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5 14:59:1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关于放开二胎政策，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仍须长期坚持基本国策不动摇，至于“完善生育政策”的思路和方案，国家卫计委正在组织调查研究。
毛群安介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环境容量不足，发展不平衡，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
根据之前公布的“三定方案”，“完善生育政策”是新组建的国家卫生计生委一项重要职责。毛群安说，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又要考虑群众的生育意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等诸多因素。因此，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慎重稳妥、统筹协调的原则，该委正在组织调研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关系，研究提出完善政策的思路和方案。
[背景]
二胎曾试点 人口未激增
计划生育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之后又有一些微调。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时的国家计生委选取了甘肃酒泉等四地区的农村进行“二胎”试点——即无论夫妇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无论他们的第一胎性别，都可生育二胎。
据报道，试点的结果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酒泉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一直低于甘肃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并未出现反对者所担心的人口激增。
[追问]
可否实施“单独二胎”政策？
生育率低，国家人口规划指出要“完善生育政策”
2012年4月，国务院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称，“十一五”时期，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6%以内。数年前，一份由人口计生部门公开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即显示，我国城市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低达1.04%，上海、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左右。
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社会大趋势下，有学者赞同或明确支持逐步放开二胎政策。
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尽早放开“单独二胎”的生育限制，才是“十二五”时期，我国完善人口生育政策应该做出的调整。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国在2020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适度增长可扩大居民消费与就业的规模，从而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关键词】计划生育；人口问题；人口素质
一、现行的人口政策
我国实行多年的人口政策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执行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个别省市，原则上农村也是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二是，在一些省市，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可以照顾间隔几年后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三是，普遍允许有计划地生育两个孩子，包括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
十强调，计划生育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相对于十七大，中央的政策有了“一增一减”的变化，增加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减少了“稳定低生育率”这一提法。这其实也是对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修正。
关于现行的人口政策，每位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李建新教授就主张二胎政策，他认为实行二胎政策是对把干预降到了最低的水平，尊重了人权，也尊重人口的自身发展规律，他认为一胎化政策是有悖人性的逆发展过程，会导致国力衰竭、民族衰亡；翟振武则教授认为现在不是放开二胎的最好时机，因为现在的劳动力仍有大量剩余，现在放开二胎无疑会使就业问题雪上加霜，而且依靠放开生育政策缓解老龄化问题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还是建立起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
二、人口形势的分析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总人口约为13.4亿人，人口略有上升，然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而不是生育率的上升。最近几年有关人口的调查显示人口出生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这使很多学者都心存疑虑，认为存在着瞒报漏报的行为，然而他们忽视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首先，经济方面，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不断攀升，而且未来的养老保障必将会越来越完善，就代际财富流来说，由子代流向父代的少了，而由父代流向子代的多了，考虑到孩子的价值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放弃生育来换取富裕、自由的生活。其次，文化方面，由于现在人们学历的普遍上升，推迟生育的现象也普遍存在，高学历的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孩子的数量，他们宁愿在一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使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 再次，思想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施了30多年，使得各家各户有这种潜意识的存在，人们逐渐倾向于生育一个孩子，并且享受生育一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各种优惠以及较少的负担。
这样看来，生育率呈下降趋势不可避免，我们不排除有瞒报漏报的存在，但是也不得不正视现在所面临的低生育率。
三、“一胎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在我国实行30多年来，的确有效的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在当今社会，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在经济方面，长期实行 “一胎化”政策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它会使我国的劳动力逐渐呈现减少的趋势，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大大减少，阻碍经济的发展。其次，在社会方面，会使我国的老龄化更加的严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老龄化问题的出现与加剧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还会使抚养比上升，之前积累起来的“人口红利”会逐渐的消退。再次，在家庭方面，现在出现的好多“失独”家庭，就是实行独身子女政策之痛，由于只有一个孩子，在由于各种原因失去自己的孩子时，是父母的伤痛无以言表，尤其是对于已经过了育龄期的家庭更是如此。最后，是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适应社会的能力差，性格中会出现自私的特性，为其他人考虑的较少，个人利益占上风。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不能逃避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又是十分棘手，难以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措施，其结果也是治标不治本。
四、放开二胎是大势所趋
放开二胎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以及家庭的稳定都有积极的影响。
细细想来，“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只不过是给穷人上的一个枷锁，对富人毫不起作用，拿钱买孩子是大多数富人们的一种手段。考虑到经济成本，现在在普通人家庭一般“养不起”孩子。与以往“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同，现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家庭才会多生孩子，较少的考虑经济成本，这样还会使阶级分化进一步的加剧，如果能够放开二胎，更有利于社会的公平。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一个孩子，那面临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春节，是在婆家还是在娘家过，现在每每大节之后都会有不少“闪离”的故事，虽然有可能与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关联，但是独生子女政策也脱不了干系。如果继续实行“一孩政策”的话，不仅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更加严重，使我国未富先老的困境面临更大的难题，还会影响由以往传统的大家庭所带来的稳定家庭结构。
由此可见，放开二胎是大势所趋，但我们也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走稳健的人口路线，不能从一个极端（最大控制）走向另一个极端（放任自流）。通过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分析，笔者认为放开二胎是我国人口未来政策发展的必然 趋势。
参考文献
[1] 中新网.十报告：中国将坚持计划生育国策[Z]. 2012-11-13.
