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1 10:31:1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古典文学知识，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衡南县第一中学，湖南 衡南 421142）
【摘要】文言文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和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而现今的文言文教与学更多停留于对字、词、意的理解。笔者在文言文课堂教学实践中，将古典与古文和谐融合，营造与众不同的学习氛围，真正调动了学生的激情，从而实现文言文育人塑人的德育任务。
关键词 史传文言文；古典文学；课前设问；历史故事
流传至今的古朴典雅的文言文体现着汉语言最深邃的魅力，简练、精准、形象的语言极具表现的张力。而高中语文课本中所收纳的史传文言文艺术形象典型，彰显了中国人的睿智思维、至上精神和文化心态。因此在史传类文言文学习时应多挖掘、拓展其中的文化精神要素，充实高中学生的人格成长需求。
1 文言文教学的现实情况
不能否认，对文言文字、词、句的准确理解是文言文教学的基础，也是文言文教学中极为重要的教学环节，但如果单单满足于读懂大意，就达不到课程标准中提出的“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和“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要求，达不到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现今不少高中语文教师将文言文的教学目标只认定为字、词、句的准确理解，基本都按照“读——翻译——讲语法——练习——背”的传统模式授课。而学生总认定文言文晦涩难懂，于是产生了一种排斥和疏离的心理暗示，厌烦接触古文。因此古文文字阅读的障碍，老师的教法单一和学生自身学习主动性不强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学生忘却了在文言文课堂中去探究古典人文精神的内涵，无法获得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给予自身的熏陶，自然也就不能提高自身人文素养，完善个人人格的塑造。
2 史传文言文教学方式新体验
实际上，学生对于文言文更多只是腻烦于它的传授方式的单一，如果教师能抓住学生的阅读学习心理，对文言文课堂教学融入一些新的教学元素，可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借助观看相关媒体视频帮助学生降低阅读难度；或将文言文的美言与所学过的优美诗歌结合学习，让学生感受文言文的语言美。而关于史传类文言文教学，应更多的是以把文言文课本与古典文化人文精神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来给学生耳目一新之感。
如何在课堂中将古典与古文和谐融合，营造与众不同的学习氛围，真正调动学生的激情呢？
2.1 课前构想奇思妙问
即课前设置本堂课文与古典文学作品有关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如在教授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中《项羽之死》的教学过程中，可在课前首先设置两个问题。
问题一：穷途末路的项羽表现出与我们平时所熟知的性格截然不同的一面，这种性情与四大名著中的一个主要人物的性情是相同的。大家能想到是谁吗？
问题二：项羽被人誉为“战神”，他的作战能力强到怎样的程度呢？我们读过课文后，会发现这种战神之风，在四大名著中某个人物身上也有演绎。这是谁，大家知道吗？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会引发学生对课文充满浓浓的好奇心。于是学生主动接触课文，自主解决了《项羽之死》课文中的一些疑难字词。
再如必修四《过秦论》篇幅很长，学生初看就产生恐惧心理。因此老师可以课前设置一个问题：
说到“空城计”，人人只道诸葛亮，却不知其实诸葛亮也是取经得来的战术。大家知道历史上谁想出 “空城计”的这一策略吗？
对于大家已经根深蒂固的常识，现在得到颠覆，当然会在学生的内心激起一层层涟漪。学生也就急迫想要解开这个谜题，知道答案，于是自觉深入课文。
因此课前设置很有悬疑意味的问题，能让老师轻松完成了文言文教学的初级任务，而学生由于主动学习古文，掌握得更加扎实，此举就有一石二鸟之效。
2.2 课中解疑，延伸至课内，全面认识人物精神之美
学生积极解答课前问题，教师做出评价，同时兼纳已学知识，拓展延伸，明确人物形象的精神美，以期教学育人。
如针对《项羽之死》的课堂两个问题中，学生在接触文中的“项王乃悲歌慷慨”、“项王泣数行下”后，总结出项羽在垓下之围时对虞姬所表现出来的铁汉柔情和多愁善感。有一定文学阅读基础的学生马上就想到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而未马上做出反应的学生对于将项羽与林黛玉能同类比较，感到十分新奇。项羽与林黛玉在性情上似乎天壤之别，现在通过学习，竟然发现两人真有性情相通之处。这种人物性情的比较，让学生对人性、人格的多样化有了深刻的认识。
此时还可延伸此点，提及高一所学过的人教版必修四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蔺相如在渑池之会对秦王强硬刚烈、在将相和中对廉颇温和宽容，同一个人物性格的尖锐对立表现一直让一些学生无法理解，反而会误以为蔺相如有间歇性神经质。特别是在阅读了明朝·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后，更觉得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不实。通过此文的学习，学生认识到一个人立身于世，肯定会有丰满、立体的精神人格。而且愈是有着高尚精神灵魂的古人，人物的人格独特、精神内涵积淀就愈是厚重。同时也可以教育学生在遇到自我的人生的挑战时，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去面对，从而认识到自我人格精神的缺陷，有了强烈塑造个人完美人格的渴求。自然而然地，文言文教学对学生的“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教育要求也就得以实现。
2.3 手舞足蹈表演历史故事，添加活跃因素
绘神绘色地添加历史故事，活跃课堂，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古典文化精华的深邃无极。
如对于人教版必修三《过秦论》的课堂问题，学生将诸葛亮在西城上演的空城计与《过秦论》中描述秦国面对六国百万之众，“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的内容对照，学生至此才意识到“空城计”的问世并非得益于诸葛孔明，而是公元一百多年前的秦人。此时老师可以声情并茂地讲诉秦胜六国的故事。如此一来，就触及到中国古典文化精华的深层面，大大改变了学生对文言文的定性。此时学生对文言文中蕴含的文化渊源有了寻奇探幽的心态，充分认识到中国民族的智慧与人格魅力。
再如在讲解《项羽之死》中在东城快战中项羽的战神本色时，特别是第二次“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的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对抗，让学生直呼痛快。而老师可以重提第二个问题，不少同学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在长坂坡一声大吼，曹军统帅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引出《三国演义》中的原文，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个历史故事，学生的精神贯注于课堂。同时借助多媒体，播放电视《三国演义》中的片段，让学生对张飞与项羽两人身上所向披靡的战斗风采有了形象的刻画和理解。学生阅读此文的兴趣陡增，同时也感叹文言文内容的博大精深。对于文言文学习，学生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阅读欲望，也增强了很多。文言文教学对学生的提升审美要求同样得以实现。
王丕震也是绝无仅有的,不可复制的,我们以后可能不指望再有王丕震这样的现象出现,所以我觉得不仅仅在于他写了这么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他提供的文学作品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是把他看成是古典时代最后一位孤独的文学智者。因为是最后一位且是孤独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不会再出现了。
那么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位孤独的文学智者,为什么是古典时代呢?当我拿到四箱书的时候,我大吃一惊,首先这个数量让我感到吃惊。当然,网络时代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不足为奇了,我知道一些网络签约作家,他们几乎是每天要往网络上贴将近1万字,必须有1万字的容量才会增加他的点击率,这样的高产他们自己也叫做灌水。但是王丕震的高产,我想如果是跟灌水对应的话,他应该是注油,注进去的是油,油是可以燃烧的。所以我想王丕震他的意义绝对不在于数量。
我在翻阅王丕震的这些历史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与王丕震相类似的台湾作家,叫高阳,他也是专门从事历史小说写作的,其实高阳也是属于古典时代的,古典时代的文化市场,他也是产量很高,但是有一点高阳无法和王丕震相比的,王丕震是在晚年,18年的时间出现一个“井喷”,这18年写了142部书稿,高阳一共写了90余部,有105册,但他是从1951年开始专门从事写作,写了40来年,高阳的书在大陆几乎都出齐了。有个出版社主编当时说,中国大陆有11亿人口,也没有出过一个高阳。现在看来其实他说错了,至少他没去关注云南,在云南的丽江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王丕震在这样写作。
我为什么说他是古典时代最后一位孤独的文学智者呢?我觉得他的历史小说写作有其独特性,我把他的历史小说看作是知识审美的历史小说,他不同于当代文学流行的那种借古讽今的思维,实际上中国从新时期以后,基本上还是这种借古讽今的思维,即写历史人物,要把今天的观点放到这个历史人物中间,放在历史事件中间,把对现实的思考移入到历史中间去,基本上是这样的思维。而王丕震的小说是纯粹的、知识审美的历史小说,我觉得是缺乏市场,没有培育起这样的市场。我很赞成李建军说的一个词,就是王丕震的小说具有典雅性。
