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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概述
1.成人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讨论，集中于马克思教育经济思想和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理论学说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教育经济思想。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成人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关系。王显润认为，教育经济学源于“人力资本”理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力资本理论。李志远、朱建文著述的《成人教育经济论》，也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派别，也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阐述成人教育与经济二者的关系，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成人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协调发展则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人教育通过培养、培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其经济功能。 同时成人教育应该从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然而，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教
育投资、教育内容和教材教法是三个主要方面，成人教育应从“教育投资的社会性与市场性，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着手，最大限度地发挥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
2.成人教育经济效益与投资。宏观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教育的经济效益。成人教育的多重功能，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精神上的效益和物质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
富，增加国民收入；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
我国成人教育的投资机制，体现并遵循了“谁投资，谁受益”或“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成人教育消费的主体――成人教育服务的购买者――势必成为成人教育投资和受益的主体。受教育者支付的学费已经成为成人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此处的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指个人为接受成人教育服务而支付的费用）收益研究，成为近期成人教育投资收益研究的创新点。利用经济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的供需模型，进而分析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研究对象是特指个人投资成人教育的收益，但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则完全涵盖了成人教育投资收益这一部分。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多元办学主体投资，共同开发成人教育资源的要求与趋势日渐迫切。研究成人教育的办学收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必然。在研究中，学者们将办学单位的经济收益称为微观效益或内部收益，指出高等教育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佳的社会效益（当然也包含了经济效益)；获取适当的经济效益对于促进成人教育发展是有益的。此外还探讨了成人教育规模与效益、质量与效益、办学成本与效益以及效益分配与成人教育发展等问题，指出应建立科学的成人教育效益观，确保成人教育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持续健康发展。
3.成人教育与社会经济结构。成人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经济产业结构决定着成人教育的专业结构，成人教育的程度结构要适应经济部门的劳动技术结构，成人教育的管理结构要适应经济体制结构，这是成人教育内容创新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其资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赖市场运作，政治结构也影响到成人教育的资源配置。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促使成人教育根据供求情况，调整成人教育资源在部门与空间等之间的转移，最终实现成人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大化。结合个案研究，有关学者对于城乡成人教育资源的科学化配置进行了研究。
4.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大发展，围绕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我国经济发展略，研究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成为一些学者跟踪的重点。成人高等教育作为我国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培养人才和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正确认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研究新形势下成人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是以知识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基于此，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规律，成人教育与经济是怎样在辩证统一关系作用下，发挥能动作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经济对于成人教育是机遇也是挑战，成人教育要在办学思想和观念、教学方法与方式上进行变革，树立终身教育观念，发展成人教育，服务经济建设。
现代社会科技成果的层出不穷和广泛应用，导致经济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使社会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的、重要的社会过程，而成人教育是影响并促进这一社会过程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成人教育通过使潜在的劳动能力转变为现实的劳动能力，促成各层次人才的流动，通过优化成人的人格和个性而促成成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通过多学科、多门类、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创设成人社会流动的条件，通过职后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升成人的社会及经济价值。当前我国各类人口流动的特点和趋势，赋予我国成人教育以新的使命，成人教育将通过发挥引导各类人口流动取向、提升各类人口社会流动的智能素养、促进各类人口的有序流动、协同开展各类人口的教育培训等功能，实现并提升社会人口流动中的成人教育经济价值。
5.成人教育与现代企业培训。人力资源开发和企业教育与培训，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成人教育在参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进行成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促进城镇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等对产业进步、企业发展及完善劳动力市场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对成人教育是“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普通教育形成互补，促进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等观点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探讨了成人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 提出了关注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和老年教育的问题。
6.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为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远程开放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我国组织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时，对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也日益深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制约远程教育发展的“规模――质量――效益”关系。丁兴富在其《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研究》中，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例，研究了远程教育的成本核算、投资效益以及远程教育与传统教育相应经济数据的比较。冯少舟的《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一文，讨论了远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也指出了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滞后远程教育本身发展的原因在于经济理论工作者和远程教育理论工作者缺乏联合。结合成本与效
益评价，提出提高远程教育办学效益的几个经济学问题。
在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上，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经济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7.农村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农村成人教育对农村经济建设的作用是农村成人教育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指出了发展农村成人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农村成人教育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农村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合理调整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等等，担负着重要职责。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现代新型农村，农村成人教育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与缺失
归纳分析过去6年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围绕经济政策、经济热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沿着归纳现象――提出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的基本路线，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成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教育培训与农村经济发展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到绝大多数。由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特殊属性（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有一些创新点，例如对成人教育培训与人口流动的论述等。从数量、宽度、创新性和实用性等要素来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有了较大进展。
尽管成人经济学研究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较丰硕的成果，但是理性地思考，我们会看到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从理论基础到实践应用还没有做到真正成熟，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也不够健全，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微观探讨多于宏观研究。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大多基于某一点展开，结合实践进行论述，而从建立“成人教育经济”学科的广度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宏观角度的研究则较少。尚未有完全以“成人教育经济学”为题的完全意义上的研究专著出现。
2.深度研究尚待加强。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般思辨占了较大比重，而且重复性研究也较多。能像“教育经济学”研究那样宽基础、重深度，是人们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期待。
关键词：人力资本；教育经济学；培训经济学；融合
作者简介：李湘萍(1978～)，女，安徽含山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6：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4-0005-03 收稿日期：2008-06-08
一、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现状、问题
(一)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现状
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资源投入与产出规律的科学(王善迈，1996)。近20年来中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涵盖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教育投资和教育财政、教育成本与收益、教育制度变革和创新、教育资源利用和效益等多方面的主题(李桂荣，2004)。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了制度化学校教育中的各种经济现象与问题，并且以教育经济学为主干的学科群开始出现，如高等教育经济学、职业教育经济学、体育经济学等，教育经济学俨然发展成为介乎教育与经济学科之间最具活力且相对成熟的交叉学科。
教育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其理论基础得到了不断的拓展：以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人力资本理论为起点和基础，进而拓展到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激进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受国外相关研究的启发，近年来我国有学者提出在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其他经济学理论之外引入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释教育经济学的现象和问题，部分学者已经将这种多理论视角的研究取向运用到具体的实证研究中，例如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在教育经济学中的应用。诸多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的效果是不同的，因此为教育经济学引入多学科多理论视角，能更为客观而全面地研究教育真实的经济价值。笔者姑且称这种教育经济学的多学科理论视角研究为教育经济学的“外延式”发展。
(二)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传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缺陷在于静态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关系、片面地阐释人力资本的经济含义，这一点在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所谓静态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关系、片面地阐释人力资本的经济含义是指：在探讨教育的收入效应时，忽略了在教育和收入之间广泛存在的培训和继续学习，忽略了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这些后续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改变了人们人力资本积累的数量与质量。也决定了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和收入能否发生作用、发生多大作用。人力资本投资实践告诉我们，教育和培训往往最终会以一种“合力”的形式作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长。有研究表明，教育的主要作用往往是在求职招聘或确定初始工资水平时起到文凭信号的作用，而进入工作岗位后的在职培训以及“边做边学”才是对人们劳动生产率、收入发生作用的主要原因(萧今，2005)。教育经济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后续的培训与生产实践，因此不考虑这些，就可能会造成对教育经济价值的估计存在偏差，从而导致静态、片面地理解人力资本的经济含义。
