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0 14:51:4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政治文化的定义，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粒子群优化算法 PID控制 并行搜索 自整定
中图分类号:TP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 (2010) 05-087-02
1引 言
由于PID控制器结构简单,对模型误差具有鲁棒性和易于操作等优点,在工程控制中占重要的地位,因此PID控制器的参数整定与优化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常规的方法一般是基于模型或者基于规则的自整定,随着智能算法的发展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的PID自整定方法,如基于模糊规则,基于神经网络以及遗传算法的自整定方法等。这些智能控制策略要求对被控过程和控制规律有全面的先验知识,而超临界电厂主汽温度参数空间的非线性就是使其PID控制器的参数无法全局最优。遗传算法在复杂空间中具有全局搜索能力,近年来也被用于PID参数整定,但这种算法有“过早成熟”和收敛速度较慢的缺点,而且需要设定较多的参数。1995年由Eberhart博士和kennedy博士提出了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理论的演化计算方法即粒子群优化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通过种群粒子间的合作与竞争产生群体智能指导优化搜索,其优点在于概念简单、实现容易、鲁棒性好,并且能以较大概率收敛到全局最优。本文将在原有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进的微粒群算法,将其应用于PID控制器的参数整定中。该算法克服了传统PID控制器参数寻优的不足,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优于遗传算法的基本微粒群算法。
2粒子群优化算法整定PID控制器参数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又称为PID调节可描述为
2.1编码和适应度函数
粒子群算法采用实数编码,对PID参数寻优的过程实际上是多维函数优化问题,可以将粒子直接编码为( )。为了使系统有较快的响应速度和较小的超调量,采用以下两个适应度函数:
2.2参数搜索空间
粒子群优化算法的搜索空间是以Ziegler―Nichols法(ZN)获得的参数结果为基础,向更大的空间进行拓展而成的。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ZN法的合理内核,又可以把实际参数的搜索空间缩小。在参数的优化解接近搜索空间边界的时候,在这个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搜索空间,以进行新一轮搜索寻优。
2.3算法流程
PID控制器的参数优化算法流程如下:
3仿真研究
现代大型火力发电机组尤其是超临界机组的设备数量多、容量大,运行参数高,控制系统结构复杂。为验证本文提出的粒子群算法所优化的PID控制器的有效性,对某超临界600MW锅炉主汽温度控制系统,采用典型负荷下的汽温对象模型进行仿真研究,并与主调节器为常规PID的主汽温度控制系统比较。对象:
仿真参数选择如下:粒子数为20;惯性权重从1.2开始随着迭代代数逐步递减到0.1;设定为参数的范围宽度;学习因子和等于2;迭代次数为100;。
图1为对象的仿真结果,图2为某次迭代的优化过程。仿真结果表明,粒子群优化算法与ZN法相比在系统的超调量、上升时间和调节时间(5%)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从进化算法的解群随进化代数的变化情况也可以得出结论,粒子群优化算法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
4结论
为保证粒子群的高效高速寻优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粒子群算法,其收敛速度和精度都优于遗传算法和基本微粒群算法,将其应用于具有多模特性的的超临界汽温控制PID参数整定系统,在不同的负荷下均获得很好的调节品质,并有效避免了其它算法陷入局部最优的缺点。仿真结果表明,采用该算法整定的PID控制器的控制效果远优于传统ZN整定法,降低了参数的敏感性,对随机初始粒子具有一定的鲁棒性,是一种具有更快收敛速度和更高效率以及全局收敛性的参数寻优方法,适用于工程应用。
参考文献:
[1]王伟,张晶涛,柴天佑.PID参数先进整定方法综述[J].自动化学报,2000,26(3).
[2]陶永华.新型PID控制及其应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3]李立礼,王强,王晓霄.改进粒子群优化算法在PID参数整定中的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9,(25) .