[2] 中顾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Z].2010- 1-17.
[3] 翟振武，李建新.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 湛中乐，谢珂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解读[J].人口与发展，2011（03）.
关键词：新计划生育；政策；思考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09-01
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数为1370536875人（含港、澳、台），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中国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此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有说法认为独生子女对中国的家庭伦理观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中国应该坚持一胎政策还是实行适当放松的二胎政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我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现行的一胎政策，部分地区可因地制宜实行适当的放松的二胎政策。原因如下：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和平年代的“补偿性机制”和瘟疫等疾病的减少，中国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率相对较高。而这些人进入适婚年龄后又恰逢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中国出现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另外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一亿独生子女，并陆续进入生育年龄，一旦计生政策放开，可能会引起“补偿性生育”和“抢生”。实行放松的计生政策，“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尤其是进入生育年龄的独生子女的存在，将很可能引起新的人口生育高峰。第三次生育高峰中人口增长的基数如此之大，以致于通过一代人的计划生育也即城市一胎，农村二胎，根本无法消化上一代多增长的基数。一旦放松政策，真如有些人所说的年轻人会不理会放开生育吗？但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人丁兴旺的梦想传统岂是那么容易可以改变的？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密度不均，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城市，这就导致了东西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东部的人口继续增多将会导致所剩无几的自然资源以更快的速度递减。中国地大物博，有资源的储备量排名均占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大量资源均靠进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是迅速发展，但许是“求快而轻好”，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人口的增多只会导致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人口的增多也将加剧竞争，使教育资源、社会福利等分配的矛盾更加突出，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将日益拥堵，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是贫瘠，人口的增多，尤其是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人口只会带来共同贫穷。如此一来，贫富差距问题将更为突出。
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抓与宣传，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恶果，城市居民也许会认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压力的增大，培育一个孩子的成本逐渐增高，一些人反而不愿意生二胎。但农村居民不一样，他们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教育程度也不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思想浓厚，一旦放开计生政策，生育率很可能反弹。在计生政策严格实行的时期，在较为落后的农村，超生、逃躲计生委、宁愿罚款也要生的现象屡见不鲜，紧抓政策尚且如此，更何况放开政策？
新的计生政策中明显放开了对农村人口的生育限制，这将难以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如，如今在城市暂居，户口仍在的农民工人口如果生了两胎，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必然会导致城市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失业率增加，农民工的户口、医疗、教育等问题也将成为有效城市管理的一大瓶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稳定。若农民工无力将儿女带在身边，家乡又只剩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又会日益凸显。即使农民工子女在农村工作，也只会造成农村本就贫乏的人均教育资源、医疗设施的减少，加剧本就有限的工作岗位的竞争。
现如今国家间的竞争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人口政策的放松也将导致教育与人口的矛盾日渐突出。农村人比较不重视教育，到法定年龄就让孩子去打工，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读书好，却因自身素质等家庭教育水平不高导致孩子更愿意打工而非接受教育。此外，从客观方面来说，农村的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有些村子甚至关掉学校，只在镇上或是市里开学校。人口的增多，只会让农村人均教育资源减少，教育质量下降，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城市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农村那么严重而已。这也为国家增加了教育投入的负担。一胎更有利于家长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而二胎则加重了父母的心理、生理方面的压力。“未富”不是人不够多，而是人才不够多。