在我国教育经济学界，多年来研究领域基本上囿于学校教育之内，并未以“人力资本”的名义，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包含培训在内的更宽泛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近年来，国内有学者(萧今，2004；刘泽云，2004)进行人力资本多种投资形式的研究，但这类研究主要还是围绕教育的经济收益，对于教育、在职培训、成人教育的研究还是相对割裂和平行，并没有对多途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进行有效的融合研究，而且关于企业培训的研究涉及的多数也只是参与率及影响因素方面，关于企业培训投资收益的实证研究并没有深入展开，当然，持续的跟踪调查、企业培训数据尤其是面版数据的缺乏是制约这方面研究开展的重要原因。
二、国内外培训经济学研究的概况
(一)国外培训经济学研究概况
虽然培训的经济价值很早就为人们所了解，但培训经济学的出现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以及贝克尔、明瑟等人的研究，对在职培训投资收益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培训经济学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培训数据从无到有，培训度量的日益精细，培训收益估计方法的日趋科学，培训收益研究范围的日渐拓宽(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培训对就业行为的影响――培训对失业期限、“由学校到工作转换”的影响)。虽然诸多的研究支持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培训的投资收益十分乐观，培训是一项极具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投资，但在不同的经济制度环境下，不同类别、形式的培训对收入增长和职业发展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培训投资收益的实现取决于个人特征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尤其是后者。
(二)国内培训经济学研究概况
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两个基本途径，与教育相比，培训更贴近劳动力市场，通过培训积累的知识与技能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和教育相比，培训与劳动生产力、收入和就业行为的关系也就更为紧密。与丰富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相比，我国培训经济学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关于培训对就业和收入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实证研究所需要数据的缺乏。以“中国期刊网”近10年来(1994年～2005年)的检索结果为例，以“培训经济学”为关键词在核心期刊范围内仅搜索到lO篇文章，基本上是对贝克尔在职培训理论的翻译和解释，没有相关的以数据支持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关于企业培训的研究大多分布在企业管理、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内，而且绝大部分是实务研究，理论研究不多，经济学领域内的实证研究就更稀少。相对应的是，以“教育经济学”为关键词在核心期刊范围内搜索到282篇文章。
在我国已有的少量培训经济学研究成果中，大都是以Becker(1964)的在职培训收益模型为基础，或进行修正和补充，或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早期的定性研究；另一类是基于Becker在职培训收益模型的修正和补充；还有一类是建立在Becker假设条件基础上的衍生培训成本收益模型。
三、教育经济学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与培训经济学的融合
教育经济学未来拓展的路径，除了理论基础上的“外延
式”发展外，还可以在原有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内走一条“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即强调综合考察人力资本投资的多种途径，特别是教育和培训这两种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让教育经济学走出正规学校教育经济学的固有领地，团结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名义下，与培训经济学融合，走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广阔天地，惟其如此，才能全面、深入地研究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及其实现机制。
(一)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融合的必要性
1 人力资本理论及终身学习的内在要求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培训在本质上都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的融合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在要求。在我们传统的以“分”的视角(即努力“剥离”其他影响因素，以求对教育收益的正确估计)来研究教育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应该以一种“合”的视角，脱离“学校教育――收入”之间简单的经济关系思维方式，综合而全面地研究包含教育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本经济价值，探讨两者在总量与结构上如何组合搭配并与适当的生产实践、组织环境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禀持这一研究视角不仅具有全面理解人力资本经济价值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国家制定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企业与个人确定人力资本投资计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的融合也是终身学习的内在要求。在终身学习理念和实践逐步普及的今天，人们的知识技能需要通过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加以提供并不断更新，没有一种单纯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可以“包打天下”，人力资本投资多样化、终身化的时代特点要求我们应该以一种更综合、全面的视角来研究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
2 对教育经济学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
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的融合，将会进一步促进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研究的融合不仅有助于更客观地估计教育收益，而且也有助于正确制定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源开发的资源配置战略、以人力资本使用方即用人单位的眼光，来评价教育投资效益、促进教育制度变革和创新等等。
(二)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融合的可能性
1 共同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
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拥有共同的成熟的理论基础，即人力资本理论。Becker(1964)认为教育和工作中的在职培训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进而获得更高的收入。由于培训数据的难于获得，Becker(1964)最初对人力资本理论的阐释是通过教育投资收益的实证分析来进行的，尽管他认为培训与劳动力市场、收入和就业的关系更为紧密，人力资本理论假设可以同样很好地运用到对培训投资收益的分析中去。同样因为数据的局限，明瑟(1962)早期也只能用工龄(工作经验)代替培训变量估算培训投资收益，但是其实证分析的基础仍然是人力资本理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企业培训数据的逐渐丰富，众多劳动经济学家对培训投资收益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而几乎所有这些培训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都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起点的。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对教育和培训经济价值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相对成熟的框架体系内，这也是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得以融合的最重要的理论前提条件，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和培训只是形式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在经济含义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通过改变劳动者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从而改变其劳动生产率。
2 相近的实证研究方法
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差不多出现在相同的年代，拥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但比较有意思的是，自诞生之后的几十年来，两个学科的发展却主要处于一种平行的状态，少有交叉和融合，在教育经济学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特色的同时。培训经济学也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和工业关系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
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在实证研究方法上却有着共通之处，而最先沟通这两者的正是明瑟和他的收入方程；由于早期培训数据的缺乏，明瑟最初从比较不同员工工资水平的角度来估计在职培训收益，明瑟通过比较两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力的收入差异，并对差异求现值，得到收益率，但这一收益率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在职培训收益率，它包括两个内容：正规教育收益及在职培训收益，因此收益率是对于正规教育与在职培训收益率的某种平均。虽然由于度量上存在的问题，使得这一估计结果还不十分精确，但可以说这是对包含教育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最初估计。虽然明瑟本人并没有认为他的研究是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的融合，因为在早期人力资本理论家来看，教育和培训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被“人为”隔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证研究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的不同，对于正规学校教育的度量要比对培训的度量容易许多，因此教育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较早地发展起来并逐步完善，而培训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培训数据的丰富才逐渐发展起来。
3 人力资本综合指数的建立
虽然明瑟当初囿于培训数据的局限，并没有对培训投资收益进行精确的估计，而是得到了正规教育与在职培训收益率的平均，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既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培训没有本质区别，那么在实证研究中就有必要综合考察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收益，为此构建一个包括教育和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一指数应该能比较全面反映人们的知识、技能、观念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探讨教育和培训在数量与结构上的不同组合搭配，从而获得最大化的收益，这是未来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一个方向。具体而言，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应该考虑到教育级别(学历)、类型(普通、职业)、培训参与(是否参与过此前培训、在职培训、自费培训)、培训种类和时间(参与的此前培训、在职培训、自费培训的类别和时间)等指标体系的建立，另外对人力资本提供机构(如学校、培训机构等)和使用机构(如企业等用人单位)的跟踪调查以及相关的面板数据(paneldata)的收集也是必需的。
应该承认明瑟收入方程的建立是有时代背景和研究条件的限制的，虽然后续的研究者们对明瑟收入方程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修正，但如果不尝试在明瑟收入方程中纳入人力资本综合指数，那么任何补充都可能是不完整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多样化和终身化的时代特点，要求对于人力资本的研究要全面、综合，而培训与继续学习数据的逐渐丰富也使人力资本综合指数的建立和使用成为可能。
(三)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融合的难点
首先，培训的定义和度量存在相当困难。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相比，培训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的行业企业有着不同的理解，培训的基本度量指标，如培训参与率、培训时间与强度、培训成本都很难测度。相比较而言，用教育年限、学历来度量教育要简单许多，虽然二者都存在指标效度的问题。
其次，反映劳动者教育培训经历、就业工作经历的时序资料的缺乏。现有的数据大多是在一个时点上采集的截面数据，虽然部分调查采用了反向追踪的方法，但离实证研究所需要的数据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
再次，明瑟收入方程中已经包括教育和工龄，并且工龄曾经一度被认为部分代表了工作经验甚至是在职培训，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明瑟收入方程的科学性和完备性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和接纳。如何建立包含教育与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如何将人力资本综合指数纳入收入方程，并且由于这一指数的引入，模型的设定如何作调整，这些都是未来研究所不能回避和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
四、小结
关键词：主观价值论 政治经济根源 劳动价值论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
