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6 15:55:26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布伦纳对战后资本主义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的解释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围绕布伦纳的争论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在其文章《新的增长机制》中，反驳了布伦纳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将日益走向萧条和危机的观点。阿格利埃塔认为：“布伦纳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这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的历史。他的书虽然也涉及了德国和日本，但主要还是以对美国的分析来阐述他的全球观点。”[2]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是基于其研究出现了以小见大的问题。本•法因等人则从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方面进行批判和研究，认为“布伦纳的理论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1）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的理论分析体现的是亚当•斯密和主流经济学而不是的本质；2）布伦纳忽视了货币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3）他完全忽视了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3]
二、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与发展
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路易斯•吉尔和罗伯特•布伦纳都跟随约瑟夫•吉尔曼和萨恩•马格在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足迹,对利润率的趋势进行了经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识:第一,利润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从80年代初期起利润率开始部分恢复,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现停滞。虽然以上学者都承认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其研究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和发展。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Magdoff)题为《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的文章，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资本主义就通过使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弥补停滞趋势的后果，这使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和实体经济的表现越来越脱离，这最终导致了当前美国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福斯特和马格多夫虽然也从实体经济层面考察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但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这个视角出发，他们似乎超越了布伦纳仅将当前经济危机原因归因于全球制造业过剩这一实体经济层面。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将当今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业生产过剩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学者都是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角度进行论述经济危机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学者则从布伦纳论述经济危机理论的另一个维度———生产过剩进行阐述其经济危机的理论。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尔(Gil,l2009)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不是工资不足造成的消费不足危机;是积累过剩与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生产过剩危机[4]。他们从生产过剩这一角度论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布伦纳论证危机理论的路径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视角出发去论证，没有用更多的经验数据进行阐述，相对于布伦纳用大量数据进行论证显得缺乏更强的说服力。以上西方学者都是从生产过剩或利润率下降这两个视角中的某一个进行论述的，和布伦纳的危机理论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哈曼则从这两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发展了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他对发达工业经济体(即实体经济)所做的研究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末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润率出现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纪90年代反复出现了突发的复苏。但直至2000年，利润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那个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认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认为“当前危机源于60年代末以来的利润率下降压力。资本主义体系对这一压力的反应就是通过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恶化来提高剥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规模破产这样的资本破坏,这些反应不足以维持利润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产积累率的长期低下。积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虽然是暂时减缓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剥削率上升期的积累率低下,扩大了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能力与市场吸收这些商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源于‘消费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6]。哈曼通过用实证分析，考察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论证了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差距的拉大最终导致了生产过剩。从这个维度讲，哈曼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对于生产过剩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两者的论述则不尽相同，哈曼认为生产过剩产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虽然布伦纳提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造成生产过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样进行有逻辑的论证。
三、结语
关键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资本主义；内生性根源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8-0005-05
一、引言
如果从2006年春季“次债危机”在美国显现端倪算起，金融危机距今已经快七年了。七年来金融危机经历了显现——集中爆发——持续影响等过程后，并没有消除。反而，金融危机演化成了“债务危机”。如今，“债务危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却越演越烈。除了挪威、希腊等国家最早发生债务危机外，目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卷入了欧债危机。债务危机似乎只有恶化的趋势，而没有好转的征兆。面对残酷的现实，不仅要追问此次金融危机为什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影响面这么广，深度这么深，同时能够引发债务危机？这次深度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什么启示？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内生性根源
金融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论述（白暴力、梁泳梅，2008；吴晓求，2008；刘迎秋，2009；Taylor，2008；Phillip Arestis、 Elias Karakitsos，2009）。虽然这些论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为此，本文将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微观市场的运行和操作这三个层面来剖析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内生性根源。
（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此次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决定了资本家会不断的扩张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工人仅仅获得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其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资本家无限扩张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产生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理论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矛盾出现新的变化：
1.生产相对过剩的表现形式由“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效需求过度”。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生产的无限制扩张和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生产过剩的方法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把牛奶倒掉”的浪费做法了，而是创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来扩展全社会（包括政府、社会和私人）的支付能力。具体涉及到私人信用的扩张、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首先，私人信用的过度扩张。具体来讲就是私人信用工具的创新，即通过“按揭”等金融创新产品来鼓励全社会的超前消费，帮助人们用未来的钱实现现在的梦想。在这样的制度下，虽然可以扩张全社会的消费规模，部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人们却变成了一个个“负翁”。当受到利率等外部因素冲击时，没有实际支付能力的“负翁”很容易发生支付困难，变成“倒下去的负翁”，即个人的破产。其次，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除了创新金融工具，释放全社会的“未来需求”外，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大规模借债来扩大公共支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等一些国家采用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刺激本国经济，由于其国家债务负担超过了未来的偿付能力，结果诱发了债务危机。再次，社会福利水平的过度扩张。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断的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当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被政治人物用来讨好选民时，就会变成一项刚性的制度。在国家税收增长幅度不大或下调的情况下，伴随逐渐上升的福利支出的必然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其实，过度福利化的代价是社会信用和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希腊等发生债务危机国家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私人信用、国家信用和社会信用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结果是“负翁”、“负国”和“负社会”的出现。当受到外部冲击时，尤其是全社会的支付链条中断后，发生金融和债务危机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三、研究现状评析
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研究现状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对“生态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上，并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发展，而对“生态学”的绿色社会主义构想及其实现手段研究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虽较系统和完善地评析了“生态学”各学派的思想，但仅停留在介绍其思想的阶段，缺乏把“生态学”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研究，提出具体的方案；缺乏从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把“生态学”生态危机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的可实施的措施。
这样的一个命题一直困挠着历代和当代的经济学家:人类社会不断完善的经济制度应该是由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由经济主体在自由、自觉的经济活动中创造、试验、选择与自由博奕的结果?经济人是经济活动的生产力主体,也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主体,而这种主体地位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经济主体中,个人主体具有原始性和初始性,自然人主体是产权制度变革的基础。现在,结合前述问题引发的思考是:这种个人主体现实化的制度基础该通过什么手段实现?
