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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西医结合的看法，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国医学，或日医疗事业的发展方向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思想，始于16世纪明末清初“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产生，到张锡纯所著的《医学哀中参西录》一书问世。在1913年做的《讲堂录》笔记中留下至理名言：“医道中西，各有所长”，“又各有所偏”。
李鼎铭在延安用中药给治愈了风湿性关节炎、胃病以后，征求李鼎铭对中西医的看法。李鼎铭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中医有中医的长处，短处；西医有西医的长处，短处。只有把中西医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听后，十分赞同李鼎铭的意见，高兴地说：“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今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不久，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和中西医协会等等，为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作了可贵与有益的探索。解放后，政府十分重视中医事业，确立了中西医结合的方针。1950年11月2日，在为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中号召：“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从而正式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在中西医并存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对待，今后应该如何发展?又于1953年明确指出了发展方向，就是走中西医结合、创立我国新医学的道路。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在中国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成立了一批中医学院、大学、科研机构，设立中医医院，在西医医院中设中医科，中药店到处可见等。
然而，“中西医结合”由方针政策到医学科学概念的过渡，是一个极为复杂、严肃的医学科学问题。中西医并重、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并存和共同繁荣是“中西医结合”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走过相当长的创造衍变之路。这是政府和医学界所应考虑、解决的问题。
作为平头百姓，作为病家，所面临的“中西医结合”，是狭义的，是生了病，要用中医，还是西医，还是中西结合的新医来治疗的问题。
我生活在上海已半个世纪，我偏向于有病先找中医。我考虑，中医是祖宗传下来的治病经验；它是针对人体整体素质情况来治病的，不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中药的副作用相对比较小。我听过北京301医院一位著名专家的报告，他说时下药源性疾病很普遍、很严重，如抗生素用得过多、过滥。
【关键词】 胆结石症；中西医结合；诊治
中西医结合是当今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但两者的研究对象都是对人和病，在治疗疾病中又能达到同样的效果[1]。随着实验医学、应用医学的发展，中西医将形成中西医结合之一独特形式为主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学理论体系。
中国医药学有数子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西医学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这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各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二者都应一分为二，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笔者在临床医疗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有此中医的所长是西医的所短，有此西医的所长是中医的所短。这样就提供了结合的基础，于是中西医结合应按照各自的特点和理论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结合[2]。
胆囊、胆管结石是常见的病，多发病、病变复杂，有的诊断与治疗比较容易，有此则较困难，运用中西医结合诊治，对“病和病人”的认识则更正确，更全面、更客观、以能达到诊治，疗效高、见效快、花钱少、痛苦小的目的。现就如何提高胆结石症的中西结合诊治问题谈个人体会和看法。
1 西医“辨病”和中医“辨病”相结合
西医一般根据病史、症状、体征和临床检查（如X线、胆囊造影、显像超声等）及各种化验即可作出诊断。对胆石症可根据结石的部位分肝内胆管，胆总管和胆囊结石的大小、形态、数量多与少均能作出；较详细的诊断，这对后来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医则对病变不能作出确切诊断，认识疾病基本是从“证”人手。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在发生病变时，由于病人的个体差异和病变的轻重及发展阶段不同、可表现为中医的不同：“证”，如西医诊断为胆囊结石，临床表现多以脘胁胀满，时痛为主；胆管结石则以胁痛表现黄疸为主。但中医仅能凭感观去认识病变和粗略的分为“肝郁气滞”，“肝胆湿热，内蕴”等型[3]。中医不能全面完善的认识病变。这是中医受历史条件限制的。
由此可见，只有走中西医结合道路，才能提高对胆结石症的诊断水平。
2 中西医治疗原则的结合
西医多针对病和病原体进行治疗，而中医则着眼于整体观念，既重视“邪”（即致病因素）又重视“正”（人体自身的抗病力）二者各有优缺点，中西医结合则既重视病，又重视对病人整体的治疗，即“辨病论治”与“辨论论证”相结合。发挥两个优势、心将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中西医结合特有的独到之处。近此年来中西医结合治疗胆石症的大量临床实践证明，对胆石症的治疗有很大的选择性。笔者认为：若结石过大（直径超过1.0厘米以上）量较多、身体状况好者宜手术取石；若结石少、特别是呈泥沙样或细颗粒状或不宜药物治疗者，用中药溶石、排石、清热利胆等法为主，效果较佳。特别对预防术后结合复发和病人体质康复用中医巩固治疗确比单用西医好，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治疗效果。例如“笔者遇到一位中年女性患胆石症多年，中医诊治均以胁痛“肝郁气滞”和“胃脘痛”等辨症进行治疗、但症状时轻时重，常反复发作，后来以西医检查确诊为胆囊结石（量较多，结石在2.0厘米以上）用手术取石治疗后，再用中医辨证论治，很快恢复健康。病人连声称“中西医结合太好了，终于把我的病根治了。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胆石症真正达到了‘治病必求其本”的目的。
中西医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的结合，应以辨病论治为主，先辨病，后辨证。采用最有效的办法为原则，充分发挥二者优势，否则无论彩用何方法治疗，病未辨清以前，任何治疗都有他的盲目性，临床常遇到一些中医，完全以西医诊断为主，脱离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如西医诊为胆石症一律采用中药为排石，到头来总是事与愿违，很难完全达到理想满意效果。甚至有的病人患胆石症后用中医保守治疗连服几个月中药，不但未见效，结石反而增大，增多。所以笔者认为，只要确诊为胆石症后，一定要根据结石的大小，数量的多少，结石的部位和病人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治疗。若单讲辨病而不讲辨证的运用中药、一律采用对号入座不强调其特殊性完全用西医诊断病，而从中药中去选一些药（即什么病用什么药）忽视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对待，这只能是“接近”的结合，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4]。
综上所述，只有努力钻研中西医的理论，把西医辨病论治配中医辨证论治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西结合的特点。这对提高胆石症的诊断与治疗水平，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邱树升，魏元明，孙克坚,等.胆石症的诊断与治疗［J］.中国普通外科杂志,2007,16（7）：11-13.
［2］王琦，王志国.针药配合治疗胆结石症112例临床观察［J］.针灸临床杂志,2010，21（10）：22-23
1 我国的中西医结合简史
自西医渐进，清代医家倡导中西医汇通至今，我国“中西医结合”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特别是在20世纪中叶（50~60年代）兴起和开创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不仅架起了中西医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的桥梁，促进了中西医学术交流、渗透和结合，而且加速了中医药现代实验研究，促进了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和走向世界。通过不同时期医家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58年全国开办“西学中班”［1］。1980年国务院批准“中医、西医、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决策［1］，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将“中西医结合医学”列为一个独立学科。4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不仅成为我国医药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而且是中国在20世纪对人类医学发展的一大创举和贡献，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迪和深远影响。“结合医学”（或称“综合医学”“第三医学”）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人类医学的新概念。
