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1 10:00:5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媒体的发展与壮大，使其迅速进入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历史性改革。传统新闻媒体，在此次改革浪潮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网络与新闻并存的发展形势成为了主要的发展方向。各个网站或媒体机构逐渐开始报道新闻事件，使新闻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也更易被曲解，形成恶意的网络舆论，对新闻传播的实际价值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一、基于新闻传播学视阈下关于网络舆论的问题分析
（一）对新闻媒体的冲击
网络传播的时效性与公开性，使新闻媒体对新闻事件报道的效用性大大降低。新闻媒体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出于这也规范，需要对新闻真实性、可传播性进行全面的考虑，并需要对新闻报道的方式注重分析，实现新闻报道的引导价值。在新闻媒体报道前的准备过程中，网络舆论已经形成，其时效性降低了新闻媒体报道的效用性，人们先入为主的思想，会使其更容易记住网络舆论当中的内容，很多人利用网络舆论的这一特点，恶意扭曲新闻事件的真实性，甚至恶意散播谣言或虚假消息，危害社會的和谐稳定，降低新闻媒体在社会公众当中的公信力。
（二）网络媒体之间的恶性竞争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是网络媒体的构建成本大幅度降低，进而使媒体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的趋势，各个媒体之间的竞争形势日趋激烈。在这种竞争环境下，存在一些网络媒体，由于职业道德缺失，采用一些底下的新闻传播手段，如为附和民众的主观心理，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指向性批判；或通过无底线、不真实的标题吸引民众；甚至自己制造新闻话题恶意传播。网络媒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助长了网络舆论的消极作用，且违背了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1]。
（三）监管机制缺失
信息技术促使新闻媒体的发展过于迅速，而相应的监管机制，却未能跟上新闻媒体的发展步伐。网络舆论的恶性传播，监管机制的缺失是很大一个部分原因，针对明显的虚假新闻或恶意的网络舆论，没有相应的审查机制，者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或教训，使其无法认识到自身错误，助长这类群体的嚣张气焰。
二、基于新闻传播学视阈下关于网络舆论的净化策略分析
（一）强化媒体自身责任意识
在新闻传播学中的新闻宣传，是指通过带有一定目的性与说服意愿的语言或文字，借助相关新闻事件进行正确价值观传递的一个过程。在新闻媒体信息化与数据化的发展形势下，媒体自身的责任意识需要全面提升。网络舆论的恶性发展，是在个别网络媒体以及新闻媒体的推动下形成的，因此，若想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的未来发展，需要从媒体本身上出发，强化其责任意识。
新闻媒体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摒弃不利于媒体行业以及社会发展的部分，全面开展组织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是培养媒体责任意识的基础。利用媒体自身的传播功能，由媒体行业中的重要企业，发挥其引导作用，鼓励媒体从业者坚守职业底线进行新闻传播与企业发展。在网络科技的发展下，以严格遵守媒体自身职业道德为基础，向新媒体形式转型，提升新闻传播是时效性，保证新闻事件的正式性，进而提升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心，并有效维护媒体行业的社会公信力。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媒体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社会引导价值，依据具体的新闻事件，结合权威认识的相应观点，控制舆论导向，在增强新闻吸引力的同时，提升说服力。此外，媒体自身还应严厉禁止谣言的与传播，杜绝恐慌以及消极的网络舆论蔓延，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增强公民辨别意识
公民即是新闻传播的受众，网络舆论的恶性传播，其中也存在由于公民辨别意识薄弱，帮助舆论传播，进而导致网络舆论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不实新闻报道正是通过公民进一步扩散的，就如娱乐圈内的众多老艺术家被去世，这些事件只需通过对者的身份进行求证，就能打破谣言，但由于公众的辨别意识缺乏，造成了谣言的进一步扩散[2]。增强民众的辨别意识，引导民众对新闻事件的求证态度，才能有效遏制谣言等舆论的扩散。
（三）完善管理与监管机制
管理与监管机制的完善，应该同步进行，以管理机制处理网络舆论方面的问题，以监管机制监督管理工作。具体而言，两项工作均可以采取层次结构进行。
所谓层次结构，是对工作的细化，也是为了便于责任的落实。以管理为例，现阶段网络管理主要由网络监察人员负责，但由于网民数量庞大、超过7亿，只依靠网络监察力有不及，在下一步工作中，可以建立三层结构，第一层是监察层，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监察人员，负责对网络舆论进行监察，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给中层管理层；中层管理层的职责是汇总各类不良舆论，了解其类型、传播途径以及目的，形成汇总文件，上报给高层决策层；高层决策层的职责是了解中层工作，并根据中层工作结果思索有效的管理方式。例如不良舆论在微博中传播较多，就可以针对性的加强对微博的管理。
监管机制主要是监督管理工作，也应建立对应的层次结构，与管理工作一一对应，对于懈怠的人员及时督促，对没有被发现的不良网络舆论及时指出，并上报、汇总，使管理工作在一定压力下更为有效的进行。
【关键词】新闻教育;新闻学;传播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G213【文献标识码】A
一、不同语境中的相同话题
“传播学”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义的新闻教育领域最重要的话语。三十年来,传播学在中国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与传统的“新闻学”平起平坐,甚至对新闻学有了“僭越”之嫌,于是,围绕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学科之争近三十年来一直不绝于耳。曾经作为“文学”附庸的“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时的名目已经不再是“新闻学”,而是“新闻学与传播学”。从学科设置情况来看,由于传播学的存在,全国有数百所高校的原新闻系更名为“新闻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仅此已足以表明传播学对新闻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之大。
