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6 14:43:2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人文科学的意义，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是时展的价值诉求
1，当代教育发展要求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历史地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经历了一个由分野到融合的漫长过程，两者在相互抗争中交错发展。在古代教育中，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不需要学校教育来反映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节，因而导致在学校教育内容中人文科学占主导地位，自然科学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微乎其微，学校成为上演人文学科的主阵地，如我国古代教育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书》、《礼》、《易》、《春秋》等，欧洲中世纪大学中的“前三艺”：文法、修辞、辩证法，都关注人文知识的传授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19世纪以后，伴随欧洲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工业化社会对生产者的科学知识与操作技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就要求学校教育关注科学知识传授和劳动技能的训练，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逐步结合。一种以开发人力、传授科学知识为主的科学教育思想开始诞生，并在后继的学校教育中地位渐升。而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日新月异地变化，使得科学教育的地位空前提升，并演化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教育思潮，主导着学校教育，人文教育在与之抗争中屈居下风，退至次要位置。
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的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但其负面效应同样值得人们反思探究，人们所面I临的种种社会挑战和精神危机不得不使人们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一度被科学发展所遗弃的“人文”，因而充满着对人类社会自身终极关怀的人文教育开始复苏涌动，找回了其在学校教育中应有的位置。
不可否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各有其自身的合理内核和社会价值。科学教育在于传播科学知识、培植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养，求真是其重要的价值取向，其操作要义指向于“是什么”的问题；而人文教育作为一种传授人文知识、培植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的教育，求善是其主要的价值取向，其操作要义指向于“为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毫无疑问，只有把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有机结合，真正解决“是什么”“为什么”和“如何做”等一系列交织的问题，方能显现教育的内在魅力，方能体现教育的本质和现实价值。科学与人文的割裂，或重一方而轻另一面的教育，都是不完善的教育。
社会的发展呼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教育的自身完善和固有功能的挥发需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从早初的对垒抗争到融合统一，两者在当代社会“握手言和”昭示了如是道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当代教育不可缺失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的融合是当代教育的必然。
2，知识经济社会发展呼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当代社会是知识经济飞速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必然改版重构，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形态，它是以知识、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知识创新和能力创新为内在动力，其基础是知识，关键是人才。当今社会，伴随知识创新和知识转型的速度加快，学科高度综合和高度分化已越来越明显，学科间的界限和隔阂正在消解。由于知识性质的变化，过去关于知识是中立的、客观的这一普通定位，在后现代视域中正在转化为境域的、文化的和有价值的，人文知识的价值正在提升，这也极大地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
知识经济对教育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由于知识创新的水平和速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也决定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是当代教育应肩负的历史使命。由于知识经济社会大量需要创新型人才和国际通用人才，这就要求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必然是复合型人才，必然是一种既通晓科学知识，有宽厚的人文素养的人才，必然是一种既有不断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科学精神，又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具有优良品质和健全个性的人才。
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把高素质人才培养作为学校生存与发展之道，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契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虽然发展的重心在于科学与技术，关注点在科学和工程学，但并不否认人文科学的价值，强调文理相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把人文课作为理工各科学生的第二主修课。格雷院长认为，麻省理工学院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人文教育对工程技术人员丰富自身很有必要，这种做法很可能对美国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不仅仅是智力的发展，也是为生活做准备，学生接受教育整体的环境很重要。
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仅仅依靠科学技术这一单一的力量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先进科学理论的引领，没有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支撑，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是不可能的事情。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理论创新的先导，也是培植民族精神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同时，自然科学要真正地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必须通过人文科学加以导引和规范，而其承传与发展必然离不开人文科学的整合和中介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认为，人文，不仅直接关系着个人的人性与灵性，而且严重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强弱与社会进退。没有自己的人文文化。这个民族实质上就消亡了，就是“不打自垮”。国家强弱取决于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军事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关键是民族凝聚力，此即对人文文化的认同。社会进步退让，取决于科学技术、物质文明与人文文化、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没有先进的人文文化、高度的精神文明，而只有发达的科学技术、高度的物质文明，这是人类最严重的危险，乃至是毁灭之灾。
实现社会和谐，构建美好社会，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根据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新特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要求我们的教育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和谐的方式构建和谐教育。因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素中，蕴含着对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规设，彰显着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体现着人的知识、道德、情感和心灵的内在结合，也必然要求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做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培育和谐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
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如车之两
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综合国力提升，和谐社会构建，既需要科学技术的推力，更需要人文科学的助力。其实，随着人类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并相互发生作用的趋势已日渐明朗。自然科学的发展必须借助于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其明晰方向，而人文科学的研究更需要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自然科学的技术力量支持。在人才的培养规格上，人为地割裂两者的教育，既不利于培养和谐社会构建所需的全面发展人才，同时也不利于“科学”的真正发展。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也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化目标追逐中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在现代化的乐园中，亮点与阴影、欢乐与痛苦并存。伴随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在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恩泽的同时，其身心也正在承受着高科技负面效应的煎熬。高科技也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毁灭性战争、贫富悬殊加剧、道德的颓丧、亲情缺失、人际紧张、信仰危机等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问题不断浮现，也严重地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一书如是说：“所有的国家都承认，发展是必需的，而发展意味着要具有一种科学精神。发展中国家只有把科学吸收到它们的传统文化中去，把世界思潮吸收到它们自己的民族生活中去，才能更新自己而又保持它们的民族特点。一个文化，只有它自己能够变革，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如何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有效构建和谐社会，教育的作用无比巨大。重理轻文，强调科学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的做法难以培养当代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因为，只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教育才能真正地回应时代呼唤。现代化的困境呼唤民众人文素养提高，和谐社会的构建呼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并重。
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是高素质人才培养必由之路
基于教育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对我国新世纪的教育方针进行全新规设：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教育方针是建立在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基础之上的，兼顾了“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性发展和创造才能发展的教育理念，并对“劳动者”素质作出全新设定，目标取向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这是办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决定着人才的培养方向。