下面就我读的比较细的《陈圆圆》这部作品做一点分析:第一,不把历史当传奇来写,这是典型的知识审美式的历史小说的写法,虽然他是写陈圆圆,但是他既不夸大,也不丑化历史人物,王丕震笔下的陈圆圆是一个年轻貌美,才情并茂的古代女性,追求正常的和美生活,有着民间普遍的道德标准,他绝对不是把历史当传奇来写,他的历史小说基本上都是这个思路。王丕震看待历史是把历史看成是人的历史。100多部小说,基本上都是以人物为核心来写的,写人在历史中的遭遇、命运,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表现非常鲜明。
知识社会学有一观点：“现实”，其实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由人的主观作用“建构”出的。“知识”和“学科”乃至“古典”，也是“建构”的产物，是通过人们的话语实践而由特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参看二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chor Books，1957及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outledge，1994）
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对某一事物来龙去脉的清楚洞悉，是把握该事物的关键。福柯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应用在对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语词的分析上，创立了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知识社会学和20世纪后期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来，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逐步译介到我国，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可以说也是与日俱增。很可惜，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关于新方法之利弊的种种讨论，有重写文学史的种种尝试，但是多数人似乎对这位法国思想家并不了解，也不太想去了解。的确，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很多，需要读的经典、考据、校勘、注疏之类的古书都读不过来，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光顾爱出风头的当代外国人的时髦理论呢？
知识社会学和话语分析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需要，尝试用话语分析来反思一下“古典文学”或“国学”这几个看家饭碗的概念，或许能够明确一些。
首先，现代汉语中的“古典”和“文学”这两个词都有各自的外来背景。先看“古典”。
“典”是随时代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英文中Canon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经典、典范，台湾学界又译为“典律”。围绕着“典”的设定标准问题，当代西方文论有相当热烈的讨论。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出版《西方的典律》一部大书，选出26人作为西方文学经典作家，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文豪莎士比亚、但丁、乔叟、蒙田、弥尔顿、歌德等，也有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布卢姆在序言里说，既然“典”是人为建构的，当然也是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如果人们认为不必要有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武器去毁掉它们。” (The Westo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1994，p.4.) 这种做法表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典”之标准，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时段都有自己的“典”之标准和谈论“典”的特殊话语背景。试回想一下，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先后把“人民性”、“阶级斗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不同名目作为“典”的判断尺度，就不难理解“典”是如何随着话语的转换而不断得到重构（recanonize）的。意识形态氛围对知识生产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古典是同现代相对的概念，所以，古典文学是同现代文学相对应而划分的。但是，如果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随着时代的突变而不复存在，现代文学与当代之间的隔阂远远大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别时，原来所称的“现代”也就成了古典。换言之，假如我们承认某些学者的判断，20世纪文学理论的成就超过了文学本身，或者承认“文学已死亡”，那么整个的文学都已成为逝去的古典了。研究文学也自然成了研究古典。
文学死亡与文学时代终结的另一层意义是，在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作用下，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象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与此相应，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象肥皂剧、网上互动文本等新的文艺形式，是否也应看作文学？如果也算，那么文学的边界就难以划定，至少传统定义的文学就不再有效，必然面对消亡。
古典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有其意义上的相对性，而文学和国学作为学科性的概念同样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既然古典文学研究被看成国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也不妨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点话语分析。近代西学东渐以来，“鉴西看中”或“援西释中”已经成为每一代学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很多人不以为然，特别是那些出于民族防卫心态而坚守国学壁垒的人。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反对拿来西方的理论应用于本土的文学研究。但是试问一下，离开了西方知识分类与术语体系的纯粹“国学”如今还存在吗？即使我们出于主观的愿望想让它存活下来并同外来的学术相抗衡，其客观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当我们说到“文学”，难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来划分的文学，而是我国史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吗？当你打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看到中国文学发端于古代神话的章节时，你是否想到，在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神话”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神话”了。同样，我们所说的史诗、悲剧、喜剧、小说，无一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只要翻一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你就不难明白古汉语中的“小说”与今日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是怎样的不同了。“国”的想象共同体（对“国”的话语分析请参拙文《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民族艺术》99年3期）已然向世界开放了，附着于一“国”的“学”又怎能封闭不变呢？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追问如下问题，国学倡导者们在“国”的幻象背后的乃至文化沙文主义也就可以由隐到显了：为什么产生于公元前后流传至今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会被排斥在“国学”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之外呢？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不能算在我国的“古典文学”概念之内，是不是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呢？
还有一组相对的范畴是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过去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国学”只包括记录为文本的作品，这是老概念的又一个盲视点。限于篇幅不展开谈了。
