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9 15:07:24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区工作存在的风险点，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沟通；社区警务
一、风险沟通与社区警务的联系
社区警务是以沟通为基础，通过获取公众支持，密切警民关系，来达到主动预防犯罪目的的工作，包括信息共享、责任共担、协商决策、提供服务等方式。风险沟通是风险干预的基础性措施，其定义在学界以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定义较为客观：“风险沟通是各风险主体之间交换观点和信息，管理部门收集信息以支持风险决策，不断更新和调整应对风险的政策和措施
风险沟通的目的是形成社会理性以应对风险感知偏差，达到风险信息有效的传达和反馈。同时节约沟通成本，提升沟通效率。风险沟通的方式包括协商决策、公布政策、收集反馈、信息、风险预警、了解诉求、缓和矛盾、树立权威、增强互信等。涉及方面有：了解沟通对象的基本信息，了解沟通对象的信息关注焦点，了解沟通对象的诉求，对专家系统和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对周围环境主观风险的认识。
社区警务可以充分提供风险沟通所必需的条件，在风险管理主体与受众心理中形成互动，以其达到控制风险影响，建立社会理性的过程。完善的风险沟通必然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单纯的自上而下更容易控制风险沟通的边界，可以更集中地沟通重点风险内容，但其中沟通不充分的缺点被自媒体时代不断扩张的公民知情权充分的暴露了出来，需要自下而上的沟通形式加以补充，可以更加全面、及时的发现隐藏风险，让沟通更为充分。
二、构建社区警务新模式的必要性
构建社区警务风险干预模式首先是为了解决现存的沟通障碍，由于风险的客观性和积累性，风险沟通可能面临着诸多阻碍：首先是风险沟通的观念没有转变，公安部门对于风险沟通重要性认识不充分，依赖于后置处理，事前预防的理念没有常态体现，群众对于风险沟通不习惯，习惯自我消化，或者“病急乱投医”；其次是沟通渠道不通畅，由于其相对落后导致的效率低下，达不到及时性和前置性的要求，没有形成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最后是风险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民众在自媒体时代往往带着先入为主的态度应对风险，伴生有恐惧、焦虑等心态，无法在社会理性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风险沟通氛围。
基于风险沟通的社区警务可以形成常态化的制度，培养群众对于公安机关的认同和信任。风险沟通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样面对一次事件，民众做出的信任判断或怀疑判断，会直接影响到个体所感知到的风险强度。但信任也具有难以建立且易于摧毁的脆弱特点，信任的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效果难以快速达到，往往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
传统社区警务片面追求治安控制效率，不符合服务群众的沟通导向，过分强调警察的专职作用，导致过去的警民鱼水情受到侵蚀，隔阂越来愈多，不仅社区民众不愿配合警务工作，一旦发现问题则穷追不舍，社区民警对于群众的需求和权益也变得默然，侵犯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
社区警务中的风险沟通是保证决策科学合理的重要手段，必须从群众需求出发，为了更好的疏导群众情绪，赋予群众更多的权利去帮助制定社区工作计划，重新将社区警务与群众通过感情与责任联系在一起，让居民更好的了解社区工作，理解社区警务中的困难，监督社区执法，强化社区警务公开，纠正风险认知偏差，建立以社区沟通为基础的基层民主制度。
三、目前社区警务存在的沟通问题
1.社区沟通观念落后。目前的社区沟通是以解决公安面对的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从满足群众需求出发，平时不交流，出现问题再沟通的“亡羊补牢”式的沟通模式广泛存在；把社区沟通与社区警务工作剥离开来，为了沟通而沟通，在工作中却忽视了交流，不能有效地安抚群众，不会争取群众的理解和配合；认为社区沟通都是民警的责任，不懂得借助居委会和管委会的力量；对于社区警务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觉得沟通应该保证高效率，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导致遇到挫折时积极性受挫，影响工作的长效性。
2.社区沟通缺乏有效绩效评估。社区沟通建设的特点是投入周期长，回报与投入并不成性相关，整体效果被地方特色、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等因素共同作用，加之需要社区民警与群众共同努力，让许多基层民警产生了畏难情绪，对于工作抱着敷衍推脱的态度，领导层在管理时也缺乏头绪，面对整个局面一筹莫展，怀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指导工作。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与群众共同制定统一、规范、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正视工作中遇到的客观困难，鼓励方式方法创新，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尝试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对于群众口碑较好的民警加以奖励，惩罚消极怠工的民警。
3.群众决策参与度不够。警察作为工具，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体现在对决策过程大包大揽，将维护治安秩序的责任全权负责，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往往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决策结果也不能充分体现解决群众需求的目的。整个决策过程中不能将执法为民的人性化精神体现出来，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处理不好容易影响警民关系的建设，应该将社区中有代表性的群众在制定决策之前召集起来，共同参与讨论，提出意见，引导并鼓励其为决策制定发声，真正发挥民主讨论的作用，让群众拥有话语权。
4.社区沟通不能有效疏导群众情绪。风险社会中群众的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容易积累，以先入为主的风险认知应对风险，逐渐侵蚀着社会理性，而传统社区警务侧重行动的打击效果，而不重视社会效果，公安机关工作成绩得不到宣传，无法将成果深入人心，虽然“战役”和“行动”在当时效果显著，但事实上难以维持，本质上还是社区沟通没有进行到位的原因。社区沟通往往存在滞后性，沟通不及时，解决问题不及时的后果就是侧面推动了自媒体上对于公安部门的“污名化”，群众看不到警察的付出和奉献，只看得到警察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警察工作不能纠正群众的风险认知偏差，影响了社区警务的实践氛围。
四、基于风险沟通的解决方案
乌尔里希・贝克对于现代性引起的风险恐惧做出了透彻的社会学分析，风险受众一直被告知有众多的自媒体信源可以弥补“不在场”的不安感，但正是这些信息带来的不确定性让风险受众更需要充分的社区沟通来对抗风险，那么作为风险干预的最后一道防线，怎样的社区沟通能让公安部门重新被信任，让风险得到控制呢？
1.建立“治安形势预报制度”。在目前不成熟的社区沟通中，一些风险被漫不经心的忽略了，这些被忽略风险将导致风险社会理论中卡斯伯森提出的“隐藏灾难”，往往作为社区警务中正常社会问题出现，在后果对于社会变得高度可见以前，在专家眼中，他们仍处于隐藏状态，在群众眼中，公安机关遗漏了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对风险的后果负有责任，事前的预警对于遏制“隐藏灾难”就显得格外必要。建立治安形势预报制度的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将公安部门所掌握的治安状况，发案情况等进行公示，提醒群众适度预防可能发生的风险，鼓励群众将所掌握的线索情报反应到公安机关，让群众对其生活环境中的风险产生客观地认识；第二，将公安部门为维护社区治安秩序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展示出来，包括执法告知、调解结果、案件听证等程序，提高社区警务工作知透明度，方便群众监督，恢复群众对于公安部门处理能力的信任。
2.重视并完善网上社区警务室建设。网上社区警务室是疏通公众权利救济渠道的创新形式，是让社区沟通突破传统局限性的创新方法，也是提供综合性警务服务的基层平台，顺应了社区警务信息化变革，极大地降低了社区沟通的成本和难度，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民数量的增多，网上社区警务室能在很大范围内服务社区群众，给身在外地的社区居民提供服务。还可以通过功能模块划分方便群众查询各类信息，如网上预约、办事流程、表格下载等，可以有效提升社区警务的工作效率，改变以往为了开具证明反复咨询的繁琐过程，同时解放群众和社区民警的时间和精力，实现社区警务网上网下全覆盖。
2016年3月3日至本论文截稿之日，公安部设立的“电信诈骗侦办平台”已经成功冻结涉案账户5452个，该平合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各大商业银行，实行“警银合作”，对于短信诈骗已经实现“快速止付，冻结账户”的功能，设在公安部刑侦局的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办公室实时审核各地接警录入侦办平台的涉案账户信息，将情报收集和精确打击结合起来，通过微信平台实现了“查打一体化”的目标。
3.保障并整合资源，强化警民协作意识。有效的风险干预必须依赖更丰富的资源支持，仅仅依靠本社区的固有资源是不够的，不同社区之间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是是十分必要的，包括警务信息共享、信息研判、管理经验等，不断提高各个社区的社会学习能力，在信息资源方面适应风险社会社区警务的要求。
“治安需求论”要求群众自身参与到维护治安秩序的事务当中，实现公安机关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以沟通促发展，将社区警务保障主体多元化，以群防群治为核心，提高社区居民的自防自卫能力，在社区沟通中获取情报资源，搜集掌握不安定因素和犯罪诱因，运用群众的力量和群众智慧，跨社^合作，保证充足的资源扫除风险死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满足资源调动的需要，以制度的形式将警民协作规范化，如定期会议制度、联防制度、分工制度等组织形式，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注意发挥管委会的作用，确保资源不会浪费，保证其用于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发挥最大的效益。
五、结语
基于风险沟通的社区警务有利于保持对于民众需求的高度敏感型，及时做出积极合理的回应，将公安机关的公信权威规范化的进行表达和诠释，价值出发点是以人为本，最终实现疏导社会焦虑，缓解社会矛盾，通过制度和规范将其实施方式确定下来，保证公权力得到合理运用，民众权利得到最大化救济，决策更科学合理，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和市民社会。
参考文献：
[1] 唐钧.风险沟通的管理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05）.
