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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高校；日常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7？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3-0015-02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培养任务主要是由各类民族院校来承担的，但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大力扶持，加之近年来高校的大幅扩招，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非民族类高校学习。而非民族类高校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导致各种问题不断涌现。对于非民族类高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如何做好其日常管理工作，使之能够与汉族学生融洽相处，已经成为非民族类高校必须考虑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民族生的教育和管理不仅是人才培养的问题，更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是否落实。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将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一、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状况
本文研究以西北大学为例，该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众多，现已达到500人以上，但却尚未形成一整套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与教育模式。该校是地处西部地区的综合类院校，在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地域与学科优势，因此承担着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重任。与此同时，也相继出现了少数民族学生纪律观念淡漠、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缺乏学习兴趣、学习成绩较差、违反校纪校规等负面现象。但由于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这就需要我们对此加以研究，探索出一套适应当前形势，符合少数民族学生具体情况且行之有效的日常管理模式。为此，我们在该校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具体情况。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与座谈的调查研究方法，共发放问卷170份，回收有效问卷153份，对问卷进行深入分析得出少数民族学生在生活状况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1.人际交往能力不断增强，但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依然存在沟通问题。调查显示，在对“是否愿意与汉族同学同寝室居住”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80.21%的少数民族学生选择了“愿意”；同时，在对“在学校讲本民族语言”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51.64%的少数民族学生选择了“从不讲本民族语言”，由此可见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愿意与其他学生进行交流或沟通，且有一半学生一直使用普通话与其他学生进行沟通，可见，少数民族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此外，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中有73%的同学认为与汉族同学交谈偶尔或经常存在困难，可见，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受到他们语言沟通的约束。
2.小团体现象明显，缺乏集体意识。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对“是否经常参加本民族学生聚会”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64.48%的学生选择了是，在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中回答经常参加聚会的学生比例为98%。而对于“朋友都是本民族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3.5%的选择全部是本民族的朋友，有42.39%的选择大部分是本民族的朋友，而新疆、少数民族学生98%选择的是“全部是本民族朋友”或者“大部分是本民族朋友”，由此可见，有接近一半的少数民族学生喜欢结交本民族朋友，存在与本民族同学和睦相处的小团体现象，而这一现象在、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而在我们日常的学生活动经验中也发现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有小团体现象，并不热心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
3.基础教育薄弱，学习成绩较差。据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学生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中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63%，同时，少数民族学生中有74.72%的来自于我国贫困的西部地区，这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在中学以前，不仅无法获得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没有条件得到更好的基础教育，加之，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存在，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存在基础教育薄弱的问题。
二、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管理现存问题
1.区域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带来学习状态的不适应。在历史、地域、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下，致使边疆少数民族同学家庭生活条件较差，基础教育、个人阅历都与内地高校的汉族学生存在一定差异。少数民族学生生活的边疆地区由于教育条件有限，而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基础薄弱，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知识面窄，自学能力较弱。因此，大部分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入校后都感到学习上不适应，压力大，课程难度高，难以跟上进度。