当今时代，是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时代，是经济一体化和东西方文化思潮激荡交融的时代，它要求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必须有全新的知识构成和心智模式，必须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能把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人文精神、人文艺术方法结合起来，并具有终身学习、创新、创业、服务的精神和能力。尽管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十分丰富，但对于当代学生发展而言，主要是指他们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应是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身体与心理及其自然性、社会性与精神性的全面发展。基于此，在教育过程中，仅靠单一的技能训练或某一学科知识的传递是难以达到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目的。也如爱因斯坦所言，学校教育不能培养“为谋生而学习的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而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没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联手不可能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但理性反思当前人才培养现状，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知识面过窄。由于学科本位主义浓重，整个教育是严格按照狭窄的“专业”铺展运行，教学程序是严格按学科内容构设，学生也是围绕所预设的方向“自我完善”，文理分家，画地为牢，互不干涉，缺乏整合，导致了学生知识结构单一，视野过窄。二是创新能力不高。“三中心”(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把教学看作是知识经验的传递系统，片面地强调书本知识的灌输，把学生目光定格在书本之上，行为禁锢在校园之内，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探究精神市同对薄弱。三是功利主义浓重。重视显性价值效应的学科学习，学习完全围绕着考试进行。学习的“工具――功利”意识无形放大，造成了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相对下降。四是人文素质偏低。由于“科技至上”思潮的流行。重理轻文。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的倾向比较严重，加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的影响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念左右，学生的人文素质较低，个人的荣辱观和人生观倾斜，集体主义思想淡化，团队精神欠缺，法制意识不强，社会公德较差，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下降，这与构建和谐社会所需的人才不吻合。这就要求我们从基础教育做起，改变当前教育过程中的纯功利化的倾向，加强人文关照，营建良好的人文发展环境，为学生的基本素养的全面提高打下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发展失衡，人文教育十分薄弱，重理轻文现象十分严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严重分离，缺乏沟通，导致了学生人文科学知识贫乏，自我中心主义膨胀，缺乏良好的个性品质，文化熏陶不是，没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民族精神淡化，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文化的甄别和过滤能力较差，影响了青少年一代的综合素质的养成。可以说，在素质教育主旋律唱响的今天，文化素质教育的提出及其稳定推行，它不仅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口和开展素质教育的有效策略，也是我们的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回应。
[关键词]科学；人文；理性；人类
一、从人类理性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理论溯源
前工业社会，人、自然、社会是和谐的统一整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社会来临，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作用中，科技因素突显出来，它在推动社会突飞猛进的同时，打破了人、自然、社会原有的和谐状态。一种因素突显引起失衡，必然需要另外的因素来制衡，在这种动态平衡之中，社会才能得到发展、自然才能得以平衡，从而人实现自己的发展。因而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人文精神更应得到重视。这是人类理性的要求，也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和回归。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互利互动，两种文化都是人性的品质和才能的表征，它们根植于人性之中，是人类理性的两条不同表现路向，缺一不可，二者涉及“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工具与目的的关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理性内容具有具体性、多样性和相对性，有价值理性、目的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等概念，并争论不一，从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角度可以整合这些概念。理性具有合逻辑性、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基本内涵，这保证了科学与人文虽有诸多不同之处，但是作为人类不同文化的表现却可共存于人类社会之中。
一般说来，“理性”(英语中来自拉丁语的reason，德语的Vernuh)是指人自身的内在本性或能力，“理性”具有“超越性”与“规范性”双重品格。如果作词源考据，理性的双重品格正源自古希腊阿那克萨哥拉的超越的“努斯”(nous)精神与赫拉克利特的规范的“逻各斯”(logos)精神。“努斯”是指生命冲动的力量，是在超越具体有限事物而对万物的动因或运动的终极来源的寻求中所反思到的；“逻各斯”则是指逻辑规范的力量，通过对“始基”和“一”的不懈追求而日益突显出来。人类认识发展的主线是从神话到哲学，再到科学。在原始时代，也就是在神话思维时代，人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和追问，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种神话幻想的方式，不能说明和解释世界，图腾和巫术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随着人类生存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生活世界发生变化，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了解加深，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神话思维，而是迎来了哲学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召唤理性成为了必然。人类正是因为具有理性精神才成为人，区别于其他物种，人类的理性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它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又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起着导向性的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所谓理性的吊诡，或者说是理性的自我否定，这不是简单的完全否定，而是对于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消除理性的至高无上性和绝对性。对理性某一特质的单纯追求会造成理性的偏失，出现“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种种观念问题。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引出“合理性”概念，来强调人、主体评价、价值等因素，从而理性不再走向绝对与孤立，人类由对纯粹自然的关注到对自身的关注。由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到对社会文化的关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被关注。事实与价值、认知与评价、描述与规范等应该互相结合，无论用事实取代价值，否认价值的科学实证主义，还是以价值取代事实，否定事实的文化科学、价值哲学等均有偏颇。
传统的、绝对的理性主义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产生，柏拉图是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理性至上，是人作为人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是理性的最高形式，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世界的最终本原，自然、人类和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表现。启蒙理性主义是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的角度来考察理性，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能力，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它把人从神性的过分张扬中解放出来。理性从关注彼岸世界的“绝对精神”回到了此岸世界的人类社会，人作为人成为人，具有理性能力的人根据其理性精神构建社会，赋予社会中的一切事物以意义，人类生活展现出意义。理性不再是处于绝对的神化地位，而具有价值因素，这为关注价值领域，关注主体内在精神追求的人文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近现代科学与人文的分离，造成人类道德与精神的危机，究其原因在于理性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扭曲、分裂，因而反思理性、整合理性是解决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出路。工具理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最终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工具理性描述世界的实然状态，不能取代价值理性而成为一种对应然状态的表述，它注重可计算性，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分割开来”。西方追求确定性的理性传统，成为科学精神的思维基础。近代以来，人的理性能力主要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相联系，因而对理性的理解出现偏差，更多的是关注与科技有关的工具理性。理性追求确定性，形成科学理性的确定性、客观性、逻辑性等特质，但是理性并不简单等同于科学理性，大写的“理性”更应有合逻辑性、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统一之意。
二、从科学自身的发展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内在要求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伴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时间上先于科学文化，二者又相互影响、促进。哲学大约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这一期间，当时科学与哲学是不分的，二者浑然一体，科学包含在哲学之中，统称为“智慧”。古希腊自然哲学是科学的前身，是科学产生的土壤，关注自然，把人作为研究客观世界的主体，人和自然分开，人作为独立于自然的主体，对自然界的客观事物进行研究，这正蕴含了科学精神的萌芽。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产生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践和对自然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近代自然科学。17～18世纪，许多学科已经取得严密的科学形式，相继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建立了独立的科学门类，如天文学、力学及为它们服务的“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恩格斯清醒地看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是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开始和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为标志，这表明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人类认识的重大进步。