主观价值观念，即效用价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与劳动价值思想同时出现。边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观价值论的哲学基础。17世纪英国的巴尔本就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效用决定。18世纪中叶，瑞士数学家伯努里提出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业与管理》中，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稀缺性而变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为边际分析开了先河。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效用，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供求关系，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意大利经济学家孔迪亚克在1778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提出了效用价值观，他认为价值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效用则是价值的源泉。孔迪亚克所谓的效用是消费者基于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可以说孔迪亚克是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开山鼻祖，孔迪亚克的这种经济思想迅速地传播到法、德、英等国，并得以深入和发展。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价值看成人们对产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不过，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30年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效用价值论仅缓慢发展。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经济学的衰落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刺激。英国的劳埃德被认为是明确以边际效用来说明价值决定的第一人。爱尔兰的朗菲尔德提出了边际成本和边际需求的概念。法国的古诺较多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并且是数理经济学的鼻祖。德国的屠能也使用了边际分析法，并对马歇尔产生重大影响。戈森被视为边际学派的直接先驱者。他1854年发表的《人类关系法则及人类行为规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规律(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主观价值理论体系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并独立地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效用价值论，该理论首先从价值理论开始。然后推进到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而引发了几乎整个西方经济理论的变革。他们认为价值具有主观性，从而把经济财货的价值归结为主观价值，并提出用主观价值(即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即购买力)来替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主观价值决定客观交换价值。奥地利学派在考察价值尺度或主观价值量的测定时，引申出了边际效用量决定财货价值的规律。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效用价值论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个边际效用学派都是在基数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效用理论。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区分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两个概念，并系统地提出了序数意义上的效用理论，即假设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序数来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理论“摆脱”了“主观感觉不可计量的批评”。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则标志着边际主义学说的完成。20世纪初边际学派已从异端和支流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价格论的创立可看作是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发展。马歇尔在其供求论基础上对各种相关的价值论进行了综合：他将效用价值论当作需求的基础，通过需求价格的引进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转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推导出需求曲线；将生产费用当作供给的基础，把实际生产费用看作是劳动的“反效用”和资本的“等待”的总和，通过货币生产费用的引入，在边际生产成本递减的基础上推导出供给曲线；然后，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后来，希克斯利用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并扩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而最终的集大成者是萨缪尔森。
二、主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根源
(一)主观价值论的政治根源
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主观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产生的政治根源。19世纪70年代，在政治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未能合理地解决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和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两大难胚。已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并且最终全面崩溃，经济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而萨伊的客观效用价值论也已经不能满足大资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纪末，由于的广泛传播，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资产阶级急需一种和劳动完全脱钩的价值理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学派为代表，在理论内容上把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作为商品的价值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他们借助于当时的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将心理分析引人经济学研究领域，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所谓边际效用。按照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观念是：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或每增加消费一个单位商品或劳务时)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东西，商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一种主观效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边际革命”时期西方经济学乃至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继承了其辩护性的固有传统，表现在更加敌视和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定位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这样一来，商品的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资产者得到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经济学全部理论的基础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
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古典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很好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劳动价值论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
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资本主义已经向世人充分地证明了其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种种优越性。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来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光大。即如何搞好经济建设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一问题实际上又是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即社会对既定的资源量，企业(个人)对既定的资源量如何进行管理。要实现这一点，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而边际效用价值论可为这种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于是以理性经济人和资源稀缺性的假设为前提。研究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始终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标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它从需求和效用角度，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原则，研究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和产品在生产与配置中的最优数量和途径问题：从微观层次，通过对个人消费者、单个厂商的行为分析，寻求单个产品市场的均衡问题。
总之，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价值理论，从其发展、演变的轨迹看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劳动，以效用解释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西方庸俗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和辩护的特征。
三、对主观价值论的评价
(一)主观效用价值论的错误与缺陷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一笔抹杀了价值范畴的社会规定性和客观性，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性和剥削性。不仅被用来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色彩。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论体系中。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人对物品的效用(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观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为前提，其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价值由其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的市场价格是供求双方物品主观评价达到均衡的结果。效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主观的使用价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财富的效用到边际效用。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几点：(1)效用不能计量。效用价值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反了确定交换比例的原则。因为，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是消费者对物品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是千差万别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通常没有也不可能用基数或序数来计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无法计量的。(2)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因而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相应地，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现实情况表明，凡是参与交换的商品，都必须有明确的价格。不存在没有交换比例或价格的交换活动。但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却不能在交换中确定，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做出评价。至于边际效用，更要等到消费足够数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结果。但事实是，消费者在消费他通过交换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边际效用价值论将边际效用混同于商品价值的基础和实体，并以此错误的理论基础来证明其系统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这就使整个理论推理过程充满矛盾、混乱，使得“边际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走人了死胡同。
(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借鉴作用
一、传统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特征
西方欧美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基础之上，把教育作为可以带来价值增殖的逻辑起点，因此，它的整个体系结构是以“投资一生产一利润”过程为系统，把教育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作为一个过程来考虑的。在这种构建思路的指引下，除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外，他们确定的学科核心体系一般是由教育投资、教育经济效率、教育经济收益等内容组成。教育经济学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如沃尔什、舒尔茨、丹尼森、韦锥、布劳格、希恩、萨卡罗普洛斯等，他们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基本上都是这种体系。有学者对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内容进行了专门的统计比较，如下表所示：我国台湾学者林文达、盖浙生等所出版的《教育经济学》大学用书，与西方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具体材料的不同，他们提供了大量台湾本土的研究数据。此外，个别内容也有作者的创新。林文达着作增加了“教育市场”一章，分析了教育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以及政府的干预特征。盖浙生用“教育生产力”概念分析了教育效率的问题。
我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经济学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根据国家图书馆数据统计，自1980年我国第一本教育经济学问世以来，各种普通教育经济学着作：即不包括高等教育经济学或职业教育经济学）已多达30余本。但是，在这种出版繁荣的背后，我们也感到学术创新的不足，研究内容甚至数据资料都比较一致，学科体系没有形成突破，更没有关于这种体系结构的逻辑解说。以人民教育出版社近年所出版两本教材为例（靳希斌，《教育经济学》，第三版，2005；范先佐，《教育经济学》，1999)，靳希斌着作包括绪论共十六章，增加了“教育服务与教育服务贸易”和“教育产权和学校经营”等特色内容；范先佐着作共十三章，增加了“学生资助制度”和“教育发展战略的选择”等特色内容。应当说，这些内容都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它们在教育经济学体系中居于何种位置，换言之，何以成为了教育经济学的内容，与其他章节的逻辑关系如何等，书中并没有清晰的体现或明确的说明。
二、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分析
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具体的学科组织体系仍有很大的差异。这当然并非要求学科体系形成一致，但是，对于当前所出现的认识分歧，我们也应有基本的判断。其产生分析的主要原因，除了作者个人的学术偏好之外，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对这门学科的性质认识存有分歧，由此而导致研究问题的分野。
对于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不同，也反映了人们对其学科性质认识的差异。由于教育经济学处于经济学与教育学的交叉中，所从事研究的学者既有经济学界的，也有教育学界的，所以，在学科性质上也就有不同的立场。大体上有经济学立场者、教育学立场者与综合论者。
其一，经济学立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经济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新领域，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可称之为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他们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出发，用各种经济理论来解释教育现象、预测教育发展、寻找解决教育问题的办法。
