市场供过于求导致当时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对出口企业造成影响。为此，央行人市干预，相应投放大量人民币。在人民币稳定甚至升值预期下，套利资本通过混入经常项目结售汇、外汇黑市等途径流入境内，进一步加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对此，央行采取减少或收回商业银行再贷款进行对冲。根据测算。这一时期外汇占款共增加12217.5亿元；而央行回收商业银行贷款约3310亿元，未冲销余额约有8900多亿元。再贷款冲销相对不足，加上冲销时滞等因素影响，1994-年、1995年和1996年国内M2(广义货币供给量)增速高达34.5%、29.5%和25.3％，较大幅度偏离了预定目标，并成为当时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因素。直至1997年，银行再贷款需求大幅下降，同时持续冲销效果逐步显现，通货膨胀才得到缓解。
(二)1998—2000年外汇干预和公开市场操作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出口增长大幅减少，1998—2000年国际收支年均顺差仅为229.5亿美元；加上周边国家汇率不断贬值，市场形成了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当时政府坚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央行一度减少对外汇市场购汇，外汇占款急剧减少，三年间仅增加2308.8亿元。同时，国内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情况，央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纷纷先后归还再贷款，导致基础货币投放进一步受阻。国内货币投放相对减少没有引起利率的相应提高和资本流入，相反，为治理通货紧缩，央行连续降息，人民币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7.47％，下调到1999年的2.25%，在本外币负利差和贬值预期影响下，国内短期资本进一步外流。1998—2000年国际收支错误遗漏逆差高达422.7亿美元，其他投资逆差则达932.7亿美元，这种趋势进一步减少了国内货币供应。为此，1998年5月，央行恢复公开市场业务，1998年和1999年，通过债券逆回购等方式投放货币2622亿元，占当时基础货币增量的87%，基础货币增长逐步回升。2000年起，随着金融机构流动性增强和债券市场出现投机现象，央行改变公开市场的操作方向，开始采用债券正回购，实行货币回笼。
(三)2001年以来的外汇干预和冲销操作
2001年起，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恢复高速增长，同时，央行为治理通货紧缩继续降息，但同期美联邦利率也持续下调，本外币又形成正向利差为主。伴随经济基本面好转和海外政治压力增加，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日益增强。为稳定汇率，央行被迫扩大购汇规模和人民币投放量，同时，在公开市场通过不断增加债券交易种类、频率等方式增加冲销力度。但随着政府债券逐年到期和相继抵押，债券正回购严重缺乏“弹药”，资产冲销空间日益缩小。2003年4月开始，央行通过滚动发行央行票据回笼货币。2005年，央行共发行了27882亿元的央行票据，共进行了62次正回购操作和3次逆回购操作。3次逆回购操作都是在年初为应付春节期间的社会流动性需要而进行的，逆回购投放的基础货币很少，总共只有368亿元。2005年62次正回购操作的交易录达到了7380亿元。同时，在持续单向冲销下，央行已对商业银行形成过多负债，导致其对信贷总量的控制能力下降，2004年末，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为177363亿元，2005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0.7万亿元。由此可见，在货币供应与银行信贷的调控目标之间的配合，并不是令人满意的。
四、对我国冲销干预的深入分析和完善构想
从上述干预实践可以看出，央行日渐陷入平衡稳定汇率和控制货币增长的两难境地，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从干预目标看，我国过于追求人民币汇率的静态稳定，外汇干预的主要目的是使汇率朝着实际均衡汇率方向靠拢。央行在日常干预中也很难判断真实的均衡汇率方向，只能通过短期频繁干预来实现中长期稳定，使得干预失去了主动性。
同时，银行结售汇和最高持汇规模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市场投资者的资产选择，本外币替代程度较低。这种制度有利于防止冲销引起的大规模游资的冲击；但外汇干预缺乏相应市场机制的配合，只能通过增加直接干预的规模和频率来达到预期目标。最终，央行吸收了外汇市场大部分供求压力，加大了干预的操作成本和汇率集中管理的风险。
在冲销效果上，再贷款本身存在计划刚性无法即时回收，且冲销对象和干预不一致等问题，造成货币供给结构不合理。由于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较小，国债正回购等资产冲销方式也无法对抗外汇占款持续性增长。央行票据作为负债冲销的手段，虽然在理论—上可无限制发行，但实践中也存在局限性。因此，我国对冲工具的选择余地十分有限，随着外资流入进一步增强，国内冲销缺口也将不断扩大，内外冲突更趋激烈。可见，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不能兼得的“三元悖论”同样存在。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对干预目标设定进行调整
继续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这不仅可以恢复其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功能，而且也能提高央行干预的主动性和政策的有效性，减轻外部通胀输入。目前，央行可适当放宽内定的汇率波动日标，降低日常干预的频率。
(二)逐步放松汇率形成的制度约束，继续稳定的汇率改革
央行可以因势利导，加快市场建设，理顺各种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联性，逐步增强干预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汇率改革后，央行可逐步摆脱外汇市场供求中的被动地位，将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作为调控手段。在冲销上，央行可适当增加短期国债持有量，发掘各种新的冲销工具，并积极推进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
(三)加强官方干预的国际协调
从理论上讲，从官方干预的国际协调中得到的利益相对于单方干预得到的利益更加明显。今后我国要进一步增进国际间政策合作，在扩大外汇援助资金来源的同时，加大外汇干预力量，提升应对货币危机的实力。
(四)加强人民币汇率干预的政策配合
考虑到资本流动放宽后，我国本外币替代程度上升，冲销干预效果将逐步削弱，因此，增强与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是弥补此缺陷的重要途径。央行在干预时，要注重与国内财政、货币政策间的协调，推进港币与人民币一体化建设，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目前，人民币汇率干预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币冲销干预与基础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可选择的方案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加紧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的建设，配合外汇的公开市场操作，加大外汇干预的缓冲余地。由于受再贷款规模的限制，回收再贷款已不适于作为冲销干预的主要手段，因此有必要大力发展公开市场业务，将其作为冲销干预的主要手段以加强对基础货币的控制。