有些人将人口老龄化问题归结于计生政策，但实际情况是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与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无关。另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提高与生存环境的改善应该才是老年人寿命延长的主要原因。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养孩子是有一定压力，但是并不如传闻中的夸张，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老人都有退休金可以拿，且不会要孩子太多赡养费。当今社会倒是存在不少对父母不闻不问的人，压力从何谈起？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应当从放开计生政策入手，如何使新生劳动力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使老年人口不成为年轻人的负担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至于计划生育造成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观点，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地区人口性别比失调，主要是由于农村重男轻女思想、教育落后问题、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违规使用等。
总而言之，计生政策一旦放松，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高效的生产方式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必须不遗余力地推行一胎制，但应注重实施的方式与力度，特殊地域特殊对待，实行适当放松的二胎政策。只有专注于一胎的培育，用发展的效率优先取代速度优先，人才的高素质为主取代高数量为主，才能拉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郭虹飞 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与必要性，近年来坊间已经表述充分。在1980年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中即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代际更替水平；如果还不调整，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快速减少。越往后，生育政策调整的正向效应越弱，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也越大。
事实上，在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就开始减少了，比前一年少了345万人，越往后减少的越多。相对应的则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今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两亿，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7提高到1/4。显然，这是未来中国的一个超级难题。
发展形势已然明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若是不放宽人口政策，将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问题。加之近些年放宽人口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启动“单独二胎”既是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的积极措施，又有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保和养老体系，顾及了人情伦理，让一些人少了后顾之忧。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意义重大，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对改革者来说，就是着眼民族的长远发展，清醒地把握各方面的意见、诉求、建议，使改革决策顺应民意，遵从科学。而这必然也会面临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两个方面的阻力。此次先行放开单独二胎，即是打破这个障碍与藩篱的改革智慧与步骤。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称，将启动实施一方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作为主打婴儿保育设备的企业，戴维医疗（300314.SZ）成为近期市场炒作的热点。
11月18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布后，戴维医疗开盘后迅速蹿上涨停板，收于29.14元。与11月8日的最低价20.20元相比，短短六七个交易日，上涨近50%。
不过，戴维医疗公布的三季报业绩并不令人满意。
11月21日，宁波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上，戴维医疗董秘兼财务总监李则东表示，受部分国家不稳定的经济或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销售情况未达到预期。公司将通过加强推广、参加各类国际大型医疗器械展会，来扩大市场影响。
而事实上，如果“单独二胎”政策放开，随着潜在新生婴幼儿增长，显然有利于戴维医疗的业务发展。不过影响几何，目前尚难确定。
好在戴维医疗已经有所准备。日前，戴维医疗公告称，拟收购甬星医疗100%的股权。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快速进入输液泵领域，并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此外，11月19日，公司公告称，公司于近日取得两项专利，显然也有利于公司婴幼儿产品业务的发展。
三季度业绩下滑近五成
戴维医疗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并不令人满意。
公司长期以来专注于婴儿保育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婴儿培养箱、婴儿辐射保暖台、黄疸治疗设备等三大系列产品。其他产品还包括母婴同室婴儿床、婴儿无接触输氧头罩、低压吸引器、呼吸复苏（器）囊、远红外加温器、婴幼儿头部固定架等，产品线相当完整。
今年前三季度，戴维医疗实现营业总收入1.50亿元，同比减少14.74%；实现净利润4680.69万元，同比下降12.89%。而第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只有3879.54万元，同比下降33.25%；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只有1000.62万元，同比下降47.49%。
