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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研室，湖南长沙410208
【摘要】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自然科学遗产，也具有鲜明的文化性。人类学方法在研究民族医药文化中具有较高的价值。本文总结了人类学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常用的人类学方法，以及人类学方法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取得的成果，探讨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可拓展的方向。
关键词 民族医药；湘西；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5-0034-02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湖南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13%。其聚居区主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所辖县乡地区。湘西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虽然没有文字，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医药文化近三十年来研究者较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族医药属于古代留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民族医从业人员较少，游离于规范化医疗体系之外，后继乏人，没有得到大力的扶持，因而湘西民族医药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与困境。我们认为，湘西民族医药应该从文化研究、政策扶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等多个角度入手，制定战略性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全方位地挖掘、保护，才能使民族医药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至于在医药现代化的今天销声匿迹。在文化保护方面，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加强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
1人类学方法研究民族医药的优势和特色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是研究人的起源与发展，包括人的体质与文化变迁的学问。它在西方兴起之初曾大量研究世界各地的所谓原始文化或野蛮人文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人类学开始复兴。期间我国人类学者进行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1.1人类学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人类学这门学科通过研究人类的生活方式，研究全球不同的文化，揭示文化的多样性，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特点。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比较观［1］。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任何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文化整体观强调人类社会的不同部分是相互整合的，只有对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进行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人类学有比较的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比较，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差异性，也可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端正我们的文化观，自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去除文化自卑感。
因而，人类方法适合进行民族文化的研究。人类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又有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三个分支。文化人类学注重对异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在欧洲一些国家被称为“民族学”，因而不同族群文化的描述、分析和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点。
1.2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常用的人类学方法进行民族文化研究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者，他们最本质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研究者需要深入各民族生活，参与、体验、观察、访谈，从而获得真实客观的第一手资料。文化资料的调查需注重整体性，即对族群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风俗等进行全方位调查，在分析资料时重视定性分析，通过跨文化比较，寻求文化的普通性或差异性。
另外，也有医学人类学者进行民族医学的研究。医学人类学研究健康、疾病、苦痛、医药与治疗的关系。重视民间疗法，生物与文化的交互作用［2］。是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民族医学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生物医学的概念，民族医学取向的医学人类学，研究疾病与病征的社会文化脉络及意涵。民族医疗牵涉到信仰、风俗和特殊的技术，它不同于现代医疗体系。医学人类学对民族医药的研究可以提供一系列文化比较和批判思维，从而提高我们的现代医疗理念。
2人类学方法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取得的成果
2.1各民族医药文化起源问题研究田华咏从苗族原始神话中探寻远古苗族医药文化，认为苗族医药具有“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特殊形态，其医药起源可追溯到“神农尝百草”、蚩尤传神药、祝融传熟食、药王传医方等神话阶段［3］。田华咏在侗族医学史考察过程中重视侗族神话故事《玛麻妹与贯贡》，萨岁的故事，蜥婶的故事等［4］。这些研究都表明，湘西民族医药起源源远流长，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融合交汇的痕迹明显。
2.2民族医药神话、歌谣研究田华咏在苗族医药学发展中通过神农、蚩尤、祝融、欢兜、药王神话故事分析苗药文化特征，包括巫医一家，冷热两因，三生万物等［5］。田华咏对土家族“梯玛神歌”的意义与价值、梯玛神歌对土家族医药文化的贡献进行了阐述，认为梯玛神歌渗透了土家族保健学意识，消灾除疾，体现“神药两解”现象［6］。人类学重视族群中口传神话故事的研究，认为它们反应了早期人类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可以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湘西的医药神话与歌谣体现了先民积极的保健防病意识，并且深受先秦巫医文化影响。
2.3医药民俗研究李芸等人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研究湘西苗族赶秋节，对赶秋节源流嬗变、结构组成、和谐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赶秋节是人神共娱的大型活动，极具聚合功能，同时也有娱神和驱邪作用［7］。萧成纹对湘西侗族医药民俗文化和养生保健进行了阐述，认为侗族医药深受冲傩文化影响，巫术祭祀在祛病除邪中起重要作用［8］。湘西少数民族多没有文字，民俗礼仪是研究文化的重要载体。
2.4民族养生保健理念研究刘超祥对土家族卫生保健习俗进行了医学人类学探析，分析了土家族保健习俗的特点，如注重环境卫生，顺和自然环境，讲究生活规律，劳动文体健身，饮食定量均衡，注意食疗等。这些习俗对土家人的健康长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有良莠并存现象［9］。莫代山总结了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土家族疾病处置的成果，认为医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尚处于初期阶段，田野工作有待加强［10］。萧成纹认为侗族人民饮食文化中喜吃糯米、酸食、油茶、苦酒，居住防潮吊脚楼，饮水清洁，有月令驱魔习俗，都是养生保健的措施［11］。湘西民族地区长寿现象得益于世代传承的强烈卫生保健意识，生活习俗、保健礼俗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