人文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包含有四重意思：人道或仁 慈的性质或状态，慈爱或慷慨的行为或性情；人类；人性，人的属性；人文科学。可见，人文是关于人的文化，形文化。科学是关于认识对象的本质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包含丰富的内容，它包括科学主体即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科学客体即在科学活动中被认识和研究的对象；又包括科学工具、方法、手段、目的等；科学又可按照研究领域的不同，分为多种学科。因而，在不同领域，形成了有特定组织形式的科学家共同体，他们普遍认可共同的思想观念、研究方法、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等，思想观念、研究方法、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等受到科学共同体所处时代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因而，科学不再仅仅是僵硬固定的公式、定律、原理等形式表现，科学就是一定文化的代表，并且只有在一定的文化大环境中才能产生，文化形式的改变，终究是由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方式决定的。科学探究的是客观自然物和现象的本质，这种探究活动通过人的实践进入人的生活世界，科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等领域产生影响，影响到社会，形成独特的科学文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对宗教权威，向一切教条挑战，深受社会的欢迎，推动了思想解放，解放了人类的体力。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出现了唯我独尊的“科学主义”思潮，它在压倒其他文化形式的同时，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反科学主义浪潮日见高涨，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关系不协调甚至紧张的状况，加剧了人类社会种种危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冲突愈加严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及其矛盾不是两者本身所固有的，而是由于人认识的差异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传统，走向机械论，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兴起，实验和定量方法引入，实证研究得以实现，科学的发展日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科学文化战胜并取代了有机论和神秘主义，成为主导文化。近代哲学以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自然界与人相互分离的基本观念，认为自然界是脱离人类社会历史之外的客观存在，研究自然的科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无关。事实上，二元论所导致的机械论范式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而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一种古老而又赋有创意的整体有机论范式得到重视。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有着不同的范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条路向，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不同方面和问题，二者不可通约，却可以对话。互促互进，共存于人类的存在和活动方式之中，的“实践”是沟通二者的桥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者同根——源于人，同向——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们不应该是绝对对立。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需要新的人文因素与其相适应，“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加以平衡的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技术越高级，情感反应也就越强烈。”而人文因素改变，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也迫在眉睫。
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成为20世纪的主流，获得了新的发展。当代西方出现多种新兴学科和方向，对科学和人文进行研究、探讨，有科学的社会研究、STS(科学、技术与社会)，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等地兴起的SSK(科学知识社会学)、CSS(科学文化研究)等。科学史学之父萨顿首倡科学人文主义，力图使科学人性化；中国亦提出“科学发展观”来解决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从而达到科学人文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实现人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为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扫清障碍。
科学的来源有哲学家和工匠两种传统，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对自然宇宙神秘的好奇心，到爱因斯坦，科学都是“纯粹科学”，是为了科学而科学，不是为了其他利益等因素；到了19世纪的近代科学，电磁学的产生把哲学家传统和工匠传统结合起来，科学与现实生活关系逐渐密切。从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到技术的利用，再到实用成果的产出，周期越来越短，频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是目前的常态，科技成为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时所进行的一种工具性的活动，它不单单是人与自然作用的中介，更已经广泛深入到人类社会之中，成为一种社会活动，它从本质而言是社会建构起来的，与社会系统的其他要素和规则融合为一体。科学与人文自然融合不可分。
科学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就会形成一种众所共识的世界观，进而对科学研究的主题、目的、方法等采取相似的取向，库恩称此种科学思想共识为范式，范式形成后对同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规范作用，大家均遵从范式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科技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的科技的产生及其社会应用又受到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的决定。公元二世纪托勒密首创“地心说”，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论，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的理论，成为新范式。人类世界观历经革命性改变，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对科学与人文关系认识的转变与演进。
科技创新需要先进文化的导向，需要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为先导，也需要适宜的人文环境，“思想、价值观念和信念并非无用的玩物，而是在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催化剂，不仅产生技术革新，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铺平道路”。在当今科技现代化环境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关涉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观点，与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应作为有时代意义的“科学范式”，引起科学家和人类的关注及思考。 三、从人类的生存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现实基础
人的类本质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实现融合与共同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人的世界中，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的类生存的需要。
从古至今，人类的思维方式经过了几个时期的转变，与此相应，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也表现出几个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又转向实践论。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以自然为中心；近代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绝对化，看成是脱离自然的、不受自然规律制约的、无所不能的独立存在；现代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对绝对的本体世界的好奇经过近代人性抽象化的形上追求，转向对现实的此岸人类生活的关注，人恢复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在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
人。
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神权至上，人的主体性只有在理性从神本主义的蒙昧中觉醒之后，才得到了彰显。人从唯神论中解脱出来，争取自由得益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可是，近代哲学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界的时候，科学至上，对抗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为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使欧洲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创建了辉煌成就。但科学技术盲目发展，人对自然横加掠夺、压迫，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工具理性的迅速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也剥夺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丰富性，人的生存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造成了人本身的工具化和异化，人类陷入尴尬的境地。人成为“经济人”、“理性人”，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的主体能动性被忽略，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抹杀。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科学、社会中的地位。
人类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类，人的体力能力除了依靠自身的工具之外，还要发展体外工具，以获得强化和延伸，而体外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智力能力的展现，但活动空间和生存工具的扩大与强化无法替代内省的精神诉求。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人的实践活动是沟通自然、社会的桥梁，世间万物作为有意义的“在”。必须是与人发生关系并被认识到的“在”，反之则是“存在着的无”，人类正是在这个生存和发展自身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科学在人对客观自然界认识和改造的劳动实践中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自己生存的劳动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类作为类的生活，在寻求物质生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生活。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在古希腊诞生之初，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的追求，对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发展到如今，与技术、社会密切联系，产学研一体化，科学成为当今特有人文文化的产物。科学求真，“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内容而言就依赖我们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而这些合理的可接受标准则依赖于并预设了我们的价值。”一般作为事实的科学，不应该与价值、人文分开，规律和真理是被人认识到的，各种人文因素掺杂于其中，所以，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在人文环境中被人建构出来的，真理是暂时的、有限的、相对的，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绝对客观和真理。对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正是在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生存，通过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人类实现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生活。求人与自然之真、求人与人之善、求人与自我之美，以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真正和谐。这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之上。
现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scientia涵义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一种自由探求的精神，“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这是希腊和中世纪的“知识”传统。这种“求知”的精神成为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母体，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二者亦是同向的：科学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是人生存之基础；人文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心灵的家园，是人为人之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者即分别处于较低和较高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和基础，后者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引导，与此同时建设与完善自身。”[g’
【关键词】中职升本 化学与社会 人文科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9C-0056-02
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广西教育厅从2013年起在部分本科院校开展对口自主招收全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试点工作，桂林航天工业学院从2014年起招收中职学校毕业生。但中职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基础薄弱、学习动机不强、学习习惯不科学等问题。衔接好中职与本科教学，加强基础科学教育，提高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成为了“中职升本”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为“中职升本”学生开设化学与社会课程，不仅能增长其基础科学知识，也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满足社会发展对高素质、高层次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一、“中职升本”学生学习现状