其二，教育学立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科群中的新兴领域，是一门新的教育学科，通过借助于经济学的研究而促进人们对于教育学的认识，推动国家的教育投资与学校效益的提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985)将其列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之一，解释为是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投资及其经济效益的一门学科。
其三，综合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既不是严格的部门经济学，又不是规定的教育科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属性，人们从不同立场所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更有益于学术的发展进步。确定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应该从学科的全部内容出发，视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
实际上，关于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分歧，其实质并非是成立或者不成立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何为”的目的性问题，是人们对认识标准分歧的反映，即如何来认识一门学科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教育经济学表面上具有更多的经济学属性，这是因为它更多地要借助于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但是，借用的目的恰恰是为教育的改革发展服务，其宗旨又回归到教育学领域，是一门源于经济学而回归教育学的这样一门交叉学科。若从其学科的目的论考察，我们认为，它更应该体现教育学科的基本性质，是教育学的基本学科。或者说，作为经济学科的分支，教育经济学并不足道，但作为教育学科的分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学基础，是该专业学生的必学领域。
三、“五位一体”的板块体系建构
总的来说，早期的教育经济学学科体系内容相对单一而显得单薄，主要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论述教育的投资与收益问题。后来教育经济学的内容虽有丰富，却又陷入章节凌乱的困境，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缺乏内容的概括性。
我们立足于为教育发展改革服务的教育经济学立场出发，在充分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基础上，认为该门学科的体系已经比较丰富，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学术原则，整体可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板块结构体系，即以“教育经济原理”为主干、以“教育财政”和“学校校能”为实贱两翼、以“学科概论”和“教育发展”为前后支点，形成了从理论到实贱浑然一体的严密逻辑体系，这就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原理（人力资本）——投资——效能——发展”这一基本思路（作为这种体系的创新尝试，杨克瑞所着《教育经济学新论》已于200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具体的基本内容与逻辑关系是：
(一）学科概论篇
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范式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提问题，也是对该门学科体系建构的学科论基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立，首先应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方面明确自己的特殊性，并拥有确定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说明，构成了学科概论的核心。此外，关于这门学科成长的学术思想历程，也是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一门学科的历史研究，既是对前人研究的尊重，也是一项基本的文献综述，学科发展的基础。这样，学科概论部分的阐述，是该门学科研究的切入点，而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二)教育经济原理篇
经济学的研究是从需求与供应之间的矛盾发展为逻辑展开，这同样是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但是，教育经济学的需求首先是从教育的社会需求展开，从分析教育与社会经济二者的基本关系分析入手，通过实证的分析，揭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了学科的独特理论基础。教育的经济功能蕴藏在社会的劳动力之中，它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或各种专门技能，通过劳动者的就业，即现实中的生产过程而实现。因此，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需求与供给、教育就业等问题构成了教育经济的基本原理篇章。
(三）教育财政篇
教育投资的理论研究构成了教育经济学的核心，甚至成为该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就意味着必须重视教育的投资战略，这就需要对教育投资的标准、内外结构比例、教育投资的效益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才可得出科学的决策。教育财政问题的研究，既要注意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教育投资问题，也应重视国际比较问题。此外，教育投资的具体途径又是多样的，既可以直接举办教育机构，也可以通过资助受教育者的方式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学生资助在世界各国通常也为教育财政问题的基本内容。
(四）学校效能篇
对于学校办学效能的重视，正是教育学与教育经济学联姻的重要成果。这是因为，无论何种性质的学校，其活动本身都以经济运行为基本内容，体现了资本的投入与产出，如何提供学校的办学效益，也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育效能观的确立，首先必须明确教育的产权及其性质，这首先需要对教育制度有全新的诠释。在此基础上，具体展开分析学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问题，诸如产学合作、教育融资以及相应的教育成本控制问题等，从而构成了相对独立的教育效能篇章。
(五）教育发展篇
经济学对教育的启示，不仅仅在于学校发展的微观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的宏观发展。教育发展问题作为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篇章，人们对此往往会有争议的。特别是将教育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立场的学者，更不会重视这部分的内容，他们认为：“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经济投入和产出规律的科学。”3]
关键词：时间；演化经济学；革命；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21―08
时间在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元问题。时间本身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时间观念的改变，日益改变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它几乎成为牵动经济学快速发展的引线，以至于马歇尔视时间为“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1]2。经济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时间观念更新的果实。
一、时间概念的演化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会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在西方哲学史中时间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循环时间观、线性时间观、近代物理学时间观以及现代时间观。
循环时间观源于古希腊人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动所引起的昼夜、季节变化的感性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家把具体的周期现象当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运动的“周期”变化。这种循环时间是可逆
线性时间观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终审判的存在赋予了时间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稣之死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饱含预言实现可能性的未来，历史从一个预言间隔走向另一个，直至最终审判的到来。这种单向时间的未来是开放的，能动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稣复活从而也是充满希望的。基督徒将他的一生置于对上帝日益增长的爱中，为了建造上帝在尘世的社区，为了灵魂的得救，个人必须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劳动被视为个人最大的快乐以及与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基督教时间是一种必须得到有效利用但没有任何质变的时间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学的相对发达，特别是牛顿定律的发现促生了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及其追随者的时间理论。对于牛顿来说，时间只是运动的一个外在参数，它同物质及其运动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一种脱离了物质运动的独立存在的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牛顿的时间还是一种“可逆的对称时间”，“未来”同“过去”没有区别，对时间只有量的规定，完全没有质的区别，没有对时间的方向的规定。时间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标志着世界的进化，也不标志着世界的退化，只是标志着运动和变化的量的大小。
循环时间和经典物理学的牛顿时间都是一种可逆的、无始无终的客观时间。后现代主义大师罗蒂曾川“视觉时间”来对之进行批判，这种时间观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将视觉作为认识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从而将时间空间化、进而客观化。牛顿时间由于其坚实的自然科学幕础成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时间理论，并对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的新占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的线性时间尽管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强调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这种线性时间的现在和过去仅仅是相互外在、互为区别的不同时刻，而不是创造的源泉，从而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强调时间的创造与生成的现代时间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时间理论的演变中，最富有革新意义的是现代时间理论的诞生。首先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破了牛顿力学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时间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空间所发生的事件(钟表)来标识时间，钟表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所标识的时间不同，这同牛顿经典力学的时间观相悖。著名的“双生子佯谬”则进―步暴露了包括相对论时间在内的测绘时间的缺陷：由于外在测量标准的不同，使处于不同参照系的人的生命节奏也随之改变，这是不町思议的。以普里高津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非平衡态热力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时间的不可逆性，统计物理学的创始人玻尔兹曼则用几率的方法从分子运动推导出一个不可逆的演化方程，为现代创生性思维时间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柏格森、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现代始源性时间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从柏格森到胡塞尔再到海德格尔，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成了具有属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不断生成、创造和超越的过程，柏格森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以之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他认为牛物的进化是创造的进化，进化的动力是生命冲动。时间与绵延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绵延是人的生命的绵延，时间也是人的意识的时间。其中，时间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种状态都预示未来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时间里每一刻都意味着创造、意味着新质的创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论的时间源始性问题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共同的核心问题之一。胡塞尔继续着柏格森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研究，从“现象学还原”来追寻时间的起源，考虑时间的“原始构成”。胡塞尔认为存在两种把握时间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空间中的运动来把握时间，即客观时间；另一种则是从人的意识现象中来把握时间即“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3]72，这种关于经历的纯粹时间、即“显现的时间”或“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时间，海德格尔同胡塞尔一样试图寻找时间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尔那样从意识现象中寻找，而是转向“此在的生存过程”。海德格尔将时间视为“此在”对存在的一切领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静态的具有规定性的现成存在物，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变、展现、生成中的。作为人的“此在”的生存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超越自己的创造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本质。源始的本真的时间是不断绽出、涌现、不断出离自身，富于创造和生成的绵延过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时间性、有限性，从而它有”曾在”、“现在”和“将在”的区分。
近代牛顿时间的主导地位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范式影响巨大；时间观念的现代变革即始源性时间观念的诞生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思想中时有体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哲学“时间之思”的演变在经济理论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牛顿时间观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始于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这个时期发达的力学背景使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经典力学的研究法则和思维范式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来。经典物理学视野中的中顿时间就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的时间观，并深刻影响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成为其理论发展最基本的支点之一。
古典经济学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主要包括价值理论、人性的自利假设及利益和谐沦。在占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时间是计量劳动的参数，如同牛顿运动定律中的t，劳动价值论中的时间是一个客观的、静止的、可测量的变量，随着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延长，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大。在斯密那里，购