从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初,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之争、地位之辨就已经开始。这一语境中的“新闻学”是指狭义的新闻学。而这一语境中的传播学则是中国学界彼时从西方拿来的传播学。
彼时的争论是站在建设传播学的立场来厘清学科边界。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正本清源、明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等,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中就在题为《西方传播学的产生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的介绍性文章中开始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传播学与新闻学之间既有着血缘的关系,又有不同的地方。”[1]作为传播学引进中国的早期话题,这一讨论并未形成共识,而是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各自独立的学科。早在1988年,在国人编著的第一本国内传播学教材中,作者认为:“传播学既不是实践意义上的新闻学,也不是理论意义上的新闻学。”[2] “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3]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传播学与新闻学各自独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彼此取代,新闻学的继承与发展和传播学引入与探讨是可以并行不悖的。”[4]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存在着血缘关系,传播学是对新闻学的发展,是新闻学第三个发展阶段(前两个阶段是报学、新闻学)[5]。张国良教授在《传播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的学科背景之一”,但由于大众传播学由新闻学演变而成,因此,又认为 “新闻学可视作传播学的前身”[6]。
在这些早期论争的焦点,即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之外,争论双方的共同之处在于,双方在探讨的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学科层面的传播学会否取代新闻学,但并没有进入到价值和内涵的层次,即传播学究竟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内涵层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在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却似乎成了新闻教育领域中绕不过去、至今也尚未跨越过去的话题。学界对新闻教育的反思,仍然倾向于“接着说”。近三十年来,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讨论可谓林林总总[7],当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教育时,也依然倾向于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说起。进入21世纪以来,以反思我国新闻教育的名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系仍一再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
2001李希光教授题为《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的文章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提出我国的新闻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中”,新闻学正在被传播学一统天下,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组合是“抽烟与肺病的重组”。[8]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詹姆斯•凯里的《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同样将美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委过于传播学的介入,就传播学对于新闻教育的意义提出质疑。[9]该文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客观上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之争推波助澜,甚至使该话题的焦点演变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术权力之争。
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一话题下,无论是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还是问题讨论的深层目的、各种话语的言外之意,其实大相径庭。如果说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讨论中,曾经的焦点是传播学的引进将会对新闻学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经过二十多年的教育实践之后,同一话语讨论的其实已经不是曾经的话题。在论争的出发点方面,曾经的论题出自对传播学定位的迷茫,晚近的论争则是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面对的是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困境;如果说早期的论争既有助学科“跑马圈地”之嫌,也是面对学科未来的展望,晚近的论争则是面对现实、回顾历史的反思;如果说早期的论争是为了证明“拿来”“西学”的名正言顺,那么,晚近的论争则是对“拿来”后效的一次评估;在论争的价值取向方面,早期的论争中对传播学的价值判断主要是正向的,但在晚近的论争语境中,传播学却成为伤害新闻学优良传统的罪魁。
如果认同这些实质上的差异,那么,当我们在狭义的新闻教育语境中论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时,就不应按照二十多年前的论争思路“接着说”,甚至对于曾经的言说方式也应作出重新审视。在反思中国新闻教育的成败得失时,首先需要追问的是站在中国新闻教育的立场,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究竟是什么?造成困境的主因是什么?是传播学的“入侵”吗?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传播学具有怎样的面貌?它又是如何“侵蚀”传统的新闻教育的?