戴维医疗认为，导致营业收入和利润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内市场关于婴儿保育设备的政府采购项目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受国外部分国家不稳定的经济或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销售情况未达到预期所致。
为保证公司未来经营战略规划得以顺利实现，戴维医疗董秘兼财务总监李则东表示，对于国际市场，公司将通过加强推广、参加各类国际大型医疗器械展会，来扩大市场影响。同时， 公司继续跟进募投项目建设，确保其按计划进度运行和实施。
期待受益“单独二胎”政策
“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将使新生婴幼儿数量增加，显然有利于戴维医疗，不过影响程度如何，则很难确定。
海通证券分析师刘杰表示，“单独二胎”政策和新产品推出是戴维医疗业绩提升的催化剂。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婴儿培养箱、婴儿辐射保暖台、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等三大系列产品，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90%。如果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将对公司基本面产生很大的实质性影响。
事实上，今年尤其是从下半年起，医改等政策的投入很大，县级、乡级医院等对婴儿保育设备的采购也在增加。婴儿用品门槛都很高，医院一般都会选择品牌产品，这都对戴维医疗有利。
东方证券分析师田加强表示，随着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的投入力度，以及县级医院建设陆续进入设备采购期，婴儿保育设备市场将有2～3 年25%～30%的快速增长期。戴维医疗作为行业的国内企业龙头，有望持续受益。
收购甬星医疗提升影响力
戴维医疗并不是仅仅押宝在“单独二胎”政策上。日前，戴维医疗公告称，拟使用自有资金440万元收购甬星医疗100%的股权，并以自有资金500万元向甬星医疗增资。
甬星医疗主要业务为智能输液泵的生产、销售。公司表示，通过本次收购，为公司进入输液泵行业领域奠定了基础，符合公司长期的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快速进入输液泵领域，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宏源证券卫雯清分析师认为，戴维医疗此次收购甬星医疗，是公司从婴儿保温箱向其他业务拓展的初次尝试，选择了收入和利润对公司影响都不大的甬星医疗也是为了控制风险。
资料显示，甬星医疗2013年前三季度亏损88万元，主要是由于处置了不良资产，扣除此项非经常损益盈亏平衡。
卫雯清认为，输液泵是常用医疗设备，市场竞争激烈。此次戴维医疗选择收购，一方面可借助销售渠道和经销商资源加快此品种的销售；另一方面输液泵也可以安装在戴维的婴儿保温箱上作为附加功能增加销售价格。
年轻时的叶廷芳一直有一个愿望：将来念书后当一个村干部或者乡干部。祖籍浙江西南偏僻山村的他，从小见过许多的基层官员，“粗暴、命令主义”。他的想法是：自己做了干部，决不会像他们一样用、命令的办法让百姓接受一项政策。
许多记忆至今仍然清晰：一位姑妈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后，第五胎方才得子，因为屡屡超生，大冬天被人把门板掀掉；一个表妹生育后被强行结扎，农村的妇女封建意识重，受不了被人脱了衣服拖到手术台上的“奇耻大辱”，从此疯了……
命运的奇妙与公平之处就在于没有人能准确预见未来。一心想当干部的叶廷芳后来却成了一名地道的书生：北大西语系毕业，进入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从事德语文学研究工作，几十年来被专业人士熟知的身份，是德语文学专家、把卡夫卡、迪伦马特引入中国的介译者、卡夫卡研究的权威学者。
而叶廷芳开始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出现在普罗大众的视野，是在2007年。彼时，1936年出生的他，已经71岁。
受到巨大关注的原因，是那份他作为起草人、并联名其他28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交的“废独”提案。
“废独”，即“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但必须自愿)，两个正好’的方针”，叶廷芳们在提案中如此写道。
在叶廷芳本人向CCN记者提供的这份题为《计生政策中有关独生子女条例应尽快停止执行》的提案原文中，支持“废独”论点的论据共有六条，分别从生命科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经验等方面强调了“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实行多年后的负面效应。
虽然与自己的“干部”理想渐行渐远，但叶廷芳从来没有停止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并进而参与许多讨论：关于重修圆明园，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关于重视建筑的艺术属性，关于要求住宅人性化，关于提高中国建筑师的社会地位……这个耿直的浙江人，说作为政协委员的自己，要利用这个讲堂来“表达人民的愿望”。
“据我了解，人民多数都是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叶廷芳说，而他格外向CCN记者强调的，则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人伦的缺陷”，以及这种缺陷必然导致的“人性的变异，进而导致国民精神生态的失衡和破坏”。
这个角度，叶廷芳说，在他之前还无人提及。
“被消失”的情感亚层次
你现在把亚层次给取消掉了，就像屋子一样，你设了栋梁，但是椽木没有了，你这个房屋坚固吗?
CCN：作为2007年29名全国政协委员“废独提案”的起草人，您能否讲述一下这份提案出炉的初衷与依据?
叶廷芳：我跟所有那些要求放开(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不一样，他们的视角主要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调……我主要是从人文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从根本上就否定独生子女政策，这个政篡的制定是不合乎科学的。首先没有经过多学科的、反复的科学论证，多学科包括人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文学，甚至哲学都应该包含在内。
就为了实现“我们一定要到本世纪末，使经济翻两番，人口问题一定要严格控制”，就为了一个GDP要上去，就不顾一切了。我去年把这个文章扩大了写时说，不应该以群众的软代价，就是牺牲我们精神素质来达到超低生育率这样一个硬指标。
CCN：老百姓付出的软代价是什么?