[4]曹志松,朴英等.基于混合粒子群算法的PID参数寻优[J].微计算机信息,2007,11(1) .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财政局、市文联、市文化局拟订的《关于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的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的暂行办法
关于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的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问题，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单位掌握标准不一致，给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带来一些困难。为了进一步推动从事创作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与新的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繁荣文艺创作，加强文艺队伍的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经研究，对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的差旅费开支和生活补助，特作如下暂行规定：
1．在本市（包括塘沽、汉沽、大港、郊区、县）深入生活，伙食补助分别按下列标准执行：凡去市区、郊区深入生活，不能在单位食堂和回家就餐者，每餐可发给误餐费三角五分（早餐不补助）；去市属各县者，每人每天补助七角，往返时间不足六小时者减半发给，不足四小时者不发。
2．去外省、市、自治区工厂、农村及其它单位深入生活，从离津之日起至回津之日止，每人每天一律补助七角，不发途中伙食补助费，往返车费和住宿费，均按现行差旅费开支的规定执行。
3．去本市或外省、市、自治区工厂、矿山深入生活，凡参加高温、高空和有毒作业、野外作业者，可取得深入生活单位同工种工人的补贴证明，经派出单位领导批准，按国家劳动保护规定，发给与同工种工人同等的补助。
因此，尝试构建一个系统框架，将上述各项因素与股市的关系统筹考虑，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对于解决认知冲突和思维混乱，进而有效分析它们对股市的综合作用，就显得极为必要。
股市作为股票流通和交易的场所，由投资主体和投资客体两部分组成，其中投资主体是指股票市场的资金供给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内；投资客体是指各种股票，其实质是上市企业股权。对于投资主体的研究主要涉及投资者群体心理等主观因素，这些会通过估值水平的高低反映出来；对投资客体的研究则主要涉及上市企业客观经营状况，其直接衡量指标是每股收益。完整的股票市场未来趋势研究，必然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即股价等于每股收益乘估值）；但本文限于篇幅，所做的研究仅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上市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分析。
对三个概念本质的分析
人们之所以不能将经济、政治和文化与股市统一起来，原因首先在于对“经济”、“政治”和“文化”本质内涵的理解和定义角度不尽相同，从而无法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具体而言，认知的不统一存在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由于对同一概念的定义角度不同而造成对这一概念认知上的不统一。
第二个层面则是由于对不同概念的定义角度不同而造成的不同概念之间认知上无法纳入统一的框架。
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就需要找到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概念所共同具有的核心出发点，并围绕这一共同出发点从各自侧重的方面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界定、明确这三个概念各自的特性。
由于不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其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某种现象，不管人们对其具体定义如何，其描述的内容都是与人相关，不能离开人这一要素。基于此特征，笔者从“人”这一共同核心出发，分别从“人的需求”、“人的关系”和“人的行为”角度，对“经济”、“政治”和“文化”做出定义（如图1）。
人无疑是经济的根本意义所在，没有人经济的概念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的需求，经济 活动将失去目的；没有由人的劳动转化而来的各种供给，经济的概念将缺乏实现渠道。也正源于此，“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等诸多经典经济理论在论证经济增长时也都将推动经济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人口因素。基于上述认识和理解，笔者从满足人的需求角度将“经济”定义为“人的各种需求如何得到满足的过程和结果”。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绝大部分的物质需求和相当大部分的精神需求得以满足。
当然，人的需求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除了人的主观意愿之外，劳动生产率水平代表着满足需求的客观能力。即需求含有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两方面。由于人的主观需求意愿弹性较大（即较少内在的自我克制，欲望无止境），所以人的需求满足主要受制于客观条件，人们通过能力的扩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满足其需求的主观意愿。
人无疑也是政治的根本意义所在。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并集中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脱离人这一核心因素，政治的概念将失去其解释的对象，若不包含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读，则政治的概念将丧失自身特性。从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将“政治”定义为“人与人之间、人群之间关系的调整过程和结果”。当然，并非全部人与人的关系均由政治来调整，但人群关系却主要外化为政治关系。
文化更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文化的形成源于人们的生存发展和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作为基因的“载体”在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若有人不接受某种主流文化，那么他将被自然和社会淘汰，相关的文化基因也因此消亡，其结果就是生存繁衍下来的人们对该文化基因上的适应性）。而文化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接受，就会以“潜意识”方式作用于人们的行为，进而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来自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对文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都会涉及文化对于人们行为倾向的影响。从影响人们行为倾向的角度将“文化”定义为“在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人们主观意识中所具有的某些行为倾向作用于其客观行为”。
三者与股市联系和作用机制
在完成了从“人”这一核心因素角度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定义后，接下来将解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而揭示三者如何作用于上市企业整体经营业绩。
一 经济涵盖并决定上市企业整体经营业绩
作为股市投资客体，上市企业本身就是经济中各行业的优秀代表。根据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观点，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组织器官，从根源上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因为它体现着某种社会特殊要求，而这种要求就是创造顾客；换言之，企业的意义在于通过它来发现人们的潜在需求并设法给予满足、从而推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前面所定义，由于经济就是满足人的需求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上市企业实际上就是经济实现其功能的载体之一，投资客体（即上市企业）包涵于经济之中。
从影响上市企业经营业绩的诸多因素来看，它们即使不是来自于经济内涵，也必然要通过作用于经济内涵来间接影响上市企业，从而决定上市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单个上市企业在经营状况上存在差异，但作为整体的上市企业，其总体经营业绩很大部分取决于经济环境）。