2.5疾病理论研究目前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疾病理论整理初具规模，土家族、苗族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疾病诊疗体系，不同于汉族传统医学。比较有特色的是土家毒气学说等。彭芳胜对毒气的病因病机，毒气病症候和毒气疗法进行了研究［12］，总结了土家医治毒药物的分类整理研究成果［13］。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民族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具有一定价值。
3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拓展
人类学方法在湘西民族医药研究领域的开展只是近十年才开始的，尽管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民族医药文化的整体性考察和分析的深度都有待加强。相关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拓展可考虑以下几点：
3.1湘西巫医文化的深层次解读湘西处于古代巴、楚、苗蛮之地，深受巴文化、楚文化“巫鬼”习俗影响。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都带有深刻的巫医文化色彩。应该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待此类文化，只有深层次解读巫医文化形成的源流、心理内涵、医疗效果，广泛运用田野调查法、历史梳理法、跨文化比较法等，才能客观公正地认识湘西医药文化的灵魂。
3.2“神药两解”文化现象研究神药两解是大多数湘西民族医药中的常见现象，指在疾病的治疗中既有祭祀除邪等神巫手段，也有医药使用方法，两者杂糅混合，共同发挥治疗效果。这类现象较为复杂，既有迷信之处，也有心理疗法等合理因素，必须结合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进行“文化——心理——生理”的综合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
3.3湘西少数民族生命与疾病观念研究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中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与传统中医和西方医学有一定的差异性，民族医药由于脱胎于自然哲学时代，注重天人相应、顺应自然，疾病调治方面土家族重视服侍技术，苗族、侗族都有独特养生调理观念。在这些方面进行跨文化研究可以更深挖掘民族医药的合理内核，为现代医疗提供有益的补充。
3.4民族医药的哲学观念研究近三十年来学者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在文献收集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成效，《湖南世居少数民族医药宝典》、《土家医方剂学》、《苗家实用药方》、《苗家养生秘录》、《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等民族医药专著陆续出版，为保存、研究湘西民族医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目前的文献研究以梳理总结民族医药的理论体系为主，保护传承的侧重点在医疗技术方面。对各民族医药文化的哲学观念研究较少，湘西民族医药形成历史较早，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地域封闭，医药理论变化小，还普遍带有早期自然哲学的观念。如苗族医药三界学说、土家族医药三元理论等。哲学思维是民族医药理论的核心基础，只有理解民族医药的哲学内核，才能更好从根基和整体上把握其特色。
3.5民俗医药文化尚需大力挖掘湘西的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其文化精神是通过一定的仪式、习俗等传承下来的，因此民俗礼仪节日非常多。虽然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说还是极少数。湘西五溪地区的盘瓠文化，祭祀时的“椎牛”、“接龙”等仪式，苗族的催生仪式，击猪祭祝融等仪式都值得深度挖掘，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还原文化核心精神，更好地再现民族医药的精神源流。
总之，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展，湘西民族医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但是目前民族医药的发展还没有走出低谷，急需加大在文化、资源、制度等方面的保护和建设。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湖湘医学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植根民间的医药宝库，值得有识之士积极努力，将其妥善保护、传承，造福人民。
参考文献
［1］周大鸣.文化人类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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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华咏. 从苗族原始神话探寻远古苗族医药文化［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6，15（8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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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华咏.略论中国苗医特征及其对人类医学的贡献［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13（9）：2.
［6］田华咏.“梯玛神歌”中的土家族医药文化解读［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13（6）：10.
［7］李芸，麻没垠.苗族和谐理念的墟场展演——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湘西苗族赶秋节［J］.三峡论坛，2014，3（274）：62.
［8］萧成纹.论侗族医药民俗文化与养生保健［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 13（11）：60.
［9］刘超祥.土家族卫生保健习俗的医学人类学探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5（112）：163.
［10］莫代山.医学人类学与土家族疾病处置的文化研究［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8，14（5）：59.
［11］萧成纹.论侗族医药民俗文化与养生保健［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13（11）：60.
［12］彭芳胜.土家医毒气病因病机及证治研究［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3，9（1）：1.
1 体育与人类学
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带来的是生存环境的异化，也导致人类体质的弱化。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突变，直接导致人类的体力不再是唯一的生产力衍生因素，这必将引发体育方式的彻底变革。体育人类学正是要将体质和文化结合，探讨人类学社会的异化导致的体育需求，揭示体育与人类其他人文社会实践活动的联系，确立体育在未来社会的行进方向。健康，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基本关怀；体育，是追寻健康的积极方式，是体现这种基本关怀的最佳执行者。体育人类学，为实施基本关怀提供理论依据。
2 在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中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
2.1文化整体观
时至今日当代社会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仍然不断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视做为一个动态与变化的整体，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宏观角度来双重观察，做人类生物性与文化上的综合对比分析，从而循序渐进的认识田野工作中较小的区域范围与更大的人类社会的总体。
整体观论是一个辩证的理论，即整体是必不可缺的，同时又与文化是相对的。人类学的哲学理念与各种研究理论方法，是指在特定时间地点下，对特定的人群得出的认识；为了深入探索理解特殊现象，还要基于对事物的整体把握才可实施。
由此可见，体育科学者尤其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者也需要具备文化的整体观理论。
2.2文化适应观
通俗讲适应是指在地球上的生物种群在通过自身变化的同时与周围环境所达成协调，并且繁衍下去的发展过程。人类适应的原则既包括生物性适应还包括文化性适应。人类自身的生物性适应是指人体同周围环境相和谐并保持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自身体质协调。人类的文化适应能力是通过改变本质生活方式的策略所达成和自然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和谐。
