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0 10:45:0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产业融合的意义，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创意产业目前在国外是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产业，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也逐渐兴起，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地都将创意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高度重视。旅游业作为以满足人们愉悦需求为根本目的的时尚产业，无论是产品开发，还是宣传促销，都与创意产业密切相关。将文化创意植入到旅游业中，用文化创意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旅游业发展的趋势。
一、产业发展背景
1.创意产业蓬勃兴起，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新引擎。在全球经济进入以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正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创意”更被认为是决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就曾经认为“真正推动20世纪90年代巨大繁荣的不是充沛的资金投入或高科技创业潮，而是各种喷薄而出的人类的创意”。“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理查德·弗罗里达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创意也是一种资本形式——可称之为“创意资本”。人们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商业模型、新文化形式和新产业，这些就是“创意资本”。经济要发展、繁荣，那么各种类型的组织(个人、公司、城市、州乃至国家)都必须培育、推动、激发和投资于创意。创意思维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创意在城市发展、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
创意产业的出现可谓是知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地位日益增强的结果。创意产业内涵的关键是强调创意和创新，从广义上讲，凡是由创意推动的产业均属于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可以与多种产业相融合，提高他们的观念价值。而且其产业资源、产业要素、产业运营可以围绕不断变化的需求进行动态组合，从而促进产业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创意产业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创新，是对传统的产业发展逻辑的颠覆。在技术进步、产业融合、消费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它对于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其他很多产业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为世界各国在知识经济全球竞争中带来新的发展思路和途径，创意产业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也被我国许多部门和地区提到了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2.旅游产业发展步入瓶颈，亟待升级转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旅游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我国旅游业已经进入了重大战略调整期，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和升级换代，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任务。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就是要转变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发展形态，实现我国旅游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由注重规模扩张向扩大规模和提升效益并重转变，由注重经济功能向发挥综合功能转变。因此，旅游业态创新会是实现我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所谓旅游业态创新即通过围绕着旅游产品的生产、经营和流通等各环节上的具体方法和过程的创新。旅游业态创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业态融合是旅游业态创新的最主要形式和发展趋势，如会展与旅游业的融合而成的会展旅游业、工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而成的工农观光业、文化休闲业和旅游业融合而成的文化休闲旅游业等等。随着创意产业的日益兴起，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对重塑旅游业的产业体系将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创意产业所具有的创新性、渗透性、高增值力、强辐射力和高科技含量的特征，将为旅游业注入持续发展的生机和动力。可以预见，旅游产业与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将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对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升旅游产业能级、促进旅游产业转型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创意产业对深化旅游发展凸显的作用
1.拓宽旅游资源范围。在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中，确定了我国旅游资源有8个主类和37个亚类，155个基本类型，看似涵盖了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各个方面。然而，旅游资源的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旅游资源的功能性内涵决定了旅游资源是在动态地发展变化的，其范围和深度是随着人们的消费需求、认识水平、开发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而在这一范围的拓展中，创意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创意产业以其独特的趣味性、知识性、时尚性、创新性不断地将新鲜的元素注入到旅游产业发展中，并能够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类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各类动态与静态的活动，赋予其旅游资源的功能，从而将原本不被视作旅游资源的转化为时尚的旅游吸引物。网络游戏、动漫乐园、loft、soho、博物馆、音乐节、影视基地等等都是伴随着创意产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旅游吸引物，甚至很多的创意产业园区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如北京“798”艺术区、上海“8号桥”现今已经成为城市的旅游新地标，吸引着全世界游客的目光。
2.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旅游产业链是以旅游业中的优势企业为链核，以产品、技术、资本等为纽带，在旅行社、饭店、餐饮、旅游景区、旅游交通、旅游商店等行业之间形成的链条关系。旅游产业链是一条价值链，即旅游产品价值随着产业链的延伸会逐渐增加，因此，延伸旅游产业链成为近年来许多地方旅游业发展的目标。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可从两方面拓展旅游产业链。一方面表现在横向上，创意产业融入到旅游行业各产业部门之中，可作为旅游产业成长的“投入要素”和“增值资本”，为各类旅游产业增加附加值，突破旅游产业链条原有的“旅游六要素”的小循环，促使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互融，构造大旅游产业链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表现在纵向上，创意产业可与旅游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的渗透与融合，使旅游产业链条向上游的研发和下游的品牌销售渠道延伸，从而有效拉长旅游产业链条。
[关键词]创意产业；旅游产业；创意旅游；融合
[中图分类号]F5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8－0127－04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创意产业与旅游发展研究”(批准号：07YJ209)
[作者简介]刘志勇，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广告传媒；王伟年，井冈山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文化产业。(江西 吉安 343009)
创意产业目前在国外是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产业，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也逐渐兴起，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地都将创意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高度重视。旅游业作为以满足人们愉悦需求为根本目的的时尚产业，无论是产品开发，还是宣传促销，都与创意产业密切相关。将文化创意植入到旅游业中，用文化创意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旅游业发展的趋势。
一、产业发展背景
1.创意产业蓬勃兴起，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新引擎。在全球经济进入以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正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创意”更被认为是决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就曾经认为“真正推动20世纪90年代巨大繁荣的不是充沛的资金投入或高科技创业潮，而是各种喷薄而出的人类的创意”。“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理查德・弗罗里达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创意也是一种资本形式――可称之为“创意资本”。人们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商业模型、新文化形式和新产业，这些就是“创意资本”。经济要发展、繁荣，那么各种类型的组织(个人、公司、城市、州乃至国家)都必须培育、推动、激发和投资于创意。创意思维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创意在城市发展、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
创意产业的出现可谓是知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地位日益增强的结果。创意产业内涵的关键是强调创意和创新，从广义上讲，凡是由创意推动的产业均属于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可以与多种产业相融合，提高他们的观念价值。而且其产业资源、产业要素、产业运营可以围绕不断变化的需求进行动态组合，从而促进产业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创意产业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创新，是对传统的产业发展逻辑的颠覆。在技术进步、产业融合、消费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它对于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其他很多产业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为世界各国在知识经济全球竞争中带来新的发展思路和途径，创意产业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也被我国许多部门和地区提到了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2.旅游产业发展步入瓶颈，亟待升级转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旅游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我国旅游业已经进入了重大战略调整期，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和升级换代，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任务。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就是要转变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发展形态，实现我国旅游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由注重规模扩张向扩大规模和提升效益并重转变，由注重经济功能向发挥综合功能转变。因此，旅游业态创新会是实现我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所谓旅游业态创新即通过围绕着旅游产品的生产、经营和流通等各环节上的具体方法和过程的创新。旅游业态创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业态融合是旅游业态创新的最主要形式和发展趋势，如会展与旅游业的融合而成的会展旅游业、工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而成的工农观光业、文化休闲业和旅游业融合而成的文化休闲旅游业等等。随着创意产业的日益兴起，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对重塑旅游业的产业体系将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创意产业所具有的创新性、渗透性、高增值力、强辐射力和高科技含量的特征，将为旅游业注入持续发展的生机和动力。可以预见，旅游产业与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将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对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升旅游产业能级、促进旅游产业转型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创意产业对深化旅游发展凸显的作用