二 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总体而言，经济、政治和文化是通过共同作用于“人”这个因素而有机联系在一起，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服务于人这个核心因素并对人施加影响，进而彼此影响。
首先，经济和政治的联系机制在于，政治作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利益来实现，即人们的需求是否 能得到满足。换言之，要想调整人们的关系就必须满足他们的某种需求，通过利益引导来促使人们接受这种关系上的调整。所以政治要想通过满足需求来调整人们的关系，最现实的途径就是依靠经济手段，这就把政治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另一角度看，为了保持某种满足人们需求经济状态的稳定性，会产生相应人群关系上的调整，以确认和保持某种经济状态，这就产生了对政治的需求。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将会要求政治也相应发生改变。在两者之间，逻辑上是经济先行，即人们的需求先发生变化，再调整关系以适应需求的变化。在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时，即使人们有较高的满足需求的主观意愿，但却没有满足需求的客观能力。此时政治上很难发生变化，因为缺乏相应的调整人群关系的迫切需要。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的人的需求被满足时，随着经济变化，对政治变化的要求也随之产生。
在一种经济状态相对稳定的时期内，政治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主政者能够利用政治权利来干预经济，由于人的主观需求意愿难以琢磨，所以这种干预主要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影响来实现，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
其次，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机制在于，经济涉及人的需求，而人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认知所塑造的，前者代表了需求的客观能力，后者则形成需求的主观意愿。文化对人需求中的主观认知因素产生重要影响并决定人们的需求习惯――即以何为自己的需求、在这些需求中哪些更重要等。从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经济。按照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层次需求理论，人必须在具备一定经济条件时，在满足了较低层次需求的前提下，才能向较高层次的需求发展。而较高层次需求更多地具有文化活动属性。而文化一旦改变，就将对人们的需求习惯产生重要影响。
再次，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机制是，政治在调整人群关系的过程中，哪些关系更重要、选择怎样的政治工具进行调整等问题，很多都是从主观角度进行判断决策，主观决策往往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样从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政治。
三 三者与上市企业之间的联系
由于经济决定上市企业之整体业绩表现，而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又相互作用，因此政治和文化也会通过经济对上市企业施加影响，而具体影响方式由于时间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从短期来看，文化因素在三者中最为稳定，它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它受两者的影响。它影响上市企业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通过作用于政治、进而影响经济及上市企业，另一种则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并影响上市企业。文化因素作为人主观意愿的需求偏好和行为倾向，构成了经济和政治的可行边界，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内涵和政策选择。
政治因素短期内则具有一定的变动性，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但受经济的影响不大，它主要通过经济对上市企业产生影响。政治在短期内受文化的影响形成各项政策的优先次序，并以政府既定经济目标对经济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到上市企业。
经济因素短期内变动性最大，除了经济自身的波动之外，还受到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因此经济因素在三者中的短期变动性最强。（见图2）
现阶段，网络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且受到了大学生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并将之发展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网络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既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传递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互动需求。网络话语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思想状况，且是学生思想状况的直接反映，因此，正确认识大学生网络话语及构建合理有效的网络话语体系是首要任务，积极做好思想引导工作与主动掌握舆论导向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而言至关重要。
一、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的解读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于20世纪60年代将“话语”这一语言学术语归纳于文化研究领域，并定义为：有关某一特定主题以及其涉及的相关知识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一连串说法。从认识时期角度而言，西方葛兰西对话语权的认识早于米歇尔?福柯，他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话语权进行了了解，并理解为：统治的形式与“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是社会集团领导作用的两种表现形式。即使理解的定义不同，但无论是米歇尔?福柯的“权利话语”还是葛兰西的“领导权”都为现今话语权概念的理解提供了帮助与参考。从新闻传播学角度而言，网络话语权的定义为：在网络媒体基础上公民对国家、社会事务与社会现象的各种理解与想法，其内容一般由“获取什么样的效果”“说什么”“怎么说”等组成，且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是网络话语权两个层面的定义。其中话语权利指的是群体或者个人的一种自由表述权利；话语权力指的是话语主体的心理状态，话语主体利用网络媒体产生较大的影响力进而约束社会行为主体，使网络舆论跟随其意愿发展。因此，网络话语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定程度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网络话语权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它既赋予了民众权利也提出了相应的义务，即民众可以在网络民主的基础上自由的将自己所理解的权利进行表述，但是民众需要对自己表述的内容负责，也就是说为了社会融洽与平等正义，民众必须严格服从政策与法律的相关制度。此外，网络话语权的影响力还积极促进着其他方面的发展，主要包括网络舆论的有效疏导、网络环境的干净有序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也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一方面是大学生在网络基础上将自己对国家、社会、学校事务及现象、自身的生活、学习现象的理解与想法进行自由表述；另一方面是价值观念深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大学生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迫切需求，价值观念随之传递，进而强化大学生的网络语言、行为以及校园舆论。
二、关于大学生网络话语的分析
（一）网络话语的类型
理解话语与话语权的概念、大学生网络话语的特征、类型、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等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有效构建的首要任务。网络话语涉及范围较广泛，主要包括语言文字、动画、图片等内容。清华大学学院张再兴教授则认为权力型话语、解构型话语、功能型话语与交互型话语是网络话语的四个组成类型。具体来说，权力型话语包括“楼主”“版主”“大虾”“灌水”“大刀”，其中“楼主”“版主”“大虾”指的是经验较为丰富的群体，“灌水”指的是没有意义的言论，“大刀”指的是大批节减；解构型话语指的是摒弃传统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定义，并赋予了新的定义；功能型话语则是由文本、帖子等组成；交互型话语指的是网络中部分语言的定义不仅是字面上意思，如“稀饭”，这个词在网络中可以理解为喜欢的意思。