[2]刘建华.社区警务模式的中国特色思考[J].公安研究.2011（03）.
【关键词】城市社区；归属感；社会工作
滕尼斯认为，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文化意识和亲密无间的关系是“社区”的精髓。社区成员的归属感是社区的灵魂，没有居民的认同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城市社区是居民生活与休憩的主要场所，居住在人际关系和睦且具有归属感的社区中无疑是所有居民是向往与渴望的。和谐社区建设也越来越注重对社区归属感的培育。培育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工作者的使命。那么，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工作者应该如何看待社区归属感培育这项工作呢？以何种理论为依据？若以此视角来看待，又将采用何种方法达到培育社区归属感的目标呢？
一、社区的概念
（一）滕尼斯的“社区”构想
在中国古代汉语中，并不存在“社区”这一词汇。“社区”最早是由德国社会思想家F.滕尼斯在其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的。20世纪20年代，“社区”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要概念。美国的社会学家把滕尼斯德语的“社区”：Gemeinschaft，译为英文的community。在英文中，community一词具有“社区”和“共同体”的双重涵义。20世纪30年代，将英文的community译为“社区”， “社区”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通用语。
在滕尼斯看来，“社区”与“社会”分别是传统和现代的人们共同生活的两种理想结构类型。社区（共同体）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同质性较强的人口基于自然意愿，以传统的血缘、地缘、文化等自然连接纽带而联结成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人际关系是亲密无间和互相信任的，人们守望相助、服从权威、遵循共同的风俗习惯。滕尼斯把社区的外延主要限于传统的乡村社区。而“社会”的概念则不同于“社区”，社会是由价值取向多元化、异质性特征鲜明的人们基于理性意志，以劳动分工和法理性的契约为社会机制联结而成的社会形式。在“社会”这一共同生活的形式里，契约关系和次级关系是人际交往的主导形式，表现多为自私自利、缺乏感情交流与关怀。
在滕尼斯的眼中，“社区”的涵义十分广泛，不仅包含着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还包括着精神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文化意识和亲密无间的关系是“社区”的精髓。“社区”与“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们对共同体的归属感。
（二）我国学者对“社区”概念的解读
我国社会学者对“社区”的理解与滕尼斯“社区”概念的构想是不完全一致的。这种偏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学界把社区界定为地域性社会，地域因素成为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之一；二是对因由地域而衍生出来的邻里关系的强烈追求。这两种思想在当前的学术著作与学术讨论中司空见惯。仅以《社区工作》一书为例，其对社区的定义为：所谓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是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地域是社区的自然地理位置与人文地理的空间载体。而文化则是社区范围内具有特质的精神纽带。可将之理解为，“社区”之于居民而言，是一种充满磁性联结的“场域”。地域是居民共同生活最基本的“场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对社区的归属感”即是“场域”中的磁性联结。
滕尼斯对“社区”的勾勒以及我国学者对“社区”概念的解读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社区建设工作。社区建设对“社区”地域性的限定和邻里关系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社区居民注意力和时间的向外分流，加强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交往的强关系，有利于增强社区内居民的归属感。但社区工作者发现，几乎所有的社区中都存在着一些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区文化生活的个体（且不在少数），在社区中孤立无援，情感压抑，转为寻找新的社会交往渠道。这是社区工作者无法忽视的，需要我们不断反思。
二、城市化对“社区”的影响
除社区概念研究上的历史渊源外，中国城市社区现状的形成更深深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城市化对城市社区的影响，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我们的社区工作者在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这些理论研究的践行者。
（一）社区消失论
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和韦伯等人认为，在前工业社会，普遍存在小规模的、同质性较强的人群，思想和行为趋于一致，容易认同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但城市化降低了这种同质性，紧密的首属关系遭到破坏，认同感削弱，最终使社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美国学者沃斯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异质性，城市化使得首属群体发生分离，社会用理性的和非人情化的程序和制度来替代原先由首属群体提供的支持和控制，使得社会规范混乱、脆弱并产生社会“失范”的状况。他们认为，城市化引起的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将会动摇甚至摧毁城市社区的存在基础。这种观点被称为“社区消失论”。【1】
持有“社区消失论”观点的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归属感培育工作的整体态度是悲观的。他们认同城市化对城市社区具有根本性的破坏：既然社区没有了存在基础，那么社区归属感的培育工作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在面对社区培育工作中遇到的困境时，大多没有开拓性，不愿尝试新路径，采用保守的方法解决表面化问题，忽视居民的情感需求，无法完成社区归属感培育工作的使命。
（二）社区发现论和社区转变论
60年代以来，在对社区消失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产生了社区发现论和社区转变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甘斯、费谢尔、斯塔赛等。甘斯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都存在着具有内聚性和认同感的“都市村庄”，城市中许多组织间和邻里间的互动是一种“准首属关系”。萨脱斯等人认为，当代城市中确实存在着具有地域范围的社区。城市化引起的大规模社会变迁既没有造成城市社区的衰败，更不会使城市社区趋于消失。城市社区往往可以通过住户缓冲大规模力量的影响，成为提供相互帮助和居民进入外部世界的安全基地。【2】
倾向于认同此类观点的社区工作者，相信具有地域范围的“社区”在城市化冲击下仍然存在，并可以通过倡导城市社区居民的互助和亲密交往来培育对社区的归属感，改善社区的社会交往环境。在工作中，他们重视社区地域范围内的邻里关系和归属感的培育，但其工作却因为种种原因面临着重重困境，需要新的理论指导。
（三）社区解放论
70年代，由费舍尔、费尔曼和雷顿提出来的。费舍尔指出，非邻近居住区的居民，通过兴趣爱好、共同价值观等特定点会组成一种群体关系，形成他们的社会网络。费尔曼和雷顿认为仅考虑邻里关系，会忽略掉人们在居住区之外的社会亲密关系。他们提出应打破对邻里关系的强调，重新思考社区的概念，社区居民要从地域或场所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扩大人际交往范围，建立超出初级关系的群体关系。并用社会网络作为描述和研究这种城市社区人际交往的分析工具。【3】
社区解放论为在工作中面临困境的社区工作者指引了一个新方向。它对分析和消解社区工作者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启发：构成社区的最重要因素也许并不是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域，人们的亲密关系和共同归属感才是社区的精髓和实质。【4】社区工作者需要重新对“社区”的概念进行解读，对原有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进行质疑，对社区居民归属感的需求和满足路径进行探索。