（一）学生基础薄弱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对口招收的中职毕业生专业有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机械设计制造、汽车服务工程四个理工科专业。对2014年首批“中职升本”学生调查发现，由于在中职教育过程中，侧重的是学生技能培养，大多数学生没有系统化地学习高中数理化等相关基础课程，没有形成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未能很好地适应普通大学课程的培养方案、教学方式与方法。为此，针对“中职升本”培养计划，需新增设基础英语、数学、物理、语文、化学等相关基础学科，促使“中职升本”学生顺利完成由中职学生向大学生的过渡，弥补高中相关文化基础课的缺失，更好地与大学课程内容衔接。
（二）学习动机不强
大多数“中职升本”学生从小学到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不理想，对学习缺乏兴趣与信心，之后选择中职学校学习一门技能。虽然他们通过自身能力，经过中职“特别高考”，进入大学本科继续深造，但是和同年级普通本科学生相比仍有差距。在相同环境下，学生跟不上本科教学进度，学习动机不强。
（三）学习习惯不科学
由于中职学校重技能考查，轻理论教学，学生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比较散漫，没有养成良好的预习、复习的习惯，导致学生对相关原理现象、概念理解模糊，没有形成系统认识。在大学基础科学学习过程中，对理论课程接收能力比较弱，大部分学生采取突击硬背的方式通过理论考试，对于所学专业原理并不理解。
二、开展化学人文科学教育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是育人和促进社会发展，通过品德的培养、知识的传授来实现人的各方面的发展。人文文化是“为人之本”，科学文化是人对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认识，人文主要为科学导向，科学主要为人文奠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者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有利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爱因斯坦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
化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是研究物质分子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变化规律的科学，是一门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的学科，是各个应用性学科的基础。它深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满足社会的需要。但是随着化学技术的发展，各类环境污染、化学武器、食品安全、药品质量、等问题制约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运用好化学这把双刃剑，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今后教育培养工作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对于“中职升本”的学生，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使学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全面地介绍化学学科基本概念、原理及其应用的同时，开展人文科学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中职升本”学生。其次，从人文教育角度构建基础知识，贴近生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也是提升学生学习热情、适应“中职升本”学生的需要。
三、化学人文科学教育开展路径与对策
化学与社会课程紧扣“化学与社会”主题，结合“中职升本”学生特点，对人文科学教育进行探索，丰富学生知识结构。
（一）精选教程，构建人文科学教育
市面上关于大学化学基础学科的教程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基本化学知识为主线，涉及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四大领域，基本涵盖化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另一类是以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化学问题为主线，围绕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建立对化学原理的理解，创造性地将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如中国化学会和美国化学会共同推介的“Chemistry in Context：Applying Chemistry to Society”（化学与社会）一书。
针对“中职升本”学生基础薄弱、知识结构不完备等特点，需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采用难度适中的教材，精编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教学。本着“教育生活化”的理念，笔者选择了化学与社会（蔡萍编）一书。该书共10章，从知识性和实用性阐述了化学的发展史以及在能源、环境、生命、材料、医药、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作用，并在书中贯穿化学基本原理、思考题以及趣味阅读，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进行教学。
【关键词】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 统一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涵、功能各异，但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且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整体的两翼
人类的行为既要合目的性又要合规律性，人文为其合目的性提供基础，而科学则为其合规律性提供基础，两者互补才是行为合理性的保证。然而，科技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造成了许多道德、伦理、贫富、环境等问题。于是，历史上的科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各执一端，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也是分离的。科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的这种局限性，虽然历经批判在理论上呈衰微趋势，但事实上的分离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呈扩大的趋势。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分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对GDP的贡献率，社会对掌握一技之长的劳动者的需求经久不衰，而培养劳动者的高等乃至中等、高中教育又分为文、理等学科，学生们为了就业谋生往往又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的功利化倾向。另一方面，人文素质教育被边缘化，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对智力开发、专业知识的灌输趋之若鹜，而对于诗书礼乐、传统经典、人文关怀、如何做人之类的人文教育实际上不够重视，特别是理工科类院校，不仅人文类必修课程开得少、不系统，即便是不得不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时上也常常打折扣。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全面的。
造成这种人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状况的根源是文化教育中的科学和人文两者长期的分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实质上分离的现象还有理论支撑而加剧分离倾向。实践证明，这种“互相包含、难分彼此”的统一论，更加剧了人文素质教育的边缘化。所以，越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越要提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协调，由此，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协调发展。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的统一
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育人”的高度出发，在教育实践中确实把人文素质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把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统一起来，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的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统一起来。
知识经济的综合性，要求现代教育必须是文化科学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能力培育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教育，必然要求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不仅需要我们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高新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且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科学家、发明家、学术带头人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拔尖人才，以带动和促进全民族科学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
但是，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知识，还应当包括人文知识，即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知识。实践证明：成功的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往往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所以，要把素质教育贯穿于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使受教育者具有厚实的科学和人文的知识结构，同时受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统一。
通过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推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相统一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基本原理或观念层次上的相互启发，也可以是方法层次上的互相借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相统一的表现形式的最高层次是学科上的整合与重构。也就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各门学科都必须兼具科技与人文的丰富内涵， 任何单一学科发展都有碍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体的统一。比如医学，它的形式是理学和工学，但它的本质是人学，在学科整合上必须突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又比如建筑学，它是集力学、数学、材料学、地质学、美学等学科在内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具备了建筑学与美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才能设计和建造既坚固耐用，又美观漂亮；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建筑物。通过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作进步，推动了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那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能既有人文方面的精神，又有科学方面的精神，同时，具有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质，使得人们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时，既能够遵循着科学精神，又能够顾虑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实现着用一种人文的精神来观察和正确处理科学技术的自身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形成的各类社会问题；在处理各类人文问题时，不只遵循着人文精神，也遵循科学精神的指引，使人文精神体现更多科学精神，能够在正确地把握和理解人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时代价值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有利于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育的应用价值在于使人成其为人，教育的发展在于通过改变人的命运进而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但传统的教育观受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教育思潮的影响根深蒂固，破坏了教育目标的整体性，使受教育者的个性发生扭曲，割裂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造成了教育上的不协调，也使受教育者个人的发展不完善。