在人类的文化性适应能力中较为侧重群体层面，并通过参与群体活动来获得社会文化的力量。再以教育教学、创新思维、科技发明等方式调整成员的行为习惯，以使得社会能够走可持续发展得路线，从而改变环境状态。
不同文化要素之间可以进行跨越式的交流、吸引、融合，旧有的秩序和规则被不断的打破，再重组后吸收了新的文化要素。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在不断地重新定位，以获得在新形式下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存空间，重新构造自身。
2.3文化普同观
所谓普通性或普同论是指地球上全人类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各个省际区域的人民，无论肤色与民族是否相同，大家都归属于同一物种的后代，因而每个人都是平等相同的。进一步去说，人类在心理的与生物的、社会的与文化的之间共同性特征就是我们民族，我们人类学要特别关注的普同性定义。
人类学的普同性从认识论原则上看，人类学一直在强调社会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在考察全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某些共同的基本行为特征和一些普遍意义的生活方式。从人类学的一种理论想法出发，可以发现文化是被认为在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由于人类的需求很多是相似的，所以从另外一种人类学理论角度研究，不同民族成员之间有很多人类共同相似性。
2.4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是人类研究文化的一种态度，一切民族文化研究的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不能用高与低之间的等级来划分。衡量文化的方法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因为每一种文化的存在有具有珍贵的意义和价值。
平时人们经常习惯于把自己所属的群体文化价值和传统观念来对比、衡量、判断并且解释其他社会文化行为的存在，这正是所谓的“民族中心主义”。这种极端表现的状态是“文化沙文主义”，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信仰和习俗永远高于别人的信仰和习俗，并以自己为中心的文化氛围来规范他人的民族文化行为。
民族中心主义的利端有助于强化自我认同、民族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弊端在于不可过分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性，这样不仅容易引起对他民族的否定和排斥情绪，还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文化都无法作价值的评判，但是历史轨迹在前行，社会环境在发展，科技创新在变革，民族文化在延续，我们都应对所有文化都抱有宽容的态度。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该理论所支持的这种“平等”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批评而去赞同或接受某一个人群的所思所为，我们可以将文化行为放入其具体的环境、历史和社会中来加以评估和对待。
3 在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中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研究方法
3.1访谈法
通过与研究对象交谈或提问的方式来获取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有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武术派系有其辉煌的历史和贡献价值，但因为年代或历史原因没有专业的人员来记录相关武术使志，从而导致其武术技术失传，或成为没有文字记录的空壳武术。
3.2文物搜集法
历史文物的展现让我们一起重温历史，遐想与回顾的瞬间历史状态由心而生。对研究中国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历史，特别是对远古时期体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研究，作用最为显著。
3.3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俗称田野工作，是指在接受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走访进入某一社区或地域，通过参与观察、居住体验在当地居民家等方法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调查工作。此法可以运用到针对某个省际地域的武术发展变革研究中，走访调查，深入到这个地区的习武者中，跟踪记录当地习武状态。
3.4谱系调查法
谱系法就是收集相关家谱编辑成系谱表，从而确定亲属形式及其结构性质的研究方法。谱系分析法是以主要人物为中心从家庭成员出发，搜集全面的整个世系群，业是田野工作中可以解开人群分类的第一件事和关键出发点。此法对于研究某一武术门派的历史传承和具有代表成员的发展经历研究有很大帮助。
3.5自传调查法
也称为个人生活史或生命史访谈法，是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探访交谈，将研究的对象个人全部或部分的生活经历以口语或书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回顾式叙述。如对某一武术派系关键人物的自传调查研究，可以得知此流派某段时间内的大致发展情况。
3.6定点跟踪调查法
针对某一研究地点在时间上进行纵向跟踪调查研究，一次来了解某一地区各方面的发展与变迁。运用此法尤其是用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变迁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4 结论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革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正在发生质的转变，有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经失传，甚至走向消亡。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研究影响民族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挖掘民族体育发展的历程，深描民族体育文化的色彩，实现民族体育文化发掘，复原或阐释民族体育文化本质，这正是从人类学视角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潜在价值与优势所在。无论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体育、民族传统体育，还是现代社会的民族体育，都是社会历史变革不断发展的产物。
一、糖的世界
人类学家视角下的物是特别的。前有马林诺夫斯基“发现”西太平洋上航海者的“库拉圈”贸易、莫斯论礼物之馈赠，以佐证物的交换并不只是出于经济利益驱动，而是和社区共同体所共享的一套文化体系相关。后有玛丽?道格拉斯从洁净与危险的角度，探讨物可食用与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了西敏司这里，“糖”似乎暂时脱离了具体事项，转而与资本主义历史这一大的面向相关。
1、作为权利象征的糖
对于欧洲各国而言，最初的糖是一种舶来品。作为陌生物质的糖为人们所使用之时，糖就进入了业已存在社会情景之中，并被情景化。嵌于生产关系的原本依附性控制，从权力导向上看，掌握糖的话语群是资本主义宗主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以掠夺原料、抢夺市场、争夺地盘为目的的殖民活动，殖民地因此被卷入世界市场，沦为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受甜味巨大需求的刺激，地中海地区制糖业、大西洋诸岛以及稍后的新兴世界制糖业兴起，由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实际支配的新兴殖民地种植园在蔗糖生产中逐渐占据了大头，糖逐渐成为“旅行的食物”中重要的一员。当欧洲人对蔗糖的消费量越来越大时，蔗糖逐渐变成了一种由欧洲强国来经营其提炼和供给的粗加工品。15世纪以后，重视蔗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分化日趋明显，蔗糖在某些国家的政策所扮演的角色预示了甚至可能是直接塑造了它们的政治未来。
在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各宗主国内，糖的获取以及糖制品被赋予的意义被垄断于资本主义各国上层阶级，享用糖的权利被牢牢捆绑在上层阶级的餐桌上。糖被认为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是权力、声望、名誉的代表物。糖因此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
2、糖的庶民化
糖的庶民化体现了大传统向小传统的转化，顺延和广延贯穿其中。蔗糖的顺延是指将糖转化为某种非同寻常、冠冕堂皇以及意味深长之事物的实践，蔗糖的外延则是糖向普通化、日常化以及必需品的一般性转变。为达到发掘内在意义的目的，西敏司在该书中揭示了英国蔗糖使用史的两个基本变化，第一项变化的标志是1750年以来，加糖的茶以及糖饴流行起来；第二项则是大约从1850年以来，糖的大众消费登上了历史舞台。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穷人，相反在1750年前则是富人。这一转变标志着糖从稀有品最终转化为日常用品，转化成了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