二、传播学话语与误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教育在取得了规模、数量的繁荣的同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学界的认识是多元的。
就新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李希光教授的观点是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的偏离:“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10]詹姆斯•凯里认为,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是传播学对新闻教育的控制所导致的新闻学的民主、自由等基本原则的丧失:“新兴的传播学科至少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也充满希望地融入新闻教育中去,但是结果并不妙。科学统治和新闻自由很难结合到一起。”“传播来源于新闻并且控制了新闻,建造了新闻和社会控制艺术间的矛盾并生存其中。”[11]显然,中外学者对于新闻教育困境的关注焦点并不相同。前者担忧的是新闻人才培养过程中对实践能力的忽视,后者担忧的是新闻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应该说,这些的确都是中外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如果能够深入到内涵的层面,或许对新闻教育的种种担忧都有其内在的逻辑,都值得警惕。
李希光教授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不仅正渐渐与现实脱节,更为糟糕的是,它正渐渐脱离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尽管公众仍然通过阅读记者的新闻报道了解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医学和教育的最新发展,但是新闻或传播学院远远没有使学生准备好理解世界的能力。在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被教授各种吸引眼球和注意力的技巧,而没有学会全面、真实、公正的报道、并保持其科学可信度。”[12]詹姆斯•凯里相信,“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新闻应该与政治联系,这样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和文学联系,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和表达能力,并深刻理解叙述的方式;和哲学联系,由此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和艺术联系,这样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视觉世界;和历史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和直觉。”[13]无论是李希光教授对新闻教育脱离现实的挞伐,还是詹姆斯•凯里对新闻教育理想的憧憬,都体现出某种深刻的片面性,其语言表层结构之下的深刻的所指均“与我心有戚戚焉”。
但他们的叙事话语却是值得深思的。两者均将矛头对准了传播学,至少是在字面上都使用了同样的叙述策略。值得反思的问题正在于,为什么种种讨论最后都指向了传播学?造成中国新闻教育困境的主因是“传播学”吗?在不同的语境中,“传播学”话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透过种种对传播学的诘难,不难发现,指说的对象并不一致。前者批判的是作为抽象理论的传播学,后者则将传播学视为伤害新闻自由的控制的科学。前者批判的是传播学作为抽象理论对新闻教育实践性的伤害,后者批判的是作为控制的科学对新闻学的民主等基本原则的伤害。作为靶子的传播学是脱离现实的、抽象的、只关注技巧而忽略价值内涵的、非人文的、服务于利益集团的、以操控为目标的理论。正是这样的一种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并给新闻教育种下恶果。对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黄旦教授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14]再向上回溯,对传播学的种种诘难是真的命题吗?