2 中西医结合医学概念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指综合运用中西医药理论和方法，使中西医药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中产生的新理论与新方法，通过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的要求，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与生命问题的科学。
3 中西医临床结合的重要价值
临床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要领域，其研究应该遵循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一般原则，同时其研究成果应能增强临床诊疗理论与方法的科学性，并要达到提高临床疗效的应用效果。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兼容共扬了中医学与西医学的长处，客观上成为传统中医学与现代科学体系的连接点，为两大医学体系的沟通、渗透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中西医结合医院，西医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中医医院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中医学与西医学两大体系相互结合，互补应用，提高了临床诊疗水平，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4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基本思路［2］
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取长补短，相互渗透。一般说来，中医重视辨证论治，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重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体现了中医学整体观念。西医以辨病为主，重视局部性改变和功能变化，在诊断和治疗方面有许多特长。因此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即为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基本思路。
4.1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在西医作出诊断的前提下进行中医辨证论治，是目前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断及辨证治疗经常采用的方法。
4.1.1 病证诊断的结合简言之是双辨诊断，是对同一患者的疾病状况作出中医病、当时证的诊断，同时又作出西医疾病诊断——这是目前中医医院临床的诊断模式。所谓“双辨诊断”就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既要反映出中、西医疾病的发生变化规律，又要体现证候进退的变化规律，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临床诊断模式，双辨诊断模式适应临床复杂多态的情况，应灵活地选择不同的结合形式。
西医辨病+对应联系相关中医病+中医辨证：首先辨病，掌握疾病过程的本质和全局，并在病的层次上进行中、西医临床思维整合；后辨证，了解疾病当前的病理特点，以便辨证施治。例如某患溃疡病，对应联系中医病为胃脘痛；多属脾胃虚寒证，可拟建中温阳止痛治方（从整体调治）；同时根据溃疡病病理特点施以制酸、护膜、活血化淤等措施（从局部施治）。
病证诊断的分期分型结合：在比较明确掌握疾病过程某些中西医结合内在规律的情况下，可建立中西医病证结合的分期分型诊断 。例如某患者诊断为脑梗塞，根据疾病不同阶段中、西医的病理特征进行分期分时段分型诊断［3］。
4.1.2 病证施治的结合 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本身就体现了同病异治的原则。 根据临床具体情况（如病人、病种、诊疗条件、疗效分析等）按不同的思路，灵活采用中医辨证论治和（或）西医病因治疗，目的必须是提高临床疗效。
西医病因与中医辨证均清楚——辨证论治与病因治疗并举 。例如：肺炎球菌肺炎（痰热壅肺证），用麻杏石甘汤合千金苇茎汤（清热宣肺化痰）+西药抗生素治疗。
中医辨证清楚，西医病因未明或无特效疗法--辨证论治为主+对症治疗 。例如：胃癌晚期（痰瘀内结），用膈下逐瘀汤加减（活血行瘀，化痰软坚） +静脉营养/胃空肠吻合术或胃肠造口（对症+姑息性手术）；慢性肝炎（肝郁气滞），用柴胡疏肝散加减（疏肝理气）+胸腺素、强力新、水飞蓟宾（免疫调节， 保护肝细胞）等。
病因病理明确，目前辨证不典型——则以病因治疗为主+经验方或协定方。 例如：输尿管结石（X线检查发现结石，中医证候不典型），解痉、碎石/总攻疗法（消除病因）+排石汤、金钱草冲剂（利尿通淋验方）等。
病情好转，病因未除，一时无证可辨——则继续病因治疗+康复经验方调理。 例如：肺结核缓解期（原有证候基本消失），坚持全程正规抗结核治疗（彻底消除病因）+白及补肺丸/白及百部丸（扶正补虚杀虫）。
若有针对西医病症且通过临床与实验研究确实有效的专药专方，则直接辨西医之病，采用专药专方治疗 。 例如用蒲黄降血脂（治疗高脂血症），五味子降转氨酶（治慢性肝炎）。
4.1.3 其它方面的诊断及辨治
分阶段的病证治疗结合：疾病演变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抓住各阶段病证发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析中、西医方法在不同阶段治疗上的实际效果以及中西医药配合的疗效优势，灵活运用中、西医方法，彼此有机结合，以期取得最佳治疗效果。分阶段结合是中西医临床结合的重要诊疗思路，如肝硬化中西医结合治疗思路：肝功能代偿阶段，侧重中药益气活血调治+西医一般治疗；肝功能失代偿阶段，中西医积极配合，中医辨证论治+西医抗腹水治疗；晚期顽固腹水，腹穿放液+白蛋白输注+中药健脾益气，滋养肝肾；严重并发症（出血/肝性脑病），以西医方法为主抢救+中药急救方应用；险候缓解后，中西医方法继续调治。
中西医融贯的病证治疗结合：所谓“融贯结合”，就是中、西医理论相互渗透，中、西医方法彼此借鉴，两者融会贯通，有机结合，提高临床诊疗水平。从其概念可知，这是一种建立在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基础上的高水平结合，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提示中西医结合由初步、局部的结合，逐步积累向较高层次结合的方向发展。目前临床上的融贯结合有 3种不同的形式。①以中医学理论为主指导结合某些疾病西医诊疗有其薄弱环节或不足，以中医学理论为主指导结合，使疗效显著提高。例如根据中医学“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的理论原则，指导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采用通里攻下、扶正祛邪治法； 根据具体情况兼以清热解毒、理气开郁、活血化瘀等法，可分别针对急腹症的若干主要病理过程产生良好疗效，不仅明显地降低手术率，而且更有利于患者的整体康复，促进病情好转。②中西医理论互用，共同指导结合针对中、西医理论方法临床运用时各具优势和不足，在各自的医学理论指导下，中、西医方法互用，优势互补；或从不同角度配合治疗，发挥协同作用提高临床疗效。例如抗癌治疗时，用西医放射治疗或化学治疗方法消除局部肿瘤病灶，并追剿转移灶癌细胞；用中医扶正固本方法调动患者机体整体自稳机制，减轻西医治疗给机体组织细胞造成的损伤，并兼有祛邪抑癌的作用。③把中医现代研究或中西医结合应用研究已取得的成果直接运用于临床通过中医治则治法的现代研究，在认识到传统治法的具体作用环节、主要药物和作用机制之后，即可使中医方药新用、新药专用或与现代诊疗技术结合发挥中药最大的疗效，达到中西合璧提高疗效的目的。例如用活血化淤方药解除心绞痛，促进心肌梗塞的恢复；活血化淤方药还具有抑制免疫损伤、调节免疫水平和代谢过程的作用。通过对治疗慢性白血病的经验方当归芦荟丸效方原理研究和有效药物筛选，将其中的有效中药青黛的有效成分分离提取研 制出靛玉红，用于治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不仅其抗慢粒的效果可与白消安（马利兰）相同，而没有其细胞毒性和抑制骨髓的毒副作用。
4.2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所谓微观辨证，即是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于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和辨别证。
亚健康状态，西医认为“无病可认”，够不上任何疾病的诊断标准， 往往给予“神经官能症”或“××系统功能紊乱”的诊断。但中医认为却是“有证可辨”，也“有药可治”。以上是指虚证而言，实证则不一定是疾病与健康之间的空白，而是机体的种种反应状态，西医对这种反应状态不曾予以理会，中医则同样“有证可辨，有药可治”。微观辨证将揭示许多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通过宏观辨证就能发现人体隐潜性变化，例如见到肾阳虚外貌就可预测到下丘脑的衰老钟调节功能已提前衰退。可以说是“宏观辨证通过微观指标可以发现隐潜病变， 从而弥补了辨病的不足”。
宏观辨证不足之处，在于人体内在病变，不一定都会在外表显露出来，也就是尚未“形见于外”出现典型的证。“证”的症状有时全部显露，有时会部分表现而不易辨识，有时还潜伏着，要到一定阶段才表现出来。例如支气管哮喘，从明、清以来的治疗理论一般都是“发时治肺，未发治肾”，说明传统中医通过方药测证，已预见到补肾将对哮喘可起到预防发作的作用，近人对哮喘患者的内分泌研究中，发现患者即使无肾虚的临床表现，也有类似于肾阳虚证的隐潜性变化——肾上腺皮质功能偏低。西医学长于识“病”，中医学长于“辨证”，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在治病的认识和实践上确是各有所长，我国广泛的从宏观上采取辨病与辨证的结合，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深入，以及引进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对中医“证”本质的研究，越来越感到病与证的结合必须从深入的“微观”层次上，才能找到结合点。在具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中，并不应以微观辨证取代宏观辨证，而是弥补宏观辨证用肉眼来观察事物方法之不足，因此也是为发展宏观辨证，提高宏观辨证的水平，将微观辨证和宏观辨证有机地结合。结合得好，必然会把识病治病的水平提高一大步，有时也可能有不一致的表现，这就要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所取舍。微观辨证，是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一次飞跃和突破。
4.3 功能辨证与形态辨证相结合 功能辨证是指以中医生理功能为依据的临床症状辨证；形态辨证是指以西医解剖结合改变为依据的病理结构改变。两者结合就是将中医传统的辨证方法与西医病理形态变化结合起来认识疾病和提出诊断。例如在中医辨证诊断基础上，把诸如甲状腺肿大、关节变形、肌肉萎缩等也可包括在内，其目的是逐步使中医学与现代人体形态学接近。