社区工作者应意识到，以上理论所表述的现象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工作中要理性和全面的看待。
三、社区归属感培育工作面临的困境
以上理论对分析和消解社区工作者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我国城市社区归属感的培育工作还面临着特殊的困境。对此进行探索，能进一步帮助社区工作者认识和理解其工作环境、工作对象，从而选择适当的工作策略开展工作。
（一）过渡型社区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过渡型社区” 【5】。“过渡型社区”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常见的新型社区形态。从居住主体来看，“过渡型社区”中长期居住着一部分失地农民（主要是失地老人）和大量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年轻的外来务工者）。在过渡型社区中，失地农民进行着身份、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转换。其社区重建有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社区文化和归属感的培育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失地农民市民化进度缓慢的同时，过渡型社区中还面临着另一居住主体的问题。流动人口的涌入和长期居住，使得“过渡型社区”事实上已经成为由失地农民和流动人口共享的居住地。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集体，虽然个体的代谢和流动很大，但具有整体相对稳定性的特征。失地农民恒居于此却面临转型之痛，流动人口客居于此也备受生存压力，双方又不得不长久生活在一起。失地农民市民化和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并行成为社区归属感培育的两大核心问题，而在这两大问题上延伸出的第三大问题即失地农民和流动人口的整合问题更是对“过渡型社区”的社区归属感培育形成全新的挑战。
（二）社会保障制度薄弱
无论是失地农民，还是流动人口，不论是由于人的情感需求还是基于怀旧和浪漫主义的理想，都对乡土社会中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仍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基于工具理性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机械互动感到悲观和厌倦，在城市社区生活与休憩中尤其渴求心灵的放松与安放。但面对大规模、高密度和异质性强的过渡型社区环境，人们的交往互动中的安全感逐渐丧失，只能选择适应各种社会认同的“模板”行为，甚至选择逃避，逐渐封闭自己。社会需要对个人这种安全感的剥夺和隐藏的巨大风险给予积极回应。但当前社会保障发挥作用的范围十分有限，甚至无视一些弱势群体的根本需求。这种推脱社会责任的行为不仅会增大社区居民的异质性程度，而且将直接加深弱势群体对自身遭到不公平对待的认同，从而在心理上、行为上排斥、敌对社区交往，社区归属感培育所面临的困境的广度和深度都将继续蔓延。只有及时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社区居民在交往互动时才能卸掉心理防御与隐忧，将人际关系看成一种健康的、真正为满足个人的情感需求的交往形式，真正把居住的社区作为自己的心灵归属，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才会真正水到渠成。
过渡型社区只是我国城市社区的一种类型，但它在社区归属感培育工作方面对社区工作者是最具挑战性的，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过渡型社区中，群体的异质性强整合难度大也只是社区归属感培育的表面难题，真正的根源还是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需要社区工作者加以重视。
四、社区归属感培育工作的路径探析
满足居民的情感需要，培育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无论面临何种困境，社区工作者都十分清楚自己的这一使命。那么，社区工作者将如何具体开展这一工作呢？文章认为，秉持社区工作的基本价值，以居民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多元化的视角看待全部社区居民和处理社区事务，以地区发展模式和社会策划模式为主要工作方法来回应居民的现实需求，积极探索更多地社区交往途径，是社区工作者做好社区归属感培育工作的可行策略。
（一）社区工作的基本价值
工作者需秉持其基本价值理念，尊重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尊重人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为社区居民服务；向社会不公平挑战，维护社会正义，扩展机会和资源来实现社会正义；助人自助，帮助社区居民学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二）多元化的视角
社区工作者需要采取多元化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社区事务，需要承认在社区中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并促进这些群体的并存。承认社区中的不同群体拥有不同的资源，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并通过发现、挖掘、整合和管理资源，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求，可以协助其拓展其社会交往渠道如创建网络虚拟社区论坛，表达情感和参与社区事务。积极组织协调，创造出一个可以使不同利益的群体能够公平竞争的社区环境。鼓励在不损害他人权益的前提下，居民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容忍；渐进性地改变有关的制度和政策，以保障社区中弱势群体的权益。
（三）社会策划模式和地区发展模式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社区工作者可以将社会策划模式同地区发展模式结合起来，理性的和有计划的帮助居民解决社区面临的实质性问题，帮助社区建立长久的制度和组织，达到实现社区关系的根本性改变，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使居民愿意参与社区事务。促进社区居民对参与价值的肯定，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提高其参与能力，拓展期参与途径。在此过程中，社区社会工作者协助居民表达对社区问题的不满，鼓励并协助他们组织起来，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和人际关系；协调社区内各个团体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合作；培训并努力提高居民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巧，培养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共建互助精神。
结 语
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归属感的培育工作中不停地面对着各种挑战，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以多元化的视角看待全部社区居民和处理社区事务，采取各种方式来回应居民的现实需求，是社区工作者探寻社区归属感培育的路径之一，这需要经过实践的考验。社区工作者应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区概念的解读，不断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不断寻求新的路径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培育社区的归属感。
【参考文献】
[1][2]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评述[J].社会学研究，1998（04）.
[3]夏建中.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2）.
[4]胡鸿保，姜振华.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J].学术论坛，2002（05）.