其次，逐步健全短期货币市场，改进利率机制，逐步提高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我国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是汇率干预与货币政策合理组合的关键。
[论文摘要]在简述了金融危机危害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中的缺陷和不足,论述了我国金融活动中可能受到的不良因素的影响及问题。
目前,我国金融业也存在着金融风险,我国经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与实物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货币经济,自然经济与粗放经济转向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有半封闭经济转向完全开放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存在着计划经济的遗留旧问题,而且面临着入世后产生的新问题。如果不能正确的认识并恰当解决这些新旧问题,就可能酿成金融风险,诱发金融危机。
一、我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的缺陷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金融业领域,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都逐步暴露出了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中,金融制度的缺陷主要是指我国金融制度中的计划经济基因依然普遍地严重地存在。相对于一般国家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我国金融机构天然具有制度性缺陷,不仅没有成为真正的企业,更没有成为现代化的企业。金融体系的缺陷是指高素质的银行管理人员偏少,基层银行职员的近亲繁殖,金融员工的平均知识水平与其所承担的责任不相吻合,金融机构的过快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使用。
二、我国金融活动面临的不良因素
一是灰色及黑色金融因素。灰色金融、黑色金融都是未经批准的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黑色金融是指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金融组织及其活动,比如,从事高利贷的地下钱庄、诈骗、洗钱、非法集资等。灰色金融是指虽不合法但却有些合理的金融活动,如老百姓之间内部互助会、未经批准的合作基金会、个人之间高息借贷(超过公布利率4倍)等。
二是不良资产的表现形式一般是:逾期贷款、转为新贷款的贷款、破产企业的贷款,也可称之为坏帐、呆帐。一个银行或整个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不能超过20%不良资产额不应超过5年一个周期的利润额,或不应超过资本金的两倍。据中国银监会统计,2004年末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7176亿元,不良贷款率13.2%,而当年主要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缺口9597亿元。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到位,这种不良贷款的上升势头并没有控制住。而这些因素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最终都会发展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三是信息缺口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信息披露不足;(2)信息充分但没有好的鼓励架构充分地正确地处理信息;(3)有充足信息,但我们有没有能力接纳和分析信息,新兴市场多半没有这个智慧和智能;(4)监管架构问题;(5)合成谬误。
四是金融监管因素。
五是社会不稳定因素。腐败,特别是金融领域的腐败现象将直接降低公众对自身金融资产的安全感,这对保持我国的金融安全是有负面效应的;失业与下岗形势严峻;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上升;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继续扩大。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启动有效需求,不利于社会稳定;城市化进程中的“两失”农民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
六是国际社会因素。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随着国民待遇的实现,市场准入的逐步放松,金融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将进一步加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和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均要求我国必须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其次,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经济全球化的不断进展,2004年我国经济贸易依存度已达70%。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国际业务,客观上需要我国的金融机构为企业公司客户提供包括套期保值、风险控制、外汇理财等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服务。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第三,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取消不适宜的外汇管制措施,最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些都要求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金融产品要进一步多样化。这一点在有关文件中明确为要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
三、我国经济活动中的金融问题
当前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投资需求膨胀过快、货币信贷增长偏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据初步统计,2005年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3.18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7.90万亿元,同比增长20.66%,本外币贷款一季度新增9122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8342亿元,同比多增238亿元。为了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引发通货膨胀或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新的银行不良贷款,防范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将自2005年4月25日开始再次提高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制度和再贷款浮息政策等。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提高了央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货币供应量增幅偏快,2005年以来M1和M2实际数据均高于预测;信贷增长速度偏快,比年初预期高出10个百分点。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政策,将有助于控制货币投放和贷款增加速度,保证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