在现实教育实践中，上述两种教育观的历史影响依稀可见，尤以科学主义的教育观根深蒂固。虽然也有不少人只关注心灵、情感、人格以及个性的发展，对科学知识一知半解，没有真才实学。但主要的倾向是不少人只重视学习应用性、技术性的专业，而轻视基础理论和人文学科，不注重实际能力的培训，从而出现了智商高而德行低、学历高而修养差、知识多而能力差的现象。“知书”而“不识礼”，遇到困难和挫折，心理脆弱，逃避现实，容易走向极端。这说明，如果教育只讲科学不讲人文，或是只讲人文而不讲科学，培养出来的往往是“单向度的人”。克服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就是改变教育理念，通过加强科技与人文的教育，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的统一，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有利于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有利于造福人类社会。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戴森在他的著作《宇宙波澜》中有一个鲜明观点：科学与道德主要之点是科学要充满人文关怀。杨振宁博士也认为，科学家每一个人的活动都听命于某一种心情，这就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说：如果我们退一步问，我们所钻研的这些问题的深远意义是什么？每一项研究结果的长远价值是什么？那么，我相信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标准就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的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这是关于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典型诠释。特别是当今科学研究对象已不仅仅是天然的自然，而是越来越成为人化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这种变化在性质上主要恢复和保持人的整体性，消除科技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变化，如果科学工作者没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指导，就很难树立高尚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情况在生物学、医疗、心理学、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特别是医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最需要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但据南方医科大学郑木民校长主持的一项科研课题的调研显示，90%的医患纠纷是医务人员缺乏人文素养、人文关怀造成的，纯技术的因素只占10%，这反映出加强对医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为确保现代化的快速实现，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的重大战略。首要关注点是处理好人的素质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统一的首要价值，就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观。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协调的格局。对于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来说，为“四个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它的基本要求就是走一条人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正确道路。
1.教育价值取向
教育价值，是指教育活动的属性、特点、功能、效果与教育活动主体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它表明教育活动对教育活动主体需要的适合或满足。所谓教育价值选择，是指教育活动主体依据自身的需要对教育活动的属性、特点、功能、效果所做出的价值取向，它表明教育活动主体的价值态度[1]。
教育价值观念是隐在教育目的中的价值判断，体现为教育目的取向。教育目的取向虽可算是“应然的”教育目的，仍有别于成文或不成文的“正式”的教育目的，即规范的教育目的，或“教育目的规范”。这是由于某种教育目的取向即使指向当然状态(即符合人们的价值追求)，它未必能够实现，故须经过可能性论证，作出恰当的选择;某种“应然的”教育目的，即使在理论上存在实现的可能性，只有具备充分的条件才具有可行性。故又须基于对各种主观与客观条件的分析，作出可行性论证，只采纳有可行性的教育目的取向，并从实际情况与需要出发，作出具体的规定，从而形成“教育目的规范”[2]。根据陈桂生先生的论述，在面临环境危机的时代处境中，我们在倡导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的“应然”教育目的取向时，要根据客观条件，采用可行的“规范”实现之。
价值问题不同于事实问题。事实问题只要遵循客观尺度，服从于真理一元化原则即可;但是价值问题在客观尺度上又引入了主观尺度，因而是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统一[3]。基于价值所具有的多元性，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需要出发，对同一价值客体就会有不同价值反应和不同的价值判断。这也是历史上何以出现各种不同教育目的取向的原因。
教育中包含着诸多矛盾和冲突，因而教育活动是一个蕴含着种种矛盾和冲突的整体。由此，教育主体也面对着一系列的教育价值选择。作为教育活动，不仅要遵循教育的规律，而且要追求某种需要的教育的价值。在遵循规律的同时，教育活动还要满足教育活动主体的需要和要求。
2.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性
所谓时代性是指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发展，它具体体现着一定的时代特征[4]。历史证明，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反映在教育价值取向上就要求其具有时代性。这种取向并不是对时代的被动适应，而是要求教育发挥它固有的时代“寒暑表”的功能，这不仅是教育理论在教育中的反映，同时也是教育价值取向能够实现的保证。合理的教育的时代性价值取向，一定要充分体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在客观尺度与主观尺度上取得的统一。教育必须关注时代对人的要求，并反映和落实这种要求。在技术已经危害和破坏着人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结构之间平衡状态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不管教育价值的时代性取向以哪种形式表征，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从某一种教育理论意义的生成而言，它既是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与该时代所需要的教育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和适切性。同时，也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历史局限性[5]。教育的时代性价值取向就像三维空间中的时间一样，将这一存在物连同它的空间一起向无限推进，这样，整个教育价值取向才会栩栩如生，并且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
由于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导致地区性、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环境功能的衰退或破坏，从而严重影响和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类的环境意识薄弱，没有深刻认识到人与环境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世界人口增长过快，特别是经济落后国家，因人口压力过度地向环境索取资源，给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和破坏;生产过程中没有充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向环境排放大量废弃物质;人类利用科学技术，经常不适当地扩大干预自然的规模和强度，导致局部和全球性的气候异常、森林植被锐减、水土流失、淡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严重及环境质量下降等。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所著《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告诫了世人，DDT等化学药品及农药对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潜在的危险性。梅萨罗维克和威斯特尔在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中写道：造成现代的许多危机的根源是出于人类最善良的愿望所采取的行动和结果。例如，为减轻人类的劳动而利用自然界的非人力能源本来是一项不容争辩的目标，然而却导致了目前的能源危机;为了加强群众——不论是国家、社区或家庭——的力量而多子多孙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它却导致了人口危机;为减轻人类痛苦，延长人类寿命而征服疾病，无疑是一个高尚的目标，然而它却导致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如修建公路、水坝和运河，发展农业、砍伐森林、打猎和畜牧、开矿和工业工程等等，直接导致了对生态的破坏[6]。换言之，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自然环境——是人类“驯服”自然界的方式，但是却导致了环境危机。
地球经历了若干亿年的漫长]化，才形成今天这种适于人类居住的环境。在]化过程中，顺应它的物种被保留了下来。大自然]化中的无数事实证明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规律。然而，我们人类总是固执地把自己看成与其它物种本质上有别而且高于其它物种的理性存在。正是这种妄自尊大和自命不凡，使我们忘记了自己依然是这生物圈共同体中的一员，天真地以为只要“通过我们的各种机器，我们至少已经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中摆脱出来了”[7]。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明如果是自然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那么留给我们人类自己的只能是荒漠。处于危害中的环境再一次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生物圈供养着人们，并支持着他们所做的一切;任何不适应生物圈的事物都是对生物圈完美稳定的领域的威胁。
三、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价值取向
我们处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人们能够解决许多问题，但是也引起了环境的恶化，我们面临这种生态紊乱扩展的后果——危及人类的统一和它的前途，也正在危及人类特有的统一性。在这种形势所产生的危险中，不仅有冲突与其它灾难的危险，而且还有非人化的根本危险，这种危险既影响着有特权地位的人们，也影响着受压迫的人们。因为对人类本性所造成的伤害，也会伤害所有的人们。由此我们提倡人文科学主义的教育价值取向。从现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全面进步最基本的因素以及现代社会日益科学化的趋势来看，未来教育必须以科学教育为基础。同时，未来教育又必须以人文教育为社会价值取向，科学只有与人文相结合，并接受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导向，才能使科学真正有益地服务于人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能够而且必须融合，这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所谓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价值观，即以科学精神为基础，以人文精神为方向的教育价值观。它是科学主义教育价值观与人文主义教育价值观的有机结合。《学会生存》中指出：人类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复杂多样;使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发明者和创造性的理想家，来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8]。科学人文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目的主要是关心人和他人的福利;它又是科学的，因为它的人道主义内容还要通过科学对人与世界的知识领域继续不断地作出新贡献而加以规定和充实”。
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价值取向以培养科学精神为基础。怀特海说过：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二者缺一不可[9]。《学会生存》中指出：科学的人文主义所指的人是指“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在历史背景中的人，一个生活在一定时代的人”。他要依靠客观知识，而这种客观知识本质上必定会导致行动，并且主要为人类本身而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价值取向的使命是发展人性。倡导人类对自己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心，包括对人的价值的至高信仰，对人类处境的无限关切，对开放、民主、自由等准则的不懈追求，并凝结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10]。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只交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的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藉着教育得到对事物及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觉，人必须对从属于道德性质的美和善有亲切的感觉，对于人类的各种动机、各种期望、各种痛苦有了解，才能和别的个人和社会有适合的关系。