（二）网络话语的特点
网络话语与大学生传统话语之间的特点有着较大的差异性。网络话语的特点主要有：
首先，网络话语更新速度较快。网络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新词汇的发展，且新词汇的发展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新词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网络话语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说，新词汇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网络话语的发展。为了与网络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沟通与发展相适应，我们不仅需要创建灵活多样的话语模式，而且需要积极引导网络话语。
其次，网络话语与流行文化息息相关。大学生既是社会重点培养的人才又是网络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其好奇心强、接受能力强、传递流行文化速度快的优势进一步促进了网络话语与流行文化之间的联系。
再次，网络话语的形式较为丰富、有趣。网络话语为我们平时所接触的字词赋予了新的定义，且其定义十分有趣，如“晕”，这个词在网络中可以理解为看不懂的意思。
最后，网络主流话语的创建较为困难。网络话语没有过高的限制，在网络空间里，网络话语传播的主体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也就是说，只要你传播的网络话语受到广泛关注，你便可以成为网络中的红人。但是网络主流话语对语言运用没有一定的标准，网络话语存在零散、纷乱的特点，即信息的传播缺乏完整性与秩序性，因此网络主流话语的创建较为困难。
（三）网络话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首先，大学生网络话语的特征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大学生之间沟通符号变化的主要体现，又冲击了思想政治传统话语的稳定性与规范性。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并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较大，既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学习方式，又熏陶着他们的思想。现阶段，网络话语体系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缺乏了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兴趣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缺乏对大学生思想文化现象的了解与掌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良好沟通。
其次，大学生网络话语的特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构建，这就对我们有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有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形式的充分把握、思想观念的充分掌握，以及生活状况的充分了解，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最后，大学生网络话语的特征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中过分重视教育者的身份，教育者往往以高高在上的身份灌输知识，且在教育内容、教育模式以及教育测试方面教育者的权利过高，即他们不会将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与想法作为考虑因素，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愿。这种状况下，受教育者既不能发挥主导作用又丧失学习兴趣，但是网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生提升了受教育者的地位，他们开始拥有了发言权、选择权等，即平等型教育模式逐渐出现。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的建构策略
（一）积极建立训练有素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规律性的缺乏是导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关统计显示，人人网、新浪微博等是大学生最常使用的网络应用，这些网络社区的话语权较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针对同一话题各抒己见，这就容易出现教育主题缺位的现象。因此，积极建立训练有素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的首要任务。
（二）设计大量隐含主导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网络文化产品
目前高校创建的大量红色网站没有受到学生的关注与欢迎，只有极少数的学生去主动访问，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网络思想政治教学逐渐形式化。红色网站的主要内容是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网络文化，但是就访问量而言，这些网络文化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大学生教育的需求。现代大学生都是较年轻的人群，他们所接触到的文化较为丰富，所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的构建需要了解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兴趣爱好等，进而设计出大量隐含主导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网络文化产品，为大学生传播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
（三）积极开展与大学生群体的话题互动与引导
网络话语权产生于热门事件引发的话题互动中，但是话语权的构建具备主动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了解大学生关注的热门事件基础上制定与之相符合的话题，并积极开展与大学生群体的话语互动与引导；遇到反对意识形态的言论观念，应积极主动地表述出自己观念，并与之较量，在较量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从而使大学生自觉产生思想共识。
（四）以大学生群体为对象建构具有归属感的共同信念
使大学生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效吸收于其意识结构中，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构建的关键，即内在精神的重要性。隐含主导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网络文化产品具备的功能主要包括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帮助大学生形成统一意识等，当然，这类统一意识形成的主要依据是大学生的消费偏好。但是大学生精神层面的结交完全取决于具备归属感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具备的时间更长久，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构建的重要目标。
（五）依法管理网络空间，优化网络环境
新媒体背景下，话语传播与互动平台逐渐多样化，究其缘由，西方敌对势力在互联网优势的基础上以多样化方式呈现的网络文化产品，这直接影响着我国网络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的构建有着不良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加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从而保障话语权平台构建的主权；依法管理网络空间，避免不良网络文化的产生。
关键词：政治传播，定义，术语
中图分类号：H083;N04;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4）06-0051-04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efinition
GUO Jian
Abstract：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s not clear and without a uniform cognition. Though comparing definitions from western and China，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relativebest one.