关键词：社区建设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132-01
社区作为城市化的产物，其功能日益显现,城市居民由过去依赖于工作单位变为更多地依赖于社区，社区服务的对象也由单纯的民政优抚对象向全体居民扩展。长春市在如此趋势之下，也加快了社区建设步伐。2002年贵阳街社区在大势之下诞生，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长春社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巨大的成绩，但社区在全国来说毕竟是新生事物，尚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固定的模式和道路，理论建设也不完善。本文通过对G社区的实态调查来分析目前长春社区发展状况，探讨现实社区与理想社区的差距，寻找问题与对策。
一 、 基本形式分析
G社区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南部，是该区14个街道之一新发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一个社区。东起东二条街以西，南起上海路至新发路以北，西起人民以东北起吴淞路以南。占地面积0.17平方公里，总户数系4657户，总人口数19832，辖区内现有工商企业家235户，吉林省政府座落在G社区。“实态分析报告是对社区主体调查.社区事物调查和问卷调查分析，对社区发展的机遇与风险.有优势与劣势作出客观评价，确定目标与现状的差距，找出问题及改善措施。”本文对贵阳社区的实态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社区文化与教育、社区卫生与环境、社区治安和司法。以下的分析建立在《宽城区社区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和贵阳街社区活动记录和统计资料基础之上。
二、 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对社区来源和本质的模糊认识，社区在政府主导和大力推广之下，其框架基本形成，但人民的观念还是没有跟上，包括社区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仍有人以行政人员自居，而社区居民仍把社区当作政府机构。在这样情况下，权利下放只是表面的，实质上还得接受上面的指示和领导，一切活动被限定在行政框架指引之内，用社区工作人员的话来说“权利是下放了，但都是干活的权利”，工作只能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自治无法体现。
其次是居民参与意识不强，在社区居民自治团体、社区活动参与方面，该社区“社区人”意识薄弱，缺乏对社区的了解，谈不上认同，而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社区发展的内在生命力量。该社区服务项目比较齐全，基本制度完善，但服务活动开展困难，该社区位于长春老城区政府开发比较晚，居民文化水平不高，还不太了解社区。
再次是社区工作力量和动力不足，经调查发现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多为下岗者，文凭不高，社区工作培训不足，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不足。另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待遇低，没有社会福利保障，月工资维持在500元左右，在长春属于低收入水平。表现在工作上就是缺乏积极性创造性，使社区虽有明确的制度和方向，但没有实施起来的动力。
最后是社区物业名不符其实，目前的物业公司管理极为落后，一般都是一些私人承办，缺乏信誉，管理混乱，收费过高，仅以盈利为目的，服务项目华而不实，对业主没有责任心，也不服从社区管理，而社区在这方面又无丝毫执法、强制的权利，社区似乎“全能”，但又“无能”。致使社区环境卫生比较差，公共设施不齐全，受苦的是居民，居民因而也对物业和社区产生抵触情绪，使社区工作难以落实，长此以往陷入恶性循环。
三 、一些建议和对策
从调查分析中，贵阳街社区取得了成绩，也存在大量问题，但这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着一个社区，它只是目前长春社区建设现状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就是长春社区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硬件设施基本齐全，现在到了软件建设、各方力量协调的阶段。
（一）、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必须大力培育和强化社区意识
在现有的相对比较完善的服务和活动基础上，一方面要依据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树立和宣传现代社区观念，使社区进一步成为居民进行社会活动的基点，激发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及追求社区民主自治的热情；另一方面应对政府传统的办事制度、办事方式进行改革,另外,通过建立舆论引导机制,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培育社区成员的社区意识,改变固有的错误意识，真正营造社区建设的良好氛围。
（二）、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必须进行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的创新
首先是管理体制的创新形成以党和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支点,以居民参与为核心的一体化管理体系。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区建设管理体制不顺，条块分割,社区资源难以共享。
其次是运行机制的创新建立高效的民办公助机制，引入成熟的市场运行机制和培养广泛的社会参与机制。城市社区建设是党委、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过程。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双向启动，整合各种社区力量及社区资源，逐步实行政企政事政社分开，真正下放权利和职能，形成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区建设运行机制。
（三）、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和解决资金来源
逐步提高社区居委会成员的补贴待遇，尽快达到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并要研究解决社区干部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对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进行指导，定期进行教育培训，学习社会工作理论及相关知识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社区建设资金投入机制，保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社区居委会通过开展社区服务取得合法收益；吸收市场资本投资经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提倡和鼓励社会捐赠。
（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创建富有特色的社区文化品牌
社区文化是社区建设的内核。培育社区文化意识,提高居民的现代化素质。居民是社区物质文明建设的主体,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创造者和体现者。这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社区文化形象。社区文化建设必须强化社区特色文化意识；发展服务功能较完备的特色文化产业，在社区内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这可以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修养，增强居民的归属感。
参考文献：
一、试点信用社区创建的依据、目的
创建信用社区主要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的通知》（银发[200]51号）文件精神，目的是发挥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平台作用，建立社区信用担保机制，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为下岗失业人员创业提供方便。今年率先在全市每个城区中的2-3个社区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进一步推广。
二、信用社区创建条件
1、辖区内下岗失业人员总体素质较高，个人信誉良好，原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下岗失业人员到期还款付息率达100%。
2、社区劳动保障平台建设达标，社区就业专职工作人员素质较好，政策水平较高，业务能力较强。
3、社区积极向下岗失业人员推荐创业项目，组织参加创业培训，能扶持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且有明显效果。
4、社区领导班子责任心强，个人信誉好，无违法违纪记录。
三、试点信用社区评定办法
1、各街道应比照信用社区创建条件，积极组织所辖社区开展信用社区创建自荐活动，6月30日前各街道至少要向市劳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一个候选信用社区。
2、市劳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市劳动保障局、财政局、人民银行、担保公司等部门（单位）对街道推荐的候选信用社区进行评审。评审内容如下：
（1）对候选信用社区有关信用情况进行考核、评定。
（2）对候选信用社区就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定。
3、经市劳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从每个街道推荐的候选信用社区中确定1个信用社区。
4、市劳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单位）与确定的信用社区签订信用担保协议，授予“信用社区”匾牌。
5、协助担保公司和贷款银行督促贷款人按期偿还本息。
四、申请小额贷款信用担保的基本条件
1、小额贷款申请人系社区内常住人口，系本市国有或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并持有《再就业优惠证》。
2、申请人信誉良好，遵纪守法、无不良记录。
3、申请人有创业所需生产经营场所，有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五、信用社区工作管理职责
（一）社区
1、组织申请贷款人参加创业培训，培训合格并选定创业项目后，及时向担保公司进行推荐，与申请人签署信用担保承诺书。
2、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具体负责信用担保的审查和上报。
3、定期了解申请人家庭状况、住址、联系方式、诚信等异动情况，并及时反馈至担保公司和贷款银行。
4、建立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档案，一人一档。
（二）担保公司
1、审核信用社区提供的小额贷款申请人资格及贷款申请是否符合条件，并向银行推荐贷款和承诺担保。
2、会同承办银行对申请人进行贷款前调查和贷款扶持项目运作情况的跟踪调查，掌握动态变化。如经营项目有风险的，及时会同银行采取措施，确保贷款的安全归还。
3、与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对信用担保贷款呆帐损失进行审核认定并上报。