1.拓宽旅游资源范围。在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中，确定了我国旅游资源有8个主类和37个亚类，155个基本类型，看似涵盖了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各个方面。然而，旅游资源的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旅游资源的功能性内涵决定了旅游资源是在动态地发展变化的，其范围和深度是随着人们的消费需求、认识水平、开发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而在这一范围的拓展中，创意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创意产业以其独特的趣味性、知识性、时尚性、创新性不断地将新鲜的元素注入到旅游产业发展中，并能够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类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各类动态与静态的活动，赋予其旅游资源的功能，从而将原本不被视作旅游资源的转化为时尚的旅游吸引物。网络游戏、动漫乐园、loft、soho、博物馆、音乐节、影视基地等等都是伴随着创意产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旅游吸引物，甚至很多的创意产业园区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如北京“798”艺术区、上海“8号桥”现今已经成为城市的旅游新地标，吸引着全世界游客的目光。
2.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旅游产业链是以旅游业中的优势企业为链核，以产品、技术、资本等为纽带，在旅行社、饭店、餐饮、旅游景区、旅游交通、旅游商店等行业之间形成的链条关系。旅游产业链是一条价值链，即旅游产品价值随着产业链的延伸会逐渐增加，因此，延伸旅游产业链成为近年来许多地方旅游业发展的目标。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可从两方面拓展旅游产业链。一方面表现在横向上，创意产业融入到旅游行业各产业部门之中，可作为旅游产业成长的“投入要素”和“增值资本”，为各类旅游产业增加附加值，突破旅游产业链条原有的“旅游六要素”的小循环，促使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互融，构造大旅游产业链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表现在纵向上，创意产业可与旅游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的渗透与融合，使旅游产业链条向上游的研发和下游的品牌销售渠道延伸，从而有效拉长旅游产业链条。
3.提升旅游产品文化内涵。当今旅游正在经历传统“观光游”向现代“体验游”的变革，以功能价值为基础的大众化旅游需求正转化为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个性化体验旅游需求，因此，提升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提供高档次的旅游文化产品就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创意产业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
展起来的一种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产业，创意产业无疑具有文化经济属性，它通过创造力对既有文化进行创新和突破，将知识的原创性与变化性融入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之中，并使之与旅游资源和活动经营结合起来，从而将沉寂的历史文化内涵转变成鲜活的旅游文化产品，活化文化资源，为人们提供具有知识性、艺术性和趣味性的体验消费性的旅游产品。在创意产业的作用下，故事、符号等文化要素成为提升旅游产品文化价值新的途径。
三、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切入点
创意产业如何迅速与旅游融合发展，可以从旅游商品开发、旅游项目策划与旅游营销等几个角度切入。
1.旅游商品开发。创意产业与旅游商品开发的结合最为紧密。旅游商品包括旅游户外用品、旅游书籍、生活日用品、旅游工艺品、土特产和旅游印刷品、免税商品等。其中，旅游纪念品(包括旅游工艺品、土特产和旅游印刷品)是旅游商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创意产业中的工艺品设计及时尚与旅游纪念品息息相关。在旅游工艺品的品种开发、土特产品的包装、目的地的旅游印刷品的设计上，时尚与工艺品设计都能发挥其所长。如法国充分利用国内创意产业的重点行业之一,设计业与旅游纪念品设计相结合，制作出具有“品种多、法国标签、思路新、实用性强和做工精细”的享誉全球的旅游纪念品。许多旅游业发达的国家，都特别注重将创意元素运用到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中。新加坡旅游纪念品品种繁多，销售收入占旅游收入的50％以上，它的旅游纪念品设计、销售最显著特点就是注重创意。在新加坡有一种名为“乐宾莱恩”(Luving Li－onel)的绒毛玩具，设计灵感源于其国家传统的象征性标志“鱼尾狮”造型，上半身为狮子头，下半身是鱼尾，一副彬彬有礼、笑容可掬的模样，特别受到游客的青睐。以此形象为基础通过创意设计已形成系列“乐宾莱恩”产品：绒毛玩具、手提包、手机链、钥匙圈、瓷器、印有“乐宾莱恩”图像的T恤衫等等。当地老字号饼店还将“乐宾莱恩”的形象印在了饼盒上。“乐宾莱恩”俨然已成为推广新加坡身份及文化的形象大使。由此也看出创意元素的融入使得旅游纪念品的产品形式和产销环节焕然一新。
2.旅游项目策划。旅游项目作为目的地的旅游吸引物，最需要创意产业的介入。从主题公园策划与创意产业的密切联系就可窥见一斑。
主题公园的最早出现就是影视与旅游业相结合的产物。1955年美国沃尔特・迪斯尼，把在银幕上形成的喜闻乐见的卡通形象物化为一个乐园，于是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题公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迪斯尼乐园。之后，许多电影制片公司将其电影拍摄的外景基地转变成了以电影电视的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新型主题公园。我国最早的主题公园――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其民族歌舞大荟萃、民族风情大汇演开创了中国旅游界的新路，则是以创意产业中的表演艺术为基础的。
主题公园以游客体验为目的，由于“游客体验”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既难以量化，又牵涉到投入产出、技术水平、行为习惯、时尚追求等众多因素，因而主题公园最需与创意产业结合共同发展。主题公园从其主题的选择，到公园内各项设施的设计，乃至公园内的文娱表演活动都与创意产业密切相关。主题公园的发展需要舞蹈、音乐、舞美、服化道、舞台机械等产业的发展，也要求设计、策划、管理咨询等产业的配套发展，这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创意产业。所以，许多的主题公园也成为了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北京欢乐谷就是这样一个糅合了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充满TB时尚、动感、欢乐、梦幻魅力的主题生态乐园。主题公园内精心设置了120余项体验项目，包括40多项娱乐设备、50多处人文生态景观、10多项艺术表演、20多项主题游戏和商业辅项目。文化创意的特性贯穿了其策划、设计、建设、经营的整个过程。北京欢乐谷成为了中国现代旅游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区域龙头。
3.旅游营销。以往大部分旅游目的地是通过旅行社的图片、旅游交易会、新闻媒介等传统营销手段将旅游目的地推向市场。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区域旅游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旅游营销形式已无法使旅游地脱颖而出，为了吸引游客的注意力，新颖独特的旅游营销显得特别重要。创意产业与旅游营销的结合，就能衍生出许多新形式的营销方式，如节庆营销、影视营销、演艺营销等。
所谓节庆营销是以旅游目的地的节庆活动为载体，有计划地策划、组织、实施针对节庆活动的系列营销活动。节庆活动营销已成为旅游目的地重要的营销方式。大连的服装节、青岛的啤酒节、哈尔滨的冰灯节、山东潍坊风筝节、南宁国际民歌节等等在推动地方旅游业发展中都发挥了显著作用。再如我国香港，既无闻名遐迩的名山大川，也无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迹，然凭借其在亚洲地区领先发展的创意产业策划、实施了一系列精彩的旅游节庆活动，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形象和创新旅游产品得以塑造和宣传，也使得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成为人们趋之若骛的地方。
而影视营销是借助影视剧进行旅游营销，它是创意产业与旅游营销结合的另一体现。通过影视作品的播放可推介新的旅游景区，如乌镇通过电视剧《似水年华》的播放很快树立了形象，旅游收入和游客量迅速提高。在影视营销方面最成功的要属韩国。据韩国秋溪艺术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做的一份“韩流旅游营销效果分析及发展方向调查”，2004年来自日本、中国的游客中，有27，1％(约71万人次)是直接或间接受到韩国影视剧的影响来韩旅游的，这些“韩流游客”共为韩国带来了7.8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演艺营销即在旅游地通过开展富含地方特色文艺表演或文娱活动吸引游客，打造、提升旅游品牌与形象，进而拓展市场。近年来，一些著名的旅游城市和地区如桂林、杭州、昆明、丽江、西安、井冈山等地，在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开发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演艺产品，如《印象・刘三姐》、《仿唐乐舞》、《丽水金沙》、《云南映象》、《中国红歌会》等等，在宣传地方旅游形象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促进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建议
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除了从以上几个角度进行切人外，如要让二者更大幅度地相互促进、融合发展，还可从宏观管理上采取一些措施。
1.开发创意产业园区形成新的文化旅游景观。创意产业园区与其他园区有显著不同的特征。它是集生活和工作、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于一体的场所，有多样化的宽松环境，能给城市带来新异的地方。园区正是通过其创新性，为原有的城市景观增添了新的内涵，如充满个性、富有艺术感染力的特色街道；世界范围里被追捧的集居住、工作、展览三合为一的新型时尚住宅形态LOFT；人们更多的喜欢在咖啡屋、酒吧、餐馆、俱乐部、聚会点、画廊等公共空间进行工作和交友的特殊生活方式。这些新的景观特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
客前来休闲旅游。创意设计独特的园区建筑风格、培育文化旅游与创意产业复合型的龙头企业等，依托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旅游的诸多举措，是近些年来北京、上海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快地区正在致力发展的方向。
2.充分挖掘传统地域文化发展创意旅游。创意旅游是指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学习旅游目的地国家或社区的某种文化或技巧的一种旅游产品。旅游者通过参加互动性工作室开发自身创造潜能，拉近与当地民众的距离，以此汲取度假目的地文化。创意旅游是创意产业与旅游业相融合的结果，在世界范围内正成为日益兴起的新型旅游形态：新西兰纳尔逊地区为游客提供的包括骨雕刻、毛利语言课程(学习班)、编织、制毯、木工手艺和新西兰美食烹调学习的创意之旅：加拿大安大略省为游客提供的绘画、素描、雕塑、雕刻和摄影的创意旅游；巴塞罗那的美食和烹饪之旅等等。因此，充分借鉴当地技能、知识、传统以及地方的独特性，为游客提供包括艺术、手工艺、设计、语言等等的学习机会，是今后各地发展创意旅游的一个新思路。
3.引进和培养“旅游+创意”人才。创意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需要一大批即懂旅游又熟悉文化创意的复合型高级人才，这一部分人才是推动两者尽快融合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是，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十分缺乏，政府应尽快制订有利于“旅游+创意”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引进的政策与计划。加大对创意教育、旅游教育的投入，整合多种学科，培养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复合型人才；引进具有现代经营理念和市场创意的文化旅游项目领军人物；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组织相关的培训，建立起旅游业的创新环境，为本土旅游人才了解创意知识和创意人才涉足旅游领域做好中介，从而更好地促进两者的融合发展。
4.建立文化创意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要建立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协调和解决两个产业在互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文化、旅游行政部门和发改委、财政、建设、人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国土、工商、税收等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联系，旅游主管部门在制定旅游发展专项规划和实施重大建设项目时，要主动征求宣传、文化部门的意见；文化部门在策划和设计重点项目时，要征求旅游等相关部门的意见，以形成相互搭台、共同促进两个产业融合发展的工作机制。
五、结语