Key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efinition， term
引 言
早在1922年，西方著名的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意识到政治家可以利用传媒来构建、制造和引导公共舆论，当时西方政客们游走在政治和传媒之间，利用其权力或者财力控制媒体的报道。这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好是坏呢？在这样的疑问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有必要研究政治与传媒的关系，布莱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就是其中之一。他意识到媒体的报道受到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前者包括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偏见、媒体集团资方的干涉等等;后者即政治传播的各项活动<sup>[1]</sup>。而“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也随之成为一个新的术语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此可见，对“政治传播”这个术语本身的定义如何界定是重要问题。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西方各大知名媒体纷纷“抢滩”中国，急于让中国媒体“大开眼界”，一窝蜂似的把西方的新理论、新概念搬到中国。而随着中国的业界和学界逐渐成熟，开始反过来冷静地审视西方媒体及其传播理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的呼声高涨。“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已经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那种仅仅翻译和解析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sup>[2]</sup>另一方面，政治传播研究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都将政治传播提升到战略研究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政治传播”这个术语的定义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一 西方“政治传播”定义的发展
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者很少对“政治传播”定义做出明确的界定。目前，西方对“政治传播”定义的研究有两种趋向：即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
从政治学本位出发的“政治传播”的定义主要有：
费根（Fagen）在其著作Politics and Communication中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内及政治系统与其环境间的任何传播行为，因而建议研究传播网络（组织、团体、大众媒介、特殊管道等）及传播形态的经济、社会决定因素<sup>[3]</sup>。
美国的政治传播学者丹・尼谋（Dan Nimmo）和凯思・桑德斯（K.R.Sanders）在其著作《政治传播手册》的导论中指出：政治传播是政治家、政府组织与公民三个环节中的中介或渠道 [3]。
20世纪60年代，卡尔・沃尔夫冈・多伊奇（Karl Wolfgone Deutsch）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及控制的模式》（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等一批政治传播研究专著的出版，标志着西方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开始[3]。
登顿（Denton）和伍德沃（Woodward）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一种讨论活动，是关于公共资源、政府权威和政府裁决行为的公共讨论与评价 [3]。
美国作家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政治传播是包括修辞、肢体语言等辅助语言学符号以及联合抵制与抗议等政治行动。”[3]
这一类定义往往将政治传播活动归类于政治活动的一种，应用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对政治活动予以分析，显而易见这是不够全面的。
而从传播学本位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定义的代表是查菲（Chaffey），他提出政治传播就是传播活动在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某种角色 <sup>[4]</sup>。
再如阿尔蒙（Almon）和波尔（Bohr）认为政治传播是一种可以改变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系统功能 [4]。
美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将政治传播活动概括为三方面：第一，全部有党派人士与政治活动家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第二，全部无党派人士针对有党派人士的传播活动;第三，关于政治家、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政治行动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或其他形式的政治讨论的集合。[5]麦克奈尔在其著作《政治传播学引论》中提出政治传播讲的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也就是说，实际上麦克奈尔将政治传播看作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
可以说，无论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还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西方学界都是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政治传播”介入合理的本质要素。但是反观这些定义，恰恰缺乏将政治学和传播学二者进行有效“融合”。这也是中国对政治传播进行研究时特别注意之处。
二 中国“政治传播”定义的发展
认识和了解“政治传播”定义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很有必要。一方面，通过其定义演变使我们对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阶段和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政治传播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及学术著作的出版情况看，政治传播相关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2000年开始蓬勃发展，目前能够显示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发展状况的专著都是在2005年左右出版的。笔者通过阅读国内相关的政治传播研究专著发现，相对而言，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是较早研究政治传播的;而上海交通大学的谢岳是作为政治学研究者研究政治传播并且产出成果最早的学者，其代表作是《大众媒介与民主政治》和《当代中国政治沟通》;《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是目前较为系统全面的政治传播研究专著;其他还有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张昆的《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彭芸先后出版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新闻媒介与政治》《政治广告与选举》等著作。
受到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中国对“政治传播”的定义研究也分为两类[5]：