2.民族习惯的差异带来民族意识的强烈凸显。所谓民族意识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内地新疆学生从小生长在本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民族文化积淀下形成了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民族情感。他们来到内地大学就读，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希望自己的民族习惯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期待在融入学校环境的同时保持纯正的民族习惯，民族自我保护意识也随之增强。甚至由于少数民族学生与同学、教师缺乏有效沟通和必要的理解与信任，使得他们在一些琐事上的不满情绪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容易产生一些过激的情绪或行为。
三、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管理问题的解决途径
1.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党员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注重从少数民族学生中培养一批学生干部，使他们成为学校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和干部因为语言和生活习惯、民族意识等方面的优势更易亲近和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与心理，能更好地预测民族学生的行为趋势，能及时、有效地反映少数民族学生中的热点问题与民族问题。同时，通过这部分骨干可以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自我管理，如在学校成立由少数民族学生所组成的民工部、学生组织，以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检查少数民族学生的宿舍卫生等，组织少数民族学生活动为主要工作内容，让他们成为少数民族学生自我管理的重要力量，进而更方便管理少数民族学生。此外，还应该在平时注重对少数民族骨干进行思想素质协调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协助处理各项少数民族学生所遇到的问题。
2.关注学习，因材施教，切实解决学业困惑。高校应在今后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等方面，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基础差、汉语水平低等问题做有针对性调整。在加大民族学生的基础课教学学时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实践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学好各类基础课程，打好坚实基础，并不断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同时，在班级设置和教师配备上给予倾斜性照顾。任课教师和学生工作人员要明确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基础情况，对其基础差、底子薄的状况予以接受，多给予他们鼓励与帮助，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此外，还应组织综合素质全面的学生党员与少数民族学生结对进行“互帮互助活动”，同时还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帮助或举办各类活动，切实帮助他们提高语言的应用能力和水平。为了拓展少数民族教育渠道，也为培养更多少数民族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学校还应积极开设民族文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相关课程，加强对学生的民族文化教育。
3.提高学生工作人员处理民族事务工作的能力，增强工作前瞻性意识。学生工作人员应树立“民族工作无小事”的高度工作敏感性和责任心，注重积累处理各类问题的方式方法。学校要建立全方位的民族工作培训体系，将日常培训与分类培训相结合，通过讲座、授课、主题论坛等形式辅导学生工作人员学习民族知识、了解民族工作内涵，力求打造一支懂民族工作、热爱民族工作的学生工作队伍。
参考文献：
[1]普丽春.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调查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2008，（06）.
[2]黄一诚，许海东.新时期制约少数民族大学生和谐发展的原因及其对策分析[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
[3]薛徽.内地高校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工作实践探索[J].教育理论研究，2012，（02）.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关键词：民俗；传统节日；民族体育；体育文化
中国传统的民族节日是人们适应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而逐渐形成的。民族体育源自于民族竞技，其文化内容与民俗活动相结合，在节日中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随着中国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视，民族体育在民族节庆中呈现出来，不仅代表了民族性，同时也采用这种方式将极具民族色彩的体育文化传承发展。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日益加快，人们的观念意识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将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民族体育文化作为民俗节庆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动，就会对该文化以这种传承的形式加以保护，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演进。
一、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适应生存环境，且在生存环境中进行生产斗争而逐渐形成民族特有的文化积淀。民俗节庆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不仅发挥着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还为民族文化传承创造了载体。少数民族在民族节庆中，多会开展体育活动，无论是生产类的节庆，还是宗教祭祀类的民族节庆，都与民族体育存在着必然的联系[1]。比如，纳西族、土家族的传统节日中，会举行各种体育赛事以作为节日庆祝活动，诸如飞石锁、打飞棒等等，而广为熟知的骑马、射箭等等则是许多少数民族在民俗节庆中必须要举行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运动都是从最原始的狩猎活动中演化而来。水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传承至今，则是源于渔文化。比如，京族在民俗节庆中会开展游水捉鸭活动；苗族的独木舟、傣族的赛龙舟都会在传统的民族节日中举行；高山族在民族节庆中会举行顶壶竞走等等。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在民俗节庆中展开，不仅仅是作为节日间的娱乐活动，更是将其作为民族文化。很显然，民族体育运动都与当地的生产活动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这些生产活动逐渐被技术更为先进且极具科技含量的工具来完成，于是，生产活动转化为体育活动[2]。比如，赫哲人的“狗拉雪橇”，西南独龙族人的溜索和天梯，原本早期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使用的民族交通工具，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运动项目，同时也将该种运动作为体育文化得以传承。