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不论是对于旅游产业还是创意产业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两者的融合发展能拓宽旅游资源范围，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提升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从而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生机和动力。同时，两者融合也能更好地将区域文化运用创意的手段促进其产业化，而这为诸多欲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地区提供了思路。随着我国部分发达城市创意产业的日益兴起，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都在积极探索如何通过创意产业促进旅游业深化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商品的创意设计、旅游项目创意开发、旅游节庆、旅游演艺等方面应该是两者结合的最好切入点。依托创意产业园区开发出的新文化旅游景观会成为城市旅游新地标。此外，西方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揭示：创意产业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将导致创意旅游的出现。创意旅游的成长，可通过与当地“创意产业”(尤其是艺术和手工艺)的联接、当地政府的支持而得到加强。可以预见，作为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结晶的创意旅游将是未来我国兴起的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对创意旅游的开发和研究,理所当然会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关注的热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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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融合；文化创意；旅游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旅游已从过去对经济属性的关注，过渡到对文化属性的关注，传统的“3S”(Sunlight，阳光；Sandy beach沙滩；Seawater，海水)向“3N”(Natural，自然；Nostalgia，怀旧；Return Native，回归乡土)转变。美国联邦政府旅游顾问，夏威夷大学朱卓仁教授曾指出，行将在世界普及的四种新兴的旅游活动形式是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参与度假休闲游和休养保健游。而无论哪种新兴的旅游形式，结构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文化和创意对旅游产业价值链的渗透、辐射和延伸，促使旅游产业价值链增值和增殖。创意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成为必然趋势，这种趋势，为我们开发新的旅游资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一、关于产业融合的涵义和融合方式
（一）产业融合的涵义
目前，国内外对于产业融合涵义的多种不同的阐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以信息、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发展为前提，强调高新科技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作用，从而导致了产业之间的融合现象；另一类是根据全球经济的发展情况表述了不同产业融合这一趋势，进而对其进行界定。但是总的来说，对于产业融合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性的表述。比较有代表性看法的有日本的植草益，他认为，产业融合是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壁垒，加强各行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有美国学者认为，产业融合是指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收缩或者消失的一种经济现象；我国有学者认为，产业融合是指从经济和技术的有机联系出发，通过技术革新特别是互联网发展为主导的、建立在数字融合基础上的各产业间的壁垒逐渐降低、而竞争合作关系不断加强的一种优化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广义角度讲，产业融合就是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通过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逐渐融为一体，形成新产业属性或新型产业形态的动态发展过程。
（二）旅游产业融合的方式
1. 交叉性融合
交叉融合主要是指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形成具有新内涵的产品，比如农业旅游，工业旅游。以农业旅游为例。农业旅游实现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融合，陈琳认为农业旅游是农业和旅游业相融合的一种交叉型农业，是以农村景观和农业活动等为吸引物，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求知等需要的旅游。这种融合对旅游业来说增加旅游吸引物，将农业劳动作为旅游者的体验方式；对于农业来说，实际上是对于农业经营运作方式的改变，即不再是仅依靠出售传统的农业劳动产品获得收益，而是将农业劳动过程也作为获利的一部分，扩大了农业（农民）收入。
2. 渗透性融合
渗透融合主要是指高新技术向旅游业的渗透，从而改变了旅游业的经营模式，较具代表性的就是互联网与旅游业的融合。传统的经营模式是旅游者从旅行社购买旅游产品，旅行社向饭店、景点、车船公司等分别订购单项旅游产品。而现在旅游者可以从网上直接定购，携程网、艺龙网等就是其中的典范。在这类旅游服务网站中，旅游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旅游爱好自由选择搭配酒店和航班。携程模式对传统的旅行社业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特别是在中国散客游占有较大比例的条件下。
二、国内外有关文化创意和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文献研究
全球经济已步入以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经济发展出现了“再结构的过程”强调文化底蕴和认同感的各种创意便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经济发展的这种内外驱动，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朝阳产业”和“未来产业”。旅游产业也逐步进入软要素驱动阶段，在旅游者需求动态变化的发展背景下，旅游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新型旅游产品推出的速率和频率逐渐加快，创意的力量日显突出。创意能够将自然和人文、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有效地转化为旅游产业发展的资本，使旅游产业的发展能够更多地依靠文化资本等软性要素的驱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可持续发展。
（一）国外文献研究
对创意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人们对创新问题的探索。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罗默则认为创意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动力。1994年澳大利亚提出“创意国家”文化战略，1998年英国文化体育部正式提出了创意产业（Creativeindustries）的概念，使得创意产业的地位得到广泛的认同，那些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产业部门成为创意产业的主要内容，随后世界诸多国家都积极发展创意产业，创意产业也逐渐得到学术界关注。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创意产业及产业边界、创意产业的作用、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创意产业创新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如Howkins认为创意产业就是产品都在知识产权保护内的经济部门，RichardCaves指出创意产业建立了一条在新的全球经济、技术与文化背景下构建新的产业构成的通道等。但国内外对创意旅游的研究才刚刚起步，GreyRichards和CrispRaymond提出了创意旅游概念，强调互动性措施对创意旅游的重要性。旅游创新研究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关注，Sheldon研究了新技术对传统旅游创新的影响，Mattsson对旅游企业创新的组织与管理进行了研究，Halager研究了旅游创新的空间组织与旅游产业集群、旅游创新系统与创新环境等问题，Vermeulen对创新理论在旅游业中的适用性进行了探索。应该说，创新理论是创意经济最有力的理论支撑，尽管创新不等同于创意，但从创意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是建立在人的创造力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创造也蕴含着创新的基本理念。
（二）国内文献研究
国内对创意产业（又称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兴起于21世纪初，主要集中在创意产业概念的界定及介绍、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探讨、创意产业发展对策的研究等方面。在创意产业的概念与兴起背景的介绍、创意产业前景的展望与发展的倡导、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创意产业与城市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创意产业的空间集群特征和创意人才的培育问题、创意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及其外部性对供给政策的影响、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发展研究――基于产业价值链的视角等方面对创意产业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国内对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研究出现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之后，是全新的研究课题。学者们主要对创意旅游产业的概念、创意产业对旅游产业发展借鉴的可能性和发展前景、从供需两方面分析创意旅游的形成条件、旅游产业发展的创意模式、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营销整合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三）国内外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国内外对创意旅游产业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目前对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研究大多从产业的宏观层面进行，或者就文化创意与旅游产业的某一环节进行整合研究，缺少从产业全程价值链的视角，研究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本质。
三、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机制和发展模式探索
（一）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机制
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旅游产业的互动导致了两大产业的融合，通过对各自产业价值链上的价值活动进行细分，识别出价值活动的优劣势，借助原创者的智慧和新的技术手段，以产业之间价值链渗透或延伸的方式，进入彼此的传统产业活动领域，再结合其内部价值活动对两大产业价值活动进行优化重组、整合及创新，最终优化整合而成涵盖有两大产业核心价值活动的新价值链，实现两大产业的融合化发展。“文化”和“创意”是创意产业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创意产业的发展。因此，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传统旅游产业发展――结构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文化和创意对旅游产业价值链的渗透、辐射和延伸，促使旅游产业价值链增值和增殖，其机理如下：
①用创意挖掘旅游资源资源开发促使结构升级生态可持续发展
②用创意创造旅游产品产品创新促使结构升级文化可持续发展
③用创意拓展产品渠道市场拓展促使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
④用创意引领旅游消费旅游消费促使结构升级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创意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进入21世纪，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国家和城市综合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指针和关键因素。中国政府一向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从1992年“文化产业”说法的首次提出，到这一提法正式进入党和国家政策性、法规性文件，标志着这个新兴的产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但是，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其他省份和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寻求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和运行机制，成为当前一项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
在我国，所谓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是“诸多突围的尝试”（）。现代产业发展模式的本质是结构主导型的发展，即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是：用创意挖掘旅游资源，以资源开发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用创意创造旅游产品，以产品创新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用创意强化旅游营销，以市场拓展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用创意引领旅游消费，以消费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在这种新型的发展模式下，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得到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讲如下：
1.用创意挖掘旅游资源――优化资源组合，重塑产业品牌基础。
旅游产业是一种资源依托型的产业，尽管出现了网络旅游、虚拟空间旅游等新型的旅游形式，但它们仍是建立在或实或虚的旅游“资源”基础之上。