一类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看作一种政治活动，从这个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的有：
祝基滢在其1983年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中提出：“理想的政治传播是一种政治符号的共识（共同解释）。”<sup>[5]</sup>
2005年李书元在《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由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6]他认为传播与政治是同时诞生的，并且政治传播与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
2009年荆学民和施惠玲在《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一文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4]
百度百科给出的“政治传播”是指：存在于政治行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以达到待定目的和取得特定效果为价值取向的、以符号和媒介为途径的使政治信息得以流动的过程[7]。
另一类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看作一种传播活动，从这个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的有：
2004年学者郎劲松和侯月娟在文章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由政府和其他的政治参与者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符号，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向受众目标传输政治信息，继而影响其政治态度、信念与行为的传播过程。”[8]
2007年鞠丽华在其文章《政治传播的三种模式的解读与启示》中提出：“政治传播是一定的政治传播主体（民众、政治家、政府或政府组织）运用有意义的符号，通过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对象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传递、接受和反馈的行为与过程。”[9]
1991年著名传播学者邵培仁出版了《政治传播学》一书，他在书中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10]他认为政治的喉舌和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是互动行为、过程与相应规范策略的集合。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政治传播”的定义是：“政治传播是大众传播的一项内容，以宣传、教育、辩论、广告等方式报道国务活动、党政方针、选举与竞选、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政治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等内容。”[11]
通过阅读政治传播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目前中国对“政治传播”这一术语的概念界定其实并不明晰，缺乏统一的认知，甚至出现将“政治传播”和“政治传播学”混淆使用的情况。比如西方使用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y，中国学界一般将其译为“政治传播研究”，而不是译为“政治传播学”。甚至有人提出“在很多种情况下，使用‘政治传播学’的称谓不过是为了符合国内研究者的习惯，大可不必深究”这样的错误论断。于是才有荆学民和刘胜君撰文《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命题辨正》[12]来辨正政治统摄传播、传媒政治、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几个政治传播研究中易混淆不清的概念。
三 结 语
总而言之，“政治”和“传播”二者本身的广义性使得界定“政治传播”这一术语产生困难。从总体上看，政治传播中政治是基础，传播是着力点， 首先需要对政治的研究下足功夫，从传播反推到基础的政治本身[13]。当前的政治传播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导理论，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管理好国家，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由荆学民和施惠玲在《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一文中提出的“政治传播是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这一定义目前能够比较准确地界定“政治传播”这一术语。原因有三方面：
（1）该定义突破了传统上仅从政治和传播二者关系上出发的局限，而是分别解构“政治”与“传播”，从“政治”的本质中探求其传播的要素，从“传播”的内容中探求其政治的要素。“政治信息”限定政治传播的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与政治相关的;“扩散和被接受”限定传递的政治信息是需要扩散然后被受众所接受的。正如荆学民和施惠玲在文章中提到要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与“传播”二者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政治传播”概念[4]。
（2）如果辩证地分析这一定义，也是符合哲学逻辑的。一方面，政治本身需要传播活动作为宣传手段，比如一战和二战都是通过某些战时特殊的传播方式来鼓舞士兵斗志。“战时宣传和施政宣传研究导致了宣传学和传播学的诞生，而政治宣传分析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前身。”[14]另外，中国儒家治国思想之核心理念也是将政治思想与传播活动结合起来，借助各种传播活动实现统治者对百姓潜移默化一般的“洗脑”，从而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目的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反之，传播活动也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预。所以在阶级社会，一切阶级都把传播活动作为实现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手段。
（3）从术语学角度来看，定义是指事物的本质属性或概念的内涵和界限的确切的逻辑规定。任何事物的定义都是由被定义的概念和定义的概念组成的，其中定义的概念是被定义的对象最近的“属”加“种差”（概念=属+种差）。荆学民和施惠玲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符合术语学这个逻辑规定，具体而言，“种差”即为“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而“属”概念即为“过程”。
参考文献
[1] Mcnair B.政治传播学引论[M]. 殷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2] 荆学民.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J].现代传播，2012（2）：62-66.
[3] 郑一卉.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百年回望[J].武汉大学学报，2005（3）：380-384.
[4] 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J].现代传播，2009（4）：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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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百度百科.政治传播学[EB/OL].（ 2009-04-11）[2013-11-18].http：//.
[8] 郎劲松，侯月娟.现代政治传播与新闻制度[J].现代传播，2004（3）：34-37.