二、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贡献了跨文化阐释方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一门学科，也就是率先从全球化视野审视各种地方知识，并由此而建构文化理论的学科——人类学，可以提供有效的启发。首先，人类学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把“他者”作为反观自身的镜子，把在自己文化中早已熟知的却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加以“陌生化”。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蚁布思说：“如果我们自觉的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力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从另一方面看，每一种文化传统，又都有其独异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价值。而正如本土社会成员看不到自己社会的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识的不可通约价值，有待于外来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
福柯的一位法国学友，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写过一部书《差异与重复》，其第6章题为“他者理论”。 德勒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C.V.Boundas编 《德勒兹读本》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同以前的存在主义公式“他人即地狱”相比，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容忍差异、尊崇他者方面的巨大跨越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德勒兹的这个他者公式，人类若想要在未来更多的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样可能性，那就毫无疑问地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在前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党同伐异心态，开始把学习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作为地球村公民的一项必修课。然而，从攻乎异端到容忍差异，从党同伐异到欣赏他者，这种认识上、情感上和心态上转变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阻力和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人文研究者能否打破坐井观天式的学术眼界、画地为牢式的知识结构，关键在于自己的反思能力。
下文以一个具体的文学案例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如何从与封闭的知识传统相适应的单一的训诂考据，发展到比较文学的方法，又从一对一式的比较发展到与知识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多参照和通观性的跨文化阐释。
三、从传统训诂到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
从学术传统看，我国的人文学在方法论上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诂考据校勘两大线索为主。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学者们参照西学反观自身，对我国人文学术的这两大线索持不同看法，出现厚此薄彼的倾向（参看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轻视诗文评的方法，因为它发端于直觉和感悟，无法有效地与西方的“科学”范式接轨；看中考据学的方法，因为它通过经验材料和逻辑分析的“实事求是”宗旨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通。这种厚此薄彼的结果，是以传统诗话词话为代表的诗文评方法的全面衰微（各种名目繁多的《鉴赏词典》似乎是它的回光返照），和训诂考据传统的发展与变化。笔者以为，从文化相对主义眼光看，西方的“科学”范式只是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以此为普遍标准去衡量或统一所有的文化，难免遮蔽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性知识”， 压抑“文化他者”自身存活与发展的多样可能。对“科学”万能的迷信随着“赛先生”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霸权确立，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不加反思。而直觉感悟的诗文评方式正是被以实证为尺度的“科学”霸权所压抑，才濒临绝境的。现在西方人对其“科学”的迷信已打破（参看霍根《科学的终结》，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7），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赛先生”的两面性，重估诗文评方法的合理性。下面仅说明训诂考据方法的一种可能的变化方向。
（一）《天问》注释史上的争议①
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阙利惟何，而顾菟在腹？”几句，是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发问。由于年代久，那时的神话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详知，所以后代学者对《天问》的理解和注释就成了两千年来的难题。自汉代以来注释家大多认为菟即兔。王逸《楚辞章句》说：“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朱熹反对把“顾”释为“顾望”，认为顾菟是一种兔子的专名。王夫之认为，月中并没有兔子，有的只是像兔子形状的暗影，正是这种暗影使本来又圆又亮的月亮在体形和光明上都受了亏损。屈原写这两句的意思是用比喻规谏那些包容小人自损其明的人：你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以上各家解说，尽管有分歧，但在月兔这点上是一致的。20世纪闻一多写《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9卷3、4期，1934年）要推翻旧说：月中兽不是兔，亦非兔形暗影，而是蛤蟆！作者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训诂学上的证据，列举理由11条，考证“顾菟”不是兔而是“蟾蜍”，并认为月中有蛤蟆的神话早在战国时就存在。自此以后，学者多采闻一多说。汤炳正也以训诂材料为据，提出“菟”为虎说。这样，月兽之争从两种发展的三种，争论基本在训诂学的圈子里进行，是非难辨。
（二）二重证据与比较文学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的发现，使兔子与蛤蟆之争再度兴起。根据这幅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古画造形，一轮红日上有只黑乌鸦，一弯新月之上有一只大蛤蟆和一只小兔子。长沙本为楚国故地，也就是屈原生活的地区。帛画中神话题材的年代也同屈原相去不远，人们自然会把画中所描绘的月亮神话同《天问》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对以往注释上的争议重新考察。这正是由考古发现的第二重证据给传统训诂考据方法带来的重要变化。
与此同时，海外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月兔传说是从印度输入的。钟敬文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一文，维护闻一多的月蟾说，同时驳斥外来说：“因为印度传说带有深厚的佛家说教色彩。中国早期关于月兔的说法，却不见有这种痕迹。”“产生在中国纪元前的月兔神话，为什么一定是从印度输入的呢？”稍后，季羡林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正面反驳闻一多的“蟾蜍”说，肯定传统的月兔说，并也认为是从印度输入，因为印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吠陀》就有月兔神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136页）
两人在月兔神话来源上的观点针锋相对。月兔神话是土产还是外国进口呢？按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原则，需要找出“事实联系”，方能判定两个文化之间的文学交往关系。虽然公元前的中印典籍中都分别提到了对方国家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印度为“天毒 ”，印度史诗中称中国为“支那”。另一公元前的印度古书《治国安邦术》还提到“支那产的丝”，可是要使输入说成立，应找出文学交往的具体途径和证据。在没有交往的场合下，不同国度也完全可能产生相似的神话传说，这是非输入说立论的基点。
从月兔月蟾月虎的争论，发展到月兔神话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争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已经历重大变化。二重证据的应用和比较视野的引入，都使国学的封闭格局被打破，研究者的思路和心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用外国的、文化他者的东西，来说明本土的东西，开始被部分人接受，当然也引发了不少怀疑和反对。
伊荣方《月中兔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一文，从月与兔的周期性变化的吻合点来解释月兔神话的类比理由，把问题引向月与兔关联产生的神话思维基础的层面：兔子生理上的特点是：后约一个月（29天）产小兔，产兔后马上能进行，再过一个月又能生产。兔的这些特点与月的晦盈周期相一致。关于月兔观念产生的时间，他以为远远早于屈原，理由是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有猎兔之习，“中国人对兔的观察认识至少在5万年前就已开始”。虽未直接反驳月兔神话外来说，但是说5万年前山顶洞人已有对兔的观察，显然要把这一神话“专利”发明权落实在本土。不足的是，无法证明有猎兔行为人就有月兔观念；而且5万年前的人也不宜看成“中国人”，那时“中国”尚不存在。