（1）用创意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既包括对遗失于现实生活，但“存活”于典籍的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民族文化资源的抢救、整理、呈现，也包括对已经开发利用的民族文化资源做更深层文化价值的探索和研究。“挖掘”意味着民族文化的存真性，要在挖掘整理的基础上突出民族味、亲切度，筛选出核心文化价值，围绕核心价值开发出层次性、系列化和高品位的文化旅游产品，重塑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和产业品牌形象。
（2）用创意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要针对民族文化的三个层次：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心意文化，采取“大同小异”的挖掘开发方式。所谓“大同”是指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和开发要体现一个共同的主题，“小异”是指不同层次的民族文化，其表现形式要多样化。对物态文化，要侧重于借助可视文化载体“全方位”的“展示”；对行为文化，要侧重于其互动性价值的充分发挥，要精心选择与旅游者的互动方式；对心意文化，要强调“氛围”的营造，侧重于旅游者心境体验的满足。
（3）用创意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还包括对文化旅游资源的集成与创造性整合，达到优化旅游资源组合的目的。比如通过提取“优生单元”的集成方式来优化资源组合。
2.用创意创造旅游产品――促使产业增值，增强核心竞争力
（1）用创意创造民族文化旅游产品，要选准切入点，突出产品的层次性。如对民俗风情旅游资源可从多个切入点进行创意规划和开发：观览、参与体验、知识教化等。
（2）用创意创造民族文化旅游产品，要提炼主题，突出产品的系列性。旅游体验主题是对旅游产品及其相关因素进行组合所形成的内在的、统一的基调，既是旅游地核心理念的体现，也是旅游个性化的依托。旅游产品的主题越鲜明，就越有利于创意主体分层次、多视角地进行展示和设计，通过强化、充实、剪裁、协调、烘托等创意手法，使其内涵得到充分发挥，为旅游者创造出层次丰富而深刻的旅游体验。
（3）用创意创造民族文化旅游产品，要丰富文化内涵，突出产品的高品位性。旅游产品品位的高低与旅游产品中的文化含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创意将大量的符号与象征元素（如品牌等）运用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让产品成为文化意义的承载者。用创意创造旅游产品应体现出异地和异时的文化风格，独立的文化主题，突出旅游产品和旅游场景或旅游环境的文化性；要凸显创意旅游产品对文化旅游需求的多元“文化格次”的关怀与满足。
3.用创意强化旅游营销――增加产品渠道，拓展客源市场
（1）构筑产品竞争优势，用体验的思维创造旅游产品。“最好的广告是满意的顾客，最好的营销是旅游者的口碑”，旅游者的口碑来自于对旅游产品的体验。旅游体验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体验环境（即旅游产品）诱发的，因此，体验营销需要旅游企业从旅游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转变成为体验的策划者，要将旅游者感觉、感受、甚至思维等诉求于旅游产品的创造，构筑竞争优势。
（2）选准旅游营销的载体和突破口，用发散的思维进行营销组合。旅游产业的综合性决定了旅游营销手法的广泛性，要选准旅游营销的突破口和载体，就必须运用发散性的思维，将所有有助于旅游营销的要素都纳入旅游营销的范围。此外，旅游产业具有交叉性，在旅游产业与社会、经济、文化与自然等各方面的交叉点上，不断碰撞出灵感，形成新的营销创意，为旅游营销找到新的载体和突破口。
（3）建立目标市场顾客的品牌忠诚，用弹性的思维运用营销策略。旅游市场需求与竞争态势变幻莫测，决定了旅游营销是建立在营销原理基础之上的弹性营销。针对不同的客源市场、不同的旅游人群、不同的产品体系，在营销主题、营销内容、营销形式、营销渠道等方面，运用不同的营销策略。
4.用创意引领旅游消费――升级消费结构，增强旅游时尚
商品的市场价值可分解为使用价值和观念价值两部分。前者由科技创造而成，是商品的物质基础，后者因文化渗透而生，蕴涵的是文化的观念。随着商品日益丰富并趋向同质化，人们对商品或服务中所包含的一些无形附加物，如品位、感受、感觉、情趣、意味等更易产生“共鸣”与认同并大力追求。
一方面，创意旅游可以提高旅游产品消费中文化的含量，有助于推动消费方式的转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旅游消费具有分层的特点，创意旅游模式要通过激发旅游者的潜在消费欲望，提升消费层次，拓展消费空间，此外，创意旅游还有利于培育旅游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旅游时尚，突破传统旅游产品的静态和单调，吸引旅游者消费欲望，实现对旅游消费的引领，扩大消费需求，这对吸引投资，实现消费需求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实现旅游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深化文化创意与旅游的融合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主要把握四个方面：一是异质文化。作为旅游目的地，异质文化的把握是发挥特色的根本，对海外要弘扬中国特色，对国内要弘扬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对本地要弘扬自我特色。这样就需要在各个方面研究历史化、民族化、乡土化、个性化等问题。
二是同质文化。大众化的旅游需要商业化的运作，也要求现代化的设施。从这一点来说，世界各个国家，国内各个旅游区（点）都是相同的。如住宿设施、厕所设施以及各类公共设施，都要提升到文化高度来认识，来操作，来努力达标，这就要求国际化、现代化、标准化。客人希望看到最好的景观，但绝对排斥恶劣的厕所。
三是异质文化与同质文化的有机结合。这就要求一部分相应的设施要达到异质外观，同质内涵，民族化的形式，现代化的内容。
四是管理和服务文化，本质上也是同质文化，具有相通性、普遍性。服务质量所体现的是综合质量，从静态角度说，包括服务项目、服务设施、服务价格；从动态角度说，包括服务观念、服务技能、服务经验、服务效率和服务态度。这样两大类八个方面体现出来的综合质量只有在文化的层面上才能全面诠释，全面把握。
总的来说，深化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把文化有机地融入旅游产品的开发制作、经营管理和旅游服务之中，用无形开发有形，用有形承载无形，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和市场竞争力，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把发展旅游业与文化的开发保护结合起来，找准亮点和卖点，变文化产品为旅游产品，把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变为“有利可图”的产业，使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融为一体，以增强文化保护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张力，形成文化与旅游互促的良性互动。但从全国来看，一些地区为争夺历史名人墓地、故居，甚至如“西门庆”等无可考证的“资源”，出现非理性炒作，就需要我们谨慎对待。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十分悠久的国度，几乎全国所有大中城市都能找到和发掘出十分丰富的传统资源，而资源如何传化为生产力则是其中的关键。尤其是当代新业态，对创意的依赖大大超过对传统资源的依赖。看看美国好莱坞拍摄的《花木兰》、《熊猫传奇》就很清楚了。美国没有文化资源，它可以自由地向世界各地借用，创意才是这个产业长期发展的核心。
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根本目的是寻求文化真谛，而旅游经营者的根本要义在于将文化创意融合到旅游文化过程的每个细节中。在中国旅游业大发展的今天，我们不仅要追求数量，也要追求质量，追求效益，这些追求都必须在追求文化中体现，在追求创新中表现，在追求旅游者的更大满意中实现。但是，只有创新是不够的，必须拥有创意来创造性地使用这些创新要素，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五、结束语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日益崛起，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将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动力，成为旅游产业的新的增长极。21世纪的旅游业，需要创意理念来推动，以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并使其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要用文化创意激活旅游资源潜在价值，用文化创意引领旅游业发展，并坚持以本地旅游资源为依托，注入更多的民族文化内涵，促进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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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郁明，华陈抗：国外产业融合理论研究的新进展［J］．现代管理科学，2006（2）
关键词：景德镇 旅游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 融合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为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二者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1）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注进了新的血液，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创新。大大提（2）高了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弥补了传统旅游产业资源单一的不足。（3）旅游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刺激了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就业的问题。由此可见，旅游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对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1、景德镇基本旅游资源现状及旅游产业存在的问题
景德镇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陶瓷文化，民俗文化也颇具特色，还有茶文化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景德镇的旅游吸引人的地方。但景德古镇旅游产业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结合不够紧密，文化旅游资源分布较散。第二是由于旅游资本的有限导致的旅游特色不够明显，让许多消费者对景德镇的印象依旧停留在陶瓷文化上，对其他的特色旅游了解甚少。文化旅游产品的单一和陈旧，使游客感受不到新意。第三，吃、喝、玩、游、购、娱、等一体化的旅游服务发展滞后。
2、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系统分析
2.1、两大产业融合的驱动因素分析
不断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融合的因素很多，首先二者的融合必须依靠创意，而创意的产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例如通讯技术的发展就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使我们能更快的获得信息。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就为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次是国家政策的不断放宽，降低了产业之间融合的壁垒。这就为产业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2、两大产业融合的价值链分析
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分析，无论是在创意设计还是生产制作、营销推广和消费环节，都使二者的资源相互利用，达到了既满足消费者需求，又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的双赢效果。
3、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模式
3.1、延伸型融合模式
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两大产业的特点将产业融合的模式分为延伸型融合模式、重组型融合模式和渗透型融合模式。
延伸型的融合模式主要是通过产业间经济活动的功能互补和延伸来实现二者的融合。其一是旅游产业向文化创意产业延伸的融合模式，这主要是赋予文化创意产业生产基地或者园区以旅游功能，通过两种产业的利弊互补来实现融合。其二是文化创意产业向旅游产业延伸的融合模式，这主要是旅游企业将文化创意因素赋予传统的旅游之中，从而促进两者的相互融合。
3.2、重组型融合模式
重组型的融合模式就要求将原有的产业价值链解散，通过新的价值通道来重新组合一条新的价值链。例如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上海举行的世博会等等，都为两大城市的旅游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从关系来看，这三种产业融合模式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无论是从融合的要求还是融合的深度来看，都在不断的提高和加深。从这一层关系来分析，不同的融合模式适合不同的城市地区，这就需要相关企业针对自身特点选择适合的产业融合模式。
4、推动景德镇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的对策建议
4.1、打造跨产业的文化创意旅游企业或联盟
为了促进产业的发展，实现两者的融合，我们可以采取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并购和重组的方法来获得更大的利润。例如开发新的旅游路线，在地标建筑或者广告宣传上加入文化创意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等等。除了加强景德镇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企业的合作之外，景德镇还可以采用建立联盟和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来获得更大的利益。
4.2、培养大众对文化创意旅游产品的认知能力
好的文化创意旅游产品当然只有更多的人了解和购买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如何培养大众对产品的认知能力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足够吸引人眼球的宣传和营销方式，这不仅仅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和营销手段，例如网络、电视、广播、杂志、宣传车等等方式，而且还需要新颖，有特色，健康舒适的旅游方式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景德镇要想让更多游客知晓，就需要加大大众对文化创意旅游产品的认知能力，加强宣传和推广，丰富营销方式与策略。
4.3、政府优惠政策及资金支持