买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对于李嘉图来说，最差劳动条件下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仅仅与生产商品的时间有关，而对于商品中由于制度变革、技术创新所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化不作探讨。因而占典劳动价值论主要以静态时间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换等与财富生产相关的主题是其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换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正效，从而能节约大量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一种静态的牛顿时间，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减少，相反，当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则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增加。斯密的生产理论看重分工与交换，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及制度、历史等与财富增加密切相关的主题都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时间与时间中的变化与积累。古典经济学发展至李嘉图，在斯密那里备受重视的有关社会财富增进的生产过程被完全忽视，财富的分配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主题。在资本、利息以及地租等与时间的流逝明显有关的问题上，牛顿时间观的主导地位使古典经济理论的相关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斯密价值理论的混乱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乱一则源于他以牛顿的静态测绘时间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他又凭直觉看到了事物随时间一维流逝所发生的变化。
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市场理论等，无不以具备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其全部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设，以均衡为基础，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超历史分析，抛弃经济过程中一切以制度为转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在时间观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超越占典经济学的视角，依然是以较为低级的牛顿时间为基础的，其源渊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视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设”、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以牛顿时间为背景的。牛顿时间观中时间具有同质性、对称性，时间是一个能包容万物的容器，时间是静止的、永恒的，时间中的一切也拥有与之相同的特质。这种时间观中的经济人是一个偏好给定、不受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拥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自我存在。这个原子式的个人拥有完全信息、完备理性、在经济活动中永远作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仅是一个有局限性的理论抽象：第一、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形态中拥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经济行为中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获得是同时间有关的。人在时间中所获得的信息是变化的，从而选择也会不同。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无法穷尽时间一样。第三、人并不具备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获得完全信息一样，人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理性。因为人在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决定着他在经济过程中的选择。维克尔斯认为人是时间的创造物，人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感知同知识量的获得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考虑个人在时间、过程中的不同时刻的经济选择，知识是积累性的，随着知识的获得，经验的增加，个人不可能回到他的从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无法想象的，时间流逝，它带来了经济行为者新的复杂认知，而行为者今天的选择与策划决定了明天的历史。他进而感叹：“经济现实，认识潜能变化的复杂性及相应的个人选择模式、偏好和决策的不稳定性都被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所忽略，新古典理论可以被认为是‘逻辑时间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顿时间观为理论基础的。均衡思想贯穿于从“斯密教条”到“萨伊定律”再到乩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许多人认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只研究“瞬时交易”，它的市场理论只研究市场的运作而对市场自身如何发展并不涉及，历时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尔多在他的《非均衡经济学》中对此有一段很经典的批评：“在一般瓦尔拉斯模型中，所有m种产品或n种产品都可以在一个市场内实现……，只存在一个所有产品都能在同一个时间出清的价格系统，没什么要费时间：所有的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出售意图和实际的出售，计划的和实际的购买及商品的消费都在同一个时刻发生。即是说，它通过将时间降为一个维度然后再将它拉长从而每下一个时刻都是上一个时刻原样的复制，而这样消解了时间。”[5]20由于相信经济过程结果会趋向均衡，因而对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对经济过程的关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被忽视了，从而也忽视了过程中的时间。预置了时间的同质性便排除了经济行为中变化、创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个自变量的变化轨迹之时，无一不以相关变量保持不变为前提，这就使有机的经济体成为独立无关的自变量的组合。而在追求用这些独立变量的数学关系来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数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的目的，使经济学日益成为一个“不可能再作任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数学水晶’，一个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没有折中方案的僵硬东西”[5]60。这种数学化做法体现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将研究的对象加以简化和分割，通过归纳或逻辑演绎或数学推理得出想要的结论，并能通过下一层次的推导和证明来验证前而的结论并依此发展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中，时间常常作为其经济模型的一个向量，如同牛顿定律中的t与-t，只要知道了初始条件，我们既能预知所有的后继状态，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状态，一切都是确定的。新占典经济学受这种决定论的影响，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假设，设定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即可确知经济过程的结果。
牛顿时间观导致了以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时间缺位的假象，时间是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任何一个交易同另一个交易没有任何不同，时间是与经济行为无关的量。关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观所造成的缺点已经引起了人们长篇累牍的批判，其中卡尔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看来，一般均衡理论在瓦尔拉斯之后一百年来的发展只是后退而非进步，因为其假设的前提只是比从前更为严格从而也更为抽象。瓦尔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经济现象的一个“典型事例”，而这个“典型事例”通常与真实的经济过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论假设价格机制引导一切经济行为使市场趋于均衡，但价格机制发生的过程与瓦尔拉斯设想完全不同。瓦尔拉斯均衡中只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类人，而在真实的市场中，商人和中间商是市场的制造者，是他们发起了价格变化来调整生产者的供给与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依靠“差价”为生，“差价”必须包括利润和存货成本以补偿未来市场价格跌落的风险。出售和购买的任何差异都会反映在存货上，这迫使商人必须同时调整其售价和买价以适应市场的动荡，价格变化的幅度取决于商人对商品价格的预期及对这种预期的坚信程度。数据证明商品价格的动荡通常十分剧烈。不幸的是，价格的动荡及与之相连的存货变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关于未来供需的
预期频繁变化时才会有价格调整，投机商人的存在更加剧了价格的运动。为了减少时刻面临的风险，他们会在高价时减少他们的存货，低价时增加货存量。商品市场的这些特点无法满足一般均衡理论的要求。首先，它们不是严格理论标准下供需均衡意义上的“市场出清”，市场中存量时时在变，即需求不是超过就是少于供给，即使最短时间内的交易也不是在统一的价格下进行，市场价格在每分钟都在变化。供给的变化通常是数量信号作用的结果而非价格信号的作用，数量的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价格变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变化。经济过程远非如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均衡过程，而是充斥着大量的失业与通胀现象的非均衡。
卡尔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击中了其理论的要害。古典、新古经济学的静态、可逆的牛顿时间使其不得不忽视经济过程中的所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素的存在，如技术革新、制度的历时演化、风险、经济行为人的心理预期与选择以及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重要性。而这些因素又是真实经济世界最基本的构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经济过程的决定因素。新占典理论所探讨的常常只是经济现象的特例。“如果我们想跳出当前的困境，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这个模型必须从一开始就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的和不可逆的过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时间，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对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或技术知识。”[5]61
三、经济学的时间革命：演化经济学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批判及突围的尝试产生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的经济流派，其中演化经济学由于其独特的时间视角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创新是它的理论硬核。最近20年来，演化的思维、方法与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趋势，这成为20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演化思想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开始自己的现代转向时，西方经济学已经对此有所知觉并作了呼应。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马歇尔及熊彼特等人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十分丰富。
马克思被现代演化经济学派追认为演化经济思想的先驱之一。《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作为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系统，当技术革新有了质的变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变迁动力源于一种技术的组织规则和现在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技术的变化导致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潜力并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68马克思是从现代时间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的，客观静态的测绘时间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人类把握时间的一种方式，但他也并没有忽视时间的一维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其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达到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统一，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统一。马克思既承认经济现象微观领域的均衡(如关于价值规律的沦述)，又看到其宏观层面的非均衡的本质，从而将人类社会的演化视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资本、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也都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对时间的深刻认识使得技术创新、制度、历史这些与历时演化不可分割的经济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心，从而也使他成为演化经济学最伟大的先驱。
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将演化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着眼于经济积累和增长的研究，强调将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依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看重历史的分析方法，从而被现代演化经济学视为先驱。
早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之初，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机械性和牛顿时间视域的局限性就已为当时一些杰山经济学家如凡勃伦、马歇尔、熊彼特所发觉并试图在生物学中寻找经济思想的源泉。凡勃伦同马歇尔一样认为理想的经济学隐喻应该是生物学而非机械力学，基于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断言，在关于演化的经济理论中，将没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雁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沦分支。他强调经济过程的非均衡性及质变的作用，变化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企业家和技术创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马歇尔将经济学与大自然、生物学及演化作了许多富有趣味的联系，如将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喻为“林中树”，这一类比经过后人的发展对企业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歇尔尽力将一维的、不可逆的时间纳入他的需求与供给分析中。马歇尔强调“时间会带来困难，也会带来变化，有了变化就有了发展与进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识到经济生物学发展的巨大困难，马歇尔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以生物学为经济学隐喻的没想。以门格尔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试图将生物进化的观点引入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秩序自发演化的观点。