这个命题涉及到对中国改革的深层沉思,其现实意义的含量无疑是十分巨大的:①在中国已经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改革措施究竟是高层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低层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包括农村经济中的和城市经济中的民营经济。如果是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的话,它们为什么会成功?②在中国已经被实践证明无效或低效的改革措施又究竟是高层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低层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包括农村经济中的和城市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如果是高层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的话,它们为什么会失败?③在中国现实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创造上,出现了典型的上热下冷的局面:一方面是高层知识精英对制度的创造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改革绩效持续低下,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和职工的大量下岗、缺乏就业机会就是明证,从而导致低层经济主体对改革措施显现极大的冷漠乃至抵触情绪。如此,我们就不能不深层发问:在中国改革未来走向的重新界定上,制度创造与选择的主角究竟该是谁?如果嬗变为低层的经济主体,那么,他们自由、自觉的创造、试验、选择与自由博奕的经济活动又该如何实现,如何获得持久的制度保障?
二
20世纪中国制度变迁的实践,背离了原典经济学的宗旨。囿制于对制度的需要,是20世纪中国制度变迁沧桑的根源。长期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一直是束缚了经济主体,却放开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如此的结果是下冷上热:(经济主体)脚底冷得出奇,(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嘴头热得烫人;实践在裹足不前,经济学家的理论却漫天飞,政治家的口号到处提。从而,经济学“作为一个行业,我们把事情弄坏了(哈耶克 1974)。”
认识错位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改革在二十世纪的最大破产。对制度的需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个人缺乏独立性的历史背景下,建国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人们在接受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很容易认为人这个生产要素也应该是公有的,使用上完全由国家支配,生活上也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结果就形成了人们所熟悉的个人在经济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而又处处依赖于国家的体制。这实际上是用个人对国家的依俯关系,来理解和实践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个人不能支配自己、支配自己的活动、支配生产资料、获得自己的利益,自由发展就无从谈起,这种联合体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劳动组合,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相去甚远。
中国经济学的认识错位还在于:把经济制度的分析变成对经济制度的设计,认为经济制度就是经济规制、经济约束或经济管理;把自身的认知主体错位为实践主体;把市场的个人自私自利行为看成为“恶的”,把“政治人”设想成不同于“经济人”,是“善的”。如此,不相信经济自由而相信经济管制。经济学的起源点是“人”。但在认识错位基础上,我国知识阶层的“人”的同情心已愈加微弱。可以说,当放弃体验底层生态、激活人文关怀的使命的时候,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危机也就降临了。现在,人类世界正处在一个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生活在这个世纪末的人,绝大多数不再能够看到下一个世纪的结束。我们不能不发问:这个世纪,我们留下了什么?世界经济史包括中国经济史都屡经证明,仅仅追求短期的繁荣可能带来长期的灾难,只顾这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很可能剥夺下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的过客来说,该如何留下一些种子,而不是荆棘呢?