二、少数民族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特征
（一）民族体育运动具有民族文化的传承性
少数民族的节庆往往会与民俗相融合，形成了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体育就是民族节庆中的一道独居特色的文化风景。民族体育与社会意识存在着不解之缘，主要在于少数民族生存于特殊环境中，为了对自然现象有所控制而酝酿的各种行为方式成为了原始民族体育活动的萌芽。少数民族对于自然环境中的万事万物都赋予了精神色彩，如此而形成了信仰而扎根于意识深处。一些民族体育运动就源于这些信仰，因此会在民俗节庆中举行，代表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涵义[3]。伴随着文体活动在各民族的节日中展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的风土人情和道德规范相融合，成为了民族文化中一部分，由此而使得民族体育运动发挥着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
（二）民族体育运动实现了人文互动
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决定了生活方式，他们要不断地与大自然搏斗，才能够生存下去。如果对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狩猎活动，这是古老的生存来源。少数民族的祖先采用这种方式解决生存问题，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随着生存环境的稳定，也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得这些古老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习俗。民俗节庆是少数民族定期举办的活动，信仰色彩浓重，将体育运动融入到这种民族节庆活动中，不仅为节庆增添了喜悦气氛，对于民族祖先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尊重和怀念。民族体育运动作为文化符号，促进了民族体育和民俗文化的水融[4]。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将体育运动融入其中，民族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节日与体育活动的互动，使得民俗节庆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三、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价值
节庆民俗中所开展的民族体育运动将各个民族的文化气息展示出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是不言而喻的。诸如，彝族在节庆中所举行的跳火绳运动、达斡尔族所举行的曲棍球运动、藏族的赛牦牛运动等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体育文化特点，更是民族体育演变过程的诠释。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少数民族体育的延续，融合了各种时代性因素，经过体育文化的积淀而形成了文化结构，民族性决定了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有风格。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文化大融合时期，同时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正处于传承的关键时期，鉴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本质上与体育存在着趋同性，虽然其在显性上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呈现，但是这种肢体活动是建立在教育文化的层次之上。特别是当民族体育运动被融入到民俗节庆活动中，就使得体育活动成为了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也可以认为体育运动是以媒介的方式发挥教育功能[5]。
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带有浓重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在民俗节庆中展开，与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互动效应，使得民俗节庆不再是单一的纪念性活动，而是更能够满足多种民族活动需求，使人们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同时，还通过体育运动赋予了民族以更富于时代特点的新的涵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如果从民族的原生态的角度研究，其更具有民族文化传承的价值。
结论：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节庆中的民族体育运动是民族社会文化的浓缩，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中，民族体育更能够体现人文性特征，在目前的多元文化中独树一帜，更为突出文化的传统型和传承性。在民族节庆中开展民族体育运用，是以节庆为载体传承体育文化的一种途径，以彰显民族价值观。
参考文献：
[1]莫伟彬，蒋宇凌，李跃林，李敏华.论广西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中民俗、民间体育文化的价值[J].体育科技，2013.34（03）：6-7.
[2]李军. 西部少数民族传统节庆中民俗体育的文化特征及价值[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37（01）：15-18.
[3]宾津生，蒋心萍，范金玉.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29（04）：127-130、134.
关键词：民族地区；资源诅咒；传导机制
一、引言
“资源诅咒”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正式文献中是Auty（1993）在对矿产丰富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所提出。对于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来说资源对于经济增长不见得全是有利的条件，相反可能是一种限制。这种观点给当时学术界对资源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的看法截然相反。之后的一些学者对于“资源诅咒”这一假说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开创性的验证，取得了丰富的实证结果同时总结了一些理论。
国内学术界对于“资源诅咒”这一命题的时间较晚，相关文献也只是最近的几年才开始陆续出现，我们国家对于这一命题的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尤其对于民族地区的研究更少，并且研究的范围也比较有限。本文对我国尤其是对民族地区“资源诅咒”问题的存在性以及传导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二、验证“资源诅咒”