可见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那里，经济生物学比经济力学概念更为复杂，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然而，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进一步“亲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来愈受排斥，最终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歇尔、凡勃伦等倡导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法，继续它的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经济思想的这种淡化缘于20世纪2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失败。20世纪5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卷起了经济学数学化的狂潮，新古典经济学藉此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却不得不步入门己的极限，被延误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势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视。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重新发现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纳尔逊与温特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再生。演化经济学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西方学派、熊彼特主义、管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等观点从而使其成为具备独特视角的经济理论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高歌猛进。
现代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维的经济思想，以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完成了经济学时间观念的革新。这种时间观念的革新表现在其对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怀疑，对制度与历史的重视，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发生过程的极端关注，以及对创造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对经济过程影响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历史主义整体论的方法而非个体主义方法，以动态演化分析法取代静态均衡分析，用创生性的、演化的思维取代近代经济学的基础主义思维：
1．作为理论硬核的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以现代时间观为基础，在现代时间观中，时间不再是传统
的可计量、空间化、同质的，而是一维的、不同质、不可测的、流变的。时间有过去、现在与将来，它们都感融于人的心灵，具有属人本性。人的创造、超越本性赋予具有属人本性的时间创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经济学从这种流变时间的视界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那么变化及变化中的创新就成为研究的主题，并采用动态演化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
2．多样性思维。在思维方法上，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本身就是基础性实在，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它更注重由无数个体努力带来的由小的和递增变化组成的恒稳的‘细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状况的发明。”[8]108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一些小试验会逐渐汇聚成大河，而这些小的试验最终被选择为成功的实验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3．有限理性、搜寻利润、有限信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利润最大化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被演化经济学的下述一系列理论所代替：“有限理性”、“企业搜寻利润行为”和“信息连续、分散”理论所代替。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企业的搜寻信息与追求最优决策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复试错过程。企业在试错的过程中选择，由于经济者过去的经验，选择将不会相同，而不相同选择的积累，构成企业的演化过程。在这个历史模型中，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唯一的。
4．经济过程非均衡。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的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系统的常态，非均衡状态有向均衡状态逼近的趋势，但可能长时间达不到均衡。凡勃伦认为，演化经济学府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9]404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经济行为人在决策与选择的过程中不可能确切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是人们所拥有的大量的默会知识左右着人们的决策，而这些默会的甚至处于无意识的知识是不可测的。经济过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许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对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因而经济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5．重视制度演化。在演化经济学的视界里，制度分析被认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和时间是经济过程中直接影响着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义特殊。演化经济学将制度的演化视为一个由本能、习惯、习俗变化和技术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学习和选扦的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基于干中学基础上的试错过程，其中选择性模仿至关重要。技术创新、学习与选择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是制度演化的纵轴，时间中的制度演化是一个历史的、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程，正如历史不能重来一样，在这里，时间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观、时间观构成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哲学基础。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变迁中“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6]，即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一旦选定，便会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沿着原有的轨迹运行下去。路径依赖理论本身便暗含了时间的特殊性和一维性以及地点的特殊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经济学将制度从近代哲学的“目的论”和“预定论”中赦免出来，“经济过程的路线不再被假定为是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中被预告预先确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设计出来的。”[10]3，将制度视为一个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创造性，“制度最好被认为是无数互动的个体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10]3。“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实质性不确定性，即由信息问题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确定性，即由知识引起的，创新者所具有的默会的知识。”[11]167
演化经济学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还原论的简化法，抛弃新古典的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价格理论，试图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石上运用系统的、演化的、整体的观点建立动态经济演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受到强调的是借用进化论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即创新－选择机制和有限理性假说。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由于它对时间、历史、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微观个体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及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的重视而更加符合经济现实。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带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其繁荣意味着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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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主体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G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类、管理类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重要理论基础。尽管就考试而言，学生表现尚可，然而学生对宏观经济学思想的理解与应用并不理想。据此本文拟分析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现状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探索改进教学方式，以提升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现状及原因分析
1、教材内容较为抽象，政治辨别能力较差
宏观经济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假设体系、数学模型与图形推导具有高度一致性。然而从教学效果来看，学生对数学模型与图形推导掌握较差，对于假设理论体系背后的经济思想理解也较为零散。即使通过死记硬背，能够正确把考试题目做对，但是并不理解数学模型背后的思想。其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是对人类自身经济生活的思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抽象，其假设剔除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影响因素，难以与现实生活直接挂钩。宏观经济学每一条规律都具有悖论性质，即单个个体完全有可能不按照这一规律行为。这对一些社会阅历较为简单、对自身经济生存现状缺乏真正理解的学生来说，会有相当多的困惑和不解。此外，教材本身意识形态判断力往往不足，宏观经济学的教材体系与经济学有一定的差异，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剩余价值、异化劳动、阶级等在宏观经济学现有教材中都没有得到体现。其重要原因是我国西方经济学引入课堂的时间较晚，对充分就业、供需分析、劳动力市场等概念和工具的理解和消化不足。由于缺乏这一分析，增加了学生理解宏观经济学的困难。
2、教学手段有限，课时缺乏保障
由于宏观经济学的抽象性，教师很容易陷入“填鸭式”的灌输，其表现是课堂上全面讲授概念、原理和方法，而不关心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得不到发挥学生严重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此外，宏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多，需要花费大量的课内与课外时间，课时安排上学校往往不能保证。最终导致学生知识应用能力较差，学生只能将精力用于记录和背诵，用于做题目，而很少主动思考和独立分析问题，对待现实问题依然会凭感觉回答，而不会用于经济学经典的问题分析方法。
3、案例教学不足，考核方式单一
案例教学法是培养高素质、实用型和创新能力强的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教学方法，其最大特点是培养重点是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我国学校案例教学法总体上尚处在初步引入阶段，与国外高校有着较大的差距。案例分析往往是混杂于教学的课件里面，案例教学课件往往也较为缺乏。目前学校宏观经济学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卷面成绩是衡量学生掌握情况的标准。期末考试仅仅是考察记忆和考前突击能力，这种较为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学生平时不太注重积累，考前死记硬背，然后作业抄抄了事。为了学生考出好成绩，老师需要花更多精力关注学生考试问题，因此往往又把大量时间用于讲解练习题，使学生难以全面理解宏观经济思想的本质。
二、提升宏观经济学效果的建议
1、加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本科生所学习的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看似浅显，然而只有教师的理解水平达到一定深度，才能做到在教学中深入浅出，使得学生掌握起来较为轻松。因此，作为教师本人，不能只是简单地背课本，对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意义要有更为广泛的涉猎，对经济中正在发生发展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要有所研究。除了教师自身拓展之外，为促进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应尝试组建宏观经济学教学团队，组织教师经常进行座谈，就宏观经济学中各流派对经济问题的看法、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进行研讨，拓展知识面，使得问题的研究和理解不断走向深入，以提升教学队伍整体的素质。
2、突出学生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
宏观经济学理论性较强，与学生的以往经济教育背景，与我国的国情差异很大，其特定的概念体系与数学模型让学生容易感到枯燥乏味，难以将所学与实际生活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因此经济学“填鸭式”教学中最大的弊端是无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体现不了学习的主体地位，无法培养独立思考习惯，提升不了学习效果。教学过程应该是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以现行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学生独立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通过个人或小组等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应大力推行案例教学方法，以现实中存在的经济问题为对象，将经济理论以更加生动的形式介绍给学生，引导学生使用经济指标和经济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提高分析与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能力，进而增强其将来走向社会、适应工作岗位的能力。
3、改进考核方式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特点，其考核应改变单一的考试考核方式，转向采取多元化考核。根据以上分析，宏观经济学应以经济思想介绍、案例等定性分析为主，而定量分析为辅。因此在采用期末闭卷考试考核同时，平时应丰富考核方式。考试考核中减少计算题的比重，而增加学生应用知识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经典案例分析的比重，平时课堂讨论、小组讨论、小论文等也应增加比重。
参考文献
[1]张新艳.《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J]. 中国外资,2012,275(10):260.