政府部门的支持对于拉动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会减免旅游企业的相关税收和出台资金鼓励等政策来支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政府部门的支持对景德镇旅游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当地政府应该在政策资金方面加大对景德镇旅游业的鼓励和支持。
好的旅游产品不仅仅需要创意，还需要有独特的吸引力，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才能真正实现产品的价值。给消费者带来乐趣的同时，让更多人了解当地的旅游特色，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无形之中也拉动了文化创意旅游业的发展。在景德镇我们应该不断挖掘瓷都在旅游中的文化性，瓷器的旅游产品也应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使游客都自愿消费，开心消费。
5、结论
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它需要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共同合作。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大力配合。本文从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的背景和融合产生的意义，两者产业之间的融合基础、融合模式以及融合的建议、对策这几个方面展开分析和探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从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一、旅游产业融合与旅游业态的关系
旅游产业融合与旅游业态从本质上都是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一种创新。旅游行业间的融合催生了旅游业态的出现，旅游业态的发展又进一步深化了旅游产业的融合。旅游业的发展为旅游产业融合和旅游业态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市场。随着旅游需求的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等的发展，需要丰富多样的旅游业态来来满足不断变化的旅游需求。而旅游业态的创新，产业融合是产生旅游业态创新的重要途径。
二、东郊记忆业态发展研究
（一）东郊记忆业态现状
东郊记忆园区引入了不同规模和风格的音乐现场演艺、酒吧、咖啡、影院、剧场等体验性业态，特色餐饮、酒店、礼品店等配套商业，还植入了“成都艺术超市”等关联艺术业态。形成七大业态业态，商务办公、演艺与展览、音乐培训、音乐主题零售、酒吧娱乐、设计酒店和文化餐饮。
（二）东郊记忆业态发展困境
1、产业链短，业态要素培育不充分
东郊记忆旅游产业链条太短，导致旅游企业间联系不紧密、产业关联性不强、相关要素业态培育不充分。同时，旅游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增长方式粗放。例如园区内留声岁月咖啡馆与星空间咖啡馆，类似的咖啡馆近距离重复建设，打破了资源供需关系的平衡，导致市场的无理性竞争，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2、东郊记忆产业园区扶持力度不够，新业态发展受到限制
旅游产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产业间的融合化发展、旅游新业态的培育开发更是如此。东郊记忆缺乏专门的支持保障体系对旅游产业融合进行扶持，虽然成立了专门的部门来协调、推进旅游业的融合化发展，但与入驻企业间的交流不够，新型旅游业态无法在创业园区平台层面获得支持和鼓励。
3、高素质人才缺乏，旅游业态创新能力不足
由于东郊记忆园区管理层的不作为，导致园区内旅游企业规模小、创新能力差，难以吸引行业高素质、高水平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来东郊记忆园区发展，致使旅游新业态的培育和开发缺乏人力资源保障，对园区未来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制约。高素质人才的缺乏，直接导致旅游业态创新能力不足，发展没有后劲。
三、产业融合视角下东郊记忆旅游业态的创新
（一）东郊记忆业态创新的战略目标
在产业融合的视角下，业态创新就是为了提高该地区旅游建设的市场竞争力、扩大东郊记忆的客源市场，实现区域经济效益。从产业融合的角度来看，东郊记忆园区内旅游业态资源也没有得到整合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郊记忆业态的发展建设。加大区域内业态的开发程度，鼓励业态创新，实现该区域内创新业态的建设与推动，建立东郊记忆创意园区，是东郊记忆业态创新的一大战略。
没有永恒不变的业态，也没有永远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旅游业态。在保持该区域业态的活力与市场竞争力的同时，通过“高质量、广宣传、大销量、严管理、优服务”的业态战略将东郊记忆园区品牌提升为东郊记忆园区名牌，是东郊业态创新的又一重大战略目标。
（二）东郊记忆旅游业态创新
1、音乐+旅游
东郊记忆园区内旅游业态资源非常丰富，但其最具根本、特色、垄断性的应该是其浓厚的工业历史和音乐元素。依托东郊记忆城市公园的地位，结合成都本地音乐特色，发挥四川音乐学院、移动音乐频道等表演智力和人员支持，通过音乐旅游的创意研发、书籍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等，全方位、多渠道的将本地音乐呈现给大家。发展如音乐专场晚会、音乐专项节庆等来促进音乐旅游业态的发展。
2、工业+旅游
通过挖掘原红光电子管厂的历史，结合最新灯光技术，引入最新、最具人气的灯光秀，制造东郊记忆夜景，提高旅游夜晚的可观赏性与体验性。例如，通过灯光技术，以项目的某处城墙为幕布，用一台投影机向上投射反应成都历史、文化的画面，使观者裸眼就能看到3D的立体灯光效果。同时，引入区域水景，将灯光、水景相结合，既缓解东郊记忆缺水的硬伤又构成动态水景观赏与体验。
3、商业+旅游
依托成华区建设路商圈，以老成都记忆为卖点，体现成都特有历史文化和城市精神风貌。旅游商业业态主要围绕娱乐酒吧、餐饮、购物、服务零售四大元素展开。在原商业业态上做调整，丰富购物内涵，业态休闲化提升，引入各类娱乐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比赛，如美食大赛、摄影比赛等，吸引旅游者参与，提高互动性；休闲项目引入如旅游演艺、定时巡游等项目，增加游客参与性，提升整体吸引力。同时，提高商品进入门槛，以经营品牌产品为主，丰富商业业态，如餐饮店、酒吧、KTV、电影院等等；包括原创设计师品牌、3D生活馆、创意工艺摆饰、创意居家日用、创意礼品饰品、生态农场、DIY手工店等系列，同时具备鲜明的成都特色和文化特征。
4、文化+旅游
关键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企业权益；风险规避
作者简介：刘春艳（1979-），女，湖南益阳人，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实习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聂劲松（1964-），男，湖南衡阳人，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教育制度、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一般资助课题“产教融合实现‘双赢’的条件与机制研究”（编号：XJK015BZY016），主持人：刘春艳。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13-0036-05
产教融合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与基本经验，也是近十几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热词。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职业院校与产业或企业之间的交融更多的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策略性自愿选择行为，呈现出连续的、积极的和不确定的过程，且处于不同管理目标与功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1]。产业或企业能否积极应答、主动融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或企业权益的实现。本文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企业职能定位入手，分析企业权益的影响因素、风险及其规避策略，并通过建立组织动力循环系统和联动机制，探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双赢”机理。
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企业职能定位及权益界定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即职业教育与产业或企业的融合，是职业院校与产业、企业相互交融形成的一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教学组织实施方式，也是广义的教育资源整合、扩充与运用的一种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拥有的工业化制造技术、产业化市场开拓优势、商品需求信息及资金筹措优势等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将与职业教育资源发生交融，甚至重组，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的组织实施提供巨大的空间和机遇。因而，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企业的职能定位主要包括：（1）协作者职能。主要为职业院校实践教学提供真实情景和指导教师或师傅。（2）引导者职能。主要为职业院校提供人才和技术市场需求信息及标准，引导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向。（3）共同体职能。主要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监督并促进课程教学的实施，接收学生顶岗实习，与职业院校共同参与政府各项科研计划，共同为企业技术创新争取经费资助和积累知识，转化职业院校科技成果，不断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实际上，企业运用成果转化的经营管理优势，提前介入项目科研从而降低技术吸收消化的风险和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进程。而且，企业通过与政府、职业院校等主体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能够整合和运用各项智力资源和政策资源，快速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企业权益即企业决策权力、发展权力，以及经济利益或者投入产出效益等。从经济学视角看，企业权益指的是资产，是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即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从管理学视角看，企业权益是指投入产出所产生的效益、需求供给的平衡及技术系数、边际效益等相关经济规律对人力资本的竞争。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特别是国家、区域创新主体，企业是基于技术创新所形成产品产业化的动态链上的主导，也是影响国家和区域未来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在市场环境中起着技术创新、吸引人才的作用。同时，企业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盈利能力、促进自身发展并不断提升企业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讲，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企业权益，既有融合过程中的决策、知情、发展权力，也有融合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具体而言，至少有两点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资源共享权益。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企业资源价值的有效与否不仅在于企业自身，而且在于企业将资源配置与竞争对手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比较，判断分析其独特的优势和劣势。因此，企业借助于产教融合中的职业院校输出人才和科技成果，获得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通过税收、政策补贴等享有财政、物质、信息资源。可以说，共享是企业进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原动力。二是成果转化权益。于市场环境中的企业追求技术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而职业院校则侧重于知识创新和获得学术成果，企业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获得科技成果转化的优势，根据市场需求，将知识转化为技术、将技术转化为产品，从而提升教科研成果服务于市场的能力，充分利用企业教科研成果转化的有效权益，将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实际上，理想状态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应该具有“教育”和“经济”的双重特征，并依存于国家法律、政策的外在环境，依附于产教融合各主体组织的内在能力。对于企业而言，这种内生能力包括企业的反应能力、信息沟通能力、战略决策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在内的复杂系统。因此，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定义，企业权益即企业竞争力优势，属企业经营权益的范畴。企业通过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合作平台，利用政府营造的良好外部生存环境，具有能够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品和服务，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此外，正如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A.Schumputer）1912年提出的创新理论所指出的，创新是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供应链及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2]，企业需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意识，积极主动寻求技术、金融、政策等支持，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为自身技术创新而服务，以确立本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企业权益的影响因素