第二,公众对人民币的预期升值,公众将手中的外币兑换成人民币的数量增大,银行外汇储备剧增,从而造成货币投放量加大。
第三,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例依然过低,间接融资比重过高。虽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证券市场不发达,企业直接融资困难,直接筹资不便利的问题,但是如此高的间接融资比例为全社会的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控制带来一定的难度。
第四,M2占GDP的比重过高,这种高比例除了在极其个别的国家外,在全球范围内是没有的。虽然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但是过大的M2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融资过多依靠银行体系,风险集中度偏高。
第五,总储蓄率依然偏高。2003年我国的总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到47%,截至2005年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4万亿元,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需求所占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上述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是存在产品匮乏、简单化的问题,金融深化程度还不足,在不少方面还存在创新压抑的现象和问题。
虽然央行和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防范金融风险,但是我国目前的金融安全现状不容乐观。由于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放开,国际储备充足,经常账户有盈余,因此,我国的金融风险因素主要来源于国内因素,其具体表现为:不良资产风险越滚越大;银行的贷款结构不合理导致风险加剧:金融机构贷款投向过于集中,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对称,房地产贷款比重偏高,票据业务超常规发展;银行资本金充足率低 。
综上所述,我国的金融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它植根于体制内部,形成一种系统性风险,作为单个经济主体是无法克服这种风险的。一旦某个突发性事件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对个人的金融资产产生不良预期,并通过金融市场特有的传递渠道不断扩散和膨胀,当预期膨胀到一定程度,集体行动就会产生,比如银行挤兑或者大量抽离资本等等,金融危机由此产生,并进一步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
参考文献
关键词：计价货币选择；交易成本；市场需求；工具货币；宏观经济政策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4-0099-05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2009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的出台，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走向了新的起点。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向全世界传递的过程中，国际经济往来中最主要计价货币美元和欧元经历了剧烈的汇率波动，因此中国的进出口企业和贸易伙伴都普遍希望使用币值相对稳定的人民币进行计价，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人民币除了可直接用于购物、刷卡、消费和结算外，部分银行机构还同时挂牌人民币与美元、欧元、英镑等国际货币的牌价。把人民币作为主要的计价货币和结算手段，可以有效地避免汇率的剧烈波动，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贸易的往来。
从货币的职能上来看，一国货币只有成为区域内贸易的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充当着交易的媒介和计价的单位，才有可能成为投资货币、储备货币，实现货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关于计价货币的选择，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Grassman(1973，1976)，Grassman认为在进出口贸易中，交易双方一般倾向于选择出口企业的国家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这就是著名的Grassman法则。一般而言，出口企业把商品销售到海外，可以采用以下几种货币的计价形式：出口企业所在国国家货币计价，即生产者货币计价(producer's currency pricing，PCP)；进口企业所在国国家货币计价，即当地货币计价(local cur-rency pricing，LCP)；第三国货币计价，即工具货币计价(vehicle currency pricing，VCP)。究竟应该采用哪种形式来计价，纵观现有的货币计价理论和模型，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力图对货币计价的理论从交易成本、商品的市场需求、工具货币的选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几个方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梳理，以期对相关的研究做出一定程度的理论参考。
一、以交易成本为角度的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这一部分文献研究从货币是交易中介这个角度来人手，认为货币可以为贸易提供金融服务，焦点集中于交易的成本、货币币值的稳定性和货币的保值增值能力。Swoboda(1968)率先开拓了这方面的研究，他发现在没有美国公司参与的情况下，美元仍然会在大部分国际贸易中充当中介货币。Swoboda还指出如果某一种货币有很好的流动性，而没有较高的交易成本，那么这种货币往往会被选择成为国际贸易中交易的中介。而工具货币的发行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数额是较大的，而且在国际外汇市场上也会有大量的该国货币在交易。
McKinnon(1979)也同样认为具有较低交易成本的货币是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商品和货物的计价货币。以相同的货币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商品进行计价，一方面可以增加商品的可比较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国际交易市场的透明程度。对于选择美元作为大部分商品交易的工具货币，McKinnon认为可能是来自于人们长期使用美元而产生的习惯。