至于月兔与月蟾的神话想象之根据孰先孰后，兔、蟾、虎三说的训诂是否可靠，仅从训诂学考据学本身无法判定；仅从中印文学的对比看，也还不能获得全景性的总体关照。
（三）三重证据与跨文化阐释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表明，月中兔与月中蟾未必是对立的，二者可以并存。跨文化的考察还可看到，月兔与月蟾观念都不是哪个文化的专利，而是世界性的。月虎说则相对罕见。“对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兔子或玉兔代表人化了的动物英雄。我们想起了美国黑人中“兔子哥”的故事，它与非洲西部的兔子英雄神话一模一样。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玉兔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大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神”，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实体。或者兔子本身就是月亮，或者它的祖母就是月亮。”（哈婷《月亮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页）从这个事实看，一旦把眼界从《天问》的注释史拓展开来，国别文学的问题就成了比较文化的问题。某些神话观念和原型的发生是不受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没有“事实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的月兔观念来自印度，同样也难以证明《天问》的月兔说传自印度。同月兔一样，月蟾或月蛙观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非常普遍。
关于蛙或蟾的神话象征意蕴，瑟洛特（J.E.Cirlot）《象征词典》（p.114—115）是这样介绍的：青蛙代表着土元素向水元素的转换，或者是水元素向土元素的转换。这种和自然生殖力的联系是从它的水陆两栖特征引申而来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蛙也成了月亮的动物（a lunar animal），有许多传说讲到月亮上有一只青蛙，它还出现在种种求雨仪式上。在古埃及，青蛙是赫瑞忒（Herit）女神的标志，她帮助伊西丝女神为奥西里斯举行复活仪式。因而小蛙出现在泛滥之前几天的尼罗河上被认为是丰殖的预兆。按照布拉瓦斯基的看法，蛙是与创造和再生观念相关的主要的一种生物。这不只因为它是两栖动物，而且因为它有着规则的变形周期（这是所有的月亮动物的特征）。荣格在此之外还提出他的见解说，在解剖学特征方面，蛙在所有的冷血动物中是最象人的一种。因此，民间传说中常常有王子变形为青蛙的母题。
那么，蛙蟾类变形动物是在什么时代、怎样进入神话思想的呢？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年代界限，考察的重要线索只能到书面文学出现以前的史前考古中去找。吉巴塔丝所著《女神的语言》一书，对此很有帮助。她考察了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间的考古文物中的造型和图象，得出有关“女神文明”的论点，该文明由于覆盖空间广大，持续时间久远，形成了在整个欧亚大陆通用的象征语言，表现为各种常见的象征生命赐予、死亡处置和再生复活的原型意象。后者也就是月亮“死则又育”功能的体现，其中的一种象征模式被称为“再生性的子宫”（regenerative uterus），分别以动物形象或拟人化形象出现。象征再生性子宫功能的动物形象是以下8种：牛头，鱼，蛙，蟾蜍，豪猪，龟，蜥蜴，野兔。象征同一功能的拟人化形象则主要是鱼人、蛙人和猪人3种。（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francisco :Happer & Row，1989，p.328.）由于蛙、蟾蜍和蛙人意象在此模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尽管它们与野兔的意象同时作为再生的象征而进入神话想象的世界，但是数量方面的优势在考古材料中还相当明显。仅从吉巴塔丝《女神的语言》和《古欧洲的女神与男神：6500-3500BC》等书例举的图象资料看，蛙蟾之类的造形要比兔的形象普遍得多。对照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现，情况也是相似的。诸如半坡彩陶和马家窑陶器上的蛙纹与蟾蜍造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兔的形象则相对少见。
关于女神文明及其象征语言产生的原因，包括吉姆巴塔丝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相当成熟的看法。一般认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和月经现象是使史前人类产生惊奇感、神秘感，进而导致敬畏和崇拜的主因。当代的比较神话学家鲁贝尔在她的《包玻女神的变形：女人性能量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女阴是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能量和再生能力的一种象征。其时间从公元前3万年开始，它冲破各种压抑的界限，作为一种意象遗留后世。艾纹.汤普森注意到，“女阴的这种神奇的特质似乎主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想象力。但是女阴又是巫术性的伤口，它每月有一次流血，并能自我愈合。由于它流血的节奏与月亏相同步，因而，它不是生理学的表现，而是宇宙论的表现。月亮死则又育，女人流血但是不死，当她有10个月不流血时，她便生出新的生命。据此不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怎样敬畏女性；而女性的神秘又怎样奠定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W. M. Lubell， The Metamorphosis of Baub Myths of Woman ’s Sexual Energ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4，p.6-7.）对女性神秘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敬畏和崇拜，贯穿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从史前进入农业文明，女神信仰时代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神格，除了地母神，就是月女神。而蛙、蟾、鱼、龟、蛇、兔、蜥蜴等女神的动物化身形象也流传后世，只是它们的原始象征意蕴逐渐变得复杂和模糊了。信仰和巫术性的色彩日渐消退，文学性和装饰性则日渐增强。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回到古籍《天问》注疏的争端，我们还会偏执地在训诂学的小圈子里打转，做非此即彼的判断么？就连嫦娥和不死药之类月神话的象征物之由来，也变得易于理解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在他的诗意幻想中把月中的兔与蟾两种原型意象巧妙结合为一，
［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献辨伪
一、“知人论世”的提出与发展
孟子的“知人论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关于“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来源，有文章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而卿大夫们在引《诗》的时候经常断章取义，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语，而忽视了诗句在整首诗中的意义。孟子认为这种截取诗句表达思想并不是对诗文本义的正确诠释，歪曲了原意，正是对这种行为风气的不满，他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以这种说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是为了矫正曲解文义的错误行为，达到正确理解诗文的目的，但是仔细探源“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出处，我们发现这种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论世”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找出一个文学批评的准则。我们且以此说法的出处《孟子•万章下》为证:“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译成现今通行的说法，这段话的意思是乡里的优秀人物就和乡里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国家的优秀人物就和国家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就和同样是天下闻名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觉得不够，便可上溯古代的优秀人物与之交朋友。但吟咏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样可以吗?因此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了解其人，这是与古人做朋友。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在这里认为，不同层次的人交友范围不同，层次高的人更需要沟通古人与古人做朋友，但与古人做朋友，只读其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这样才能读懂古人的诗书与其进行心灵的沟通，继而成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论世”的本来意图是阐释尚友的方法，“颂其诗，读其书”只是一种手段，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话同时也客观提示了一种对诗书的读解方法，并且后一种的意义为后世之人不断阐释发展，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本意。