[9] 鞠丽华.政治传播三种模式的解读及启示[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3）：92-95.
[10] 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11] 刘建明，王泰玄，谷长岭，等.宣传舆论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12] 荆学民，刘胜君.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命题辨正[J].现代传播，2013（7）：14-18.
【关键词】民族，族群，中国化
【 abstract 】 national concept comes from the violence of the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introduction and use, "nation" was given the specific meaning, is a Chinese concept. And "ethnic group" concept as a produced in western vocabulary, is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western especially, into China's time is short, also is not suitable for China's reality.
【 key words 】 national, ethnic group, Chinese style
中图分类号： 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近年来，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许多新的外来概念开始冲击人们的思想，“族群”作为一个西方新兴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首先被西方学者和台湾学者运用在对大陆民族状况的研究中。大陆一部分学者认为“族群”概念代表的一整套族群理论更加符合我国历史上的民族状况，同时也更加符合西方的话语体系，便于中外学术交流。随着对族群研究的深入，某些学者进一步提出用族群概念替代民族概念和族群“去政治化”的主张。笔者认为，在我国，“民族”作为在社会大震荡时期进入国人视野并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已深入人心。而我国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也决定了，民族不能仅仅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理解，作为国家体系的重要构成，是无法“去政治化”的。
一、民族与族群各自的含义及其出现的背景是不同的
（一）民族的含义
民族用来表示人类共同体的用法，在中国出现于近代，范可教授认为，“‘民族’一词由梁启超一代的知识分子引自日语，实为西文nation”。[[②] 范可，《中西文语境的“族群”与“民族”》][②]20世纪初，国内的一些民族学者运用“民族”这一概念来泛指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群体。而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传入中国，立刻成为了国内民族研究的核心概念。其“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表述成为之后国内学者界定民族概念的基础。党和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政策的制定，也基本上是以这一表述为指导的。
虽然我国使用的“民族”概念主要是由西方、日本以及苏联传入，但是我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状况，赋予了民族这一概念更加中国化的内涵。而作为其中代表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由于主要是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的表述，也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灵活运用的现象。在建国后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工作原则就已经是理论指导与主观意愿相结合。可以说，由民族识别工作划分的、并且由国家承认的民族，是传统观念、历史情况和民族理论、以及国家的政治设计安排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了独特的、适应中国的含义。汉语目前的“民族”概念是伴随着中国所经历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变迁形成的，“它的出现与演变也见证了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艰难而复杂的历程……是多元、动态的，具有广泛的含义，在不同的使用场景表达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同”[[③] 何菊，《关于民族和族群概念的反思》][③]。是具有了中国内涵的中国化概念，适合中国民族的现实。
（二）族群的含义
在西方学术语境里，“族群”一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的。西方学者对于族群的定义多种多样，据国内学者研究，英文文献中关于族群的定义不少于20种。20世纪50年代，韦伯把族群定义为“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徙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20世纪60年代以来，族群概念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和应用。继韦伯之后，巴斯对族群的定义也具有代表意义。“文化孕育”和“组织类型”是巴斯定义族群的两个关键词。这一定义与“族群具有人们之间有组织的互动这一特征”结合之后，形成了此后西方学术界定义族群的主要取向。[[④] 同上][④]
值得注意的是，“族群概念的使用和意义变化，和美国的移民历史密不可分”[[⑥]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⑥]，是一个适应美国社会的概念。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移民国家，在如何处理主体民族和原有土著民族的关系、主体民族与新移民民族的关系，如何制定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民族政策等方面具有自身独特的要求，而相应产生的文化多元主义更是推动了族群理论的发展。应该说，美国是族群理论的发源地，也是研究最为深入的国家。族群理论是一整套适应美国社会的理论体系。
在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即使是由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族群，也总是会通过政治手段争取自身利益。在后现代主义之下，社会呈现多元状态，族群是一个认同群体，而认同总是以排他为基础的。在族群为自身利益而与其他族群竞争时，政治作为一个基本的工具必然会被利用，而族群的完全去政治化就是难以实现的了。
（三）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区别
在我国，民族和族群是两个有所区分的概念。
1．二者的层次不同。在汉语语境下，民族可以表示多个层次的含义，既可以表示中华民族，又可以单独指称某一民族，这一用法已经约定俗成，在日常使用中并无歧义。而族群概念的内涵要小于民族概念。
2．二者的内涵不同。民族在我国是一个混合了历史形成的实体和国家承认两层含义的概念。国家把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特征的共同体识别为民族并加以承认。而族群仅仅来自于文化历史族裔等方面的相互认同。
3．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民族概念的产生、使用和发展完善经历了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具有了适应中国现实的内涵。而族群概念主要是在美国的移民浪潮和民族同化中产生与发展的，更加适应美国移民社会的现实。