目前，由于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不明确，信息不对称，制度环境、产权环境以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资金和资源投入以及引导、监督、规范发挥不了相应的作用，以及信任机制和产教融合组织方式等“政府失效”、“市场失效”的种种问题，使得企业权益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受到严重影响和损害，进而导致企业与职业院校融合度不高，甚至使得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流于形式。
（一）外在政策环境的影响
包括对产教融合具有推动作用的供给政策、对产教融合具有拉动作用的需求政策，以及起到间接促进作用的环境政策。政府介入并实施有效干预，正确发挥职能，对产教融合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企业在产教融合中是否真正借助政府的帮助取决于企业对其权益的平衡比较，这是政府起到中间桥梁作用的关键。宽松而有保障的政策环境对企业权益有正相关关系，在产业加速转型背景下，各地区的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市场化进程越快，企业权益体现就越充分。比如，如果企业确定能降低交易成本，那么就可能达成产教融合；如果政府不积极有效履行其职能，对企业权益发挥不了保障作用，企业丧失重要的商机，自身发展速度延缓，产教融合进程也就无法推进。
（二）产教融合方式的影响
这种组织方式主要在产业需求和职业教育专业发展趋势间寻找定位，形成对适应产业关键和共性技术创新需求资源的认识，选择获取与产教融合组织相匹配的技术、知识、信息资源，实现资源积累，通过组织内部间的沟通、吸取、激活并进行有效融合，形成独特的适合产教融合组织发展的新资源。进一步讲，就是通过学术前沿的准确定位、资源整合能力、技术与知识的监测能力及技术创新等，形成政府主导建立非盈利性组织方式、混合所有制组织方式、“产教融合”联合型组织方式、“企业与企业”构建第三方组织方式、“政府、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盈利性企业化的组织方式等。不同的组织方式对企业权益将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灵活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形成先进技术转移的通道和技术创新共同体，要求企业不断改进组织结构，建立能促进企业合作交流的机制，促进和开发有学习价值的工作环境。在此之中，产教融合使企业以教育为载体，结合内外部资源，实现智力资源在不同组织之间的流动，重视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培训，有效实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合理优化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结构，打造企业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同时，还充分利用政府智库作用，正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把职业院校的教科研成果作为技术资源和知识转移平台，不断引进并进行内部技术消化吸收，实施技术创新，强化技术竞争势力，最终形成产业集成优势。
（三）合作对象选择的影响
产教融合是以合作目标为基点，选择好职业院校作为合作对象是首要，合作对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产教融合的效果，一旦合作对象选择出现偏差，企业不仅收不到产教融合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不了交易成本，而且融合周期过长、风险承担比重大幅度增加、技术外部效应得不到“内部化”转化等，企业权益将受到严重损害。合作对象的匹配度也直接关乎企业权益的影响。产教融合中选择双方以知识溢出为特征，由基本属性构建，要求发展目标一致，具有较强的知识、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融合对象。合作对象的优劣与匹配度对企业权益有着正相关关系。外在政策环境同等条件下，合作对象的适合度越高，其内生组织优势越明显，企业权益越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而，企业应结合自身实力，明确企业权益，选择能够最大程度产生权益影响的项目转化为生产产品，降低研发成本，实现内外部资源整合。如果选择的合作对象不合适，企业的合作风险大大增强，严重损害企业权益。
（四）信任机制的重要影响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主体间存在着彼此相互了解并建立初步信任的关系，而这种信任关系就是对a教融合带来成功的预期。企业一方面树立自信，通过信息沟通、主体对象选择，并结合自身实力，把握机遇，在确定不损害其权益的基础上完成未来预期的合作；另一方面对合作方的信任，包括合作方的原有经历、名誉或声誉、相互依赖性、组织特征差异、愿景、信息共享、组织能力、机会主义、利益分配及价值取向，形成相互信任。信任机制对企业权益有正相关关系，信任机制越强，交易成本中的沟通成本、谈判成本就越低，企业权益就能够得到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企业权益增进的一种机制。
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企业风险及其规避策略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除给企业权益产生增益外，也因产教融合各主体组织性质的差异而给企业带来风险。理论上讲，产教融合各主体的组织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校企合作的目标，并通过目标达成来完成各自的权益分配。而这种利益分配，往往受到决策、道德、技术、产权、管理等多个因素的制约，共同构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企业风险源。
一是决策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企业和职业院校的性质差异往往导致选择合作对象上的决策风险。通常情况下，产教融合过程中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利益取得，院校更加注重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利益双重目的，而企业更关乎从技术应用到产品生产，通过营销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这样一来，基于双方的初衷存在利益分歧，在合作过程中也就会影响产教融合的效率并产生决策风险。在此，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实质上属交易成本范畴[3]，但相较于其他成本而言，企业在产教融合中所面临的风险是企业更关心的问题。
二是道德风险。产教融合各主体只有在基本互信的基础上方能顺利地合作，达到所确定的目标。如果各方在合作基础、资源占有、合作过程、矛盾协调、利益分配过程中产生分歧，无法承担社会法律责任和履约责任，也就会产生风险。
三是技术风险。包括研究水平的差异，科研经费、信息沟通和成果转化能力等的差异。实践中，当技术成果不具备应用条件，缺少后续技术支持导致技术转化进展缓慢，或是由于产品市场测算失误，遭遇外来技术的冲击等，就可能给企业利益带来风险。
四是利益分配风险，产教融合中成果的产权归属、权益分配及成本投入分配不清晰，使合作各主体间产生纷争，导致目标无法实现，甚至合作终止进而给企业带来风险。
五是管理风险。由于产教融合的组织方式不一，在选择组织方式上已产生初步的决策风险，在后续的组织管理中，存在企业文化差异，组织结构不健全，内部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信息共享不及时及管理局限性等带来的风险。
要解决产教融合中企业风险问题，需要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主体关系出发，建立适应企业融合的组织方式与机制，加大企业与职业院校产教融合的深度、广度、力度和紧密度，提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一）优化政府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策略选择
一是制定鼓励企业增加产教融合投入的政策，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产教融合运行机制。企业在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缺乏资金的投入，政府应尽快制定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鼓励企业增加对产教融合的投入，使企业真正成为加快和提高产教融合的主体，使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建立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因此，应鼓励和支持有技术研发能力的企业建立健全技术研发中心，引导企业成为产教融合的投资主体，建立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多渠道的产教融合创新投资机制和体系。
二是建立有利于促进和保障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优惠政策和法律保障体系。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支持政策，包括科技计划、技术创新、技术引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政策等，对符合区域经济特色及有利于优势资源融合的产教融合项目给予重点支持，为确定产教融合中知识产权的归属权、使用权的划分提供法律依据。在税收政策方面，政府对实施产教融合的项目给予优惠，继续实行和完善产教融合中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内容的税收减免等奖励制度，强化利益对企业的牵引力；在资金来源渠道方面，政府集中有限资源支持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再从增加税收中划取一定比例创建和引入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机制，实施流动递增建设思路，使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得以健康、稳定、持椟发展。
三是发展并完善多渠道筹集风险投资。加快发展和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风险投资体系，填补企业与职业院校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筹资、政府财政支持、民间融资和银行贷款之间的空白[4]。寻求多元化投资主体，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如引导有实力的上市公司和股份制企业建立产教融合技术开发保障基金。风险投资要有完善的政策支持，政府应采取税收优惠、担保财政补贴等措施，引导资金流动，调动投资者参与产教融合的风险投资。
四是促进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应建立第三方服务机构，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咨询服务、为产教融合的发展收集、提供相应的市场信息等。这种第三方服务机构可以由政府组建，也可是民间学术团体自发组成，还可以由企业、职业院校联合建立，有正式投入的经济实体并在政府部门注册。政府对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应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作为服务者的政府也应创造示范效应，培养企业对咨询服务的了解和需求，并使产教融合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产业化，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提高这种机构的服务能力，增强服务效果。
（二）优化职业院校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策略选择
一是充分发挥职业院校自身优势[5]。职业院校需拓宽产教融合的教育思路，以实现人才在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全方位培养为目标，促进专业、课程教学的改革，力求专业设置对接产业结构，课程设置与企业需求相适应，专业教学突出岗位需求的职业能力。对接区域产业结构进行专业群建设的顶层设计，以就业为导向对专业进行优化调整。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宗旨，严格按照产业发展及市场人才需求规格，优化课程结构。以人才培养为根本，通过学习与实践等教学环节，强化学生对产教融合的参与，系统优化资源整合，促使学生形成知识、智力、个人能力、专业技术等合理的智能结构。
二是完善产教融合的质量评估体系。建立职业院校产教融合的评估体系，对产教融合的构建具有指导、优胜劣汰、分等鉴定、问题诊断、咨等的作用，推动产教融合的进程。对产教融合中的学生培养质量要严格要求，确定思想品德、业务知识、体能素质、审美心理、工作经历、综合技能等六项质量评价指标，在质量分析中，通过量化的方法来进行评估，深化产教融合，为评估指标的合理分配提供导向性信息，进一步拉动教学改革，体现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中的特色教育。
三是完善激励机制。以切实保护职业院校教师利益为出发点，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励评价机制，对较大科研成果、技术转移成功的科研团队和教师个人，给予多种形式的奖励。引导科研成果转化，积极创建成果转化平台，支持和鼓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专利发明，注重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建立学生创客中心和创业孵化基地。通过各种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和技能大赛为企业选拔科技创新人才，与企业共同开展政府组织的各类科技攻关项目和产品研发。
（三）优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组织方式的策略选择
应建立长期有效的产教融合联动机制，保障其组织方式的运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组织方式是通过职业院校、企业和政府相互间提供人力、资金、物质、知识、信息资源，突破资源分散、不足的瓶颈，通过资源互补，产生组织的协同效应。各类资源融入组织系统后，作用于组织的人力资源层次，培养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实现一种目标与功能之间连续循环、持续积累，并与组织能力间断性跃迁相结合[6]，建立产教融合各主体要素间的联合机制和动力循环系统，保障产教融合的组织方式有效运行。同时，要适应产业技术创新发展需求，建立产业技术创新的战略合作，妥善解决企业与职业院校融合的动力机制、信任机制、激励机制、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等问题，均衡外在政策环境与内在条件，重点发展“组建产教融合实体”等科研要求较高的组织方式，明晰产权利益，促进组织持续性的技术创新，提升与国际化接轨的技术研发能力，适应国际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一体化需求，从而不断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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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须群，陈星.产学研合作问题综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2（12）.
