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7 16:13:0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政治经济学定义，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和讨论教学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思想主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经济学教学中的“自我否定”现象。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同一经济现象运用不同经济理论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讨论教学法在促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观察与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方面很有帮助，讨论教学的目标、内容、过程控制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基，很多理论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是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方式，同时促进了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是在今天，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步成为非主流经济学，而其自身存在的缺点却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批判。从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进行分析，对比与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进一步讨论其改进与发展的趋势。
1引言
关于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见解。现在以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往往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对其劳动价值论进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动摇其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经济学为庸俗经济学，由于其阶级本质决定庸俗经济学家要维护本阶级利益。对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效用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争论一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才算结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经济学逐步使政治经济学边缘化，而劳动价值论仅仅作为一种学说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响力。
看一种理论是否是正确的，主要就是看它对现实社会是否就有解释力。然而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却往往忽视了其现实解释力的学习，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内核—劳动价值论，以至于思想僵化，无法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一些本来可以对现实社会有解释力的理论或者被教条僵化，或者被现代的计量经济学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逐步边缘化。
本文立足于回归政治经济学原本状态，从劳动价值论这一基础思想出发，对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做出客观评述，以确定其是否对现在生活具有解释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是过时了。从而对其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2文献综述
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中外许多经济学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有很多论述，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自觉站在某个阶级立场上，这样很多就没有了事实说服力。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了劳动价值观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决不会顺利的起作用。”
对于熊彼特的观点，张培刚先生在《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文中写到“我们认为熊彼特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两点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如果把‘假设条件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这一点作为反对的理由，那这也同样适用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其次，更加重要的关键一点倒是在于:所谓‘边际效用论’只是一种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而‘边际效用’作为一种生活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各个消费者千差万别，变动无常，要是把它作为最终形成价值和衡量价值的客观依据，不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发现熊彼特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劳动价值论的缺陷表现形式，张培刚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论的立场上说明，效用论并不是优于劳动价值论，然而对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却没有否认。
伍装在《理解现代马克思经济学》一文中说到:“马克思经济学提出问题与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统一的，这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学范式，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证过，也从来没有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上驳倒过”
这里面提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到政治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站在考虑个人的主观感受的角度分析社会，而是站在一个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的运作，来观察社会中的形形，人生百态。所以站在个人的主观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认都是没有意义的。
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认为中国历史的基线先后推转50。年，包括明朝，这长时间的视界使我们了解最近中国所欲困难的遮蔽，同时也看清楚好多问题互相连锁的情形。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现在还有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因为它产生时的情况和我国传播时的情况很相似，发展后在我国现在依然具有解释力，甚至比西方经济学更有解释力，而且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通过诸多文献的梳理，我们基本已经理顺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论的缺陷，政治经济学该用何种分析方法，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3劳动价值论及其衍生理论的优缺点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为依据衍生了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包括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等等很多方面。我们将分析以上几个的缺陷，进而提出改进意见。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会现实的体现。
劳动价值是由价值产生的。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是商品中有一个内核一类的东西叫做价值(value)，而这个价值则是由劳动产生的。商品的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从这两点我们看出无论是价值论还是效用论都是对客 观世界的反映，尽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设，无论是马克思的 完全竞争，还是效用论的理性人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 的，而它们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况的特定情形。而且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在对于一般情况的解释中，劳动 价值论更有解释力，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唯物状态，但是效 用论却陷人了一种为唯心的误区。不过在特定情况下的解 释力，价值论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钻石，以后 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这类问题上，效用论更有解释力。
这样我们发现熊彼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题，而 第二个问题的劳动力同质也不算是问题。我认为真正要解 决的是生产要素问题。