“知人”与“论世”是两个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的概念。“论世”是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须“论世”。所谓“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论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处时代，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对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还有了解激发作者产生创作欲望的临时动因等等。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会有自己一定的动机。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会因为作者情感体验、生活体验、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艺术风格方面，不同的艺术道路，不同的审美风格和不同的个性心理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3］如果要论文，最好是能够在通篇考虑的基础上顾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处世为人，更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状态，兼顾了作者的“全人”和“社会状态”两个方面再谈论文，才更为全面和确凿。鲁迅先生的观点实则就是肯定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二、“知人论世”这一认知方法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共通性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历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4］但学者开始对某项文学现象分析研究时时，不管是分属文学史还是文学学术史研究都要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和媒介，如果没有实体的创作，研究就无从附着，空谈而已。自司马迁的《史记》创造了为作家写传记的研究方法后，研究古代作家的生平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同样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两者拥有共同的研究媒介，那么我们将“知人论世”的方法运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知人论世”在古典文学鉴赏方面
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时代在变化发展，文学创作也在跟着变化发展。我们今天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种文化现象彰显的不仅仅是各个朝代文学创作的代表成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发展与历史演变的关系。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的记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政治的嬗变都会影响文学的兴衰，作家的情感体验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继而这种变化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造成的文学现象就是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变迁。所以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能够反映出文流的更迭。因此，“知其人”“论其世”的研究方法才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研读文学作品时有助于更准确的把握其主旨。比如曹操的《龟虽寿》，对诗中“盈缩之期，不但在天”这一句的解释涉及到“天”这个字的含义。究竟“天”是解释为自然还是天命呢?这对把握诗词的主旨非常关键，二者虽然均可解释得通，但阐释出来的意思却截然相反。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知人论世”。通过查阅记载曹操生平事迹的史料文献，我们发现曹操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论者，可见他是不会相信天意、天命这些东西的。如此可见，“天”在这里应该解释为“自然的”，这样我们在解读这首诗歌的时候就不会曲解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更明确作者的感情倾向。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些作家受到时代环境或自身性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并不直抒胸臆，而是隐晦地将情感暗含诗中，令读者好像坠入了云雾中，不知该如何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但是经过知人论世这一环节之后，了解了诗人的生平遭遇及写作的时代背景，就能拨开云雾，更清楚地辨明作者的感情倾向。比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整首诗中并没有出现明显表现情感的字眼，也并没有提出想通过张丞相的提拔步入仕途，但是题目又为何是赠张丞相呢?我们若能“知人论世”，对孟浩然的生平有个简单的了解，就会明白孟浩然渴望功名却一直无官可做的焦急，这样作者通过诗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表达的急切之情就不难理解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阅读诗词时有助于明晓其写作方法，把握主题。有的作品意旨深远，作者往往会采用多种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难以理解其真实意义，此时就需要我们“知人论世”来考究作者的初意。比如大家熟悉的曹植《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通篇用比兴的手法以豆自喻，实则是表现诗人自身处境的艰难，沉郁愤激的感情。我们若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很容易推断出作者运用比兴的缘由并且揭开它的本体，把握作者表示的深层含义。
(二)“知人论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门学科，它涉及到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各项内容。在古典文献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和实践方法是考据，考据通过对文献的稽考、推演或辨正，判断考证对象的真伪是非、誊清其相互关系及发展脉络以发现或解决问题。可以说考据在文献工作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清代的朴学、乾嘉学派都是非常典范的代表，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夸大考据的作用，它只是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事实上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也实非考据一种方法就能完成。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就应该打破研究方法的单一格局，拓展多种方法，融合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思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时如果能把考据的实证科学方法和文学方面的人文方法相结合，研究或许能得出更佳的成果。