（一）省级层面的存在性检验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中国“资源诅咒”问题在省级层面是是客观存在的。徐康宁，王剑（2006）以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以后得出了在我国的省级层面“资源诅咒”这一假说同样成立，我国主要的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的丰裕的自然资源条件并没有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成为了制约经济的增长的因素。胡援成，肖德勇（2007）以各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实证的验证了我国在省际层面具有“资源诅咒”的事实。张菲菲等（2007）选取了自然资源中的能源、矿产、水、耕地、森林等五种资源，对我国不同种类资源丰裕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证实：“资源诅咒”在中国内部区域仍然成立。韩亚芬等（2007）将我国各省区能源生产与消耗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显示：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省区，能源的消耗量就较大，相反，如果能源的消耗量低；能源储量就丰富，生产量大的地区，往往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都较低的地区，出现了“富饶的贫穷”现象。段利民（2009）认为“资源诅咒”在我国省际层面存在，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那些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省份其经济增长往往相对缓慢，自然资源没有起到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
（二）特定地区存在性的检验
邵帅，齐中英（2008）选取了西部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的西部地区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得出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能源的开发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张千友，王兴华（2011）分析内蒙古、贵州、宁夏、新疆、云南、青海、广西等七个民族地区得出现阶段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依然存在。周亚雄，王必达（2011）得出甘肃省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特征，甘肃省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荷兰病”的困境。李昊邈（2008）证明了云南省矿产资源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许彦（2008）认为四川省虽然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由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当，资源优势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导致“自然资源的诅咒”。
（三）对“资源诅咒”存在性的质疑
不同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方颖（2011）认为已有的文献中普遍将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度量指标度量为一个和GDP相关的经济变量的相对值，导致自然资源丰裕程度错置的指标倾向于得出“资源诅咒”的结论。因此他提出人均概念用来衡量资源丰裕度，进而得出的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郑长德（2006）认为自然资源丰裕度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与经济增长率间的关系不显著，甚至可以说不具有统计意义。丁菊红、邓可斌（2007）认为“资源诅咒”的命题在我国并不明显，因此“资源诅咒”这一命题在我国是否成立仍需进一步研究。
三、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
（一）“荷兰病”效应
鲁金萍等（2009）选取贵州欠发达资源富集区作为实例，证实了该类地区产生了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如工业产业结构日渐单一、采掘业的迅速发展削弱了制造业的发展、财政总支出中科学事业、科技项以及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递减等等“荷兰病”效应的典型体现，最终具有陷入“资源诅咒”困境的可能性。
（二）挤出效应
1.挤出教育投资
我国的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自然资源的开采需要较低的知识技能，资源丰裕地区在资源开采方面相比于其他地区具有比较优势，而知识的收益相对较低，因此导致这些地区缺少对于教育投资的激励，大量具有较高技能和知识水平的人才流失，人力资本缺乏成为制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胡援成，肖德勇（2007）认为在诸多影响资源诅咒的影响因素中，人力资本的投入的影响相比于制度因素等其他因素对资源诅咒的影响在我国的表现最为明显。李晋枝，赵晶（2013）指出民族地区对于教育的投资不足，从而阻碍了人力资本的积累，继而又影响了整个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民族凝聚力
[作者]罗大文，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西安，710072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2－0036－006
从民族与国家不重合的角度看，民族包括一国之内的族类共同体和超越一国边界分布在多个国家的跨国界民族或跨境民族。从二者重合角度看，民族指建立了自己国家的民族，这种民族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同一性，是一种国家民族，即国族。本文主要讨论一国内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即前一种情况。民族认同是指民族内之认同，而民族国家认同则指国家认同。