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但是 这里面确实忽视了其他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土地。马克 思解释为资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会劳动。这种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解释力的。比如土地，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资源，马克思认为是对自然资源的改造中耗费了 大量的人类劳动，但是逆向思维，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大量 的人类劳动又如何承载?所以单纯的劳动产生价值是不准 确的，这里面应该包括其他的生产要素，我们认为是多种生 产要素共同作用产生了价值。
(2)货币理论的前提假设以及表现方式与现在实际情 况脱节。
马克思对货币的定义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础。但是其背后货币的本身便是黄金，即使纸币抑或其他东西都是一种货币符号，其实质是背后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黄金。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货币的前提假定就是黄金是货币商品。
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我们发现其实马克思的假设在当时的时代是有一定意义的。马克思所处时期，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由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黄金大量流人资本主义国家，而纸币的发行也是以纸币背后的黄金为硬通货。这一切尽管理论没有产生，但是事实上便是这样运作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货币的本质进行阐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将当时的社会状况上升为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在当时是先进的。 然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却缺乏解释力。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都存在这很大的争议。不过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不存在劳动，也不是商品，仅仅有虚拟世界中一般等价物的特点，所以不能有价值，更不能说是货币。然而虚拟货币确确实实在当今很多领域充当着现实货币的作用，这是很难解释的。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这样两个:第一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现在的经济学家没能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将其精髓发展，而是教条套用。
当然，对虚拟货币的解释问题，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做的很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避了对货币的解释问题。
(3)流通中是否产生剩余价值依然无法解释。
马克思明确表示价值，剩余价值只会在生产中产生，即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生产前C=+v变成生产后的C=+v+m，m就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试生产的产物，并不是流通的产物，流通中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我们要考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19世纪的时候，流通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就拿地产来说吧，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地产公司，所谓流通，无非就是货币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商品则反向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流通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其实不然，交易费用的产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即使在马克斯时代，流通依旧产生剩余价值。为了论证需要，这里假设交易费用为0）。
然而当今流通不产生剩余价值这个论点是很值得商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内容。既有策划，市场营销，以及更多的销售网点。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包括很大的资本投人，很大的广告投人，很大的劳动以及土地投人，所以这里面产生的价值甚至高于生产产生的价值。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这里都产生很多的剩余价值。
4新历史角度下的改进
站在整体观和大历史观的角度上，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更在试图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其精神内核不是19世纪已经过时的理论，而是其中的方法，内在逻辑以及要解决的真实问题。这要掌握这一点，理论才会更加发扬。
与当今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发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变革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劳动价值论。只有内核变革完善，并且在整体性的思想下，马克思家政治经济学才会更加显示出其优越性。
诚如前文所述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没有与时俱进，很大原因是由于这个理论把劳动作为产生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也许在19世纪是正确的，但是在21世纪必须要发生变革，为此我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改良中的劳动价值论，提出新价值论的观点。
我认为商品甚至物品种确实存在其内在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是仅仅由劳动决定的，而是有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决定的。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决定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表示为:C=al+bk +ct，但是不同于萨伊定律，因为这里面依然强调的是劳动价值，其最终是客观表示而不是效用论。
这样很多由于现实条件变化，使理论过时的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比如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由于内部的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都可以形成价值，所以虚拟货币内部有很大的资本，则虚拟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又有使用价值属性，所以虚拟货币可以是商品。
还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产生剩余价值，由于流通过程中投人大量资本，土地，根据新价值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是构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然产生剩余价值。
5结语
关键词：财政理论 心理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现在研究心理学在交叉学科的应用的学者提出“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观点。如果只从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分析，会发现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除凯恩斯的理论外，我们也可以从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证其财政理论与心理学的联系。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对财政政策的定义为：政府运用国家预算和税收等财政手段，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 。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税收，财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预算拨款。