关键词 外向型经济 全球价值链 产业结构 微笑曲线 贫困化陷阱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利用外资，还是外贸进出口以及参与国际分工方面均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据测算，自1978年到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率比GDP年均增速高出近8.2％，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另一方面，我国利用外资也呈现总体攀升的态势，即使在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及全球FDI走下坡路的国际背景下，我国2009年非金融类FDI累计达433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6.5％，在这一层面上构成了世界范围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开放宏观经济学认为，外向型经济的提升与国内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全球化战略、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等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化与提升，可以促进本土企业微观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带动宏观经济增长乃至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这一论点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认可。例如，GVC理论的开创者之一格瑞斐指出，GVC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化国家或地区的扩散和延伸可以导致这一系列国家和地区本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机制的自动形成；此外，伊娃森曾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多国公司通过控制全球的生产、制造和交易，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并通过FDI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投资的最优配置，结果往往将低附加值的产业实现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并形成在转入地的外资集群。在此基础上，爱德蒙德指出，进入本土的跨国公司如若与本土企业建立紧密的上下游关系，技术溢出越明显，进而得到本土企业能够通过这种外资在本土形成的集群内获得比分散情况下更多的技术外溢效应。
国内众多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沈坤荣等曾对国内有关FDI的技术外溢方面的研究进行动态归纳和整理，结果发现，众多学者倾向认为FDI企业对于我国具有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至少在不同行业之间或地区内部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外溢效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实践给人的直观感觉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即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贡献已不单纯体现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上，而是囊括了经济发展、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然而，不久前由这一领域的资深专家刘志彪教授等推出的专著《全球化中中国东部外向型经济发展：理论分析和战略调整》透过现象看本质，指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超常规增长，但并未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他们认为格瑞斐所提出的“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进而形成“OEM?ODM?OBM”的自动内在机制不成立。这一论点引起了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反思，显示出充分的社会影响力。
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构成了中国长期以来集中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主阵地，该著作正是以此为切人点，从产业集群理论和GVC二者相互融合的视角，描述和回顾了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现状，推演了目前本土产业低端化形成的内在机理，深入剖析了东部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及绩效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从东部外向型经济升级与产业转移、自主创新、加快生产业投入、装备制造业升级、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提振内需等方面对我国未来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行了开创性前瞻。笔者认为，这一研究的总体特征主要有：其一，突出的问题意识贯穿整个研究；其二，GVC和产业集群二维视角的融合体现出其理论和研究视角的重大创新；其三，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融于整个研究体系；其四，研究既注重广度的普及又注重深度的推进；其五，既有宏观战略的调整和转向研究，也不乏本土企业实现功能升级的微观机制构建，凸显出重大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外向型经济和本土产业的内在关系不仅构成了开放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更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这一视角也彰显出这一问题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与其他相关研究相印证和比较，刘志彪教授等的这一论著站在本土产业长远发展和宏观全局的战略高度进行研究，以其特有的敏锐和独到，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和突破，在外向型经济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产业集群和GVC视角下本土产业结构的特征化事实
刘志彪教授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对外贸易量在以2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出口绝对额达到50多倍的增长，但我国本土产业并未实现内生化升级。长期以来，我国生产要素向东部地区流动、形成产业集聚，并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融入GVC，对此，笔者认为，我国本土产业结构呈现以下的特征化事实，东部地区也不例外：
1、从产业国际竞争力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主导
尽管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干中学、出口中学，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有较大的提高，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仍凸显劣势，在国际市场上唱主角的依然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关学者的研究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通过对2004年美国市场上中国与欧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的制造业竞争力比较中，金碚等发现，中国办公、电信设备、个人及家庭用品、服装、纺织竞争力较强，而化学品、运输设备、动力机械等劣势最为明显；同样，在欧盟市场，与欧盟25国外的欧洲国家、美国、瑞士和俄罗斯相比我国竞争力优势最为明显的仍是个人及家庭用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弱的是汽车、化学品和钢铁；在日本市场，与美国、欧盟、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产业国际竞争力最强的是服装、个人及家庭用品、EDP办公设备等，处于最劣势的为集成电路、电子元件、汽车、石油等。
甄峰、赵彦云认为我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总体在国际范围内呈现硬实力较强而软实力不足的态势，劳动要素成本和产品市场拥有绝对的优势，而自主创新、生产效率、企业组织等则相对较差。这从另一视角印证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同时折射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容掩盖的劣势。
2、从GVC分工来看，我国本土产业分工仍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
众多学者倾向认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廉价的劳动力供给，由此，在参与GVC的国际分工中最优化的决策必然是从事国际组装和代工。按照其观点，目前中国若选择高端产业和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自主研发、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发展战略是不切实际的。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实践似乎也是这类观点一脉相承：截至目前我国仍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最低端，即微笑曲线的最低端，这决定了我国产业附加值总体呈现不断降低的态势，产业增加值率从1981－1987年的0.48－0.44区间中不断下降，到了2003年降至0.3384。
这种价值链分工的低端化特征，决定了我国主要进行简单的来件组装、来料加工等，这一特征事实在传统纺织、服装、家庭日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家用电器、电脑零部件等领域均十分明显，同时也构成了近年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回报率高达20％－25％，而处于低端化的加工环节利润率仅为5％。有学者对进入中国的FDI做了这样的概括：出资30％，拥有了50％的股份，获取了70％的利润，尤其是对于OEM的“贴牌生产”厂商而言，最多获取了8％的利润，而92％的利润流向了国外。
3、从产业控制权来看，本土企业的产业控制权丧失
正如上文所述，刘志彪教授等在有关东部外向型经济的这一论著中问题意识十分明确。全书的核心观点在于，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在于依赖初级要素进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然而根本性的问题也正是由此而产生，即东部沿海地区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潜在产能迅猛增长和资本积累能力强化的过程中并未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导致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化困境的形成，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巨头凭借对高端环节的控制成为GVC中的主导者，进而导致本土产业的控制权丧失，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被锁定在GVC的最低端，成为相应的被支配者。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的达21个产业。具体体现在玻璃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此外，根据王苏生、黄建宏和李晓丹的研究，一方面，外资企业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市场已拥有一定的市场控制权，尤其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和仪器仪表等领域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除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以外均超过了国际通用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另一方面，在外资对我国制造业的股权控制率层面，2000－2005期间呈现不断增加态势，累计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
4、从产业稳定性来看，外资企业浮萍式特性易造成产业的空洞化和增长的贫困化
尽管长期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呈现不断增长的总体趋势，但是从内在结构，尤其是出口结构来看，外资企业出口在其中的比重连续达到50％以上，甚至在初级产品的加工和组装贸易中，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也超过五成以上；尽管近年来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增加，但仍基本停留在加工贸易层面，其中九成以上为外资企业所主导。最新统计显示，2009年出口200强榜单呈现出“国退外进”的局面，入围出口200强的国有企业数量由上年的50家急剧减少了12个席位，涉及出口值584.1亿美元，占当年出口200强企业合计出口总值的18.1％，所占比重较上年下滑3.8％。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出口200强榜单中失去的阵地全部为外资企业所侵占。由此，在中国出口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据153个席位(其中外商独资企业110家)，比上年增加12个席位，涉及出口值2507.4亿美元，在200强企业出口总值中的比重较上年上升3.7％，达到77.8％，这一比重比同年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值中的份额高出21.9％。