我们且以《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为例。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教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首次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两位先生认为《二十四诗品》不是唐代司空图所作的第一个证据可以说就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提出的，“《诗品》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杂著及文风取向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悖向。”司空图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诗品》却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书中可以很轻易看出作者对道家学说的由衷赞许和自觉认同;从文风取向上来讲，司空图认为作诗要达到圆融之境，作者应该深思极虑，但《二十四诗品》却是追求自然妙造，不倾向于人为雕镂;从审美取向来说，司空图在它的论世杂著中更称许“澄澹精致”的诗风，尤其对那些沉郁遒举的诗作最是推崇，但是《二十四诗品》却是推崇清淡逸雅的诗风。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二者的确是大相径庭，让人不由怀疑《诗品》的作者是否确为唐代的司空图。陈尚君、汪涌豪两位教授就此提出的《诗品》作者之伪说正是对司空图“知其人”的结果，可见“知人论世”对于古典文献辨伪中观点的“破”与“立”十分重要。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我们应该突破单一的研究方式，尝试多种方法和风格的实践，但这都不能取代或者是贬低“知人论世”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古典文学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据之功，也应重视人文方法的价值，既要提倡严谨的学风，又要鼓励自由的思想，做到理性与诗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才能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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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英德，谢思炜，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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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4．
［8］张长青，编著．中国古典诗词名篇文化鉴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7．
关键词 初中；教学；古典诗词
我国古代的诗词曲赋，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精华所在。它意韵深长，包罗万象，童叟皆知，脍炙人口。它们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脉脉相承，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才。我们作为语文老师，该如何有效地进行古诗词教学？如何引导学生进行古诗词的学习？本人根据这几年的实践与探索，分享一下自己的感悟与做法。
一、在学习中领略古典诗词的美
1.以读促学，体悟古典诗词的意蕴美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平时的教学中学习古典诗词最常用的方法是诵读。诵读有着多方面不同的效果，首先是让学生直接感知诗词的音调美，还可以感受到诗词中独特的人文气氛。随着诵读越来越多，还能引发鉴赏者的想象、联想、体验和感受，潜心品味诗中的意象和意境。教师可以在节奏、速度、轻重音、表情等上作具体指导，并给学生示范，或指定学生诵读表演。例如教学 《春夜洛城闻笛》，可做这样的指导：首联、颔联写笛声暗送，似乎专意传送给在外做客的人听，表现出一种难于为怀的心绪，要读得深沉，语速要相对慢一些；颈联、尾联写了听到一支饱含离愁别绪的曲子，勾起了思乡之情，“闻”“起”二字要重读，要把哀怨的愁绪读出来，“折柳”“故园情”节奏要缓慢，以加重悲苦情绪。这样，学生在诵读中就能感受到了诗中沉重离别之情的感情基调。通过这样的诵读训练，学生将会体味到古典诗词中的意蕴美，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
2.个性化的诵读，感受古典诗词的语言美
古典诗歌鉴赏中激发学生的兴趣是前提，而朗读则是体现诗歌内蕴的瑰宝。诗歌是强烈情感的录音，是富有音乐美的文学样式，它具有美的旋律，和谐的节奏。朗读正是理解诗歌的前奏。只有通过朗读才能将诗歌最原始的魅力展现出来。学生才能与作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
个性化的朗读能有效地将自我的感情，融入诗歌里。或许你被某一点所触发，或许他被某一点所感动。只有自己真情的演绎，才能更好的诠释作品，才能更好地将学生带入到作者的作品中。例如我在教授陶渊明《饮酒》时，第一次设计的教案时并没有把读作为重点，而是对作者的背景介绍和整首的诗歌意境、内涵的把握。让学生通过品味本文朴素的语言来理解作者归隐的悠然自得之情。一节课下来，课堂气氛沉闷，我发现同学们整节课都是在关注到一个个问题，而缺少了学习诗歌的意境和氛围。接下来，我开始调整教案，重新备课。这一次我重点在营造一种气氛，通过这种无形的东西将学生的融入进来。于是，我选择了一首适合的古典音乐作为背景，加入我的个性化朗读，学生深深的吸引进来。看到这种情景，我并没有急于讲课，而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放声朗读。可爱的孩子们沉浸在自己构建的图画中，想象着诗歌里蕴含的内容。他们在课堂上畅所欲言，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与我们分享。学生在想象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使他们通过自己的想象，融入了诗歌的意境之中，感受到文中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归隐田园后生活悠闲自得之情。因而，学生也就产生了强烈的阅读兴趣，希望进一步学习了解诗歌更深的内容。这时，教师再作朗读方法指导，引导学生讨论出这首诗歌朗读时语调应清新朴素，寄情深长，以读出这首诗歌的意境，通过这两个步骤的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融入到课堂的笔练和口诵之中。学生通过这些富于变化的诵读，再加上听教师声情并茂的范读和多媒体课件中的名家朗诵，初步从整体上感受到了诗中的语言美、形象美和意境美，获得了一种审美体验。
二、在创作中感受古典诗词的美
在古典诗词的教学中，我们除了教会学生如何鉴赏和感受古典诗词之美之外，还可以让学生学会灵活运用，那就引导学生进行简单的古典诗词创作。这种创作首先从模仿开始。
（1）仿写，学写古典诗词要从仿写开始。如“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要先分析结构，分析用词，分析意境，分析情感，然后才开始仿写。开始仿写，要从简单的五言绝句和耳熟能详的名句开始，然后逐步加大难度。万事开头难。在学生眼里，仿写古典诗词对于他们而言面临极大的挑战，只要我们一字一句的教他们，慢慢的他们便会爱上学写古典诗词的。
（2）创作，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引导创作古典诗词时，老师先让学生学习一些基本的基础知识，让他们掌握相关的技巧。尽管很多学生创作出来的古典诗词五花八门，但我都给予肯定。我常常举这么一个例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而却仿写了一首与之同样有深远意蕴的诗句“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学生，我们可以仿古写新意。在学生开始创作时，我最初注重的是写一些对偶句，由写对偶句慢慢拓展到写绝句等。在创作的最初阶段，有不少学生写了很多打油诗，尽管他们创作的这些诗歌离古典诗歌的标准有很大距离，但对他们这种创作热情，还是要给予充分肯定，有些打油诗写得还是蛮有味道的。
总之，在初中语文古典诗歌的教学中，通过将流行的元素融入到经典之中，将个性化诵读的指导贯穿于整个诗歌教学之中。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起对古诗词浓厚的学习兴趣，陶冶了学生性情，开启了学生们的心灵，提高了他们审美、创美的能力，从而提高了学生的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苏格拉底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其实，故事就是点燃智慧的火焰，它能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故事教学法”就是教师在课堂上根据所讲授的内容，穿插些相关的简明、短小故事，以说明所讲内容，或者干脆就用故事内容代替讲课内容，吸引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听课兴趣，启发学生思考，进而从故事中领悟其中蕴含的道理，掌握其中的知识技术的一种深入浅出、化繁为简、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
二、“故事教学法”的应用
在课堂中讲故事对故事的本身有严格的要求，稍有不慎就会弄巧成拙、事倍功半。接下来本文将对“故事教学法”的应用前提、对象范围和具体实践等相关性问题分别予以阐述。
（一）“故事教学法”的应用前提
此前已经有阐述，“故事教学法”首先要是合适的故事，要具有严密的知识相关性。类似很多文章中提及的“情境教学法”“类比教学法”等，在合适的故事前提下才是精彩、生动的故事，而学生的作业也将会变成相关联的其他故事，大大提高了知识的灵活性，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本文所涉及的对象范围
由于中职电子技术课程由半导体二极管导入开始，后面重在讲述三极管知识。其他章节例如集成运放、功放、稳压电源、数字电路等无不由二极管、三极管构成。所以，故事的对象要聚焦在二极管、三极管这一主角上来，再围绕二极管、三极管讲讲具体“故事教学法”的运用。
（三）“故事教学法”的践行
由于明确了电子技术课程中二极管、三极管的主体地位，接下来就将分别围绕二极管、三极管落实“故事教学法”。
1.二极管“故事教学法”。电子技术课程开始篇章就涉及半导体的概念，由此衍生典型器件是半导体二极管。而二极管的典型应用特性为单向导电性（正向导通、反向截止）。与该知识相对应的故事可采用学生们都熟悉的伊索寓言故事———《蝙蝠———鸟和野兽》进行改编。“鸟向野兽宣战，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当鸟类快要战胜野兽的时候，蝙蝠挥着翅膀对鸟类说：‘你看我长着翅膀，我和你们是同类。’而当野兽快要战胜鸟类的时候，蝙蝠又露出牙齿对野兽说：‘你看我长着牙齿，我和你们是同类。’”这个故事和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有很强的相关性。在课堂上，相关的角色扮演与填空也可以随即展开，如A方为鸟类，则K方为野兽。当VA＞VK时，则鸟类要赢得野兽；反之野兽赢得鸟类。另外，PN结由蝙蝠扮演，书本中还有死区电压存在区间则对应着双方僵持不下阶段，而正向大电流烧毁二极管则对应着A方压倒性战胜K方，反向击穿是K方压倒性战胜A方。如此一般学生的思维将被打开，太极原理、此消彼长等故事将层出不穷，课堂趣味性大大提高。当学生深入理解二极管的应用特性后，随之而来的二极管的应用章节“半波整理、全波整流、稳压电源”都迎刃而解。抓住了学习的钥匙，问题由难变易，事半功倍。