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运用财政手段（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等）调节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过收入分配发挥作用，所以，接下来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在考虑收入分配方面主要关注效率与公平的抉择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这一矛盾的阐述是：发展社会生产，就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引入竞争机制，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联系我国国情即为：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要坚决依法惩处。要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调节过高收入。要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同时，要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论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心理学上的解释。1.激励效应，允许或鼓励一些人先富起来会通过激励效应让并不富裕的人产生强烈的愿望及动力，有利于带动微观经济主体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有所增长。这种激励效应在很多企业都有应用，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种激励效应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每个普通的中学生都经历过体育跑步考试，在考试的时候，教师往往会找个跑的相对较快的同学在前面领跑，以激励后面的学生。2.公平效应，控制在心理学上可以认为是对激励应用的控制或规范。我想从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时候教师会找个跑得相对较快的同学带跑，但是好的教师还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们和我们前面一个同学的差距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我们会产生可以追上的认知，才会达到激励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过大，我们会更加没有力气甚至放弃。这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结合中国国情所指定的具体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
财政政策在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中的定义为：对税收和公共支出进行规划，以帮助抑制商业周期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就业率，避免过高的或剧烈的通货膨胀。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们主张政府的公共投资必须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较长时期的规划，并推行赤字运算；他们同意庇古关于税收的观点，将税收原则归纳为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他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动稳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识的调节税率，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中跟我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税收问题，也涉及到与心理学的联系。利益原则，即人们认为应当根据他们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来纳税。牺牲原则，即腹水的安排应是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这两条原则都注意到税收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减少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有助于尽量减轻这种影响。牺牲原则注重我们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则注重我们对所付出的代价 （税收）得到回报的程度。只有我们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且我们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们愿意接受范围内的相对不公平下的公平），我们才更愿意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凯恩斯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在各方面都有所异同，尤其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对个人收入分配（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宏观经济――对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影响。具体的异同可以从财政政策大体划分的税收、支出和预算三个方面分析，除此之外，这三种理论在财政方面区别联系细究起来甚至可从这三种学派最初对市场及参与者的假设开始分析。
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和我们生活的密切相关性，经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进行，我们从中得到的效用对生活至关重要，也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经济政策，只要影响我们的得到效用，就会引起心理的反应，从而得到心理学上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段海英，邓菊秋.《财政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2]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第十八版
[3]李杨.《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5]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资本论；价值；劳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010-01
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一贯认为，《资本论》是一个逻辑严密、洋洋大洒的学术体系。《资本论》从商品价值出发开始分析，从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从劳动价值到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的创造到剩余价值的分配，三大卷一气呵成，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术标准，其思想养育了几代中国经济学人，即使在西方经济学攻城略地的今天，政治经济学仍然在中国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它仍然是几乎所有财经专业基础课程，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进入经济学殿堂的敲门砖。按理讲，经过如此众多学者审核和认可的理论体系，如此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其逻辑应当极为严密而没有明显缺陷。但仔细考察《资本论》的逻辑之后发现，《资本论》在逻辑起点上却存在着致命缺陷。
《资本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商品价值理论，有两个基本命题：
（1）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2）劳动创造商品价值。
这两个命题是《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后面的一切理论皆从它进一步推演而出。如果我们将上面的命题（1）代入到命题（2）里面，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命题：
（3）劳动创造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命题（3）简化之后就是：
（4）劳动创造劳动。
这个命题显然是一个同义反复，在逻辑上是百分百正确的，逻辑学上通常称这类表达式为重言式。这个逻辑重言式虽然在逻辑上完全成立，但是却并不产生新知识。一个不产生新知识的命题作为逻辑起点，显然无法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理论大厦。这成为《资本论》真正的致命弱点，甚至有可能成为摧毁所谓的《资本论》逻辑严密性的致命一击。
实际上，我们可以替换命题（1）与（2）中的劳动为一个逻辑变量X，即：
（5）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X。
（6）X创造商品价值。
将（5）代入（6）之后得到：
（7）X创造X。
按照《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当我们把商品中包含的任意因素X定义为商品价值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断定X创造了商品价值。下面举两例，如果X表示碳12，那么我们可以说：
（8）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碳12。
（9）碳12创造商品价值。
由于碳元素存在多种同位素，因此我们为有确定结果指定碳12为商品价值的载体。按照《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商品价值的定义和价值创造的基本命题，我们说碳12创造商品价值也是可以成立的。理解上述推理的关键是商品价值的定义，当我们把商品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碳12之后，当然就是碳12创造商品价值了。但这可能不符合事实，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有价值的商品必须是有机物（含碳元素），无机物就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商品了。为此，我们可以做如下改进：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 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英】约瑟夫·格里科，【美】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2006（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剥削；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狭义剥削；广义剥削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6－0009－06
一、引言
剥削是理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在解析它。当然，在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芸芸众生也依据自身的体验与感悟，用最素朴、最贴近生活的语言，直观地阐释评论着剥削(这种表述、评论以及相应的反抗行为每天都在上演着)。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为之深思。这里，首先需要辨析的一个问题是：应当如何科学地界定剥削?