改革及其意识主导也是中国政府职责观的一种错位。在经济改革旗帜主导下,政府忽视与淡化了本该由自己承担与完成的基本职责,反过来承担了众多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角色,而同时又严重地囿制了经济主体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仅有感情救不了中国。“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要弄清楚实际是什么。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摆脱过去时代的主观思维方式,摆正自己和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实际上,政府更大的责任在于实现和维护社会自由与公正,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生命力在社会影响力都是来自于它对自由与公正的要求和拥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求比资本主义更大的社会自由与公正。社会主义要求的自由与公正是起点的自由与公正,即机会的平等。现实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初级阶段,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自由与公正性的本质要求,如职业限制、城乡隔离。重建社会主义,就是要重建社会自由与公正。
自由主义意识的兴起和初步实践,是20世纪中国制度变迁的最大收获。从对制度的需要转向对自由的需要,是中国社会成熟的表现。从本质上讲,经济主体需要自由而不再需要制度,并不是排斥科学的价值,反过来,恰恰是科学启蒙的结果,也是科学价值真正实现的表现!
三
经济研究表明,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平衡发展是经济成功的共同内核,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不平衡发展是经济失败的基本原因,而政治民主相对于经济自由的滞后是亚洲前期暴发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林肯在那篇有名的“分裂的家”的演说中说过:“一个家分裂开来反对自己,就不能维持。……我不期望这个家会垮掉,我确实期望它不再分裂。它要么完全归一,要么完全变样。”针对美国本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与经济萧条,弗里德曼(1979:74)指出:“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所造成的,而是政府在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责任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没有获得同等发展经常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①经济危机本质上起源于经济发展的虚拟化,即“自然人经济”与“法人经济”的差距,或曰经济实绩与经济表象的落差。在这方面,香港也不例外。过去,香港在高地价、高通胀的政策下,炒业兴盛,形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但金融风暴一夜之间刺破了这一泡沫。到1998年5月份止,亚洲金融风暴已经令香港的楼市及股市受到重创,共吹走港人3万亿港元。②(可能的)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与“自然人经济”与“法人经济”的落差成正比。一方面,没有经济发展的国家无所谓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越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越要注意防范经济危机。第三,越是经济制度成熟的国家越不容易出现经济危机。③经济危机的暴发与政府腐败及失责有关。保罗·克鲁格曼(1999)指出,正是搞的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而使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受到惩罚。政治民主滞后于经济自由的典型结果就是产生财团经济。这种经济形式的基础是它同国家权力的密切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帮助。财团享受非常大的特权:它们可以获得银行的巨额贷款,并利用这些贷款不断吞并新的公司。亚洲经济危机中就是以这种特殊的韩国财团形式为基础:像现代、大宇、三星等大财团像章鱼似地把脚伸到了经济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同时身负巨额债务,成了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四
[关键词]金融危机 全球性失衡 大衰退 马克思 明斯基
引言
在整合马克思和明斯基的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揭示大衰退发生的根源并质疑当前主流学说。马克思反对将危机归结于金融投机或个人理性的缺失。他认为投机、恐慌可能只是危机的诱因而不是危机的根源，真正的根源存在于实体经济之中。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源自货币的固有属性，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经济使买卖行为在时空上分离。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源于以货币增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危及社会化大生产，因此，资本主义危机通常表现为货币或流动性短缺的金融危机。
明斯基也反对将金融不稳定性归因于个人决策错误。他认为在一个资产私有化的复杂金融结构中，经历长期的繁荣之后，金融结构有从对冲性融资到投机性融资甚至庞式融资发展的趋势，金融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并最终危害实体经济。
马克思与明斯基的理论在概念范畴上是有差异的，马克思把货币视为价值的社会表现形式，价值量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强调，货币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层矛盾以一种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矛盾不是由货币创造的，而且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基于凯恩斯的原创思想，明斯基否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性，将金融不稳定性归因于资本主义系统的内在属性，认为金融会抑制生产，脱离生产和破坏实体经济的运行机制。然而，如果对金融系统进行控制和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些根本弊端就会得到有效的克服。他尤其强调，可以通过“大政府”和“大银行”来遏制经济危机。
今天，美国生产资本的外部扩张同内部的金融化相连，改变了美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经济的稳定性。
一、马克思论货币、过度积累和危机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商品的内部矛盾：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货币的存在使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能够在时空上分离。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由货币生产经济和金融系统构成的不稳定的辩证统一体。货币二重性（价值尺度与流通媒介）奠定了一种基本矛盾，即作为社会劳动价值化身的基础货币与作为债务支付手段的信用货币及金融系统之间的矛盾。金融系统拥有信用货币的再创造能力，并且不断试图从基础货币中分离出来。从经验上讲，这是一种超越社会产品价值的信用生产过剩的形式，其程度有时会非常大。但是，信用与金融又不可能完全分离。基于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原理，复杂的信用与金融系统建立在基础货币之上，所以信用货币如果不能被社会劳动产品所验证，就仍然是一种幻觉，这个事实只有在危机中才能充分展现出来。
