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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这场讨论中，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首先展开的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路向与理论兴趣:一是人学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学者是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马克思关于人或社会的三种形态理论的启发，即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才能到达人的最高发展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即由人的“类”本性决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类哲学”的思路。［1］二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思路。有许多学者基于对苏联理论体系的反思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他们在文本层面上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在理论层面上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来重新解释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概括哲学的特征本质，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潮。三是哲学史的研究思路。从学理上讲，关于哲学本质的回答需要回到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因此，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向之争便直接引发了哲学史研究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争。其争论焦点是，代表马克思成熟思想的经典著作，到底是人学韵味浓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更为强调现实实践逻辑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无意识地突破了人学与实践哲学的范式之争，十分敏锐地提出，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动向，也是哲学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但在当时，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相连———它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已突破异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义其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学学科除了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更为前提性的则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即涉关存在论———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来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5］人的本质是什么，不仅是人学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学派把人定义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动物。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绝不可能是像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学回落到神学逻辑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为中心对抗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它不仅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也关注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从而引发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大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进化学派观点把人看作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从而将自然主义人学推向了极端;作为自然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向运动，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则在对宗教神学的反思中发展出了理性主义人学思潮，这一基于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思”是人的本质特征，“我思”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这种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某种理论上的极致。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把“我思”(观念)理解成人的本质，而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起庞大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而在德国的观念论思想之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因而提出了“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域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索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历史哲学韵味的人类学思潮。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人类学思想路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历史科学。今天，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外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重新拾起一度中断的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并将这种反思推向一个自主性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学界走向理论自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们重拾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提供了极好的学科背景。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类哲学)有效沟通起来，以打开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类学只是一个在学科意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称”———因为学科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行规。换言之，人类学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名称本身，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于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重要的理论: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二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之所以无法把政治经济学与类哲学有效结合起来，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受限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在马恩经典著作中，他们所阐发的政治经济学跟苏联所编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有差异的，其重大差异我们可以用恩格斯的定义来解释一下。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广义层面，一个是狭义层面。狭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谈论的劳动价值论、资本、货币、商品等这些实际上是隶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马克思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构想，但并没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资本论》第1卷)。根据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设想，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有六大部分，分别为资本(这部分后来演化为《资本论》的整个体系)、国家、土地、国际市场、国际贸易，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问题。换言之，苏联学界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马克思本人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马克思生前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整个思想完整地建构出来。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历史科学，按照恩格斯的定义，它指的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规律的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更为广阔，它不仅仅包含资本主义社会，也包含前资本主义社会，另外还包含东方社会，这是一个更大的范畴。这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恰恰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相重合，而狭义政治经济学则与经济人类学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关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不得不提到他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此我们主要以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例来说明。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认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讲授‘人类学’课程讲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毕生的书斋生涯其实都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终都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仅仅从认识论上的‘批判哲学’来看待康德哲学已经显得过于狭隘，必须从人类学的立场来考察康德整个哲学体系”。［6］1－2从这一角度来看，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是将神学(宗教问题)人类学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思考路向显然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费尔巴哈作为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宗教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期恢复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这使马克思豁然开朗。
现在我们要明确，只有一个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而不是两个。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是作为吸收、借鉴的部分。西方经济学作为体系，作为学派和学术名著来介绍，我们还是需要的，需要专门的向学生介绍，但是不要突出它。
二、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方法为实证分析法。那么，教学时，怎样引导学生运用实证法去探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呢？
（1）课堂教学时，要从经济学的理论层面切入，引导学生弄清楚经济变量的科学定义。
比如：何为经济学？答案是：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某种社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合理利用稀有缺资源的学科。上述对经济学的简单定义，却蕴含着多层含义：A.因为资源稀缺而引发经济问题，如果资源丰富，经济学则没有产生的土壤；B.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C.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D.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稀缺资源配置和科学利用稀缺资源的学科，学生一旦了解了经济学的上述基本定义，就会激发其了解经济学产生、发展、演变等过程的欲望。
（2）教学时，注意设置假设条件。
假设是理论产生的土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假设，理论就不可能成立，至少不能完全成立。在此前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大都习惯于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满足于记忆现成的答案，却茫然不知假设的重要性。所以，高等职业学院的教师在教授经济学课程之前，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下列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因为这是小学生都能迅速准确回答的问题，所以，高等职业学院的很多学生对自己的大学教师提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深感迷惑，因而往往不敢直接回答，而是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
（3）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
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对于经济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三、改造教材
目前，高等职业学院现有的教材，既要构建经济学基础理论，又要借鉴经济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马克主义理论研究成果，这便要求我们适当改造原有的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鼓励学者们在下列几个方面的研究：
（1）鼓励众多的理论研究学者从多个层面研究和写作政治经济学教材；