2.三极管“故事教学法”。接下来谈谈三极管的“故事教学法”运用。在此也可称之为事例类比，角色扮演与替换。由于三极管是中职电子技术课程的核心器件，掌握三极管特性与应用也就掌握了中职电子技术的半壁江山。中职电子技术三极管部分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环节：
（1）三极管的确切说法是电流控制器件。其存在三种工作状态：饱和、截止、放大。在此，我们可以通过水流类比电流，水龙头类比三极管来进行类比教学。水龙头也存在三种工作状态：当阀门拧紧则为截止；当阀门放开旋转至最大继续则为滑丝状态，滑丝状态则为饱和，多滑丝一圈还是两圈最大水流不变；中间的可调状态则为放大。整个过程形象具体，角色扮演性强，可类比性广。针对具体课堂，学生不但可以参与故事，而且以故事为剧本延伸为话剧与小品等，拓宽其参与度，增强其趣味性。
（2）三极管另一工作状态为动态特性即书本所阐述的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在此则可以用船在水中行驶，过桥的瞬时画面进行类比。（故事来源———温州大桥遭游轮撞击续：船高超申报通航高度）。书本阐述为静态工作点设置不合适时的饱和失真、截止失真。分别对应水位不合适时的撞到桅杆和搁浅。
（3）对于三极管构成的串联型稳压电源典型应用电路。书本对四个组成部分分别进行了说明。依据备课惯例处理，作原理可概括为：从输出端取样与基准部分比较放大后，反馈到调整部分进行电压调整，从而实现串联稳压。学生学习该内容较困难，可以采用高速公路行驶的汽车进行类比。（故事来源———高速超速不行；牛车上高速也不行）以高速公路限速为例，以小汽车上限100千米/小时为基准部分。输出端电压U0由当下的行驶速度扮演，若当下行驶速度为120千米/小时，比较放大部分则对应120减100大于零，结果为超速了。接着要把这个结果反馈至调整部分，调整部分由刹车系统来扮演，轻踩刹车实现降速完成调整环节。这样学习电路变成了学习交通规则，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综上所述，三极管的基本特性与应用基本包含与覆盖。采用“故事教学法”形象生动，能大大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从而深入理解其应用特性。学生能熟练掌握三极管应用，由三极管派生的“功率放大电路”“数字电路”等内容也将迎刃而解。正所谓以“故事教学法”为抓手，以点带线，以线盖面，这样的学习方法将大大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三、结语
关键词：古典文献学 精神实质 现代作用 探索
古典文献学时文献学的一个分支，文献学按照内容不同被人们分为文学文献、史学文献等。古典文献学主要是从时间上来分的，即指代1919年之前的文献研究，是一门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古典文献学是对我国古代文化上千年结晶的研究，其精神实质自然很丰富，对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要充分发挥古典文献学的现代作用，我们首先应该对古典文献学的精神实质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古典文献学的精神实质
“文献”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论语・八佾》中曾有“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东汉时期的郑玄对该处“文献”的注释为“贤”。到朱熹时期，他在自己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也曾对“文献”进行过注解，朱熹认为，“文“主要指历代典籍，“献”指贤。由此也可以看出，“文献”在最早时期的含义中，“文”指各种历史典籍和文字资料等，“献”指古代贤德之人的才识，这一时期的文献不仅包含有形的典籍材料，而且包括了人所具有的无形智慧。而社会发展到现在，文献基本都指导有形的典籍资料。虽然古时的中国并没有文献学这个名词，但这门学科却一直存在。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最初几乎都是依靠“经典文化”这一形式，展现在社会与个人的面前，它们所提供给后人的除了各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之外，还包括思想理论及知识系统。从历史的发展态势来看，很多民族经典的文化大多数都存在于民族古典的文献中。以《十三经》为例来说，《十三经》是我国儒家的经典代表之作，它虽产生的年代久远，但却影响了之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意识。《十三经》不仅是我国目前存在的很多古籍的始祖，同时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发展和演变的源头所在，《十三经》涉及范围之广，不夸张地说几乎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涵盖。正是因为它影响广泛，所以才能在时代的变换中一直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历史上，很多读书人会站在自身时代的需要上，对古典文献进行解读，从中找到对当时时展有重要作用的动力。
纵观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发展，向来都有对古典文献尊重和解读的传统，古典文献学的存在也就有了其自身的价值。古典文献学研究，不管是汉代时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还是宋代出现的疑经思潮，亦或清代的汉宋学争论，都不只是对古书语言文字考定问题的单纯研究。其深层的精神实质，可以说是汉语言文学勃兴的结果，是一种语言文化的问题和研究。作为传统的意识层面，古典文献学无论是对政治、经济，还是宗教和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当代社会和文化具有值得深思的深厚的思想意义。
二、古典文献学的现代作用
1.对现代学术信念具有强化作用
纵观古今中外，在文学创作领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不会受到前辈文学名家文学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好比弗洛伊德所说的，是一种“熟悉的”、“在脑子中早就已经存在的东西”。当然，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先代文献的宏大影响也会使后人在创作中意识上产生一定的束缚和焦虑，致使很多创作出现相同的审美特性或相似性，对新的经典的创作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然，天才是被排除在外的，这类人即使身处绝境，同样能够逢生。但大部分人只是普通人，所以对这些问题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是对各种出土文献、域外文献，包括现代社会电子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清晰的分类和一目了然的研究结果，能够强化现代社会的学术信念，使现代的人才们能够更好地避免出现过多的学术重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2.对推动学术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从“以史明鉴”的角度来说，汉魏经今古文的兴衰，就已经表明文字载体的变化，会给学术的转型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的经验同时还明确告诉了我们，一种文化，不论沿袭的多久，如果没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在文字载体上没有任何的变化，想要仅仅依靠自己进行转型，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国历史上所有的学术文化转型，都伴随着物质载体的推动力。春秋时的金文时刻取代甲骨文，竹简帛书渐渐取代金文时刻，之后纸张的参与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种学术的转型。在现代社会，纸质文献走向电子文献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转型。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及本质，无疑会推动现代社会的这种学术转型。
3.能够对学术体系进行构建
从当今的发展来看，我国传统的文化造就已经成为了人类所共享的财富，而不仅仅局限于我国内部。随着国际学术交往的频繁和加深，怎样在对国外新潮理念进行吸收的同时，对自己的学术体系加以构建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古典文献学作为建立在文献基础的研究，就是我国学术体系的骨肉和血液，有血有肉的学术体系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深厚精神实质与基础，是构建学术体系的重要支持。
我国目前正处在文化的大变革和大发展之中，学术领域很多新的问题摆在了面前需要我们去解决。只有站在古典文献的基础上，对古典文献学的精神实质进行不断地探索，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现代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创造出一个人人能参与其中的文明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古典文献学的现代作用，也是其学科本身发展的动力和主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18-20.
[2]周少川，刘玉才.古典文献学的定义、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现[J].文献季刊，2010，8（24）：151-152.
[3]杜泽逊，陈树，赵淑梅.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内容及研究方法[J].文史博览（ 理论），2010，5（10）：93-95.