Magee和Rao(1980)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来分析计价货币的问题。他认为在分析不同国家货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前提下，可以区分强势货币与弱势货币。如果国际贸易发生于具有较低通货膨胀率的发达国家和具有较高通货膨胀率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计价货币的选择往往是发达国家的货币。当然，贸易的双方可能还是愿意选择第三国的货币作为一种中介货币来计价。Krugman(1980)认为一旦一种货币在国际市场中成为一种强势货币，就很少有公司会有动力去寻找另外一种货币作为替代的计价货币。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交易的成本在增加，价格的波动更为频繁。
Engel(2005)在变动价格和固定价格两种情况下，提出了出口企业选择定价的静态模型。他认为出口企业选择所在进口国家货币计价和东道国货币计价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变动价格的情况下，如果出口企业所在国家的货币变化程度小于进口企业所在国家的货币变化程度，那么选择出口企业的国家货币无疑是一个最佳的决定。Engel(2006)提出了一个选择计价货币的模型，认为价格黏性对计价货币的选择与价格灵活变化时对计价货币的选择结果是类似的。
Gopinath，Gita，Oleg Itskhoki和Roberto Rigobon(2009)在Engel(2006)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动态货币选择的模型。他们在局部均衡的状态下，讨论了一个公司不同时期货币的选择。在这里，一个公司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利润函数用∏(ptlst)来表示，pt代表一系列用美元表示的出口商品的价格，st指的是一系列影响利润的因素，包括商品的需求状况、成本、竞争价格和汇率等等。他们认为计价货币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这些因素，可以把这些因素认同为是影响计价货币选择的交易成本。在他们提出的模型中，假定价格可以随这些因素做出迅速的调整，那么，公司期望的用进口国家货币表示的价格是：
p(st)=arg max∏(plst) (1)
而用生产企业所在国家的货币表示的价格是pI=pt-et，这个价格由商品以进口国家货币和一些汇率变动的因素et来决定。他们认为这些因素服从于随机游走会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商品的价格。
Goldberg和Tille(2009)从贸易数量与计价货币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越大规模数量的交易倾向于选择进口企业东道国的货币来计价。货币的选择取决于出口企业与进口企业反复的讨价还价，博弈的结果是大部分的交易都选择了进口企业东道国的货币来计价。当然，这样也有利于交易数量的增加，实现更多的利润。
二、以市场需求为特征的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这一部分的理论大多产生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而在选择计价货币的问题上就显得更为复杂化了。大多数文献在考虑选择合适货币计价前提下，进一步讨论了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McKinnon(1979)认
为在价格和需求的不确定性之间做出选择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公司出口的产品是有差别的，那么在制定市场价格时，出口企业一般是不愿意选择自己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对于选择计价货币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的考虑来自于为了避免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大部分出口企业倾向于选择自己国家的货币来计价。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用本币来计价的不确定性更多地由产品的成本和公司所在的市场环境所决定。另一方面，如果出口企业更多地考虑价格的不确定性，那么选择计价货币可能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宏观经济因素。
在这一时期，Donnenfeld和Zilcha(1991)提出了进出口企业计价货币模型的一般模式，并且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他们提出的这个模型是在进出口企业获得最优利润的情况下来讨论的，这个模型与Gio-vannini(1988)提出的计价模型是非常类似的。如果外国商品的收益曲线是凹状的，那么Donnenfeld和Zilcha认为选择国内货币表示的价格是最优的。也就是说，如果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大，那么以进口国家货币表示的出口商品在价格升高的情况下需求并不会大幅度地下降，这样导致了利润的提高。进一步而言，如果在进口国家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商品出口数量的增加是不可能弥补价格降低所带来的收益的。因为，商品的需求数量在较低的价格区间时对价格的变化程度是不敏感的。这样，越频繁的出口商品价格变动只会导致出口企业的利润在不断地降低。所以，两国之间货币汇率的频繁波动只会导致进口国家企业选择进口国家货币来计价。
Viaene和de Vries(1992)从战略贸易的角度考查了计价货币的选择。在他们提出的模型中，认为如果选择出口企业所在国家的货币，可能是来自于出口企业在交易中所占的优势。这种优势可能是由于出口企业是一个垄断企业，在海外市场没有大量的竞争对手；也可能是出口的商品有广阔的海外市场需求的原因。这样，出口企业在交易的双方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选择出口企业国家货币作为计价货币。
Bacchetta和van Wincoop(2002)运用了NOEM模型来分析出口商品计价货币的确定。这个模型的一个主要的假设是商品的价格黏性，假定出口商品以进口国家货币来计价对于汇率的变动会保持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样，出口商更多关心的是商品价格对于成本和需求量的敏感程度。当然，如果在出口商品有显著差别和价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出口企业是愿意选择进口国家货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另外，在平分海外需求市场的前提下，Bac-chetta和van Wincoop还认为企业所面临的需求风险是可以通过选择计价货币来极大程度的降低。这个模型中所指的计价货币更多指的也是一种工具货币。币值则取决于所有商品所属不同国家的货币平均水平。他们讨论的货币平均水平指的更多是一种货币联盟的概念。如果出口商品形成的货币联盟的计价货币由生产者来确定，而进口商品形成的货币联盟计价货币由进口国家来确定，那么商品的市场很容易被进口国家的市场所控制。
Bacchetta和van Wincoop(2005)认为价格对需求和成本的弹性也会影响计价货币的选择。当商品的需求有很高的价格弹性，边际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迅速提高时，企业倾向于选择消费者愿意接受的货币来计价。他们同时还指出出口企业选择计价货币时，还希望在同行间得到一种“联合效应”。这里的“联合效应”实际上是由货币所带来的价格波动、海外需求市场变化和交易成本变化的综合效应。