二、对现有剥削定义的评析
(一)对正统政治经济学剥削定义的评析
我们知道，马克思穷40年心血撰写的鸿篇巨制《资本论》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及灭亡规律的，《资本论》的核心理论就是建筑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石之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的理论。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剥削作出明确定义。他们比较接近剥削定义的重要论述的有：
马克思说：“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
马克思还说：“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
恩格斯说：“剩余劳动和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的被别人占有，即超出工人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劳动和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态的共同点。”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政治经济学辞典给出的明确的剥削定义，都是后人根据创始人的剥削观概括出来的，各种版本的表述大同小异，其比较规范的表述是：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
仔细审视正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政治经济学辞典关于剥削的定义，可以发现其中有三点不足：
1.这一定义只是概括了经济剥削，而没有反映超经济剥削。比如，依仗军事武力、行政权力、体制、政策等非经济因素，对社会个体或集团等的经济利益进行无偿占有。
2.即使将分析问题的范围严格限定在纯经济剥削领域内，定义将剥削限定为“凭借生产资料的垄断权而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也是十分狭隘不全面的。因为，历史与现实的纯经济剥削方式绝不仅有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具体来说，既有上述的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这是一种历史最久远、最普遍的剥削形式)，也有不同于此类形式的剥削。比如，生产资料所有者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剥削表现为厂家对厂家的剥削，如拖欠货款、拒付欠款等；消费者对业主的剥削表现为欠费不交、损坏设施不赔偿等；劳动特别是高级劳动、复杂劳动对资本的剥削，如职业经理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并因此侵占资本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再有，国家对国家的剥削，如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等；当然，还有凭借流通资料所有权、垄断权对他人或社会集团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及其产品的剥削。如商业领域广泛存在的对非商业领域的剥削以及商业领域内部的剥削等。此外，还有凭借金融资本所有权、垄断权对他人或社会集团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及其产品的剥削。如金融领域广泛存在的对非金融领域的剥削以及金融领域内部的剥削等。
由上可知，正统政治经济学关于剥削的定义只能视为特定狭隘的剥削定义，它缺乏对这一范畴的抽象力和全面概括性。
3.这一定义明显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所提出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相悖。党的十五大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又强调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毋庸置疑，生产资料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按照公平原则，这一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作出了贡献，就应当获取相应的报酬。这一相应报酬虽然不是劳动所得，但绝不能认定100％都是剥削所得。这是正统政治经济学存在的明显不足。
当然，正统政治经济学上述定义之所以认定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垄断权获取的收益都是剥削收入，主要理由是：生产资料固然是生产要素，但不与劳动相结合的生产资料不过是死物一堆、毫无价值。
对此，可以这样反诘：“不与劳动相结合的生产资料不过是死物一堆、毫无价值”，但纯粹的不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空洞劳动”，难道就能创造财富和价值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实际上，财富和价值是由诸多要素的合力作用形成的。既然如此，将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得的收入定义为“剥削所得”，岂不是显得非常缺乏说服力吗?可见，合理的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得的收入，就是按要素贡献所获得的收入。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先退一步，姑且认定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的收入100％都是“剥削所得”。那么，按照这一逻辑推理，这些生产资料所有者要是不剥削，他们又应当如何呢?显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将自己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厂房等统统拿出来让劳动者白白使用，而不能向其索要1分钱(索要1分钱就是剥削)。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纯粹的劳动者白白使用别人的生产资料而不付1分钱的代价，这岂不是“无偿占有”吗?无偿占有不就是剥削吗?!