4.4 病证舍从西医治病与中医治证各有其“理”，各有所据。在一般情况下，两者可以并行不悖，相济为用。若两者在治疗理论上发生矛盾，医理有悖时，则只能依据临证当时的具体情况，舍弃次要方面，而依从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称为病证舍从。
4.4.1 舍病从证 如肝硬化胃底与食管下段静脉曲张、溃疡病所致的上消化道出血在肠道内积聚，按西医的一般原则，不主张使用泻下方法消除陈血。因为按西医理论，泻法增加胃肠蠕动，可能导致新的出血。但中医辨证认为呕血为胃火上逆迫血妄行，黑便是瘀血内留，淤血不除，胃热不减，出血难止。据此认为应舍病从证，急宜逐淤止血，选用生大黄为主的止血不留瘀为方药，不仅可以排除肠内积血，使隐血试验转阴，而且可迅速达到有效止血的目的。
4.4.2 舍证从病 如免疫性抗体增高的孕妇在分娩后常发生新生儿溶血症导致新生儿死亡。按中医辨证理论，活血化瘀药可以堕胎，故孕期严格禁忌使用活血化淤药。但中药现代研究证实活血化淤药物能抑制免疫性抗体，据此则舍弃中医辨证理论，依从新生儿免疫性溶血症的治疗原理，自孕期4个月开始，持续服用益母草、当归、川芎、广木香等活血化淤药物直至分娩，使孕妇体内免疫抗体下降，明显降低新生儿溶血的发病率。
4.5 中医临床思维在诊疗实践中创新在中医临证过程中，继承并非最终目的，不能为了继承而在中医理论框架内驻足不前，尤其是在中西医都在发展，彼此临床视野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更要有突破传统、逼近真理的临床创新思维。
4.5.1 中医辨病应吸收现代先进的理化检查方法，延长拓宽自己的诊断视野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病存在骨髓造血干细胞生血障碍，根据中医“肾主骨生髓”的理 论，使用补肾药治疗；急性肝炎有急性传染的特点可与中医的“疫毒”相类，病位在肝，故治疗时不仅限于传统方法采用疏肝柔肝，而且兼以使用清热解毒之法。
4.5.2 对以西医诊断的疾病，按中医理论探索新的病因病机和传变规律 如对乙型肝炎不一定按传统认识“黄疸”“胁痛”分湿热熏蒸、肝郁气滞、肝阴亏损等 证型辨治。可从湿热邪毒袭肝、病情迁延反复难愈、久病人络成瘀的慢性肝炎临床特点，提出慢性乙型肝炎的病因当责之于毒、痰、淤，病机为邪毒袭肝，肝脾失 调，继而痰淤留滞，三者相互滋生，搏结为患，从而确立解毒、化痰、消淤作用治慢肝的新治法。
4.5.3 诊断疗效判定标准的制定，应在保持中医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借鉴西医之长 如《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的制定，可参照西医《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来辨析脑梗塞、脑出血等脑血管病，并对 卒中（中风）分期标准、疗效判定标准互为参照补充，深化中医对“卒中”的认识。
5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法［2］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法必然依据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维方式而确定，即体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基本思路。亦服务于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总体目标：在继承中医整体、宏观、动态性的思维优势，吸取中医注重观察、比较、类比、分类、调查等方法的精华，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解决临床医学的重大诊疗问题，揭示“病”与“证”的发生、发展规律和内在统一的客观基础，促进现代生命科学理论的发展。
5.1 临床流行病学方法临床流行病学(Clinical epidemiology)是采用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并吸取运筹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临床医学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DME(Dsign，设计；Measurement，衡量；Evaluation，评价)是临床流行病学的核心内容和方法。近年来，应用DME方法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已逐渐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病证结合研究，新药临床试验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5.2 循证医学方法
循证医学指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强调从系统研究中获取依据，以使研究结论建立在具有说服力的、充足的证据基础上，从而使在个人经验及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诊疗手段、方法更具有效性和安全性。系统研究主要指有关疾病的诊断、预后、治疗、 康复和预防措施等方面的研究。循证医学亦重视临床实践中个人经验与从系统研究中获取的科学证据、结论相结合，以提高临床医生的诊疗水平，并认真、确切、合理的应用于临床决策中改善对人的诊疗结果。中西医结合临床既重视从临床中获取患者的信息对诊疗的指导作用，又注重科学系统的研究；既遵循疾病防治的科学 系统性原则，又遵循了个体化治疗的原则，体现了循证医学研究的基本思想。
5.3 数理统计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运用数理统计以及概率的原理，从数量上通过分析事物的部分(样本)，来推断事物整体(总体)特征和本质规律的方法。临床医学中存在大量的“软指标”，此外，中医学从整体功能的“司外揣内”的观察和推理模式，更迫切需要甚至是较复杂的数理统计方法对研究中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
5.4 计算机科学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相关应用软件的开发，计算机在我国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医药卫生各领域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医计量诊断模 式、专家模拟系统、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生物电信息的处理和中医药信息处理与传播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中医辨证论治的标准化和客观化以 及中医药的学术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6 对中西医临床结合的几点看法［4］
6.1 重在融合“病”“病”与“证”概念的研究现代西医学的病名定义严谨，有较明确的病理生理理论，病理解剖系统的理论基础，临床表现演变过程及辅助检查等。而传统中医学所言及的病名较宏观，内容较广，缺乏特异性、针对性的客观指标。而传统医学的“证”是从客观角度阐述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特征性表现，缺乏特异性客观指标。应结合现代医学理论着重进行研究。
6.2 在研究四诊与现代检查的结合传统中医学的四诊诊察方法，凝集了二千多年以来历代医家的智慧和宝贵经验，较真实反应了疾病的病因病理和诊断方法，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对人体疾病微观的科学认识。而现代西医学重视对人体的微观研究，忽略了宏观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和人体自身的协调统一关系。如能汲取两者之长，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且能及时吸取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势必减低对疾病认识的盲目性，做出恰当的诊断处理，是祖国医学的发展。
6.3 重在制定统一的“病”与“证”诊断辨证标准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中医学及现代医学均受到挑战。若观点被别人认可，就必须言之有据，经得起重复验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统一的公认的标准来衡量。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更应该重视这一点，搞出切实可行的诊断辨证标准。
6.4 重在恰当使用治疗手段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是依据某位患者所患某种疾病的病理生理演变及临床表现，采取恰当中医和西医两大医疗体系好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以期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并不是把中医和西药同时应用于某人治疗某种疾病即为中西医治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着重认真加以研究，总结经验，以供别人及后人借鉴。
6.5 重在制定统一的、客观的、科学的疗效判定标准疗效的判定要有标准，而这一标准应具有统一、客观、科学、可操作性强等特点，为学术交流建立平台，供研究者选用。有了统一标准，才能得出相一致结果，才具可信性。为“肯定”或“否定”提供了依据。
6.6 重在选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和科学的评价手段传统的中医药学凝聚着历代医家的智慧和宝贵经验，是来源于临床实践之经验，故有“经验医学”之称。缺乏现代科技体系双盲、随机、对照、大样本多中心、统计学处理的基础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难以被广泛认可和接受。故在研究中应重视选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和科学的评价手段。拿出切实可信的结论以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季钟朴.中西医结合30年回顾与展望［J］.中西医结合杂志，1988，8（2）：1.
［2］ 王 伟，陈可冀.中西医结合临床的思路与方法［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0，20（2）：136.
【关键词】 中医药；西医药；高血压；治疗方法
高血压病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水平提高，运动不足，老龄人口增加，我国高血压病患者人数已超过两亿。高血压病是临床常见病，是脑、心脏、肾脏疾病发病以及致残和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发病率高，危害性大，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目前治疗高血压病主要以药物为主，单纯运用中西药物治疗本病各有其优势和局限性，而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病，能较好地控制血压、改善临床症状及治疗并发症[1]。同时，中药、西药还可以优势互补，减毒增效。