生产的扩大化、经济实力对身份权利的冲击极大地促进了糖的庶民化。在西敏司看来，奢侈品转型的风潮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勃发和意志涌现的缩影，赋予意义的权利总是伴随着决定“可得到之物”的权利，其特权由消费者转移到了销售者。事实上，蔗糖庶民化的过程由部分经济大头操控，在看到了蔗糖在补充能量和甜味口感上的优势以及下层阶级对蔗糖的巨大需求后，受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巨鳄们扩大了蔗糖的生产，通过低廉的价格将蔗糖“送”到了下层阶级的餐桌上，成功地在居民的餐桌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糖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糖消费的“庶民化”产生于英国境内，但它的历史是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又跟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3、糖与工业化、现代化
现代社会对能源的有效利用有着迫切的需求，蔗糖生产的高效率、蔗糖自身的高热量和甜味为糖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精炼糖成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一个象征。它渗透在一种又一种的烹调方式里，带来的是西方化、现代化或是开化。蔗糖的庶民化、大众化与生产技术的工业化互相影响，两者共同将社会的发展进程推向现代化，工业化的程度即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生活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生活也即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部分。
二、依附理论、政治经济学范式
二战后兴起的依附理论从一种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论述当展中的边缘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问题，两个或者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结果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张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张和自身的加强仅是前者扩张――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依附状况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的这样一种总局面。西敏司通过研究糖的世界，所得资本主义早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基本与此类似。
此外，本书的另一特点――政治经济学范式，强调外部力量的冲击以及社区对这种变量的承受能力或适应性，人类学家重点关注西方对东方、外部对内部的冲击所引起的变迁材料就够了，对依附力量的能动性研究不足。《甜与权力》在此方面亦未能免俗。虽然西敏司也提到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殖民地对强势地位的宗主国的威胁，“虽然殖民地依然是重要的利润资源，然而贸易开放以及对甜菜糖工艺的掌握（温带农业抢占了原本是热带农业所盘踞的地头，这既是第一次也是很重要的一次），在后来却帮助了宗主国国内的工业资本家们，帮助他们制衡了来自殖民地种植园主阶层的政治挑战”。然而在讨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特别是蔗糖市场形成的问题上，西敏司不免显得有些西方中心主义，认为殖民地只能是宗主国的附庸，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中没有能动性，未能看到殖民地所掌握的“弱者的武器”。但笔者认为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多重强者和弱者的关系中，殖民地内部奴隶对西方经济巨擘人――种植园主的能动反抗为西敏司在上述主体互动关系中所忽略。
詹姆斯?C?斯科特通过对马拉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进行研究，认为在武力弹压和经济关联的影响下，底层农民会采取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呆卖傻、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形式，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斯科特认为，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事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策略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农民以大量的反抗与不合作行动的形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笔者认为来自殖民地内部最底层的这些非暴力的反抗，将如“蝴蝶效应”一般影响到宗主国，因此在讨论资本主义历史构成时，弱势地位的殖民地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
三、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美国人类学历史特殊论学派代表人物博厄斯曾就二战时的社会情况，从种族、民族主义、优生学、犯罪学、文化的稳定性、教育、现代生活与原始文化等方面论述过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结合《甜与权力》来看，西敏司也品读出了现代生活的隐藏文本。
1、人类学的微视角
《甜与权力》一书被誉为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其以小见大、以物见史的写作方式更是王冠之钻。西敏司以一种新的方法论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志模式，并没有到某一田野点居住下来进行田野调查最终写下该地区的人和物形成一部民族志，而是以糖的生产者、消费者、生产地区、消费地区以及糖本身为对象，写下了一部关于糖的“民族志”。欲将糖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起来，象征和解释的人类学方法在本书中多得运用。切入点虽小，但人类学的历史、象征、解释的内涵使得“微眼看世界”成为可能。
2、选择的权力
现代生活标榜自由，社会在渲染、甚至普通民众也深信不疑的是，自己手中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选择的权力，似乎是市场体系制造的表象。我们只能在市场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内进行选择，一旦商家不再供给，我们则别无选择要么使用替代品，要么放弃使用，而替代品又是由商家提供的。另一方面，现代人在生活中很难不受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攻势影响，广告在提升产品知名度和攫取消费者对商品的“注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所消费的，是幕后的他者所引导的。
“糖在现代饮食中的地位，那奇特而难以察觉的对人们掌握自己所食之权利的蚕食――随着另吃糖的人成为大众化食物制品的消费者，而不是自己掌握如何用它来烹调；那些各式各样力图确保消费在固定轨道之上运转，进而保证食品工业的利润能够得以维持的力量；那些充满自相矛盾的，伪装在‘方便’、‘快捷’与‘自由’的面具之下，个人选择自由的萎缩，以及抗拒这种趋势所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所面临的萎缩――所有这些已经说明了，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我们支配自己食物的权利。”选择食物的过程都渗透着市场的控制力，其他方面的现代日常生活亦然。现代生活的便捷化、快速化看似丰富了民众生活，资本主义工业化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本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达到解放自由的目的。然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被要求高效化，个体反倒是觉得时间越来越紧。
四、结语
关键词：维吾尔族；左与右；禁忌
每个民族都存在其独特的风俗习惯和禁忌。在不同民族相互交流共处的环境中，若对异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了解不甚，容易引起对其存在文化现象的误解，进而做出冒失礼仪的现象，较严重的，则会引起双方之间不和谐的局面产生。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共同聚居的环境中，为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了解和探究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的风俗与禁忌显得格外重要。因此，认识这些空间禁忌的表现和历史根源便是研究和了解维吾尔族的价值观判断与意识思维的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切入点。