在学术论争中,为了彰显己方观点而树立一尊理论的稻草人作为对立面是常见的做法。在对新闻教育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传播学似乎正在成为这样一个象征化的理论稻草人。作为一个理论稻草人而存在的传播学的面目必然要么是模糊的,要么是变形的,甚至可能会是被抽空了内涵的空壳而已。试问,在反思新闻教育的特定语境下,种种有关传播学的话语讲述的是那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已成显学的“传播学”吗?只要对中外学术思想史稍作研究便会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一种既脱离社会现实又脱离新闻实践的抽象的理论、一门服务于利益集团、以控制为使命、与民主理想相背离的控制科学都不是“那一个”传播学。对传播学的武断显然未能体现学术的严谨。准确地说,“传播学”在反思新闻教育的语境中只是一个符号。作为新闻教育的批判话语而存在的“传播学”已经远离了传播学本身,而被异化为二元思维模式下的“新闻学”的对立面。
潘忠党教授认为詹姆斯•凯里“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迫切需要讨论的。而在中国的场景下讨论这些问题,有必要了解他批评与反思美国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背后的思考脉络,否则难免取桔成枳”。[15]他认为,不能随意地给凯里扣上反对传播学的帽子,在凯里的视野中,存在着多个传播学。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凯里所特指的是“控制论及与其共享着某些概念的理论,如信息论”,凯里并没有采用在“在中文语境中所理解的‘传播学’”。他认为,通过对凯里思想脉络的解读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从中得出凯里提倡新闻学,反对传播学的结论,恐怕至少似是而非。首先,凯里反对的是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他推崇的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也就是说,在凯里那里,有多个不同的传播学,他对不同的模式有偏好、有选择。”[16]由此看来,在凯里的观点中,此传播非彼传播。
但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新闻教育反思中的传播学话语还是导致了误读,不仅对传播学造成了误读,也对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本身造成了误读。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新闻教育的反思反而止步于此,奇妙地转向了技术性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关系之争。这才是关于新闻教育的种种反思过程中真正值得反思的“真”问题。
“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的对立面是对传播学的误读。历史地看,传播学最初是以拓展学术领域的姿态而不是以攻击或取而代之的姿态进入到现实的高等学院新闻教育领域的。拓展并不必然意味着取代。从学科自身的特点来说,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但彼此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学本身是多元的、开放的、发展的,实际上,也许还没有一个边界清晰的传播学。即使勉强地称其为传播学,那么,也存在着多个不同的传播学。有理论传播学,也有应用传播学。公关、广告、组织传播等不能等同于传播学。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伯明翰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等,都是传播学。这些传播理论有不同的渊源、目标、方向、路径。凯里所反对的美国主流传播学派是不能代表传播学的全部内涵的。按照潘忠党教授对凯里的解读,凯里并没有误读传播学,而是我们误读了凯里。因为,凯里批评“传播学”是有特定的美式语境的。凯里的“传播学”并不是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以中国视角看传播学,为什么看到的只是美国主流学派的“传播学”?什么才是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的真实全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是指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应用传播学的关系吗?
实际上,对“传播学”的误读也必然导致对新闻学本身的误读。用被窄化和扭曲了的传播学去与新闻学的理想原则相对,新闻学能够获得的除了再次证明新闻学理想本来就拥有的崇高与伟大,还能有什么新的收获吗?“新闻学科的内涵扩容,是保障与推动新闻学科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17]对传播学的误读,显然使得新闻学似乎变成了一个固定成型的、自我丰足的体系,即使对狭义的传统的新闻学来说,理论发展也是必由之路。
“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的对立面,也造成了对我国新闻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的的误读。詹姆斯•凯里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提出的担忧之所以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响,无疑是由于美国新闻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新闻教育中也存在着。但是,国人更为关注的似乎是凯里话语中的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广告等应用传播学科以及与媒体的关系,而不是新闻教育中轻视新闻理想、伦理准则的现实困境。当我们热衷于争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关系的问题时,实际上选择性地忽略了问题提出者对新闻教育缺失内涵和价值教育的担忧,也就远离了新闻教育的真正困境。问题的提出方式也能反映出对问题核心的偏离。也许,在中国语境中,当务之急要问的不是新闻教育是要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施拉姆。埃德加•斯诺或是施拉姆都是各自所属领域的一座高峰,在广义的新闻教育语境中,他们都应该成为人才培养的目标。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埃德加•斯诺?是由于人才培养目标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指向了威尔伯•施拉姆吗?这样的看法显然是脱离中国新闻教育的实际的。将新闻教育的问题委过于传播学,其结果只是使得对新闻教育的反思停留在外延的领域,阻碍了对更深层次的内因的追寻。
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话语还可能会遮蔽新闻教育中的另一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例如长期困扰新闻教育的“新闻无学”问题。传播学确曾提升新闻学的合法性,暂时缓解了学院派对“新闻无学”的指责。然而,中外新闻教育实践似乎已经从不同角度证明传播学,尤其是主流传播学并不是解决新闻学“无学”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新闻学究竟需要怎样的“学”?新闻学未能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汲取营养是传播学的错吗?其内在原因是什么?传播学不仅不与新闻学相互对立,也不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相对立。作为与新闻学有密切联系又区别于新闻学的另一门学科,传播学显然并不能解决新闻教育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三、需要反思的传播学
超越话语,作为一门已成显学的传播学自身也需要反思。反思和批判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站在传播学的立场,无论是误读还是切中肯綮的批评,遭遇批判对于传播学自身也许正是在反思中发展的机遇。
反思中国的新闻教育,传播学的确是影响了新闻教育理念和实践的重要因素。目前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对传播学提出的批评有些方面看似矛盾,例如有的将传播学看作是抽象的理论,有的又将传播学看作是执着于信息处理的技巧,不过,这些观点却都清晰地表明他们所指向的是最早引进中国的美国主流传播学。这一点,中国学者与詹姆斯•凯里是相同的。这一点正是中国传播学发展中最值得反思之处。为什么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话语只意味着美国的主流传播学?