分析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所获取的收益固然不能称为劳动收入，但绝不能将其完全视为剥削所得。
对于上述正统政治经济学剥削定义的缺失，还可以采取归谬论证的方法分析。按照以上单纯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的收入都是剥削收入的观点推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划出大片国土兴办特区对外招商，由此收取的土地使用费就是剥削收入了?进而，我们
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剥削他国国民的剥削国家了?再有，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将大批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转给民营企业或私人经营并收取承包、租赁费，那也是对这些承包、租赁者的剥削了?还有，我国绝大多数的城乡居民在银行都有存款，以及还有数量极为可观的投资人在股票市场投资，他们因此而获取的利息及红利收入(财产性收入)也是剥削收入了?也就是说，我国几乎全体国民都是剥削者了?……显然，正统政治经济学的剥削定义是经不起实践的严格检验的。
但是，我们又必须正视，自从人类私有制产生以来，绝大部分的剥削现象，又确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以及垄断基础之上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此，我们需要在前人理论贡献的基础上，对剥削范畴作出客观、全面、科学的概括。
(二)对《辞海》关于剥削定义的评析
僻海》对剥削的定义有二：“一是压榨、侵夺；二是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
这一定义可称道之处在于，揭示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势能差”特征：剥削者总是强势者，而被剥削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剥削”表现为“压榨、侵夺”，而“压榨、侵夺者”总处于强势地位。这一揭示与人类的剥削史完全吻合。
然而，这一定义存在两点缺憾：
1.定义过于宽泛。须知，剥削乃经济学范畴，而“压榨、侵夺”除了可以表示经济行为外，还可以表示非经济行为。比如，政治压榨、军事侵夺以及对社会成员的政治、宗教、文化等权利的侵夺等。这就是说，上述定义没有明确的特指性。
2.上述定义又将剥削表述为“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显然，这一表述比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更为偏颇。因为，按照《辞海》的表述推论，不仅笔者以上指出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忽略的剥削不能认定为剥削，而且公有制经济内也断然没有剥削，进而凭借公有财产支配权为个人捞取不当得益的行为就不叫剥削，混吃“大锅饭”、少劳不劳者对多劳者的财富占有也就不叫剥削，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三)对“通过抢夺、盗窃、欺骗和贪污来侵犯公、私利益而获得价值的行为是剥削”定义的评析。
这一定义也存在两点漏洞：
1.它只表述了超经济剥削的部分外延现象，而没有明确界定它的内涵。同时，它完全没有涉及经济剥削的内涵和外延。
2.将剥削所得仅仅界定为“获得价值”也是明显片面的，因为它排除了对活劳动、物化劳动、自然物的剥削占有，从而排除了非商品经济社会的剥削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诸多剥削。
总之，如上定义是一个粗陋的、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剥削定义。
(四)对“非法收入就是剥削”观点的评析
学者石康认为：“区分是否属于剥削的标准不应是收入所得的主体是什么人、是否拥有资产、是否雇用了工人，而应是通过什么手段取得收入，应通过对收入主体获得收入的行为进行分析来判断是否属于剥削。而对行为合理性的判断只能依据法律。获得收入的行为是合法行为，就不是剥削，非法收入就是剥削。”
笔者认为，以上立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法”作为上层建筑，具有再明显不过的阶级性。换言之，“法”都是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比如，奴隶社会“法”的本质就是维护奴隶主剥削压迫奴隶的种种利益。在这一原则取向下，剥削本身就是合法的，我们怎能将其因“合法”而界定为“不是剥削”呢?同理，封建社会“法”的本质就是维护封建主剥削压迫农民的利益。在这一原则取向下，剥削本身得到立法的保护，我们怎能将其因“合法”而界定为“不是剥削”呢?如此等等。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合法收入都是非剥削收入、一切非法收入都是剥削收入呢?诚然，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因而其立法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我们也不能基于此就认同如上的观点。理由如下：
1.社会主义有不同的模式，即便是同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也有其不同的发展时期。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所有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不同发展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都能够科学正确地阐释剥削，并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而通过执法正确地裁定和处置剥削问题。比如，就我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合作化化时期、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对剥削的认识和相关法律规定就有很大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怎能笼统地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合法收入都是非剥削收入、一切非法收入都是剥削收入”呢?须知，不同模式、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是会“打架”的1
2.从实证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以地方法规为依据，允许以象征性的超低地价甚至“零地价”向外商转让土地使用权。试问，外商由此“合法”获取的土地收益应不应当界定为剥削所得?再比如，在我国周边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认定“开赌场”是“合法”的。试问，赌场的“合法”收益是不是剥削所得?!