1 中医学对高血压病的认识、诊治和存在不足
在中医学中，没有原发性高血压这一病名，但是，由于高血压病患者多存在头晕、头痛的症状，所以中医学将其列为“眩晕”“头痛”[2]。造成眩晕、头痛的原因可分为外感与内伤。本病主要在心、肝、脾、肾，诸脏邪实主要表现在湿浊、痰浊与血瘀。其病位在脑，与心、肝、脾、肾密切相关；其病机在虚（阴虚、气虚）、火（肝火、心火）、风（肝风）、痰（风痰、湿痰）、气（气逆）、血（血瘀）。发病机理多为复杂。
中医理论根据其发病机理的不同、临床症状的表现不同和发病的病因病机不同，将高血压病大致划分为肝阳上亢型、肾阴不足型、气血亏虚型等，针对不同的类型辨证施治，采用不同的配方对症治疗。例如肝阳上亢型用清肝泻火的方法治疗，阴虚阳亢型采用滋肾平肝的方法治疗等[3]。近年来，随着中医治疗高血压病研究的不断深入，中药在治疗高血压病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单味和成方在治疗高血压病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根据现代药理研究，在诸多中药中，影响钙通道的中药有当归、川芎、红花、赤芍、黄芩、丹参、前胡、肉桂、羌活、独活、三七等[4]；影响肾素、血管紧张素的中药当归、红花[5]，可抑制肾素活性；甘草、白芍、地黄、板蓝根、半夏、山楂、何首乌、牛膝、泽泻[6]等影响血管紧张素；利尿的中药有茯苓、泽泻、桑寄生、杜仲、山楂叶、防己、罗布麻、决明子[7]等。多数中药均具有降压作用，他们还分别具有镇静、补肾、利尿、降血糖、降血脂、抑制血小板凝聚、强心、扩张冠状血管和脑血管、增加冠脉血流量和脑血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增加氧供应以及抗心律失常等。
尽管有多种中药具有降压特性，但是，如果单一用中药治疗高血压病，比西药降压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①中药降压起效较慢，对于危急性高血压病患者救治效果欠佳；②中医辨证施治，对不同个体的高血压病患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③中药汤剂煎煮费时，气味难闻，若常年连续服药患者很难坚持。
2 西药对高血压病的治疗及副作用
在我国，西医临床使用的降压药主要有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钙拮抗剂（CCB）、β受体阻滞剂（BB）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等五大类，并已联合用药。这些降压药在治疗高血压病时作用靶点明确，降压作用较强，能迅速地控制血压。但几乎所有的降压西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副作用，若长期使用某种降压药，就会产生耐药性，只有不断增加剂量或定期反复变换其他西药，或者合并多种西药使用才能控制住血压。另外，还存在即使用药后血压已经降到正常，但患者的头晕、头痛等临床症状却得不到明显改善等问题。
3 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病可以优势互补、减毒增效
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病的过程中，仍以西药降压为主，中药降压为辅。西药重点是快速使血压降到正常值，与中药配合应用，可以减小西药用药的剂量，减轻西药所引起的毒副作用，还可以弥补中医对不同个体辨证施治所引起的局限性。中药主要是纠正和弥补西药在降压过程中产生的毒副作用，减轻高血压病患者的不良症状。中西医结合能产生协同作用，增加临床疗效，延缓原发性高血压出现靶器官（心、脑、肾）损害和发展，减少其并发症的发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能够使患者长期、稳定地服用一种中西药联合配方，消除用药过程中的耐药性，克服患者经常变换降压药的烦恼，以达到减毒增效的目的。
4 中药+利尿剂+BBC治疗多型原发性高血压的探讨
根据中药、西药在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病的不同特点及存在的副作用，笔者结合多年临床联合用药的经验，采用中药配方（天麻、龙胆、钩藤、丹参、地龙、桑寄生、黄芩、杜仲、白芍、罗布麻、泽泻、川芎、当归、生地黄、牛膝）共为散剂，临床称之为天麻平肝散，配合利尿剂+BBC治疗多型原发性高血压。对照组患者500例口服利尿剂双氢克尿噻片，每天1次25mg，硝苯地平片每天1次10g。治疗组（大部分为口服西药降压效果不理想者，或有明显副作用反应的患者）500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服用天麻平肝散每天每天1次，每次3克。观察组治疗3个月，结果对照组显效205例，有效212例，无效83例，总有效率83.4%，且有68例出现不同程度的水肿、恶心、干咳、面部潮红、肌无力等症状；治疗组显效475例，有效22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99.4%，且没有出现不良反应的现象，多数患者反映经过上述联合用药后，眩晕、头痛、烦躁、干咳、水肿、失眠、口干口苦等高血压的不良症状都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截至目前，采用上述联合用药的方法，已为4000多例不同类型的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建立了治疗病案，跟踪服务。患者最长的服药时间已达13年，血压水平非常稳定和正常，服药每天1次，非常方便，经济实惠。且用药量可随着血压水平稳定的情况，逐渐减少用药剂量，有的患者目前已达到间隔2d或间隔3～4d服用一次，仍然保持血压正常和稳定。此种方法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单一使用中药或西药。
在高血压病临床治疗中，正确开展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可达到中西医优势互补、减毒增效的作用，治疗效果也非常理想，使得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也会不断改善和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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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消化病学的进步,为促进中西医结合提供了发展的前提,中医现代化为推动中西医结合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因此,中西医结合必须充分利用现代消化病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再结合中医药的丰富临床实践,开拓创新,寻找结合点,探索突破口,才能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本文拟就以下几方面进行讨论,以供参考。
一、胃十二指肠溃疡病
本病是临床常见的主要疾病,一百多年来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和耗费大量的卫生资源,直至20世纪70年代H2受体拮抗剂问世,临床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发明者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质子泵抑制剂(PPI)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1983年幽门螺杆菌被发现,才揭开了这类疾病治疗的新纪元,在理论认识和临床治疗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随着抑酸剂的正确应用和HP的根除治疗,目前消化性溃疡的近期治愈率已达90%左右,远期复发率降至5%以下,但是尽管取得了这些显著的疗效,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仍有很多难点有待我们继续努力。
所以,今后除了继续跟踪现代医学的发展外,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主要有:
1.重点观察中药对HP阴性的消化性溃疡的疗效,主要探索中药对黏膜保护因素的作用以及溃疡愈合质量和随访远期复发率及治疗质量。
2.寻找对HP阳性的消化性溃疡的更为理想的根除方案以及克服耐药问题。中西药结合可能发挥优势进一步提高疗效,减少复发和耐药率,以及对西药治疗失败者实施补救治疗,尤其对HP顽固耐药菌株,更值得深入研究。
3.总结老年人溃疡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特点,老年人溃疡病有其用药特点,很多西药往往有副作用而受到限制,如选用铋剂会造成排便困难,老年人肝肾功能减退选用H2RA,会令其在血中半衰期延长,剂量要加以调整,尤其对肌酐清除率达50ml/分钟以下和严重肝功能不全者,更应注意新一代的H2RA并不显示比老一代制剂更为安全。
近有报道雷尼替丁和法莫替丁可引起严重的头痛综合征。服用Nifedipine者如同时服用法莫替丁,可加重对心肌收缩力的损害,特别对有充血性心衰患者,老年人常同时有慢性呼吸道疾病、高血压病、糖尿病等应注意用药禁忌。
选用PPI者常可引起老年人胃酸低下和菌群失调,加重消化不良症状。因此探讨中西医结合的副作用少、疗效高的老年溃疡病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对药物性Nsaids和应激性溃疡的治疗,中西医结合具有更大优势,可以进行深入探讨,但是当前关键在于加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科学性和创新性,进行严谨科研设计的大样本观察,从更高层次探讨最佳治疗方案,筛选出疗效可靠,重复性强的药物。
二、慢性胃炎
有关慢性胃炎,目前西医因无特殊有效疗法故而较少涉及疗效的研究,近10年来,中医却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观察,但由于慢性胃炎发病因素复杂,病情迁延多变,个体差异较大,更主要是临床疗效观察设计不易做到严谨,活检取材部位难于做到治疗前后一致,所以至今疗效的确定尚未得到国内统一认识。
但多数专家认为,坚持3～6个月的中药治疗,对临床症候的明显改善是肯定的,至于病理形态的改变一般认为急性炎症性病变范围相对较为弥漫,易于进行治疗前后对比,因此中药对消退急性炎症是较为确切的,对轻中度肠上皮化生也可能有逆转作用。
重度萎缩性病变和异型增生能否逆转尚有待进一步临床验证,因此按照循证医学的要求,大力开展萎缩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是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2002年、2008年曾2次在国内中华医学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对慢性胃炎的分类、诊断和治疗达成了共识意见,这无疑把人们对该病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尤其对该病的几个困扰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在胃镜检查时,几乎所观察到的胃黏膜都存在“红白相间”的表现,故有“胃镜所到之处无不炎”之说,显然,这有扩大“慢性胃炎”诊断界限之嫌,但胃镜所见,确实如此,而且“红白相间”与活检组织学验证有良好的相关性,故在旧的诊断标准中,已将此作为慢性胃炎的诊断标准。