叶廷芳：精神健康，中华民族的精神健康。
如果我们中国人口现在能够退回到五十年代，五亿那个水平敢情好，达到这样的目标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我愿意，但问题是自然法则不允许我们这样一厢情愿。
人口的增长，人口的繁殖是自然法则制约着的。生物的繁殖规律总是从少到多的，以人为的办法强行使它从多到少，或者让它停下来，这就是反自然。当然如果人口太多，也造成自然生态不平衡。比如说破坏自然的生物、植物，二氧化碳过多……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自然有它自己的轨道来保持它的法则，而不是由你人自己来决定的。
CCN：自然实际上对这个是有一个自动调节的。
叶廷芳：自行调节。从欧洲历史来看。人口不是无节制的上升、上涨，随着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的会降下来，就是不愿意生育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加上不孕率也特别多。
亚洲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膨胀很厉害，生育率达到六成左右，所以当时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都普遍提出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当然他们都没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最多生两个。
像台湾的政策就是“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跟我们1970年代、提出来的一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十几年下来他们的人口马上就下来，下来以后就紧张起来了，后来就放开了。
现在亚洲实行计划生育的这些国家人口都已经急剧地下降，正常的平均生育率是2.2，他们现在也就达到0.9、1.1，所以好多国家都恐慌了。现在包括台湾人口密度那么大的一个地区，都已经放开到三胎了，原来是一个不多，两个恰恰好，现在是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
这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另外从伦理学的层面上说，首先从孩子的成长看，兄弟姐妹一起玩乐，欢天喜地，这是自然。
独生子女就失去了这个福分，只能成天围着父母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他(她)的身心健康。
其次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而单从亲情方面讲，又有父母之情，儿女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以及堂兄妹、表兄妹、姨兄妹等的区别，层次是很丰富的。
你现在把亚层次给取消掉了，就像屋子一样，你设了栋梁，但是椽木没有了，你这个房屋坚固吗?不坚固了。人的情感就变得单调、肤浅。这是人伦的缺陷。这种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进而导致国民精神生态的失衡和破坏。
CCN：当时这份提案一提出，除了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外，您有无收到来自官方的反馈?
叶廷芳：官方当然反应了。(提案)一出来网上都反应很强烈，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第二天也播了，但第三天马上就叫停了，其它一些记者的采访绝大部分都没有了。
过了一些时候国家计生委来了一个邀请，请我到计生委去沟通。请我吃饭，还送了礼物。政策法规司来接待我，互相几乎没什么交锋，我讲我的观点，他们也没什么反驳。到最后一个人员拉拉我的衣角，跟我说了句悄悄话：我们收到同类的意见当中您这种观点是最精彩、最有价值的。
过几天他们用文字的东西答复了我，有四、五千字吧。总的来看拒绝我的观
点，意思就是说我们国家不仅十，而且十二五计划，甚至十三五计划都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压力。
CCN：但是目前出现的状况恰恰是很多地方出现用工荒。
叶廷芳：对，所以这个不科学。我就写了一个五六千字的书面材料把他一条一条的都驳了。正好是5月7号，我记得很清楚。
从根上不认同人口政策
现在20岁以下的青年中男比女多出2600万。这么多人婚配发生问题，必将对社会造成一些麻烦。
CCN：作为一名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和研究学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口政策上的?
叶廷芳：人口政策一开始我就不赞同。
CCN：就是三十年前?