总之，认定“合法收入不是剥削、非法收入才是剥削”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五)对“垄断即剥削”观点的评析
英国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提出的剥削概念是基于垄断理论的剥削概念。与马克思所揭示的剥削只发生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通行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劳资双方“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观点根本不同。她认为，剥削恰恰发生在“自由和平等”的劳动市场上，即在劳动市场买方垄断的情况下，资本家完全可以借助不完全竞争的优势，压低劳动报酬，使之低于劳动对生产的贡献――劳动边际产量。罗宾逊夫人说： “如果一群工人的工资水平小于他们生产的边际物质产品按出售价格所估计的价值，我们就说，他们遭受了剥削。”
罗宾逊夫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垄断即剥削”。依照她的观点，在商品经济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除了完全竞争状态外，其余各种市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剥削现象。笔者认为，罗宾逊夫人的剥削观是不完善的。理南是：
1.罗宾逊夫人将剥削仅仅界定在商品经济社会，仅仅表现为“价值剥削”，这是非常偏颇的。按照罗宾逊夫人的定义推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纯粹计划经济社会岂不是不存在“剥削”现象了?这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2.对于垄断高额利润绝不可一概视为剥削所得。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凭借垄断的强势地位，垄断者可以获得超出平均利润以上的高额利润，甚至获得惊人利润，而与他们高额和惊人收益相对应的“劳动”支出却不是“超额”的，“管理”也不是出类拔萃“优化”的。对于这类垄断利润，我们将其
归为剥削所得无可厚非。事实上，许多国家出台饭垄断法》的主旨之一，就是要剥夺这些剥夺者的剥削收入。然而，对于技术专利发明者凭借独一无二的专利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我们就不宜将其归为剥削收入。因为，与这种垄断利润相对应的是技术专利发明者创造性的复杂劳动支出，以及谁也无法估算的风险成本和时间成本等。而技术专利发明带给人类的则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经济生活不断升级的质变。比照这种“投入一产出”，技术专利发明者理应获得高额回报、得到高额利润，我们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将其斥为剥削收入呢?!更何况，任何国家的《专利法》都规定有专利的保护期，过了保护期，专利技术就成了公知公用技术，专利发明人也就没有了基于垄断技术因素的超额利润。这就是说，专利发明人的成本支出是有限度的，由此获取的产出回报也是有限度而不是无限度的。
(六)对“无偿占有就是剥削”观点的评析
上述五种关于剥削的定义各有缺陷，要么是从剥削产生的原因方面解读剥削(剥削源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源于私有财产，源于垄断)，要么是从剥削的具体形态方面解读剥削(剥削通过“压榨、侵夺”的方式进行，通过“抢夺、盗窃、欺骗和贪污”的方式进行，通过不合法行为进行)。而历史和现实中，剥削的产生原因和形式多种多样且在不断变化，当如上的剥削定义不能彻底包罗剥削的所有原因和形式时，其定义以偏概全的弊端便出现了。这种现象提示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从新的视角阐释剥削定义。
那么，是否可以从剥削的本质属性出发，将剥削一般定义为“无偿占有”呢?即剥削就是无偿占有。
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有一定的进步。因为，将所有剥削的外延都悉数囊括在内，从而消除了以E五种定义外延不周的弊端，但也由此产生了新的缺陷，即外延失之过宽。试想，在现实中，那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遭灾的灾民、没有劳动能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幼病残者等，他们得到政府、民间团体以及慈善人士的爱心捐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无偿占有”。对此，我们怎能将他们界定为剥削者呢?! 须知，剥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强凌弱”，另一个特征是“无道德”。这两者在以上的社会弱势群体中都不存在。因为，他们是“弱者”；因为，他们的“无偿占有”完全不取决于他们自己，而取决于“他人”的意志，取决于“他人”的仁慈心。而且，即便某些社会弱者在遭难时主动向“他人”索要，也不能将其行为界定为“无道德”。比如，海洋上的遇难者向其他船只发出“SOS”求救信号的行为就不能界定为“无道德”。因为，生存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维护人们的底线权利且在救助者“乐意”的前提下得到他人的施舍，其行为性质不能归为“无道德”。如果某些人非要将其行为斥为“无道德”，那么，试问：面对别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冷面相对，甚至见死不救的人就有“道德”吗?!