在这次共识意见中,将胃镜下慢性胃炎分为浅表性(非萎缩性)和萎缩性两类。根据此诊断标准,可将单纯的红白相间而未见其它病变如糜烂、出血和黏膜粗糙不平等即诊断为“胃黏膜未见明显病变”的大致正常的胃黏膜,以区分有胃黏膜病变如糜烂和出血斑点的慢性胃炎。
虽然“红白相间”确表示活检的胃黏膜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对这只能看作是一种反应性炎症细胞浸润性改变,应有别于真正的慢性胃炎,正常胃黏膜固有膜内可有少量的淋巴浆细胞浸润,但上皮层不应有炎细胞浸润,这样便可以纠正“胃镜所到,无处不炎”的窘境。
2.井冈山共识意见中,提出了慢性胃炎的慢性炎症的评价是以炎症细胞在黏膜层的浸润深度进行分级,将炎症细胞浸润于黏膜浅层,不超过黏膜层的1/3者为轻度,达到黏膜层2/3者为中度,炎症细胞浸润全层黏膜者为重度。
但这个标准在实际使用中,有些局限,因为胃镜活检取材,常常不能包括黏膜全层,不能观察到黏膜肌层,同时活检组织块较小,细胞包埋和切片常无方向性,难于做到纵行切面,因此不易对病变的深浅作出正确的诊断。
在活检标本中,慢性胃炎的诊断标准应在上皮内观察到淋巴将细胞的浸润,根据固有膜内炎细胞量的多少再进一步分级,若上皮层内炎细胞聚集成团时,此时不论固有膜内炎性细胞量多少,均可判为“重症炎症”。
正常胃黏膜,无论腺上皮或固有膜内均不应有中性粒细胞的浸润,当固有膜内出现中性粒细胞时,可判断为“轻度活动性炎症”,一旦表面上皮或腺上皮层内出现中性粒细胞聚集,活动性炎症则在中度以上。
由此可见,从张亚历的研究表明,HP感染主要引起黏膜上皮细胞的炎症性破坏,只有腺上皮内出现炎细胞浸润的才能判为黏膜炎症,这样就为正常胃黏膜与炎症黏膜划分建立了区分界限。
这种炎症分类方法适应了内镜活检组织取材小,切片方向不易控制的特点,与临床胃镜下黏膜形态HP感染病变程度有良好的相关性。
以上这些观点,无疑对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胃炎的疗效评估中都有帮助,值得我们参考。
三、幽门螺杆菌感染(HP)
近年来随着HP现代医学研究进展,HP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也取得了初步可喜的成绩,一是初步阐明了HP感染与中医辨证分型的关系。
全国不少文献报道都提出HP感染所致的急性活动性炎症和溃疡的患者中医辨证多为脾胃湿热证,或脾胃虚热证;而病程日久,年老体衰的慢性萎缩性胃炎伴有胃癌前病变如异型增生、重度肠化的患者,中医辨证多属脾胃虚寒或脾虚血瘀,血瘀越重,癌前病变可能越重。
慢性浅表――萎缩性胃炎伴有急性活动性炎症病变的患者,中医辨证多属肝郁脾虚兼夹湿热;一般而言,HP感染患者初起时热证多于寒证,实证多于虚证,脾胃湿热证>脾胃虚热>肝郁脾虚证>脾胃虚寒证。湿热证越重,HP感染的频率和程度越重。
二是根据多数文献报道,单纯应用中药治疗,HP的根除率约为70%左右,明显低于西药的新三联疗法,中药+西药的铋剂三联疗法或PPI三联疗法,则HP根除率可提高到90%左右或以上。
联用中药的特点是:进一步提高了疗效;副作用轻微或减少某些抗生素的副作用;胃内病变如溃疡愈合质量较好或活动性炎症消退快。
三是中药对HP的实验研究:前些年较多进行体外抑菌试验,筛选出不少(约200多味)单味中药或复方有抑菌作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以清热解毒药,抑菌作用最强,但由于中药剂型提炼不纯,干扰因素较多,未采用血清药效学方法,尚待进一步验证。
近年来开展了HP感染相关性动物模型的实验研究,筛选出一些疗效较为确切的复方,如灭HP煎剂、四黄调胃汤等。
今后在HP感染方面,中西医结合发展的方向可提出以下几点商榷:
1.对HP感染的治疗,抗生素的应用日益广泛,随之而来的耐药性问题逐步增强,基于HP基因组而筛选出对HP有高度敏感性的药物可能尚待时日。中西药物的结合应用可能有助于减少或延缓耐药性的产生,对一些多次应用三联疗法甚或四联疗法仍达不到根除的HP感染者,也是中西医结合值得探索的一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中西药物的结合应用可能起多途径、多层次和多靶点作用于HP感染及其引起的病变的效应。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HP经多次治疗未达到根除的病人,结合应用中西药后不仅临床症候改善快,病变修复好和副作用减轻,而且根除率也有所提高。
这说明中药具有综合的整体调节作用,显示其药效不是单一的,因此我们现在评估HP的疗效时,是否不宜单纯从根除率这一点上考虑,还要包括生活质量和远期随访等,这样可能会更全面些,也更反映了中医治疗的特色。
3.我很赞赏北大胡茯莲、第一军医大学张万岱教授的提议,HP的研究协作是今后该领域的重要的发展模式和前进动力,未来医学实践的依据不再是个别医生的经验,也不是小样本的研究结果所能决定,而是依据循证医学的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协作研究。
我们专业委员会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因此我们将把认真组织好该领域内的中西药结合的协作研究作为这次会议的重点之一,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4.在我国HP感染看来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其感染率之高,可谓是居各种传染病之最,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和耗费医药资源之严重亦堪列为各类疾病之前茅,尤其近年来临床上所应用的各种三联疗法,虽然有较高的疗效,但其耐药性却不断增加。
因此,在这样一个关乎千百万人民健康的问题面前,我们中西医结合研究能做什么工作,很值得我们深思,如何摆正我们的位置,尽到我们的责任,希望大家展开一些讨论。
四、胃肠功能性疾病
按照罗马II及III诊断标准,这是指一大组有消化道症状但缺乏器质性疾病证据,或不能解释其症状的病证。这类疾病常有动力和感觉的异常,其发病和生物―心理―社会等因素有关,和脑肠轴调节障碍有关,各类胃肠功能性病症之间常有重叠现象。
依据一组亚太地区951例胃肠功能性疾病患者的统计资料,其中66.5%的病例至少有两组或以上的重叠,如FD和IBS的并存。胃肠功能性疾病和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相比较而言,两者虽均属于神经胃肠病学,但后者侧重于有动力异常的证据,且无需规定病程,可有形态学和病理学的改变。
如肠神经、平滑肌的变性和退化等。动力障碍性疾病的研究方法也有进展,由于测压方法不能记录到胃非腔关闭性收缩,需用超声、核素闪烁、核磁共振等技术才能观察到餐后精细的非腔关闭性胃体和胃窦的收缩。
胃电图能记录胃肌电活动,反映胃收缩的强弱,同时和消化不良症状有关,饮水试验结合超声检查可对近端胃进行功能检查,三维超声技术为研究近端胃的功能提供了一种无创、符合生理和更精确的方法,超声多普勒可以检查胃幽门十二指肠的协调功能。
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大多数研究证实其病理生理障碍有一半以上为胃排空延缓,同时可能有胃内食物分布异常和胃感觉功能过敏的紊乱。
饮水试验结合超声检查不仅在健康人中具有重复性,而且可用于评价胃动力障碍情况,有助于进一步了解FD的发病机制。
根据罗马Ⅱ标准,将FD定义为位于上腹正中的疼痛或不适,认为左或右的上腹症状与FD无明显相关性,严重而持续的烧心和打呃亦被排除在外,后者多归因于胃食管反流病。
上腹正中症状可持续或阵发,与进餐及排便无关,但要求症状发生时间一年内在12周以上。目前看来,经过国内外多年来的研究表明,FD的病因病机比较复杂,不是单因素所致,可能是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现在临床上FD的热点问题之一是FD与HP感染的关系,究竟HP是否为FD的一个发病因素?HP阳性的FD是否需要治疗?尽管目前有两种不同意见,2009年8月在北京刚召开过的全国HP研讨会上即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个人是赞成正方的意见,因为在我多年的临床经验中,若遇到症状严重且经较长治疗而效果不显的HP阳性的FD,加上根除HP的三联疗法,70%左右的患者可得到病情的明显缓解,因此我认为根除HP对FD是有益的。我愿提出这个问题供我们中西医结合的同道们共同探讨。
众所公认,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FD显然是有优势的,不仅改善症状快,而且疗效较稳定,有综合整体调节或双向效应,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积极认真地组织一个FD多中心的随机分组对照的中西医结合的疗效观察的协作研究。
我们倡议有志于中西医结合的仁人志士踊跃参加到这个协作组中来,这件事不仅是适应中西医结合事业的需要,为人民健康做些有益的工作,而且对学科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临床实用价值。
胃肠功能性疾病除FD外,主要还有胃食管反流病(GERD)及肠易激综合症(IBS)。GERD是一个今后中西医结合消化领域内值得重视的疾病,一是其发病率高,人群GER症状发病率为8.97%,GERD的发病率为5.77%,反流性食管炎(RE)发病率为1.9%,与西方国家比较大致相同。
二是其疗效不够理想,GERD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疾病,近期控制率可以较高,但很少有自然痊愈,确有发展为Barret食管和食管癌的风险,5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尤其是多数GRED患者在停止治疗后的一年内复发,因此维持治疗是必要的。
许国铭报告应用奥美拉唑对难治性食管炎患者治疗6～16个月,持续内镜下愈合达89%,在临床上我曾遇到10多位RE病人,终年离不开PPI制剂,是否可称为PPI依赖性的GERD,后在中药6个月的调理下,才逐渐撤掉。
长期应用PPI不仅副作用大,而且费用也难以负担。因此,我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此大有可为,应用中药或许有助于撤减PPI,也可以达到维持治疗的目的。
IBS的治疗是消化临床上的一个难题,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尚未见有确切疗效的系统报告,目前尚难加以评述,中医药治疗IBS虽有较好的疗效,但尚未总结规范性的治疗方法,不过这是一个中西医结合十分值得探索的领域。
五、炎症性肠病
该病是消化临床的常见疾病,一般认为主要包括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等。当然也应把一些少见的结肠炎症性疾病如嗜酸细胞性结肠炎、慢性黏膜脱垂和门脉高压性肠病等归属在内。
临床上我们常常遇见一些含义不清的诊断名称如“慢性结肠炎”,其实“结肠炎”是一个病理性的诊断概念,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临床疾病,可能是介于溃疡性结肠炎和肠易激综合征之间的一种疾病状态,可由多种病因引起。
有些长期或间歇发作性的腹泻患者,其结肠黏膜仅呈轻度正常炎性细胞浸润,固有膜中不具有真正的中性粒细胞浸润,难以作出“结肠炎”的诊断。但却具有肠道功能性紊乱的表现。
其实,炎症性肠病的实质,不管是溃疡性结肠炎还是克罗恩氏病,固有膜中的中性粒细胞浸润可认为是病理学炎症的可靠的客观性标志,是急性炎症时的主要细胞,也持续存在于慢性炎症中。