1.体育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1.1 复杂性
体育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体育领域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一门应用性、综合性学科。它是由体育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交叉而形成的边缘学科。作为一门交叉或边缘学科，体育经济学既具有经济科学的属性，属于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又具有体育科学的属性，属于体育社会学科群。体育经济学的主要经济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对体育经济学颇具影响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主要包括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营销学、体育统计学（体育社会经济统计学）、体育政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文化学、体育人类学、比较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等等学科，因此，体育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复杂性。
1.2 抽象性
抽象性则是体育经济学的另一显著特点。不论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还是产业经济学，都是以解释原理为主要任务，而理论本身的任务就是抽象。抽象是从众多的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质性的特征，而舍弃其非本质的特征。例如苹果、香蕉、梨、葡萄、桃子等，它们共同的特性就是水果。得出水果概念的过程，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抽象就是抽取事物的共同特征或本质特征，舍弃不同特征。正是这种抽象化能提供帮助人们掌握体育经济规律和把握体育经济关系的线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得好“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化学试剂，也不能用显微镜，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1.3 基础性
对于体育专业的本科学生而言，学习该领域所需的背景知识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通过体育经济学的学习就是要建立起基本的学科背景知识，为后续的学习与实践提供一个知识平台和基础。比如，通过学习消费者行为理论，为进一步研究体育消费问题奠定基础；通过学习生产行为理论，为进一步研究体育厂商决策奠定基础；通过学习市场结构理论，为进一步研究体育市场竞争和垄断问题奠定基础；通过学习微观和宏观经济原理，为进一步学习体育管理原理和解决体育管理实务而奠定基础等等。
2.体育经济学课堂教学创新的原则
2.1 学以致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体育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在准确理解教材知识内涵的基础上，能够加以变通，灵活运用，通过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让学生切实感到专业基础课的实用价值，譬如引入案例教学，用“上大学值吗？”学生自身涉及的问题作为案例进行教学，使学生试着分析上大学的成本与收益，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另外，可以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并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以增强他们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意识。体育经济学的教学通过强调学以致用，来提高学生将理论用于实践的能力，使学生对体育经济学的学习实现知识向认知上的飞跃。
2.2 兴趣为先导，将快乐元素融入课堂
兴趣是学习的无形动力，会对未来的活动起准备作用，并对正在进行的活动起推动作用。因此，在体育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贯彻以兴趣为先导，将快乐元素融入课堂的原则，一定要大量采用新的教学手段，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实现寓教于乐、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目的。在教学中可以采用课堂辩论、游戏比赛、角色扮演、故事讲述、商战模拟等多种方式，将枯燥的理论内容用各种有趣的形式进行转化或诠释，让学生感到体育经济学的新奇与乐趣，在兴趣的驱动下更好地投入体育经济学的学习之中。
2.3 严谨治学，将课前、课中、课后高效整合
恐怕许多中国人都会熟知马克思的这段故事。马克思当年在大英图书馆里写作《资本论》，固定坐在一个座位上，数年下来，桌子下面竟然留下了磨出的脚印。这段故事正如他所指出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所以，在体育经济学的教学中，必须贯彻严谨治学的学风，教师以身作则精心备课、不断建设并创新课堂，学生做到课前预习、课堂认真听讲、课后即时复习和完成作业，将有限的时间围绕教学内容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勤学苦练，使学生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
3.体育经济学课堂教学创新的有效形式
体育经济学课堂教学创新可以从开场白的主题引入、难点讲解创新、理论解析创新、知识巩固创新等几方面进行，合理运用名家经典、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提高课堂教学的知识性、生动性和趣味性。
3.1 通过熟悉的故事、文艺作品或茶余饭后的热点问题，引出课堂需讨论的理论要点
每堂课的教学作为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课堂的开场白是提升课堂效率的关键点，成功的开场白能促使学生激发学习的兴趣，注意力迅速集中，使师生互动进入良性循环，因此，精彩的开场白是课堂成功的关键之一。经过课堂实验，发现通过熟悉的故事、文艺作品或茶余饭后的热点问题，来引出课堂需讨论的理论要点，往往能缩短学生对课堂的陌生感，能迅速融入课堂的教学之中。例如从黄宏、巩汉林买钉子的小品引出供给的概念、从排队买奥运门票现象引出弹性问题、从朝三暮四的故事引出消费者偏好的概念、从折扣和优惠券引出价格歧视问题等方法。
3.2 运用名家经典，使学生了解经济学的核心原理
体育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与任务在于使学生学习经济和体育相结合的科学的分析思想和分析方法，掌握经济学的概念、原理和基本框架，并能运用弹性分析、边际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及最优化分析等经济分析方法分析和解释现实体育经济问题，并为后继的其他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的阐述是个难点，可以运用名家经典，使学生了解经济学的核心原理。例如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来形象解释价格理论；萨缪尔森的名言“你可以将一只鹦鹉训练成为经济学家，因为它所要学习的只有两个词：供给与需求。”从而提出供给与需求的重要性‘深奥无比”的科斯定理，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舭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完成的等等。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一些经济学大家的经典故事和名言使经济学原理理解起来更为透彻，也使经济学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性。
3.3 借助案例分析，讲解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善等理论
帕累托最优是以提出这个概念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维弗雷多帕雷托在他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帕累托最优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也就是一种“双赢”的理念；帕雷托改善是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可以用排队打水的案例来予以解释。几个人拎着水桶在一个水龙头前面排队打水，水桶有大有小。他们应该怎样排队，才能使得总的排队时间最短，达到最优。最优化方案是打水的人，按照他们水桶的大小，从小到大排队。这样安排，花在排队上面的总的时间最短。这一案例涉及到了帕累托改善，让大桶者换到后面去，虽然许多人改善了，但是大桶者本人却受损了，所以这并不是帕累托改善。通过此番理解，能使学生更好地加强对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善等理论的认识。
3.4 利用角色扮演，加深对效率工资和博弈论等理论的理解
效率工资是企业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厂商主动地把雇员工资提高到市场均衡水平之上的一种理论。效率工资虽然提高了工资，但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反而使生产成本降低。可以通过“周扒皮”与“王善人”的角色扮演来讲解效率工资原理“周扒皮”这一角色是来自于高玉宝《半夜鸡叫》中的一个财主，其特点是对长工刻薄，每天半夜学鸡叫骗长工多干活，食宿条件差，工资很低；而“王善人”这一角色则是另一个虚构的财主，其特点是对长工非常友善，给较好的食宿条件，给较高的工资，让长工按正常的作息时间工作。虽然从表面上看“王善人”比“周扒皮”付出了较高的生产成本，但实际上由于长工的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更高，所以真正的赢家还是“王善人”。通过让学生进行两种角色的扮演，加深了对效率工资理论的理解。
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是指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的意义。可以用囚徒困境中警察和小偷的角色扮演来加深对博弈论的理解。
3.5 通过课堂辩论，更好地认识成本与收益等原理
成本也称生产费用，是指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支出，即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与其价格之乘积的总和。经济学所说的成本简言之分为两种，一是实际发生的成本，即会计成本，另一个是机会成本。会计成本是厂商在生产过程中按市场价格直接支付的一切费用，机会成本是指厂商将既定资源用于生产某种商品时，所放弃的使用同量资源在其他生产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厂商的收益可分为总收益、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从纯经济学角度看，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因而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理性原则。通过课堂辩论，围绕“上体育类本科值与不值”的主题，将学生分为正方、反方与观众三个部分，正方观点“上体育类本科值”，反方观点“上体育类本科不值”，正反双方展开辩论，最后由观众投票决定胜者。通过这样的课堂辩论，使学生更好地认识了成本与收益等原理，也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体育经济学的积极性。
3.6 通过例题分析与计算，能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
在学习体育经济学的过程中，分析与计算法也是不可或缺的。教师通过原理讲解之后，可辅之完成一些选择或计算题，能促使学生对所学理论进行准确把握，加深对其的理解和认识。例如学习需求和供给的原理之后，可以练习一些选择题加深印象，如题一，教练员工资提高将使俱乐部产品（）？答案为A.需求增多B.需求减少C.供给减少D.供给增多；题二，假设用于生产运动鞋的皮革价格上涨，结果，运动鞋的供给（），供给曲线向（）平移？答案为A.增加，右B.增加，左C.减少，右D.减少，左。另外，学习了效用理论，可以完成如下计算题，假设消费者小王用80元人民币全部购买X和Y体育商品，X和Y体育商品的价格分别为100元和200元。①请写出小王的预算方程并画出预算线。②当效用最大时，X商品对Y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为多少？③为获得最大效用，他会购买多少单位X和Y商品？如此通过大量例题的分析与计算，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能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强化。
3.6 结束语
关键词：转轨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 激进式变革 渐进式变革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基本特点主要包括：从经济体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内容来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来看，则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地依靠于市场机制校正跳跃式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生产结构，而缺乏经济核算和生产者激励机制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困难程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正是从解决这些矛盾的实践中开始的。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分法，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经济核算、不注重生产者物质利益等重要问题，从而最终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
转型经济学：超越渐进与激进
本文所指出的所谓的转型经济学就是指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学视角下的转换，即经济学范式转换。从人类社会有经济这一现象开始，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依次经过了多种转化形式：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而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理论界学者也把知识运营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运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由改革开放以前到现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转型：其一就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二就是现在理论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类实践模式的转型，即常见的宏观与微观的相互转型。这两种转型都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相互关系。本文以转型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的代表流派为切入点，分析这种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以及微宏观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详细阐述我国经济两分法的走向历程。