左与右具有彼此相对立的属性，是空间定位中的对立，就像阴与阳，雄与雌，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极，在世间具体构建中具有其明显的界限。然而人类如何或为何将左与右和丑恶与美善相联系，并形成一个民族的禁忌或必须遵守的说法，我们可以试从多重解释中探索其原因。根据玛丽・道格拉斯的解释，“ 禁忌是一个自发的编码实践。它会建立一套关于空间界限的词汇以及一套物理的和口头的信号，为的是把一套脆弱的关系维持在一起。如果这套编码没得到尊重，它就会以某种危险相威胁”。因此，一个族群所共同遵守的某一规则，如以禁忌的形式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对维持该群体的紧密关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翻开人类历史篇章的早些时段，从了解原始人意识形态的构建依据中可以寻求答案。“占据原始人精神世界的基本的一组对立就是神圣和世俗的对立”。①这一对立主体的构建使得分属于对立等级的人或物之间的任何接触和界限不明都会给对方造成危害，因此，大量的旨在将它们隔离开来，从而使两个世界都得到保护的禁令和禁忌应运而生。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新疆古往今来就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处，又是东西方经贸的交通要道。因此，多元文化使得多种在这片沃土上相继出现成为可能。如维吾尔族的先民回鹘人在历代历史纷纭变迁中先后就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和祆教。在这些不同的宗教体系中，左与右的地位随着宗教类别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萨满尚左”，②因为“左直接与邪恶力量有关，所以左手更适合于在人们为免除和消灭不幸，特别是死亡威胁而举办的仪式中充当主角”。后来传入新疆，并在当地很快传播开来的伊斯兰教则尚右，由于对“左与右的价值判断很大程度上受其宗教意识的影响”，那么当时信仰萨满教的回鹘人和在伊斯兰教文化环境中生息的现代维吾尔人对左与右的价值判断便截然不同，从回鹘人到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人的转变过程中，左与右的地位随着历代宗教改革或时间的推移相继发生了变化。
现代维吾尔族对左与右的价值判断必然深受伊斯兰教的深远影响。因为穆斯林相信“每个人的左右各有一位天使，右边的天使记录善功，左边的天使记录罪恶。”③因此，在现代维吾尔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与风俗礼仪之中便出现了各种禁忌和禁令，其表现形式存有浓厚的伊斯兰文化特征。维吾尔族的为人父母会教导孩子说，出门要先迈右脚，以求吉利；也相信“右眼跳财，左眼跳灾”；圣训规定的仆人在大小净，穿衣，穿鞋，吃饭，喝水，付出或接受东西时，也就是处理不污秽的事物时用右手，反之，如大小便，脱鞋等处理污秽的事物时均用左手。“现代维吾尔族是一个尊老爱幼，热情好客的民族。路遇尊长或朋友，要把右手放在胸口，男子相见要握手，妇女相见要互相拥抱，贴一下右脸，都以“撒拉木”问安，最后，双手扶膝躬身道别。”④因此，从宗教解释中延伸到日常生活的礼仪，左右手分工明确，让表示身体上有力和灵活，智力上的诚实和果敢，品行端正，好运和美丽，法律准则等正面的带有积极性的事物和行为与人身体的右侧接触，反之，让人身体的左侧接触或者完成一切带有消极性和负面性的事物与行为。特别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维吾尔族人会对天生便有左手倾向的儿童加以严厉的斥责，要求纠正其用左手写字或使用其它工具的习惯，只为孩子从小养成使用右手作业的习惯。在较大范围的人类活动中，也有更极端的类似现象。“雅各布森（Jacobs）医生曾告诉我们，他在荷属印度群岛作医学检查的过程中，经常发现当地儿童的左臂完全捆住了：那是为了教他们不要用它。”⑤因此，“鉴别一个孩子的家教是否良好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他的左手是否已经丧失了独立的行为能力。”⑥由这些从受原始宗教思维深远影响或人类现代化文明程度尚未发达的地区采集而来的实例得出的结论与现代维吾尔族人对于左右手的观念确实有程度上的差距，因为在现如今鼓励人们全面发展的社会中，不仅内在的素质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人的肢体表达方式和控制肢体的能力在观念上和实际上都予以了更多的自由。由于客观环境的改变和需要，我们不能忽视在弹奏乐器，科学研究或外科手术等领域中，左手在现代社会活动中所发挥的贡献同右手一样至关重要。然而，对于左右手持有由不平等性引起观念上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取向而言，则如出一辙，左右不平等的观念继续蒂固于人们的意识中。两元对立作为原始思维的基本要素，在维吾尔族人们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彰显着它的生命力。
“作为感知的对象和表达的媒介，人类的身体是被高度限定的――何谓合适的行为，取决于特定的年龄，地位，性别等等因素，不合适的，肮脏的，污染的行为也是一样――对身体的限制与社会组织形成了一个相关联的系统。”⑦身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如此紧密，在相互制约和影响下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维吾尔族人们在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要求自己的动作行为时，不仅在制造被自己族群认可的社会化的身体，而且这被制造的社会身体所表达的行为动作，促进着族群内个体之间的内聚力。对于个体自身，或个体存在于其中的社会而言，维吾尔族人的左右手空间禁忌表现出对自身或事物的发展起到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随着自然规律的发展，人类文明中还会有更多我们习以为常但需要用正确的方法和视角以于解释的现象出现，用理性的认知思考人类普遍存在的现象，将有助于人类对自身和对异族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多种民族聚居，多种文化荟萃局面的形成。
[注释]
①[法]罗伯特・赫尔兹：《死亡与右手》[M]吴凤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98
②[中]伊敏・吐尔逊：《古代维吾尔文化》[M]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176
③[阿拉伯]伊本・凯西尔著：《古兰经注》[M]孔德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35
④[中]王茜，刘国防等著：《维吾尔族：历史与现状》[M]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5：121
⑤[法]罗伯特・赫尔兹：《死亡与右手》[M]吴凤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97
⑥[法]罗伯特・赫尔兹：《死亡与右手》[M]吴凤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97
⑦[英]奈杰尔・拉波特 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鲍雯妍 张亚辉译：华夏出版社 2009：25
[参考文献]
[1][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2][法]罗伯特・赫尔兹：《死亡与右手》[M]吴凤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3][中]伊敏・吐尔逊：《古代维吾尔文化》[M]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关键词：维吾尔族；统生态习俗；环保意识的形成
一、 维吾尔族生活习俗中的生态理论观
维吾尔族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一直认为：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类只有认识自然、顺应自然、遵守自然法则才可以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人只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成员，只是地球的居民而并非主宰。自然界的生物之间以食物链的形式相互依赖 ，相互制约，相互补偿、相互协调。维吾尔族民俗中体现着大量的生态自然观。生态保护早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并已渗透到维吾尔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他们传统生态理论的体现在生产生活方式，文学作品，宗家信仰，禁忌习惯法等。
新疆维吾尔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偏爱绿色。绿色是维吾尔族人心中最神圣的颜色，绿色是和平，希望生命的象征。他们的穿着主色，建筑涂料，庭内外种的果树，葡萄，一片葱绿，春意盎然。挖梁，建磨坊时都要栽种柳树，庭院也别具风格。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首先要在那里种树。他们在屋里也养花，在留地里栽培各种花。通过这种传统的空气清洁法来预防感冒，头痛等疾病。没有种植花草，果树的维吾尔族人很少见。因为他们心灵的绿色意识，才有庭院，绿洲的自然绿和美化环境，热爱生活的各种色彩。