一、民族认同张力与民族凝聚力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民族或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以及由此引起的归属感、忠诚和奉献精神，是民族凝聚力产生的基础。它包含两个方面的认同：族类认同和社会认同。族类认同是民族凝聚力产生的自然因素，即承认彼此为同一族类；社会认同对民族凝聚力的变化起着制约作用。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联系密切。民族意识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以及对其民族利益的认识、关怀与维护。民族主义则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属、忠诚的意识和实践活动，体现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能够把人们凝聚起来。民族认同体现为民族以及民族国家中人们之间的一种精神纽带。但民族认同也会表现出消极影响，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指出：中华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即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民族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民族认同发展的层次性。就中国民族认同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一是各民族的内部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二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整体认同，即国家认同或国民认同，是指公民对祖国历史、国家等方面的认同，其中也包括对政党、发展道路等方面的政治认同；三是文化认同。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个体同时拥有两种(甚至多种)不同形式的认同，而是在于在个体的认同层次结构中，把何种归属置于优先的级序，并以此作为自己效忠、尽义务和责任的归属单位。数据显示，在所有层级的身份中，我国公民普遍优先认同中国公民身份。如以中国人与本省／直辖市进行区分，考察我国公民对哪一种身份具有更强的认同感，70.53％的公众表示“首先把自己看作一个中国人”，只有29.47％的公众表示“首先把自己看作本省／直辖市人”。在多民族国家中，每一个成员在保有各自民族认同的同时，都把国家作为自身最高的认同和归属对象，并以此作为自身情感信念、义务责任和行为规范的最高来源，这是民族国家认同关系的理想状态。
(一)民族认同中的民族与国家
历史上民族与国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与国家是合二为一的，我国长期流传的俗语“亡国灭种”就是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合二为一的一个说明。但实际上民族和国家又是不完全重合的。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共同体。在“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时代，民族不再是单纯狭隘的语言、血缘和狭小的地缘概念。现代民族常常泛指一个country(国家)疆界内的全体人民。如“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是血缘、宗教、语言的民族，民族国家则是现代化的产物，是区隔和组织人民的现代政治形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正是在国家中生成的，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人们生存的基本单位依托。
在传统社会，民族和国家常常被纠结于严重的阶级对抗或民族冲突之中，受“华夷”观念支配的民族精神很难成为全国各民族、社会各阶层人们共同践行的道德义务。而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将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从属于他们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祖国的整体利益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下层人民的民族认同和爱国行动，或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而难以发挥，或被统治阶级利用而成为民族扩张的工具。“在民族国家内部两大认同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的张力关系：一种是种族的、前现代政治的民族认同；另一种是公民身份所具有的公民和政治地位。”格罗斯提出了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理性原则。强调在公民国家内将族属认同与政治认同分离的思想，值得我们深思。多元主义公民国家与部族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民国家在政治上把一个人的族属、文化、宗教和他的政治身份以及国家成员身份区别开来。公民的文化、宗教或族属，被视为私人事务，属于公民社会范畴。作为民主的、多元主义的、理性的现代公民国家，在政治认同与族属认同分离的情况下，承认了双重或多重认同的同时存在。不同族裔的公民在遵守宪法，不违背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地发展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只要族群行为不危害法律统治，族群认同便是私人事务”。今天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已成为各民族成员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职责，现代民族必须同时既是公民的，也是民族的。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多元文化教育
适应，有学者理解为，当个人在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努力通过改变个人所处环境或者自身，使个人与所处环境达到互相协调的能力①。国内对于民族适应性问题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本文的研究是立足于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问题，通过调研分析，促进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在我国高校的确立。
一、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研究
（一）调查目的和方法
1.研究目的和意义。一方面，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情况是不断加强高校思政工作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更好的丰富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打造高素质高水准的少数民族人才队伍维持少数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重要基础。
2.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的方法，涉及学习适应性、心理适应性和人际交往适应性三个方面。调研自9月12日开始收集至9月26日止，共收回样本218份，有效样本215份，包含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占大部分，另有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学生参与问卷，涉及26所大学，本科在读学生占99.07%，专科学生占0.93%，性别比例为男性33.49%，女性66.51%，来自城市的有39.53%，来自乡村的有60.47%；家庭条件优越的占1.4%，困难的占38.14%；大学所在地是东南沿海的占54.88%，在西南地区的占44.19%，东北地区的占0.93%。
（二）调研结果分析
1.样本整体趋同性和个体差异性相伴。
少数民族学生群体适应性情况普遍不容乐观，适应性呈整体趋同性；同时，不同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也存在适应性方面的差异，就读高校的层次和来内地求学时间长短的不同也是造成适应性差异的一项原因。
2.样本群体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有着强烈的民族诉求。