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价值取向同样要求培养完善的人。在智力方面，完善的人除了应该掌握知识以外，还要发展观察、试验和对经验与知识进行分类的能力;表达自己意见和听取别人意见的能力;怀疑的能力;不断阅读的能力;把科学精神和诗情意境结合以探索世界的能力。在感情方面，要注意培养人际关系的感情品质，与人合作;培养对美的兴趣和能力，在美感活动中涵养人格。此外，要拥有健康的身体，通过训练和练习来增强体质。
拉塞克和维迪努在谈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趋势是兴奋地指出：对各门学科之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以及教育内容的各种来源之间的相互依存表现出更清楚的意识，这是现代学校政策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之一[11]。最后要强调的一点，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绝不是两种教育的简单相加和机械拼凑，也不是一个二者之间简单的数量比例关系，都需要充分重视，但并不以削弱对方为前提或者牺牲对方为代价。
关键词：生物化学；化学；人文精神；素质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52-0011-02
作为一门生命科学的前沿基础课程，《生物化学》除了是生物学专业本科生的主干课程之外，目前在我校粮油、食品、环境、化工等专业也是必修课之一，对丰富和拓展这些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学识层次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根据新课程标准中强调“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理念，笔者在近几年的授课过程中，有意识的增加对学生人文意识或精神的传播，以求更好的体现课改“以人为本”的思想。下面对此做简要阐述。
一、注重“生命”教育，激发学生梦想激情
《生物化学》的研究对象是生物有机体，所以一切大分子和代谢反应，归根到底都要以生命为载体。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尊重人之为人的价值。与此相应，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所谓的人文教育，第一就是要求学生学会对生命的尊重。在开篇绪论里我们就花费大量时间探讨什么是生命，在将细胞、代谢、遗传和变异、个体发育与系统进化等生命特征用《生物化学》的原理和语言解释清楚之外，我们有意识的强调生命的意义，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立的存在，低等如单细胞生物，高等如具高智慧的人类，无不是生命的代表形式，对自然界来说都是必要的组成单位，形形的生命个体构成了这个瑰丽多彩的生物世界。学生在上某一门课之前都是对该门课程都有相当大的期待和梦想，我们在要求学生保持这种梦想的同时，坚定信心学好《生物化学》，为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基础。同时，适时的引入“中国梦”理念，将个人理想和国家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放眼未来，立足长远，找到自己理想和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不断努力成为有用之才。
二、渗透科学史教育，引导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在推进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方面，了解科学史能帮助学生获得自然科学的整体形象、人性的形象，对全面理解科学及与人文的关系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被科学史科创始人乔治.萨顿比喻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桥梁”。生物化学的发展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期间一代代科学家在追求真理和实践的过程中，谱写了一部动人的生物化学发展史，展示了科学家多样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课堂上，我们除了举出物理学界的爱因斯坦除了在科学上成就巨大之外，还能拉一手好的小提琴。在生物化学历史中，独立建立了用于研究酶促反应动力学的Michaelis-Mentan方程的加拿大女科学家Mentan是另一个极好的例子。除了正常的生物化学科研工作之外，Mentan本人还是一位成功的音乐家和画家，出版过个人音乐专辑并举办过个人画展，具备了多方面的素质。我们以这些科学史中前辈科学家的例子为学生打开了一扇心门，理科学生多加强一些人文素养的培养，锻炼自身综合能力的提高对专业的学习和应用是百益而无一害的。此外，我们针对学生死读书和过于依赖课本的旧习，为提高学生勇于提出问题和敢于质疑的创新意识，课堂上在讲授知识点的同时，适时介绍该知识点的发现历史和渐进过程，让学生感受到科学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一代代学者不断突破窠臼，推陈出新的结果。如DNA结构这一部分，我们首先介绍了加拿大科学家Avery通过肺炎球菌感染实验证实DNA为生物体遗传物质并最终获得国际学界认可的曲折过程，让学生体会坚持真理和敢于质疑权威的重要性，而在讨论由Watson和Crick建立的DNA双螺旋结构时，介绍了两位科学家由开始的三螺旋逐步过渡到双螺旋的发现背景，强调前期富兰克林等科学家的X-射线衍射结果对他们构建DNA双螺旋结构的支撑作用，让学生感受到任何成果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创新的产物。
三、强化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提升学生自信心
尽管生物化学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发端于西方国家，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这门科学上毫无建树，相反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积累了很多生物化学知识，且融入到日常饮食、营养、医药等领域的多个具体实践中。在讲到酶这一部分时，我们举出，在我国河南信阳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提梁卣，里面存放了三千多年前的美酒，让学生理解我国人民早在夏商时期就可以利用酶进行发酵酿酒，《周礼》记载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公元前12世纪就能制作饴糖，且能将酒发酵为醋，表明我国上古时期已开始使用生物体内具有重要生物学活性的酶，做为日常饮食制作及加工的工具。这些实际应用作为现代生物化学中酶学的萌芽开端，显然要比西方世界早得多。通过这些事例，让学生了解我国劳动人民在生物化学发展上的贡献。此外，我们还举出在1965年由王应睐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牛胰岛素的化学人工合成，其结构、生物活力、物理化学性质和结晶形状等都和天然的牛胰岛素完全一样。就近来，我们就举出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马继延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验证实了朊病毒导致疯牛病的假说，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例子无一例外都证明了我国学者在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地位和智慧，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坚定他们学好《生物化学》的信心。
学科整合的背景下在化工专业开设《生物化学》课程已成大势所趋，对丰富化学学科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必要的。如何在兼顾课程教学内容完整性、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实际性的同时，真正让化工专业学生从内心认可学习《生物化学》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在课堂上适当渗透科学史教育、增强学生对积极的情感和价值观认同等人文意识的传播将能有力坚定学生学习《生物化学》的信心，拓展综合素质的培养。
参考文献：
[1]王梦姣.浅谈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进展及其在社会发展中作用[J].陕西农业科学，2009，（5）：112-114.
[2]张瓂，尹战海.谈“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生物化学教学中的渗透[J].西北医学教育，2010，18（5）：1006-1008.
[3]周广舟.化学专业《生物化学》教学研究与实践[J].中国科技信息，2011，（4）：267-268.
[4]乔建军，财音青格乐.化工学科分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生物化学的教学体会[J].化工高等教育，2012，（4）：69-72.
[5]任峻.实现基础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模式转变的几点设想[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6）.
1、从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看科学与信仰的辩证关系
我们知道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在西方的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现，本通过把科学与信仰的辩证关系镶入西方文化，力图清晰的展现科学和信仰的独特关系。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并非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调整、变化的辩证关系。在西方文化的摇篮时代―希腊城邦时代，科学与信仰是一种水融的同一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一度攫取了绝对的专治权利，而这时科学与哲学只能够仰承宗教的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的地位。随着近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二者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时一种以科学为主导的新的人文精神重新产生出来，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变成一种共生互补的新关系模式，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1.1对科学与人文信仰进行重新反思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科学与信仰，尤其是信仰中包含的宗教精神抱着一种过分简单的看法。一般认为信仰在过去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占主导地位，是因为科学理性精神的不发达，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性精神的壮大，信仰也会被科学所控制。然而面对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这种科学与信仰之关系的传统观点正在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当今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无可争议地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美国的文化以及精神在世界上占有非常强势的地位。今天的中国比起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无疑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中国人对于人文精神的需求也越来越明显。面对科学与信仰同步发展而非此消彼长的新现象，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科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应该采取一种无视现实的自欺欺人的蒙昧态度。
自从儒家思想在汉代取得独尊低位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在本质上就采取一种拥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文化倾向。这里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表现为一种道德教化。中国人从来未真正经历过宗教的暴虐和理性精神的跋扈这两种相反的极端形式。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对于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往往采取的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即简单的把二者看作是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
毋庸置疑，科学与宗教在西方曾一度处于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之中，但是正如他们曾经也在其他的历史阶段中呈现为一种水融的统一关系一样。在西方历史长河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关系，我们只有用这种辩证的眼光看待二者之间关系，才能真正理解科学理性与人本主义信仰之间表现出来的微妙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科学探究；人文引领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interprets Mr. Zhang Chu-ting's pedagogy works and then reveals his way from scientific exploration to humanistic leading. His unique thought of science-humanistic academic development ， which from the premature， mature of scientific pedagogy to the appearance of philosophical vision ， and to the total deepening of humanistic thinking concerning education finally ， is good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edagogy in China.