维吾尔族传统的习俗不允许在泉头，梁首洗澡，用过一次的水不再重复使用，即使洗脸水也要和饮用水一样清洁。体现着重视饮用水的清洁。他们还很重视路，房子的清洁，他们习惯于把路上的人和动物的粪便，石头，枝草(荆棘)清除掉,进入房子前惯于脱鞋、 擦试鞋底或者先脱套鞋后进屋上台。
维吾尔族敬畏绿色生命的生态理论思想也被融入到了其生活方式之中。他们认为，栽树或种田而被飞禽或人畜所食，被食用部分即为施舍善行 ，给花浇水也是善行，花草枯死时向植物表明歉意 。
二、 维吾尔族传习俗中的禁忌与习惯法在生态理论中的体现
禁忌是带有规范功能的民俗, 虽然没有强制处罚手段,但其或然性灾难后果和违禁后的咒语带来的心理约束力使禁忌能够起到对人的行为进行规约的作用。维吾尔族人历史上受到伊斯兰教文化中蕴涵的传统的生态理论思想的影响。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的世界井然有序，尊重自然万物，就是尊重造物主。伊斯兰教主张仁爱万物，合理开发。“古兰经”和“圣训”中都有真爱自然之物，禁忌幼畜，禁伐幼苗的训诫。伊斯兰教还规定斋戒期间和禁地内不准打猎。这些禁忌多多少少起到了定期保护鸟兽的作用。
伊斯兰教的使者号召信徒植树造林，绿化环境。因为受到伊斯兰教传统的生态理论的影响，生活在多戈壁大漠，干燥少雨的新疆人民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花草环保的居民。
维吾尔族传统的生态理论观的影响下，民间存在一种对水的崇拜。民间还有一系列水的禁忌，认为不许往泉水，河流和涝坝里大小便,不准在水源处洗衣、洗手以及往水中倒污物、吐痰。源于对水的崇拜, 他们严禁用污秽容器汲水、洗脸, 洗手严禁甩手, 为水是有生命的, 流动的水是活水,可饮用,滞积的水为死水,不得饮用。因此,在维吾尔当中尚保存有“翻腾七次之水当可用”的信仰习俗。
从维吾尔族宗教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层面上看，维吾尔族宗教传统文化已经原生性的含有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并且这种伦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维吾尔族先民也从未曾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是维吾尔族宗教传统文化代代传递和积淀的结果，这种传统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引导，使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新疆多民族地区千百年来能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
总之, 维吾尔族人认为人类和动物之间从来有密切关系,降临到动物身上的任何危险和灾难, 同样会落到人类头上;假如全体动物死光, 那时人类在精神方面就会感到非常孤独。因此, 他们将关心和保护动物的习俗提升到民族传统意识。
三、 从传统的维吾尔族生态理论思想对保护环境的启发
1.目前, 新疆的生态问题主要是草场的大面积退化、 森林的砍伐、 药源性植物的掠夺式开发等，造成了新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原因之一正是民间传统信仰等非强制性社会控制手段的失效,人们的环保意识的减弱。人们关注科学的论证和方法的同时, 却疏忽了一种很重要的能够不断起协助作用的哲学伦理，信仰和发自内心的意识的培养。
2． 新疆出台的环保政策，跟全国各地协助协力贯彻着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而且有着支持相关法律的群众基础。同时，政府应该加强从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传统信仰中和国家环保法律相符的内容进行确认和保护，并做好维吾尔族本身存在的传统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的连接。关注落实自治地方的相关自治条例以外，要用人类学的角度去发掘乡规民约的制定中的少数民族风俗中相关的环保观念, 并且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特点。
3.要加强民间的，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体现环保自然主题的重要性。目前，在新疆除了环境区以外的环保组织与学者, 真实感受着环境作用的当地、 当地居民却处于不积极的状态, 导致环境保护自然主体的缺失。当地居民作为环保自然的主题要有参与环保政策的实行和决定权。应该对民族地区进行环保资源开发的企业进行生态普法教育。不能允许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只核算利益, 忽视生态保护。
4.随着新疆经济的迅速发展, 维吾尔族传统环保观念与脱贫致富的合理愿望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些冲突, 为了进一步的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现代背景下树立一种新的环境伦理观,必须要使本土化的生态环境观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要寻找一种传统观念的现代式存在方式。
5.研究维吾尔族的传统环保理念，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使我们对新疆传统的民族文化也有一个整体了解。人类学研究民族文化业应该研究该群体的生态观,。
综上所述，维吾尔族传统的生态伦理精华蕴含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要求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 ,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根据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和谐出发，要坚持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标准。参考维吾尔族传统的生态理念中涉取精华，有所借鉴，做好具有特殊的人文，地理，气候，土壤等条件的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地区的环保治理工作。（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指导老师:马林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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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造力；人格；艺术设计类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225-01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设计类行业突飞猛进。设计业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设计灵感的来源不足，设计缺乏新意，艺术设计类大学生创造型人格的研究成为必然趋势。创造力与人格特征的关系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国内相关研究的被试群体集中于理工科、高创造力群体（科学家等）、高校教师或泛化的大学生群体。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分析
（一）国外创造型人格的实证研究
早期对人格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多使用的是加利福尼亚人格量表(C IP )。近年，Runco和Albert使用修订后的CP1研究天赋少年及其父母的人格与少年创造力的关系。上世纪中叶，艾森克依据因素分析方法提出了人格三因素模型。这三个因素是:外倾性(E)，神经质(N)，精神质(P)。
（二）国内创造型人格的实证研究
国内相关研究的被试群体集中于理工科、高创造力群体（科学家等）、高校教师或泛化的大学生群体。国内外关于科技人员人格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应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16PF)，但是也有运用加利福尼亚心理调查表或其他人格问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都表明优秀科技人员智商较高，富有才识;想像力丰富，喜欢幻想，富有创造精神;在问题面前当机立断，自立能力很强。同时，敏感性因素得分较低，表明优秀科技人员比一般科技人员能更理智地处理问题，不感情用事，不易冲动。
我国学者王极盛用自评法调查了28位学部委员和127位一般科学工作者，主要结果为智力因素:思维能力、独立思考、分析能力、联想能力、判断能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综合能力、思维灵活性和观察力。非智力因索:事业心、勤奋、兴趣、责任心、求知欲、进取心、意志、自信心、意志顽强性和情绪。
（三）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的研究
近几年开始了创造力的跨文化研究。创造力的文化差异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创造进取心的价值判断上，其次表现在文化对人心理结构的塑造上。另外外来文化对创造力具有催生作用。