（2）鼓励众多的理论研究学者自选专题研究经济学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关键词：财政理论 心理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现在研究心理学在交叉学科的应用的学者提出“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观点。如果只从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分析，会发现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除凯恩斯的理论外，我们也可以从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证其财政理论与心理学的联系。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对财政政策的定义为：政府运用国家预算和税收等财政手段，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 。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税收，财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预算拨款。
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运用财政手段（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等）调节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过收入分配发挥作用，所以，接下来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在考虑收入分配方面主要关注效率与公平的抉择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这一矛盾的阐述是：发展社会生产，就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引入竞争机制，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联系我国国情即为：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要坚决依法惩处。要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调节过高收入。要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同时，要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论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心理学上的解释。1.激励效应，允许或鼓励一些人先富起来会通过激励效应让并不富裕的人产生强烈的愿望及动力，有利于带动微观经济主体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有所增长。这种激励效应在很多企业都有应用，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种激励效应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每个普通的中学生都经历过体育跑步考试，在考试的时候，教师往往会找个跑的相对较快的同学在前面领跑，以激励后面的学生。2.公平效应，控制在心理学上可以认为是对激励应用的控制或规范。我想从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时候教师会找个跑得相对较快的同学带跑，但是好的教师还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们和我们前面一个同学的差距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我们会产生可以追上的认知，才会达到激励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过大，我们会更加没有力气甚至放弃。这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结合中国国情所指定的具体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
财政政策在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中的定义为：对税收和公共支出进行规划，以帮助抑制商业周期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就业率，避免过高的或剧烈的通货膨胀。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们主张政府的公共投资必须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较长时期的规划，并推行赤字运算；他们同意庇古关于税收的观点，将税收原则归纳为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他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动稳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识的调节税率，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中跟我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税收问题，也涉及到与心理学的联系。利益原则，即人们认为应当根据他们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来纳税。牺牲原则，即腹水的安排应是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这两条原则都注意到税收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减少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有助于尽量减轻这种影响。牺牲原则注重我们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则注重我们对所付出的代价 （税收）得到回报的程度。只有我们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且我们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们愿意接受范围内的相对不公平下的公平），我们才更愿意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凯恩斯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在各方面都有所异同，尤其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对个人收入分配（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宏观经济――对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影响。具体的异同可以从财政政策大体划分的税收、支出和预算三个方面分析，除此之外，这三种理论在财政方面区别联系细究起来甚至可从这三种学派最初对市场及参与者的假设开始分析。
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和我们生活的密切相关性，经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进行，我们从中得到的效用对生活至关重要，也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经济政策，只要影响我们的得到效用，就会引起心理的反应，从而得到心理学上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段海英，邓菊秋.《财政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2]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第十八版
[3]李杨.《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5]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对象；职业发展前景
【前言】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要求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才具备极强的综合人文素养。经济学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新经济时代无论在经济建设方面、生产生活方面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若想在祖国的建设大业中贡献力量，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必须对经济学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因此，笔者针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职业发展前景”一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经济学概述
（一）经济学概念
经济学（economics）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针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人类为谋求进步所从事种种生产经营活动的特殊本质，以及经济活动中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做出的学术研究。经济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得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实践，如：生产、交换、配置、消费等。经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关系中进行，经济关系是指人们在长时间的经济活动实践中产生的交错复杂的关系的总和，在各类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发挥最大功能的是生产关系[1]。
（二）经济学发展历程
经济学是与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相生相伴的一门科学。人类文明发展到奴隶社会阶段，经济活动开始产生，这一时期古希腊开始出现经济学萌芽，以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主要代表，针对经济学开始进行系统分析，如色诺芬的《经济论》、亚里士多德的商品交换理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等。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产生，这一时期经济学出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针对农业生产进行经济讨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成熟；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19世纪末期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发展，这一时期，经济学更加注重对经济现象的讨论和分析，经济学逐渐脱离政治成为独立的知识理论体系，20世纪钟声敲响之际，经济学完全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成为了独立学科。一路走来，经济学可谓凝结了无数智慧和汗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了杰出力量。
二、经济学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广泛、涉及领域多元化的学科，伴随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呈现动态趋势，若想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以不同的角度分析，以下笔者针对经济学产生根源和经济学形式划分两个方面阐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基于经济学根源
经济学是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科学，人类在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必然应用相应的资源，经济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所以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的欲望之间出现了矛盾，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指导，这种矛盾将是不可调和的。经济学的产生可谓为上述矛盾开出一剂良方。针对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学将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和生产机会作为研究核心。同时，资源稀缺性为经济学带来了四大研究课题：第一，在经济活动中需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第二，利用多少劳动力、多少成本、什么样的技术进行生产？第三，生产出的产品将会去向何处？第四，在该项生产中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价值？根据经济学产生的根源，以上四大问题是其主要研究对象[2]。
（二）基于经济学标准
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不用的部分，如：按照时间标准可以将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按照应用的标准会出现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但是最为权威的划分方式是按照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区分，按照这一标准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两部分。宏观经济学将国民经济总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经济变量的总量是怎么决定与变动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总结为“观林而不观木”，即学科术语中的“bird's eye”。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是针对个体经济单位行为及经济变量的个量是怎么决定和变化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归纳为“观木而不观林”，即学科术语中的“worm's eye”[3]。
三、经济学职业发展前景
伴随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学科。因此，经济学的职业发展前景广阔。首先，研究经济学能够掌握金融相关知识，未来可以在具有商业性质的银行系统进行发展，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亦可将职业生涯规划方向着眼于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第二，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状况，所以就业范畴可以拓展为各类具有经济性质的行政单位，如财政、审计、海关等部门。第三，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研究经济学之后可以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方面工作。总而言之，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经济学在未来的职业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综上所述，文章首先对经济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进行了阐述，然后针对论点系统分析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最后根据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了经济学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能够引发莘莘学子对经济学的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经济学原理和知识，能够应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我们日常生活实践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全面提高自身综合人文素养，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邱海平，张宇，郑吉伟，等.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1年）[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12（01）：3-65.