（一）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急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认为的实行紧缩的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的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方式，在当时均得到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即“华盛顿共识”。后来这些观点又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日益盛行，“华盛顿共识”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可。
“华盛顿共识”在最初的时期，受到了来自于国际金融组织的热烈欢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经济学的教科书知识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国家经济的转型必须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价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国经济中实行自由价格，让市场价格能在经济中起引导作用，并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私有化的支撑与实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场主体—企业产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效应，稳定化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在价格上的持续稳定性，使价格体系能够随时对市场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调剂作用。“华盛顿共识”还认为，国家经济在转型中一旦引入市场体制的改革，将很快收获利益，生产效率也会大幅度提高。因此，转型必须是激进的、爆炸式的发展模式。
（二）制度经济学对转型经济的观点
制度经济学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制度对国家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以及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和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发展流派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而制度经济学在现当代的转型经济学发展领域里是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经济学分支。它强调立足于个体间的互动经济关系来解释其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它最先确立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以此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起点，并反过来确定以一个总量的标准如何对整个经济活动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领域中，颇为引人关注。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所提供的制度经济学这一特殊角度的基础上的。当前在西方国家对制度经济学做出很大贡献并同制度经济学共同发展的经济学家主要包括：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这几位学者认为：市场之所以能够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足够的制度建设。在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这一理论包含了市场信息不完善这一特点。所以，市场良好、持续的运作必须依靠市场提供的完备的信息，这样才能使市场的经济主体对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场信息将无法保证市场良好作用的发挥。
反思：转型经济学的两种改革道路
回顾我国30多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性表现为1979年底召开的以后我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第二阶段是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时所提出的在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改革目标，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阶段被形象地誉为中国经济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即改革实践过程的设定阶段、双轨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发展的确认阶段、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阶段。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经济改革理论必须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规范性理论。
（一）经济改革理论
经济改革有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即经济改革理论这个基础性要素，社会在对待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一般是首先强调利益关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决定，更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会公正性的判断。换言之，亦即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价值，即国家意识形态的认识。而一旦当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那么必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变化。这就表现为经济改革理论研究要受到经济实践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应也有不同的理论出现，但由于理论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反复性，势必导致经济改革很难从时间上来划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
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和我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来发展经济，这点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共识。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胆突破和扬弃的过程，更是对市场经济重新认识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普遍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定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形式和体制模式的高度，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得到结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仍旧是商品经济。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从而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点。而对于我国公有制的改革理论探索，始终贯穿于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这方面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局面必须是混合经济的共同发展，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制度进行了重新定义；第二，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对原来传统的国营经济形式进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种公有制形式的观点，并使股份制逐渐成为一种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关系方面，面对从宏观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的发展这一主要问题，提出了两权分离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理论。并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研究和实施，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
如果从收入分配这一社会现实来看，这一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按劳分配的平均主义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效率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了关注。同时还对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论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是现实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紧密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
（二）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理论界对经济体制的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经济改革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通过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而奠定的理论基础，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论基础。其实这一商品经济理论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原型，这就是所谓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学术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学术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改革理论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基础上的，并根据当时的经济体制运行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入探索，并具有倾向性和过渡性。
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于我国农村的和非国有经济体制的迅猛发展，我国一方面在实行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鉴国外的经济理论，使得我国的经济理论由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内容，转变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内容。市场经济理论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加突出了市场的本质、市场的有效调节以及市场经济在发展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市场的主导可以决定大量的经济活动这一社会现实，并对生产要素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给予肯定。这一过渡性的改革理论为我国更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随着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引入，以经济改革理论为理论基础，理论界重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明确将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划分为宏观调控、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主体这三个互相有机结合的层次。经过多达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探索和激烈辩论，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逐渐被确立起来，即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
结论：我国经济转型的两分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由原来的农村经济改革转移到了城市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重心已转移到了经济改革的战略如何选择的问题上。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标的探索、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骤等问题的涉及和选择。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文化、思维模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需要在一段漫长的时间积累中培育和引导的。更主要的是，这些内容上的经济体制是与正式的经济制度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总之，经济改革理论是与经济实践互相作用并不断发展的，它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遇到的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传统的理论来解决的实际经济问题都将是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参考文献：
1.莉.转型经济学的“转型”：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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