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民族地区的宣传、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L俗的尊重有着较强烈的心理需要，对于开设民族课程、改善民族食堂、提供民族学生展示平台等有着现实的诉求。
3.样本有着强烈的上进意识，政治上敏锐，重视个人发展。
超过半数的少数民族学生都有强烈的入党意愿，并对当前的学习状态有着忧患意识，积极寻求参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去，对未来发展有着长远的打算。
（三）归因分析
1.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差异是导致适应性问题的最根本原因。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产生的文化差异必然的带来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学习后，要尝试接收内地高校的主流价值和文化，难免和长期以来从母体文化中吸收的价值和文化产生冲突。
2.近年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深层次原因。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大多是自然经济低水平简单再生产循环，基础资源和基础设施缺乏，制约教育发展速度和教学方式的改革，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也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培养和开发。
3.民族地区的不稳定是影响适应性的重要原因。
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在我国已经由来已久，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也影响着在内地高校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状态。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上歪曲和夸大民族地区现实情况，往往造成民族学生更强的防备和敌意。
二、增强高等教育教育的包容性：重视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树立
起源于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是指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国家和社会背景下，各民族文化能够平等和自由的发展，以丰富整个国家的文化教育资源，保持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树立广阔的文化视角和包容的文化情感，对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对于跨文化的学习生活的适应性有着重要意义。
（一）加深多元共生的理解，辩证看待“一元”与“多元”的民族关系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一元”与“多元”辩证统一，我们是华夏民族的一元整体，又是多个具体民族的多元单元，我们是汉族一元的主导和各少数民族的多元共享，增强高等教育的包容性需要正确看待我国民族关系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立足当前和长远，用更包容的民族概念理解一元与多元的和谐共生。
（二）从思政教育整体目标出发，不断增强多元文化教育能力
思政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有着基础性和保障性的重要作用，对国外成熟的教育理念，我国思政教育模式应有包容和借鉴之意，思政教师要有多元化的工作思路，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多方面的发展学生的认知、情感和修养，为学生营造平等充满活力的学校多元文化氛围，创造条件和加强引导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更好的传承民族文化。
（三）教育现代化和民族化结合，切实加强多元文化课程设计和教学
多元文化课程是提高跨文化适应性的有力保障。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必须同时满足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和民族化发展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通过现代高校专业的教育和培养，培育少数民族学生与主流文化对话和接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避免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被隔离和边缘化②；另一方面，尊重和保护民族文化，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加工，重新演绎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元文化评价体系
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顺利实施需要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评价体系，从根本上调整当下教育评价思想，破除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种种偏见和刻板印象，摒弃传统的文化教育中存在着测评的局限，教育工作者应该深刻思考、重新测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学生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的评价方法，评价体系要既能评价绝大部分学生的认知情况，更要能让学生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得到合理的评判，来促进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完整性。
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传播担负着多元文化普及和传播的使命，是我国现代教育应有之义，只有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真正的融入我国教育体系各个环节当中，才能有效的促进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才能培养出真正有用武之地的现代化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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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雪娟.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校园适应性调查与研究[J].常州大学学报，2013（1）.
[5]田娟.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及对我国的其实[J].学术探索，2014（8）.
[6]李萌.试论当代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趋势及对思政教育的启示[J].科教导刊，2012（3）.
[7]皮建华，徐明祥，黄明生.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能力培育路径研究[J].昭通学院学报，2015（1）.