4、采取多种形式扩充担保资金来源，满足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需求，同时积极探索大额担保贷款的管理办法，推动多层次、多形式的再就业。
（三）承办银行
1、对于信用社区提供信用担保和市担保公司承诺的信用担保贷款，及时足额地将贷款发放到申请人手中。
2、会同担保公司对小额贷款申请人进行贷前贷后调查，建立已获得贷款的创业人员个人资信档案，定期进行资信调查。
3、扩大试点社区的小额担保贷款倍数，对信用程度高、创业工作做得好的试点社区，小额担保贷款扩大到五倍。
4、按季提出小额贷款财政贴息申请。
5、对出现的呆坏帐损失提出具体处理意见。
（四）市、区劳动保障部门
1、对社区专干进行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操作程序的培训辅导。
2、组织创建信用社区的评审、认定和年审。
3、协调有关部门（单位）之间信用担保工作。
4、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对信用社区和担保人进行检查。
六、工作要求
1、将信用社区小额担保贷款发放完成情况和成功率作为考核信用社区工作的重要指标，社区负责人要提高信用社区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的认识，加强管理，确保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2、市劳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对信用社区的信用情况进行核实评估，信用担保贷款不良率达到20%时，应停止该信用社区信用担保资格，并通报相关部门（单位）。
3、信用社区要加强创业过程的跟踪调查、指导和服务，要每月与借款人联系一次，掌握借款人资金使用和经营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促进创业成功，降低贷款风险。要做好相关记录，每月据实以报表形式向担保公司和承办银行汇报借款人情况和借款使用情况。
4、要提高信用担保贷款透明度，对已经社区核实评估的项目要在信用担保前，要在本社区进行公示，及时掌握群众反映的真实情况和问题。
一、主要任务
根据市、区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的安排和部署，区商务局疫情防控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抓好商场超市、宾馆酒店、农贸市场的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协助相关部门抓好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指导督促区本级储备商品的冷库落实进货查验、追溯管理、环境消杀、从业人员防护等疫情防控要求。接受区防控应急指挥部安排的其它工作。
二、主要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迅速传达部署
1月19日，局党组召开疫情防控专题工作会议，及时传达1月14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电视电话会、1月15号国家卫健委电视电话会、1月14日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1月14日全市疫情防控电视电话会议以及1月16日、18日全区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并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根据中央、省、市、区疫情防控专题会议精神及市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关于从严落实春节前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区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应急综合指挥部工作方案》的要求，研究制定《区商务局关于商务领域重点场所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修订）》，调整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工作重点，细化岗位职责和包保责任。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
加大疫情防控常态化宣传力度，深入市场进行疫情防控宣传，做好市场消费的正面引导，通过拉横幅标语、现场知识普及、播放防疫宣传音频等方式，提高市场经营商户及消费者自身防控意识。同时组织辖区内各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印发张贴《商超、农贸市场疫情防控指南十条》，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和要求传达宣传贯彻到位。
（三）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督查指导
成立四个小组，督促市场主体落实防控责任。指导商场超市、宾馆酒店、农贸市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要求在入口处设置提示牌，张贴健康码图识，定时进行全面消毒、通风，服务人员每日体温测量正常并佩戴口罩方可上岗；所有人员健康码和体温检测正常、佩戴口罩方可进入。对市场主体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明查暗访，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做到管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盲区。
（四）深入包保社区，联系服务群众
为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抽调3名人员前往包保的街道政务新区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包保工作。积极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开展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宣传，为进出社区人员测量体温，对返乡人员进行摸排登记上报，同时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做好公共场所消毒等其他防疫工作。
（五）协调防疫物资，确保防控安全
积极跟相关部门和防控物资销售企业协调并采购口罩等防控物资，为辖区内的各大农贸市场、商超酒店提供防疫物资。截至目前，已发放55450只口罩。
【关键词】社区护理；安全隐患；护理管理
社区护理安全是护理质量的基础，是优质服务的关键，也是防范和减少医疗事故及纠纷的重要环节。社区护理工作面对妇女、儿童、老年人、这一特殊的服务对象，一旦出现事故，造成的损失将无法挽回和弥补[1]。因此在社区护理工作中，提高法律意识，规范护理行为，强化安全管理和质量管理，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最大限度的降低护理差错的发生，确保患者的安全，是时代赋予护理工作者的责任。近3 年来本院加强了护理安全管理，全员提高了安全意识，使护理差错的发生率大大降低，无严重差错，本年度无护理纠纷，一般差错也明显下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1 影响社区护理安全的主要因素
1.1 护士的责任心不强 在日常工作中，由于护士的服务意识差，对患者缺乏耐心，态度粗暴，观察病情时粗心大意，工作不认真，违反操作规程、护理常规，过失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
1.2 护理风险告知不够 护理工作的部分功能是具体执行医嘱，是医疗行为的一部分，因此护理工作本身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护理人员在执行风险比较大的护理行为时，要充分执行告知义务，保障患者享有知情同意权，配合治疗，从而避免出现不良后果。
1.3 护士的法律意识淡薄 只重视解决患者健康问题，而忽视潜在的法律问题。如把患者的隐私在不适宜的场合谈论，完全没有意识到到言行已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和保密权[2]，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4 护理人员不足、缺编 护理人力资源的缺乏，尤其是患者的护理需求增多，使护士超负荷工作，只能勉强完成工作，容易产生急躁情绪，服务不到位，给患者带来不安全感。
1.5 护士专业水平低技能差 在社区工作的护士大多是资格低、学历低的护士，理论不扎实，操作技能差，工作经验不足，常常不能满足患者的身心护理需求，在发生意外时由于紧张对各种抢救技能及抢救仪器不够熟练，引起患者及家属不满，产生护患矛盾，引发护理纠纷。
2 防范措施
2.1 提高护士的服务意识 护理部根据护理工作的特点。制定了有效的服务标准,规范了护理行为和文明用语。定期进行满意度调查，对存在问题开会讨论限制整改，管理人员跟踪检查,要求护士主动耐心的、经常的与患者沟通，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及时消除误会，取得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2.2 加强安全及法律知识教育 使广大护理人员学法、懂法、用法。自《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之后，护理部每年举办2次相关内容的授课学习，各科室每月组织1次安全、法律知识的学习和讨论，查找隐患，杜绝差错。通过学习，使全体护士不断提高安全法律意识，在尊重和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3 合理安排人力资源 增加人员，合理安排班次是提高护理质量，确保护理安全减少护理纠纷的重要措施[3]。护士长在人员安排上必须注意工作能力，工作经验的搭配，根据工作量实行弹性排班，适当增加中午班、夜班护士的技术力量，特别是节假日，要求护理人员放弃休息时间，做到科学配置护理人员,满足社区工作需要。
2.4 加强对护士进行规范性培训 每年对全体护理人员进行2 次以上三基理论考试。组织护士业务学习,鼓励护士参加专科、本科等再教育，选派业务骨干、护士长到上级医院进修或参加专业讲座等学习，不断拓宽知识面，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同时狠抓操作技术的训练，由护理部先考护士长，再由护理长分成若干小组对全体护理人员进行操作考核，要求人人熟练掌握基本技术操作和危重患者的抢救技术。从根本上防止因技术操作不熟练，影响患者抢救而发生的护理差错，保证了护理安全的落实。
2.5 建立护理安全监控体系 护理管理人员不定期检查，抽查三查七对制度执行情况及药品、设备、抢救物品、患者安全等情况,并结合提问安全制度中应知应会内容，随机抽查查对制度和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对社区护理安全工作的真实情况，进行督查、反馈，完善防范措施。各社区组对在班护士的安全护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消除不安全隐患。并及时上报，护理部每季度召开护理安全分析会，找出不安全原因，制定防范措施，使护理安全管理工作做到层层把关,确保护理工作安全运行。
3 小结
患者在看病的整个过程中,在护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上,均有可能涉及到各种潜在的法律问题,护理人员必须提高安全、法律意识,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严格落实查对制度和各项规章制度,从法律角度规范管理,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中,为广大患者提供高质量、温馨、安全、满意的优质服务。
参 考 文 献
［1］ 王华芬,沈晓知.护士法律知识的现状调查与培养对策.实用护理杂志,2002，18(6)：74.