传播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一直在拓展着研究的疆界,充实着自身的内涵。近几十年来,不同学派的观点在“传播学”的名下不断地碰撞和激荡着,使得传播学的学术园地日渐丰饶。以市场导向和行政导向为特征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与以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解放为终极关怀的欧洲批判学派共存于传播学的学术园地,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甚至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传播学景观。然而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在理论上是多元的,但在传播学的研究实践中,其形象仍然是单薄的,属于美国主流学派的。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主流传播学派被引进中国,其后并逐渐在中国成为传播学的主流。对于这一点,当然有历史的背景:美国主流传播学派“不但有很强的科学主义色彩,而且往往在分析传播现象与过程中忽视权力问题和淡化社会历史背景。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符合‘’后的中国学者希望纠正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的趋势,迎合了他们希望建立学术独立性的要求。”[18]因此,尽管在1983年出版的《传播学》(简介)中就已经介绍了欧洲批判学派,但在其后传播学的引进实践中,久未得到响应。这种情况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所改变。作为发展的表征,“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数年高涨;经验――功能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普及;证实传播学假设的研究形成规模;媒介形态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开辟了较为广阔的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空间”。[19]由此可见,中国的传播学仍然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并且,主流传播学的介绍和影响仍是主流。
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这一特征在我们面对詹姆斯•凯里时显出了其后果的严重性。当凯里批判以科学主义为信条、技术统计为手段、服务体制为导向的主流传播学时,我们骤然发现,中国学界二十多年来所学习的甚至亦步亦趋的不正是凯里所批判的东西吗?尽管,我们早已知道,传播学还有更为广阔的天地,遗憾的是,将传播学仅仅视为一门控制科学的美国主流传播学却是中国语境中对传播学的主导性解读。因此,当我们指出凯里理论视野上的偏颇时,也只能低声嘀咕一句:“除了主流传播学,还有批判学派呢!”因为,在中国的传播学体系中,批判学派或者其他学派也都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存在。本应对西方传播学采取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方针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面对西学东渐,我们主动放弃了批判的立场,今天自然也就失去了批判的力量,人云亦云,结果就变成了邯郸学步。而批判精神的丧失使得我们面对凯里的当头棒喝时,也不愿直面问题的关键,进入到新闻教育的内涵领域,而是回避了问题的锋芒并将其化为一个无关痛痒的的学科关系问题。批判精神的缺失是新闻学和传播学共同的问题,因此,在新闻教育借“传播学”话语反思自身的同时,传播学自身也亟待反思。
注释:
[1]周致:《西方传播学的产生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2]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3]芮必峰:《传播学•新闻学•新闻传播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 1期。
[41]吴文虎:《传播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5]沙莲香:《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6]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7]董天策:《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8]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新闻记者》,2001年第 期,第24页。
[9]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10]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新闻记者》,2001年第 期,第24页。
[11]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10页。
[12]李希光:《新闻教育改革的希望在哪里》,《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5期,第31页。
[13]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11页。
[14]李晓静、黄旦《有真意 去粉饰 勿卖弄》,新浪传媒:http ://cul.省略/ s/2004202222/49648. html。
[15]潘忠党:《解读凯里•跨文化嫁接•新闻与传播之别》,《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转引自《紫金网》。
[16]同上。
[17]丁淦林:《新闻教育应该适应社会需要――回顾新闻教育从危机到繁荣的历程》,《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期,第67页。
【关键词】新闻理论体系；新闻学学科特质；新闻学核心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一、现状：“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提出与探讨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方面一个日渐凸显的学术话题。最早从一些学者对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学理性的反思开始(刘建明，1991：童兵，2000)，再到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课题(沈莉，1998；陈作平，2005；唐远清，2006)，甚至到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的立项(丁柏铨，2002)，直到目前一些新闻理论专著的最新尝试(杨保军，2006)，“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无疑正在形成一个阶段性的研究。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问题，它可以分为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试图描述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范式转型轨迹，一种：是直接探究建构新的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对新体系的建构必然要对旧的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现择其要者，可以概括这类研究的核心观点如下：
1、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标志着一个学科的成熟。