Goldberg和Tille(2008)认为当出口商品的需求市场对价格非常敏感时，为了避免受到其他市场的“联合效应”，出口企业倾向于选择一种工具货币来计价。Goldberg进一步提出“羊群效应”与“联合效应”都会影响国际贸易中计价货币的选择，而“联合效应”是“羊群效应”的基础。计价货币产生的“羊群效应”可以从企业的收益和产品成本两个角度来展开分析。当出口企业选择计价货币时，会导致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一起发生移动。因为产品价格在降低的时候，也就是边际收益曲线在降低时，计价货币的选择必须要让边际成本降的更低以实现一部分利润。
三、以工具货币为核心的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商品的计价货币，选择的是出口企业所在国家货币，或是进口国家的货币。但是，一些知名的国际贸易事件选择的计价货币却是第三种货币，即工具货币。很多年来，英镑和美元一直都充当了国际贸易中的工具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占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大部分商品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够正确地选择计价货币，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外汇市场所带来的风险。
Friberg(199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国际贸易顺利展开的时候，应当选择非交易双方的第三国货币作为计价货币，这也就是工具货币的概念。他认为国际贸易双方在考虑选择计价货币时，更多关注的是双方国家货币汇率的波动性。假如工具货币对于交易双方的货币都很少出现波动时，那么选择工具货币可能会是国际贸易往来中的最佳选择。
Johnson和Pick(1997)从出口商品竞争的角度阐述了计价货币的选择模型。他们认为如果出口企业有权力控制出口商品的定价而实现价格歧视时，那么这个企业会面临着来自同行的竞争。进口国家同行的出口企业如果不以进口国家货币来对出口商品进行计价，那么是无法确定出口企业的海外市场商品需求量的。所以，对所有商品实行相对较为统一的定价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同业竞争者选择工具货币来定价可能是一个最优的决定。
Rey(2001)认为选择一种恰当的工具货币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他的研究通过两国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存在的原因。Goldberg和Tille(2005)认为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出口企业倾向于选择工具货币来对商品进行计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越为激励的竞争条件导致了出口企业推出了差异化较小的产品，这样，选择工具货币作为计价货币成为他们最优的选择。这也是美元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的原因。Goldberg和Tille(2008)认为在区域内部选择一种中心货币作为工具货币，可以加强经济区域的政策协调，增加国家的社会福利和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
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的计价货币理论
各个国家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或是国家之间形成的货币合作联盟关系，对计价货币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Devereux，Engel和Storegaard(2003)在商品价格黏性的基础上，运用一个两国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汇率内生性的变化。他们的结论是汇率
的波动取决于两国各自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外汇政策的稳定性。这样，进出口双方选择计价货币时会更多地倾向于选择具有稳定货币政策国家的货币，而不愿选择具有不稳定货币政策的国家货币作为计价货币。
Goldberg和Tille(2005)认为在选择计价货币时，会产生“羊群效应”。他们认为如果生产者的目标在于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那么“羊群效应”很可能在发达国家内部体系发生，大部分国家都会选择币值稳定的货币。模型通过商品的边际成本和汇率的协方差来阐述这个思想。这个所谓的“效应”是由边际成本所导致的，因为由于商品的边际成本发生变动往往会导致货币的币值出现震动的现象。Gold-berg和Tille(2008)提出了一个分析选择计价货币动因的模型，他们认为“羊群效应”对于出口企业选择计价货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部分企业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会更多地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国家货币。另外，币值较为稳定的货币一般来自于一定的经济区域组织，这些区域的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国家的社会福利和防止国际经济冲击方面都有一定的协调合作模式。区域经济政策对于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则显得非常敏感，这样，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区域内部企业计价货币的选择。
Annette Kamps(2006)认为欧元成为其区域内部主要的计价货币，其原因来自于欧元区政策协调的一致性。虽然欧元作为一种计价货币的地位还不如美元，但是欧元区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和多样化的产品差别让欧元的优势凸显了出来。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区域向全世界出口产品，欧元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出口商品的主要计价货币。Annette Kamps(2006)以美元为计价货币，提出了出口定价模型的一般模式，并且运用到了以欧元定价的出口商品定价和欧元定价的进口商品定价模型中，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他提出的基本模型形式是：
usdexit=β1+β2shexusit+β3eurinsti+β4euro intit+β5rauexi+β6usexvolit+βtu sinfit+β8fmdumi+β9usdpegit+uit (2)
其中，i=1，…，30，t=1，10，uit-vi+eit，vi对一个国家的随机影响，而eit是一个白噪声的残差。usdex是某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商品的比重；shexus是某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该国出口商品的比重；eufinst是一个虚拟变量，其数值取1是欧盟的25的成员国以整体单位出现来进行统计；euroint也是一个虚拟变量，其数值取1是代表自2002年以来正式引进了欧元，并且执行了统一的货币政策。Annette Kamps引入虚拟变量的目的是为了证明Bacehetta和van Wincoop(2005)，Goldberg和Tille(2005)得到的“羊群效应”的结论，也就是货币区比起独立的国家而言，各国企业更加容易形成统一的、稳定的计价货币。
rauex是一个国家出口的差异化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比重；usexvol代表汇率变动所给出口企业带来的风险；u sin f指的是某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fmdum是一个虚拟变量，代表了可以通过外汇的远期市场来回避风险；usdpeg也是一个虚拟变量，数值取1时表示某国货币不可能盯住美元来决定该国的币值。可见，该模型试图说明货币政策、经济区域和外汇市场对计价货币选择的作用。