社会管理依据管理的内容不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管理泛指各类社会公共事物的管理，这个概念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讲的公共管理；而狭义的社会管理则是指各类社会公共事物管理中排除掉政治统治和经济管理事务的管理。从构成因素上看，它包括社会管理目的、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管理对象、社会管理方式和社会管理途径五个部分。因此，所谓的社会管理创新，就其创新内容来讲就是围绕这个五个部分展开的。那么什么是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就是指，围绕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新任务，运用现有的各种资源和力量，以先进的、有效的社会管理理念、方法、手段、体制、机制等，对陈旧、落后、不合时宜的管理模式、方式、方法进行改造、改进、改革，构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社会管理框架、机制和制度的行为及过程。目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这一时期的社会的发展呈现新的特点：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阶层群体冲突增加；社会状态更加活跃，开放性、流动性问题增多；转型社会价值真空，社会失范引发风险等。奎屯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奋发进取的新型城市，同样面临上述局面。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区重要性日趋上升，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因此，创新社区管理成为做好社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建和谐奎屯的关键。
2、当前奎屯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奎屯市社区建设起步于2001年。目前，奎屯市设五个街道办事处，共计37个社区居委会。近年来，社区建设飞速发展，在阵地建设、办公经费、社区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社区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2.1管理体制问题－事多责不明。（1）街道办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过多。过多的行政职能，使街道办成了政府的下派机构，使得它对社区的管理带有较强的政治和强迫色彩，这不但使社区成员对社区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也背离了社区建设的初衷；（2）目前社区居委会对自身的性质、定位、职责不甚明了，虽然社区居委会承担大量的社区管理工作，但他们的管理职权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上级职能部门的授予和法律的认可，使社区居委会在开展工作时显得没有权威，缺乏力度；（3）在管理中与辖区相关职能单位职责不清，管理混乱。有的职能部门直接对社区安排工作，形成“什么事都要社区参与，什么单位都可以指导社区工作”工作局面，而且，绝大数是只安排不投入，导致社区负担过重。如社区本无下水管线老化的修复职能，但要面对社区居民提出的及时解决要求等，类似情况普遍存在。类似交叉管理的诸多问题还很多，严重制约着社区工作的正常开展。
2.2管理对象问题－参与意识薄弱。从现行的法律来讲，居民委员会是一个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要把社区居民委员会打造成这样一个组织，需要社区全体居民的积极参与才行。然而在社区管理中中存在着，部分社区居民不理解、不支持社区工作，比如，对于社区干部的入户调查、人口摸底、计划生育排查等工作置若罔闻，看到社区干部上门干脆闭门不理；参与意识薄弱，共建认识和积极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比如，许多共建单位对参与社区共建、支持社区活动也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社区级别低，对共建单位来说往往显得“人微言轻”，工作无法推进。
2.3管理人员问题－素质能力需要提高。目前的居委会成员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比以前有较大的提高，但与社区建设的要求还有较大的的距离，特别是对社区的思想认识、定位、创新思维、看问题的角度等方面，制约了社区工作的专业化发展。社区工作者多为下岗、内退职工，他们原先多在企业工作，固有的思维模式、工作方式已经定型。总的来讲，能吃苦，但缺创新意识和文化知识，特别是社区专业化的知识。另外，向社会招聘的人员尽管学历较高或有着较强的行政能力和政治素质，但很少有人受过社会工作专业的训练，仍然不能适应专业化的社区服务的要求。因此，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的素质能力是我市社区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
2.4管理内容问题－服务单一。社区管理的内容很多，包括社区党建、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等多个方面。从理想的角度上讲，社区管理内容创新就是要构建一个全覆盖式的社区服务体系。近几年来，社区服务尽管从一些社会成员的特殊求助服务逐步扩展到相对广泛的便民利民服务，但还是规模小、档次低，形式比较单一，与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不适应。比如物业管理方面，没有按市场化运作；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对弱势群体服务不能连贯等。因此，如何调动各方力量，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向广大居民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如何让居民积极投入到社区的各项活动中来，目前还在努力探索的过程，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3、奎屯市社区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3.1改革基层社区管理体制。（1）实行街道社区体制改革。启动奎屯市街道社区体制改革工作，多方争取意见，提出改革方案，明确街道社区工作职责、任务和应承担的工作，对街道社区人员、机构设置、编制管理等进行明确规定，逐步解决制约街道社区发展的体制性问题；（2）实行工作准入制度。按必进项目、可进项目、不进项目进行区分，必进项目是社区本身的职能，可进项目实行部门购买服务，给予社区工作经费，增加社区收入，不进项目不能进入社区，已进项目必须退出，确实减轻社区负担。
关键词：农村社区为本； 抗逆力； 预防策略； 社工项目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84-07
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高发。而由全国“农村留守青少年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课题组对8省市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状况进行调查后报告指出，在各种犯罪动机中，由于学业受挫、家庭冲突和经济受挫而犯罪的比例高达45%[1]。因此，帮助面对挫折或逆境的农村留守青少年，提高其抗挫折能力或抗逆力，是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措施，也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微观路径。本文基于对传统抗逆力干预思路过于个体化与心理化的反思，通过实施以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为介入焦点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分析其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以对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提供循证研究，并进而观察中国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模式、资源与发展方向。
一、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与抗逆力：文献回顾与服务设计
所谓抗逆力（resilience）是指这样一种能力，即一个人遭受挫折或面对逆境时，能够理性地做出正向选择及应对，在逆境中保持健康、正常的心理和行为能力[2]。随着社会的变迁及风险社会的来临，个体所遇到的危机事件与不确定性越来越多，需要增加社会公众对于风险与挫折的应对能力，阻止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及行为的发生。从20世纪70年代国外开始探讨到近年被国内学者引入国内实践，抗逆力理论已经成为了针对特殊对象与弱势群体进行实践干预的重要理论范式。
抗逆力理论受到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关注的重要原因是，可以用抗逆力理论来解释传统挫折侵犯范式的理论不足，即为什么有些人受挫后出现攻击行为而有些人则并没有出现？如1985年美国心理学家加梅齐（Garmezy）对伦敦6个贫民区域的数个家庭进行了跟踪性研究，发现虽然这些家庭的生活环境充满了诸如、犯罪、精神病亲属、家庭暴力、恶劣的生活空间等不利因素，然而父母对孩子表现出了弹性的管教与反应态度，比如关注子女在校学习成绩、注重维持良好的家庭气氛、给孩子灌输对生活与人生的积极价值观等，使得这些子女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或犯罪行为[3]。林光缇（R.Linquanti）也指出，如果具备抗逆力，即使身陷明显的压力和困境中也不会发生诸如物质滥用、精神不健康、犯罪等问题[4]。其他的研究也证实，青少年个体抗逆力的强弱与青少年是否犯罪密切相关[5]。
基于抗逆力理论提供的新视角，不断有学者将抗逆力概念引入到青少年犯罪实践工作中，试图通过提升抗逆力来预防青少年犯罪风险。如加拿大学者迈克・安戈尔（Michael Ungar） 运用后现代心理治疗中的叙事疗法及建构主义视角，来帮助高危青少年挖掘和唤醒自身潜在的抗逆力，以预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心理失调的发生，并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6]。布洛克（Block）也通过青少年朋辈、家庭及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对其行为进行干预，明显地减少了问题青少年的偏差行为[7]。我国内地学者田国秀、范燕宁等也做了一些尝试，从提升或恢复抗逆力的多个视角，对问题青少年、未成年劳教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等特殊青年群体进行了实务干预工作，使这些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挫折坚忍力、社交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不良情绪和负向感受的调节能力等方面得到较大的改变[8，9]。由于这些抗逆力研究的不断深化及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展，青少年犯罪预防方面的理论研究重心也在发生调整，从过去强调控制、惩罚为主的模式转变为强化抗逆力的模式，转变为关注高危青少年的个人优势与未来发展的模式。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提升青少年抗逆力的实践努力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心理学的色彩还非常明显。从目前所采用的大多数干预方法来看，着重对青少年人格与认知的重塑，重“辅导与治疗”而轻“服务与支持”，主要用心理治疗的方式，缺乏社会工作专业手法的系统介入，容易陷入“方法为本”或“问题为本”的狭隘视角[10]。其次，干预设计微观化而脱离地方宏观社区实践，偏离社会工作原初的专业使命[11]而导致所谓的外在社区环境支持流于形式。而对抗逆力的提升除了要从心理学上进行认知人格干预外，还更加需要关注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最后，对青少年抗逆力的服务模式仍然是一种单一的服务方式而缺乏整合性的服务方案，仍然过于关注个体而缺乏个体与系统的持续互动。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试图以抗逆力理论为视角，将既有的抗逆力模型加以本土化，并以一个农村社区为本的（rural community oriented）、整合性的服务框架来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加以干预，使之更加具有操作性及可复制可推广性，其框架与模型见图1。