在急性炎症时(病程第1～2周),中性粒细胞主要在固有膜上层保持聚集状并且也可混杂在浆细胞、淋巴细胞与嗜酸性粒细胞中。
至慢性炎症阶段(病程3～4周或更长)以浆细胞为主的混合性炎症细胞浸润向固有膜深层浸润扩散,并长期持续下去。随后也可发生隐窝破坏(包括隐窝脓肿、溃疡),上皮反应性增生,血管纹模糊、黏膜皱褶和结肠袋形消失等。
因此在作出炎症性肠病的诊断中,临床诊断与结肠镜检查必须紧密配合,结肠镜检中,肉眼观察和病理活检也要联合应用,否则难以作出确切的诊断。内镜检查时肉眼观察的可疑病变不作活检,可能误诊了炎症性肠病的诊断。
病理活检时若不作多点取材,或对活检组织观察不细,仅作出“慢性结肠炎”或“非特异性结肠炎”的诊断,则既不能反映炎症的类型和程度,也不能区别炎症细胞浸润的状态,对临床诊断意义不大。
故而一般在无凝血障碍或其他禁忌的情况下,对慢性腹泻或脓血便的患者建议应行常规内镜检查和活检,诊断应建立在临床和病理相结合的基础上,肉眼观察和病理活检相互参照,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
目前炎症性肠病的免疫学发病机制与遗传易感基因(MOD2,16号染色体上)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在临床治疗上虽有一些新药出现,如5-ASA制剂包括前体药物,控释和缓释制剂,口服后在近端小肠不被吸收,能达远端小肠和结肠处发挥药效,以达到治疗作用。
如爱迪沙(Etiasa)控释型、颇得斯安(Pentasa)缓释型(用半通透性乙基纤维膜包被5-AS)、奥沙拉嗪和巴柳氮等,但疗效并无显著提高。我们若是总结多年来溃疡性结肠炎的演变过程,或许就可以展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该病传统上依赖于水杨酸偶氮磺胺吡啶、氨基水杨酸和皮质甾类作为治疗的基础。对类固醇难治、依赖和耐受不良的病人则采用环孢霉素作短期治疗,6-巯基嘌呤或硫唑嘌呤作长期治疗。
下一个发展方向可能包括涉及免疫反应的多靶向治疗新药,例如阻断肿瘤坏死因子产生或作用的药物引起很大关注。目前正在研究中的治疗方法包括白介素、干扰素、T细胞选择性抗体、涉及细胞传输和信号传递、黏膜愈合或生长因子以及新的类固醇药物。
其他治疗包括probiotics、肝素和抗胃溃疡治疗的药物也正在挑战我们对溃疡性结肠炎发病机制的认识,并可能对未来的治疗提供新的见解。
中西医结合治疗炎症性肠病主要是本着辨证论治的原则,辨病与辨证、治本与治标、全身治疗与局部治疗相结合,进行整体调节而灵活应用。
根据吴清明的一个综合评估,对60余篇报道进行荟萃分析,在中药治疗的654例患者中,临床治愈率为53.4%,显效26.1%,总有效率为96.5%。同时,统计30余篇西药对照组的疗效,临床治愈率为42%,显效率为30%,总有效率为85%。中药的疗效稍优于西药,但可能无显著性差异,可能显示中药较之有一定的特色。
近年来有人报道鱼腥草治疗可能疗效更好。中药治疗的另一个优势是中药内服加局部灌肠,两者合用可起到标本兼顾的作用,内服中药可用辨证施治,而灌肠药多采用清热解毒、收敛、托腐、生肌等药。这种治法日益受到临床关注,值得深入研究。
我个人认为,我们在临床上若能结合中药的药理学研究,可从结肠的黏膜炎症变化来辨证应用中药,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选用健脾益气补肾中药,调整免疫功能,从根本上消除本病发生的内在因素;
以活血祛瘀药改善或消除黏膜、黏膜下层血管扩张、充血、水肿,减低血管通透性,有利于炎症的减轻或消退;选用清热解毒药消除肠黏膜炎症、排除脓液;选用收敛涩肠药,有利黏膜溃疡愈合。结合使用柳氮磺胺嘧啶,清除氧自由基,抑制肠黏膜血脂肪酸氧化,降低肠上皮通透性以减轻肠道炎症,这样,可能进一步提高疗效。
六、慢性乙型肝炎及肝纤维化
从中西医结合角度来看,目前主要涉及慢性乙型肝炎和肝纤维化、肝硬化等方面的治疗问题。有关慢性乙型肝炎,因为它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肝病,在我国有3千万现症病人,每年死于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疾病者有30万人左右,因此多年来一直是医务界面临的一个严峻任务。
慢性乙型肝炎(CHB)治疗的主要目标是清除或持续抑制乙型肝炎病毒(HBV),减少HBV致病力和传染性,进而阻止或减轻肝脏的炎症坏死;
近期目标是减轻肝炎活动性,防止发生肝功能失代偿。
在治疗结束时或治疗结束后6～12个月为出现HbeAg/抗Hbe血清转换和/或HBV-DNA阴转或降至测不出的水平,伴ALT降至正常范围;长期目标是防止ALT波动,防止发展为肝硬化或/和肝细胞癌、肝衰竭,最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近十多年来,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取得了重大进展,抗病毒和抗肝纤维化治疗被认为是本病治疗的两大关键,但不论在哪方面都遇到了不少困难。在抗病毒方面主要有以下问题:
1.关于华人病例,α-干扰素应用价值,尚无一致看法,甚至越来越值得怀疑。远期疗效不理想,对肝硬化的进展和肝癌的发生无阻抑作用。
2.拉米夫定是当前一个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但尚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停药后HBV-DNA往往很快反跳,用药半年以上者约有40%左右发生HBV、YMDD等变异,呈现耐药性。
停药后约有7%或更多的病例发生所谓拉米夫定撤停后肝炎(Lamivudine With dranal Hepatidis),可能是自发性发生,也可能是免疫功能反跳的结果。
3.即是HBeAg和HBsAg血清转阴,仍可存在HBV持续隐性感染。
急性乙型肝炎恢复期HbsAg转阴者中,有55%左右的患者血清中长期存在HBV-DNA,其原因可能是病毒变异。例如HBV、XORF突变,前S序列突变,抗原隐藏于HbsAg复合物中,病毒整合入肝组织中,外源性因素如酒精和丙肝等干扰HBV抗原的表达。隐藏性HBV感染与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有关。
因此HbsAg阴性,作为病毒“根除”的证据不全面。HbsAg血清转换作为达到清除病毒的目的也不一定可靠。因为在清除以前,可能已有数十年感染史,病毒已整合肝细胞内,其肝内病变与HBV本身关系不大。
4.对转氨酶正常的慢性乙肝感染,目前尚缺乏公认的治疗。
即所谓转氨酶正常的无症状“携带者”,现有的抗病毒治疗无明显疗效,一般不进行抗病毒治疗,胆肝功能正常不一定肝正常。肝内病变隐袭进行,可能已发生肝硬化或肝癌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亟待临床迫切解决。
我们学会组织的全国肝病研究协作组,曾在广东廉江市对452例慢性HBV感染患者进行肝活检,结果表明,全部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炎症坏死存在,HbeAg阴性病例肝纤维化分级重于HbeAg阳性病例,因此单纯依靠ALT判断感疾病活动性是不够的,应将肝活检作为判断肝病活动性和抗病毒治疗的根据。
在当前,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其出路何在?我们学会今年在广东廉江市召开了一次肝病诊断和治疗进展研讨会,在会议上提出了如下一些共识意见:
(1)正确使用抗病毒药物
α-干扰素能抑制自HBVCCCDNA至mRNA的转录,拉米夫定抑制从mRNA的逆转录,从而抑制HBV的复制,但两者均不能直接清除HBVcccDNA,因此使用这两种药物均应遵循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原则。
(2)实施联合抗病毒治疗
包括:①抗病毒药物之间的联合,拉米呋定、干扰素、法昔洛韦、更昔洛韦的各种联合;②抗病毒药与免疫调节剂之间的联合。
(3)强化肝内HBV免疫清除机制,HBVcccDNA是HBV不断复制的根源,清除细胞内HBVcccDNA,有两种途径:溶细胞性和非溶细胞性机制,以后者为主,且后者对前者有放大作用。非溶细胞性清除HBV主要依赖于:A.肝内非特异性免疫细胞,包括NK细胞、表达NK细胞的T细胞即NK-T细胞;B.以及细胞因子,主要为γ干扰素和α肿瘤坏死因子(TNFα)。
HBV慢性持续性感染状态,是被感染者免疫系统对病毒的特异性耐受所造成,在此有两方面因素,一是机体对HBV识别、加工和递呈环节存在障碍;二是病毒感染使宿主细胞免疫信息传递发生障碍;或病毒变异,使得免疫攻击效应减弱甚至丧失。因此,强化细胞免疫应答,可能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另一出路。
(4)抗肝纤维化是治疗乙型肝炎的重要环节
慢性乙型肝炎治疗的最终目的是阻抑肝硬化、肝癌和肝衰竭的发生,而肝硬化往往是后两者发生的基础,阻抑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可预防或改善肝硬化。西药方面,α-干扰素和拉米呋定在抗病毒取得疗效的同时,也有一定的抗纤维化作用,但除此以外,尚未有专用于临床的抗纤维化药物。
(5)大力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现在看来,“没有哪一种疾病比慢性乙型肝炎更值得尝试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这是徐克成教授根据国内外治疗乙型肝炎现状和总结多年来临床治疗实践而得出的一个治疗学观点。我十分赞赏和支持这个观点,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或正在取得瞩目的成就。
1.联合应用西药抗病毒药和中药有效复方或单药,协同加强抗病毒作用。一般认为中药本身虽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但明显弱于西药,因此联合应用两者可以发挥协同增效作用。我们近年来积极组织和推动拉米夫定和中药的联合应用,例如拉米夫定和乙肝清热冲剂或苦参素的联合,达到优势互补协同增效的目的。
2.发挥中药抗肝纤维化的独特优势,多年来已经临床和实验研究证实的抗肝纤维化有效复方,如861、鳖甲软肝片和强肝胶囊等。确有良好的疗效,都经过治疗前后肝穿病理活检的验证,并部分阐明了其疗效机制。
参加我学会肝病研究协作组的广东省廉江市人民医院对强肝胶囊的疗效比较深入而严谨的临床观察。他们自1999年11月应用强肝胶囊治疗慢性乙肝病人63例,全部病例治疗前后均进行肝穿活检病理学检查。
所有病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45例,给予强肝胶囊6个月以上,其中8例服用12个月,3例服用18个月;对照组18例,给予安慰剂。结果显示治疗组治疗后血清透明质酸、Ⅳ型胶原和层黏蛋白均明显降低(P0.05),治疗组肝组织血验证改善的总有效率为82.6%(P
上述资料表明强肝胶囊在逆转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和减轻肝内炎症病变方面有较显著的疗效。
表 治疗前后肝病理学分期、分级
总的来看,中医药治疗肝纤维化虽取得了很大进展,证实了药物的疗效与广阔的发展远景,看来其药效是多途径、多层次和多靶点的综合作用,与西药比较,确有其优势和特色,但是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入,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
A.目前市场上已批准的新药已不少,但真正经过多中心交叉验证,并得到公认的新药却屈指可数,彼此各自渲染,很少交流,缺乏相互比较和评估,究竟各自的临床特点是什么?各有何优势?