注释：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心理
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现状调查
大部分高校对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思路比较明确，较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实现了顺利就业，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大学毕业生的持续增加，往年未安置从业人员、下岗再就业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给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经调查：以内蒙古科技大学为例，近三年，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为65.62%。与普通毕业生相比处于较低水平。
笔者对内蒙古科技大学200名少数民族学生（以大学三年级学生为主）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显示：86.27%的少数民族学生认为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感觉到就业压力大，就业目标不明确，竞争力差，没有自信，这主要是由于平时积累少，专业技能不过关造成的。68.40%认为平时独立性较强，小团体主义明显，尤其是与本民族学生抱团，与其他民族学生交流不多，造成在毕业时感觉表现力不强，不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表现力。闲暇大部分时间以上网游戏，看电影等形式度过，没有很好进行专业学习与研究。89.16%认为，学校的教育资源较少，课程设置不合理，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要求不够严格，造成了部分学生过关大吉的心理，不愿进取，考试应付。74.10%担心不能适应其它地方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坚持选择回生源地进行工作，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少数民族毕业生择业范围小，无形中抢夺就业资源，增大就业难度。另外，调查显示79.26%学生表示对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有要求，64.0%认为实现理想职业的可能性不大。56%的人认为学校提供的就业资源有限，认为学校除了在就业信息栏公布用人单位信息外，应该做好多渠道就业指导，比如考取公务员、特岗、支援西部等就业手段，这部分人表示对国家的很多相关政策不是很了解，需要教师的点拨与引导。
以上就是针对200名大三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调查后得出的主要数据报告，通过这一报告，我们不难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就业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学校以及社会共同关注，为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群力群策，既体现教育公平的原则，又体现民族团结的意义，那么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有哪些？笔者试着做以分析，力求找到解决途径。
原因探析
1、社会历史原因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地区，环境恶劣，与中原地区，
交通不便，信息传达不畅，经济落后，教育资源相对短缺，进入高校后，与汉族学生在很多方面存在差距，容易形成不良心理情绪，进而不能很好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毕业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积累。
由于学生步入大学年龄大约在十八九岁，正值后青春期阶段，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常常表现出敏感、自尊极强、希望自我强大等等心理特征，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是生活方式的明显不同，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性格上更具有独立性，不愿意屈从外界的法规原则，形成不愿意依从外界的观念，容易形成对本民族强烈的认同感，随之而来的是对其他民族的排斥与敌意。
2、学校原因
在高等学校大幅扩招的背景下，很多学校的教学资源跟不上学生数量的增长速度，少数民族学生本身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基础薄弱，虽然很多高校看到这一问题，设置了民族预科班，让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正式的四年编制大学生活前，有一年的时间进行专业预热，熟悉环境，但是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很多专业课流于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紧跟学生思想动态，没有给学生切实的指导。
3、自身原因
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没有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能确立明确的职业锚，职业锚的形成是日后学生进步的动力，明确的职业锚是择业的预想目标，没有良好的职业锚就不能形成健康的就业观念，不能树立良好的择业观，势必影响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就业观念淡泊陈旧，对就业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毕业生对以后工作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待遇好，环境好，很多学生对就业认识不全面，认为只有到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以及事业单位才算就业，很多民营企业则被认为是不稳固不可靠的单位，这也增大了毕业生的就业难度。
解决对策
造成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以上的原因分析，找到对策，对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以及民族团结进步都具有深远意义，针对以上原因我们找到几条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路径，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问题。
1、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问题。在就业渠道以及就业方式上向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进行倾斜，在少数民族地区鼓励企事业单位吸纳少数民族毕业生，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名额分配，比如在国家事业单位少数民族要占一定数量。在非少数民族地区，在同等学力、能力等条件下应该给予少数民族毕业生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优先录取等等。
2、高校从多角度出发为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创造条件
（1）、合理专业设置，科学人才培养
学校应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潜在市场的内在需求为依据，不断优化专业设置、结构调整，拓宽专业口径，使学校的专业设置与市场的经济发展相协调。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知识水平、领悟能力进行专门的专业设置并自主进行考核，使他们能够对开设的课程以及技术充分理解掌握，娴熟用于生产，不可求大求全，一方面没有实际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学生掌握吃力，甚至出现跟不上课程，不能顺利毕业的现象。鼓励毕业生多种渠道就业，改变就业传统观念。
（2）、建立健全指导体系，实现对少数民族学生全方位关怀
学校要成立辅导机构，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大学初期，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明确目标，分析市场，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进行针对性指导。成立心理咨询室，培训真们的心理辅导老师，对出现心理障碍的学生及时关注，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3）、少数民族大学生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素质
首先，少数民族大学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使自己成为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增强社会竞争力。要不断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 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自己强大起来，能够适应变化市场的需求。其次，进行了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在大学期间一定要树立明确目标，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为找工作增加社会实践发麻，或为继续深造进行理论学习，不断武装自己。
以上我们一调查报告为依据，分析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原因以及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以及促进民族团结稳定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哈经雄.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5.
[2]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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