Obstfeld和Rogoff(2002)，Devereux和Engel(2003)，Corsetti和Pesenti(2005)，Devereux Shi和Xu(2008)计价货币的选择是对两个贸易国家货币政策最优化的选择。基本的原则是企业在选择货币的时候往往会考虑货币政策较为稳定的国家货币，因为稳定的价格是对有效市场运作的一种表现。
五、简评
综观西方学者关于计价货币选择理论的论述，各国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选择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计价货币的选择及其产生的影响，这无疑会推动计价货币选择的经验研究。显而易见，从国际经济贸易的角度而言，货币计价选择理论是促进一国货币实现区域化、国际化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以上理论的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及启示：
首先，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大部分文献得到的结论是在进出口贸易中，贸易双方为了避免货币汇率波动风险而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一般都愿意选择进口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当然，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企业选择自己的货币计价是很容易避免货币贬值所带来的风险。
其次，以国外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为出发点，众多学者讨论了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需求变化程度以及成本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价格对需求和成本的弹性敏感程度较为明显。所以，计价货币的选择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采用出口企业国家货币，进口企业国家货币还是工具货币。当然，当国外需求对出口国家的价格较为敏感时，计价货币应当由出口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来确定，而在这种情况下，各企业选择相同的货币可能是一个最优的决定。但是，如果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市场份额越大，选择本币计价的可能性也会越高。另外，如果出口企业面对海外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推出了有显著差别的产品，在价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出口企业倾向于选择进口国家货币作为计价货币。
提要：新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等观点，对我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回顾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过程，深入研究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观点及其贡献，对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进行了初步探讨。
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背景下，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界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得到经济界的重视，特别是1972年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完全衰落，也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水平上修正了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认可政府在一定限度内对经济的干预，供认经济自由不是无限度的自由，应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保证。无独有偶，这之后，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而大大深化。这伟大变革的时代，为了增进我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洞见，解和认识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不能不对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有关理论观点进行认真地了解和剖析，并通过他理论认真检讨计划经济，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饶有兴味。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简述
作为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一生进行过两次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论战和一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运动。哈耶克出版过两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前一本书是他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阐释，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纪之作”；而后一本书则是哈耶克毕生探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收由之作”。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将无法实现“口诛”的“收由大论战”改作了“笔伐”的“理论大总结”，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进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简要地总结性论述。这两本著作使哈耶克成为了阐释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当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出现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社会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最新进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结构体系。作为一种“相对晚近的产物……，（市场秩序）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相对于其他经济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计划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能保证该群体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分散性的个人知识，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