B.中药抗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可算得比较深入,应用了不少现代医学理论和先进指标,但药物作用的主要环节和关键部位在那里?不宜孤立和静止地观察其作用机理,而应该动态的,全面的分析,找出真正的作用靶点。
C.以临床为重点,以疗效为中心,按照循证医学的要求,同心协力,真正推出1～2个抗纤维化的,经得起重复的新药来,必须组织全国性的联合协作,出于公心,以证据来说话,进行多中心交叉验证,拿出过硬的东西。
专家简介:危北海,国家级中医专家,研究员,主任医师。曾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北京分会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主编,北京中医杂志副主编。现为国家级第二、三批老中医学术继承者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危老1961年被评为北京市和全国群英会特邀代表、北京市劳模。先后参加和承担国家科委“七五”至“九五”等科技攻关项目及北京市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先后获得卫生部、北京市科委和北京市卫生局的科技成果奖24项。
危老从事中医和科研工作已近五十年。在临床实践中主要从事脾胃病、肝胆病、老年病的医疗诊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治疗疾病上具有较高的临床疗效,广得患者赞誉,在中医界具有较高的威望。发表了学术论述120余篇,代表性学术专著有《中医脾胃学说应用研究》和《中西医结合消化病学》。有关临床经验已编入《大医精诚》、《北京名老中医临床经验集》。
关键词：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糖皮质激素；中西医结合
【中图分类号】R562.2+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8-0107-01
咳嗽变异性哮喘(Cough variant asthma，CVA)是指以慢性咳嗽为主要或唯一临床表现的一种特殊类型哮喘。在哮喘发病的前期，因为其唯一的特征只是单纯咳嗽，故十分容易与支气管炎混淆，成为临床误诊较多的病例之一。不过咳嗽性变异性哮喘虽然与支气管炎在临床诊断难以辨别，但是它的病理反应特征是明确的，就是由咳嗽变异来的哮喘也是典型的哮喘病理，也是气管炎症和高反应性的特征，其治疗原则同哮喘。近年来咳嗽变异性哮喘发病率不断提高，尤其是小儿，已成为高发人群，并且该病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不易治愈，给患儿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心理负担。本文通过对52例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获得较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观察资料：将2010年2月—2011年6月在我院就诊的52例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按照随机分组的原则采用就诊编号单双号分隔的办法将他们分为两组。实验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对照组单纯采用传统的激素吸入治疗的方法进行治疗。在两组病人中，年龄分布为3—14岁，平均年龄为8.2±2.7岁，病程时间分布为4—20个月，平均值为13.4±2.1个月。病人既往史资料表明52例病患中家族曾出现过过敏病例者21例，其本人曾出现过敏史者23例，其中春季花粉过敏者4例，吃海鲜过敏者3例，药物过敏者2例，其它不明原因过敏者12例。过敏病例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分布和其它可能影响该次观察的因素在两组的分布没有人为干预过程，不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两组实验数据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方法：参照《中国儿童哮喘防治常规(试行)》[1]对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标准，我们确定列入本次实验的标准为：①持续1个月以上的阵发性咳嗽，不伴有呼吸困难和喘息，②支气管激发试验结果为阳性，肺功能检查时一般正常；③在双肺听诊时听不到哮呜音；④在实验性治疗中使用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者。另外也考虑患儿的过敏性病史和家族性过敏性史和实验室检查中血清IgE、血中的嗜酸粒细胞的变化。通过以上标准的筛选，确定参与该次治疗的52例患儿均为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符合实验要求。
1.3 治疗方法：
1.3.1 对照组治疗方法：采用糖皮质激素吸入的方法进行治疗，具体为二丙酸培氯米松气雾剂先小量吸入，一天吸两次，每次喷一下，待症状改善后剂量减半，至症状逐渐平稳后再减量。停药的标准为病情获得控制基本症状消失，整体疗程为半年。
1.3.2 实验组治疗方法：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医对哮喘的认识，加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具体加用药物为：肺脾气虚型药用黄芪、白术、茯苓、山药、陈皮、百部、生姜、大枣、神曲、谷芽各10g，五味子3g；阴虚内热型治以养阴润肺药用沙参、玄参、麦冬、知母、玉竹、生地黄、桔梗、天花粉、银柴胡各10g，甘草6g，五味子3g，1剂／日，水煎服，服用3个
月，后将上药配成丸药，重10g／丸，2～5岁，每次半丸，6～8岁，1丸／次，2次／日口服，再服用3个月[2]，总体疗程也为6个月。
1.4 结果判断参考[3]：痊愈标准为停药至今未曾出现反复；好转标准为停药后症状基本消失，随访至今偶尔天寒和其它原因可出现类似哮喘症状但环境好转后即自愈；无效为停药后无症状，但不久无明显诱因下可复发，并且需要治疗。
2 治疗结果
在对照组中，8例痊愈，9例好转，9例无效，总有效率（痊愈和好转总和占比）为65.38%；在实验组中痊愈病例数为13例，好转8例，无效5例，总有效率为80.76%。两组数据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差异，P
3 讨论
在我国传统医学中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名称，大多根据其临床表现将其归纳为咳、风寒一类疾病。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中医中药对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治疗也没有确定的方法，对这一特定疾病还是处于探索阶段。不过按照中医辨证的方法和其它类似疾病的探究，目前中医学者在探索过程中也整理归纳出一些对此病的看法。结合作者本人在临床的治疗体会和其它各家说法，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可以是由六邪中任意一种引起，但尤以风寒为多。小儿体质本来就弱，固本护卫功能尚不完善，在春冬季时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容易引起小儿咳嗽，成为变异性哮喘的诱因。并且小儿肺卫功能不完善不仅仅可以导致风寒型咳嗽，还可因为肝的气血不足，肝气郁结导致的气机升降失常而致咳并逐步发展为慢性疾病，也可因为脾肾虚弱而致咳。根据五脏辩证的特点，目前可以把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分为单纯肺虚、肺脾两虚、肺肾两虚等类型，并且其治疗原则也是根据辩证结果对症施药进行治疗。
在西医的角度，小儿咳嗽所致的哮喘属I型超敏反应性疾病。当个体接触过敏原后可诱导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脱颗粒，使之释放前列腺素、组胺和白三烯等活性介质，引发支气管痉挛和肺通气障碍，诱发哮喘，并且可伴随咳嗽、喘息、呼吸困难、胸闷、咳痰等症状，与支气管炎症状类似。
针对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中西医分析特点，我们发现从中医的角度主要因素是肺的护卫功能不足，肺虚所致；在西医的角度，过敏原所致的过敏反应是目前较统一的认识。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可以采用隔绝过敏原、巩固肺部护卫功能的方法进行治疗，两者相互配合共同作用。结合52例实验观察对象的分析，我们看到，对照组单纯使用糖皮质激素对症治疗过敏原引起的过敏反应固然取得效果，但是相对实验组同时使用黄芪、白术、茯苓、山药等补气益肺，固本祛病的方法在治疗效果上还是有差异的。
参考文献
[1] 童建明,刘风萍,易频.中西医结合法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疗效观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0,11(8):296-297
【摘要】：随着中药药理研究、剂型改革的迅速发展,大量中药制剂应用于临床。现代西医学尽管与祖国传统医学体系各异,但各有所长,互相取长补短更能促进医学的发展。作为中国的西医生,如能主动地学习、应用中医药,结合自身的优势,一定会取得可喜的学术成果,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学作出贡献。这对临床医疗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中药制剂应用过程中,也明显存在一些问题。以下就笔者近年在中医会诊工作中,发现西医应用中药制剂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西医；中药；临床
目前我们对医学方面的了解和分析，中医药已为人类的健康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作为中国的临床一线的西医生,脚踏在中医药宝库的福地,完全应该和可以发掘祖国医药的宝贵资源,充实自已的医疗技能,更快更好地为患者,做好防病治病工作,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代医药学而奋斗。
一、 不合理用药的主要表现