图1整合性、农村社区为本的抗逆力提升模型
根据抗逆力理论，当个体在面临外界的风险和压力事件时，抗逆力会与外界危险因素相互对抗，当抗逆力能够抵御外界风险因素时个体就能维持原有的系统平衡，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而当抗逆力不足以抗衡外界风险因素时就会出现个体生活紊乱的状态，甚至有可能走向越轨与犯罪行为。因而要预防青少年犯罪风险，就有必要提高青少年的抗逆力。从上述服务框架设计来看，抗逆力主要从内部保护因子与外在保护因子两个层面得以体现。内部保护因子包括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同理心、责任感、挫折耐受力、社交能力、冲动控制力等特质。外部保护因子分为三个层面，即家庭、学校与农村社区。家庭在抗逆力中的影响包括家庭背景、家庭气氛、亲子关系、沟通方式等；学校在抗逆力中的影响包括学校文化、师生关系、学习压力、管教方式等；社区在抗逆力中的影响包括农村社区环境、农村社会风气与民俗、农村社区支持、朋辈群体等因素。
二、抗逆力视角下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干预项目过程分析
（一）服务项目的背景
出于服务基层农村社会及拓展实习空间的目的，笔者利用高校资源与FJ省XM市A镇农村社区合作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与营造活动。A镇属于一个典型的大型农村留守社区，大部分劳动力进城务工，留下了众多仍然在家接受教育、或辍学在家又未到工作年龄、或各种原因无法随迁入城的留守青少年。该镇户籍人口中14～25周岁的青少年有337人，而所谓的单亲、辍学、隔代生活、归正、闲散等“问题青少年”却有近90名，特别是该村近年已连续发生了几起牵涉到留守青少年的案件，因此留守青少年问题成为A镇特别重视的议题。镇政府干部及众多村民对此都有较为强烈的担忧，认为虽然现在很多村民进城务工赚钱，在经济收入上的确有了提高，但在家庭照顾与子女教育上却力不从心，赚的钱是建立在失去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留守青少年的教育上，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祖辈根本无法管教，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很容易收到不良影响，变成问题青少年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对于高校合作试图改善村庄目前面临的留守青少年状况有极大的热情。在与A镇的接触、调查与评估后，笔者与指导的学生及农村社区工作者以上述抗逆力模型为框架，设计了一系列的农村社区工作服务项目，以减少A镇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风险。
（二）项目服务总体过程
因此，这个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项目属于A镇新农村建设活动中的一项青少年社会服务子项目。项目名称为“逆风飞扬”。项目首先根据相关研究并结合上述模型制订了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量表，对该镇家庭环境比较复杂、失学失管、有过偏差行为的留守青少年对象共50多名进行了测试，筛选出抗逆力比较弱的14名留守青少年，再根据自愿加入的原则，最终选择出8名留守青少年参加这个提升项目，他们的基本情况见表1。
1.基于内在保护因子的个案工作介入。在留守青少年个体层面主要采用了个案管理、成长困扰辅导、抗压小组等方法，以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同理心、责任感、挫折耐受力、社交能力、冲动控制力等特质。项目社工首先运用个案管理模式，通过探访、谈心、帮助做农活、辅导作业、上网培训等分别与这些留守青少年建立了良好的专业关系，让留守青少年及其家庭对社工产生信任感并表示愿意配合项目的要求。在对项目留守青少年的个人与环境资料进行搜集、分析后加以评估，为这些留守青少年制订个性化的服务方案。在这一过程中，社工针对留守青少年的资源与生态系统进行了走访与了解，为整合这些资源与系统做好准备工作。针对这些留守青少年个体普遍存在的与父母关系淡漠、祖辈缺乏权威、受挫感强、易冲动、不愿与人交住等状态，社工通过“心声话你知”、“我的优点你来说”等小组活动等方式为他们开展了成长困扰辅导。社工还特别组织他们进行抗压小组的活动训练，以增加他们的抗压能力。在抗压小组活动中，社工努力通过为留守青少年组员营造一个真诚、有尊严和温情的小组气氛，积极引导他们归纳自己的优势，思考自己的价值观、优缺点、个性、人际沟通和生活目标等内容；通过与其他小组成员的沟通、探讨，使留守青少年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实现自我接纳、增强自我尊重与自信，学会勇敢面对自己的短处同时欣赏自己的长处。同时，还希望这几位留守青少年在这样一个互助团体中培养归属感和接纳感，在体验与他人亲密交流、彼此信任的同时，学会倾听、体察和关心他人，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2.基于家庭支持系统的修复与再造。留守青少年家庭层面是项目的工作重点，社工通过开展家庭治疗对家庭结构进行调整，对家庭成员之间的不良关系加以调整，加强留守青少年与在外父母之间的联系。对于大多数留守青少年来说，家庭主要的问题是父母关系松懈、缺乏沟通、隔代教育方式不当、祖辈权威缺失等。针对这些问题社工一方面通过留守青少年开展“写给远方父母的一封信”、“每周免费电话日”、“给爸妈留视频”等活动，要求留守青少年主动与城市父母联系，将心理想法传达给父母；另一方面社工通过电话与留守青少年的父母取得联系，将告知他们的状况并要求其父母增加联系的时间，尽量多找机会回家看看。通过这些形式社工帮助外出务工父母与留守青少年之间重新建立起新的沟通形式，形成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与家庭环境，以提升家庭保护因子。对于有残缺、变故或较大经济压力的留守家庭，留守青少年由于缺乏家庭支持关爱易导致感情冷漠、孤僻、攻击性强的性格，因而社工主要通过村庄资源链接、福利支持及危机干预等方法帮助青少年减轻压力感与挫折感，提升保护因子，如为符合条件的留守家庭申请低保、村干部定时探访、农忙季节农活支持等。针对祖辈权威缺失管教无力的问题，社工组织留守青少年进行角色扮演，要求留守青少年从爷爷奶奶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爷爷奶奶的不容易。此外，要给留守青少年的祖辈进行教育技巧讲座，传授隔代教育的经验与方法。
3.基于“生―师”支持关系的学校社工干预。针对6位仍然处在义务教育阶段但辍学的留守青少年，学校层面的主要社工方法是教师工作坊、建立留守档案、学业辅导等多种形式。失学导致失管，对农村留守青少年来说，学校对其行为习惯养成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现在“读书无用论”倾向的抬头、学业成绩不佳、缺乏家庭约束、农村学校管理松散等原因，许多留守青少年不愿读书而辍学在家，这是留守青少年走向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项目社工认为让辍学留守青少年“重返校园”是提高其抗逆力的关键。而农村学校干预首先要调整学校教师对留守青少年的关注度，把以往由“师”为中心的工作关系改变为以“生-师”为导向的支持关系。因此采取了A镇初中教师工作坊的干预方法，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整教师的认知来建立教师与留守青少年的良好互动关系。由于现在的学校教育普遍存在功利性与应试性的理念，由于留守青少年的学习成绩普遍不太理想且比较难管理，因此有些老师对这些所谓的“问题学生”有意识地忽视甚至排斥。因而社工在A村教师工作坊中通过案例介绍、故事分享、角色扮演的形式让老师对原来的一些做法加以反思。教师们参加完教师工作坊后普遍认识到自己原来在学生的成长中除了学习以外能够起到如此大的影响，认为不仅应该关心留守青少年的学习成绩，更应该关心他们的全面成长。在此之后A镇初中教师为这些留守青少年建立了日常表现档案，从情绪、身体状况、生活、学习情况等多角度进行观察，既能够及时发现留守青少年出现的风险，也方便外出务工父母细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孩子。老师还在组建各种兴趣小组、学习小组、技能小组过程中，要求留守青少年积极参加，并要求成绩好的同学与他们结成一帮一的支持关系，强化他们的学习生活，增加他们对学校生活的兴趣。
4.基于农村社区为本的社会保护双向服务。A镇社区层面的保护是项目的核心内容，项目试图将农村留守青少年服务与农村社区建设两个层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各种社区服务活动来加强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保护因子，另一方面通过调动村庄资源参与留守青少年保护事务反过来促进村庄社区环境的改变、农村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特别是农村社区自身能力的提升。后一层面看起来与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并无直接关联，但却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作用于农村留守青少年。因此，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工作内容，一是A镇服务于留守青少年，二是留守青少年反向服务于A镇，这种思路充分体现了一种社工整合的目标及以“社区为本”的原则。（1）是A镇正向帮助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如A镇法制宣传、A镇福利计划、社区支持等工作，主要通过这些方式来搭建提升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社区互动、互助支援平台。首先A镇政府根据这些留守青少年家庭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针对性的福利支持，如办理低保、农忙支持、费用减免等。其次社工在A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走访了A镇内的相关组织和机构，让他们了解了留守青少年帮扶的意义及现状，并希望他们参与到帮扶的整个过程中。在这个基础上组织成立了由A镇热心人士、教师、大学生村官等组成的“知青帮”社区组织，开展“手拉手、心连心”活动，与这8位留守青少年结成对子进行一帮一的支援活动。社工在这个过程别注意培养村民的公共事务意识与参与意识，提高A村凝聚力。之后又在A镇的一位大学生村官提供的一个办公室内成立了留守青少年文化活动中心，开展一些有益于留守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科普、文娱活动，将留守青少年从不良娱乐文化、过度网络生活中摆脱出来。（2）A镇留守青少年反向服务于A镇，通过这种方式让A镇村民更加关注他们，同时也让村民看到他们、他们的家庭以及A镇自身的变化。项目举办了“雨后彩虹”留守青少年才艺晚会，向A镇村民宣传及展示留守青少年的积极面貌，让更多的A镇村民关心留守青少年事务。社工与大学生村官制订了留守青少年村庄服务计划，组织各种公益活动让这些留守青少年充分参与。如针对A镇环境美化的活动“清洁村庄你我他”，受到村民的高度评价。