钟情于“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者普遍持有这样的观念，认为任何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一定水平的时候，都会开始进入到一种自觉地追求理论体系建构的阶段，特别是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确立，往往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阶段，对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建设而言，还意味着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杨保军指出： “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尽管文化差异是事实性存在，意识形态的争端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各国的现实状况也有或大或小的不同，但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也促使普世的东西越来越多”。
2、对板块式结构自然思维方式的批判。
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最早始于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基础》，其重点主要是探讨有关新闻的一般原理和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与群众和与党的关系等问题，初步奠定了板块式结构框架。后来我们的新闻理论虽然受传播学的影响，不断丰富发展，但基本上都不脱板块式结构的模式，并形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三大块的模式。刘建明先生认为这种结构模式有简单堆砌之嫌，陈作平指出这种建构方法属自然思维方法，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将把握新闻实践共相和对各种具体形态的全面统摄作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将解决实践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主要是对局部经验的归纳总结和一定的逻辑分析来把握新闻活动的内涵”这种经验式和随机式的研究方法客观上造成了理论内部不断分解和切割使概念不断膨胀，同时又变得支离破碎，解释力度下降。
3、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积极探求稳定成熟的高质量的理论体系。
所谓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就是要使理论体系具有科学的推理脉络、清晰的逻辑起点、严谨稳定的概念层级和无可辩驳的结论。
追逐着上述目标，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童兵先生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试图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建构自己的体系，“我的使命是沿着这一公式指点的路径，逐一说明传播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相应位置、功能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再比如最近出版的杨保军的《新闻活动论》一书，以新闻活动为线索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新闻活动自身、新闻活动主体、新闻活动对象、新闻活动媒介、新闻活动原则、新闻传播规律、新闻活动界限、新闻活动环境等。陈作平先生则提出了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介形态的结构路径。这些探索，无疑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和价值。
二、反思：如何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
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新闻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不满足于传统的自然思维方式统领下板块式新闻理论的建构模式，希望寻找到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更具普世性和更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而这种科学的理论框架，在目前的探索来看，很显然就是直接以传播学框架为框架，不论是以5w框架结构还是以新闻活动为贯通，这里面体现的都是一种传播学的结构思维和过程思维。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的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真的就一无是处吗?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二是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可以以传播学的框架取代新闻学吗?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式固然有其经验把握的随意性，但作为人类实践经验的提炼升华，自然也有其现实逻辑的依据。甘惜分先生后来在其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概括为一个逻辑起点和两个三角。一个逻辑起点就是“新闻”，两个三角则是“新闻――传播者――受众”这个小三角和“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不断变动着的现实世界”这个大三角。这种三角理论模型正反映出一种在关系中把握新闻的思路，是我们在未来的理论建构中需要继承的精神遗产。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优势是非常适宜新思想的嵌入。在新闻理论范式转型的过程中，新的思想创新可以以一个个新板块的形式添加进去，从而形成一种“转型新闻学”的特殊样态。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不以所谓的理论体系构建为要旨，却以新闻学基本概念的传达为追求，以对最新的新闻理念的把握为要务。而这，正是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之所在。一批学人不主张对新闻理论体系进行过早的建构，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其次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问题。有人认为在西方不存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认为这是一个纯中国式的伪问题。但这正是中国独特的理论语境下所产生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当西方希望通过报刊市场化和大众化解决了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并在新闻理论体系中牢牢奠定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地位的时候，传播学才形成，并以其强大的理论张力形成对新闻学内容的丰富。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正相反，它需要借传播学的科学性来消解理论中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内容，而后再来确立新闻专业理念，而此时的传播学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从理论上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就成为我们考察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起点。