叶廷芳：嗯，这是违背人权的，人的生育权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现在公开场合，我也不去讲人权，我就讲自然法则。生育得少，你就破坏了人的精神生态的平衡。我们对自然生态的平衡要受到报复，这个普遍都已经理解到了；但是对人的精神生态的破坏现在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是最危险的东西。
CCN：您曾表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抑制入口过快增加，但80年代初“独生子女”政策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在你看来，这些负面影响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叶廷芳：从教育学的层面上说，容易产生家长溺爱，“小皇帝”是一个幽默的称号，可是独生子女的父母都普遍的接受了这个称号，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小皇帝唯我独尊，为所欲为。如果有兄弟姐妹，一起玩，快乐完了，还有人文的一种思维会自然的形成。比如说兄弟姐妹争夺一个东西，最后都会有所放弃，有所妥协，那就是成人社会的谈判妥协原则，在孩童时期就开始自发的训练了。
从社会学的层面上说，至少产生四个问题：一是“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不是合理的家庭模式。其中的“二”――青壮年夫妇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除了每天紧张的工作之外，还要自担5个人的生活，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代社会，特别是面对“上学难、看病难……”的当前国情，显然负荷过重。
第二，这样的家庭结构，决定了社会人口结构的失衡。作为这个结构中的主干――中青年的比例日见减少。根据专家计算，2012年－2022年这10年间，18－50岁的青壮年人口将减少1亿。
第三个问题是“老龄化社会”的过早出现，并且数量庞大。有专家指出，发达国家经过了100年才形成的“老龄化社会”，中国只用了20年。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将达4亿，比现在的欧洲总人口还多。
第四个问题是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4岁以下儿童男女比例高于120：100；而2004年抽样调查是121：100，均远远超出正常范围(103－107：100)。
显然在制订人口政策时，(政府)没有考虑到我国“重男轻女”的习惯势力。现在20岁以下的青年中男比女多出2600万。这么多人婚配发生问题，必将对社会造成一些麻烦。
CCN：您也提过，2012到2022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多达1.44亿，“由于社保制度尚不完善，经济困难老人、孤募老人、空巢老人晚景尤其惨淡”。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现阶段的中国，“养儿防老”这句话还是非常适用的?
叶廷芳：还是合理的。
CCN：当时您跟其他28位委员提出的是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并没有提到“计划生育”的问题。您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的合理性如何?
叶廷芳：从生态本身来讲也不合理，但是现在包括杨支柱这些人也有一些偏激，他就说要放开两胎，放开第三胎，好像自由放开。我是讲在有限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呼吁提倡直接让政府全部放开?两个根本就不现实，对不对?
像我上次我的提案提出来，有个别网站99％都赞成，但是像人民网调查是百分之七十二点几的人赞成，百分之二十的人反对，百分之七的人不表态，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是支持，毕竟还有一部分反对。
如果说生三个的话，反对的人肯定更多一些。要一步一步来，等到两胎放开了，然后人口还在计划下滑，我们就呼吁放开第三个，这是可以的。
CCN：如果从您理想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还是完全放开是―种比较合理的状态?
叶廷芳：完全放开的话，我估计目前也不会人口膨胀。
人口学界曾经在2004年集中了全国20来位优秀专家进行了两年的研究，最后以详细的文字和图表，证明放开二胎不会有风险。
同时我国北方和南方好几个省的多个试点县经过20来年的二胎实践，也证明没有风险。这些县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2.1以下。
比如山西翼城与甘肃酒泉根据2000年的统计分别为1.5和1.4，湖北恩施2005年为1.47，承德现在为1.6，新疆建设兵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多年后改为二胎，不但未出现反弹，而且现在的生育率仅为1.00左右。
湖北长阳、五峰两县前几年经批准实行二胎后，也没有出观反弹，2007年的统计分别为0.88和0.90，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为数不少的不愿生育和不愿生二胎者，以及17％的不孕率，还有将近一亿在城里打工的农村青年生育也不那么容易，即使放开二胎，我国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2.0。这些材料我都看过，很有说服力。但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
需要意识觉醒
现在人口研究最大的缺陷就是人文科学没有介入，那些反对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没有一个从事人文科学。
CCN：虽然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近两年学界和民间都传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但从官方和某些研究学者提供的数据和研究结果来看，这项政策还是在中国有实施的必要性。对此您怎么看?
叶廷芳：现在人口研究最大的缺陷就是人文科学没有介入，那些反对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没有一个从人文科学，就是我讲的软科学这方面去着眼的。
CCN：您觉得国家在制定大部分政策的时候都需要参考人文科学?
叶廷芳：对。但是目前中国有这个意识层面的还是比较少。
1993年，我跟八九个作家一起做一次旅行。这里面有谈话，有一次我就发表独生子女的弊端这个说法，当时大家都笑话我，觉得我思想那么落后。后来我就讲了刚才讲的这些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独生子女兄弟姐妹的丧失，将来导致人性的变异，变异就是一点点的，你看不见的，但是几十年，几百年后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CCN：如果抛开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因素，对于当下中国许多主流家庭不愿生、生不起、生得起养不起的现象，您作何评价?