哈耶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对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阐发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并且以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基本概念来阐述；二是着重从知识和信用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三是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反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合理性。
对于市场秩序的效率优势，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事态，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不仅如此，自发产生的价格信号也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耶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当前这个内容庞杂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还是有其独特性的。但我们也不是一味赞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观点。
（一）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脆弱的主观主义为基础的。在哈耶克看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个人的观念分类系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个人才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含义；同样道理，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能够从外部分析其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之为要素组成一种关于社会关系整体的理解图示。显然，这种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立场的，因为它也把个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行为进一步被简化还原为个人观念）一一作为研究的起点。其次，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立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有限认识论立场最终都有明确的规范性结论。无论是强调习俗和传统的优先地位，还是强调模式（秩序）预测，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卫传统自由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对私有财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建制提供辩护和证明。通过这种认识论论证，哈耶克试图为既有的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不可否认，这种有限认识论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论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严谨的学者和自由主义旗手的典范结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这柄利刃是双面的，在有效话难他人的同时，有限知识论也破坏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论文提要：新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等观点，对我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回顾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过程，深入研究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观点及其贡献，对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进行了初步探讨。
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界七十年代以后，在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背景下，逐渐得到了经济界的重视，特别是1972年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彻底衰落，也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它认可政府在一定限度内对经济的干预，承认经济自由不是无限度的自由，应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保证。无独有偶，在这之后，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而大大深化。在这伟大变革的时代，为了增进我们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洞见，我们在了解和认识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不能不对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有关理论观点进行认真地了解和剖析，并通过他的理论认真检讨计划经济，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饶有兴味。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简述
作为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一生进行过两次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论战和一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运动。哈耶克出版过两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前一本书是他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阐释，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纪之作”；而后一本书则是哈耶克毕生探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收由之作”。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将无法实现“口诛”的“收由大论战”改作了“笔伐”的“理论大总结”，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进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简要地总结性论述。这两本著作使哈耶克成为了阐释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当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出现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社会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最新进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结构体系。作为一种“相对晚近的产物……，（市场秩序）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相对于其他经济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计划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能保证该群体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分散性的个人知识，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