（三）多维层面的项目效果评估与反思
1.留守青少年个体层面抗逆力的评估。在项目后期，我们用同样的量表对这8名留守青少年进行了抗逆力的后测。结果发现，这些留守青少年的抗逆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自我效能感、责任感、自控能力、对未来的信心等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中的几名辍学留守青少年全部回到了校园，学业成绩也有了较明显的进步，还有的顺利考上了县城高中。同时这些留守青少年与外出务工父母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提高，祖辈对其教育状况也有较大的改善。
2.A镇社区层面等外在抗逆力的评估。
在对家庭、学校及A镇村民的走访后，也发现他们对这些留守青少年的看法有了积极的转变，也愿意继续关注并帮助这些留守青少年，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A镇的自然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A镇志愿者组织由原来的虚设变得更加具有活力。A镇邻里冲突现象少了，文化活动多了；网吧青少年少了，治安状况好了。A镇社区凝聚力提升了，对村委会的评价也高了，几个村委会还因此得到了许多荣誉与奖励。
3.项目整体评估与反思。通过这个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社会服务项目，我们认为农村留守青少年在面对危机时的抗逆力是越轨犯罪行为的安全网与防火墙，设好这张网与这道墙，能更好地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风险及社会再适应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风险社会及转型社会的环境下，只有让农村留守青少年提升面对风险时的抗挫折能力，只有从家庭、学校及农村社区层面加强留守青少年外在保护因子，才能真正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问题。这个项目的特点体现在，它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社会工作单一的实务模式，实现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及社区工作有机地整合，避免了目标单一、方法单一、成效不好的问题，充分地利用了社区的各种资源帮助农村留守青少年，对预防A镇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同时认识到，提升农村留守青年抗逆力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也面临着每个农村留守青少年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然而相关理论并不完善，实践也不充分。虽然在项目组中8名留守青少年的抗逆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项目干预对象的范围较小，只是局限在一个社区中，同时服务对象的数目也过少，在其代表性上与效度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日后进行相应实践方法的系统总结与服务对象的持续跟踪。
三、中国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工作模式的思考与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空心化”的进程还将继续，留守青少年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而在缺乏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现状下，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势头居高不下的现象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此文以一个农村社区的留守青少年为干预对象，以社会工作抗逆力理论设计服务方案，并进行过程分析与效用评估，为社会工作干预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提供了循证范例。从这个项目范例可以得出，社会工作通过功能重建、心理干预、网络建设、资源整合等专业方法进行农村留守青少年干预具有实际价值。据此，为了减少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现象，可以进行政策创新，利用当前正着力推动的社工人才建设活动，并结合暨有农村组织网络，积极发展社区为本、专业化、本地化的农村社工干预模式。
在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设计中应注意以“农村社区为本”。即无论是从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还是从生态环境系统的理论观点出发，在我国农村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设计中，应以农村社区而非以案主个体或其家庭为核心，因为社区在其中起着环境、整合、链接及反馈的作用。因此，要提升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从而预防犯罪风险，就必须结合农村社区建设，通过融入农村社区、营造农村社区、改变农村社区进而改变留守青少年。一方面，只有把农村社区建设好了，所谓的整合社区力量、挖掘社区资源、推动社区参与等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方法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农村留守青少年状况改善了反过来也会促进农村社区风貌的改变，实现农村社区提升的目标，这种思路在现实中也比较能得到所在社区的配合与支持，不会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导致很多农村社工项目无法顺利落实的情况，而这一现象在现在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非常常见。因此，农村社区为本的留守青少年工作方法反对传统的“方法为本”或“问题为本”的社会工作实务[12]，认为抗逆力建设过程是一个强调多向互动的过程，致力于系统化的多向循环改变，一方面通过外在保护因子的提升激活留守青少年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内在保护因子的形成；另一方面通过改变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的认知，促进外在环境对留守青少年的支持与保护；此外，通过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变化来改变外在环境，提升与实现农村社区发展。
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方面需要倡导整合性的服务模式。在农村社会工作实际服务过程中，必须结合当地农村社区的实况，将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教育、生活与情感状况视作一整体性、有机性的生态系统，超越传统整体与个体、宏观或微观、激变或保守的二元社会工作范式，从社区、人与互动的整体观去设计农村留守青少年服务与支持的策略。如抗逆力中的整合模式反对简单的分割内在保护与外在保护因子的作用，将农村留守青少年的问题归结为心理或家庭等单方面的问题，主张内在保护因子与外在保护因子存在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共同决定着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强弱。并立足整个农村社区的大环境，将抗逆力的提升视为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系统[13]，从“人”、“环境”与“互动”的三角关系去设计农村留守青少年预防、治疗、服务及支持的策略。同时根据农村留守青少年不同的需求，整合多元化的资源及多层次的介入策略，通过不同的服务焦点及模式，以跨系统的合作方式去协助农村留守青少年提升抗逆力。
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需避免“问题化”的倾向。问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农村留守青少年问题化。在一些传统服务话语中，“留守青少年”已经被贴上了“问题青少年”的标签，被刻板化、问题化了。只要提起留守青少年，就想起了他们“悲惨”的生活境遇、“不幸”的现实处境和“难堪”的成长记录；只要留守青少年稍微有一些个性、冲动与叛逆行为，就容易把他们看作是问题青少年。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应注意避免这种价值判断，把握农村青少年的成长特点与社会状态，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综合评判。二是把社会工作服务内容问题化。比如人们往往容易认为抗逆力干预就是解决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具体困难问题，但社会工作视野下的抗逆力干预更加强调优势视角，认为压力与风险事件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伴随着改变的机遇，伴随着激发生命的潜能[14]。农村留守青少年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社会工作对于抗逆力的提升就是要挖掘这种优势，帮助农村留守青少年在一个立体、动态及建构的环境中开发潜能，弹性应对，发展自我。
基于中国农村实际状况，发展“本地化”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社工干预模式。这种“本地化”的模式并不是重新组建新的组织与成员，因为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而是整合既有的村委会、村民小组、群团组织、学校甚至宗族等正式与非正式组织，从理论、方法、组织、服务上进行干预。利用当前国家大力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的机遇，发展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培养专业农村社工、构建农村志愿者队伍，形成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干预网络。如理论上研究符合农村青少年特点的社工干预理论；方法上利用传统农村群众工作的优势，形成独特的留守青少年干预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方法；服务上提供更加乡土性、个性化的心理介入与福利支持。此外，农村留守青少年干预中，“本地化”的社会工作模式还应特别注重当地农村的组织架构、经济条件、人际关系、地理状况、社会民俗及至社区文化等“地方性知识”，把握农村留守青少年独特的身心状况、成长生态环境等，形成有地方特点与实际的农村社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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