叶廷芳：应该想生也生得起，也养得起，这样的社会才是更加合理的。
CCN：像您思想开明的这种程度，求真的性格，是与研究外国文学有关吗?
叶廷芳：我这个人有一点参与意识。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的盲点，人家还没有去注意，没有看到，我看到了，我应该发挥这个作用。提出来，让大家注意到。
注定失败的官司
从2009年12月21日二女儿若楠降生的那天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就开始成为公众人物。因为超生，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
这起“教授超生被辞退”事件引发媒体关注，上升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出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指控他们“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240642元。
24万，对于一个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学教授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额负担。2010年底，这个倔犟的湖南男人，决定海淀区计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违法生育”这个词；如此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显然有失公平。
“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这位曾撰文力挺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学者，如此发问。
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出任律师，“主要是从技术上来切入，比如说行政处罚程序合不合法，处罚数额合不合理，并没有想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的合法性。”杨支柱被学校解聘后只发给他600多元工资，扣除有关规定项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职带孩子无收入，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征收240642元社会抚养费，显然违反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征收的规定。
2011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杨支柱一审败诉，海淀区法院认为，海淀区计生委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征收额度也无不当。杨支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4月，杨支柱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月后，北京市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其实，杨支柱没有指望通过这起官司改变什么，只不过“想通过这种‘行为艺术’，达到拷问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早在2010年10月的一个周日，杨支柱就去“行为艺术”了一把，不过，地点不是海淀区计生委门口，而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过街天桥。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杨精心考虑过的：既不会引发交通堵塞，也有足够大的人流量，在警察来阻挠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撤退”。
倚在天桥栏杆上的杨支柱，身前擎着一张巨大的绿纸，上书“卖身交罚款”几个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罚的经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身”没卖成，却再次在社会上引发了对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轮关注。
“等计生政策废除？我等不起”
第二个孩子的到来纯属意外。
2004年，38岁的杨支柱和陈虹结婚。他曾对妻子说：“你生多少个我就养多少个，我肯定不嫌多。”当时陈虹还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杨支柱还高。“二胎”，还是一个他们触摸不到的话题。2006年，陈虹怀上第一胎，生下了女儿若一。
3年之后，陈虹再次意外怀孕。她的态度与丈夫一样，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在事后一封于网络的声援丈夫的公开信中，陈虹说：“老杨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和弟弟或妹妹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3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我们的初衷。”
处罚是杨氏夫妇俩意料之中的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生完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学一下杨支柱认识的一位书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过请客送礼，只被罚了5万块；再不然，就像杨支柱认识的一个学院院长，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儿说成残疾，说女儿心脏有个洞，让医院开个证明。“实际上计生委知道你这个是假的，但你送点儿钱他就不管了。医院里开个证明，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嘛！”
可是，杨家最终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就在杨支柱为自己的“二胎”抗争的一年多里，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制度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分别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这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对于这些消息，杨支柱并不乐观。
对于“生二胎”的态度，杨支柱在3年中迅速地变化着：2008年，他曾与众多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但到了2010年11月，他的题为“必须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的评论文章，明确表示“放开二胎”是错误的；近日，在回答“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向哪方面调整”时，他说，“没法调整”，“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
但是，从制度层面来说，他并不乐观。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鼓与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越来越少。“2007年有二十几个人发言，你现在找二十几个人还找不出来，因为说话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争的代价
如果不要“二胎”，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写论文，当教授，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在外界看来，“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但谈起这些，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
杨支柱被学院解聘之后，先后有同事上书院领导，希望学校能“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免于处分。但这些陈情，并未获得校方的积极回应。
现在，杨支柱一家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位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家属区。被学院解聘后，经济拮据的杨支柱一度想把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带妻子孩子到乡下去住。“学校的房子很抢手，一个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这个主意，被妻子陈虹坚决拒绝了。
杨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为一些报刊写评论专栏，但也不太稳定，“很多地方都没谱，第一是发不发没谱，第二是发了什么时候给钱没谱”。
对杨支柱夫妇来说，孩子的未来，是个敏感话题。
虽然经历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杨支柱说。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经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其中多是超生人员。虽然仅占到全国人数约1%，但仍然是个庞大的群体。
杨支柱也明白，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以后孩子要上学，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证。但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尽管形容落魄，但还没想去屈服。
对于丈夫的坚持，妻子陈虹淡淡地说：“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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