银行系统——货币形式的制度性组织——表现出并且放大了商品的内在矛盾以及生产关系的矛盾。毫无疑问，前者经常是危机的中心。在一个基于信用货币的生产系统中，对信用流量的任何重大破坏都注定会诱导一场危机。乍看起来，所有危机呈现出来的仅仅是信用以及货币的危机，但是这可能仅是表面现象，因为货币恐慌经常先于商业危机和产业危机出现。在商业危机中，商品形式的资本丧失了其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功能。虽然危机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但其根源位于流通领域之外。商品生产过剩是资本生产过剩（过度积累）的征兆，资本盈余的形成又与使用资本的环境相联系。危机还有可能是由没有实现产品的交换引起的，原因是缺乏“货币”。然而，真正缺乏的是“货币”，而不是流通的媒介物。货币作为人类劳动的具体化，其自身拥有价值。在危机中，“替代物”不会起任何作用，货币必须是一般等价物，是剩余价值，只有这样，现成的商品交换才能完成。
二、明斯基论金融不稳定性
明斯基认为标准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第一，没有将货币与资产融入到经济分析中；第二，不能对金融不稳定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明斯基的理论是对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演变。在明斯基的理论中，投资需求是由对资本存量与外部融资成本的估值以及投资产出的供给价格共同决定的，资产价值的下跌会导致投资需求的下降。明斯基将资产价格的下跌及投资的波动归因于债务结构和金融系统。在他看来，经济个体的收入——债务关系分为三类：对冲性融资、投机性融资以及庞式融资。对冲性融资在债务人的债务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大，即债务人从融资中所获得的现金流（利润）能够覆盖利息和本金。投机性融资中债务人只能偿还利息而不能偿还本金。庞式融资所生成的现金流既覆盖不了利息也覆盖不了本金，债务人需要再借新债来履行支付承诺，但如果他们不能借来新债，就只能出售资产来偿还债务。将对冲性、投机性以及庞式融资在不同阶段进行特殊组合，反映出经济的历史性发展并且改变了人们的长期预期。随着投机性融资以及庞式融资在总负债中所占比例的上升，经济也对利率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动更加敏感，不稳定性也随即产生。一旦债务人的融资链断裂而失去偿债能力，经济中就会出现一系列“杠杆效应”，其结果是资产价值的大幅下跌。
凯恩斯认为他的政策建议会使经济中不再出现寻租者以及低能投资者，而明斯基却对此持怀疑态度。明斯基对永久潜伏在这种寻租驱动经济中的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另外一场大萧条是否会发生。
金融系统的内在属性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周期性衰退。在一场深度衰退中，起初的收入下降或特殊资产价值下跌会引发资产价值的整体下跌，这导致了经济个体间的债务拖欠。在一场中等衰退中，价格紧缩会被限制在特定的资产中，这就避免了一系列效应。衰退的类型又由金融结构的特殊性所决定，其中包括经济个体、金融媒介以及特殊政府机构例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联邦住房授权公司所拥有的资产与债务。后者预先假定政府会通过增加赤字以及货币供给来降低衰退带来的损失。所以，金融的脆弱性不仅包括对冲性、投机性以及庞式融资在债务结构中所占的相对比例，还包括权威机构对经济个体进行短期再融资的意愿和在市场发展缓慢中维持总利润与工资水平的能力。
明斯基将利润水平的维持视为避免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他建议要以“大政府”与“大银行”为中心——两种在危机中稳定利润水平不可或缺的部门——来避免另一场大萧条。具体做法是，首先将反周期性支出作为预算结构的固有特征，并通过自由选择加以补充；其次通过低利率政策以及通过美联储的“最终贷款人”功能进行调控。衰退是经济周期中一种固有的且不可避免的过程，然而，只要“大政府”以及“大银行”发挥其功能，危机的程度就可以得到控制。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国内和国际根源
此次大衰退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而金融危机又源于美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1992—2006年间，美国居民投资以及住房建设经历了战后长期快速的增长阶段，住房价格以及成交量更是不断突破历史记录。2000年至2006年间，住房平均价格大体翻了一番。美国标普10城市房价指数在2000年1月徘徊在100.74点，而在2009年5月达到226.8点的峰值。2003年至2006年间，美国每年平均销售115.6万套新增住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70、80和90年代，美国每年新增住房平均销售量分别为655200、609000以及698309套。乍看之下，美国房地产危机的发生过程与明斯基对危机的解释不谋而合，投资需求是由预期投资收益与外部融资成本共同决定的。社会对住房价格持续攀升的预期推动了借贷以及居民投资的发展。经济的证券化以及多种金融工具的使用扩大了次级抵押市场，进一步推动了住房的供给与需求。信贷扩张以及信贷环境的宽松哄抬了房价，并且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以及杠杆工具的使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的膨胀。
然而，明斯基仅仅抓住了危机的表面现象，没有解释危机的深层根源。他的核心观点是：金融不稳定性是内生的，在金融系统的内在运行之中不仅会产生金融危机，还会产生实体危机。明斯基认为美国历次深层次的衰退都伴随着金融危机，然而，在近期历史中，金融危机并没有造成深层的衰退。在描述金融行为的巨大变化以及金融系统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方面，明斯基的理论是非常模糊的。他认为，经济周期的最初阶段表现为金融稳定以及相对“平静”阶段。随着利润的提高，公司开始通过借款增加投资以进一步提升利润。最后，借款风险加大与债务的扩大逐渐超过了收入/利润的增长，改变了经济个体的债务结构。明斯基认为银行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在他看来，银行是追求利润的投机性企业，它不仅表现出投机性融资的特征，同时还作为其他机构进行投机性融资的连接枢纽。一方面，银行资产的到期时间（展期贷款）通常长于银行其他债务，这对银行产生了一个再融资成本，推动了银行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市场份额，银行鼓励其他经济个体将短期债务替换成长期债务。然而对银行来说，以一个可以维持利润的成本来获取资金是必需的，金融创新又可以进一步提高利润，例如，金融创新可以增加货币的周转率，这不仅可以确保给定数额货币的流通，还不会改变利率。