哈耶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对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阐发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并且以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基本概念来阐述；二是着重从知识和信用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三是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反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合理性。
对于市场秩序的效率优势，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事态，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不仅如此，自发产生的价格信号也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耶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当前这个内容庞杂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还是有其独特性的。但我们也不是一味赞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观点。
（一）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脆弱的主观主义为基础的。在哈耶克看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个人的观念分类系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个人才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含义；同样道理，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能够从外部分析其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之为要素组成一种关于社会关系整体的理解图示。显然，这种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立场的，因为它也把个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行为进一步被简化还原为个人观念）一一作为研究的起点。其次，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立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有限认识论立场最终都有明确的规范性结论。无论是强调习俗和传统的优先地位，还是强调模式（秩序）预测，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卫传统自由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对私有财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建制提供辩护和证明。通过这种认识论论证，哈耶克试图为既有的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不可否认，这种有限认识论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论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严谨的学者和自由主义旗手的典范结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这柄利刃是双面的，在有效话难他人的同时，有限知识论也破坏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二）自发秩序理论方面的缺陷。哈耶克基本上把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重叠起来。这样，他的所有理论探讨和论证实际上也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辩护。然而，哈耶克的这种辩护并不成功。首先，市场经济自发进化的不纯粹性。哈耶克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基础的，只能是那些在进化过程中自发生成的规则，而不是那些刻意设计的规则。他在这里强调的当然是那些起源于个人之间相互协调行为的习惯性规则，这些习惯性规则是众多自利的个人在做出各种相互独立的决策时无意产生的结果，在生成这些习惯性规则的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发挥着作用：在起点的决定问题上，偶然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一旦起点确定后，必然性将最终造就出一种均衡态。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论证并不成功，市场经济规则的出现和维持离不开某种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的推动和实施。其次，自由主义原则含义模糊。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给出了自由的、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的状态适成对照。在这里，自由概念的准确界定依赖于强制概念的确定。由于强制概念的混乱，哈耶克的这个定义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它根本无法对社会关系的性质做出判断。
总之，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和看待哈耶克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摈弃其错误和糟粕，吸取其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启发借鉴意义的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参考文献：
[1]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M].200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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