1.1 盲目用药
由于医生缺乏中医基础知识,用药过程中,寒、热、虚、实基本病证分辨不清,而导致盲目用药,违反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多见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受药商、药厂宣传的影响,在科里形成的习惯性用药,几乎每个患者都用同一种药。如脉络宁注射液,因介绍本品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增加血流量及抗凝血、溶血栓的作用而用来治疗动脉硬化,脑血栓后遗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这无可非议,但必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该药性偏凉,有清热养阴作用,对无热、无阴虚的患者虽有血淤也不宜应用。尤其是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属阳虚寒凝者用后反而加重病情。又如参脉针剂能强心升压,改善冠脉流量,减少心肌耗氧量,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力衰竭等。但在应用时,宜根据患者的体质酌情选用。偏热体质用后会出现牙痛、咽痛等内火症状；二是医生对某些药物的功效一知半解,生搬硬套。一般认为大活络丹祛风湿,六味地黄丸补肾。殊不知大活络丹辛香走窜,药性温燥,对红肿热痛的急性期关节炎不宜用；六味地黄丸补肾阴,肾阳虚或兼实证不宜用。临床上往往可见到舌红苔黄厚燥,脉滑,湿热很重的关节炎患者,医生还用大活络丹；舌淡苔白厚腻者用六味地黄丸。这都是原则性错误,应引起重视。1.2 久用不止
会诊过程中,常发现有些中成药,从入院一直用到出院。对体虚无明显兼证,需要用补益药的患者,可以较长时间服药。而对虚实夹杂的病症,应本着“急者治标,缓者治本”的原则酌情用药。如脾胃虚弱所致的胃胀、胃痛,可暂用六味安消胶囊、保和丸之类行气消导治其标,症状缓解后,改用健脾益气的香砂养胃丸治其本。还有老年习惯性便秘,临床经常用番泻叶冲剂。老年便秘多为气血亏虚,大肠津液不足所致,宜缓补兼用润肠通便之品。即便用番泻叶这类攻下性烈之品,也只是在紧急情况下临时运用,不可久用。有一典型病例:某患者,66岁,男性,患“陈旧性心肌梗塞并心力衰竭”。入院时,服用冠心苏和丸1个月,出院后又按医嘱服用近半年。接诊时,患者一派心气不足的表现。冠心苏和丸用于胸痹疼痛,久用则耗气伤正。何况是一老年患者,又有心力衰竭,更要谨慎用药。
1.3 多药合用
在临床科室中,特别是内科系统,个别医生常同时将多种中药制剂联合运用。如丹参滴丸、地奥心血康胶囊、银杏片等功效相近的药物重复运用。有的甚至将药性相反,相互拮抗的药物混合使用,往往影响疗效。
二、 西医应用中药
西医应用中药的时候我们学习中医思维和技巧。首先是当医学生时,已有简要的中医课程,执业后还有许多形式的“西学中”的培训学习,只要感兴趣和主动学习,向中医老师求教和实践的机会有的是。西医学习中医,首先要拼弃向不科学倒退的思想。其实,能治病就是科学。至于科学依据,有的已揭示,有的尚待揭示；其次,还要拼弃西医搞中医难出成果的看法。作为临床医生,更快更好地治好我们遇到的疾患,就是成绩,至于出科研成果,西医使用中药,或许更容易出成果。我在学医和进修的老师中,就有不少有高深医学水平的西医专家,他们在临床用药时根据需要,中西并重,中西药选用,使其在医疗实践中如虎添翼。如南方医科大学教授,附属珠江医院神经内科专家,解放学中将级军医、中央首长保健医师田时雨,如中华医学会广东皮肤学会会长,中山医学院皮肤科教授,中山二院皮肤科主任曾凡钦虽本科毕业后又留学外国,掌握着本专业的高尖理论和技术,仍在诊疗中应用以前学过中药知识,按病情需要开中药处方,在他的治疗“红斑性狼疱”书著中,也专列了中药疗法。他们的成就也证明了中西医结合和并重的科学性。
三、 利用优势,研发创新
西医生研究中医,使用中药,开展中西结合的优势在于:(1)我们掌握了现代医学的基础顾理论和研究方法,而过去写出中医经典的前辈名家当时没有掌握到；(2)我们中国的西医有这个环境开展中西结合,而外国的医生办不到。这两方面的优势就可以取得比前人和当代外国人都得不到的成果。此外,他还根据临床疗效,拟定了几十个药对。他对中西医结合的看法,也颇为客观:“中西医只有相互佐证和补充,才能提高疗效。”祝老的这句话,其实也鼓励西医参与到中西结合的实践中去。
四、 建议与对策
医院及临床医生要重视存在的问题,改变过去歧视中医的观念。树立一种在中医药走向国际市场的今天,作为一名中国医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祖国医学基本知识的理念,调动积极性,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普及中医基础知识。通过培训、讲座等形式使临床医生掌握基本的八纲辨证及用药原则,做到合理应用中药制剂。加强中西医协作,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医院中医科医生可分管指导各科中药制剂的应用,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同时虚心求教学习西医知识,双方互利,共同提高。开展健康教育,进行科普宣传,使广大患者懂得服药方法、用药禁忌等中药常识。
综上所述,纠正中药制剂在临床应用中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刻不容缓。只有科学合理地用药,才能使中药制剂在临床医疗中,真正发挥其功用。生活,工作在中国的西医生,面对祖国传统医药的博大精深的氛围,有与中医和中西结合医生共事的有利条件,又有应用中西结合临床医疗的宽松环境,真应好好掌握机遇,为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为促进创立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学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路亚平,姬威威.中药外敷结合西医治疗糖尿病足90例临床观察［J］.中外医学研究,2012,(2).
一、 不合理用药的主要表现
1.1 盲目用药
由于医生缺乏中医基础知识,用药过程中,寒、热、虚、实基本病证分辨不清,而导致盲目用药,违反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多见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受药商、药厂宣传的影响,在科里形成的习惯性用药,几乎每个患者都用同一种药。如脉络宁注射液,因介绍本品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增加血流量及抗凝血、溶血栓的作用而用来治疗动脉硬化,脑血栓后遗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这无可非议,但必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该药性偏凉,有清热养阴作用,对无热、无阴虚的患者虽有血淤也不宜应用。尤其是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属阳虚寒凝者用后反而加重病情。又如参脉针剂能强心升压,改善冠脉流量,减少心肌耗氧量,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力衰竭等。但在应用时,宜根据患者的体质酌情选用。偏热体质用后会出现牙痛、咽痛等内火症状;二是医生对某些药物的功效一知半解,生搬硬套。一般认为大活络丹祛风湿,六味地黄丸补肾。殊不知大活络丹辛香走窜,药性温燥,对红肿热痛的急性期关节炎不宜用;六味地黄丸补肾阴,肾阳虚或兼实证不宜用。临床上往往可见到舌红苔黄厚燥,脉滑,湿热很重的关节炎患者,医生还用大活络丹;舌淡苔白厚腻者用六味地黄丸。这都是原则性错误,应引起重视。1.2 久用不止
会诊过程中,常发现有些中成药,从入院一直用到出院。对体虚无明显兼证,需要用补益药的患者,可以较长时间服药。而对虚实夹杂的病症,应本着“急者治标,缓者治本”的原则酌情用药。如脾胃虚弱所致的胃胀、胃痛,可暂用六味安消胶囊、保和丸之类行气消导治其标,症状缓解后,改用健脾益气的香砂养胃丸治其本。还有老年习惯性便秘,临床经常用番泻叶冲剂。老年便秘多为气血亏虚,大肠津液不足所致,宜缓补兼用润肠通便之品。即便用番泻叶这类攻下性烈之品,也只是在紧急情况下临时运用,不可久用。有一典型病例:某患者,66岁,男性,患“陈旧性心肌梗塞并心力衰竭”。入院时,服用冠心苏和丸1个月,出院后又按医嘱服用近半年。接诊时,患者一派心气不足的表现。冠心苏和丸用于胸痹疼痛,久用则耗气伤正。何况是一老年患者,又有心力衰竭,更要谨慎用药。
1.3 多药合用
在临床科室中,特别是内科系统,个别医生常同时将多种中药制剂联合运用。如丹参滴丸、地奥心血康胶囊、银杏片等功效相近的药物重复运用。有的甚至将药性相反,相互拮抗的药物混合使用,往往影响疗效。
二、 西医应用中药
西医应用中药的时候我们学习中医思维和技巧。首先是当医学生时,已有简要的中医课程,执业后还有许多形式的“西学中”的培训学习,只要感兴趣和主动学习,向中医老师求教和实践的机会有的是。西医学习中医,首先要拼弃向不科学倒退的思想。其实,能治病就是科学。至于科学依据,有的已揭示,有的尚待揭示;其次,还要拼弃西医搞中医难出成果的看法。作为临床医生,更快更好地治好我们遇到的疾患,就是成绩,至于出科研成果,西医使用中药,或许更容易出成果。我在学医和进修的老师中,就有不少有高深医学水平的西医专家,他们在临床用药时根据需要,中西并重,中西药选用,使其在医疗实践中如虎添翼。如南方医科大学教授,附属珠江医院神经内科专家,解放学中将级军医、中央首长保健医师田时雨,如中华医学会广东皮肤学会会长,中山医学院皮肤科教授,中山二院皮肤科主任曾凡钦虽本科毕业后又留学外国,掌握着本专业的高尖理论和技术,仍在诊疗中应用以前学过中药知识,按病情需要开中药处方,在他的治疗“红斑性狼疱”书着中,也专列了中药疗法。他们的成就也证明了中西医结合和并重的科学性。
三、 利用优势,研发创新
西医生研究中医,使用中药,开展中西结合的优势在于:(1)我们掌握了现代医学的基础顾理论和研究方法,而过去写出中医经典的前辈名家当时没有掌握到;(2)我们中国的西医有这个环境开展中西结合,而外国的医生办不到。这两方面的优势就可以取得比前人和当代外国人都得不到的成果。此外,他还根据临床疗效,拟定了几十个药对。他对中西医结合的看法,也颇为客观:“中西医只有相互佐证和补充,才能提高疗效。”祝老的这句话,其实也鼓励西医参与到中西结合的实践中去。
四、 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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