二、民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概念
（一）中国古代的民族状况和民族观，更加贴近现代“民族”概念的内涵
关键词：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226-02
一、民族概念的内涵及衍化
18世纪，“民族”一词在语言学中最初与naissance（出生、起源），extraction（出身）及rang（身份、地位）同义，由于生产水平的限制，生活上的相伴性决定了早期民族概念的含义。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各民族生产力水平普遍提高，尤其欧洲发达国家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上的解放，世界范围的政治格局巨变使针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变得必要且迫切，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变化也为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
美国学者海恩斯说：“关于爱国主义、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和属性的系统和总体的研究，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诸多学者针对民族主义特有的历史、政治属性给予相应描述，其中，斯大林的定义在政界和学术界影响最大。1913年他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概念突破了民族地理、血缘、宗教等局域性的限制，把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及心理素质扩充到对民族的界定当中，突出了民族一词的政治性，强调了民族在“集体”或“国家”概念中的比重，强调了“民族”一词的政治属性。
英文单词nation来源于拉丁文nasci的过去形式，译为“to be born”出生地的意思，指出生在同一地点的居民团体，或共同生活在特定区域内的人类集团。随着其意义的不断演化，nation一词开始向“国家”的含义延伸，其政治属性不断被强化，有学者认为“民族”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支持力量之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决定于政治决策权力的归属。在法国大革命后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明确宣布：“所有的来源，本质上属于国家（nation）”，从此后出版的词典中也开始采纳nation所具备的政治含义：“民族意味着流着相同的血液、出生在相同的国家，而且生活在同一个政府之下的众多家庭”。“集体”或“国家”的概念在这个nation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民族作为一种自然发展的客观历史产物，并不依据人类的主观愿望存在，从民族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相近的血缘、地源、语言等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共同作用于生活在统一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对其群体的共同认识。在特定的生活区域内，人们逐步形成的固定心理模式、文化氛围、，决定了各民族不同的特征，在不断地自然演化过程中，这种特征不断自我更新、完整，并因此作用于相应群体产生精神归属，使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产生认同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民族是对生活在特定区域内有着更同感和归属感的，具有相同血缘，共同的心理活动、文化活动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共同体。
二、民族与民族国家
民族与国家的产生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族的概念中，依据其特有属性我们把它划分为“文化民族”（ethnic group）和“政治民族”（nation）。着眼于民族政治属性的nation，与国家state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没有政治倾向的共同群体，后者作为一个政治单位，是具有一定人口、领土，具有完整法律和的政府组织。
民族和国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对民族与国家间关系的认识各不相同。当“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发生重叠，即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单一民族形成的国家我们称其为“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较为集中的欧洲，有观点认为国家与民族应融为一体，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先驱赫德尔在其著作中说：“最自然的国家，莫过于一种民族特点的一个民族。”
文化与政治的不断融合，民族在国家建设当中的精神力量不断被激发，法国大革命之后，国家不再强加给子民宣扬宗教及其他世俗意识形态，赋予居住在特定范围内的子民一定的政治权利，民族概念的使用，成为居住在特定管辖区域内“人民”的代名词，国家以“民族”的最高机构对生活在其中的团体进行统治。黑格尔认为，“只有形成了国家的民族，才具有更高的品格。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不论是民族创造国家还是国家依附于民族，其理论结点，均是理想化的民族与国家的统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以马来西亚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建国以后，始终以“民族建设”为目标，作为一个多民族混居国家，只有半数为马来人，在其总人口中，1/3为华人，其他人口比例由印度等以及其他国家人口组成。而其总理马哈蒂尔在近期提出：“要在下世纪初把马来西亚建设成为‘一个民族’”。民族国家的概念已不再拘泥于民族所组成的国家之中，而更趋向于多民族、政治化统一的政权单位。
三、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定义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自那时开始，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的演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与“民族”一样，民族主义所涉猎范围较为广泛，对其定义依据不同角度，不同层次，都有所不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汉斯·科恩所说：“民族主义在所有国家和整个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且取决于它所植根的不同地区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结构。”民族主义始终处在其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过程当中。虽然民族主义的定义是复杂且不断变化的，但学界始终在深入和完善对其研究，综合多方面研究成果，对比中、西方理论，对民族主义的界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 定义：广义的文化是创造出来的所有物精神财富和。
2、其实，文化的定义很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下过定义,曾作过统计:自1871——1951年80年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条之多,人类学的鼻祖泰勒是现代第一个界定文化的学者。
3、他认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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