由此可得出结论：“剥削就是无偿占有”也不是准确到位的剥削定义。当然，这个定义有漏洞，并不是我们选错了分析问题的视角。从本质属性上阐释剥削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没有准确把握剥削的本质属性。
三、狭义剥削定义和广义剥削定义
为了科学地定义剥削，需要将剥削划分为狭义剥削和广义剥削两大类。其中，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或称超经济强制)构成狭义剥削的两个子概念；而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构成广义剥削范畴。
下面先来探讨狭义剥削。本文认为，狭义剥削中的子概念经济剥削应当这样定义：经济剥削就是社会上的强势者出自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依仗利用经济条件或经济手段对弱势者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
这个定义有以下四个特征：
1.指出经济剥削是对被剥削者“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因而可以涵盖对“劳动”、“劳动产品”以及“自然物”、“价值”等一切经济财富形式的“无偿占有”，由此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从而避免传统政治经济学将“无偿占有”的对象仅仅归为“剩余劳动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以及第三种定义和罗宾逊夫人仅将剥削界定为“价值剥削”的偏颇。
2.这个定义指出剥削表现为“以强凌弱”，而且是出自“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这就将社会弱势群体出自维持生存的底线目的而“无偿占有”的行为排除在剥削之外。
3.这个定义指出了剥削途径是“依仗利用经济条件或经济手段”，这就将依仗利用政治权利、军事武力以及通过盗窃、敲诈勒索和贪污等触犯刑法行径的“无偿占有”排除在经济剥削之外。
4.这个定义还指出了剥削者的“身份”是“强势者”，而强势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团”或“国家”等。这就避免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仅将“剥削者”归为“一部分人或集团”，从而否定“国家剥削”等的偏颇现象。
下面再分析狭义剥削的另一子概念――超经济剥削。正统政治经济学的超经济剥削概念是与超经济强制相联系的概念。如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上)认为，超经济强制“指在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施于农民的一种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经济之外的强制形式。它是封建地主阶级借以维持和加强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经济外的条件。”
由此看来，超经济强制是产生超经济剥削的条件或原因。本文认为，超经济剥削不必局限于封建社会的人身关系，它的局域应当扩大。本文将超经济剥削作如下定义：超经济剥削是指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或集团及其他社会组织出自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依仗利用非经济条件或手段，借助政治权利、军事武力、宗教或家族势力，以及通过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手段，对他方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
这个定义有如下两个特征：
1.强调对他方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是“依仗利用非经济条件或手段”进行的。这一点是区别超经济剥削和经济剥削的“分水岭”。
2.强调超经济剥削者也是出于“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不强调这一点，那么，所有制度下的国家财政收支活动就都成为超经济剥削行为了。
在上述定义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研讨，即应当如何界定“通过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手段对他方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行为的性质?这些行为是属于超经济剥削还是经济剥削?