当代中国优秀女科技工作者与普通成年女性比较，在人格特征上表现出低乐群性、低兴奋性、低敏感性、低怀疑性、低优虑性、低紧张性和高聪慧性、高稳定性、高有恒性、高敢为性、高自律性11个因素可能是“中国创造力强者的人格因素”。
二、研究的意义
如何将创意研究、设计理论、设计教育等最前沿理论成果引入设计艺术学领域，并发现推进设计创意教学和实践的可行途径。即通过考察创造学、人格中关于创意思维机理、影响创造力因素、创造力结构、创意技法等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设计艺术学教学及实践特点，思考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如何打破设计创意过程中的现实屏障，推进设计创意教育的改革和设计创意实践的发展。
从设计艺术学角度出发，重点研究设计创意活动的基本规律及特征、设计艺术类高创造力群体的人格特质、影响设计创意生成的主要因素、现有设计创意技法的不足及改良可能，同时，兼论设计创意教育改革等问题。
艺术设计类大学生的成功人士的调研证明：基因可以形成审美心理，后期的训练再修正和改正可以弥补审美心理上的空缺。另外出生环境、成长环境、教育环境、经历、能力、民族、地域也对人格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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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井西学，王金民，等.高校优秀科技人员与普通科技人员人格特征的比较.健康心理学杂志，2001,9(3):219-220.
关键词：艺术类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潜移默化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艺术类的高等教育也逐渐大众化。每年有大量的学生进入到艺术专业的学习中，如何使思想教育工作充分地体现出思想教育的潜移默化作用，更好地促进艺术类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对于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大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当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更好地为艺术类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完成大学学业提供有力的帮助。
一、艺术类大学生思想特点研究
艺术类的大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中接触到的艺术性文化和思维比较多，这导致了他们和一般的大学生存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差异：
（一） 沉浸在艺术海洋中，对于现实关注不够
艺术类的大学生对于艺术造诣和技巧比较重视，而且思想活跃，具有强烈的浪漫色彩。对于现实的关注不够，思想和行为常常不受现实的羁绊。特别容易受到西方自由思想和艺术不分国界的影响，导致他们在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存在个人的主观性，甚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再加上他们的思想、思维和现实之间的隔膜，对于社会的认识和鉴别不够，对于政治问题缺乏客观、深入的了解，导致他们对于思想政治学习、参与热情不高。
（二） 对艺术价值的看法消极
部分学生由于受现实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对于艺术价值的看法出现了偏差，导致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重工具、轻视人文。特别是容易受到社会艺术消极信息的影响，不少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充满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对于艺术价值的理解日益的功利化。再加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消极思想，上艺术类的大学生对于经济过分的敏感。部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充满了拜金主义倾向，对于艺术经济化工具化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导致其价值观出现了偏差，更加注重艺术的实用性。在日常的学习和就业中注重艺术的经济价值，对于艺术的精神价值则比较忽视。
二、提高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方法和措施分析
为了提高对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 加强对艺术类大学生的引导
随着网络的普及化和社会多元化价值的影响，艺术类大学生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群体性特征，因此应当积极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社会决定意识，在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包含了主流的价值和非主流的价值意识。要正确对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和把握，了解社会中的矛盾和现状，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找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法。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润物于无声的效果，在针对观念性的问题上，不能用强迫的方法来使他们服从，而且在现实中也难以做到，这样只会造成事与愿违的消极结构，而正确的引导则能够有力地化解艺术类大学生心中的壁垒。要利用正确的价值观进行积极的引导，要用讲道理、摆事实的方法来说服他们，最终使他们能够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二） 塑造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对于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不能仅仅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也不能仅仅依靠相关的工作人员，它需要学校各个部门和各个教职工的参与。应当依靠学校各个部门和人员的力量，塑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和环境。艺术类专业具有其独特性，学生和专业教师的接触时间比较长，专业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力则比其它部门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要大。艺术教师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专业教师要正确的看到自己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和价值。因此专业教师不仅要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同时也应当提高自己的人格和品质的修养和提高，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学校可以针对专业教师的思想政治的特点，加强对这也就是的思想政治具有培训，提高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更好的发挥他们在教书育人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艺术和社会生活具有广泛的联系，为了进一步的加强对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和专业教师沟通，做好艺术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民间艺术和民俗以及文化遗存等，培养学生对传统艺术文化的热爱。还可以做好艺术类大学生为社会特殊群体的服务工作，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汲取群众中的有益文化，感受到民间的真实生活，改变艺术学习和创作中的功利思想和金钱意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正确观念。在社会实践中，要创造积极的平台，使学生能够多接触到大师的艺术作品，更好地感受大师的艺术追求和人格魅力。
三、结语
在对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正确把握学生的思想现状，通过和学生的沟通和调查，了解他们的思想意图，从而提出正确的教育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中，要充分的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加强学生的价值观念教育，使学生能够正确的认识社会、认识自己、认识艺术。
参考文献：
[1]蔡炫，吴奕渠，代丹等.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2，（06）.