Key words:scientific exploration; humanistic leading
张楚廷先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涉足教育学研究，由外而内，一步步扎根到教育学的大地之上，一点一滴，以自己独到的方式，展示出一个又一个教育的新视界。他的著作平易、流畅，娓娓道来，抓住一个又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象拿着解剖刀，驾轻就熟地深入其中。从科学式的教育探究，到立足哲学、历史与文化的人文引领，他的教育学研究表现出一条由科学而人文，以至科学-人文有机融合的独特教育学路径，把教育学中的老问题每每谈出新意，又常常把教育学中被忽视的问题令人叹服地摆到理性思考的教育学平台之上。
一、《教学原则今论》：科学教育学的起步
早在1993年，张楚廷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教育学著作《教学原则今论》。在其中，他首先详细列举了已有诸多教育名家的教学原则，并结合教育的历史与现状逐条进行细致分析。但在他的科学解剖刀的利器之下，原先许多貌似合理、状似齐全的原则体系都开始变得摇摇欲坠、问题迭出。
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先生开始了他的理性建构。在建构的过程中，他首先分析了建构教学原则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教学原则的基本问题探讨中，先生首先区分了教学的规范性与规律性问题。并认为规范性问题属于主观性问题，规律性问题则属于客观性问题，对于二者的混淆往往容易导致对于教学原则与教学规律的认识不清，错把规范当成了规律，而这正是教学论科学化的障碍之一。他以“它本是怎样的”、“它可能是怎样的”、“它应当是怎样的”三个问题作出判断，从而将必然性问题、可能性问题、企求性问题一一区分开来，还教学原则以真实面目。同时，他认为要以相容性、完备性、独立性、简练性四大条件来检验一条原则提出的科学性，并以此来丈量远至夸美纽斯、近至当代教育家提出的口号各异的教学原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4－1－1”阵型的教学原则体系，圆满回答了为什么教、教什么的问题，也间接地部分回答了怎样教的问题。
《教学原则今论》作为先生进入教育学殿堂初试牛刀的起步之作，体现了他教育研究的基本风格与作为教育学者的精神气度。那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科学探究精神，注重逻辑严密性的思维品格，在整体逻辑框架严密的基础上充分展开发散思维并对细节保持敏悟性的思想特性，直入问题、简洁明了、不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问题分析与理性建构并重的学术路径，都成为先生教授教育学研究典型风格，表达了一位从数学进入教育学领域的严谨学者对教育问题的审慎而开阔的思考，同时也预示着其科学教育学的起步。
二、《教学论纲》：科学教育学的扛鼎之笔
2004年出版的《教学论纲》是先生前期教学理论研究的集大成，它在借鉴、吸收国内外有关著述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教学论的各基本论题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在结合时代特点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创的见解。其主要内容包括教学要素、教学规律、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组织与管理、教学评价、教学论的科学化等。
综观先生的《论纲》，贯穿其中的正是一种对教学论研究科学化的追求，就在书的前言中，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着力于客观性探讨，着力于客观性描画”，“力求在增强教学论的逻辑性方面下些工夫，以形成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概念系统和命题系统”，“80年代中期，王策三先生提出的‘教学论科学化’一直像一面旗帜感召着我，虽然在全书的14章中只有一章是专门讨论科学化问题的，但全书贯彻此精神”[1]。对教学论科学化的追求基本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教学论逻辑起点的探究，从教学与元学习出发，由此而展开教学论的基本范畴与问题逻辑的清晰梳理，其中富于创意的是对元学习概念的教学论意义的阐发与教学要素的探讨；二是贯穿在每一章节之中的对局部问题的分析，都是一贯地体现了先生的分析、解剖、再建构的风格；三是贯穿全书的冷静分析与客观描述的笔调，避免了教育学研究中惯有的浪漫型构想与规范设计。
说《教学论纲》是先生科学教育学思路的扛鼎之作，并不是简单比附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著作，在缜密的逻辑解剖与建构之中，同样不乏诗性的激情。因为教学问题毕竟涉及的是活生生的人事，所以才能引发先生逻辑之中的诗性阐发。这并不妨碍先生对教学论的科学追求，也许这本身就是教学论的科学之所在，即她的科学性追求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这不仅表现在细节的论证中的细水长流，更表现在标题转换中的跳跃与论题的流转。比如，第十四章“教学论的科学化问题”第六节是“自由学术探讨”，第七节却又联想到了诺贝尔奖，并提出“我们是否也承担责任”的问题，一下子把传统教学论的视野远远地拓展了。
正因为如此，在明确提出追求教学论的科学化的前提下，先生竟然在本书的结尾提出这样的疑问：“教学论是不是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这里不仅是对教学论科学化的必要的否思，而且也是对教学论科学化的提升，因为其中渗透的正是一种求真、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态度。这里实际上又给后面先生教育研究的哲学走向埋下了伏笔。
三、《课程与教学哲学》：哲学视角的由隐而显
先生从事教学四十年有余，而从事教学理论研究长达二十余年。他常言：前二十年，是在操练、欣赏着教学；后二十年是在琢磨、探索着教学。长期养成的理性思考的习惯引导着他逐渐走向哲学的思考，或者说在多年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哲学向他走来，他与哲学不期而遇，就有了《课程与教学哲学》的诞生。
如果说前期的研究中，哲学思考只是潜在的线索，是冰山的聚积，那么，200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课程与教学哲学》则是先生寻求突破——不仅是个人的突破，同时也是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的突破——的精心之作。在这本洋洋洒洒40万言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先生对前期研究的超越。这种超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大处着手，一开始就抓住了当代西方课程与教学哲学巨擘布鲁纳的结构原理与皮亚杰的后结构主义，再论及后现代课程观，后面主要围绕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社本主义等当代教育中的重大问题，最后归结为人文引领的和谐课程观，给课程与教学哲学领域开辟了一种崭新的气象；二是从前期的注重逻辑推究转向哲学悟思，大大提高了先生教育思考的整体性与人文性，对课程与教学理论问题的探究向着纵深处拓展。
先生还从阐释学（解释学）的视角，细细分析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课程观与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与社本主义的关系。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五I”课程构想，书的最后集中阐述了其人文引领的和谐课程观，实际上也就是这本书的核心精神。他相信：“完”与“全”使人更象人，而和谐更能体现生命的特征，并使人更具生命力、更高大，因而，课程的未来将是和谐的走势。
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先生作为长者的深厚的功底，同时可以看出他像年轻人一般乐学，一方面踏踏实实地研读马克思的著作，一方面又积极接受当代西方哲学的新思考。对于时下流行的课程与教学领域中的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和社本主义，先生不仅给予了批判性的分析和澄清，同时也提供了基于现实的我国课程与教学设计的可行性思路。可以说，承继与发展同在，批判与建设并存，条分缕析中充盈着逻辑的缜密。
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这个论题进行了卓有创意的阐发。他提出，全面发展的“全面”主要不是一个量的概念，“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发展主要是一些基本方面的发展，全面发展是一个个人的发展，全面发展是发展着走向全面，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个性发展，人要经由个性的充分发展来实现全面发展，离开了个性发展，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2]（P302)。这里，既有对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悉心研读，又有结合时代的深切的忧思。先生的思考可谓切中时弊，冷静的言说中渗透的是先生对时代、对民族火样的热情与深沉的爱恋。