本文认为，“抢劫”依仗的是“暴力”，其性质当然属于超经济剥削。“盗窃”虽与“抢劫”不同，在其行为过程中不存在“暴力”行为(如若存在，性质就演化为“抢劫”了)，但性质也绝不是依仗利用“经济条件或手段”(如利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优势等)，而是窃贼依仗利用自身的观察力、敏捷性和“技巧”得逞的。从这点来说，将“盗窃”归为超经济剥削较为妥当。再来看“敲诈勒索”。在“敲诈勒索”中，含有依靠“暴力威胁”或“精神威胁”(如以泄露对方隐私相威胁，向对方勒索钱财等)的成分，因而属于超经济剥削。而在“敲诈勒索”中，如果是单纯的“诈骗”，其性质也宜界定为超经济剥削。因为，“诈骗”
依仗的是编织谎言、制造假相来蒙骗占有被骗者财富的，而“编织谎言、制造假相”绝不能称之为规范意义上的“经济条件或手段”。而且，在历史与现实中，经济剥削可以法律认可的方式出现，但“诈骗”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的国家都是“非法”行为。同时，经济剥削可以在多种社会制度的框架下长期进行下去，而“诈骗”通常只是“一锤子买卖”。以上分析说明，“诈骗”与经济剥削有着明显差异，因而将“诈骗”归为超经济剥削是妥当的。最后，再分析“贪污、受贿”。虽然“贪污、受贿”在表象上也以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手段”为前提，如贪污、受贿者掌管有生产经营权或资源的分配调度权以及投资决策权等，但这绝对是异化的、见不得光的对“经济条件和手段”的“运用”。再者，“经济剥削”可以法律认可的方式出现，而“贪污、受贿”在任何制度下的国家里都是非法的。总之，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与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剥削”有着明显差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是将它们与约定俗成的剥削概念相区分的。特别是，在各国的法律上，均有对“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定义及惩治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将以上五种现象界定为超经济剥削为好。
下面，再对广义剥削的概念进行研讨。如上所述，广义剥削=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在这个基本框架下，学者许成安对广义剥削的概念作了更为具体的定义。他撰文指出：“广义的剥削概念是指经济领域中一切以损人利己为目的的侵占他人利益的行为。具体来说，就是指一部分人或集团运用经济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行政上的特殊权利，采用暴力或非暴力的、强制的或非强制的、公开的或隐蔽的等方式来侵占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利益的行为。”
本文认为，许成安同志的定义有可取之处，但也有如下两点弊端：
1.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仅仅界定为“一部分人或集团”，而排除了国家以及国家组织等也可能成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也就是说，其定义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外延不周的缺憾。
2.将剥削的原因仅仅归结为“运用经济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行政上的特殊权利”，也存在外延不周的缺憾。
有鉴于此，本文将广义剥削的定义作如下表述：广义剥削是指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或集团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出自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依仗利用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条件、手段，对其他一部分人或集团及社会组织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广义剥削是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的集合。
四、简要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学界关于剥削的种种定义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其特点和不足。然后，从剥削的本质入手，依照外延的不同，对剥削作了狭义分类并提炼出作为狭义剥削集合的广义剥削的定义。
亚当・斯密虽被誉为“经济学之父”，《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尽管也存在对“经济人”的描述，但的确找不到“经济人”的概念。据考证，约翰・穆勒在1836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被视为“经济人”的最初出典，文中写道：“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做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
按穆勒对“经济人”的界定，不外乎三大点：自利、理性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理性有画蛇添足之嫌，因为它包含在自利之内。所以，简言之，“经济人”就是两个基本点：人是自利的，人追求效用最大化。
人是自利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坦言：“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试想，如果在利己者之外，确实存在一个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那他利谁呢？这是他每时每刻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若不能利所有人，只能选择去利一部分人，那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进一步假设：如果所有人都不利己而去利人，那么，利他便是自利――这与所有的人都毫不利人而专门利己的社会没任何两样，所有的人都利他的社会和所有的人都利己的社会实质上是同一个社会。
因此，被很多人憧憬的利他的美好社会，其实不过是想当然尔。只想到别人都会来利自己，而没想到自己也需要去利别人――自己正是别人的他，如自己不去利别人，别人又怎么会来利自己呢？如人不需要利，另当别论；但人作为生命是需要利的，与其每个人拐弯抹角让别人来利，还不如每个人直接自己利自己来得简单直接！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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