关键词：古典诗词；知人论世；品味意象；推敲炼字；展开想象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8-0251-02
一、古典诗词鉴赏的重要性
从《诗经》的微言大义到魏晋风骨的慷慨悲凉，从唐诗的大放异彩到宋词的璀璨夺目，古典诗词承载了作者寥廓的精神世界，抒写了永恒的人生主题，是中国人性情气质、思维方式、人生智慧的诗意表达。
高职学生在小学阶段、初中阶段已经接受过古典诗词的熏陶，但是仅限于熟练背诵和了解大意，并不能做到较深入的鉴赏分析，因此古典诗词的教学亟待寻求更为务实有效的鉴赏方法，帮助学生更深入、更透彻地理解古典文化的精髓。结合语文教学实践，本文拟论述四种较为有效的鉴赏方法。
二、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指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万章篇》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李白生活在盛唐，性格豪放，足迹遍及名川大山，其作品飘逸自然、豪迈奔放，正是时代与品性的折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想象，与其豪迈的性格交相呼应，描绘了一幅气势恢宏、壮丽无比的画面。
杜甫生活的历史背景是唐朝由盛而衰，个人经历了为官遭贬、仕途不顺、生活漂泊、居无定所等困境，因此在他的诗中，没有了李白诗中的浪漫主义、豪情壮志，而悲天悯人的情怀更加浓烈。《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安史之乱之后，国家破亡，杜甫被叛军所俘，身陷逆境，此诗表达了强烈的忧国思家情绪。其中“花溅泪”、“鸟惊心”运用拟人的手法将国破家亡的悲情推向极致。《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写于杜甫五十六岁时，老病缠身，生活困苦，寄居异乡，他独自登上高台，看着萧瑟的秋景，想到自己飘零的处境，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被誉为“七律之冠”的诗作。李白、杜甫生活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性情迥异，因此折射到诗作中的内容、风格也相差甚远。
因此，鉴赏诗词，首先要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品格、所处时代，才能读出作品的深层含义。教学中，学习一首诗词之前，在预习环节，需要布置学生利用图书馆或者网络查阅作者的生平经历、时代背景，思考作者的经历是否投射到作品之中，是否影响了作品主题的表达。
三、推敲炼字
古代诗人、词人非常注重炼字，会根据内容和意境的需要，精心挑选最贴切、最富有表现力的字词来表情达意。常常出现“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的境界。
如宋代张先的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的“弄”字就非常有表现力。云飞月出，月光普照，微风过处，花影摇曳，婀娜多姿。“弄”字将云破、月出、风过、影动等动作联系在一起，使天地间的花月焕发了活力。花儿顾影自怜，景物具有了人格化的魅力。在一天将尽之时，诗人暂忘了一天的愁闷而体会了宁静的意味。
《沁园春・长沙》是一首用古典诗词形式书写现代精神的词作。“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击”和“翔”用得非常巧妙。“击”本义是敲击、敲打，用在这里突出了老鹰在天空展翅翱翔的矫健有力。“翔”本指鸟盘旋的状态，在本词中突出了鱼在水中游得轻快自在。如果将这两个字换成“飞”、“游”，表现力就极大地削弱了。结合写作背景，进一步分析，这两句词象征了青年革命家争取自由的革命理想。
所以，通过推敲作者使用的动词、形容词、量词等，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所思所感。一字之妙，境界全出。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重点分析关键词语，引导学生感受这些关键词语的表现力，感受它们创作的作品的魅力和张力。
四、品味意象
意象指融入诗人思想感情的客观物象。诗词中的一景一物，已不仅是本义，也有作者的思想情感，所以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是作者常用的表现手法。因此，鉴赏诗词时要格外关注作者选取的意象，通过意象揣摩作者的心绪。
月亮这一意象常用来表达离别思乡之情，如“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李煜《虞美人》）。“望月思国”，用月亮这一意象，表达了亡国之君的伤痛之情。“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书写了中秋望月怀人的心情。“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声声慢》）。其中“梧桐”这一意象浸润了作者的愁绪，是凄凉悲伤的象征。在秋霜中傲然盛开，所以诗人常常赋予它坚强的品格、清高的气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这一意象饱含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与世同流合污的品质。
相同的意象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作者不同、心绪不同，所以对意象的观照也就不同，同一种意象可以传递出不同的感彩。如《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描写的是离别的伤感。“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贺知章《咏柳》），表达了诗人对早春景物的赞美。同是“柳”这一意象，却传递出不同的心声。
意象可以分为自然意象、人或事意象。自然意象如月、水、风、霜、梅、兰、竹、菊等。人或事意象如舟、湖、镜、灯、登楼、吹笛、饮酒、登楼等。在教学中，教师要把常见的意象介绍给学生，并结合古典诗句，让学生体会作者对事物的移情，体会意象蕴含的情感及作者对万物的观照，体会意象所形成的深远意境。
五、展开想象
别林斯基说：“在诗中，想象是主要的活动力量，创作过程只有经过想象才能够得到完成。”书画中有留白这一技法，诗词也是一种留白的艺术，作品的完成离不开作者的艺术想象，同时作者给读者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读者在鉴赏诗词时可以通过读、想、补、调、猜等方法，把诗词所描绘的整体画面呈现出来，获取审美体验。
诗词由于篇幅的限制，它不像散文、小说、戏剧，可以洋洋洒洒千言描绘一个场景，它必须高度凝练，用词极为讲究，广阔的空间留给读者去创造。“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描绘了一幅清幽寒冷的画面：千山寂静，万径无迹，江中孤舟，老翁独钓，漫山遍野，白雪皑皑。读者只有经过想象，经过再创作，才能感受到这种万籁俱静、苍茫悠远的意境和波澜不惊、苍凉孤寂的力量。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雨霖铃》），描写的是恋人离别的场面，没有嚎啕大哭，有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表面写分别的场面，通过想象、读者的加工，可以想到两人此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由此不禁联想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诗，但是两句形成鲜明的反差，更增添了离愁别绪。
每一部作品，都需要读者的再加工，通过想象形成艺术形象。“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诗词的意境形成与艺术形象是密不可分的。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进行大胆的想象，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用画笔描绘出来，也可以用歌声呈现出来，在想象的过程中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了作品，更真切地获得了审美体验。在《沁园春・长沙》的鉴赏中，教师可以让学生用画笔描绘想象后形成的艺术形象。中流砥柱的独立寒秋图、绚丽多彩的湘江秋景图、意气风发的峥嵘岁月图、勇搏风浪的中流击水图，在学生的笔下栩栩如生，气象万千。通过绘画这一再创造过程，学生对青年的革命豪情有了更直观、更真切的体会。
六、结语
古典诗词的四种鉴赏方法在教学中应根据实际灵活运用，在教学中仍需不断探索其他有效的鉴赏方法，帮助学生从不同角度走进诗词、品味诗词、热爱诗词，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璀璨的中华文明，承担社会责任，不负未来使命。
参考文献：
[1]鲁原.文学批评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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