[2]周靖祥.改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度探析研究与评价之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3）：90-107.
关键词：西方；消费；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43-03
消费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在消费经济学说中，生产与消费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整体，“生产与消费”一直都被经济学家们研究与讨论。学术界对于消费结构研究的定义有所不统一，但其中有代表性的言论是消费结构是指居民在消费时所使用的消费类型之间的比例关系。在许多的学术定义中，则过多的是将消费结构看做是一种比例关系的变化与函数关系，对于其中内涵的阐述则较少。
对于西方经济学家而言，分析消费结构，对于了解消费者行为，研究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以及研究社会消费水平、社会消费趋势和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很有帮助的。他们认为，对消费结构的研究是当代西方消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费结构的分析方面则大多是从家庭消费结构、恩格尔定律、影响消费结构变化的因素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其中，很多观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威廉?配第的消费思想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向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源头，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时代中，资本积累的时代特征导致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便是主张资本的大量积累，注重商业的发展。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思想当中自然也秉承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他主张在消费上“少消费多积累”，重商主义观念较为突出，主张消费过多会使人们变得懒惰。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个人消费只不过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只要能使食物消费维持工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那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就可以持续进行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消费观。他把资金的支出按照是否有利于生产的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大吃大喝、购买衣料、家具、建筑房屋、改良土地、开矿和捕鱼、经营从国外运回金银的事业。他主张用赋税改变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提倡政府充分利用赋税的作用调节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威廉?配第对各种消费支出的认识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一切为了积累”的时代特征。
二、亚当?斯密的消费观
主张对消费的节制，主张将资本的积累放在首位是亚当?斯密的消费观念。与威廉?配第所不同的是，亚当?斯密首次提到：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消费，收入所能取得的一定量的消费品价值是消费力的实质是，而不是货币或金块本身。
亚当?斯密对人们的消费思想进行了分析，对倾向奢侈品的消费行为与节俭的消费态度之间进行了比较与讨论，主张有利于国民财富增加的节俭消费行为或者是干脆节制消费，不主张奢侈性消费，认为奢侈性消费不利于国民财富的增加。有些问题涉及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考察的消费习惯持久性问题。第一次真正地认识到消费的作用和地位是亚当?斯密对消费思想的突出贡献。
三、萨伊“萨伊定律”和马尔萨斯“有效消费”
让?巴蒂斯特?萨伊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是与李嘉图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部分进行的发展，被学术界称为早期庸俗经济学说的代表人物。
让?巴蒂斯特?萨伊在消费理论中的突出奉献在于他将“消费”正是纳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人”，萨伊的观点中，消费即效用的消灭，不会损失价值的东西不能消费，而房屋失火也是消费，因为效用被消失了。在萨伊的消费思想中，“消费行为本身所产生的满足的程度”才是消费的真正且唯一的目的，他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生产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不会出现需求不足。”萨伊定律的在凯恩斯革命前一直为西方的经济学主流所接受，当时在当时则是被马尔萨斯、西斯蒙第和马克思等人反对与批判。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消费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有效消费”概念的提出，他第一次提出了“有效消费”这样的一个概念：人们能够而且愿意支付这样一种价格来购买产品的消费，这种价格会引起产品的继续供给而利润不至于降低，保护产品与消费的平衡是非生产性消费者的特殊作用，这种平衡使得财富增长、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获得最大的交换价值。地主的消费对于经济停滞是至关重要的，而经济停滞是由市场供给过剩所造成的，他反对对贫民的转移支付以增加消费需求导致人口增加的行为，反对政府对过多的非生产性消费提供资金。
四、西斯蒙地的消费观
西斯蒙地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值得重视的，将消费界定为人的需要，在消费方面应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全然建立在人的需要之上，即消费应是第一位，有优先位置。在所研究的经济关系中，人才是其研究对象，财富则不然。他以人们全部都能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才是各国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应达到的目的为主张，主张精神消费，不仅仅是物质上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也应当包括精神上利益的满足，人们不应该过于重视物质的财富。西斯蒙地在消费观赏的贡献是较为丰富与科学的，他的学说奠定了消费优先的地位，值得肯定。与此同时，西斯蒙地也指出：“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正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财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快乐。”西斯蒙地对萨伊定律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成产决定消费，首次提到了“消费不足说”与“经济危机说”，认为：可能导致消费不足的原因无非是资本主义财产过于集中，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后必然会导致消费不足。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 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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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2006（2）.