我们认为，传播学的学科特质是结构性、交叉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传播学讨论的是人类传播行为的社会结构性存在。具体说来，它是在社会学结构论的支持背景下，把传播作为一种
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的。同时，传播学理论也是以5W这样一种结构性过程模型为基础来建构的。也正是由于传播学的这种结构性特征，才衍生出了传播学的多学科交叉性和开放性，它几乎向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形成了十字交叉路口的现象。
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则是主体性、理想性和实践指向性。在传播学出现之前，传统的新闻学是在新闻业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从新闻实践的经验中概括提炼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记者编辑操作规范和媒介组织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方面。传播学出现并成熟后，对新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信息传播的理论基础，使新闻学摆脱了前科学的经验性研究状况，并把新闻学的逻辑起点确立为新闻信息，新闻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和控制构成了新闻理论的逻辑演绎脉络。在我国，传播学更是具有直接的解放意义，传播、信息、受众等概念丰富了新闻的定义，并使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可以取代新闻学。新闻学属于专业应用学科，其核心是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专业化、职业化理念训练，尤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专业训练。所以，它是围绕着双重传播主体(记者编辑／媒介组织)而展开的关系研究，如果说传播学是5W模式的过程框架，新闻学却是以两个主体为顶点的关系框架，同时，新闻学中还含有传播学中所不强调的核心价值内容――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对新闻实践直接有指导意义的操作原则等内容。
所以，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其根本原则是要尊重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在这个前提下，既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科学性，又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简约性。
三、建构：“新闻学核心”模型图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确立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所在，并指出应该在尊重新闻学学科特质的前提下建构新闻理论体系。这就排除了那种把新闻学扩张为传播学或把新闻学扩张为媒介经营学和操作学的建构取向。这多少有点类似于宁树藩先生建议把新闻学区分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的思想。但本文更愿意把这种建构取向称为“新闻学核心”建构，并用下面的模型图予以演示： (见下图)
在这个模型图中，新闻学核心由新闻本质论、新闻关系论和新闻理想论三部分构成。在新闻本质论中，主要解决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新闻的起源是人类信息交往的需要，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与控制是形成新闻、新闻事业主要关系的逻辑脉络这类的问题。其知识背景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思想，如传播观、信息观、新闻生产观等。在新闻关系论中，主要包含六大关系和六大命题。六大关系是记者(新闻)－事实、记者(新闻)－受众、记者(新闻)－媒介、媒介组织－政府、媒介组织－公众、媒介组织－商业，六大命题就是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形态论、媒介属论、媒介体制论和媒介生态论。新闻就是在这些主要关系构成的社会场景中的实践呈现和功能施展。新闻理想论则是指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包含客观性原则和新闻自由理念)。它是新闻事业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四、结语
一直以来，对新闻理论体系的研究有一种复杂化的倾向和对传播学的盲目崇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起新闻学的学术地位。这未免走入了误区。传播学理论对新闻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使得传统新闻学中呈零散经验状态的研究在结构性思维的统摄下聚合成了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体系，具备了一个更广阔的信息传播的结构性知识框架，从而大大提升了新闻学的逻辑性、科学性和学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的框架可以直接成为新闻学的框架，传播学的结构性思维特征只能潜隐地渗透在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作为一种底色而存在。而且，正是由于传播学的存在，新闻学的学科特质才被更集中地凸显出来，而且这种学科特质最终体现在“新闻学核心”的理论建构中。
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本文由收集整理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较强的使用性质和较弱的理论色彩是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现在的新闻学研究范围广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食物和活动中都贯穿这传播学，传播问题散发在各个学科中。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学科管理上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在学术研究中，会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学术活动中已很难区分，或者说区分的必要性已经很小。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五、研究的热门话题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较强的使用性质和较弱的理论色彩是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现在的新闻学研究范围广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食物和活动中都贯穿这传播学，传播问题散发在各个学科中。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学科管理上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在学术研究中，会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学术活动中已很难区分，或者说区分的必要性已经很小。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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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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