明斯基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受到两方面的质疑。首先，在资本主义经济存在“长久性失衡”的背景下，明斯基并未对平稳阶段出现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除了将其理解为投资者的“乐观主义”以及“盲目自信”外，膨胀以及金融不稳定性的根源尚未明确。其次，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是基于经济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即个体企业在经济周期过程中不断增加他们的债务以及提高杠杆比率。然而，杠杆比率在经济扩张过程中一定会提升并不符合经济规律，实证研究也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任何有关融资模式以及总体债务水平的研究都应该涉及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以及政府的债务与赤字，对于金融系统来说，这两个因素是外生的，但对其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多评论家将大衰退的主要根源归结于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这种对衰退的解释仍然具有局限性。2001年1月至2002年1月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以及贴现率从6%降到了1.25%，并且在一年内维持这一水平。格林斯潘因其对利率的灵活调控在任期内饱受称赞。然而在房地产危机后，人们普遍指责是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以及金融创新带动了多重信贷，从而创造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然而，房地产泡沫的根源并不仅在于金融部门与国内政策的失误，还与美国的国际资本积累体系有很大关系。
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降低了贷款准入门槛。但是，银根的松动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深层的结构性变化，这导致了80年代早期“货币管理资本主义”的出现（一种被称为“金融化”的过程）。制造业的衰落和从60年代起海外竞争的加剧，连同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因为它拥有兑换黄金的特权），共同推动了美国企业生产外包的浪潮。在美国国内，大批量生产开始减少，经济朝以服务业为基础转型，这些共同改变了工作与工资的关系。职业保护的消失在增加了低收益工作的同时还带来了经济风险。企业持续将生产外包给低工资国家以及国内工人工资增长的停滞，使得国内高水平的个人消费只能依赖于信贷的扩张。个人信贷门槛的降低缓解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低息贷款已经成为美国的“新型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次，一些边缘国家出口带来的收入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资美国国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外汇储备的膨胀与美国消费者债务的膨胀具有深层次联系。在格林斯潘时期（以及近来的伯兰克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很大程度依赖于边缘国家工人的努力工作、外向型政策以及中心国家银行与机构投资者的金融运作。有证据显示，大量国外资本投资美国国债会持续抑制一些关键国债债种的利率，例如美国10年国库券的利率。进一步讲，政府公债的国外需求、担保债券凭证以及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使美国经济证券化进程空前高涨。
明斯基认为美国经济的证券化是与金融的全球化过程结合在一起的，他还预言全球化金融融合很可能是资本主义扩张在下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这就为金融的不稳定与国际间债务的萎缩埋下了伏笔。然而，明斯基并没有认识到全球金融系统和全球生产系统在资本积累日趋不平衡中存在共生关系。马克思在150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全球市场的形成来源于资本的概念本身。因此，马克思观点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他可以用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来解释当前危机发生的根源。
马克思生活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那时候资本的国际化还仅仅局限于商品资本的转移（国际贸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全球化扩大了货币资本的转移。二战后，生产资本的全球化带来了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分工，70年代的深层结构性危机又加速了这一过程。资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对危机起到缓解作用：一是国内以及全球劳动过程的重组，二是生产与交换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重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文将强调边缘国家外向型经济中的工业化与中心国家经济金融化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引发争议的美国金融化过程不能同美国生产资本的外部扩张相分离，其有机联系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共同加强了两者之间的反馈效应。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边缘国家逐渐参与到国际“商品链”、“价值链”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之中，打破了全球经济力量的平衡。中心国家通过资本有效控制劳动的能力严重下降。然而，在边缘国家也出现了过度积累现象，它们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还加剧了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挤压了全球商品价格与利润。例如，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过度投资之后，作为边缘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典范以及全球制造业加工车间的典范，中国已经陷入到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之中。在这种环境下，公司的盈利能力必须通过加大劳动的强度以及挤压工资来维持。因此，在许多国家，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大体在55%到65%之间波动，而在中国，该份额从1996年的54%下降到2007年的40%。边缘国家在获取超额利润的过程中经常伴随着中心国家跨国公司的直接参与，这一进程推动了跨国公司的金融化，这种特征在美国最为明显。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两类连续产生的资产泡沫（网络泡沫与房地产泡沫），这中间还夹杂着巨大的信贷驱动消费泡沫。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表现在许多不同方面，如全球金融市场的融合、机构投资者地位以及股东价值的日益提高，还有寻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增加。