四、《教育哲学》：教育人文思考的全面深化
先生在《教育哲学》结束语中这样写到，“一直往前走，总能走到一个不在原地踏步的前方，这不是什么雄心壮志，仅仅是对一直走下去的一种信念”[3]（P304)。正是这种一种往前走的信念支撑着先生不停地朝前探索，不把自己停滞在个人既成的教育思考水平上。
如果说以要素归纳的语言来描述张楚廷先生的学术历程，把以《教学论纲》为代表的前期著作的关键词归纳为科学，把以《课程与教学哲学》为代表的中期著作归纳为哲学，那么以《教育哲学》为代表的近期研究的关键词则是人文与历史。当然，贯穿其中的，既有相通的因素，又有包容前期、累积性发展的因素。不管怎样，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先生不断探究、超越自我的学术勇气与生命立场。
《课程与教学哲学》中，先生在阐发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人文引领和谐的课程观，在《教育哲学》中，先生进一步完成了人文引领的历史化与现实化。全书自问“从哪里开始考察教育”起始，第二章就直接进入书的中心主题，“人是什么”。教育是人的教育，对于教育的真切关注也就是对于人本身的关注。这样，先生就把“人是什么”变成了“教育第一问”，对人的思考在这里又被再一次提升。先生紧扣马克思的命题“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再论及“关系中的人”，再把人置于社会之中考察“人发展什么”。在“人发展什么”这一章中，先生再一次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他自己发展的全面，因而必是有个性的全面发展，或个性下的相对全面发展，因而可否就说实质上是个性发展”[3]（P130)，“发展个性就是发展丰富性，发展创造性”。正是基于对作为教育根本的人的考察，先生开始了对教育特性的思考，并提出教育的“五大公理”，即：潜在公理、动因公理、反身公理、美学公理及中介公理。所谓潜在公理，即人的潜意识、潜智能的存在是教育存在的依据；所谓动因公理即人的欲望是天赋的，同时又是可以开发和引导的，这也是教育发生、存在和展开的条件；所谓反身公理，即人可自我对象化，人亦可对象自我化；所谓美学公理，即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中介公理即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作为中介在人的发展中起不同性质的作用[3]（P220-221)。五大公理的概括可以说是第一次把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基础问题表达得如此准确而清晰，没有丝毫的泛泛而论，充分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视野的融合。
论证教育的五大公理作为教育的基础性问题，这并不是先生研究的根本目标，紧接着的一章“自由教育”，才是先生本书的根本落脚点，这也是对前面关于人的自由、全面与个性发展论述的回应。先生在一般性地论及自由教育的涵义的基础上，阐述与当下中国教育实践密切相关的几个自由教育的关键问题，从人文知识的命运、知识的性质、自由教育的命运，再谈及学校的命运与大学作为象牙塔的命运，使得对自由教育的论述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本土关怀。
先生关注个性发展，但任何个性发展都是置身一定社会之中的个性发展，先生十分钟爱个性发展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与文化之中缺少了凸现个性发展的因素。与此同时，先生又清楚地知道，任何个性发展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现实之中，在社会之中，个性发展不能走向惟我主义的狭小圈隅，所以先生最后一章又回到“教育的社会性问题”。先生这样写道：“教育通过培养人，通过让学生成为合格的公民、成为能更有作为的人而善待社会，通过服务于人而服务于社会，通过促进人的发展而促进社会发展。”[3]（P292)这里清楚地表明，先生正是要在凸现个性问题的同时，把个性与社会性统一起来。不难看出，先生在章节主题转换上的安排，可谓用心良苦。
五、科学—人文立场之中的多维视野
与先生照面，一身简朴，从容平淡；听先生说话，话语平和，有长者风范而无威权姿态。简朴人生的背后是对教育知识与真理的激情与涌动的思想。先生以从容淡定之心去观察、体味、反思平凡而不平静的教育现实。他的目光是独到的，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支撑让他立论坚实，广博深厚的学术底蕴又使他的视野足够开阔。他纵横捭阖于数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美学等领域，同时在其思维的天空下常常出现解释学、现象学、全息论等时兴学说，在他逐渐融贯而出的科学-人文立场之中展现出多维的、丰富的教育学视界。眺望先生的教育学风景，我们看见的是对教育中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渴望与对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美好期待。
先生著作等身，思想如绵延之山，愚鲁我辈自然不足以窥其堂奥，只能从个人的印象，斗胆做些简单的勾勒。在我看来，先生的研究之于我国教育学理论建设至少有以下不可忽视的贡献：
转贴于 其一，先生以深厚的科学背景进入教育学门径，给教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他者眼光，不仅提供了庞大的思想宝库，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教育思想方式的、逻辑分析与人文关注并重的教育思想与言说方式。多年的数学知识背景为先生进入教育思考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开阔的哲学社会科学视野则为先生的思考提供了人文的支持，丰富的教育生活体验与教学经历更直接为先生的思考注入了现实的体温。从先生多年来的研究与写作明显地可以看出，先生一方面在坚持清晰的逻辑思考与踏实的论理方式，另一方面在逐步扩大其人文关切，从而较好地把科学思维与人文关注紧密结合。
其二，先生以自己独到的视野与切入教育问题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教育学研究的问题空间和论说方式。从教学细则到教育公理，从元学习到和谐课程观，从数学知识的大量引入到对各种西方教育哲学的思考探索，从对基础教育的思考到对个人大学治理经验的反思，从对当下教育现实问题的追问到对教育历史的娓娓道来，从对教育、心理、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到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引入，可谓琳琅满目，给予读者很强的视觉冲击，充分地挑战读者自身的心智与知识世界。
第三，从先生的第一本教育学著作伊始，对人的关注贯穿始终，这条线索由隐而显，由心理、心力的关注到对历史与现实之中完整人性的关注，以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题的不断发掘，可以说直接地拓展了教育的中心问题——人的关注的视野与水平。先生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中写到，这本书，“所直接表达的是，切望我们的教学更美好，我们的课程更美好；所间接表达的则是，盼望接受过教育的人们确实因教育而变得更美好”[2]（P3)。显然，正是这种对美好教育与美好人性的期待成为先生教育研究与写作的内在灵魂，也是先生从科学思考而进入科学-人文整合探究的内在基础。
第四，先生笔耕不辍、勤于著述、不断超越自我的学人风范与长者气度，为教育后学之士作出了重要的人格示范。先生曾电话示我后一阶段的写作计划，除了重写《教学论纲》、新写《高等教育学》之外，还有数本著作都在构思之中，先生学而不倦的学人本色令后辈汗颜。“一直往前走，总能走到一个不在原地踏步的前方”，这种“一直走下去”的信念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几乎在每本书的前言或者后记中，先生都会自谦地写下“非常期望得到指教和批评”、“聆听他人，聆听智者，以便更好地反躬自省”。《教育哲学》的前言中，先生更是谦逊如同一位踏实的小学生，“笔者的哲学修养、教育理论修养确实都十分有限，对于教育哲学，我是‘半路未出家’，敬请各位学者、智者批评。”苏格拉底有言，真正的知，大知，就是认识自己无知。在这里，先生自己本身莫不就是这样一位清醒而高明的智者？
也许先生的观点不乏商榷之处，先生也满怀与他人商榷的期待，因为，先生清楚地知道，真理本身就是开放的。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是先生2003年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所说的：
“思想不会停止，询问不会停止。”
这是先生的自言自语，难道不是说给我们听的？
[参考文献]
[1]张楚廷.教学论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前言.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