在外向型经济程度较高的长三角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中，外国企业的贡献度至少达到60％以上。刘志彪教授等认为，由于外资企业在中国通常采用独资形式，在技术经济关联度方面与我国本土企业基本不相关，进而形成了“产业飞地”特征，也就决定了这种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并未实现本土产业的内生式升级，与此相反，“挤出效应强而溢出效应弱”结构影响的外在负向效应越来越强化。基于这一态势，笔者认为，中国本土企业在产业中的份额越来越被“抽空”，偏向形成本土产业过度“外向化”而“内在空洞化”的不良格局。
此外，从外资企业的归属上看，其显然隶属于国外的母公司。尽管长期以来外资企业为我国的高速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对我国而言仍只能是像众多学者所形容的“无根的浮萍”，具有很强的漂移性特征，对于从事加工贸易、国际代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外资企业尤其如此。例如，本轮金融危机对这种“浮萍”式外资企业外在冲击极强，容易造成本土产业中的外资企业集体“外迁”，最终导致又一层意义上的“内在空洞化”恶性循环的形成，由此宏观经济增长可能陷入贫困化陷阱。
GVC视角下本土产业低端化的内在机理和负向效应
如若将本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否视为中观层面或宏观层面的考量指标，刘志彪教授等则从微观经济主体即本土企业层面基于GVC的国际分工视角深入剖析了本土产业低端化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
根据格瑞斐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业升级的自发内在规律和机制一般为：从工艺升级开始，走向产品升级，再实现向功能升级的转向，最后递推到部门升级。基于此，刘志彪教授等对这四种不同阶段企业升级的表现形式及我国本土企业升级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格瑞斐并不一致。
正如图1所示，一方面，我国本土企业拥有积极参与GVC国际分工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国外大买家为了提升自身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拥有鼓励、督促、支持我国本土企业升级的外在积极性，本土企业(供给方)与国外发包方(需求方)这种前后双向的“协同效应”促进我国本土企业迅速实现了由最初的工艺升级向产品升级的过渡，乃至相对复杂的生产流程改进和生产线再造的产品升级阶段已进入了高度升华阶段。
然而，由于在GVC中的主导者与被支配者、俘获与被俘获的博弈角色定位的形成，这种本质上的博弈关系决定了国外大买家与本土企业利益上的不一致性。尽管在被俘获的过程中，国外主导者为本土企业工艺和产品升级提供了快捷的路径和干中学的机会，但是在涉及产品设计、关键技术的传递和外溢、品牌打造和营销网络的构建等更高层次的升级要素时，外企不仅不存在内在主动性，相反还会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与市场封锁，进而导致本土企业产品升级向功能升级的中断，由功能升级向部门间升级的延伸也就更谈不上了。
换个角度，从本土企业进行考察，更能清楚地认识到本土企业在GVC分工
中所处的初级阶段以及产业结构低端化的内在机理(见图2)。
本土企业在GVC分工中的被俘获地位，决定了其未来发展面临两难抉择：其一，进也难，本土企业具有冲出“被俘获”的外在约束、从事技术自主研发和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但这一抉择势必带来短期利益的损失(现有低端化分工条件下沉没成本投人的损失、国际大买家的转包等)和更高的不确定性(涵盖技术创新成功与否、自主品牌打造的成功与否、市场拓展的顺利与否等)；其二，退也难，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商战中，不进则退，本土企业如若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中继续维持低端化现状，依靠最低端的代工、低劳动力成本、低附加值、低价格的策略，利润空间必然进一步稀薄，市场份额也进一步降低，最终落入“煮青蛙”以及被市场所淘汰的境地，最终导致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中断，增长和发展方式也难以从根本上实现转变。显然，如若微观主体的自主创新得不到保护，加之没有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执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捷径便是选择安于现状，继续从事低端化分工。刘志彪教授等人的这一论著在产业结构低端化现状的微观机理方面分析得颇为透彻。
同时，该论著还对本土产业低端化的负向效应进行了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以产业集群形式加入GVC的国际分工，而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和升级，仍处于低端化阶段，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和外在负效应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其一，由于在参与国际分工初级阶段的过程中，生产潜能和资本积累得到进一步提升，然而与此同时我国没有抓住契机，实现本土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和优化整合，这势必影响我国下一轮经济启动并导致增长陷入贫困化陷阱，如图3所示，经由拐点H沿着L1路径下滑。
其二，假若在下一轮经济博弈过程中，能够实现向GVC分工的高端化转向，则经济增长将实现新的爆发式增长(如图3中的路径L2、L3等)，但其包括沉没成本、机会成本等在内的成本和代价相比之初参与GVC分工即进行结构优化要高得多，在下图3中表现出发展路径由本来的L3变为L2，即降低了原有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和质量。
其三，长期以来，包括东部沿海地区在内的中国本土企业嵌入GVC的最低端，形成了对初级加工贸易、国外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进口以及后向国际大买家的高度依赖，形成典型的“依附经济”发展特征，进而转变为普雷维什所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角色。刘志彪教授等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中心”和“”这种依附关系作了经典概括，即“发包”与“承包”、“创造”与“制造”、“高端”与“低端”、“控制”与“被控制”、“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
其四，在GVC中所形成的国际代工角色循环往复地造成产业结构低端化特征的锁定，并得以“固化”，反过来进一步抑制微观主体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其五，在GVC的低端化分工中，在大量贸易盈余流向外商投资企业的母国的同时，我国却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国际贸易摩擦压力。
其六，在GVC的分工中，国际大买家对我国本土企业的俘获和控制，对我国产业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势必造成较严重的威胁。
其七，外向型经济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对国际大买家的高度依赖毋庸置疑地映射出我国本土企业和产业在参与GVC分工中整体上均位于低端化阶段，笔者认为如若得不到及时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助推我国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如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均无法得以培育和形成，长期以来依靠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将难以得到根本性转变。
GVC视角下本土产业升级的多重困境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而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势必又构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然而从改革开放30年我国持续高增长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相伴随的经济现实来看，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刘志彪教授等基于GVC视角从微观机制和宏观层面两方面深入剖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多重困境：
在微观层面，本土企业在GVC实现功能升级存在一系列的障碍和阻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长期以来GVC中国际分工的主导者即国际品牌的发包方与我国本土企业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构成本土企业推进功能升级的“鸿沟”，发包方不仅没有内在动力鼓励、支持和推进本土企业升级，相反，在与之博弈的过程中，发出“如若我国本土企业走自主创新、构建自主品牌等内涵式道路，进而与其形成竞争态势，必将现有贴牌生产的订单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可信反应策略，我国众多本土企业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策略必然是退回原位。如上图1所示，我国本土企业在向“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的积极攀升过程中，又向“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进行了回归。其二，我国本土贴牌生产制造企业本身在公司治理、技术创新、品牌打造和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构成升级的“又一道坎”。其三，本土企业被国际大品牌厂商短期利益所“俘获”，这也很大程度上应验了我国本土企业存在的“短视性”，当然外在制约也与之共同构成本土企业维持原状的重要缘由。其四，本土企业发展观念的制约构成升级的又一重障碍。
在宏观层面，刘志彪教授等在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大量的微观调研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对整个产业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本土产业优化和升级存在诸多障碍：首先，发达国家给我国本土产业在嵌入外包和代工过程中所获取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设置了严格的“隔离带”，如果我国本土产业向GVC的高端升级，进而威胁发达国家主导者的核心利益，这种价值链“阻断”效应就更加突出，由此，构成我国本土产业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困境。其次，本土产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产业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对国际产业选择和布局的过度依赖，将时刻对我国产业升级进程构成威胁与毒害。其三，外在环境的制约，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外在竞争者不断进入，与我国本土企业形成更加白热化的竞争，本土产业更凸显出其“脆弱性”特征。其四，在我国本土产业通过“干中学”、“出口中学”走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迈向GVC高端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利用技术专利、产品标准等方式设置“结构封锁”(Positonal block)，直接或间接地抑制我国本土产业结构的升级。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本土企业的微观主体升级层面，还是从我国出口导向型整体产业的宏观层面考察，我国本土产业升级都遇到众多西方跨国垄断集团微观层面的重重阻碍和国家层面的多维度结构封锁，再加之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以及有意无意地针对中国反倾销的诉讼案件数不断上升等因素，我国在GVC国际分工中价值链的提升中又遭遇了新一重的“不确定性”。
GVC视角下本土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战略前瞻
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长期以来的发展路径，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在GVC
的国际代工中被俘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进而导致我国整个出口导向型产业布局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微利化、低技术创新含量等低端的组装和生产制造领域。由此，我国本土企业如何跳出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的“必然诅咒”，本土产业又该怎样成功实现向GVC的高级化和高端化的迈进?刘志彪教授等的专著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具有可实施性的战略。
在宏观战略层面，刘志彪教授等人(2009)不仅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现状、经验和教训、规律和战略调整等方面做了系统性论述，更重要的是通过论证发现，归根结底应从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切入，配合税收的财政支持、研发补贴、相对宽松的货币金融扶持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往吸引FDI的政策重点和取向，营造有利于保护和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方能保证我国战略转向和结构调整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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