明斯基对“货币资本主义”的理解侧重于研究寻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在明斯基的分析中，美国经济金融化可以理解为是从企业获取生产利润到寻租阶层获取金融利润的再定位过程。后者凭借与金融部门的特殊联系，通过发放贷款来获取收益。金融化的延伸不仅与金融部门规模的扩大有关，还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紧密相连。很多研究表明，在美国，所谓的“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过程”直接导致了资本投资率降低以及资本积累速度放慢。这种趋势与一种全球化生产相联系，其特征是一些低工资国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例如中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98年的569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663亿美元，2009年需求的降低使其减少为2268亿美元，在美国总贸易逆差（5036亿美元）中占45%。在2010年，该数字重新回到273l亿美元，其增长率在2011年第一季度继续攀升。据中国官方统计，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贡献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美国跨国公司推动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并从中获取附加利润。生产成本的下降使美国的重要企业在没有提高产品价格的前提下，保持甚至提高了成本加成和利润率。这一点对国内经济至关重要：首先，在进口商品价格没有提高的前提下，美国实际收入的停滞不能抑制进口商品消费的增加；其次，进口商品在消费中占有很大比例可以稳定国内物价水平；最后，生产的外包促进了公司利润的膨胀，在提高股东价值的同时还提高了国内收入水平以及扩大了就业。
世界经济复苏的模式已经表明，边缘国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2009年的全球经济低迷中，全球总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为1.114万亿美元，下降了37%，流出为1.101万亿美元，下降了4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流入发展中国家FDI下降了27%，比流入发达国家的FDI44%的下降幅度要小很多。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FDI流入中所占比例持续上升，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些国家现在吸收了全球一半的FDI流入，同时中国在美国之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FDI接受国。还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这种生产的全球化并没有影响全球范围内生产与交换条件的平等性，而是加深了其差异化，因为这种资本的国际化使工业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扩展到了全球范围。
总之，生产的全球化同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联系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美国跨国公司在生产外包与金融运作中获取了巨大利润，这种商业模式导致贸易逆差的扩大与金融资产的增值；其次，边缘国家出口所得收入很大一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间接拉动了美国国内的消费，扩大了居民信贷支出并提升了资产价格。这两方面通过金融市场与中间商相联系，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信贷运行机制以及债务体系。流动性的缺乏使美国经常性项目账户赤字在2006年达到了8035亿美元的历史高峰。所以，大衰退的根源并不是美国债务泡沫的破灭，而是全球经济发展与资本积累的不平衡。
四、“它”是否会重现：从投资的
社会化到资本的社会化
学术界对明斯基理论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解释能力提出了质疑。当今美国经济的全球化以及金融化过程已经同明斯基理论中所描述的情形背道而驰，在后者中，投资需求是公司利润的决定因素，而公司利润又用于再投资。银行贷款主要出现在商业中并且服务于同金融相关的活动。金融投机行为通过哄抬资产价格并使其超出公司未来利润的承受能力而影响经济。这些观点可以解释住房泡沫的供给方，却不能解释其需求方。因为如果没有作为“投机者”的普通家庭，那么住房泡沫也达不到如此庞大的规模。明斯基’认为工资收入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在战后被严重削弱，同时他还认为普通家庭的超前消费与住房贷款是典型的对冲性融资。显然，明斯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家庭已经逐渐开始用投机性融资以及庞式融资进行消费以及购房，而所支付的价格却超出了未来收入的承受能力。在美国经济金融化加深的背景下，明斯基将商业投资作为利润主要来源的观点已经很难解释过去10年的现实。美国居民建设的净投资率从60年代就开始保持停滞或者下降趋势，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短暂缓解，在此期间，利润率也同净投资率一同下降，尤其是在过去10年中，公司利润逐渐开始由政府以及居民债务来维持。事实上，在过去30年间，银行以及金融服务的巨大变化使人们对私人债务的上升习以为常。许多大公司对市场金融化的重新定位刺激了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开始直接从私人劳动收入中获取金融利润。这种过度金融化使得金融不稳定性的大小、范围以及强度同时增加，并且对经济的威胁现在已经永久性地潜伏在其中，而此时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加大财政支出。所以令人质疑的是，不断加深的政府“庞式化”可以在多大范围内以及用多长时间抵消掉私人经济的“庞式化”。
这一疑问引发了对明斯基理论的第二个也是最大的质疑，即其放大了政府债务和货币政策在消除经济弊端中的作用。依据明斯基的理论，经济周期中包含了投机性膨胀的根源，而这种投机性膨胀会吸收闲置的流动性以及将金融系统推向萧条之中。私营经济债务结构的转换伴随着“最终流动性”（资产拥有固定价值且没有违约风险，包括国库通货、硬币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基金以外的国内政府债务”）的收缩。因此，化解一场危机需要增加最终流动性或者可以“杠杆化”的政府债务（作为借款的担保），以防止资产价格、利润以及投资的崩盘。自从2007年衰退以来，大政府以及大银行通过财政政策发挥了最大限度的作用，如对大量濒临破产企业的紧急救助，两次量化宽松，对于不良抵押债券的回购以及对会计准则的放宽，这些都旨在阻止资产价值下跌以及使公司重获利润。2009年夏季，据一项研究估计，政府支出、借出以及赞助的总数已经达到12.8万亿美元，而据另一项研究认为，该数额已经达到23.7万亿美元。政府支出帮助大企业重获利润，但是并没有遏制公司丧失抵押赎回权的趋势，也没有降低失业。股票市场虽然开始复苏，但是并没有达到先前的高度。除了高失业率外，政府支出对复苏房地产市场的效果也并不明显。政府主导的项目，例如放宽贷款条件以及对买房者实施税收抵免，并没有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复兴。美国标普20城市房价指数显示，2011年2月经过季节调整的房价比2006年4月的峰值低31%。公司对抵押赎回权的丧失将会给未来住房价格带来更多挑战。
政府的危机管理政策实际上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资产价值的下跌以及维持公司利润。然而，与明斯基（还有其他学者）的观点相反，维持公司利润并不必然稳定工资水平与就业水平。公司在危机中的行为更多地验证了马克思的预期，即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削减工资以及解雇工人来平静地度过危机。在2009年，劳动生产率增加了3.5%，并且单位劳动成本降低了1.6%，这是6年以来的最高值。同时，总工资议案在2008年与2009年间削减了2500亿美元。马克思将危机作为资本解决其自身矛盾的途径，而且这种观点基于财政部门以及货币部门的资本管理政策的合力之上。虽然资本管理政策可以通过统一财力的方法“成功地”将美国的金融巨头以及大商业集团凝聚起来，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成功”可以维持国家未来的金融以及社会的稳定。