关键词：男性不育症；锌；生殖激素
中图分类号：R698+.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5-0515（2013）6-217-02
男性不育症是人类生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生殖内分泌激素与男性的发育、发生及有着密切的关系。锌对性器官和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还影响前列腺结构和功能[1]。2009年9月～2012年9月，我们对210例男性不育症患者在常规体检和分析等检查的同时，进行精浆锌、血清及精浆生殖激素（FSH，LH，T，PRL）检测，旨在探讨精浆锌、血清及精浆生殖激素水平测定，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男性不育症患者210例，年龄24～40岁，平均28岁（不育组）。身体健康，性生活正常，均为婚后2年以上未育。均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经男性学及配偶妇科学常规检查，均排除生殖器官先天性异常、遗传、内分泌障碍，以及损伤、感染等引起的器质性的病变。同时，以80例健康男子作为对照，年龄23～35岁（对照组），近2年内均有生育史，常规检查正常，无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1.2 标本采集与处理
要求被测对象用方法采集一次射出的全部，并排入清洁、干燥的采样杯中。收集的标本立刻放入37℃水浴中，待完全液化后取混匀lml，离心分离精浆（3000rpm，15min）。去除及其他沉淀物，吸取精浆贮存于-20℃低温冰箱中待测。被测对象在收集的当天上午9时左右抽血，分离血清4～6℃贮存待测。
1.3检测方法
1.3.1常规分析（SemenAnalysis，SA）采用计算机辅助全自动分析仪，检查结果参照WHO的分析标准，以密度≥20×109/L、活动率≥50%、a+b级活动率≥50%为正常值。
1.3.2精浆锌测定 用北京普析MB5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对两组精浆进行测定；
1.3.3生殖激素检测 用德国Roche411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两组的血清、精浆生殖激素。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用X士SD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33例无精症和87例少精症患者精浆锌含量为（105±5.71）mg/L，对照组为（139±87.10）mg/L，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浓度与血清生殖激素FSH、PRL、LH、T的相关性见表1。
表1显示，少精症、无精症患者FSH水平明显升高，与正常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通过分析精浆激素，血清和精浆激素比值（B/S）。初步得出以下结果，见表2。
表2显示：
2.3.1精浆中FsH含量比较恒定，但在少精症、无精症中FsH的B/s值增高（P
2.3.2精浆LH含量在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精浆LH和血浆与精浆LH比值（B/S），各组间无明显筹异。（P>0.05）
2.3.3精浆T含量 在存活率低下症和个月观察生精功能恢复者巾有明显增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2.4精浆PRL含量，在少精症、存活率低下症中有明显增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3.1 不孕症患者精浆锌测定的意义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的调节是人类生殖生理活动的关键，任何一个环节有异常都有可能导致男性不育。缺锌影响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可导致减退，数量减少，重者可使生成陷于停止。本实验结果显示，无症组的精浆锌含量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降低（P
3.2精浆锌对生殖激素水平的影响
精浆中微量元素锌可以通过干扰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降低性腺功能[2]，甚者影响生殖激素的分泌。我们分析了33例无精症患者的精浆睾酮，发现生精功能损害到不可逆的情况下，精浆睾酮可以降低或者不变；少精症、活率低下症，其精浆PRL浓度高于生育组，并有显著性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看出，精浆锌隆低，生精功能障碍，精浆中T、PRL增高。而当功能受损到不可逆程度时，精浆睾酮下降或者不变。因此，精浆锌和生殖激素的测定，在男性生殖生理的研究和评价生育力的方法上可作为一项辅助指标，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3.3精浆生殖激素与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关系
实验结果各组间精浆FSH含量无显著差异，而血清FSH与精浆FSH比值（B/S），在少精症、无精症组有明显增高，与生育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原发性少精症和无精症患者，当功能受到损害时，分泌的抑制素减少，反馈作用降低，垂体分泌FSH增加，使血液FSH浓度上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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