[2]夏艳，秦海洋.加强和改进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
关键词：艺术类人才培养 大学英语 课程模块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7-0068-02
1 引言
钱学森提出“要建立跨学科教育理念，探索适应我国的创新型人才。”对于艺术类的学生来讲，除将少数学生培养成极其专长型人才外，对于大众化的艺术人才培养，必须与市场、行业接轨，培养复合型人才。因此必须保证在学科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学生的综合能力，加强学生的综合素养，提高学生应变社会发展的能力。（钟安华：2009）
目前，我国艺术类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模式变化的要求已经从单纯的“专业化教育模式”向“通识教育”或向“通识教育”和“专业化教育”相结合的全面素质教育转变。按照国家“宽专业、厚基础、重能力、高素质”的基本原则，在艺术类人才培养中，首先应确立艺术类大众化人才的通识教育基础平台，然后进一步规划艺术专业方向。实际上，通识教育有助于知识整体性的形成与知识结构的优化，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确定宽口径教育的内涵。（钟安华：2009）
2 大学英语教学对艺术类人才培养的作用
从知识领域看，艺术专业教育课程涉及通识类知识、观念类知识、方法类知识、规则类知识、技能类知识等。例如服装专业知识禀赋指标体系包括绘画与造型知识；款式、面料、色彩知识；结构、裁剪、缝制知识；服装设计、历史知识；20世纪服装设计大师知识；企业管理知识；市场营销与消费心理知识；计算机知识；外语知识；其他知识。（钟安华：2009）从这个禀赋要求可以看出外语教学是服装专业知识禀赋指标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指的应该是英语的“本职工作”属于语言交际层面的知识，是大学英语课程的“个性”功能。而服装设计、历史知识以及20世纪服装大师知识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大学英语与艺术类课程在素质教育中可以分担的“共性”任务，是大学英语教学可以兼顾的职能。
吴鼎民在“大学英语教学的三套车构想与高素质人才培养”一文中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三套车”，简而言之，就是把英语语言、中外文化和多学科知识系统的溶于大学英语教学之中，把大学英语课程改造成英语语言学习和技能训练、跨文化交际以及通过英语获取多学科基础知识的一门综合性的、多功能的课程。（吴鼎民：2005）因此，不能狭隘地把大学英语教学理解为单一职能的语言沟通能力培养，它在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艺术类人才培养系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能够从多方面辅助、促进学生的专业课学习，有效开拓学生未来的工作与深造，全面提高艺术类学生的整体素质。但是，目前大学英语教学面临很多困境，还未能有效促进艺术类学生的专业培养，需要进一步探索与改革。
3 艺术类大学英语教学所面临的困境
英语学习学科氛围缺失是目前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最大困境。艺术类学生对各自的专业课程学习十分认真投入，但是对于公共课学习积极性不高。这是因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基本不需要公共课提供直接基础和前提，公共课对他们专业的学习没有直接助益，学生自然没有学习的动力，大部分学生目前的思想认识水平还达不到意识到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深度。他们普遍存在着重“技”轻“道”的思想，意识不到公共课在构建自身全面合理的知识结构，增加自身的人文修养，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方面所能产生的重要作用和长远影响，因此，对公共课的学习态度较为被动。（肖莉：2009）对于大学英语课程学习，艺术类学生在问卷调查中给出如下反馈：60%的艺术类学生英语学习主要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和应付考试，还有6%的学生表示不检查就不学习就算检查也应付了事。65%的学生表示英语学习的时间投入只是用来完成作业，5%的学生表示专注专业课学习所以根本不投入时间学英语，甚至1%的学生还表示经常逃课。
从学生的角度我们找到了大学英语教学得不到重视的原因，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上面有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需求，让学生能够从大学英语教学中受益并认可大学英语教学在其专业课学习、整体素质提高以及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呢？在我们抱怨英语学科氛围缺失，大学英语教学得不到学生重视的同时，是否审视过我们的英语教材有没有真正根据艺术类学生的需求在进行编写呢？我们的英语课程设置中，有哪个课程照顾到了艺术类学生对英语学习的期望，能够针对艺术类学生的专业要求以及学生日后职场发展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计？很多事情都是互为因果的，艺术类大学英语课程设计忽视了艺术类学生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艺术类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忽视，而学生的缺乏兴趣和积极性又使得大学英语教学举步维艰。为了摆脱这种教与学的现状，根据艺术类学生专业学习的素质要求和学生个人对于英语学习的需要及时调整、建构大学英语教学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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