明斯基的理论大多数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战后前30年的先进资本主义阶段，即所谓的资本主义标准化生产阶段。这一阶段随后被归纳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一般基础。因此，明斯基自始至终都在重复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在50年内不会出现类似于1929年到1933年那样的大萧条，因为有“大政府”的存在，利润流就不会彻底断裂，资产价格就不会崩盘。稳定利润意味着稳定投资产出与就业。但是，这些政策已经不能像早些阶段一样发挥作用，因为美国潜在的结构条件已经改变，且与先前最大的不同是，战后资本积累的深层次结构依赖于更大的生产性基础，而这已经不复存在了。
明斯基认为，非金融企业依赖于“外部融资来促进资本经济的长期发展”构成了金融不稳定性的关键来源。这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一种重要依据，大政府可以通过稳定总利润水平来维护金融稳定性。但是有证据显示，近来大公司的投资决策并没有受限于外部融资的高成本，而且公司本可以合理使用其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但是它们并没这样做。1980年到2004年间，美国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变现率提高了129%，这导致了平均净负债的下降，并在2004年变成负值。大公司的现金高持有率已经同其资本支出呈现负相关关系，而目前形势并没有好转。一些大企业收入的很大比例来源于海外，并且持有大量的现金。然而这些公司没有将资金用于扩大或者改善国内资本基数，而是选择将其贮藏起来或者分发股利与收购本公司股票。这种“离岸金融化连锁”效应使非金融部门在2008年危机后恢复经济发展的能力降低。这就是通过稳定金融资产价格的方法来稳定公司利润并不能促进国内就业以及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
鉴于以上分析，对明斯基理论的最终质疑涉及稳定金融的社会含义。凯恩斯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存在两大主要缺陷：一是资本主义不能长期维持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均”；二是有效需求不足。明斯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凯恩斯观点的继承，他致力于同时维持资本主义体系与金融系统的稳定。明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存在不平等与低效率。但是，这些缺陷如贫困、权利分配不均以及低效率的垄断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与生俱来的，同时并没有科学规律以及历史经验表明，一种经济秩序必须存在评价效率与平等的标准。然而明斯基的观点有一个问题：稳定金融系统的过程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与低效率。明斯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抑制金融的社会缺陷。他承认政府干预可以有效阻止萧条进一步加剧，却不能维持就业、经济增长以及价格的稳定。经济会陷入极端萧条与极端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缓解危机的行为会带来通货膨胀，而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又会引发危机与萧条。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体系永久徘徊在萧条与膨胀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平等与低效率的话，那么人们就应该仔细考虑维持这种体系的收益是否超出了这一努力的社会成本。
关键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美国
中图分类号：F832.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061-02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它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局限性的根本表现。正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尖锐地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两次大规模的危机。两次危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危机发生的状况以及危机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二者必存相通之处，它们都是美国经济自由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尚未演变成资本主义全面的经济危机，但危机的规模、危机波及的范围、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都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两次危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是一片繁荣景象，1923--1930年间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交额翻了4倍，1925--1929年间股价翻了近3倍。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方面，技术革新和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和战后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潜伏着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源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在低利率的条件下美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扩大，不具备偿还能力的贷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为危机埋下了隐患。自2004年6月起，美联储又开始连续17次加息，利率的大幅度提高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大幅降温，大量偿还不起贷款的人出现，房贷公司遭受沉重打击。随后引发一系列金融事件，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二)两次危机背景的相似之处
虽然两次危机发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但二者却有相似之处：一是在两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都处于繁荣的状态中，经济表面呈现出投资增加、生产扩大、股价上涨的局面。二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都存在着经济比例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股市充斥大量泡沫等问题，这些矛盾的积聚，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三是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都采取了扩张性经济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发展，助长了危机的发生。
二、危机发生的状况比较
1 两次危机发生的基本状况及特点。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始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的暴跌，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它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萧条。造成社会中下层的恐慌。由于其表现出来势凶猛、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强的特点，因此被称为“大萧条”和“大恐慌”。在整个危机中，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46.2％，贸易总额下降了70％，出现了极高的失业率，大量的生产设备遭到破坏；与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爆发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产品市场经历了价格的暴跌，大量的农畜产品被废弃，众多的贫农、中农走向破产，美国农业生产者的人均收入从1929年的223美元降到了1933年的90美元，降低了60％；失业人数达1300多万，至少14万家企业倒闭。实体经济出现危机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信用危机，美国投资者在证券交易所内一周损失100亿美元。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创下了空前纪录，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失业人数达到5 000万左右。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为前导。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股市剧烈下挫，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倒闭。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以此为标志的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此次危机呈现出明显特点：一是美国国内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关系极为密切，金融业务相互交织、债务关系相互关联、链条不断扩大延展、风险交叉传递，一旦债务链断裂，就会不断出现连锁反应，并逐级放大，形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二是由于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各国的金融业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又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强烈冲击。
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各有不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主要发生于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商品的供给规模严重超过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信用危机，并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主要发生于虚拟经济领域，它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诱因，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
2 两次危机状况的共同特征。虽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有相异之处，但是二者也具有共同特征：一是危机的传导速度极快，危机一经爆发迅速传导至相关经济领域，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衰退；二是危机的波及范围极广，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蔓延至欧洲、亚洲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全球市场的剧烈震荡；三是危机的破坏性较大，危机发生后，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社会生产迅速萎缩，产值下降，失业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力下降，造成经济下滑；四是危机的延续时间较长，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迅速消除的；五是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进行救助，以刺激经济，摆脱衰退。
三、危机成因的比较分析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以经济理论为分析基础
1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能够更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由于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存在，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一种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生产的社会化为扩大生产的趋势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
增长已经超过了劳动者的实际需要，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相对过剩。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2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美国金融危机进行深入分析，能够进一步揭示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它通过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关系进行过系统论述。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它们只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是资本的纸制副本并不创造价值。虚拟资本实际上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给持有者带来定期收入的想象的或虚幻的资本。在正常情况下，有价证券作为资本的虚拟性不易被人们察觉，但是，一旦有价证券的价格暴跌，甚至成为一张废纸时，其资本的虚拟性就会明显的暴露出来。因此，虚拟资本的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的运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最终将催生泡沫经济。
(二)两次危机成因的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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